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政尧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1997年06期
【原文出处】《清史研究》(京)1997年03期第1-8页

    Based on eight representative works of the Yan　Xing　Lu, the　author　systematically　evaluates　the　significance　andvalue of the Yan Xing Lu as a source for politics, biography, folk drama and culture in the Qing dynasty. According　to　theauthor, the Yan Xing Lu was distinguished by its　clarity　andcomprehensiveness making it an important　historical　resourcewhich was unmatched by any other foreign　language　historicalsources concerning China.
    有清一代的史料，诸如档案、实录、起居注、传记、文集、方志、笔记等官私史著，可谓丰富繁多。其中，当时来华的外国人的著述，更是我们研究清代历史时必须重视的一个部分。1995年9月， 我应韩国庆南大学校加罗文化研究所之邀，进行了两个月的学术访问，其间，在我阅读和研究朝鲜使团有关成员的众多使清著述时，令我眼界大开，收获颇丰。可以认为，由朝鲜使节等人士撰写的有关《燕行录》的多种著述，为我们研究清史、清代中朝文化交流等方面提供了诸多重要的文献。为此，笔者拟从试析已见的《燕行录》版本和著述切入，进而从政治、人物等方面论述《燕行录》的意义和价值，最后以余论小结全文。
    　　（一）
    明清两朝，来华的朝鲜使团有关人员将其在华时的所见所闻著录成书，这在朝鲜的历史上统称上述这些记实记行的著作为《燕行录》。因此，《燕行录》并不是专指某一种朝鲜使团人员来华时的著述，同时，在此专门称谓的范围内，文字的长短、卷数的多寡均不受到限制。
    关于《燕行录》的版本，据笔者所见，概有：1962年韩国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所编纂的《燕行录选集》本（以下简称《选集本》）；1967年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翻译的《燕行录选集》国译多卷本（以下简称《国译本》）；韩国文集编纂委员会的《韩国历代文集丛书》本；个人文集本，如李《松溪集》、闵鼎重《老峯先生文集》、金锡胄《息庵先生遗稿》、南九万《药泉集》、吴道一《西坡集》、李宜显《陶谷集》、洪大容《湛轩书》、李德懋《青庄馆全书》、朴趾源《燕集》等等。
    自清朝定都北京以来，在诸多的燕行使著述中，已见和有影响的著作有：顺治六年（1649）、正使郑太和之《阳坡朝天日录》（说明：“正使郑太和”之前所写的“顺治六年”即为著者的使清年代，下同，不另加注），顺治十三年（1655）、正使李之《燕途纪行》，康熙元年（1662）、正使郑太和之《阳坡朝天日录》，康熙八年（1669）、正使闵鼎重之《老峯燕行日记》和《老峯闻见别录》，康熙二十一年（1682）、正使金锡胄之《梼椒录》，康熙二十三年（1684）、正使南九万之《甲子燕行杂录》，康熙二十五年（1686）、正使南九万之《丙寅燕行杂录》，康熙二十九年（1690）、副使徐文重之《燕行日录》，康熙三十二年（1693）、正使柳命天之《燕行日记》，康熙三十三年（1694）、副使吴道一之《后燕槎录》，康熙五十年（1711）、副使闵德远之《燕行录》，康熙五十一年（1712）、上使军官金昌业之《老稼斋燕行日记》，康熙五十一年（1712）、副使军官崔德中之《燕行录》，康熙五十九年（1720）、正使李宜显之《庚子燕行杂识》，雍正十年（1732）、书状官韩德厚之《燕行日录》，乾隆三十年（1765）、书状官军官洪大容之《湛轩燕记》，乾隆四十二年（1777）、副使李之《燕行纪事》和《闻见杂录》，乾隆四十三年（1778）、书状官随员李德懋之《入燕记》，乾隆四十五年（1780）、正使随员朴趾源之《热河日记》，乾隆五十五年（1790）、正使俞彦镐之《燕行录》，乾隆五十五年（1790）、副使徐浩修之《燕行记》，乾隆五十五年（1790）、副使从官柳得恭之《滦阳录》，乾隆五十六年（1791）、布衣从游金正中之《燕行录》，嘉庆元年（1796）、柳得恭之《冷斋书种》，嘉庆六年（1801）、书状官李基宪之《燕行录》，嘉庆六年（1801）、副使随员柳得恭之《燕台再游录》，嘉庆八年（1803）、书状官随员徐长辅之《蓟山纪程》，嘉庆十七年（1812）、正使李时秀之《续北征诗》，道光八年（1828）、医员未名之《赴燕日记》，道光八年（1828）、正使从事朴思浩之《心田稿》，道光九年（1829）、书状官朴来谦之《沈槎录》，道光十一年（1831）、正使随员郑元容之《燕行日录》，道光十二年（1832）、书状官金景善之《燕辕直指》，光绪二年（1876）、副使林翰洙之《燕行录》，光绪十三年（1887）、正使李承五之《燕槎日记》等。
    在以上关于《燕行录》的三十七种著作中，以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总数为最多，计二十三种，几占全数的三分之二。其中，康熙一朝就达十三种，乾隆朝占九种，从而为我们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提供了诸多宝贵的史料。
    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燕行录》做为上述著作和与之相类的著作的统一称谓之时，其著中直称《燕行录》之名者不乏其例，仅上述著作内就占六种，这是我们应当注意并予以区分的。
    自顺治二年（1645）以后，朝鲜使团的使清人数每次在二百至三百名，其主要成员是正使、副使、书状官。他们被称之为“正官”，又称“三使”。其他成员则有写字官、医员、军官等，另有仆从、马夫、马头、军牢、轿夫、引路、厨子等等。这在上述著作内经常可以见到，如“一行人马渡江数”即述此意。需要说明的是，书状官一职相当于今天的秘书长。在以上所举著作的著者中，职务为正使的十三人，副使七人，书状官四人，“三使”合计二十四人，接近于全部作者的三分之二，其他作者十三人，含随员、医员、军官等，应当认为：“三使”是《燕行录》的主要作者，但论及《燕行录》中有影响的著作时，以随员等为名的作者们确是不容忽视的，有关这方面情况，笔者将在下文述之。
    至此，笔者以以下六点，从总体上对《燕行录》著述提出自己的认识：
    1.《燕行录》的体裁可分为日记、诗歌、杂录、记事等。其中，单一为日记者，如《阳坡朝天日录》、《老峯燕行日记》、《燕行日记》、《老稼斋燕行日记》、《燕行录》、《入燕记》、《燕行记》、《燕行日录》等。单一为诗歌者，如《梼椒录》、《滦阳录》等。单一为杂录者，如《甲子燕行杂录》、《丙寅燕行杂录》、《闻见杂录》等。单一为记事者，如《湛轩燕记》、《燕台再游录》等。书中既有日记、也有诗歌的，如徐长辅《蓟山纪程》、李基宪《燕行录》等；既有诗歌、也含杂录的，如李宜显《庚子燕行杂识》等；既有日记、也有记事的，如未名《赴燕日记》、金景善《燕辕直指》等；既有诗歌、也有日记、记事的，如朴思浩《心田稿》等。洪大容、朴趾源之著尽管体裁有别，但有一共同之处，即都有小标题，读之更加清晰。
    2.作者群之中，包括了朝鲜使团的“三使”和一般成员，除皇亲国戚、达官显贵外，当时以诗、文名著于世的，如洪大容、朴趾源、李德懋、柳得恭等人，洪、朴之得意门生即李、柳等，后者曾任奎章阁之检书官。他们通过赴清考察，主张学习中国文化，主张用清朝先进技术改革朝鲜的社会体制和经济、文化政策。人们称这些向中国学习的朝鲜学者为“北学派”。洪大容则是“北学派”的先驱。因此，他们的燕行之作应当是我们研究这一课题的必读之著。
    3.有关《燕行录》的版本，除了上文列出的《选集本》、《国译本》、《文集丛书本》之外，还有《辽海丛书》本，应当看到，多数著作仍在各自的文集类之中，如《热河日记》有《燕集》本，《湛轩燕记》有《湛轩书》本，《入燕记》有《青庄馆全书》本等。
    4.文字长短不一，卷数因人而异。以前文所举著作为例， 八卷者1人，七卷者1人，六卷者2人，五卷者1人，四卷者5人，三卷者1人， 二卷者6人，一卷者14人。〔1〕此外，在有关著目中还见到二十二卷者有乾隆五十六年（1791 ）未名《燕行日记》、 三十三卷者有道光六年（1826）洪锡谟《游燕稿》，〔2〕据笔者目前所见， 这方面的多数著作在1—8卷之内。从字数来看，有的少则几千字，有的多达二三十万字。
    5.目录详略不一。以详者为例，如《湛轩燕记》中卷一、卷二以人物为主，有举人、贡生、员外、铺商等，各有专文，其中，作者还以“琴铺刘生”为题，为之撰文。卷三则以名胜古迹、宫殿园林为主，兼及朝廷礼仪的演习。卷四则以民风、民俗为主，举凡吃穿用住、市肆娱乐等，各有篇目。《冷斋书种》二卷，全部目录均以人物为题，内含清朝学者等67人、日本10人、安南5人、琉球5人，共计87人、85目（卷首二篇均为二人为一目）。《燕辕直指》除顺序清晰、列目详细外，绝大多数目录中之最后一字，均有一个“记”字，如“山海关记”、“首阳山记”、“琉璃厂记”等等，限于篇幅，容另文再述。
    6.笔者在研究1644年以后朝鲜使团使清之《燕行录》同时，注意到了他们在清入关以前的著述，崇德二年（1637）、金宗一之《沈阳日乘》，当为同类著作中最早之著。在有关著目内，光绪十四年（1888）、未名之《燕辕日录》为其最晚之著，〔3〕是否还有新的发现， 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研究。
    　　（二）
    有清一代，朝鲜使团的使清路线在清入关前后是有变化的。入关前，他们经辽阳到达盛京。清入关后至康熙十八年（1679）以前，他们的使清路线则经海州、牛庄、广宁、山海关，到达北京。康熙十八年后，改为辽阳、盛京、广宁至山海关，再到北京。朝鲜使团一般是在十月末或十一月初自汉阳出发，十二月末以前抵达北京，来年二月中旬从北京返程，三月末或四月初回到汉阳。他们在北京的时间是一至二个月，总体需用五至六个月。可见，历届的朝鲜使团就是在这大体相同的时间、在不同时期的同一路线范围内了解中国、考察中国的，由此而使诸多的《燕行录》不断问世，弥足珍贵。《燕行录》系列记述了自清代宫廷到广大民间，从当时政治到各种文化，涉及范围之广、内容之丰、人物之众、时期之全，为其它外国史书所不及。以下，笔者拟先从政治方面说明其意义和价值。
    康熙十二年（1673），三藩之乱爆发。早在吴三桂倡乱天下之前，康熙帝于此就有清醒的认识和正确的判断。他说：“朕自少时，以三藩势焰日炽，不可不撤。”〔4〕“朕自听政以来，以三藩及河务、 漕运为三大事，夙夜廑念，曾书而悬之宫中柱上。”〔5〕此后， 他又明确指出：“吴逆蓄谋久，不早除之，养痈为患，何以善后！况其势已成，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发制之。”〔6〕史实证明， 能否平定三藩之乱，直接关系到清初的统一与社会安定，康熙二十年（1681），这场历时八年之久，战火遍及半个中国的叛乱终于被彻底平定，清初社会稳步向前发展。时人曾说：“自康熙二十年以后，海内始有起色。 ”〔7〕三十年后，当康熙帝对平定这场叛乱还时有总结之时，民间对这一重大事件仍记忆犹新。康熙五十年（1711），朝鲜副使闵镇远随团到达中国，并著有《燕行录》，是书中的《译官金庆门所记吴三桂事》不仅记录和补充了这一方面的史实，同时真实反映了当时朝鲜臣工对吴三桂等人的评价。
    《译官金庆门所记吴三桂事》，一千五百余字，系原文影印，字体介于楷书、行书间，竖排。现将该文分四个方面述论如下。
    1.所记吴三桂的起因和当事人简况。
    “辛卯夏，自燕东归，到凤凰城，寓于项继圣家。继圣父琥曾为吴三桂将王绪之掌书记。三桂败后，徙家关东，故继圣详知三桂事首尾。礼部笔帖式黄仪，四川人，以渭源犯□查官来住城中，亦言三桂事。”关于王绪，著者写道：“三桂相郭壮图、胡国柱，将王会、王绪、王屏垣为‘三宝。’”〔8〕
    按：王绪，史有其人，吴三桂帐下之一员勇将。刘健《庭闻录》、刘献廷《广阳杂记》、魏源《圣武记》等均有记载。王会，先为吴三桂“义勇”中营右都督，后任亲军骁骑右将军。王屏垣，疑为王屏藩之误，如是则先任副都统，后为亲军骠骑前将军。〔9〕但是， 将此“三王”合称为吴三桂将领中之“三宝”，且出自项琥之子等人之说，应属可信。另，凤凰城为清代八旗驻防之地，今辽宁省凤城。
    2.概述吴三桂降清和三藩之乱始末。
    这是该文的主要部分，因文字较长，不再详述，但文内有两处记载应引起研究者的重视。
    （1）吴军“军势甚盛，清兵战死者不可胜计，京师大震， 民皆荷担而立，时燕中童谣曰：‘若要平，问老明；若要安，问索山。’帝乃以明珠、索额图为相。”
    按：上引之童谣为其它史著所未载，并从一个方面反映出明珠、索额图在朝廷中的重要地位。康熙帝任明珠为相，与其主张撤藩、赞襄平藩有直接关系。用索额图为相则早于三藩之乱之前，而他自相位改授议政大臣则已是康熙十九年八月的事，其因是多方面的。
    （2）贝勒尚善，“有才智，世谓之‘赛孔明’， 为三桂素所敬服，至是贻书三桂，责其五不义，书不能记，而其意略曰：‘自成之入，公手握重兵，不能一战退贼，而忍视父死，乞兵清朝，及其君父之仇既报，宜即退伏田野，以避利达之□，而乃受王封，身享富贵，此其不义一也；永历寄身南裔，朱氏血食，只一片土，公以明朝世臣，甘心擒献而自王其地，此其不义二也；大清封公为王，待以不臣之礼，嫁女娶妇，恩若骨肉，德之渥也，尚何忍反？此其不义三也；公既反，则宜推戴故君子孙示天下，以不忘本之意，而公乃汲汲自取，此其不义四也；公只有一子二孙，而时在京师，公之祖坟在宁远，九族之在关东者甚多，其必将锄灭尽矣，而公犹悍然不顾，此其不义五也。夫蜂酿蜜成而身则毙，公年今七十余，日无几，竭力经营，子孙无托，公其为谁而作此举耶？（以下简称此信为《五不义书》）三桂见之，流涕不能答，病遂死。”
    按：康熙十三年（1674）六月，贝勒尚善受封安远靖寇大将军，率师至岳州，以拒吴军。关于尚善致吴三桂书，笔者仅在《清史研究通讯》1990年第三期拜读到江宁先生点校的《贝勒尚善寄吴三桂书》（以下简称《寄吴三桂书》），可是，著者在按语中没有说明这封信的出处，此后，有的学者也曾引到此信，做为康熙招抚吴三桂的重要内容之一，足见其是一篇具有重要价值的信件。那么，《五不义书》与此信又是怎样一种关系呢？因《贝勒尚善寄吴三桂书》全文凡二千余字，故择其主要者录之，以与《五不义书》相互印证。
    “贵为亲王国戚，富有七省，自古至今似此亦属罕见，今耄耆而反如童稚，轻纳人言，而弃数十年之芳名，甘为盗寇者，余实为王耻之。所耻者何如，谓王为明臣，灭明嗣，伐永历，俯首而为清臣，可谓忠乎？为子已光祖宗之陵墓，今复使掘棺而碎尸，可谓孝乎？使子孙陷于敌国，无计可出，引领（颈）受死，可谓仁乎？既已承恩受职，猝然负君而叛，可谓义乎？忠、孝、节、义皆忘。”“王一身而为两朝臣，实未尽心于一主，乃不忠之罪也；为子不能保父尸，乃不孝之罪也；为父而使子孙绝灭，乃不仁之罪也；承人恩而后背负，乃不义之罪也，足下戴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大罪，何以为君而治天下，收民哉！”
    综上所述，《五不义书》与《寄吴三桂书》不仅在内容上、同时在行文上均有相近、相似之处。其次，《五不义书》之言者有言在先，“书不能记，而其意略曰”，更何况此信已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因此，笔者以为以上二信似应同属于一封信，不知确否。另外，就当时的形势而论，尚善也不大可能再给吴三桂写类似内容的信了。简言之，朝鲜使官于康熙五十年记录的这封信，说明此信在事隔三十多年后仍在民间传播，进而说明尚善此信在当时就已流传，并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康熙帝命尚善寄书吴三桂的目的。《五不义书》出自当时人之口，从而为《寄吴三桂书》提供了一个极其有力的证据，加深了它的可信程度，促使人们对之更加重视，予以研究，由此扩而广之，《燕行录》对我们在研究中的重要性已是不言而喻了。
    （3）朝鲜使官对吴三桂的认识与评价。
    “三桂之初起兵也，我东闻中原人皆以为三桂必将复立皇明子孙，以图兴复。今闻黄仪之言，大异于所闻，呜呼，甲申之变，尚忍言哉！三桂力不能却自成，引敌入关，遂以天下与之，而又擒献永历，仍王其地，及后举事，则改元建国，肆然称帝，夫岂有为朱氏之心哉，以此观之，其罪有浮于自成，天下万世之逆贼也。”
    著录了上述内容之后，金庆门写道：“及今追思，茫然姑记大略，以俟他日考异云。”这也是笔者对这篇文献予以考证、研究的原因之一，当然，在谈到三藩之乱始末时，金文也有与清代官私史著不尽相符之处，个别人名则有音同字不同、音近字异的情况，虽然如此，这篇文献仍然在《燕行录》中颇具代表性。
    　　（三）
    著录清代人物是《燕行录》系列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方面，《湛轩燕记》、《入燕记》、《热河日记》、《滦阳录》、《冷斋书种》、《燕台再游录》等均是其有影响的著作，记述人物约在百人以上。其中，除普通平民、一般官吏、士人举子外，著名人物则如纪昀、翁方纲、李调元、李鼎元、孙星衍、阮元、铁保等等。长期以来，有关历史人物的直观描述往往是清代官私史著、尤其是官方著作所缺乏的。对此，笔者在参加撰写国家历史学科重点项目之一——《清代人物传稿》时感受尤深。下面拟以三部《燕行录》中的人物描写为例，对此加以补充说明。
    其一，康熙帝做为清代的有为之君，开创和守成兼而有之。有关他形象的文字描写，历来较少。《清圣祖实录》是这样写的，“上天表奇伟，神采焕发，双瞳日悬，隆准岳立，耳大声洪，徇奇天纵。稍长，举止端肃，志量恢宏，语出至诚，切中事理。”〔10〕
    这是康熙帝幼年时的形象。无庸赘言，其真实程度究竟有多少，这是值得研究的。康熙帝曾说：“朕之生也，并无灵异，及其长也，亦无非常。”〔11〕
    康熙三十六年（1697），当法国传教士白晋多次目睹了康熙帝之后，他在向法王路易十四的秘密报告中写道：“康熙今年四十四岁，执政已经三十六年。……他威武雄壮，身材匀称而比普通人略高，五官端正，两眼比他本民族的一般人大而有神。鼻尖稍园略带鹰钩状，虽然脸上有天花留下的痕迹，但并不影响他英俊的外表。”〔12〕
    西方传教士眼中的康熙帝，是时已过不惑之年。白晋的形象描述，至今仍为史学家所引用。但是，上引史料是康熙帝的幼年和中年的像貌，跨度达四十年，在这中间，有没有关于他青少年时的形象描述的史料？笔者在研读《燕行录》时发现了其中的内容。
    康熙八年（1669），闵鼎重做为朝鲜正使率使团来到中国。《清圣祖实录》载，康熙九年正月，“朝鲜国王李，遣陪臣闵鼎重等，表贺冬至、元旦、万寿节，及进岁贡礼物，宴赉如例。”〔13〕是时，康熙帝应是十六、七岁的青年人。此后，闵鼎重在其著《老峯燕行日记》中将他所见的康熙帝做了如下的描述。
    “清主（指康熙帝——引者注）身长不过中人，两眼浮胞，深睛细小无彩，颧骨微露，颊瘠颐尖，其出入辄于黄屋中俯身回望我国使臣之列，性躁急，多暴怒，以察为明，惩辅政诸臣专权植党之患。”〔14〕
    是时，年轻的康熙帝清除鳌拜集团未久，他虽明确表示：“朕夙图治，切念民生艰难，必加意抚绥，各俾安居乐业，乃成久安长治之道。”〔15〕实际上，当时社会还有不少问题影响着清初政权的稳固，这些都使孜孜求治的康熙帝心忧意焦，时有急躁也在所难免。同时，康熙帝自五岁起，读书刻苦，乐此不疲；听政后，每日未明求衣，辨色视朝，“早夜孜孜，有如一日；”〔16〕“丙夜披阅，每至霄分”；“务在精勤，……勿有间断。”〔17〕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睡眠和身体必然要受到影响，所谓“两眼浮胞”、面容消瘦是非常可能的，故此，闵鼎重以其亲眼所见的描写，为我们今天研究康熙帝的形象提供了一种新的文献。
    其二，在清代官私史著中，有关历朝名臣的形象记载则更为缺乏。对于其中的一些人物，《燕行录》则足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有的形象描述生动而有特点。例如，金昌业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即书中之“癸巳”）二月初六日的日记内写道：“五阁老在后殿月廊，余随裨将军往见，清阁老二人同座于北边一炕，汉阁老三人设椅，炕下坐焉，各前置桌子，叠积文书。清阁老一松柱（即逊柱—引者注）、一温达，温达短小，容颜古怪而有猛意，面赤，黑须髯少，一目眇。汉阁老一李光地，福建安溪人，容颜端正，眉目清秀，须髯白。一肖永祚（即肖永藻—引者注），奉天海州人，身短面长，前一齿豁。一王掞，江南太仓人，有文雅而容颜丰盈，精彩动人。温达、松柱相与语，汉阁老三人皆阅视文书，或俯而书字。李光地戴眼镜。左右无人，只一胡在前使令，余单立门外，移时视之，略无所省，亦不禁焉。”〔18〕
    这段文字不仅向我们道出了温达等四人的形象特征，同时讲明了他见到这五位要臣的经过。对我们今天的研究者来说，这样的第一手史料自然是真实而有意义的。
    其三，描述使清途中所见到的商人，这在《燕行录》中多有著录，而《热河日记》则颇具代表性。
    乾隆四十五年（1780），朴趾源来华时结识了李龟蒙、裴宽等几位商人，印象颇佳。他写道：李龟蒙“面似傅粉，朗然读书，声出金石，”〔19〕通诗文，喜交友。他对朴说：“吾辈俱有友朋至性。三人行必有我师，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天下至乐，无逾于此。人生百年，苟无友朋，一事都没佳趣。裹布啖饭的，总不识此味。世间多少面目可憎，言语无味者，眼中只有些衣饭碗，胸中全乏个友朋之乐。”对于因经商而长年奔波在外的思乡之情，李龟蒙的一番感触，更如生花妙笔，反映出他深厚的文化修养。他面对朴趾源的提问慨然答道：“每一念至，魂神飘荡，天涯地角，所争锥毫，而暮闾空倚，春闺独掩，雁书久断，莺梦不到，如何不令人头白？更值月白风清，木落花发，尤难为情，奈何奈何！”
    在《热河日记》中，裴宽则被描写为：“美须髯，善饮酒，笔翰如飞，休休然有长者风。”〔20〕谈到途经栈道的观感，他出口成章，不啻为一篇短小优美的散文。例如，“舟中时值季春天气，两岸花树。最是蓬窗旅榻，独夜难晓，鹃啼猿鸣，鹤唳鹘笑，此江空月明时景。崖上大石崩落，江中峡谷两石相触，自生电火，此夏天霖雨时景也。”
    在中国古代的商人行列中，有称为“儒商”者，朴趾源笔下的李龟蒙、裴宽等人不正是乾隆年间“儒商”的代表吗？
    此外，《燕行录》的作者们对清代的居室、民谣、说唱艺术、戏剧文化等多方面均有重要著录。限于篇幅，试举三例加以说明。
    康熙五十九年（1720），朝鲜正使李宜显在考察了中国的住房情况后指出：“公私屋宇比我国穹崇倍之。”“公私屋大抵多南向，虽下户草家，皆五梁。梁长者二十余尺，小不下十四五尺。其大屋七梁、九梁者或有之，亦或有无梁之屋。而无论间架多少皆一字，无曲折连络之制，而前面中央为门，左右设窗，东西北三面皆筑墙，而北墙当中设门，与南门相直通。人往来前后门之间即正堂，而堂左右各有门，其内即室也。室内附窗为炕，其高可踞，长可一间，广可卧而足不可伸炕外。皆铺砖，而贫者否。此在室中，皆安釜饮，烟恒满而人以为苦，由其习惯为常而然也。”〔21〕以上，可为满族等民族住房之实证。
    乾隆后期，“京师相传‘十可笑’。”朴趾源同戴斗夜谈后录之，即“光禄寺茶汤，太医院药方，神乐观祈禳，武库司刀枪，营缮司作场，养济院衣粮，教坊司婆娘，都察院宪纲，国子监学堂，翰林院文章。犹汉世谚称‘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之谓也。……，其名存实无，汉世孝廉犹然，何况后世乎？！”〔22〕是时朝廷腐败的状况，已被编成顺口溜在京师内外流传开了。
    与此同时的北方民间说唱艺术则是如下情景，“庙中……有坐读《水浒传》者，众人环坐听之，摆头掀鼻，旁若无人，看其读处，则〈火烧瓦宫寺〉，而所诵者乃《西厢记》也。目不知字而口角溜滑，亦如我东巷寺中口诵《林将军传》。读者乍止，则两人弹琵琶，一人响叠钲。”〔23〕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内容均为作者在乾隆后期当地的关帝庙所见，而早在顺治九年（1652），清廷将关羽就已敕封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到乾隆三十三年（1768），又加封他为“忠义神武灵佑关圣大帝。”〔24〕尽管清政府已将关羽加封到有史以来的最高地位，但据朴趾源的著录，关帝庙在民间则具有祭祀和娱乐的双重作用。
    关于清代戏剧文化的情况，在《燕行录》的绝大多数著作中都有著录。全面研究《燕行录》，这是必予注视的一个重要方面。对此，笔者已专文论述。〔25〕
    　　（四）
    《燕行录》，做为同中国明、清两代有着直接和密切关系的系列著作，直笔、全面、完整、重要应是其主要特点。
    每一届来华的朝鲜使团的官员人等将他们将所见所闻，整理成文，报告朝廷；或著录成书，刊行于世。尽管他们对满族入关、建立清王朝还有着传统的看法，但由于他们在自己国内报告或著书时无需讳言，更不必修饰，所以看到什么就写什么，怎么看就怎么写，怎么想就怎么说，这样，直言、直笔就使得《燕行录》颇具真实性。在充分肯定其真实性的同时，我们也不应忽略来访者由于访问时间、范围、语言障碍和作者的视角等方面原因所带来的局限。
    在《燕行录》中，作者们著录了清代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人物、民俗、城市建筑、五行八作等等，从宫廷到民间，从京城到村镇；所到之处都留有他们的足迹，都留有他们的感观，故尔堪称其具有全面性。笔者前文论述的《五不义书》、康熙君臣、城镇商人、民居民谣等即是证明。需要说明的是，他们虽然在上述时间和内容上著述全面，但作者们各自的侧重面不尽相同。
    乾隆中期以后，一些朝鲜学者走进了来华的朝鲜使团，他们的身份虽然不同，但其有关《燕行录》的著作确都具有很大的影响，这中间的代表人物当首推洪大容，另有李德懋、朴齐家、朴趾源、柳得恭等人。通过了解考察清代，他们逐渐改变了传统的“华夷”观念，主张学习当时中国的先进文化，进而改革朝鲜的政治、经济、文化。“北学派”正是在这中间逐渐形成的，并对朝鲜“实学派”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包括他们在内的一些朝鲜使官通过《燕行录》等著述对促进其本民族创造文化、吸收文化及传播文化做出了令世人瞩目的贡献，他们的业迹将继续受到世人的敬仰。
    注释：
    〔1〕说明：本文列为一卷者， 含原作者在其著作中对其《燕行录》部分未分卷之著。
    〔2〕〔3〕请参见张存武《清代中韩关系论文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4〕〔5〕《清圣祖实录》卷99，第9页；卷154，第10页。
    〔6〕昭梿：《啸亭杂录》卷1〈论三逆〉。
    〔7〕《清经世文编》卷28，陆陇其〈论直隶兴除事宜疏〉。
    〔8 〕韩国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所编：《燕行录选集》下卷，闵镇远《燕行录·译官金庆门所记吴三桂事》，第350页，1962 年版。以下凡引此文者，不另加注，专此说明。
    〔9〕请参见商鸿逵先生《明清史论著合集》、 李治亭《吴三桂大传》、刘凤云《清代三藩研究》。
    〔10〕〔11〕〔13〕〔17〕《清圣祖实录》卷1，第2页；卷275， 第11页；卷32，第1页；卷1，第2页。
    〔12〕白晋著、马绪祥译：《康熙帝传》，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资料》第1辑，第196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
    〔14〕韩国文集编纂委员会编：《韩国历代文集丛书》422， 闵鼎重《老峯先生集》卷10〈闻见别录〉，韩国景仁文化社1991年版。
    〔15〕《康熙御制文集》第1集〈谕吏部〉。
    〔16〕《康熙起居注》第2册，第1180页。
    〔18〕金昌业：《老稼斋燕行日记》卷五，见1967年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燕行录选集》国译本。
    〔19〕〔20〕朴趾源：《热河日记·盛京杂识》，下同。韩国景仁文化社1974年版。
    〔21〕李宜显：《陶谷集》卷30《庚子燕行杂识》下，见1967年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燕行录选集》国译本。
    〔22〕朴趾源：《热河日记·十可笑》。
    〔23〕同上，（关帝庙记）。
    〔24〕《清朝文献通考·群祀考上》。
    〔25〕请参见拙文《略论〈燕行录〉与清代戏剧文化》，刊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