| 明清史 |
龚自珍新疆建省计划析论
梁绍杰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1998年02期
【原文出处】《史学集刊》(长春)1997年04期第26～35页
【作者简介】（香港）梁绍杰 香港大学中文系
1.龚自珍关注边政的由来
绥靖西北和在新疆设省，是清代边政史中最值得关注的大事之一。〔1〕龚自珍向有经世抱负，对边疆史地， 尤其是干戈叠起的西北边疆的情况，一直十分留意，而且洞悉先机，在新疆正式置省前六十多年，已经提出周密的新疆建省计划。可见他不是一个只懂空谈的思想家，而是一个符合他所说的“能入”，“能出”的经世学者。〔2〕
龚自珍对西北边政的关注，由来有自。由于受到家学的影响，自珍对汉史宿有研究。〔3〕汉朝开拓边疆和张骞、 班超使西的丰功伟绩，自然会不断激荡他内心的“剑气”，〔4〕引导他注目西北。 他在《汉朝儒生行》七古中说：
汉朝西海如郡县，葡萄天马年年见。
匈奴左臂乌孙王，七译来同稿街宴。〔5〕又在《漫感》中说：
绝域从军计惘然，东南幽恨满词笺。〔6〕都多少流露了他内心的这种感情。“绝域从军”，既然请缨无门，自珍只好寄情于边疆史地研究。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自珍的曾伯祖父龚鉴（1694—1739）在雍正年间曾主张在西北兴屯，杭世骏（1693—1773）在《龚鉴传》中引录了他的建议：
方今百务奋庸，通达国体之士，罔不畅怀厥来，而独东南之飞挽未舒，西北之土田未辟。然则大利之兴，合在今日。〔7〕
自珍视屯田为在新疆建省重要的一环，与先人的构想，可谓前后一致。
有学者认为自珍边疆史地的关注，主要受到庄存与（1719—1788）、刘逢禄（1776—1829）等常州今文学家的影响，甚至有学者说自珍的新疆建省计划也染上《公羊》“三世”说的色彩，〔8 〕这种看法存在两个问题：其一是对自珍先世的情况了解不足，忽略了家学对自珍的影响，因而在推寻自珍的进步思想时，陷入了泛“公羊学”的模糊认识中。〔9 〕其二是自珍之前清代今文学家最关心的是维持满清的皇权和“大一统”，〔10〕而不是具体的民生国故。要到龚自珍和魏源出来，才利用今文经学鼓吹经世。因此说自珍的边疆史地学源于庄、刘，未免倒果为因；说自珍依“三世”说构思新疆建省计划，更牵强附会。
自珍关注边政，除了有家学的影响，也和时局有密切关系。嘉庆二十五年（1820）秋，大和卓木（汉译博罗尼都或布拉呢敦〔？－759 〕）后人张格尔（1790—1828）借浩罕兵入侵南路回疆，〔11〕由于管治新疆的将军、大臣等官员平日渔肉回民，〔12〕故不少回民从变，乾隆化了大气力绥靖的新疆再起烽烟。当时自珍刚出任内阁中书，〔13〕正值壮年有为，马上写成《西域置行省议》，表达他对谋新疆求长治久安的见解。次年，他又上书刚出任吐鲁番领队大臣的乡试房师宝兴，论抚驭回民事宜，并附呈《西域置行省议》。〔14〕道光六年（1826）秋，张格尔再入侵南路，“喀城回子，全行变乱”，〔15〕形势十分危急，自珍不禁“对月思西秦”，〔16〕担忧新疆的变乱会牵动大局。道光八年（1828），张格尔被擒伏诛。〔17〕次年，自珍会试中式，朝考题目为《安边绥远疏》，他便乘此机会，发表他一向主张的“以边安边”的屯田见解。〔18〕
从上面简单的叙述，可见由嘉庆二十五年至道光九年这十年间，自珍一直留意西北边境的情况。因缘凑巧，在这段时期，精于西北史地的徐松（1781—1848）、沈垚（1798—1840）、 魏源（1794 —1856）等均汇聚京师，自珍与他们都有过从，互相砥砺。同时，朝廷在道光元年重修《大清一统志》，刊行《钦定新疆识略》，也刺激了史地研究的风气。时局的刺激和种种有利条件的襄助下，终于哺育了自珍宏大的新疆建省蓝图。
2.反对弃疆之说
由于张格尔侵扰南路，道光前期，新疆连年动荡不安，劳师靡饷，于是有人提出“西域绝远，得之不为益，弃之不为损”，“竭内地以事外夷，散有用以资无用”等理由，主张放弃新疆。〔19〕张格尔败走，朝廷筹议善后的时候，负责平变的伊犁将军长龄（1758—1838）竟然也主张释放大和卓木的儿子阿布都里（？—1832？），令其统辖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等西四城，美其名为“服内夷，制外患”，〔20〕其实等如弃守，随征的钦差大臣武隆阿（？—1831），亦附着著说：
善后之策，留兵少则不敷战守，留兵多则难继度支。……臣以为，西四城各塞环逼外夷，处处受敌，地不足守，人不足臣，非如东四城为中路必不可少之保障；与其糜有用兵饷于无用之地，不若归并东四城，不须四城兵费之半，即巩若金瓯，似无需更守西四城漏卮。〔21〕西四城，尤其是喀什噶尔，是回疆西大门，说“无需更守西四城”，而东四城“巩若金瓯”，实在荒谬。
龚自珍认为即使疆悬远难守，也不宜放弃，他说：
然而用帑数千万，不可谓费；然而积两朝西顾之焦劳，军书百尺，不可谓劳；八旗子弟，绿旗疏贱，感遇而捐躯，不可谓折。然而微夫天章圣训之示不得已，浅见愚儒，下里鄙生，几几以耗中事边，疑上之智；翦人之国，灭人之嗣，赤地千里，疑上之仁。否否。有天下之道，则贵乎因之而已矣。假如鄙儒言，劳者不可复息，费者不可复史收，灭者不可复续，绝者不可复苏，则亦莫如以因之以为功，况乎断非如鄙儒言。因功而加续之，所凭者益厚，所籍者益大，所加者益密。〔22〕自珍反对“弃地，或退保九边”，甚至对“羁縻”、“控制”等“安边之略”也不满意。他主张因乾隆之功，进一步“疆其土，子其民”。〔23〕他相信只要在新疆建立完整的管政体系，开垦屯田，改善吏治，绥辑得宜，过去、目前的劳费在将来肯定会换回无穷的利益。关于这点，他的看法跟当时的魏源、沈垚和后来的左宗棠是一致的。 〔24〕
3.鼓吹移民垦屯
乾隆平定准、回后，除令原先驻防的满洲、绿营官兵开垦屯田，更陆续由内地增调屯田兵，同时徙民到哈密、乌鲁木齐、伊犁等处；嘉庆间松筠在伊犁将军任内，也令驻防旗兵引水辟田。但规模都不大，而且意在嘉惠八旗兵，〔25〕对于舒缓内地对新疆的供给没有多大帮助。自珍提出的移民开发新疆计划，规模宏大得多。他拟订了一个七年移民计划，建议委任大臣负责有关边政，先期在新疆移垦区开辟道路，兴修水利。移徙对象分为强迫性和鼓励性两类。鼓励移徙的对象为：
一、京师游食非土著之民；
二、直隶、山东、河南、陕西、甘肃之民；
三、山西愿徙之土著；
四、江南省凤、颖、淮、徐之民，及山西大同、朔平性情强武、敢于行路之民。
强迫移徙的对象为：
一、江西、福建种芋草之奸民；
二、各省生齿日繁之旗人，大省、小省各按配额遣行若干丁。 〔26〕
凡移徙丁、户，官给盘费，旗人加厚；经安插后，再给蒙古帐房一间及牛、犁、种籽。〔27〕至于垦地分配，自珍在嘉庆二十五年写《西域置行省议》时，主张大户、中户、下户各有定额，“不得自占”。〔28〕但在道光九年撰写的《御试安边绥远疏》中，他却主张“许上农自占地，以万人耕者授万夫长，以千人耕者授千夫长，回人之贫者役之为佃。”〔29〕我们不能根据这种表面上的矛盾说自珍立论疏漏，，或前后不符。他在嘉庆二十一年写《平均篇》时，认为“浮不足之数相去愈远，则亡愈速，去稍近，治亦稍速”，〔30〕因而主张限田。到了道光三年他写作《农宗》的时候，又反对限田，主张有其力者有其地。〔31〕把《西域置行省议》、《御试安边绥远疏》和《平均篇》、《农宗》两组文字互相参照，可以发现自珍在道光以前，基本上主张限田，但取晚从道光三年起，他开始否定前说，反对限田。前后立说虽异，自珍本人也明白，但他特别申明要两说并存，这是因为他的“均田”主张意在解决一般农民的生计，而反对限田主张则另寓有以宗权抑制君权的政治目的。〔32〕即以移民实边一事来说，自珍在《御试安边绥远疏》中主张上农多占地，役贫穷回人为佃，其意在“夺伯克之权”，“转其信服伯克之心”，〔33〕是一种加强对新疆管治的策略。
自珍提出移民开垦计划，高瞻远瞩，兼具政治和经济作用。从政治角度来看，移民可以增加中国在新疆的基层力量，为建省建立基础。从经济角度来看，效益更为显著，不单可以释除内地供给新疆的压力，还可以舒缓内地人口急剧膨胀的压力，〔34〕及解决“生齿日繁”而不事生产的旗丁〔35〕和“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不肯治一寸之丝、一粒之饭以益人”的浮民问题。〔36〕
4.所拟新疆政区组织特点
乾隆平定准、回后，只在乌鲁木齐、巴里坤、吐鲁番等处设置州、县，在行政上受甘肃节制。其余天山南北各地，则实行军事管治，设总统伊犁将军，驻伊犁，负责新疆南北路军政事务，其下设参赞大臣赞理军务，设办事、领队大臣分驻各城。民政细务的管理，仍沿旧制，南路回部由各级伯克负责，北路由札萨克负责。〔37〕这个安排，至少造成两个难题：一、要维持庞大的驻军，加重了内地，尤其是甘肃省的负担；二、以军统政，吏治难以兴办，吏治腐败，容易引起变乱。〔38〕这样新辟的疆土不但无利，反而有害。有鉴于此，自嘉、道以还，不少有识之士如龚自珍、魏源、左宗棠、刘锦棠等都建议在新疆设省。光绪十年（1884），朝廷终于正式宣布成立新疆省。命刘锦棠（1812—1885）为首任巡抚，魏光焘（1844—1894）为首任布政使。新疆设省初期，地方行政建置还未完备，要到光绪末年，才有一定的规模。〔39〕
追本溯源，龚自珍不单是清朝第一个建议在新疆建省的人，也是第一个提出具体新疆省行政建置方案的人。把龚自珍提出的方案（附表一）〔40〕跟乾隆年间管治新疆的行政规划（附表二），〔41〕光绪年间左宗棠、刘锦棠等设省计划（附表三、四），〔42〕和宣统《新疆图志》所载光绪时期最后议定的新疆政区情况（附表五）〔43〕作一比较（附表六）〔44〕。便可以发现自珍所提出的方案谋划甚精，具有如下几项特点：
一、龚自珍议建的基层政区有五十县三州，比左宗棠、刘锦棠所议设和光绪建省后所实设的州、县、直隶厅总数都要多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这可能因为经过道光和同治、光绪回乱后，户口丧失不少，故光绪时期无须多置州、县，也可能因为自珍的建省计划以大量移民为前提，故拟设州、县数目较多。
二、自珍十分重视新疆的战略地位，他建议把临近北边俄罗斯境的塔州（塔尔巴噶台）和临近西边浩罕、布鲁特的吐蕃（乌什）、砖房（喀什噶尔）建为宜隶州，塔州、吐蕃两直州更有总兵官驻守。西北的伊犁，是自珍心目中的军政要地，他建议将该处划分为东、西两府，合设八县，伊东府为总督驻所。这比左宗棠、刘锦棠的规划更加积极。自珍也没有忽略西南叶尔羌、和阗一带的防务，他建议在那里特别设立总统西边办事大臣，领满洲、索伦、锡伯、绿营兵2240名，掌西边布鲁特、哈萨克、爱乌罕等国朝贡事务，地位仅次于总督。〔45〕有学者把自珍拟设的总统西边办事大臣视为理藩院一类机构，〔46〕其实自珍重视西边办事大臣的镇边作用，多过其外交作用。我们把自珍在北起塔州，南至羌州没边一带的规划作整体战略性考虑，便会明白他在规划新疆政区的时候，对该处存在的军事危机丝毫没有松懈。
三、自珍十分明白乾隆利用札萨克和伯克制来笼络新疆蒙、回各族的苦心，在他的规划中，虽然以知县、知州夺取了札萨克和伯克大部分的权力，但仍然建议赏给哈密、辟展两郡王协办府事官名号，排班在道、府之下，同知之上；又主张在各回城伯克中，遴选一人为协办县事，排班在知县之下，县丞之上。〔47〕此外，对于乾隆年间来归后散处库尔喀喇乌苏、塔尔巴克台一带的土尔扈特游牧部落，自珍认为应与该处民户、旗户有区别，建议“各建一大城居其酋，听出城外旧有水草处数区，仍令安牧”。〔48〕从这些细微地方的安排，可见自珍考虑周密，非一般侃侃而谈者可比。
四、左宗棠和刘锦棠的新疆建省计划意在安内，藉保蒙古、陕、西以卫京师，〔49〕故以镇迪道为省治重心，强调与甘肃连成一气。刘锦棠甚至反对“将新疆另为一省”，建议将“哈密、镇迪道等处暨议设南路各厅、州、县，并归甘肃为一省”，由甘肃省分出关外巡抚、布政使各一，驻乌鲁木齐，管辖哈密以西南北两路。〔50〕自珍的建省计划，则意在进一步拓边，“通西海”，〔51〕故建议统掌准、回军政事务的总督驻札伊东府，在羌、和两州设置与提督、巡抚地位相等的总统西边办事大臣。我提出这点，只想揭示自珍建省计划背后的宏大抱负，绝对没有贬低左、刘的意思。事实上，左、刘所议，更切合光绪年间的情势。
五、乾隆制订的统治新疆政策，强调回、汉隔离，对汉人到新疆经商多所限制，更防止汉人到南路屯田，以防止汉人在边远难制的地区滋长势力。〔52〕自珍大概察觉南疆水源充足，土地肥沃，适宜“农宗”发展。故提出“开垦则责成南路，训练则责成北路”的纲领，并作了和朝廷私隐针锋相对的建议：
撒屯田为私田，又许上农自占地，以万人耕者授万夫长，以千人耕者授千夫长，回人之贫者役之为佃。富人之役佃也，权侔于官吏，回人怙恃此农夫矣；且可以夺伯克之权，而转其信服伯克之心。〔53〕魏源亦主张容许内地商民挈家到南路垦种，以达到“外足以控制回户，内足以分中国生齿之蕃”的目的。〔54〕自珍的见解，表面上跟魏源相去不远，但他所说的“以万夫耕者授万夫长”，富农“权侔于命官”，则非魏源所能言，所敢言。
附表一：龚自珍拟设的新疆省政区表
（1）（2）原文说：“现在章程已善，毋庸改议。”则迪化拟设县三，镇西拟设县县二。（参附表二）
（3）原文说：“沙州府设州一县四。”但文中列举的均为县， 推测其中一县按原规划当为州。
附表二：乾隆平定准、回后的军事管治机关和州县设置
附表三：左宗棠所建议的新疆省政区规划
附表四：刘锦棠、魏光焘在光绪八年（ 1882 ）至光绪十四年（1886）间规划的新疆政区
附表五：《新疆图志》所载宣统三年（1911）新疆政区
附表六：龚自珍所拟新疆省政区与乾隆至宣统间新疆政区规划比较表（县级略）
注释：
〔1〕有关清朝乾隆至光绪年间绥靖新疆和统治该区的概况， 可以参考下列论著： 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页246—256、264—280、302—315、318—342、352—355；萧一山：《清代通史》（台北：商务印书馆，1980年修订本五版）卷中第二章，页87—106，第三章，页155—162，第十九章，页892—902， 卷下第十七章，页967—1017；沈传经《论新疆建省》， 载《新疆历史论文续集》（乌鲁木齐：人民出版社），页393—413；余太山主编：《西域通史》（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页429—485。
〔2〕龚自珍在《尊史》一文中提出“善入”、 “善出”两个概念，文载王佩铮编校：《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页80—81（以下徵引该书，简称《龚集》）。笔者认为自珍的“善入”、“善出”说是意图引领乾嘉考据学走回清初明遗民的经世正轨，参拙撰《龚自珍之生平与思想》（香港大学哲学硕士论文未刊稿，1990年），页117—119。
〔3〕自珍推崇班固，好读《汉书》。也初事著述， 即以“汉官”题。（见吴昌绶编《定庵先生年谱》“嘉庆十一年”条，载《龚集》，页594页）其后更有志撰《汉书补正》。 他的《已亥杂诗》其中一首说：“吾祖生平好盂坚，丹黄郑重万珠圆。不少窍比刘公是，请肆班香再十年。”该诗自注称：“为《汉书补注》，不成。读《汉书》，随笔得出百事。先祖匏伯公批校《汉书》，家藏凡六、七通，又有手抄本。”（《龚集》，页515）由此可见，他对《汉书》的兴趣， 实深受祖父龚敬身（1735—1800）的影响。
〔4〕自珍在所作的诗词中，一再以“剑”、“箫”对举， 如二十一岁作《湘月》说：“怨去吹萧，狂来说剑，样消魂味。”（《龚集》，页565）二十九岁作《又忏心一首》说：“来何汹涌须挥剑， 去尚缠绵可付萧。”（《龚集》，页445 ）三十二岁作《漫感》说：“绝域从军计惘然，东南忧恨满词笺。一萧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龚集》，页467 ）同年结集《小奢摩词》载《丑奴儿令》说：“沈思十五年中事，才也纵横，泪也纵横，双负萧心与剑名。”（《龚集》，页577）三十五岁作《秋心》说：“气寒西北何人剑，声满东南几处萧。”（《龚集》，页479）三十九岁作〈纪梦〉说：“按剑因谁怒？ 寻箫思不堪。”（《龚集》，页498 ）四十八岁作《己亥杂诗》说：“少年击剑更吹萧，剑气萧心一例消。”（《龚集》， 页518页）可见从青年到晚年，“剑”与“箫”一直是自珍思想和艺术的主要象征，代表了他心中汹涌澎湃和缠绵绯恻的两种情怀。综合近人的研究，“剑”象征他内心慷慨的雄心，“箫”象征他内心哀怨的忧思，参Shirleen S. Wong, Kung Tzu－chen, Ch.2 "The Flute and the Sword: FavoriteSymbols, Images, and Themes", Boston: Twayne's WorldPublishers, 1975 , pp. 38—40； 郭延礼注释：《龚自珍诗选》（济南：齐鲁书社，1981年），页63；刘逸生注释：《龚自珍诗选》（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页50；及王镇远：《剑气箫心——细说龚自珍的诗》（香港：中华书局，1990年），页1—6、200—204。
〔5〕《龚集》，页460—461。
〔6〕同上，页467。
〔7 〕杭世骏：《道古堂文集》（光绪十四年振绮堂补刊《道古堂全集》本），卷34《传》6，页4下。
〔8〕Judith Anne Whitbeck, The Historical Vision of KungTzu－chen (1792－1841), unpublished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80, pp. 144—148.
〔9〕参拙撰《龚自珍与清代常州公羊学的关系献疑》， 山东淄博市社会科学联合主办“《春秋》经传国际讨论会”（1996年8月31 日至9月4日）论文未刊稿。
〔10〕参杨向奎《清代的今文经学》， 载《清史论丛》第1 辑（1979年8月），页179—180、185—186， 《大一统与儒家思想》（吉林：中国友谊出版社，1989年），页153—156、164—168；汤志钧《龚自珍与经今文》，载《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4期，页241，《近代经学与政治》（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页78—84； Benjamin A. Elman, 'Scholarship and Politics: Chuang Ts'un－ yu and theRise of the Ch'ang－chou New Text School in Late ImperialChina' ,in Late Imperial China, Vol. 7,No.1(June, 1986),P.63－86.
〔11〕见《清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缩印本），册33《宣宗实录》 卷4 “嘉庆二十五年庚辰九月庚寅（七日）”所载谕 （页120）；另参萧一山前揭，页892—902，及曾吾前揭，页302—307。
〔12〕《清实录·宣宗实录》卷4 “嘉庆二十五年庚辰十一月庚辰（十二日）载谕（册33，页194）； 及魏源：《圣武记》（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点校本），卷4《道光重定回疆记》，页183。
〔13〕见吴昌绶《定庵先生年谱》（以下简称《吴谱》）“嘉庆二十五年”条，载《龚集》，页603。
〔14〕同上，页604。
〔15〕《清实录·宣宗实录》卷100 “道光六年丙戌七月癸巳（十日）”载谕（册33，页640）。
〔16〕龚自珍《自春徂秋杂诗十五首）之二，《龚集》，页485。
〔17〕见魏源《圣武记》卷4《道光重定回疆记》，页188—189。
〔18〕自珍疏载《龚集》，页112—114。
〔19〕见沈垚：《落帆楼文集》（《吴兴丛书》本），卷1《新疆私议》，页4上下。按：沈文撰于道光八年，明显针对长龄、武隆阿的弃守说。
〔20〕见《圣武记》，卷4，页188。
〔21〕同上注。
〔22〕〈西域置行省议〉，载《龚集》，页105。
〔23〕〈御试安边绥远疏〉，载《龚集》，页112。
〔24〕魏源对新疆的看法见其〈答人问西北边域书〉，载《皇朝经世文编》卷80《兵政十一·塞防上》，页1上—2上；沈垚的看法见上揭《新疆私议》，页7下—8上；至于左宗棠封开拓疆之利的分析，集中见于他在光绪三年六月十六日所上（遵旨统筹全局折），载《左文襄公全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64年缩影本），《奏稿》卷50，页75下—77下（总页2018—2019），另参董蔡时：《左宗棠评传》（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页84—93、221—229。
〔25〕有关屯田情况，参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新疆地方历史资料选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页288—293。
〔26〕〈西域置行省议〉，《龚集》，页106—107。
〔27〕同上，页107。
〔28〕同上。
〔29〕《龚集》，页113。
〔30〕《龚集》，页78。
〔31〕《龚集》，页49。
〔32〕关于自珍反对限田的动机分析，参拙撰〈龚自珍〈农宗〉篇发微〉，载《香港大学中文系集刊》，第4卷（1994年），页88—95。
〔33〕《龚集》，页113。
〔34〕关于清朝中叶人口激增的具体情况，参罗尔纲〈太平天国革命前的人口压迫问题〉，载《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8卷1期（1949年1月），页153—169；全汉升；王业键〈清代的人口变动〉， 原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2本（1961年7月）， 收入存萃学社编集：《清史论丛》第5集（香港：大东图书公司，1978年）， 页144—152。
〔35〕关于清代旗丁的增长和影响，参韩光辉〈清代京师八旗人丁的增长与地理迁移〉，载《历史地理》，第6辑（1988年9月）， 页201—203。
〔36〕〈西域置行省议〉，《龚集》，页106。
〔37〕这套管治新疆的制度，自乾隆起开始施行，一直至光绪新疆建省，都没有多大改变。关于这套制度的详细情况，可参考下列论著：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页264—280；王文萱〈清代边疆行政〉，载《政治季刊》，2卷4期（1939年7月），页52—53； 陈芳芝〈清代边制述略〉，载《燕京学报》，第34期（1948年6月），页151—156。 林恩显的研究进一步揭示清朝这套管治新疆的制度，以隔离汉、回为目的，见所著：《清朝在新疆的汉回隔离政策》（台北：商务印书馆，1988年），页25—105。
〔38〕乾隆至道光间多次回乱，都与当地吏治不修有关。魏源曾指出驻防的满洲兵“视换防为利薮，以瓜期为传会”： （《圣武记， 页182》）左宗棠更从行政的角度明白表示：“将军、都统与参赞、 办事大臣，协办与领队大臣，职分等夷，或皆出自禁闼，或久握兵符，民隐未能周知，吏事素少历练，一旦持节临边，各不相下，稽查督责，有所难行。地周二万里，治兵之官多，治民之官少，而望政教旁敷，远民被泽，不亦难哉！”（《左文襄公全集·奏稿》载光绪四年十月二十二日〈覆陈新疆情形折〉），卷53，页35上—26上[总页2135—2136页]）
〔39〕新疆建省情况，注1所揭沈传经论文叙述扼要，可以参看； 至于左宗棠、刘锦棠等促成新疆设省情形的概括记述，可参魏光焘：《戡定新疆记》（台北：商务印书馆），卷7《置省篇》，页1上—15上。
〔40〕该表编制，除根据龚自珍的〈西域置行省议〉，还主要参考了下列论著：徐松撰、松筠奏进：《钦定新疆识略》（道光元年武英殿刊本，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影印）、祈韻士：《西域释地》（道光十七年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影印）：张存武〈龚定庵的建设新疆计划〉，载《思与言，2卷1期（1964年5月）， 页26—29、另接页19；Marwyn S.Samuels, 'Kung Tzu—chen's New Siking',in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Vol.66（1976）,PP. 416—427。
〔41〕该表编制，参《钦定新疆识略》及注〔37〕所列论著。
〔42〕编制左宗棠所拟新疆政局表，参考他在光绪六年四月十八日所上〈覆陈新疆宜开设行省顷先简督抚臣以专责成折〉，载《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6，页35上—37上（总页2262—2263）。编制刘锦棠、魏光焘所拟新疆政局区表，参上揭魏光焘《戡定新疆记》及《刘襄勤公奏稿》（光绪二十四年刊本，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影印），卷3，卷9及卷12所载各折
〔43〕该表编制，参袁大化、王树楠等纂修：《（宣统）新疆图志》（宣统三年东方学会重校增补本，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影印），卷1《建置》一，页1上—4下（总页29—36）。
〔44〕该表参张存武上揭论文。
〔45〕〈西域置行省议〉，《龚集》，页111。
〔46〕见张存武上揭论文。
〔47〕〈西域置行省议〉，《龚集》，页110。
〔48〕龚自珍〈北路安插议〉，《龚集》，页112。
〔49〕见左宗棠光绪三年六月十六日〈遵旨统筹全局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0，页76上下（总页2018）。
〔50〕见刘锦棠光绪八年七月初三日〈新疆各道厅州县顷归甘肃为一省折〉，载《刘文襄公奏稿》，卷3，页50上—51下（总页409 —412）。
〔51〕〈西域置行省议〉，《龚集》，页105。
〔52〕参林恩显上揭论著。
〔53〕〈御试安边绥远疏〉，《龚集》，页113。
〔54〕《圣武记》卷4〈道光重定回疆记〉，页191。^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1998年02期
【原文出处】《史学集刊》(长春)1997年04期第26～35页
【作者简介】（香港）梁绍杰 香港大学中文系
| 【内容提要】 | 新疆建省，是清代边政史中最值得关注的大事之一。龚自珍向有经世抱负，对边疆史地，尤其是干戈叠起的西北边疆的情况，一直十分留意，而且洞悉先机，在新疆正式置省前六十多年，已经提出周密的建省计划。由此可见，龚自珍不是一个只懂空谈的思想家，而是一个符合他所说的“能入”、“能出”的经世学者。 |
绥靖西北和在新疆设省，是清代边政史中最值得关注的大事之一。〔1〕龚自珍向有经世抱负，对边疆史地， 尤其是干戈叠起的西北边疆的情况，一直十分留意，而且洞悉先机，在新疆正式置省前六十多年，已经提出周密的新疆建省计划。可见他不是一个只懂空谈的思想家，而是一个符合他所说的“能入”，“能出”的经世学者。〔2〕
龚自珍对西北边政的关注，由来有自。由于受到家学的影响，自珍对汉史宿有研究。〔3〕汉朝开拓边疆和张骞、 班超使西的丰功伟绩，自然会不断激荡他内心的“剑气”，〔4〕引导他注目西北。 他在《汉朝儒生行》七古中说：
汉朝西海如郡县，葡萄天马年年见。
匈奴左臂乌孙王，七译来同稿街宴。〔5〕又在《漫感》中说：
绝域从军计惘然，东南幽恨满词笺。〔6〕都多少流露了他内心的这种感情。“绝域从军”，既然请缨无门，自珍只好寄情于边疆史地研究。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自珍的曾伯祖父龚鉴（1694—1739）在雍正年间曾主张在西北兴屯，杭世骏（1693—1773）在《龚鉴传》中引录了他的建议：
方今百务奋庸，通达国体之士，罔不畅怀厥来，而独东南之飞挽未舒，西北之土田未辟。然则大利之兴，合在今日。〔7〕
自珍视屯田为在新疆建省重要的一环，与先人的构想，可谓前后一致。
有学者认为自珍边疆史地的关注，主要受到庄存与（1719—1788）、刘逢禄（1776—1829）等常州今文学家的影响，甚至有学者说自珍的新疆建省计划也染上《公羊》“三世”说的色彩，〔8 〕这种看法存在两个问题：其一是对自珍先世的情况了解不足，忽略了家学对自珍的影响，因而在推寻自珍的进步思想时，陷入了泛“公羊学”的模糊认识中。〔9 〕其二是自珍之前清代今文学家最关心的是维持满清的皇权和“大一统”，〔10〕而不是具体的民生国故。要到龚自珍和魏源出来，才利用今文经学鼓吹经世。因此说自珍的边疆史地学源于庄、刘，未免倒果为因；说自珍依“三世”说构思新疆建省计划，更牵强附会。
自珍关注边政，除了有家学的影响，也和时局有密切关系。嘉庆二十五年（1820）秋，大和卓木（汉译博罗尼都或布拉呢敦〔？－759 〕）后人张格尔（1790—1828）借浩罕兵入侵南路回疆，〔11〕由于管治新疆的将军、大臣等官员平日渔肉回民，〔12〕故不少回民从变，乾隆化了大气力绥靖的新疆再起烽烟。当时自珍刚出任内阁中书，〔13〕正值壮年有为，马上写成《西域置行省议》，表达他对谋新疆求长治久安的见解。次年，他又上书刚出任吐鲁番领队大臣的乡试房师宝兴，论抚驭回民事宜，并附呈《西域置行省议》。〔14〕道光六年（1826）秋，张格尔再入侵南路，“喀城回子，全行变乱”，〔15〕形势十分危急，自珍不禁“对月思西秦”，〔16〕担忧新疆的变乱会牵动大局。道光八年（1828），张格尔被擒伏诛。〔17〕次年，自珍会试中式，朝考题目为《安边绥远疏》，他便乘此机会，发表他一向主张的“以边安边”的屯田见解。〔18〕
从上面简单的叙述，可见由嘉庆二十五年至道光九年这十年间，自珍一直留意西北边境的情况。因缘凑巧，在这段时期，精于西北史地的徐松（1781—1848）、沈垚（1798—1840）、 魏源（1794 —1856）等均汇聚京师，自珍与他们都有过从，互相砥砺。同时，朝廷在道光元年重修《大清一统志》，刊行《钦定新疆识略》，也刺激了史地研究的风气。时局的刺激和种种有利条件的襄助下，终于哺育了自珍宏大的新疆建省蓝图。
2.反对弃疆之说
由于张格尔侵扰南路，道光前期，新疆连年动荡不安，劳师靡饷，于是有人提出“西域绝远，得之不为益，弃之不为损”，“竭内地以事外夷，散有用以资无用”等理由，主张放弃新疆。〔19〕张格尔败走，朝廷筹议善后的时候，负责平变的伊犁将军长龄（1758—1838）竟然也主张释放大和卓木的儿子阿布都里（？—1832？），令其统辖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等西四城，美其名为“服内夷，制外患”，〔20〕其实等如弃守，随征的钦差大臣武隆阿（？—1831），亦附着著说：
善后之策，留兵少则不敷战守，留兵多则难继度支。……臣以为，西四城各塞环逼外夷，处处受敌，地不足守，人不足臣，非如东四城为中路必不可少之保障；与其糜有用兵饷于无用之地，不若归并东四城，不须四城兵费之半，即巩若金瓯，似无需更守西四城漏卮。〔21〕西四城，尤其是喀什噶尔，是回疆西大门，说“无需更守西四城”，而东四城“巩若金瓯”，实在荒谬。
龚自珍认为即使疆悬远难守，也不宜放弃，他说：
然而用帑数千万，不可谓费；然而积两朝西顾之焦劳，军书百尺，不可谓劳；八旗子弟，绿旗疏贱，感遇而捐躯，不可谓折。然而微夫天章圣训之示不得已，浅见愚儒，下里鄙生，几几以耗中事边，疑上之智；翦人之国，灭人之嗣，赤地千里，疑上之仁。否否。有天下之道，则贵乎因之而已矣。假如鄙儒言，劳者不可复息，费者不可复史收，灭者不可复续，绝者不可复苏，则亦莫如以因之以为功，况乎断非如鄙儒言。因功而加续之，所凭者益厚，所籍者益大，所加者益密。〔22〕自珍反对“弃地，或退保九边”，甚至对“羁縻”、“控制”等“安边之略”也不满意。他主张因乾隆之功，进一步“疆其土，子其民”。〔23〕他相信只要在新疆建立完整的管政体系，开垦屯田，改善吏治，绥辑得宜，过去、目前的劳费在将来肯定会换回无穷的利益。关于这点，他的看法跟当时的魏源、沈垚和后来的左宗棠是一致的。 〔24〕
3.鼓吹移民垦屯
乾隆平定准、回后，除令原先驻防的满洲、绿营官兵开垦屯田，更陆续由内地增调屯田兵，同时徙民到哈密、乌鲁木齐、伊犁等处；嘉庆间松筠在伊犁将军任内，也令驻防旗兵引水辟田。但规模都不大，而且意在嘉惠八旗兵，〔25〕对于舒缓内地对新疆的供给没有多大帮助。自珍提出的移民开发新疆计划，规模宏大得多。他拟订了一个七年移民计划，建议委任大臣负责有关边政，先期在新疆移垦区开辟道路，兴修水利。移徙对象分为强迫性和鼓励性两类。鼓励移徙的对象为：
一、京师游食非土著之民；
二、直隶、山东、河南、陕西、甘肃之民；
三、山西愿徙之土著；
四、江南省凤、颖、淮、徐之民，及山西大同、朔平性情强武、敢于行路之民。
强迫移徙的对象为：
一、江西、福建种芋草之奸民；
二、各省生齿日繁之旗人，大省、小省各按配额遣行若干丁。 〔26〕
凡移徙丁、户，官给盘费，旗人加厚；经安插后，再给蒙古帐房一间及牛、犁、种籽。〔27〕至于垦地分配，自珍在嘉庆二十五年写《西域置行省议》时，主张大户、中户、下户各有定额，“不得自占”。〔28〕但在道光九年撰写的《御试安边绥远疏》中，他却主张“许上农自占地，以万人耕者授万夫长，以千人耕者授千夫长，回人之贫者役之为佃。”〔29〕我们不能根据这种表面上的矛盾说自珍立论疏漏，，或前后不符。他在嘉庆二十一年写《平均篇》时，认为“浮不足之数相去愈远，则亡愈速，去稍近，治亦稍速”，〔30〕因而主张限田。到了道光三年他写作《农宗》的时候，又反对限田，主张有其力者有其地。〔31〕把《西域置行省议》、《御试安边绥远疏》和《平均篇》、《农宗》两组文字互相参照，可以发现自珍在道光以前，基本上主张限田，但取晚从道光三年起，他开始否定前说，反对限田。前后立说虽异，自珍本人也明白，但他特别申明要两说并存，这是因为他的“均田”主张意在解决一般农民的生计，而反对限田主张则另寓有以宗权抑制君权的政治目的。〔32〕即以移民实边一事来说，自珍在《御试安边绥远疏》中主张上农多占地，役贫穷回人为佃，其意在“夺伯克之权”，“转其信服伯克之心”，〔33〕是一种加强对新疆管治的策略。
自珍提出移民开垦计划，高瞻远瞩，兼具政治和经济作用。从政治角度来看，移民可以增加中国在新疆的基层力量，为建省建立基础。从经济角度来看，效益更为显著，不单可以释除内地供给新疆的压力，还可以舒缓内地人口急剧膨胀的压力，〔34〕及解决“生齿日繁”而不事生产的旗丁〔35〕和“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不肯治一寸之丝、一粒之饭以益人”的浮民问题。〔36〕
4.所拟新疆政区组织特点
乾隆平定准、回后，只在乌鲁木齐、巴里坤、吐鲁番等处设置州、县，在行政上受甘肃节制。其余天山南北各地，则实行军事管治，设总统伊犁将军，驻伊犁，负责新疆南北路军政事务，其下设参赞大臣赞理军务，设办事、领队大臣分驻各城。民政细务的管理，仍沿旧制，南路回部由各级伯克负责，北路由札萨克负责。〔37〕这个安排，至少造成两个难题：一、要维持庞大的驻军，加重了内地，尤其是甘肃省的负担；二、以军统政，吏治难以兴办，吏治腐败，容易引起变乱。〔38〕这样新辟的疆土不但无利，反而有害。有鉴于此，自嘉、道以还，不少有识之士如龚自珍、魏源、左宗棠、刘锦棠等都建议在新疆设省。光绪十年（1884），朝廷终于正式宣布成立新疆省。命刘锦棠（1812—1885）为首任巡抚，魏光焘（1844—1894）为首任布政使。新疆设省初期，地方行政建置还未完备，要到光绪末年，才有一定的规模。〔39〕
追本溯源，龚自珍不单是清朝第一个建议在新疆建省的人，也是第一个提出具体新疆省行政建置方案的人。把龚自珍提出的方案（附表一）〔40〕跟乾隆年间管治新疆的行政规划（附表二），〔41〕光绪年间左宗棠、刘锦棠等设省计划（附表三、四），〔42〕和宣统《新疆图志》所载光绪时期最后议定的新疆政区情况（附表五）〔43〕作一比较（附表六）〔44〕。便可以发现自珍所提出的方案谋划甚精，具有如下几项特点：
一、龚自珍议建的基层政区有五十县三州，比左宗棠、刘锦棠所议设和光绪建省后所实设的州、县、直隶厅总数都要多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这可能因为经过道光和同治、光绪回乱后，户口丧失不少，故光绪时期无须多置州、县，也可能因为自珍的建省计划以大量移民为前提，故拟设州、县数目较多。
二、自珍十分重视新疆的战略地位，他建议把临近北边俄罗斯境的塔州（塔尔巴噶台）和临近西边浩罕、布鲁特的吐蕃（乌什）、砖房（喀什噶尔）建为宜隶州，塔州、吐蕃两直州更有总兵官驻守。西北的伊犁，是自珍心目中的军政要地，他建议将该处划分为东、西两府，合设八县，伊东府为总督驻所。这比左宗棠、刘锦棠的规划更加积极。自珍也没有忽略西南叶尔羌、和阗一带的防务，他建议在那里特别设立总统西边办事大臣，领满洲、索伦、锡伯、绿营兵2240名，掌西边布鲁特、哈萨克、爱乌罕等国朝贡事务，地位仅次于总督。〔45〕有学者把自珍拟设的总统西边办事大臣视为理藩院一类机构，〔46〕其实自珍重视西边办事大臣的镇边作用，多过其外交作用。我们把自珍在北起塔州，南至羌州没边一带的规划作整体战略性考虑，便会明白他在规划新疆政区的时候，对该处存在的军事危机丝毫没有松懈。
三、自珍十分明白乾隆利用札萨克和伯克制来笼络新疆蒙、回各族的苦心，在他的规划中，虽然以知县、知州夺取了札萨克和伯克大部分的权力，但仍然建议赏给哈密、辟展两郡王协办府事官名号，排班在道、府之下，同知之上；又主张在各回城伯克中，遴选一人为协办县事，排班在知县之下，县丞之上。〔47〕此外，对于乾隆年间来归后散处库尔喀喇乌苏、塔尔巴克台一带的土尔扈特游牧部落，自珍认为应与该处民户、旗户有区别，建议“各建一大城居其酋，听出城外旧有水草处数区，仍令安牧”。〔48〕从这些细微地方的安排，可见自珍考虑周密，非一般侃侃而谈者可比。
四、左宗棠和刘锦棠的新疆建省计划意在安内，藉保蒙古、陕、西以卫京师，〔49〕故以镇迪道为省治重心，强调与甘肃连成一气。刘锦棠甚至反对“将新疆另为一省”，建议将“哈密、镇迪道等处暨议设南路各厅、州、县，并归甘肃为一省”，由甘肃省分出关外巡抚、布政使各一，驻乌鲁木齐，管辖哈密以西南北两路。〔50〕自珍的建省计划，则意在进一步拓边，“通西海”，〔51〕故建议统掌准、回军政事务的总督驻札伊东府，在羌、和两州设置与提督、巡抚地位相等的总统西边办事大臣。我提出这点，只想揭示自珍建省计划背后的宏大抱负，绝对没有贬低左、刘的意思。事实上，左、刘所议，更切合光绪年间的情势。
五、乾隆制订的统治新疆政策，强调回、汉隔离，对汉人到新疆经商多所限制，更防止汉人到南路屯田，以防止汉人在边远难制的地区滋长势力。〔52〕自珍大概察觉南疆水源充足，土地肥沃，适宜“农宗”发展。故提出“开垦则责成南路，训练则责成北路”的纲领，并作了和朝廷私隐针锋相对的建议：
撒屯田为私田，又许上农自占地，以万人耕者授万夫长，以千人耕者授千夫长，回人之贫者役之为佃。富人之役佃也，权侔于官吏，回人怙恃此农夫矣；且可以夺伯克之权，而转其信服伯克之心。〔53〕魏源亦主张容许内地商民挈家到南路垦种，以达到“外足以控制回户，内足以分中国生齿之蕃”的目的。〔54〕自珍的见解，表面上跟魏源相去不远，但他所说的“以万夫耕者授万夫长”，富农“权侔于命官”，则非魏源所能言，所敢言。
附表一：龚自珍拟设的新疆省政区表
北路 府(直隶州) 县(州) 治所 伊东县 绥定县 乌哈尔里克 伊东府 博 县 博罗塔拉 珠 县 伊西县 图 县 库尔图 伊西府 絜县 古尔班萨里 鄂 县 烘郭尔鄂笼 库 县 库尔喀喇苏图 库州府 旧营系 乌里雅苏图 丰润县 晶河 迪化府 (1) 乌鲁木齐 镇西府 (2) 巴尔库勒 爪县 哈密 旧堡系 苏木哈喇垓 瓜县府 湖县 赛巴什达里雅 土城县 塔勒纳沁 塔县 塔尔巴噶台 塔州直隶州 肇丰县 雅尔 南路 府(直录州) 县(州) 治所 辟县 辟展 东辟县 纳呼 辟州 洪县 洪城 柳中县 鲁克察克 高昌系 哈喇和卓 安乐县 吐尔番 沙 县 哈拉沙拉 龟兹县 库车 沙州府(3) 旧城县 硕尔楚克 鼐 县 托和鼐 沙城县 沙雅尔 苏 县 阿克苏 毗罗州 赛喇木 苏州府 帕县 帕尔满 四村县 托克三 拜 县 拜城 小城县 库什塔木 羌 县 叶尔羌 新迂县 巴尔楚克 羌州府 玛平县 呼拉玛 哲 县 哈喇古哲什 西夜县 裕勒里雅克 球 县 和阗 琳 州 皮什雅 和州府 琅 县 玉陇哈什 玕 县 博罗齐 明定县 乌什 叶蕃县直隶州 森 县 森尼木 砖房县 哈什噶尔 砖房直隶州 塞门县 塞尔门 依耐县 英噶萨尔 |
（1）（2）原文说：“现在章程已善，毋庸改议。”则迪化拟设县三，镇西拟设县县二。（参附表二）
（3）原文说：“沙州府设州一县四。”但文中列举的均为县， 推测其中一县按原规划当为州。
附表二：乾隆平定准、回后的军事管治机关和州县设置
甲、军事管治机关 设官 驻所 职权 北 总统伊犁等处将军 伊犁 统掌新疆南、北路军政 参赞大臣 伊犁 赞理军务 领队大臣 惠宁(一名) 分统游牧 惠远(四名)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雅尔 乌鲁木齐都统 乌鲁木齐 掌乌鲁木齐军政 库尔喀喇乌苏领队大臣 库尔喀喇乌苏 掌驻兵 吐鲁番领队大臣 吐鲁番 掌驻兵 巴里坤领队大臣 巴里坤 掌驻兵 古城领队大臣 古城 掌驻兵 路 哈密办事大臣 哈密 掌哈密屯政、粮储 南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 喀什噶尔 掌南疆军政 英吉沙尔领队大臣 英吉沙尔 叶尔羌办事大臣 叶尔羌 和阗办事大臣 和阗 阿克苏办事大臣 阿克苏 乌什办事大臣 乌什 库车办事大臣 库车 路 哈喇沙尔办事大臣 哈喇沙尔 乙、政区设置： 一、迪化州（治乌鲁木齐）：昌吉县；阜康县、绥来县 二、叶鲁番直隶厅 三、镇西府：禾宜县；奇台县 |
附表三：左宗棠所建议的新疆省政区规划
道 府、直隶厅、州 县 治所 北 镇 迪化县 乌鲁木齐 阜康县 昌吉县 绥来县 迪 迪化府 奇台县 图壁县 呼图壁 济木县 济木萨 宜和县 镇西州直隶厅 道 哈密直隶厅 广 广安州 吐鲁番 安 广安直隶州 辟展县 路 道 托克逊 托克逊 南 阿 温宿县 阿克苏 克 温宿县 尹河县 尹河瓦提 苏 拜城县 拜城 巡 鸠兹县 库车 道 鸠兹府 沙雅尔县 沙雅尔 喀 疏勒县 喀什噶尔 (汉城) 什 疏勒府 疏附县 喀什噶尔 (回城) 噶 莎车县 叶尔羌 (汉城) 尔 莎车府 莎附县 叶尔羌 (回城) 兵 喀喇沙尔 焉耆直隶州 库勒县 库尔勒 备 于阗直隶州 于阗县 和阗 尉头直隶厅 乌什 路 道 依耐直隶厅 英吉沙尔 |
附表四：刘锦棠、魏光焘在光绪八年（ 1882 ）至光绪十四年（1886）间规划的新疆政区
道 府、直隶厅、直隶州 县 治所 北 迪化县 乌鲁木齐 镇 阜康县 阜康 迪 昌吉县 昌吉 道 绥来县 绥来 加 迪化府 奇台县 古城 按 镇西直隶 察 哈密直隶厅 使 吐鲁番直隶厅 哇鲁番 卫 库尔喀喇乌苏直隶厅 哈密直隶厅 伊 绥定县 绥定 塔分 伊犁府 宁远县 宁远 巡兵 精河直隶厅 精河 路 备道 塔城直隶在厅 塔尔巴克台 |
南 阿克 温宿直隶州 阿克苏 苏分 拜城县 拜城 巡兵 喀喇沙尔直隶厅 喀喇沙尔 备 库车直隶厅 库车 道 乌什直隶厅 乌什 疏勒直隶州 喀什噶尔 喀 (汉城) 什 疏附县 喀什噶尔 (回城) 噶 英吉利沙尔直隶厅 英吉沙尔 尔 莎车直隶州 叶尔羌 (汉城) 分 叶城县 叶尔羌 巡 (回城) 玛纳巴什直隶厅 玛纳巴什 备 和阗 路 道 和阗直隶州 于阗县 哈拉哈什 |
附表五：《新疆图志》所载宣统三年（1911）新疆政区
道 府、直隶厅、直隶州 县 治所 北 迪化县 乌鲁木齐 阜康县 阜康 孚远县 济木萨 昌吉县 昌吉 绥来县 绥来 镇迪道 迪化府 奇台县 古城 呼图壁分县 呼图壁 镇西直隶厅 巴里坤 哈密直隶厅 哈密 叶鲁番直隶厅 吐鲁番 鄯善县 辟展 库尔喀喇乌苏直隶厅 库尔喀喇乌苏 绥定县 绥定 伊犁府 宁远县 宁远 霍尔果斯分防厅 拱宸 路 伊塔道 精河直隶厅 晶河 南 塔城直隶厅 塔尔巴马克台 温宿县 阿克苏 温宿县 拜城县 拜城 柯坪分县 柯尔坪 库车直隶州 库车 沙雅县 沙雅尔 阿克苏兵备道 乌什直隶厅 乌什 新平县 什尼忧 焉耆府 若羌县 喀克里克 轮台县 玉古尔 疏附县 喀什噶尔(回城) 疏勒府 伽师县 牌师巴特 英吉沙尔直隶厅 英吉沙尔 喀什噶尔道 叶尔羌 莎车直隶州 蒲犁分防厅 色勒库克 叶城县 哈喇噶里克 皮山县 和阗 和阗直隶州 于阗县 克里雅 路 洛浦县 洛浦 |
附表六：龚自珍所拟新疆省政区与乾隆至宣统间新疆政区规划比较表（县级略）
乾隆平定准、回后 龚自珍建省方案 左宗棠建方案所设新新疆军政机关 北路 设伊犁将军 伊东府(县4) 伊犁将军 伊西府(县4) 迪化府(县6, 镇 设领队大臣 府州府(县3) 迪道治所) 迪化州(县2,乌鲁 迪化府(县2) 木齐都统治所) 镇西府(县2) 镇西府(县2) 镇西直隶州(属镇 迪道) 设办事大臣 瓜州府(县4) 哈密直隶厅 设参赞大臣 塔州直隶州(县2) 设都统 南路 吐鲁番设领队 辟州府(县6) 广安州直隶厅(治 大臣 吐鲁番) 哈喇沙尔、库车分 沙州府(县6) 鸠兹府(县2) 设办事大臣 阿克苏设办事大臣 苏州府(州1县5) 温宿府(县3) 叶尔羌设办事大臣 羌州府(县5) 莎车府(县2) 和阗设办事大臣 和州府(县4) 于阗直未州(县1) 乌什设办事大臣 吐藩直隶州(县2) 尉头直隶厅(治乌什) 喀什噶尔设参赞 砖房直隶州(县3) 疏勒府(县2)依耐直 大臣 隶厅 乾隆闰定准、回后 刘锦棠、魏光焘经 宣统疆政区 所设新疆军政机关 办建省规划 北路 设伊犁将军 分巡兵备道 伊塔道 伊犁府(县2) 伊犁府(县2分防厅1) 设领队大臣 库尔喀喇乌苏直隶厅 库尔喀喇乌苏直隶厅 迪化州(县2,乌鲁 迪化府(县5, 镇 迪化府(县6分县1, 镇 木齐都统治所) 迪道治所) 迪道治所) 镇西府(县2) 镇西直隶厅(属镇迪 镇西直隶厅(属镇迪 道) 道) 设办事大臣 哈密直隶厅 哈密直隶厅 设参赞大臣 塔城直隶厅(设分巡 塔城直隶厅(设分 兵备道) 巡兵备道) 南路 吐鲁番设领队 吐鲁番直隶厅 吐鲁番直隶厅(县1) 大臣 哈喇沙尔、库车分 哈喇沙尔、库车分设直 库车设直隶厅( 设办事大臣 设直隶厅 县1), 另设焉耆府 (治哈喇沙尔,县3) 阿克苏设办事大臣 温宿直隶州(县1) 温宿府(县1分县1 叶尔羌设办事大臣 莎车直隶厅(县1) 莎车直隶厅(分防 厅1、州1、县2) 和阗设办事大臣 和阗直隶州(县1) 和阗直隶州(县2) 乌什设办事大臣 乌什直隶厅 乌什直隶厅 喀什噶尔设参赞 疏勒直隶州(县1) 疏勒府(县2) 大臣 英吉沙尔直隶厅 英吉沙尔直隶厅 |
注释：
〔1〕有关清朝乾隆至光绪年间绥靖新疆和统治该区的概况， 可以参考下列论著： 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页246—256、264—280、302—315、318—342、352—355；萧一山：《清代通史》（台北：商务印书馆，1980年修订本五版）卷中第二章，页87—106，第三章，页155—162，第十九章，页892—902， 卷下第十七章，页967—1017；沈传经《论新疆建省》， 载《新疆历史论文续集》（乌鲁木齐：人民出版社），页393—413；余太山主编：《西域通史》（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页429—485。
〔2〕龚自珍在《尊史》一文中提出“善入”、 “善出”两个概念，文载王佩铮编校：《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页80—81（以下徵引该书，简称《龚集》）。笔者认为自珍的“善入”、“善出”说是意图引领乾嘉考据学走回清初明遗民的经世正轨，参拙撰《龚自珍之生平与思想》（香港大学哲学硕士论文未刊稿，1990年），页117—119。
〔3〕自珍推崇班固，好读《汉书》。也初事著述， 即以“汉官”题。（见吴昌绶编《定庵先生年谱》“嘉庆十一年”条，载《龚集》，页594页）其后更有志撰《汉书补正》。 他的《已亥杂诗》其中一首说：“吾祖生平好盂坚，丹黄郑重万珠圆。不少窍比刘公是，请肆班香再十年。”该诗自注称：“为《汉书补注》，不成。读《汉书》，随笔得出百事。先祖匏伯公批校《汉书》，家藏凡六、七通，又有手抄本。”（《龚集》，页515）由此可见，他对《汉书》的兴趣， 实深受祖父龚敬身（1735—1800）的影响。
〔4〕自珍在所作的诗词中，一再以“剑”、“箫”对举， 如二十一岁作《湘月》说：“怨去吹萧，狂来说剑，样消魂味。”（《龚集》，页565）二十九岁作《又忏心一首》说：“来何汹涌须挥剑， 去尚缠绵可付萧。”（《龚集》，页445 ）三十二岁作《漫感》说：“绝域从军计惘然，东南忧恨满词笺。一萧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龚集》，页467 ）同年结集《小奢摩词》载《丑奴儿令》说：“沈思十五年中事，才也纵横，泪也纵横，双负萧心与剑名。”（《龚集》，页577）三十五岁作《秋心》说：“气寒西北何人剑，声满东南几处萧。”（《龚集》，页479）三十九岁作〈纪梦〉说：“按剑因谁怒？ 寻箫思不堪。”（《龚集》，页498 ）四十八岁作《己亥杂诗》说：“少年击剑更吹萧，剑气萧心一例消。”（《龚集》， 页518页）可见从青年到晚年，“剑”与“箫”一直是自珍思想和艺术的主要象征，代表了他心中汹涌澎湃和缠绵绯恻的两种情怀。综合近人的研究，“剑”象征他内心慷慨的雄心，“箫”象征他内心哀怨的忧思，参Shirleen S. Wong, Kung Tzu－chen, Ch.2 "The Flute and the Sword: FavoriteSymbols, Images, and Themes", Boston: Twayne's WorldPublishers, 1975 , pp. 38—40； 郭延礼注释：《龚自珍诗选》（济南：齐鲁书社，1981年），页63；刘逸生注释：《龚自珍诗选》（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页50；及王镇远：《剑气箫心——细说龚自珍的诗》（香港：中华书局，1990年），页1—6、200—204。
〔5〕《龚集》，页460—461。
〔6〕同上，页467。
〔7 〕杭世骏：《道古堂文集》（光绪十四年振绮堂补刊《道古堂全集》本），卷34《传》6，页4下。
〔8〕Judith Anne Whitbeck, The Historical Vision of KungTzu－chen (1792－1841), unpublished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80, pp. 144—148.
〔9〕参拙撰《龚自珍与清代常州公羊学的关系献疑》， 山东淄博市社会科学联合主办“《春秋》经传国际讨论会”（1996年8月31 日至9月4日）论文未刊稿。
〔10〕参杨向奎《清代的今文经学》， 载《清史论丛》第1 辑（1979年8月），页179—180、185—186， 《大一统与儒家思想》（吉林：中国友谊出版社，1989年），页153—156、164—168；汤志钧《龚自珍与经今文》，载《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4期，页241，《近代经学与政治》（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页78—84； Benjamin A. Elman, 'Scholarship and Politics: Chuang Ts'un－ yu and theRise of the Ch'ang－chou New Text School in Late ImperialChina' ,in Late Imperial China, Vol. 7,No.1(June, 1986),P.63－86.
〔11〕见《清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缩印本），册33《宣宗实录》 卷4 “嘉庆二十五年庚辰九月庚寅（七日）”所载谕 （页120）；另参萧一山前揭，页892—902，及曾吾前揭，页302—307。
〔12〕《清实录·宣宗实录》卷4 “嘉庆二十五年庚辰十一月庚辰（十二日）载谕（册33，页194）； 及魏源：《圣武记》（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点校本），卷4《道光重定回疆记》，页183。
〔13〕见吴昌绶《定庵先生年谱》（以下简称《吴谱》）“嘉庆二十五年”条，载《龚集》，页603。
〔14〕同上，页604。
〔15〕《清实录·宣宗实录》卷100 “道光六年丙戌七月癸巳（十日）”载谕（册33，页640）。
〔16〕龚自珍《自春徂秋杂诗十五首）之二，《龚集》，页485。
〔17〕见魏源《圣武记》卷4《道光重定回疆记》，页188—189。
〔18〕自珍疏载《龚集》，页112—114。
〔19〕见沈垚：《落帆楼文集》（《吴兴丛书》本），卷1《新疆私议》，页4上下。按：沈文撰于道光八年，明显针对长龄、武隆阿的弃守说。
〔20〕见《圣武记》，卷4，页188。
〔21〕同上注。
〔22〕〈西域置行省议〉，载《龚集》，页105。
〔23〕〈御试安边绥远疏〉，载《龚集》，页112。
〔24〕魏源对新疆的看法见其〈答人问西北边域书〉，载《皇朝经世文编》卷80《兵政十一·塞防上》，页1上—2上；沈垚的看法见上揭《新疆私议》，页7下—8上；至于左宗棠封开拓疆之利的分析，集中见于他在光绪三年六月十六日所上（遵旨统筹全局折），载《左文襄公全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64年缩影本），《奏稿》卷50，页75下—77下（总页2018—2019），另参董蔡时：《左宗棠评传》（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页84—93、221—229。
〔25〕有关屯田情况，参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新疆地方历史资料选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页288—293。
〔26〕〈西域置行省议〉，《龚集》，页106—107。
〔27〕同上，页107。
〔28〕同上。
〔29〕《龚集》，页113。
〔30〕《龚集》，页78。
〔31〕《龚集》，页49。
〔32〕关于自珍反对限田的动机分析，参拙撰〈龚自珍〈农宗〉篇发微〉，载《香港大学中文系集刊》，第4卷（1994年），页88—95。
〔33〕《龚集》，页113。
〔34〕关于清朝中叶人口激增的具体情况，参罗尔纲〈太平天国革命前的人口压迫问题〉，载《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8卷1期（1949年1月），页153—169；全汉升；王业键〈清代的人口变动〉， 原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2本（1961年7月）， 收入存萃学社编集：《清史论丛》第5集（香港：大东图书公司，1978年）， 页144—152。
〔35〕关于清代旗丁的增长和影响，参韩光辉〈清代京师八旗人丁的增长与地理迁移〉，载《历史地理》，第6辑（1988年9月）， 页201—203。
〔36〕〈西域置行省议〉，《龚集》，页106。
〔37〕这套管治新疆的制度，自乾隆起开始施行，一直至光绪新疆建省，都没有多大改变。关于这套制度的详细情况，可参考下列论著：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页264—280；王文萱〈清代边疆行政〉，载《政治季刊》，2卷4期（1939年7月），页52—53； 陈芳芝〈清代边制述略〉，载《燕京学报》，第34期（1948年6月），页151—156。 林恩显的研究进一步揭示清朝这套管治新疆的制度，以隔离汉、回为目的，见所著：《清朝在新疆的汉回隔离政策》（台北：商务印书馆，1988年），页25—105。
〔38〕乾隆至道光间多次回乱，都与当地吏治不修有关。魏源曾指出驻防的满洲兵“视换防为利薮，以瓜期为传会”： （《圣武记， 页182》）左宗棠更从行政的角度明白表示：“将军、都统与参赞、 办事大臣，协办与领队大臣，职分等夷，或皆出自禁闼，或久握兵符，民隐未能周知，吏事素少历练，一旦持节临边，各不相下，稽查督责，有所难行。地周二万里，治兵之官多，治民之官少，而望政教旁敷，远民被泽，不亦难哉！”（《左文襄公全集·奏稿》载光绪四年十月二十二日〈覆陈新疆情形折〉），卷53，页35上—26上[总页2135—2136页]）
〔39〕新疆建省情况，注1所揭沈传经论文叙述扼要，可以参看； 至于左宗棠、刘锦棠等促成新疆设省情形的概括记述，可参魏光焘：《戡定新疆记》（台北：商务印书馆），卷7《置省篇》，页1上—15上。
〔40〕该表编制，除根据龚自珍的〈西域置行省议〉，还主要参考了下列论著：徐松撰、松筠奏进：《钦定新疆识略》（道光元年武英殿刊本，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影印）、祈韻士：《西域释地》（道光十七年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影印）：张存武〈龚定庵的建设新疆计划〉，载《思与言，2卷1期（1964年5月）， 页26—29、另接页19；Marwyn S.Samuels, 'Kung Tzu—chen's New Siking',in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Vol.66（1976）,PP. 416—427。
〔41〕该表编制，参《钦定新疆识略》及注〔37〕所列论著。
〔42〕编制左宗棠所拟新疆政局表，参考他在光绪六年四月十八日所上〈覆陈新疆宜开设行省顷先简督抚臣以专责成折〉，载《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6，页35上—37上（总页2262—2263）。编制刘锦棠、魏光焘所拟新疆政局区表，参上揭魏光焘《戡定新疆记》及《刘襄勤公奏稿》（光绪二十四年刊本，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影印），卷3，卷9及卷12所载各折
〔43〕该表编制，参袁大化、王树楠等纂修：《（宣统）新疆图志》（宣统三年东方学会重校增补本，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影印），卷1《建置》一，页1上—4下（总页29—36）。
〔44〕该表参张存武上揭论文。
〔45〕〈西域置行省议〉，《龚集》，页111。
〔46〕见张存武上揭论文。
〔47〕〈西域置行省议〉，《龚集》，页110。
〔48〕龚自珍〈北路安插议〉，《龚集》，页112。
〔49〕见左宗棠光绪三年六月十六日〈遵旨统筹全局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0，页76上下（总页2018）。
〔50〕见刘锦棠光绪八年七月初三日〈新疆各道厅州县顷归甘肃为一省折〉，载《刘文襄公奏稿》，卷3，页50上—51下（总页409 —412）。
〔51〕〈西域置行省议〉，《龚集》，页105。
〔52〕参林恩显上揭论著。
〔53〕〈御试安边绥远疏〉，《龚集》，页113。
〔54〕《圣武记》卷4〈道光重定回疆记〉，页1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