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看乾隆时期官方对西方科学技术的态度
霍有光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1997年06期
【原文出处】《自然辩证法通讯》(京)1997年05期第56-65页
【作者简介】霍有光，1950年生，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兼社会学与STS研究所副所长， 已发表论文六十余篇，出版《中国古代矿冶成就及其它》、《司马迁与地学文化》等著作，邮编：710049。
摘要：政府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态度，直接影响着国家科技发展。本文依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收有关西方科技方面书籍情况，研讨了清初政府对世界（西方）科技发展的态度，以此分析明清之际，中国科技落后之原因。
关键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西方科学技术 乾隆时期 官方态度
明清之际，中国科学技术为什么逐渐落后了？一直是科技史界学术上关注并研究的制高点，或谓“李约瑟难题”。从世界各民族历史发展的经验看，一个国家的科学技术是在朝气蓬勃的发展之中还是逐渐落后，显然受系统内部和外部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但是，在诸多因素中，有一个因素谁也无法忽视，即凡对科学技术缺乏兴趣的民族，要指望科学技术始终保持良好的持续发展势头而不落伍，则是难以想象的。这是考察科技史必须注意的问题。那么，明清之际中国对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不是缺乏警觉呢？是不是在追踪其发展潮流呢？假如并非缺乏警觉，也未停止跟踪，那就应该寻找导致中国科技逐渐落后的其它因素。本文就是依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简称《提要》），来研究讨论清初政府官方对世界（西方）科学技术发展的态度。
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及所收有关西方传教士学术著作概况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又称《四库全书总目》。它是对乾隆37年（1772）开始、用了10年左右的时间、动用了大批人力物力编纂的大型丛书《四库全书》所作的内容简介与简评之汇编。《四库全书》完稿于乾隆46年（1781），并呈乾隆皇帝钦定，后又有续补抽还，几经增删，约乾隆55年（1790）殿本刊成。《提要》则介绍作者生平，内容大旨、著述源流，考辨本书得失利弊等。
《提要》在“卷首”刊载了乾隆皇帝有关编辑《四库全书》的圣谕，可以了解乾隆对编辑此套丛书的思想、目的和态度，一是要宣传“文治之盛”，乾隆39年5月10日圣谕说：“自应于《提要》之外， 另刊《简明书目》一编……俾学者由《书目》而寻《提要》，由《提要》而得全书，嘉于海内之士考镜源流，用昭我朝文治之盛。”二是编辑《四库全书》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抢救文献，扩充馆藏，而只为了“广为流传”、“嘉惠艺林，启牖（you）后学，公天下之好”。如乾隆38年5月17日圣谕，提出四库全书入选要求是：“择其中罕见之书，有益于世道人心着，寿之梨枣，以广流传。”就是说，要选经久耐用的梨枣木为这些“有益于世道之心”的书制版，以便能永久印刷。乾隆41年6月1日圣谕说：“至于四库所集，多人间未见之书，非徒广金匮石室之藏，将以嘉惠艺林，启牖后学，公天下之好也。”同年11月17日圣谕又“令总裁等悉心校勘，分别应刊、应钞及存目三项，以广为流传。”乾隆46年2 月15日圣谕说：“四库全书之辑，广搜博采，汇萃群书，用以昭垂久远，公之天下万世。”三是直接参与了这项工作，对《提要》不仅仅是名义上的钦定，而是亲自“裁定”。如乾隆38年3月11 日圣谕要求各省“购求呈送之书”，应选择那些“其有实在流传已少，其书足以启牖后学，广益多闻者，即将书名摘出，撮取著书大旨，叙列目录进呈。俟朕裁定，汇付剞厥（ji jue，雕版、刻书）。”乾隆39年5月10 日圣谕说：凡各省及藏书家奏进的“精醇之书”，“朕几余亲为评咏，题识简端。复命将进到各书，于篇首用翰林院印，并加钤记……”通过以上事实说明，《提要》中关于所收之书的评价，完全可以代表清政府官方甚至皇帝对该书及其功过是非的态度。
《四库全书》未收入雍正乾隆时期（1723——1795）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的学术著作， 因此《提要》只有明万历年间至清康熙年间（1573——1722）西方传教士的书评。共涉及乾隆以前17 人， 学术著作29部。（见表1）其中明末来中国的传教士有：利玛窦、庞迪我、 邓玉函、熊三拔、艾儒略、阳玛诺、毕方济、金尼阁、溥讯际、高一志、龙华民等11人，由明入清有汤若望、安文思、利类思等3人， 清初来中国者有南怀仁、罗雅谷、穆尼阁等3人。这些著作按内容，大致可分为6类：（1）天文历算类，（2）机械类，（3）农业水利类，（4）地理类，（5）文化语言类，（6）宗教（天主教）类等。 表1 《提要》中有关明万历至清康熙年间西方传教士姓名及其著作
二、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客观评价及失误
《四库全书》收入的西方传教士的学术著作主要是科技著作和有价值的文化语言类著作，目的是为我所资，裨益民生。《提要》对西方科学技术的长足发展，基本给予了客观的评价。从中也反映了当时中国在所关注的自然科学领域内，学习西方、追赶西方的步伐。
（1）对西方民族及有关宣传西方科学的传教士的认识与客观评价
《寰有诠》（溥讯际撰）的《提要》明确指出：“欧逻巴（即欧洲）人推算之密、工匠制作之巧，实逾前古。”“推算之密”应指理论科学研究方面，“工匠制作之巧”应指技术应用研究方面，承认欧洲科学技术超过以往任何时代，实际也承认了欧洲科学技术已超过当时的中国。
《乾坤体义》之《提要》评价利玛窦说：“利玛窦，西洋人。万历中航海至广东，是为西法入中国之始。利玛窦兼通中西之文，故凡所著书，皆华字华语，不烦译释。”肯定了利玛窦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点出其中文水平很高，称赞《乾坤体义》“可谓词简而意赅”。《几何论约》（七卷，清杜知耕撰）的《提要》评价欧几里得时说：“欧几里得以绝世之艺，传其国递授之秘法。”盛赞欧洲先贤有“绝世之艺”。
值得注意的是，雍正13年成书的《明史》，在其《外国传·意大里亚》中说：传教士“东来者大都聪明特达之士……其所著书多华人所未道，故一时好异者咸尚之，而士大夫如徐光启、李之藻辈，首好其说，且为润色其文词，故其教骤兴。时著声中土者，更有龙华民、毕方济、艾儒略、邓玉函诸人。”认为那些介绍科技知识的传教士，大都是“聪明特达之士”，他们带来的西方科技文化也得到中国有识之士的崇尚和赞赏。
（2）对西方天文历算的客观评价
《乾坤体义》共二卷，利玛窦著。《提要》说：其上卷谈天象及地球寒暖五带，“以日、月、地影定日薄，以七曜地体为比例倍数，日月星出入有映蒙。”赞赏所论“皆前人所未发。其多方罕譬，亦复委曲详明。”下卷谈算数，涉及边线、面积、平圆、椭圆等，称赞所论“足以补古方田少广之所未及。虽篇帙（zhi）无多，而其言皆有验诸实测， 其法皆具得变通，可谓词简而意赅者。是《御制数理精蕴》多采其说而用之。”又说“当明季历法乖舛（chuan）之余， 郑世子……诸人虽力争其失，而所学不足以相胜。自徐光启改用新法，乃渐由疏入密。至本朝而益为推阐，始尽精微。”明清之际，利玛窦对沟通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通过比较，新法之精密，逐渐被国人所承认，并为我所用，至清初已吸收深化。对此，《提要》在《历体略》（三卷，明王英明撰）的评价中亦说：《历体略》“所讲皆中法，亦皆与西法相吻合。盖是时徐光启《新法算书》虽尚未出，而利玛窦先至中国，业有传其说者，故（王）英明阴用之耳。所论皆天文之梗概，不及后来梅文鼎、薛凤祚诸人兼备测量推步之法。”
《表度说》一卷，熊三拔著。本书介绍测日影以知时刻节气的“捷法”，即使用三角数学知识来运算求解。《提要》高度评价说：要知道时刻节气，如果不学习三角之算术，不了解天地运行，“则不能得确准。”又说：“是时地圆、地小之说初入中土，骤间而骇之者甚众。故先举其至易至明者，以示其可信焉。”“骤间而骇之者甚众”，说明明末西方科学技术一经传入中国，便在众多知识分子中间产生了极大的震撼，促使有识之士开始反省。《天文略》（一卷，阳玛诺撰）介绍了诸天重数、七政部位、太阳节气、昼夜永短、交食本原、地形粗细、蒙气映漾、朦影留光等，“皆设为问答，反复以明其义”。《提要》评价说：“皆具有图说，指证详明。与熊三拔所著《表度说》次第相承，浅深相系，盖互为表里之书。”说明《天文略》也是一部有一定价值的科学著作。
《简平仪说》一卷，熊三拔著，参考于利玛窦，卷首有徐光启序。本书介绍天文观察仪器——简平仪及使用方法。“大旨以视法取浑圆为平圆，而以平圆测量浑圆之数也。”仪器分上下两盘。下为天盘，“上设两耳表，以测日影”；上为地盘，中心“系坠线以视度分”。《提要》评价其意义说：“弧三角以量代数之法，实本于此。今复推于测量，法简而用捷，亦可云数学之利器矣。”
《西法算书》一百卷，徐光启、李之藻、李天经及龙华民、邓玉函、罗雅谷、汤若望等“所修西洋新历也”。《提要》说：“万历中，大西洋人龙华民、邓玉函等先后至京，俱精究历法。”崇祯2年， 由于推测日食不验，故奏请重新修历。此历“足以尽欧逻巴历学之蕴。”可惜“其时牵制于廷臣之门户，虽诏立两局，累年测验，明知新法之密，竟不能行。”《提要》对“新法之密”表示肯定，同时褒扬清廷采用“西洋新历”是“圣代龙兴，乃因其帙”、“圣祖仁皇帝（康熙）天禀聪明，乾坤合契”。说明清初官方并不排斥西方科技知识，而是持引进、吸收、消化的态度，故能“推阐微茫，穷究正变……推步之密，垂范万年，又非（徐）光启等所能企及”。《御定历象考成》中有类似的评价，其《提要》说：“自利玛窦入中国，测验渐密，而辨争亦遂日起。终明之世，朝议坚守门户，（明大统历）讫未尝用也。”可见，清初与明末“朝议坚守门户”政策不一样，对西方科技思想则实行门户开放。
《几何原本》六卷，“利玛窦译，而徐光启所笔受也”。《提要》说：“据利玛窦序云：（此书）中古闻士。其原书十三卷，五百余题，（利）玛窦之师丁氏为之集解。又续补二卷于后，共为十五卷，今止六卷者……”继而评价说：“此书为欧逻巴算学专书，且利玛窦序云：前作后述，不绝于世，至欧几里得而为是书，盖亦集诸家之成。故自始至终，毫无疵类。加以光启反复推阐，其文句尤为明显，以是弁冕西术，不为过矣。”赞扬几何运算“自始至终，毫无疵类”，是对数理逻辑推理及思维方法的充分肯定。“弁冕西术”是说中国人完全可以冠盖囊括西方科学，移植吸收，赶上和超过西洋人。《测量法义》（徐光启撰）一书的《提要》亦肯定了《几何原本》的科学思想地位，它说：“欧逻巴之学，其先有欧几里得者，按三角方圆，推明各数之理……自是之后，凡学算者必先熟习其书。如释某法之义，遇有与《几何原本》相同者，第注曰见《几何原本》某卷某节，不复更举其言。惟《几何原本》所不能及者，始解之。此西学之条约也。光启既与利玛窦译得《几何原本》前六卷，并欲用是书者依其条约，故作此（指《测量法义》）以设例焉……可以知其著书之义矣。”徐光启看重《几何原本》，倡导学习西方算学的目的，就是希望中国人掌握西方人的运算方法和思维推理方法。
《同文算指前编》二卷、《通编》八卷，“明李之藻演西人利玛窦之书也”。即李之藻对利玛窦的著作进行了演绎和发明。《提要》说：此书目的是“以西术论《九章》”。又说：“盖中法、西法固各有所长，莫能相掩也。是书欲以西法易《九章》，故较量长短，俱有增补。”说明《提要》一方面主张积极吸收西方科技的长处，另一方面强调不忘自己的长处，认为中国人只要集腋成裘、博采中西之长，就可以有所“增补”、有所发明有所创造。
《提要》还反映了西学在清初对中国的影响。《天步真原》是薛凤祚据穆尼阁传授而译，《提要》说：此书“专推日月交食，中间绘弧三角图三……（薛）凤祚译是书时，新法初行。中西文字辗转相通，故词旨未能尽畅。梅文鼎尝订证其书，称其法与崇祯新法历书有同有异。……然其书在未修《数理精蕴》之前，录而存之，犹可以见步天之术由疏入密之渐也。”《御定数理精蕴》（五十三卷）的《提要》说：“……他若对数表以假数求真数，比例规解以量代算，皆西法之迥异于中法者。咸为疏通证明，绘图立表，粲然必备。实为从古未有之书。虽专门家，未能窥高深于万一也。”《御定历象考成后编》（十卷，乾隆二年奉敕撰）的《提要》说：“自康熙中，西洋葛西尼法兰德等出，又新制坠子表（即有钟摆的一种时钟）以定时，千里镜（即望远镜）以测远，以发第谷未尽之义。”《九章录要》（屠文漪撰）的《提要》说：杜知耕《数学钥》“参以西法，每于设问之下，附著其理。”《中星谱》（一卷，胡禀撰）的《提要》说：胡禀“博览群书，尤精天官家言。日月薄食，星辰躔度，推测毫发无遗。在长安与监中西洋专家反复辩论，群皆叹服。”说明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不仅在虚心学习西方科技，而且还为天文台引进西洋仪器、“西洋专家”，努力钻研天文历算，多有创新发明，“步天之术由疏入密”，中国专家并不比西洋专家差。
（3）对西方机械科学的客观评价
重要著作有《奇器图说》，西洋人邓玉函撰。此书系王徵任扬州府推官时，“尝询西洋奇器之法于（邓）玉函，玉函因以其国所传文字口授，徵译为是书。”介绍了西方“力艺之学”，即如何运用力的科学，目的是“以小力运大（物）”。《提要》评价西方机械学成就时指出：“其制器之巧，实为甲于古今。寸有所长，自宜节取，且书中所载，皆裨益民生之具，其法至便，而其用至溥。录而存之，固未尝不可备一家之学也。”全书共三卷，先论机械原理“凡六十一条”；次论“各色器具之法，凡九十二条”；再论诸器之图，其中起重11图，引重4图， 转重2图，取水9图，转磨15图，解石、转碓、书架、水日晷、代耕各1 图，水铳4图，“图皆有说，而以农器水法尤为详备。 ”王徵通过虚心学习西方机械理论与制造之法，还自著《诸器图说》一卷，《提要》点评说：“亦具有思致云。”全书共11图，图有各论，附有铭赞。《提要》肯定了王徵向西方学习科技的事迹，对当时西方技术发展已取得“甲于古今”的领先地位以十分恰当的认识。对西方生产机械发出“其法至便”、“其用至溥”的由衷赞叹，主张“自宜节取”、“裨益民生”，其态度也是正确的。
（4）对西方农业水利科学的客观评价
《泰西水法》是熊三拔1612年所著的介绍西方水利的一部重要著作，全书共6卷。《提要》赞扬说：“奇器之中，水法尤切民用。 视他器之徙矜（jin）工巧，为耳目之玩者又殊，固讲水利者必资也。 ”内容包括龙尾车，挈（qie）江河之水（第一卷）；玉衡车、专筒车、 恒升车、双升车，挈井泉之水（第二卷）；修水库之法（第三卷）；寻找地下水即“寻泉作井”之法（第四卷）；水性问答（第五卷）；诸器图说（第六卷）等。此外，《提要》指出，熊三拔还“别有备论”、“尚有全书”，内容包括“测量水地，度地势高下，以决排江河、蓄泄湖淀”；“或于江湖河海之中，欲作桥梁、城垣、宫室，永不圮（pi）坏”；“或于百里之远，疏引源泉，附流灌注，入于国城，分枝析派，任意取用”等，可惜此书“今未见之也”。
《农政全书》是明末一部大型农业百科全书，徐光启著，共60卷。书中有9卷谈水利，其中6卷介绍“泰西水法”，占很大的比重。此书的《提要》说：“考《明史》光启本传，光启从西洋人利玛窦学天文历算火器，尽其术。又与西洋人龙华民、邓玉函、罗雅谷等同修《新法历书》。固能得其一切捷巧之术，笔之书也。”“《明史》称光启编修兵机屯田盐策水利诸书，又称其负经济才、有志用世，于此书亦略见一斑矣。”可见，我国知识分子虚心学习西方“捷巧之术”及“天文历算火器”科学，并“尽其术”，善于洋为中用，吸收创新，就被赞誉为“负经济才、有志用世”。
（5）对西方地理科学的客观评价及失误
《职方外纪》五卷，艾儒略撰。《职方外纪》将世界分为五大洲（实为六大洲，因把北美和南美合为一洲，故为五洲），有总说也有各论。《提要》说：“所纪皆绝域风土，为自古舆图所不载。”“前冠以万国全图，后附以四海总说。所述多奇异不可究诘，似不免多所夸饰。然天地之大，何所不有，录而存之，亦足以广异闻也。”《提要》承认“天地之大，何所不有”，说明对当时世界地理知识，即对“自古舆图所不载”的“绝域风土”，有了一定的认识。需要指出的是，利玛窦、艾儒略等传播的世界地理知识，在雍正年间成书的《明史》之《天文》、《外国》、《地理》等志中，已基本被吸收或采纳。
《坤舆图说》二卷，南怀仁撰。（《别本坤舆外纪》一卷，为《坤舆图说》的节本）该书的《提要》说：“上卷自坤舆至人物，分十五条。皆言地之所生。下卷载海外诸国道里、山川、民风、物产，分为五大洲，而终之以西洋七奇图说。大致与艾儒略《职方外纪》互相出入，而亦时有详略异同。”遗憾的是，《提要》将西方的地理人文，肤浅地与中国古代某些古籍比附，失去了认识西方的价值。说什么“疑其（传教士）东来以后，得见中国古书，因依仿而变幻其说，不必皆有实迹。”这种认识流露出缺乏刻意弄清事实、深入研究的积极态度，故轻描淡写地说：“然核以诸书所记，贾舶之所传闻，亦有历历不诬者。盖虽有所粉饰，而不尽虚构。存广异闻，故亦无不可也。”对来自西方的重要信息，仅仅归之为供人消遣的“存广异闻”一类，暴露出一定的故步自封、骄傲自满的心态。《别本坤舆外纪》的《提要》说：这种节本来自“明季坊刻窜乱古书之陋习也”，看来明末非官方作坊刻印的世界地理著作，民间也有一定的社会需求和市场。
《西方要纪》一卷，利类思、安文思、南怀仁等撰。该书的《提要》说：“此书则康熙初年所述，凡二十条。专记西洋国土、风俗、人物、土产及海程远近。大抵意在夸大其教，故语多粉饰失实。”西方传教士“夸大其教”，理当不予理睬。可是，传教士介绍“西洋国土、风俗、人物、土产及海程远近”未必都是“粉饰失实”，遗憾的是对此未能重视，表明思想上对外部世界尤其是西方社会发展缺少警觉，有一定的麻痹性，妨碍了国人进一步全面了解西方和积极开展中外文化交流。对西方“海程远近”不感兴趣，说明无意走出国门，透露出思想认识的局限性和学习西方缺乏主动性。
（6）对西方文化语言的评价及失误
《西学凡》是艾儒略介绍西方教育体制的一部对中国具有十分重要启迪作用的著作。艾儒略在他的《职方外纪》一书中也涉及了西方高等教育问题，可惜《提要》对此书的价值认识不足。一是《提要》指出《西学凡》“所述皆其国建学育才之法”。共分6科，即文科、理科、 医科、法科、教科、道科。“其教授各有次第，大抵从文入理，而理为之纲。”此认识是正确的；二是认为西方文科即相当中国“小学”，理科则相当中国“大学”，把医科、法科、教科当作“事业”，其认识是错误的，因而延误了我国兴办新式教育的时机；三是将西方教育致力于“格物穷理为本”、“明体达用为功”的思想，认为“与儒学次序略似”，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不加区分，混淆而谈，显然有误。故进一步得出错误认识，以为西方学问“格之物皆器数之末，而所穷之理又神怪而不可诘，是所以为异学也。”明清之际，中国理论科学发展缓慢，正是对物理（自然）现象缺少“穷之理”即以“格物穷理为本”的精神。
《西儒耳目资》是金尼阁为西方人编的学汉语用的工具书，方法是用声母和韵母为汉语注音。因大多内容已佚，“无卷数”、“已非完书，存其目焉。”《提要》评价此书是“以西洋之音通中国之音”，认识正确。但又说：“欧逻巴地接西荒，故亦讲于声音之学。其国俗好语精微，凡事皆刻意研求，故体例颇涉繁碎，然亦自成其一家之学。”此认识有较大的失误，一是轻视“声音之学”，“以西洋之音通中国之音”，其实为汉语用字母拼音之始。也是中国人学习外语所必需；二是低估了西方治学崇尚“刻意研求”、“好语精微”的精神，不利于深化学术和科学研究。
《交友论》是利玛窦在南昌时，与建安王“论友道”而专著此书。利玛窦凭借他所能忆及的欧洲哲学家、圣贤、著名作家的学术思想，汇集了76句格言，正文后附上他自己创造的汉语拉丁化方案和一篇序言。此书在中国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广为传抄并流传。利玛窦在其回忆录中说：“这篇论文却为我们赢得了文人、热爱才智和美德的儒士的美誉，因而一切人加以阅读、接受，莫不热烈赞叹。”《提要》转引《郁冈斋笔尘》之作者的评语说：“有味哉！其言也。”
三、对西方宗教的科学批判及态度
明清之际，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传教士将宗教与科学混为一谈，大多持鲜明的批判态度。如阳玛诺在《天文略》自序中力图将天主教披上科学的外衣，《提要》便给予严厉批判。《提要》说：自序“舍其本术而盛称天主之功，且举所谓第十二重不动之天为诸圣之所居天堂之所，在信奉天主者乃得升之，以歆动下愚。盖欲借推测之有验，以证天主堂之不诬，用意极为诡谲。然其考验天象，则实较古法为善，今置其荒诞售欺之说，而但取其精密有据之术。削去原序，以免荧听。其书中间涉妄谬者、刊除则文义或不相续，姑存其旧，而辟其邪说如右焉。”明确将所谓天主与天堂等宗教理论视为“邪说”、“荒诞售欺之说”。
明清之际，若单单评价宗教，一般认为天主教与佛教类似，并无独特的优越性，甚至还有剽窃之嫌。《二十五言》（利玛窦撰）的《提要》指出：“西洋人之入中国自利玛窦始。西洋教法传中国亦自《二十五条》始。大旨多剽窃释氏、而文词尤拙。盖西方之教惟有佛书。欧逻巴人取其意而变幻之，犹未能甚离其本。厥后既入中国，习见儒书，则因缘假借以文其说。乃渐至蔓衍支离，不可穷诘，自以为超出三教上矣。附存其目，庶可知彼教之初，所见不过如是也。”《畸人十篇》是利玛窦以问答形式谈天主教理论的著作。《提要》对其评价说：“其言宏肆博辩、颇足动听。大抵掇（duo，拾取）取释氏生死无常、 罪福不爽之说，而不取其轮回、戒杀、不娶之说，以附会于儒理。使人猝不可攻。较所作《天主实义》纯涉支离荒诞者，立说较巧。”《天主实义》（利玛窦撰）的《提要》说其内容是“论天主始制天地万物而主宰安养之”、“论人魂不灭”、“解释意不可灭”、“论死后必有天堂地狱之赏罚”等。《提要》评价它“纯涉支离荒诞”，显然认识是正确的。又说：“然天堂地狱之说与轮回之说相去无几，特小变释氏之说，而本原（源）则一耳。”有鉴于此，故认为天主教与佛教有类似之处。
《辨学遗牍》一卷，利玛窦撰。此书是利玛窦与和尚虞淳熙的辩论集。起因与虞淳熙主张佛教而“攻击天主之说”。《提要》评价说：“利玛窦力排释氏，故学佛者起而相争，利玛窦又反唇相诘。各持一悠谬荒唐之说，以较胜负于不可究诘之地。不知佛教可辟（即打比喻），非天主教所可辟。天主教可辟，又非佛教所可辟。均所谓同浴而讥裸裎也。”《提要》对两大宗教之间的辩论，其评价是基本科学的，“各持一悠谬荒唐之说，以较胜负”，天主教与佛教作为一种宗教，同样荒谬，实为一丘之貉，却五十步笑一百步。
《七克》（庞迪我撰）的《提要》指出：西教教人“敬事天主以求福，则其谬在宗旨，不在词说也。”即认为西方宗教理论是“悠谬荒唐之说”、“纯涉支离荒诞”，但其具体的某些“词说”有可取之处。如《七克》教人以伏傲、平妒、解贪、熄忿、塞饕、坊淫、策怠等，在人与人的社会交往中也有一定的整合意义。
《灵言蠡勺》是毕方济所撰的有关天主教义之书，《提要》指出，明代天主教之所以盛行，与学术上陷入所谓“心学”之唯心主义研究旋涡有关，“物必先腐而后虫生”。此评价也有一定的道理。《提要》认为天主教能够进入中国的原因是：“明之季年，心学盛行。西士慧黠（xia，狡猾而聪明），因摭（zhi，拾取）佛经而变幻之，以投时好。其说骤行，盖由于此。所谓物必先腐而后虫生，非持论之巧也。”
《寰有铨》是溥讯际所撰的有关天主教义之书，《提要》指出，其成书于天启中，“其论皆宗天主。又有寰满、纯体、不坏等十五篇，总以阐明彼法……今考其所言兼剽三教之理，而又举三教全排之。变幻支离、莫可穷诘，真杂学也。故存其目于杂家焉。”《利玛窦神父传》亦承认，耶稣教为了归化中国信徒，确实不得不采取许多中国化的形式，“其所言兼剽三教（儒、释、道）之理”，并非事出无因。
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可以看出，清初四帝顺治、康熙、雍正、乾隆时期，清廷官方对西方科学技术基本持比较开明的态度，对西方传教士的评价也是基本客观的。譬如，康熙从青少年时代就十分关心科学发展，1685年，他聘法国耶酥会士张诚、白晋等为老师，讲解欧几里得几何；1693年在畅春园蒙养斋创建算学馆（实为皇家科学院雏形），聘请白晋、张诚等讲授天文、数学、测量、解剖等自然科学；还派遣白晋回法国招募具有较好科技素质的传教士，1699年白晋招募11位传教士返回北京。可惜的是，仅这点学习西方的主动性还不够，缺乏派人走出国门、去欧洲实地考察、取经的胆识，满足于通过西方传教士来认识西方；同时对西方加速发展的生物学、化学、物理学及技术（如蒸汽机）经验缺少翻译与引进，对西方天文学、数学也只偏重历算。尽管如此，能够肯定，如果没有其他因素的干扰和影响，虽然披着科学外衣的西方宗教有很大的欺骗性，但由西方传教士起桥梁作用的中外文化交流，将一直会继续下去。
中西文化交流的最大障碍，不是来自清廷而是来自鸦片输入导致闭关。长期以来，中国对西方国家鸦片走私表现的海盗行径带有强烈的戒心。如早在明万历28年（1600），范礼安神甫从日本长崎写信披露说：有一艘英国——荷兰船在本戈触礁沉没，获救的“舵手（亚当斯）是个四十多岁的英国人……舵手说，他们一定要坚持实现其意图的，因为他们要向中国贩运毒品。他说，英国人也在推行这种计划，而且自称发现了从西北前往（中国）的较短的航线。”雍正七年（1729），清政府已不得不官方明令禁食鸦片。《清史稿·邦交·英吉利》记载：乾隆“五十八年，英国王雅治，遣使臣马嘎尔尼等来朝贡，表请派人驻京，及通市浙江宁波、珠山、天津、广州等地，并求减关税。不许。”“嘉庆七年春三月，英人窥澳门，以兵船六，泊鸡颈洋，粤督吉庆宣谕回国，至六月始去。”《清史稿·仁宗纪》记载：嘉庆十五年（1810）“诏以鸦片烟戕生，通饬督抚断其来源。”正常的中外贸易，中国依靠丝绸、茶叶、瓷器等拳头产品，中国不用走出国门，便一直处于顺差地位，没有理由主动愿意闭关。西方国家千方百计的想增加进入中国的港口，并非为了正常贸易，目的是靠走私鸦片来扭转贸易逆差地位。清廷对此十分清楚，正是由于鸦片走私愈演愈烈，所以闭关政策也愈来愈严厉。西方列强需要的是掠夺中国财富而不是中国科技兴国，结果，清廷闭关不但鸦片未能禁止，反而遏制了中外文化交流，致使中西科学技术的差距越拉越大。
（收稿日期：1997年2月7日）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1997年06期
【原文出处】《自然辩证法通讯》(京)1997年05期第56-65页
【作者简介】霍有光，1950年生，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兼社会学与STS研究所副所长， 已发表论文六十余篇，出版《中国古代矿冶成就及其它》、《司马迁与地学文化》等著作，邮编：710049。
关键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西方科学技术 乾隆时期 官方态度
明清之际，中国科学技术为什么逐渐落后了？一直是科技史界学术上关注并研究的制高点，或谓“李约瑟难题”。从世界各民族历史发展的经验看，一个国家的科学技术是在朝气蓬勃的发展之中还是逐渐落后，显然受系统内部和外部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但是，在诸多因素中，有一个因素谁也无法忽视，即凡对科学技术缺乏兴趣的民族，要指望科学技术始终保持良好的持续发展势头而不落伍，则是难以想象的。这是考察科技史必须注意的问题。那么，明清之际中国对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不是缺乏警觉呢？是不是在追踪其发展潮流呢？假如并非缺乏警觉，也未停止跟踪，那就应该寻找导致中国科技逐渐落后的其它因素。本文就是依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简称《提要》），来研究讨论清初政府官方对世界（西方）科学技术发展的态度。
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及所收有关西方传教士学术著作概况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又称《四库全书总目》。它是对乾隆37年（1772）开始、用了10年左右的时间、动用了大批人力物力编纂的大型丛书《四库全书》所作的内容简介与简评之汇编。《四库全书》完稿于乾隆46年（1781），并呈乾隆皇帝钦定，后又有续补抽还，几经增删，约乾隆55年（1790）殿本刊成。《提要》则介绍作者生平，内容大旨、著述源流，考辨本书得失利弊等。
《提要》在“卷首”刊载了乾隆皇帝有关编辑《四库全书》的圣谕，可以了解乾隆对编辑此套丛书的思想、目的和态度，一是要宣传“文治之盛”，乾隆39年5月10日圣谕说：“自应于《提要》之外， 另刊《简明书目》一编……俾学者由《书目》而寻《提要》，由《提要》而得全书，嘉于海内之士考镜源流，用昭我朝文治之盛。”二是编辑《四库全书》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抢救文献，扩充馆藏，而只为了“广为流传”、“嘉惠艺林，启牖（you）后学，公天下之好”。如乾隆38年5月17日圣谕，提出四库全书入选要求是：“择其中罕见之书，有益于世道人心着，寿之梨枣，以广流传。”就是说，要选经久耐用的梨枣木为这些“有益于世道之心”的书制版，以便能永久印刷。乾隆41年6月1日圣谕说：“至于四库所集，多人间未见之书，非徒广金匮石室之藏，将以嘉惠艺林，启牖后学，公天下之好也。”同年11月17日圣谕又“令总裁等悉心校勘，分别应刊、应钞及存目三项，以广为流传。”乾隆46年2 月15日圣谕说：“四库全书之辑，广搜博采，汇萃群书，用以昭垂久远，公之天下万世。”三是直接参与了这项工作，对《提要》不仅仅是名义上的钦定，而是亲自“裁定”。如乾隆38年3月11 日圣谕要求各省“购求呈送之书”，应选择那些“其有实在流传已少，其书足以启牖后学，广益多闻者，即将书名摘出，撮取著书大旨，叙列目录进呈。俟朕裁定，汇付剞厥（ji jue，雕版、刻书）。”乾隆39年5月10 日圣谕说：凡各省及藏书家奏进的“精醇之书”，“朕几余亲为评咏，题识简端。复命将进到各书，于篇首用翰林院印，并加钤记……”通过以上事实说明，《提要》中关于所收之书的评价，完全可以代表清政府官方甚至皇帝对该书及其功过是非的态度。
《四库全书》未收入雍正乾隆时期（1723——1795）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的学术著作， 因此《提要》只有明万历年间至清康熙年间（1573——1722）西方传教士的书评。共涉及乾隆以前17 人， 学术著作29部。（见表1）其中明末来中国的传教士有：利玛窦、庞迪我、 邓玉函、熊三拔、艾儒略、阳玛诺、毕方济、金尼阁、溥讯际、高一志、龙华民等11人，由明入清有汤若望、安文思、利类思等3人， 清初来中国者有南怀仁、罗雅谷、穆尼阁等3人。这些著作按内容，大致可分为6类：（1）天文历算类，（2）机械类，（3）农业水利类，（4）地理类，（5）文化语言类，（6）宗教（天主教）类等。 表1 《提要》中有关明万历至清康熙年间西方传教士姓名及其著作
二、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客观评价及失误
《四库全书》收入的西方传教士的学术著作主要是科技著作和有价值的文化语言类著作，目的是为我所资，裨益民生。《提要》对西方科学技术的长足发展，基本给予了客观的评价。从中也反映了当时中国在所关注的自然科学领域内，学习西方、追赶西方的步伐。
（1）对西方民族及有关宣传西方科学的传教士的认识与客观评价
《寰有诠》（溥讯际撰）的《提要》明确指出：“欧逻巴（即欧洲）人推算之密、工匠制作之巧，实逾前古。”“推算之密”应指理论科学研究方面，“工匠制作之巧”应指技术应用研究方面，承认欧洲科学技术超过以往任何时代，实际也承认了欧洲科学技术已超过当时的中国。
《乾坤体义》之《提要》评价利玛窦说：“利玛窦，西洋人。万历中航海至广东，是为西法入中国之始。利玛窦兼通中西之文，故凡所著书，皆华字华语，不烦译释。”肯定了利玛窦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点出其中文水平很高，称赞《乾坤体义》“可谓词简而意赅”。《几何论约》（七卷，清杜知耕撰）的《提要》评价欧几里得时说：“欧几里得以绝世之艺，传其国递授之秘法。”盛赞欧洲先贤有“绝世之艺”。
值得注意的是，雍正13年成书的《明史》，在其《外国传·意大里亚》中说：传教士“东来者大都聪明特达之士……其所著书多华人所未道，故一时好异者咸尚之，而士大夫如徐光启、李之藻辈，首好其说，且为润色其文词，故其教骤兴。时著声中土者，更有龙华民、毕方济、艾儒略、邓玉函诸人。”认为那些介绍科技知识的传教士，大都是“聪明特达之士”，他们带来的西方科技文化也得到中国有识之士的崇尚和赞赏。
（2）对西方天文历算的客观评价
《乾坤体义》共二卷，利玛窦著。《提要》说：其上卷谈天象及地球寒暖五带，“以日、月、地影定日薄，以七曜地体为比例倍数，日月星出入有映蒙。”赞赏所论“皆前人所未发。其多方罕譬，亦复委曲详明。”下卷谈算数，涉及边线、面积、平圆、椭圆等，称赞所论“足以补古方田少广之所未及。虽篇帙（zhi）无多，而其言皆有验诸实测， 其法皆具得变通，可谓词简而意赅者。是《御制数理精蕴》多采其说而用之。”又说“当明季历法乖舛（chuan）之余， 郑世子……诸人虽力争其失，而所学不足以相胜。自徐光启改用新法，乃渐由疏入密。至本朝而益为推阐，始尽精微。”明清之际，利玛窦对沟通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通过比较，新法之精密，逐渐被国人所承认，并为我所用，至清初已吸收深化。对此，《提要》在《历体略》（三卷，明王英明撰）的评价中亦说：《历体略》“所讲皆中法，亦皆与西法相吻合。盖是时徐光启《新法算书》虽尚未出，而利玛窦先至中国，业有传其说者，故（王）英明阴用之耳。所论皆天文之梗概，不及后来梅文鼎、薛凤祚诸人兼备测量推步之法。”
《表度说》一卷，熊三拔著。本书介绍测日影以知时刻节气的“捷法”，即使用三角数学知识来运算求解。《提要》高度评价说：要知道时刻节气，如果不学习三角之算术，不了解天地运行，“则不能得确准。”又说：“是时地圆、地小之说初入中土，骤间而骇之者甚众。故先举其至易至明者，以示其可信焉。”“骤间而骇之者甚众”，说明明末西方科学技术一经传入中国，便在众多知识分子中间产生了极大的震撼，促使有识之士开始反省。《天文略》（一卷，阳玛诺撰）介绍了诸天重数、七政部位、太阳节气、昼夜永短、交食本原、地形粗细、蒙气映漾、朦影留光等，“皆设为问答，反复以明其义”。《提要》评价说：“皆具有图说，指证详明。与熊三拔所著《表度说》次第相承，浅深相系，盖互为表里之书。”说明《天文略》也是一部有一定价值的科学著作。
《简平仪说》一卷，熊三拔著，参考于利玛窦，卷首有徐光启序。本书介绍天文观察仪器——简平仪及使用方法。“大旨以视法取浑圆为平圆，而以平圆测量浑圆之数也。”仪器分上下两盘。下为天盘，“上设两耳表，以测日影”；上为地盘，中心“系坠线以视度分”。《提要》评价其意义说：“弧三角以量代数之法，实本于此。今复推于测量，法简而用捷，亦可云数学之利器矣。”
《西法算书》一百卷，徐光启、李之藻、李天经及龙华民、邓玉函、罗雅谷、汤若望等“所修西洋新历也”。《提要》说：“万历中，大西洋人龙华民、邓玉函等先后至京，俱精究历法。”崇祯2年， 由于推测日食不验，故奏请重新修历。此历“足以尽欧逻巴历学之蕴。”可惜“其时牵制于廷臣之门户，虽诏立两局，累年测验，明知新法之密，竟不能行。”《提要》对“新法之密”表示肯定，同时褒扬清廷采用“西洋新历”是“圣代龙兴，乃因其帙”、“圣祖仁皇帝（康熙）天禀聪明，乾坤合契”。说明清初官方并不排斥西方科技知识，而是持引进、吸收、消化的态度，故能“推阐微茫，穷究正变……推步之密，垂范万年，又非（徐）光启等所能企及”。《御定历象考成》中有类似的评价，其《提要》说：“自利玛窦入中国，测验渐密，而辨争亦遂日起。终明之世，朝议坚守门户，（明大统历）讫未尝用也。”可见，清初与明末“朝议坚守门户”政策不一样，对西方科技思想则实行门户开放。
《几何原本》六卷，“利玛窦译，而徐光启所笔受也”。《提要》说：“据利玛窦序云：（此书）中古闻士。其原书十三卷，五百余题，（利）玛窦之师丁氏为之集解。又续补二卷于后，共为十五卷，今止六卷者……”继而评价说：“此书为欧逻巴算学专书，且利玛窦序云：前作后述，不绝于世，至欧几里得而为是书，盖亦集诸家之成。故自始至终，毫无疵类。加以光启反复推阐，其文句尤为明显，以是弁冕西术，不为过矣。”赞扬几何运算“自始至终，毫无疵类”，是对数理逻辑推理及思维方法的充分肯定。“弁冕西术”是说中国人完全可以冠盖囊括西方科学，移植吸收，赶上和超过西洋人。《测量法义》（徐光启撰）一书的《提要》亦肯定了《几何原本》的科学思想地位，它说：“欧逻巴之学，其先有欧几里得者，按三角方圆，推明各数之理……自是之后，凡学算者必先熟习其书。如释某法之义，遇有与《几何原本》相同者，第注曰见《几何原本》某卷某节，不复更举其言。惟《几何原本》所不能及者，始解之。此西学之条约也。光启既与利玛窦译得《几何原本》前六卷，并欲用是书者依其条约，故作此（指《测量法义》）以设例焉……可以知其著书之义矣。”徐光启看重《几何原本》，倡导学习西方算学的目的，就是希望中国人掌握西方人的运算方法和思维推理方法。
《同文算指前编》二卷、《通编》八卷，“明李之藻演西人利玛窦之书也”。即李之藻对利玛窦的著作进行了演绎和发明。《提要》说：此书目的是“以西术论《九章》”。又说：“盖中法、西法固各有所长，莫能相掩也。是书欲以西法易《九章》，故较量长短，俱有增补。”说明《提要》一方面主张积极吸收西方科技的长处，另一方面强调不忘自己的长处，认为中国人只要集腋成裘、博采中西之长，就可以有所“增补”、有所发明有所创造。
《提要》还反映了西学在清初对中国的影响。《天步真原》是薛凤祚据穆尼阁传授而译，《提要》说：此书“专推日月交食，中间绘弧三角图三……（薛）凤祚译是书时，新法初行。中西文字辗转相通，故词旨未能尽畅。梅文鼎尝订证其书，称其法与崇祯新法历书有同有异。……然其书在未修《数理精蕴》之前，录而存之，犹可以见步天之术由疏入密之渐也。”《御定数理精蕴》（五十三卷）的《提要》说：“……他若对数表以假数求真数，比例规解以量代算，皆西法之迥异于中法者。咸为疏通证明，绘图立表，粲然必备。实为从古未有之书。虽专门家，未能窥高深于万一也。”《御定历象考成后编》（十卷，乾隆二年奉敕撰）的《提要》说：“自康熙中，西洋葛西尼法兰德等出，又新制坠子表（即有钟摆的一种时钟）以定时，千里镜（即望远镜）以测远，以发第谷未尽之义。”《九章录要》（屠文漪撰）的《提要》说：杜知耕《数学钥》“参以西法，每于设问之下，附著其理。”《中星谱》（一卷，胡禀撰）的《提要》说：胡禀“博览群书，尤精天官家言。日月薄食，星辰躔度，推测毫发无遗。在长安与监中西洋专家反复辩论，群皆叹服。”说明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不仅在虚心学习西方科技，而且还为天文台引进西洋仪器、“西洋专家”，努力钻研天文历算，多有创新发明，“步天之术由疏入密”，中国专家并不比西洋专家差。
（3）对西方机械科学的客观评价
重要著作有《奇器图说》，西洋人邓玉函撰。此书系王徵任扬州府推官时，“尝询西洋奇器之法于（邓）玉函，玉函因以其国所传文字口授，徵译为是书。”介绍了西方“力艺之学”，即如何运用力的科学，目的是“以小力运大（物）”。《提要》评价西方机械学成就时指出：“其制器之巧，实为甲于古今。寸有所长，自宜节取，且书中所载，皆裨益民生之具，其法至便，而其用至溥。录而存之，固未尝不可备一家之学也。”全书共三卷，先论机械原理“凡六十一条”；次论“各色器具之法，凡九十二条”；再论诸器之图，其中起重11图，引重4图， 转重2图，取水9图，转磨15图，解石、转碓、书架、水日晷、代耕各1 图，水铳4图，“图皆有说，而以农器水法尤为详备。 ”王徵通过虚心学习西方机械理论与制造之法，还自著《诸器图说》一卷，《提要》点评说：“亦具有思致云。”全书共11图，图有各论，附有铭赞。《提要》肯定了王徵向西方学习科技的事迹，对当时西方技术发展已取得“甲于古今”的领先地位以十分恰当的认识。对西方生产机械发出“其法至便”、“其用至溥”的由衷赞叹，主张“自宜节取”、“裨益民生”，其态度也是正确的。
（4）对西方农业水利科学的客观评价
《泰西水法》是熊三拔1612年所著的介绍西方水利的一部重要著作，全书共6卷。《提要》赞扬说：“奇器之中，水法尤切民用。 视他器之徙矜（jin）工巧，为耳目之玩者又殊，固讲水利者必资也。 ”内容包括龙尾车，挈（qie）江河之水（第一卷）；玉衡车、专筒车、 恒升车、双升车，挈井泉之水（第二卷）；修水库之法（第三卷）；寻找地下水即“寻泉作井”之法（第四卷）；水性问答（第五卷）；诸器图说（第六卷）等。此外，《提要》指出，熊三拔还“别有备论”、“尚有全书”，内容包括“测量水地，度地势高下，以决排江河、蓄泄湖淀”；“或于江湖河海之中，欲作桥梁、城垣、宫室，永不圮（pi）坏”；“或于百里之远，疏引源泉，附流灌注，入于国城，分枝析派，任意取用”等，可惜此书“今未见之也”。
《农政全书》是明末一部大型农业百科全书，徐光启著，共60卷。书中有9卷谈水利，其中6卷介绍“泰西水法”，占很大的比重。此书的《提要》说：“考《明史》光启本传，光启从西洋人利玛窦学天文历算火器，尽其术。又与西洋人龙华民、邓玉函、罗雅谷等同修《新法历书》。固能得其一切捷巧之术，笔之书也。”“《明史》称光启编修兵机屯田盐策水利诸书，又称其负经济才、有志用世，于此书亦略见一斑矣。”可见，我国知识分子虚心学习西方“捷巧之术”及“天文历算火器”科学，并“尽其术”，善于洋为中用，吸收创新，就被赞誉为“负经济才、有志用世”。
（5）对西方地理科学的客观评价及失误
《职方外纪》五卷，艾儒略撰。《职方外纪》将世界分为五大洲（实为六大洲，因把北美和南美合为一洲，故为五洲），有总说也有各论。《提要》说：“所纪皆绝域风土，为自古舆图所不载。”“前冠以万国全图，后附以四海总说。所述多奇异不可究诘，似不免多所夸饰。然天地之大，何所不有，录而存之，亦足以广异闻也。”《提要》承认“天地之大，何所不有”，说明对当时世界地理知识，即对“自古舆图所不载”的“绝域风土”，有了一定的认识。需要指出的是，利玛窦、艾儒略等传播的世界地理知识，在雍正年间成书的《明史》之《天文》、《外国》、《地理》等志中，已基本被吸收或采纳。
《坤舆图说》二卷，南怀仁撰。（《别本坤舆外纪》一卷，为《坤舆图说》的节本）该书的《提要》说：“上卷自坤舆至人物，分十五条。皆言地之所生。下卷载海外诸国道里、山川、民风、物产，分为五大洲，而终之以西洋七奇图说。大致与艾儒略《职方外纪》互相出入，而亦时有详略异同。”遗憾的是，《提要》将西方的地理人文，肤浅地与中国古代某些古籍比附，失去了认识西方的价值。说什么“疑其（传教士）东来以后，得见中国古书，因依仿而变幻其说，不必皆有实迹。”这种认识流露出缺乏刻意弄清事实、深入研究的积极态度，故轻描淡写地说：“然核以诸书所记，贾舶之所传闻，亦有历历不诬者。盖虽有所粉饰，而不尽虚构。存广异闻，故亦无不可也。”对来自西方的重要信息，仅仅归之为供人消遣的“存广异闻”一类，暴露出一定的故步自封、骄傲自满的心态。《别本坤舆外纪》的《提要》说：这种节本来自“明季坊刻窜乱古书之陋习也”，看来明末非官方作坊刻印的世界地理著作，民间也有一定的社会需求和市场。
《西方要纪》一卷，利类思、安文思、南怀仁等撰。该书的《提要》说：“此书则康熙初年所述，凡二十条。专记西洋国土、风俗、人物、土产及海程远近。大抵意在夸大其教，故语多粉饰失实。”西方传教士“夸大其教”，理当不予理睬。可是，传教士介绍“西洋国土、风俗、人物、土产及海程远近”未必都是“粉饰失实”，遗憾的是对此未能重视，表明思想上对外部世界尤其是西方社会发展缺少警觉，有一定的麻痹性，妨碍了国人进一步全面了解西方和积极开展中外文化交流。对西方“海程远近”不感兴趣，说明无意走出国门，透露出思想认识的局限性和学习西方缺乏主动性。
（6）对西方文化语言的评价及失误
《西学凡》是艾儒略介绍西方教育体制的一部对中国具有十分重要启迪作用的著作。艾儒略在他的《职方外纪》一书中也涉及了西方高等教育问题，可惜《提要》对此书的价值认识不足。一是《提要》指出《西学凡》“所述皆其国建学育才之法”。共分6科，即文科、理科、 医科、法科、教科、道科。“其教授各有次第，大抵从文入理，而理为之纲。”此认识是正确的；二是认为西方文科即相当中国“小学”，理科则相当中国“大学”，把医科、法科、教科当作“事业”，其认识是错误的，因而延误了我国兴办新式教育的时机；三是将西方教育致力于“格物穷理为本”、“明体达用为功”的思想，认为“与儒学次序略似”，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不加区分，混淆而谈，显然有误。故进一步得出错误认识，以为西方学问“格之物皆器数之末，而所穷之理又神怪而不可诘，是所以为异学也。”明清之际，中国理论科学发展缓慢，正是对物理（自然）现象缺少“穷之理”即以“格物穷理为本”的精神。
《西儒耳目资》是金尼阁为西方人编的学汉语用的工具书，方法是用声母和韵母为汉语注音。因大多内容已佚，“无卷数”、“已非完书，存其目焉。”《提要》评价此书是“以西洋之音通中国之音”，认识正确。但又说：“欧逻巴地接西荒，故亦讲于声音之学。其国俗好语精微，凡事皆刻意研求，故体例颇涉繁碎，然亦自成其一家之学。”此认识有较大的失误，一是轻视“声音之学”，“以西洋之音通中国之音”，其实为汉语用字母拼音之始。也是中国人学习外语所必需；二是低估了西方治学崇尚“刻意研求”、“好语精微”的精神，不利于深化学术和科学研究。
《交友论》是利玛窦在南昌时，与建安王“论友道”而专著此书。利玛窦凭借他所能忆及的欧洲哲学家、圣贤、著名作家的学术思想，汇集了76句格言，正文后附上他自己创造的汉语拉丁化方案和一篇序言。此书在中国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广为传抄并流传。利玛窦在其回忆录中说：“这篇论文却为我们赢得了文人、热爱才智和美德的儒士的美誉，因而一切人加以阅读、接受，莫不热烈赞叹。”《提要》转引《郁冈斋笔尘》之作者的评语说：“有味哉！其言也。”
三、对西方宗教的科学批判及态度
明清之际，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传教士将宗教与科学混为一谈，大多持鲜明的批判态度。如阳玛诺在《天文略》自序中力图将天主教披上科学的外衣，《提要》便给予严厉批判。《提要》说：自序“舍其本术而盛称天主之功，且举所谓第十二重不动之天为诸圣之所居天堂之所，在信奉天主者乃得升之，以歆动下愚。盖欲借推测之有验，以证天主堂之不诬，用意极为诡谲。然其考验天象，则实较古法为善，今置其荒诞售欺之说，而但取其精密有据之术。削去原序，以免荧听。其书中间涉妄谬者、刊除则文义或不相续，姑存其旧，而辟其邪说如右焉。”明确将所谓天主与天堂等宗教理论视为“邪说”、“荒诞售欺之说”。
明清之际，若单单评价宗教，一般认为天主教与佛教类似，并无独特的优越性，甚至还有剽窃之嫌。《二十五言》（利玛窦撰）的《提要》指出：“西洋人之入中国自利玛窦始。西洋教法传中国亦自《二十五条》始。大旨多剽窃释氏、而文词尤拙。盖西方之教惟有佛书。欧逻巴人取其意而变幻之，犹未能甚离其本。厥后既入中国，习见儒书，则因缘假借以文其说。乃渐至蔓衍支离，不可穷诘，自以为超出三教上矣。附存其目，庶可知彼教之初，所见不过如是也。”《畸人十篇》是利玛窦以问答形式谈天主教理论的著作。《提要》对其评价说：“其言宏肆博辩、颇足动听。大抵掇（duo，拾取）取释氏生死无常、 罪福不爽之说，而不取其轮回、戒杀、不娶之说，以附会于儒理。使人猝不可攻。较所作《天主实义》纯涉支离荒诞者，立说较巧。”《天主实义》（利玛窦撰）的《提要》说其内容是“论天主始制天地万物而主宰安养之”、“论人魂不灭”、“解释意不可灭”、“论死后必有天堂地狱之赏罚”等。《提要》评价它“纯涉支离荒诞”，显然认识是正确的。又说：“然天堂地狱之说与轮回之说相去无几，特小变释氏之说，而本原（源）则一耳。”有鉴于此，故认为天主教与佛教有类似之处。
《辨学遗牍》一卷，利玛窦撰。此书是利玛窦与和尚虞淳熙的辩论集。起因与虞淳熙主张佛教而“攻击天主之说”。《提要》评价说：“利玛窦力排释氏，故学佛者起而相争，利玛窦又反唇相诘。各持一悠谬荒唐之说，以较胜负于不可究诘之地。不知佛教可辟（即打比喻），非天主教所可辟。天主教可辟，又非佛教所可辟。均所谓同浴而讥裸裎也。”《提要》对两大宗教之间的辩论，其评价是基本科学的，“各持一悠谬荒唐之说，以较胜负”，天主教与佛教作为一种宗教，同样荒谬，实为一丘之貉，却五十步笑一百步。
《七克》（庞迪我撰）的《提要》指出：西教教人“敬事天主以求福，则其谬在宗旨，不在词说也。”即认为西方宗教理论是“悠谬荒唐之说”、“纯涉支离荒诞”，但其具体的某些“词说”有可取之处。如《七克》教人以伏傲、平妒、解贪、熄忿、塞饕、坊淫、策怠等，在人与人的社会交往中也有一定的整合意义。
《灵言蠡勺》是毕方济所撰的有关天主教义之书，《提要》指出，明代天主教之所以盛行，与学术上陷入所谓“心学”之唯心主义研究旋涡有关，“物必先腐而后虫生”。此评价也有一定的道理。《提要》认为天主教能够进入中国的原因是：“明之季年，心学盛行。西士慧黠（xia，狡猾而聪明），因摭（zhi，拾取）佛经而变幻之，以投时好。其说骤行，盖由于此。所谓物必先腐而后虫生，非持论之巧也。”
《寰有铨》是溥讯际所撰的有关天主教义之书，《提要》指出，其成书于天启中，“其论皆宗天主。又有寰满、纯体、不坏等十五篇，总以阐明彼法……今考其所言兼剽三教之理，而又举三教全排之。变幻支离、莫可穷诘，真杂学也。故存其目于杂家焉。”《利玛窦神父传》亦承认，耶稣教为了归化中国信徒，确实不得不采取许多中国化的形式，“其所言兼剽三教（儒、释、道）之理”，并非事出无因。
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可以看出，清初四帝顺治、康熙、雍正、乾隆时期，清廷官方对西方科学技术基本持比较开明的态度，对西方传教士的评价也是基本客观的。譬如，康熙从青少年时代就十分关心科学发展，1685年，他聘法国耶酥会士张诚、白晋等为老师，讲解欧几里得几何；1693年在畅春园蒙养斋创建算学馆（实为皇家科学院雏形），聘请白晋、张诚等讲授天文、数学、测量、解剖等自然科学；还派遣白晋回法国招募具有较好科技素质的传教士，1699年白晋招募11位传教士返回北京。可惜的是，仅这点学习西方的主动性还不够，缺乏派人走出国门、去欧洲实地考察、取经的胆识，满足于通过西方传教士来认识西方；同时对西方加速发展的生物学、化学、物理学及技术（如蒸汽机）经验缺少翻译与引进，对西方天文学、数学也只偏重历算。尽管如此，能够肯定，如果没有其他因素的干扰和影响，虽然披着科学外衣的西方宗教有很大的欺骗性，但由西方传教士起桥梁作用的中外文化交流，将一直会继续下去。
中西文化交流的最大障碍，不是来自清廷而是来自鸦片输入导致闭关。长期以来，中国对西方国家鸦片走私表现的海盗行径带有强烈的戒心。如早在明万历28年（1600），范礼安神甫从日本长崎写信披露说：有一艘英国——荷兰船在本戈触礁沉没，获救的“舵手（亚当斯）是个四十多岁的英国人……舵手说，他们一定要坚持实现其意图的，因为他们要向中国贩运毒品。他说，英国人也在推行这种计划，而且自称发现了从西北前往（中国）的较短的航线。”雍正七年（1729），清政府已不得不官方明令禁食鸦片。《清史稿·邦交·英吉利》记载：乾隆“五十八年，英国王雅治，遣使臣马嘎尔尼等来朝贡，表请派人驻京，及通市浙江宁波、珠山、天津、广州等地，并求减关税。不许。”“嘉庆七年春三月，英人窥澳门，以兵船六，泊鸡颈洋，粤督吉庆宣谕回国，至六月始去。”《清史稿·仁宗纪》记载：嘉庆十五年（1810）“诏以鸦片烟戕生，通饬督抚断其来源。”正常的中外贸易，中国依靠丝绸、茶叶、瓷器等拳头产品，中国不用走出国门，便一直处于顺差地位，没有理由主动愿意闭关。西方国家千方百计的想增加进入中国的港口，并非为了正常贸易，目的是靠走私鸦片来扭转贸易逆差地位。清廷对此十分清楚，正是由于鸦片走私愈演愈烈，所以闭关政策也愈来愈严厉。西方列强需要的是掠夺中国财富而不是中国科技兴国，结果，清廷闭关不但鸦片未能禁止，反而遏制了中外文化交流，致使中西科学技术的差距越拉越大。
（收稿日期：1997年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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