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试论清代前期两广总督的选任与治绩
关汉华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1998年02期
【原文出处】《广东社会科学》(广州)1997年06期第81～86页
【作者简介】关汉华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邮编：510045
一
两广设置总督，始于明代景泰三年（1452年），当时两广“浔、梧瑶乱，……特遣一大臣督军务，乃以命（王）翱。两广有总督自翱始。”〔1〕。然这一建制在当时尚不稳定，到成化元年（1465年）， 为平“瑶乱”再派韩雍出任两广总督，才成定制。当然，明代置督的初衷，主要是为了协调军事行动，所派人员亦未完全脱离中央建制。到了清代，这种地方政治体制变革终告完成，总督作为封疆大吏的地位已经确立，他们的基本职责是“厘治军民，综制文武，察举官吏，修饬封疆”〔2〕。其辖区范围、官品秩位以及归属地方编制都十分明确， 在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成为巩固国家统治、稳定社会的有力支柱。中央的一切施政方针政策，均需首达总督而推行于下，同时中央通过分权于总督而收到集权的实效。正如雍正上谕所说：“自古帝王疆理天下，必有岳牧之臣，以分猷佐治，而后四方宁谥，共臻上理，此封疆大臣，以总督为最重。”〔3 〕正由于总督关乎一个地区的吏治民生及治乱兴衰，因而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对于总督人选历来都十分重视，虽说总督选任的途径有三：即皇帝亲擢、廷臣会推及吏部简选，但实际上是以皇帝亲擢为主，后两者亦得皇帝最后拍板，所以对总督的选任权便牢牢地操纵在皇帝手上，这也反映出清代皇权高度强化的历史特点。
清代前期的广东，既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省份，也是一个情况复杂、治理难度相当大的省份。随着南明政权西徙，绍武和永历两个政权先后在两广立国，这里一度成为全国抗清斗争的主战场。随后爆发的“三藩之乱”，两广亦曾被卷入战火之中。康熙初年，为了对付郑成功的抗清，广东又成为实施“迁海”政策的重点地区。此后，广东更成为西方殖民主义者撞击中国大门的突破口。此外，像发展社会经济、处理复杂尖锐的阶级关系与民族关系、推动地区的文化建设等等，都是历任粤督面临的艰巨课题。因而清王朝对于两广总督的人选极为重视决不是偶然的。
据《清史稿·疆臣年表》统计，从顺治四年（1647年）任命佟养甲为两广总督始，至道光二十年（1840年）林则徐被罢职止，在这近二百年的时间里，先后担任过两广总督职务的共有51人。这期间除顺治十八年至康熙四年曾将两广总督分为广东总督与广西总督；雍正七年至十三年将两广总督分为广东总督与云（贵）广（西）总督外，其余时间均称两广总督。然事实上两广总督常驻广东，主要负责广东军政要务，除军务外，有关广西政务，由广西巡抚负责。有这样一例：陈宏谋本广西临桂人，按地籍回避法是不能出任两广总督的，但乾隆为之辩解说：“宏谋籍广西，但两广总督节制两省，专驻广东，不必回避。”〔4 〕所以两广总督专注广东政务是不争的事实。
顺治年间，广东属新征服地区，又是当时抗清的主战场，其统治极不稳定，发展社会经济尚难顾及，因而清王朝对广东实着眼于稳定局势，而能胜斯任的总督最合适人选并非处于核心层里的满洲八旗大员，而是汉军八旗大员。他们在清朝立国中一般都立下军功，很早便经管辽东汉区，较满员更了解汉区民情并通晓治术，能起到满员所不能起的作用，在政治上则较一般汉官可靠。查顺治一朝先后任两广总督的有佟养甲、李率泰、王国光、李栖凤、卢崇峻五人，他们全都出自汉军八旗绝不是偶然的。像佟家先世本来就是汉旗中的实力派，佟养甲本人早年入值内院，即深得皇太极信任，后从世祖入关定鼎燕京，下杭州，平福建，最后殉职于两广总督任上〔5〕。 李率泰则是最早归顺清朝的明边将李永芳之子，又与清宗室联姻，弱冠时即随皇太极征朝鲜及明锦州，入关后又连破李自成于北京及潼关，经大学士洪承畴力荐出任两广总督，在任上击败李定国，克平高、雷二郡〔6〕。 李栖凤早年以诸生归顺清朝，事太宗，值文馆，自顺治六年起即任广东巡抚职，对广东地区的情况相当熟悉，其后以功擢两广总督。他们对稳定广东局势均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康熙朝60年，任粤督的除卢崇骏跨顺康两朝外，计有卢兴祖、周有德、金光祖、吴兴祚、石琳、郭世隆、赵弘灿、杨琳八人，除赵弘灿外，其余均隶汉军八旗，可见由汉旗出任粤督的传统，在康熙朝基本未变。
雍正朝只有13年，除杨琳任职跨康、雍两朝外，这期间任粤督的只有孔毓珣、郝玉麟、鄂弥达三人。在人选条件上则出现了新的变化，郝玉麟隶汉军镶白旗，孔毓珣为汉人，他是孔子的66代孙，以“有善政，谙河工”得擢粤督。而鄂弥达则属满洲正白旗，是满旗大员出任粤督的第一人，在任政绩颇佳，从而为其后满员大批担任粤督开了路。
乾隆朝亦长达60年，任职粤督的人数也最多，除鄂弥达跨越雍、乾两朝外，计有马尔泰、那苏图、策楞、尹继善、硕色、陈大受、阿里衮、杨应琚、鹤年、陈宏谋、李侍尧、苏昌、杨廷璋、杨景素、桂林、巴延三、舒常、富勒浑、孙士毅、福康安、长麟等21人。值得注意的是乾隆朝任职两广总督的满洲八旗人数激增，多达13人，超过半数；而汉军八旗的人数却骤减，只有3人，其数量比汉员还少。 其原因是清代到乾隆时已经历了近百年的统治，进入了全盛时期，作为统治核心层的满旗大员，其政治素质与文化素质都较清初大有提高，对汉区情况亦已相当熟悉，而汉军八旗原有的优势已经淡化，因而作为统治核心的满员，备受乾隆重用就毫不奇怪了。
嘉庆朝任粤督有朱珪、吉庆、倭什布、那彦成、吴熊光、永保、百龄、松筠、蒋攸铦、阮元10人。其中满旗4人， 汉旗2人，汉员3人，而松筠则隶蒙古正蓝旗，是蒙旗任职粤督第一人。这说明嘉庆朝粤督人选的出身条件已不像过去那么严格，而汉人所占的比重正在逐步增加，这应说是大势之所趋。
道光朝，在鸦片战争爆发前的20年属清朝前期，这期间任粤督者除阮元跨嘉道两朝外，计有李鸿宾、卢坤、邓廷桢、林则徐4人， 全为汉员。说明清朝所推行的“以汉治汉”方针已从州县基层提高到省级层面，而八旗（特别是汉军八旗）大员经管封疆的作用已大为减弱。
由于总督肩负封疆重任，其人选的文化素质相应地要求较高，像明代的督抚，绝大部分均为进士科班出身。但清代情况却有点特殊，由于清初战乱频繁，加上清朝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实行以满洲贵族为核心的统治，因而对总督人选的文化素质要求并不严格，而是注重军事实力与从政经验，注重人选的家世背景等等，这一点对两广总督人选亦不例外，所以在乾隆之前的粤督，没有一个是进士出身的。直到乾隆十三年尹继善任粤督，他是雍正元年进士，是粤督中满进士身第一人，乾隆曾说：“我朝百余年来，满洲科目中惟鄂尔泰与尹继善为真知学者。”〔7〕乾隆十五年任粤督的陈大受，是雍正十一年进士， 是粤督中汉进士出身第一人。综观清代前期的两广总督，进士出身的确实不多，总数只有16人，其余大多是监生、贡生、官生、荫生、廪生、笔帖式、佐领之类出身，这可以说是清代粤督任职的一大特色。只是到了道光前期，由于世道已经大变，所任五位粤督，全是汉员，而且全是进士出身，这种特色才有所改变。
二
考察总督的治绩，自然离不开省情。广东作为一个后来居上的重要省份，固然具有许多独特的优越条件，但无可否认也存在着不少难题，因此，如何扬长避短、兴利除弊，着意吏治民生，推动广东社会不断向前发展，既是每任粤督所肩负的重任，也是检验他们治绩的标准。
在康熙平定“三藩之乱”之前，广东战火频仍，粤督的主要任务在于平熄动乱，安抚地方，稳定社会秩序。象首任粤督佟养甲，虽全力对付南明政权及李成栋的“反正”，但对于当地的吏治民生还是十分关注的。从安抚地方出发，“慎简廉吏”，大力整顿官员队伍；对新降将迅速作出妥善安排，“才勇者或留营训练，或分驻要隘，余令归农”。当时“部议追征顺治三年额银四分之一以给饷。养甲言粤省连遭寇掠，请缓至顺治四年始”。又“雷、廉二郡珠池，每岁例遣官开采。养甲以地险费繁，恐伤民力，请罢其役，得旨俞允”〔8〕。 虽然后来佟养甲被李成栋劫持所杀，但其在粤治绩则是值得肯定的。顺康之际任督的卢崇峻，从改善吏治民生出发，针对当时政出多门、法令繁苛的弊端尖锐地指出：“国家利弊，实系民生。国之大利在于政治简易，而国之在弊在于法令繁多。法令一多，则内外衙门，在大官则惟成例是遵，每多查驳之烦；在有司惟功令自畏，有不遑救过之虑，岂能计及民生之休戚，而施抚字之仁？！且因丛迫之际，以致左右作奸，则民生愈受其困。若政治一归简易，则大小臣工各有暇豫之精神，衙门各役莫施鬼蜮之技俩，是害不除而自绝，利不兴而自溥，不必求遂民生而民生自遂。故古来只颂宽大之为美政，未闻以文法之繁为善治也。”〔9〕 卢崇峻这番至论，不仅对整治粤省的吏治民生起了作用，而且对康熙确立“为政以宽”的治国方针也有影响。
粤省各项施政建设，实际上是在平定“三藩之乱”、肃清了平南王尚氏势力后才得以正常开展，在康熙二十年任督的吴兴祚实启其端。他入仕之途从知县做起，历任知州、按察使、巡抚，是地方官中的实干派，举凡吏治、民生、武备诸项，无不善为规划，着力施行。他甫抵督任，即鉴于粤省税苛法繁，民无宁日，决定从清税入手，实施其治粤大计。奏称：“尚之信在广东横征暴敛，民受其害数十年，因举盐埠、渡税、税总店、渔课诸害，悉奏罢之。”〔10〕但当时困扰粤省最严重的是清政府推行的“迁海”政策。康熙初年，为了隔绝内地与台湾郑氏势力的联系，三令五申厉行“迁海”，广东的潮州、惠州、东莞、番禺、香山、顺德、新会等沿海州县居民，必须从海岸线后撤30～50里，凡擅出界外一律处死。史载：“自迁界令下。广东沿海居民多失业。”〔11〕很明显，迁海令不除，广东经济实难发展。吴兴祚则是提出停止迁海的第一人。台湾刚平定，他便“疏请展界，恣民捕采耕种”。经查勘规划，“兵民皆得其所”〔12〕，顺利地解决了困扰了广东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此外，他还改善了高、廉二府对广西的食盐供应，使东西两粤各得其利。又以“两粤钱法不行”，对生产、生活和商业流通都不利，疏请在两省“设炉鼓铸”，这本来是利国利民的好事，但却由此触犯了朝廷严厉的矿禁政策，被劾“鼓铸浮冒，部议降三级调用”。这在专制政体下是无可奈何的，然而历史却是公正的，史称“兴祚为政持大体，除烦苛，卒后远近戴之，历官之地，并吁祀名宦”〔13〕。
其实吴兴祚提出的仅是“设炉鼓铸”，还不是开发矿藏，真正主张开矿的是雍乾间任督的鄂弥达。为了调整广东产业结构和改善民生，就在雍正年间朝廷禁矿最严的时候，他冒着丢乌纱帽的危险上疏陈说：“粤东山多田少，生齿日庶，生计倍艰。查惠、潮、肇、韶等府，矿产甚多，原系天生之宝，以资小民之生，固宜应因时变通，以疏众货之源。”又针对禁矿论者所谓“开矿聚众，谷价贵昂，易滋事端”的说法争辩说：“查粤省铁炉不下五六十座，煤山、木山开挖亦多，佣工者不下数万人，俱各相安无事。……若以人多则谷价易昂，试思以本地之利，养本地之民，即以本地之人，食本地之谷。未开采之先，人不少而谷不加多，既开采之后，人不多而谷岂见少？！”只要恰当控制外来游手“冒入充工，固万无人满之患”。妥善之法是宜招本省殷实商民，自备资本开采，加强管理，实有利而无弊。况“粤东界连数省，一帆可通，若得就近开铸，不但本地钱文流通，兼可资两江三楚浙闽等省之用”，“上裕国课，下养穷黎，莫便于此”〔14〕。可见鄂弥达积极主张开矿既有胆识，又有远见。
此外，鄂弥达对关乎民生与社会安定的盐、粮诸项亦甚关注。他一方面大力整顿盐政及沿海盐场运销渠道，制止私贩泛滥，把被各衙门私吞的盐课羡余悉数收归国库。另方面积极筹设官米局，调节粮储，平抑米价。他指出：“米价腾贵，皆由囤户居奇，一店长价，诸店皆然。……粤东省会之区，贫民待哺尤众，奸民乘机射利，高价病民。”为此，他在省城设立三处官米局。南门米局动广州府仓谷；东门米局动番禺县仓谷；西门米局动南海县仓谷。额定仓斗一两一石，倘市价在一两以内，听民自便购买；市价稍昂，即照定价粜卖〔15〕。这对于稳定市场、安抚民生无疑起到重要的作用。
当然，广东历来是严重缺粮省份，最根本的解决办法是不断增加耕地面积，扩大粮食生产，不少粤督为此作过不懈的努力，像乾隆时任督的苏昌奏称：“琼州海外瘠区，贫民生计艰难，有可垦地二百五十余顷，请召民开垦，免其升科”〔16〕获准施行。苏昌还未雨绸缪，积极储粮备赈，他说“广东产米不敷民食，宜多贮社谷，以补常平不足。请嗣后息谷统存州县备赈，免其变价。”〔17〕这对于缺粮大省的广东，实不失为应变之良策。在乾隆后期任督的孙士毅，对广东粮食问题尖锐性的认识更为透彻，他指出：“粤东每岁所产米谷，不敷民食，全赖粤西谷船接济。其故缘粤东山多田少，地接海洋，其为山占者十之三，其为水占者又不啻十之四，可耕之土，本属无几，而民居繁庶，商贾充盈，就广州一府而论，需米之多，双数倍他郡，偶遇粤西谷船稀到，粮价不免骤昂。”他的解决办法就是向海要粮，经过实地调查认为：“向来滨海居民，见有涨出沙地，名曰沙坦，开垦成田，栽种禾稻，实为天地自然之美利，海民藉以资生者甚众。”所以他力主把沿海沙坦给民承垦，“即以千顷为计，每岁约可添谷十万余石，毋庸全仗粤西谷船之接济。裨益民食不少”〔18〕。这便为其后广东大量垦辟沙田开了路。然而也有一些粤督，面对粤省严重缺粮、米价飚升的严峻形势，表现得麻目不仁，像康熙后期任督的赵弘灿便是一例，史载：“广东米价腾贵，弘灿与巡抚满丕不据实陈奏，部议并革职。得旨，降五级留任。”〔19〕这样的处罚，可算是康熙手下留情了。
由于广东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居民大多以海为生，或出海捕鱼，或越洋贸易。外国商船、商人亦云集广州，因而粤省历来是海防战略要区和海外贸易中心，乾隆以后，更成为涉外事务最多的省份。因而巩固海疆、发展海外贸易、管理好粤海关、妥善处理涉外事务等等，自然成为历任两广总督的重要职责。但这些问题在当时是相当复杂的，像每防既有内部问题，亦有外部问题。嘉庆时任广东巡抚的韩崶曾说：“粤海形势，沿海村落处处可通外洋，盗匪易生窥伺。必先固内而后可以御外。凡属扼要炮台，宜简练精锐，严密防守。并令沿海绅衿耆董，督率丁壮，互相捍护，自卫身家。”〔20〕这种“先固内、后御外”、切断陆上与海上联系的方针显然是封闭性的，对发展海上贸易不利，然而它却是从粤省到朝廷的既定方针，粤督在这方面其实并无多少自主性可言，但在监督海关、清剿洋盗、抵御外国侵略、维护国家领土主权方面则应是有所作为的。
粤海关的财政税收，历来居全国各关之首，特别是乾隆实行闭关政策后，广州成为唯一的通商口岸，粤海关的地位显得更加重要。清政府还专门设置了由满洲大员出任的海关监督，广东督抚也常兼任此职，并被视为“肥缺”。在金钱面前，有些总督就过不了关，或私吞关银，或收受洋商贿赂、或勒索商捐，像李侍尧、杨景素、富勒浑、李鸿宾等均先后贪污受贿被罢职。杨景素被劾“在两广婪索商捐六万余”〔21〕。富勒浑纵仆殷士俊“纳赇”，被“鞫治论斩”〔22〕。道光年间任督的李鸿宾，竟收受英领事颠地巨贿，同意洋商容阿华充任十三行行商。“颠地说：‘吾以为总督若何严重，讵消数万金便营私耶！’于是始轻中国官吏”。稍后容阿华耗资出逃，官帑无著。李鸿宾还放纵粤兵吸食鸦片，最后被“褫职逮治，遣戍乌鲁木齐”〔23〕。不过大多数粤督在这方面尚能自约。
在涉外事务方面，广东作为中国的南大门，面临着西方殖民势力越来越强烈的冲击。历任粤督虽然受到了朝廷制定的“天朝上国，闭关自守”方针约束，对外部世界知之不多，但在拱卫海疆、维护主权方面还是作了不少努力。如乾隆初期任督的杨应琚，就是虎门要塞建设的倡导者，他指出：“广东左翼镇属有虎门寨城，西南达诸番，东北通闽浙，其城遥对老万山，兀立大洋，诸山罗列。自老万山至横档，两山对峙，中建炮营，尤为天生险隘。不特各省商民船必经，即外洋各国商船出入，断难渡越，是虎门实粤东门户。宜以左营镇移驻，稽查洋艘，操练巡防，于海疆有裨。”〔24〕虎门之成为南粤要塞，杨应琚应有一功。
在乾隆实行闭关政策后，中外形势特别是中英关系便日趋紧张，在殖民侵略威胁下，有些粤督表现得软弱畏缩。嘉庆十三年（1808年）八月，英国兵船强行在澳门登陆，抢占东望洋等三炮台，气焰十分嚣张，当时的粤督吴熊光犹豫观望，既不及时上报，又不坚决反击，致使事态持续达三个多月，结果以“示弱失体”，“按溺职例发往伊犁赎罪”〔25〕。而嘉道间任督的阮元，则与吴熊光形成鲜明对比，他甫抵任即“增建大黄滘、大虎山两炮台，分兵驻守”。认为对于“英吉利之恃强桀骜，宜镇以威，不可尽以德绥。彼虽船坚炮利，但技长于水而短于陆”，并非无懈可击。于是“定例外国货船不许擅入内洋，倘违例禁，即量加惩创，各国知彼犯禁，而非我轻启衅”〔26〕。力持“我势强则彼不敢轻犯，理足则彼不敢藉口”的对策〔27〕。他还主张严禁鸦片。道光元年，他“兼署粤海关监督。洋船夹带鸦片烟，劾褫行商顶带”〔28〕。“夷船在黄埔杀人，公（阮元）严饬洋商必得凶犯乃已，商不能庇犯，乃自剔死。有击死民妇者，亦予绞决抵罪”。面对所谓“关税将自此大绌”的说法，阮元的回答是：“国体为大，税数为轻！”〔29〕态度十分坚定。道光十二年任督的卢坤，亦坚持这一做法，时“英吉利兵船擅入海口，……领事律劳卑挟二船入虎门，炮击不退，且以炮拒，进泊黄埔。坤设方略扼其归路，断其接济，集水陆师临以兵威，律劳卑穷蹙，引罪求去，……乃驱之出口”。“于是严海防，勤训练，自南山至大虎分三段，与大角、沙角相联络。省河中流沙地增建炮台，以资保障，夷情敛慑”〔30〕。从而为鸦片战争前夕的粤省海防增强了实力。其继任者邓廷桢和林则徐，是清代前期最后两任粤督，他们在任上严禁鸦片、严惩违法洋商、坚决抗击英国殖民侵略的业绩已光耀史册，兹不再赘。
对于总督治绩，较易被人忽视的是文教建设。诚然，从官守职责来就，振兴地方文教乃一省布政使、学正以及府州县官的任务，但具有卓识远见的总督，往往能更充分地认识到人才对于整个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从而以推动地方文教建设为己任。在历任粤督中，以阮元在这方面的成就最著，影响最大。阮元自嘉庆二十二年六月任两广总督，至道光六年六月调任云贵总督，主持粤政近十年，不仅内政外交颇多建树，而且一直把发展广东文教事业放在重要的地位。他甫抵督任即组织力量重修《广东通志》，于道光二年成书，共334卷。 这是一项规模宏大的文化工程，其质量为当时全国各省志之冠。通过修志，既培育了大批学术新人，又有力地推动全省各项学术研究的开展。与此同时，他鉴于粤省学术人才匮缺而学术风气未通，于嘉庆二十五年创办了学海堂，使之成为以倡导“实学”为宗旨的培养优秀人才基地和学术研究中心，不仅培养出像陈澧、谭莹、廖廷相等一大批粤籍学术精英；且为其后粤境相继建立的菊坡精舍、琼州五公精舍以及崇实、金山、羊城、应元、广雅诸书院提供样板。时人评价说：自是“岭海人物，蒸蒸日上，不致为风气所囿者，学海堂之力也”〔31〕。此外，阮元为学术之扬播，还大量校勘、刊刻优秀文化典籍和当代学人研究成果。其中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是刊刻《皇清经解》1400余卷。而学海堂在很长的一段时间，成为广东刊刻典籍的中心，并启动广东典籍刊刻进入鼎盛时期。史称“咸同以降，粤学之盛，度越中原”〔32〕，这显然是与阮元的贡献分不开的。
清代前期，既是广东地区超越中原的重要时期，也是它开始走向近代化历史进程的重要时期。肩负封疆重任的两广总督，其施政得失，对广东社会发展关系至大。通过上述历史考察，其正反事例无疑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注释：
〔1〕《明史》卷177《王翱传》。
〔2〕《清史稿》卷116《职官志三·总督巡抚》。
〔3〕《清世宗实录》卷3，雍正元年正月辛巳。
〔4〕《清史稿》卷307《陈宏谋传》。
〔5〕〔8〕《清史列传》卷4《佟养甲传》。
〔6〕《清史稿》卷273《李率泰传》。
〔7〕《清史稿》卷307《尹继善传》。
〔9〕《清经世文编》卷12《法令宜归简易疏》。
〔10〕〔11〕〔12〕〔13〕《清史稿》卷260《吴兴祚传》。
〔14〕《清经世文编》卷52《请开矿采铸疏》。
〔15〕《清经世文编》卷40《请官开米局疏》。
〔16〕〔17〕《清史稿》卷309《苏昌传》。
〔18〕《清经世文编》卷34《请开垦沿海沙坦疏》。
〔19〕《清史列传》卷12《赵弘灿传》。
〔20〕《清史稿》卷352《韩崶传》。
〔21〕《清史稿》卷337《杨景素传》。
〔22〕《清史稿》卷332《富勒浑传》。
〔23〕《清史稿》卷366《李鸿宾传》。
〔24〕《清史列传》卷22《杨应琚传》。
〔25〕《清嘉庆朝外交史料》第3辑，第16页。
〔26〕〔28〕《清史稿》卷364《阮元传》。
〔27〕《清史列传》卷36《阮元传》。
〔29〕《国朝先正事略》卷21《阮文达公事略》。
〔30〕《清史稿》卷379《卢坤传》。
〔31〕《学海堂初集》卷16，崔弼：《新建粤秀山学海堂记》。
〔32〕《广东文征续编》第1册， 《三水渠太公重游泮水征诗文启》。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1998年02期
【原文出处】《广东社会科学》(广州)1997年06期第81～86页
【作者简介】关汉华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邮编：510045
两广设置总督，始于明代景泰三年（1452年），当时两广“浔、梧瑶乱，……特遣一大臣督军务，乃以命（王）翱。两广有总督自翱始。”〔1〕。然这一建制在当时尚不稳定，到成化元年（1465年）， 为平“瑶乱”再派韩雍出任两广总督，才成定制。当然，明代置督的初衷，主要是为了协调军事行动，所派人员亦未完全脱离中央建制。到了清代，这种地方政治体制变革终告完成，总督作为封疆大吏的地位已经确立，他们的基本职责是“厘治军民，综制文武，察举官吏，修饬封疆”〔2〕。其辖区范围、官品秩位以及归属地方编制都十分明确， 在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成为巩固国家统治、稳定社会的有力支柱。中央的一切施政方针政策，均需首达总督而推行于下，同时中央通过分权于总督而收到集权的实效。正如雍正上谕所说：“自古帝王疆理天下，必有岳牧之臣，以分猷佐治，而后四方宁谥，共臻上理，此封疆大臣，以总督为最重。”〔3 〕正由于总督关乎一个地区的吏治民生及治乱兴衰，因而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对于总督人选历来都十分重视，虽说总督选任的途径有三：即皇帝亲擢、廷臣会推及吏部简选，但实际上是以皇帝亲擢为主，后两者亦得皇帝最后拍板，所以对总督的选任权便牢牢地操纵在皇帝手上，这也反映出清代皇权高度强化的历史特点。
清代前期的广东，既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省份，也是一个情况复杂、治理难度相当大的省份。随着南明政权西徙，绍武和永历两个政权先后在两广立国，这里一度成为全国抗清斗争的主战场。随后爆发的“三藩之乱”，两广亦曾被卷入战火之中。康熙初年，为了对付郑成功的抗清，广东又成为实施“迁海”政策的重点地区。此后，广东更成为西方殖民主义者撞击中国大门的突破口。此外，像发展社会经济、处理复杂尖锐的阶级关系与民族关系、推动地区的文化建设等等，都是历任粤督面临的艰巨课题。因而清王朝对于两广总督的人选极为重视决不是偶然的。
据《清史稿·疆臣年表》统计，从顺治四年（1647年）任命佟养甲为两广总督始，至道光二十年（1840年）林则徐被罢职止，在这近二百年的时间里，先后担任过两广总督职务的共有51人。这期间除顺治十八年至康熙四年曾将两广总督分为广东总督与广西总督；雍正七年至十三年将两广总督分为广东总督与云（贵）广（西）总督外，其余时间均称两广总督。然事实上两广总督常驻广东，主要负责广东军政要务，除军务外，有关广西政务，由广西巡抚负责。有这样一例：陈宏谋本广西临桂人，按地籍回避法是不能出任两广总督的，但乾隆为之辩解说：“宏谋籍广西，但两广总督节制两省，专驻广东，不必回避。”〔4 〕所以两广总督专注广东政务是不争的事实。
顺治年间，广东属新征服地区，又是当时抗清的主战场，其统治极不稳定，发展社会经济尚难顾及，因而清王朝对广东实着眼于稳定局势，而能胜斯任的总督最合适人选并非处于核心层里的满洲八旗大员，而是汉军八旗大员。他们在清朝立国中一般都立下军功，很早便经管辽东汉区，较满员更了解汉区民情并通晓治术，能起到满员所不能起的作用，在政治上则较一般汉官可靠。查顺治一朝先后任两广总督的有佟养甲、李率泰、王国光、李栖凤、卢崇峻五人，他们全都出自汉军八旗绝不是偶然的。像佟家先世本来就是汉旗中的实力派，佟养甲本人早年入值内院，即深得皇太极信任，后从世祖入关定鼎燕京，下杭州，平福建，最后殉职于两广总督任上〔5〕。 李率泰则是最早归顺清朝的明边将李永芳之子，又与清宗室联姻，弱冠时即随皇太极征朝鲜及明锦州，入关后又连破李自成于北京及潼关，经大学士洪承畴力荐出任两广总督，在任上击败李定国，克平高、雷二郡〔6〕。 李栖凤早年以诸生归顺清朝，事太宗，值文馆，自顺治六年起即任广东巡抚职，对广东地区的情况相当熟悉，其后以功擢两广总督。他们对稳定广东局势均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康熙朝60年，任粤督的除卢崇骏跨顺康两朝外，计有卢兴祖、周有德、金光祖、吴兴祚、石琳、郭世隆、赵弘灿、杨琳八人，除赵弘灿外，其余均隶汉军八旗，可见由汉旗出任粤督的传统，在康熙朝基本未变。
雍正朝只有13年，除杨琳任职跨康、雍两朝外，这期间任粤督的只有孔毓珣、郝玉麟、鄂弥达三人。在人选条件上则出现了新的变化，郝玉麟隶汉军镶白旗，孔毓珣为汉人，他是孔子的66代孙，以“有善政，谙河工”得擢粤督。而鄂弥达则属满洲正白旗，是满旗大员出任粤督的第一人，在任政绩颇佳，从而为其后满员大批担任粤督开了路。
乾隆朝亦长达60年，任职粤督的人数也最多，除鄂弥达跨越雍、乾两朝外，计有马尔泰、那苏图、策楞、尹继善、硕色、陈大受、阿里衮、杨应琚、鹤年、陈宏谋、李侍尧、苏昌、杨廷璋、杨景素、桂林、巴延三、舒常、富勒浑、孙士毅、福康安、长麟等21人。值得注意的是乾隆朝任职两广总督的满洲八旗人数激增，多达13人，超过半数；而汉军八旗的人数却骤减，只有3人，其数量比汉员还少。 其原因是清代到乾隆时已经历了近百年的统治，进入了全盛时期，作为统治核心层的满旗大员，其政治素质与文化素质都较清初大有提高，对汉区情况亦已相当熟悉，而汉军八旗原有的优势已经淡化，因而作为统治核心的满员，备受乾隆重用就毫不奇怪了。
嘉庆朝任粤督有朱珪、吉庆、倭什布、那彦成、吴熊光、永保、百龄、松筠、蒋攸铦、阮元10人。其中满旗4人， 汉旗2人，汉员3人，而松筠则隶蒙古正蓝旗，是蒙旗任职粤督第一人。这说明嘉庆朝粤督人选的出身条件已不像过去那么严格，而汉人所占的比重正在逐步增加，这应说是大势之所趋。
道光朝，在鸦片战争爆发前的20年属清朝前期，这期间任粤督者除阮元跨嘉道两朝外，计有李鸿宾、卢坤、邓廷桢、林则徐4人， 全为汉员。说明清朝所推行的“以汉治汉”方针已从州县基层提高到省级层面，而八旗（特别是汉军八旗）大员经管封疆的作用已大为减弱。
由于总督肩负封疆重任，其人选的文化素质相应地要求较高，像明代的督抚，绝大部分均为进士科班出身。但清代情况却有点特殊，由于清初战乱频繁，加上清朝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实行以满洲贵族为核心的统治，因而对总督人选的文化素质要求并不严格，而是注重军事实力与从政经验，注重人选的家世背景等等，这一点对两广总督人选亦不例外，所以在乾隆之前的粤督，没有一个是进士出身的。直到乾隆十三年尹继善任粤督，他是雍正元年进士，是粤督中满进士身第一人，乾隆曾说：“我朝百余年来，满洲科目中惟鄂尔泰与尹继善为真知学者。”〔7〕乾隆十五年任粤督的陈大受，是雍正十一年进士， 是粤督中汉进士出身第一人。综观清代前期的两广总督，进士出身的确实不多，总数只有16人，其余大多是监生、贡生、官生、荫生、廪生、笔帖式、佐领之类出身，这可以说是清代粤督任职的一大特色。只是到了道光前期，由于世道已经大变，所任五位粤督，全是汉员，而且全是进士出身，这种特色才有所改变。
二
考察总督的治绩，自然离不开省情。广东作为一个后来居上的重要省份，固然具有许多独特的优越条件，但无可否认也存在着不少难题，因此，如何扬长避短、兴利除弊，着意吏治民生，推动广东社会不断向前发展，既是每任粤督所肩负的重任，也是检验他们治绩的标准。
在康熙平定“三藩之乱”之前，广东战火频仍，粤督的主要任务在于平熄动乱，安抚地方，稳定社会秩序。象首任粤督佟养甲，虽全力对付南明政权及李成栋的“反正”，但对于当地的吏治民生还是十分关注的。从安抚地方出发，“慎简廉吏”，大力整顿官员队伍；对新降将迅速作出妥善安排，“才勇者或留营训练，或分驻要隘，余令归农”。当时“部议追征顺治三年额银四分之一以给饷。养甲言粤省连遭寇掠，请缓至顺治四年始”。又“雷、廉二郡珠池，每岁例遣官开采。养甲以地险费繁，恐伤民力，请罢其役，得旨俞允”〔8〕。 虽然后来佟养甲被李成栋劫持所杀，但其在粤治绩则是值得肯定的。顺康之际任督的卢崇峻，从改善吏治民生出发，针对当时政出多门、法令繁苛的弊端尖锐地指出：“国家利弊，实系民生。国之大利在于政治简易，而国之在弊在于法令繁多。法令一多，则内外衙门，在大官则惟成例是遵，每多查驳之烦；在有司惟功令自畏，有不遑救过之虑，岂能计及民生之休戚，而施抚字之仁？！且因丛迫之际，以致左右作奸，则民生愈受其困。若政治一归简易，则大小臣工各有暇豫之精神，衙门各役莫施鬼蜮之技俩，是害不除而自绝，利不兴而自溥，不必求遂民生而民生自遂。故古来只颂宽大之为美政，未闻以文法之繁为善治也。”〔9〕 卢崇峻这番至论，不仅对整治粤省的吏治民生起了作用，而且对康熙确立“为政以宽”的治国方针也有影响。
粤省各项施政建设，实际上是在平定“三藩之乱”、肃清了平南王尚氏势力后才得以正常开展，在康熙二十年任督的吴兴祚实启其端。他入仕之途从知县做起，历任知州、按察使、巡抚，是地方官中的实干派，举凡吏治、民生、武备诸项，无不善为规划，着力施行。他甫抵督任，即鉴于粤省税苛法繁，民无宁日，决定从清税入手，实施其治粤大计。奏称：“尚之信在广东横征暴敛，民受其害数十年，因举盐埠、渡税、税总店、渔课诸害，悉奏罢之。”〔10〕但当时困扰粤省最严重的是清政府推行的“迁海”政策。康熙初年，为了隔绝内地与台湾郑氏势力的联系，三令五申厉行“迁海”，广东的潮州、惠州、东莞、番禺、香山、顺德、新会等沿海州县居民，必须从海岸线后撤30～50里，凡擅出界外一律处死。史载：“自迁界令下。广东沿海居民多失业。”〔11〕很明显，迁海令不除，广东经济实难发展。吴兴祚则是提出停止迁海的第一人。台湾刚平定，他便“疏请展界，恣民捕采耕种”。经查勘规划，“兵民皆得其所”〔12〕，顺利地解决了困扰了广东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此外，他还改善了高、廉二府对广西的食盐供应，使东西两粤各得其利。又以“两粤钱法不行”，对生产、生活和商业流通都不利，疏请在两省“设炉鼓铸”，这本来是利国利民的好事，但却由此触犯了朝廷严厉的矿禁政策，被劾“鼓铸浮冒，部议降三级调用”。这在专制政体下是无可奈何的，然而历史却是公正的，史称“兴祚为政持大体，除烦苛，卒后远近戴之，历官之地，并吁祀名宦”〔13〕。
其实吴兴祚提出的仅是“设炉鼓铸”，还不是开发矿藏，真正主张开矿的是雍乾间任督的鄂弥达。为了调整广东产业结构和改善民生，就在雍正年间朝廷禁矿最严的时候，他冒着丢乌纱帽的危险上疏陈说：“粤东山多田少，生齿日庶，生计倍艰。查惠、潮、肇、韶等府，矿产甚多，原系天生之宝，以资小民之生，固宜应因时变通，以疏众货之源。”又针对禁矿论者所谓“开矿聚众，谷价贵昂，易滋事端”的说法争辩说：“查粤省铁炉不下五六十座，煤山、木山开挖亦多，佣工者不下数万人，俱各相安无事。……若以人多则谷价易昂，试思以本地之利，养本地之民，即以本地之人，食本地之谷。未开采之先，人不少而谷不加多，既开采之后，人不多而谷岂见少？！”只要恰当控制外来游手“冒入充工，固万无人满之患”。妥善之法是宜招本省殷实商民，自备资本开采，加强管理，实有利而无弊。况“粤东界连数省，一帆可通，若得就近开铸，不但本地钱文流通，兼可资两江三楚浙闽等省之用”，“上裕国课，下养穷黎，莫便于此”〔14〕。可见鄂弥达积极主张开矿既有胆识，又有远见。
此外，鄂弥达对关乎民生与社会安定的盐、粮诸项亦甚关注。他一方面大力整顿盐政及沿海盐场运销渠道，制止私贩泛滥，把被各衙门私吞的盐课羡余悉数收归国库。另方面积极筹设官米局，调节粮储，平抑米价。他指出：“米价腾贵，皆由囤户居奇，一店长价，诸店皆然。……粤东省会之区，贫民待哺尤众，奸民乘机射利，高价病民。”为此，他在省城设立三处官米局。南门米局动广州府仓谷；东门米局动番禺县仓谷；西门米局动南海县仓谷。额定仓斗一两一石，倘市价在一两以内，听民自便购买；市价稍昂，即照定价粜卖〔15〕。这对于稳定市场、安抚民生无疑起到重要的作用。
当然，广东历来是严重缺粮省份，最根本的解决办法是不断增加耕地面积，扩大粮食生产，不少粤督为此作过不懈的努力，像乾隆时任督的苏昌奏称：“琼州海外瘠区，贫民生计艰难，有可垦地二百五十余顷，请召民开垦，免其升科”〔16〕获准施行。苏昌还未雨绸缪，积极储粮备赈，他说“广东产米不敷民食，宜多贮社谷，以补常平不足。请嗣后息谷统存州县备赈，免其变价。”〔17〕这对于缺粮大省的广东，实不失为应变之良策。在乾隆后期任督的孙士毅，对广东粮食问题尖锐性的认识更为透彻，他指出：“粤东每岁所产米谷，不敷民食，全赖粤西谷船接济。其故缘粤东山多田少，地接海洋，其为山占者十之三，其为水占者又不啻十之四，可耕之土，本属无几，而民居繁庶，商贾充盈，就广州一府而论，需米之多，双数倍他郡，偶遇粤西谷船稀到，粮价不免骤昂。”他的解决办法就是向海要粮，经过实地调查认为：“向来滨海居民，见有涨出沙地，名曰沙坦，开垦成田，栽种禾稻，实为天地自然之美利，海民藉以资生者甚众。”所以他力主把沿海沙坦给民承垦，“即以千顷为计，每岁约可添谷十万余石，毋庸全仗粤西谷船之接济。裨益民食不少”〔18〕。这便为其后广东大量垦辟沙田开了路。然而也有一些粤督，面对粤省严重缺粮、米价飚升的严峻形势，表现得麻目不仁，像康熙后期任督的赵弘灿便是一例，史载：“广东米价腾贵，弘灿与巡抚满丕不据实陈奏，部议并革职。得旨，降五级留任。”〔19〕这样的处罚，可算是康熙手下留情了。
由于广东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居民大多以海为生，或出海捕鱼，或越洋贸易。外国商船、商人亦云集广州，因而粤省历来是海防战略要区和海外贸易中心，乾隆以后，更成为涉外事务最多的省份。因而巩固海疆、发展海外贸易、管理好粤海关、妥善处理涉外事务等等，自然成为历任两广总督的重要职责。但这些问题在当时是相当复杂的，像每防既有内部问题，亦有外部问题。嘉庆时任广东巡抚的韩崶曾说：“粤海形势，沿海村落处处可通外洋，盗匪易生窥伺。必先固内而后可以御外。凡属扼要炮台，宜简练精锐，严密防守。并令沿海绅衿耆董，督率丁壮，互相捍护，自卫身家。”〔20〕这种“先固内、后御外”、切断陆上与海上联系的方针显然是封闭性的，对发展海上贸易不利，然而它却是从粤省到朝廷的既定方针，粤督在这方面其实并无多少自主性可言，但在监督海关、清剿洋盗、抵御外国侵略、维护国家领土主权方面则应是有所作为的。
粤海关的财政税收，历来居全国各关之首，特别是乾隆实行闭关政策后，广州成为唯一的通商口岸，粤海关的地位显得更加重要。清政府还专门设置了由满洲大员出任的海关监督，广东督抚也常兼任此职，并被视为“肥缺”。在金钱面前，有些总督就过不了关，或私吞关银，或收受洋商贿赂、或勒索商捐，像李侍尧、杨景素、富勒浑、李鸿宾等均先后贪污受贿被罢职。杨景素被劾“在两广婪索商捐六万余”〔21〕。富勒浑纵仆殷士俊“纳赇”，被“鞫治论斩”〔22〕。道光年间任督的李鸿宾，竟收受英领事颠地巨贿，同意洋商容阿华充任十三行行商。“颠地说：‘吾以为总督若何严重，讵消数万金便营私耶！’于是始轻中国官吏”。稍后容阿华耗资出逃，官帑无著。李鸿宾还放纵粤兵吸食鸦片，最后被“褫职逮治，遣戍乌鲁木齐”〔23〕。不过大多数粤督在这方面尚能自约。
在涉外事务方面，广东作为中国的南大门，面临着西方殖民势力越来越强烈的冲击。历任粤督虽然受到了朝廷制定的“天朝上国，闭关自守”方针约束，对外部世界知之不多，但在拱卫海疆、维护主权方面还是作了不少努力。如乾隆初期任督的杨应琚，就是虎门要塞建设的倡导者，他指出：“广东左翼镇属有虎门寨城，西南达诸番，东北通闽浙，其城遥对老万山，兀立大洋，诸山罗列。自老万山至横档，两山对峙，中建炮营，尤为天生险隘。不特各省商民船必经，即外洋各国商船出入，断难渡越，是虎门实粤东门户。宜以左营镇移驻，稽查洋艘，操练巡防，于海疆有裨。”〔24〕虎门之成为南粤要塞，杨应琚应有一功。
在乾隆实行闭关政策后，中外形势特别是中英关系便日趋紧张，在殖民侵略威胁下，有些粤督表现得软弱畏缩。嘉庆十三年（1808年）八月，英国兵船强行在澳门登陆，抢占东望洋等三炮台，气焰十分嚣张，当时的粤督吴熊光犹豫观望，既不及时上报，又不坚决反击，致使事态持续达三个多月，结果以“示弱失体”，“按溺职例发往伊犁赎罪”〔25〕。而嘉道间任督的阮元，则与吴熊光形成鲜明对比，他甫抵任即“增建大黄滘、大虎山两炮台，分兵驻守”。认为对于“英吉利之恃强桀骜，宜镇以威，不可尽以德绥。彼虽船坚炮利，但技长于水而短于陆”，并非无懈可击。于是“定例外国货船不许擅入内洋，倘违例禁，即量加惩创，各国知彼犯禁，而非我轻启衅”〔26〕。力持“我势强则彼不敢轻犯，理足则彼不敢藉口”的对策〔27〕。他还主张严禁鸦片。道光元年，他“兼署粤海关监督。洋船夹带鸦片烟，劾褫行商顶带”〔28〕。“夷船在黄埔杀人，公（阮元）严饬洋商必得凶犯乃已，商不能庇犯，乃自剔死。有击死民妇者，亦予绞决抵罪”。面对所谓“关税将自此大绌”的说法，阮元的回答是：“国体为大，税数为轻！”〔29〕态度十分坚定。道光十二年任督的卢坤，亦坚持这一做法，时“英吉利兵船擅入海口，……领事律劳卑挟二船入虎门，炮击不退，且以炮拒，进泊黄埔。坤设方略扼其归路，断其接济，集水陆师临以兵威，律劳卑穷蹙，引罪求去，……乃驱之出口”。“于是严海防，勤训练，自南山至大虎分三段，与大角、沙角相联络。省河中流沙地增建炮台，以资保障，夷情敛慑”〔30〕。从而为鸦片战争前夕的粤省海防增强了实力。其继任者邓廷桢和林则徐，是清代前期最后两任粤督，他们在任上严禁鸦片、严惩违法洋商、坚决抗击英国殖民侵略的业绩已光耀史册，兹不再赘。
对于总督治绩，较易被人忽视的是文教建设。诚然，从官守职责来就，振兴地方文教乃一省布政使、学正以及府州县官的任务，但具有卓识远见的总督，往往能更充分地认识到人才对于整个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从而以推动地方文教建设为己任。在历任粤督中，以阮元在这方面的成就最著，影响最大。阮元自嘉庆二十二年六月任两广总督，至道光六年六月调任云贵总督，主持粤政近十年，不仅内政外交颇多建树，而且一直把发展广东文教事业放在重要的地位。他甫抵督任即组织力量重修《广东通志》，于道光二年成书，共334卷。 这是一项规模宏大的文化工程，其质量为当时全国各省志之冠。通过修志，既培育了大批学术新人，又有力地推动全省各项学术研究的开展。与此同时，他鉴于粤省学术人才匮缺而学术风气未通，于嘉庆二十五年创办了学海堂，使之成为以倡导“实学”为宗旨的培养优秀人才基地和学术研究中心，不仅培养出像陈澧、谭莹、廖廷相等一大批粤籍学术精英；且为其后粤境相继建立的菊坡精舍、琼州五公精舍以及崇实、金山、羊城、应元、广雅诸书院提供样板。时人评价说：自是“岭海人物，蒸蒸日上，不致为风气所囿者，学海堂之力也”〔31〕。此外，阮元为学术之扬播，还大量校勘、刊刻优秀文化典籍和当代学人研究成果。其中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是刊刻《皇清经解》1400余卷。而学海堂在很长的一段时间，成为广东刊刻典籍的中心，并启动广东典籍刊刻进入鼎盛时期。史称“咸同以降，粤学之盛，度越中原”〔32〕，这显然是与阮元的贡献分不开的。
清代前期，既是广东地区超越中原的重要时期，也是它开始走向近代化历史进程的重要时期。肩负封疆重任的两广总督，其施政得失，对广东社会发展关系至大。通过上述历史考察，其正反事例无疑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注释：
〔1〕《明史》卷177《王翱传》。
〔2〕《清史稿》卷116《职官志三·总督巡抚》。
〔3〕《清世宗实录》卷3，雍正元年正月辛巳。
〔4〕《清史稿》卷307《陈宏谋传》。
〔5〕〔8〕《清史列传》卷4《佟养甲传》。
〔6〕《清史稿》卷273《李率泰传》。
〔7〕《清史稿》卷307《尹继善传》。
〔9〕《清经世文编》卷12《法令宜归简易疏》。
〔10〕〔11〕〔12〕〔13〕《清史稿》卷260《吴兴祚传》。
〔14〕《清经世文编》卷52《请开矿采铸疏》。
〔15〕《清经世文编》卷40《请官开米局疏》。
〔16〕〔17〕《清史稿》卷309《苏昌传》。
〔18〕《清经世文编》卷34《请开垦沿海沙坦疏》。
〔19〕《清史列传》卷12《赵弘灿传》。
〔20〕《清史稿》卷352《韩崶传》。
〔21〕《清史稿》卷337《杨景素传》。
〔22〕《清史稿》卷332《富勒浑传》。
〔23〕《清史稿》卷366《李鸿宾传》。
〔24〕《清史列传》卷22《杨应琚传》。
〔25〕《清嘉庆朝外交史料》第3辑，第16页。
〔26〕〔28〕《清史稿》卷364《阮元传》。
〔27〕《清史列传》卷36《阮元传》。
〔29〕《国朝先正事略》卷21《阮文达公事略》。
〔30〕《清史稿》卷379《卢坤传》。
〔31〕《学海堂初集》卷16，崔弼：《新建粤秀山学海堂记》。
〔32〕《广东文征续编》第1册， 《三水渠太公重游泮水征诗文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