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唐船风说书”与流传在日本的乾隆南巡史料
华立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1997年06期
【原文出处】《清史研究》(京)1997年03期第97-106页
一
日本江户时代的德川幕府对外实行锁国政策，是人所共知的事实。终江户一朝，幕府在严禁国人渡海出航的同时，也限制外国船只来航，只开长崎一口接纳来自荷兰和中国两国的商船，有人因此将日本江户时代的锁国与清代中国的闭关相提并论。然而细考江户时代的种种措置便会发现，作为小国和岛国的日本在关紧国门的同时没有忘记留下窗口来了解海外的世界，以便审时度势，寻求应对，而当时前来长崎进行贸易的荷、中两国商船就成为日本幕府了解外部情形最重要的信息来源。平泽元恺《琼浦偶笔》卷六“唐船互市杂记”载：“凡唐船入港，即日邮报，蛮舶则速刻飞报，亦皆问取外域风说以报闻”。这里的“问取外域风说以报闻”即指当时长崎奉行（长崎地方的最高行政机构）的官员受幕府之命向进港外国船只询问海外消息，笔录成文后上报的制度。类似记载也见于清朝方面，如雍正时浙江总督李卫的奏报就说到他曾面讯从日本回国的崇明县医生周歧来，“据称夷人每事访求天朝故实新闻，诸样书籍无所不有”。〔1 〕这种得自海外船只的情报资料被称为“风说书”，即风闻传说而写成之意。其中来自荷兰船只的报告称“和兰风说书”或“阿兰陀风说书”，来自清朝商船的报告则称为“唐船风说书”。〔2〕
据日本学者浦廉一考证，现存唐船风说书年代最早的为日本正保元年（即清顺治元年，1644），下限则可看到晚至日本安政五年（清咸丰八年，1858）的风说书。元禄十二年（1669）幕府在长崎奉行创设“风说定役”专责此事后，制度和文书形式都趋于规范。当时中国商船赴长崎贸易，必须从日本幕府领取信牌才能进港。每当中国商船进港，唐通事（汉语翻译）和风说役官员即登船盘问。在与中国船主、船员、同船商人交谈之前，有预先拟定的询问要点，首先是中国最近的政治、经济、社会动向，其次是来船的航海行程、经过、船员及船客构成，在海上有未遭遇其他船只等等，立目甚详。幕府还多次重申长崎奉行官员不得将盘问敷衍了事，除当面征询，还要留意来航清人平时的言谈，切实搜求各种“异闻”。〔3〕在这一背景下形成的唐船风说书， 其内容具有值得重视的多种特色。第一，它是当时清人带到海外的有关中国的信息，具有时代的真实性，有些记载为中国本土所无，可为中方史料的补充。第二，这种信息不同于清代官方渠道的记载，反映的是一般民间人士的见闻以及他们对当时国家、社会动向的理解，虽然在某些方面可能有欠准确；但来自另外一个视角，其内容及视角本身都具有值得瞩目的社会意义，有研究的价值。第三，风说书载录来航船只的出发地、航程、船员构成，详及姓氏、船号、籍贯，是研究清代航海贸易史和沿海社会经济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第四，风说史料有助于了解清代中国的信息是如何传播到海外的，以及从东瀛看到的清代中国的形象，这是研究该时代中外关系史应有的一个侧面。
向长崎奉行提交的唐船风说书，有一艘船的船主单独提出的，也有几艘船的船主联名提供的。绝大多数中国船只的风说书原始形式系口头叙述，即所谓“口书”，这种“口书”由唐通事译写成日文（称“和解”或“和译”）后上报，少数以书面形式提出汉文原文的，则将原文与“和解”文一并上报，形成汉文与日文并存的现象。由于唐船风说书的主要部分是日文记载，而且是江户时代使用的古文，与现代日语相去甚远，读解颇难，迄今为止这部资料在中国学者中间尚未得到充分利用，语言文字的障碍当是一个重要原因。
早期的唐船风说书数量多，整理保存状况也比较好。这里应当提到曾在江户供职并为幕府要臣读讲风说书的弘文院学士林恕（字春斋）。林恕在任职期间，目睹风说书原稿用过即被随便堆置一旁，担心久而散轶，遂着手编缀。经过他及其子凤冈两代人的不懈努力，终于将正保元年到享保二年（顺治元年——康熙五十六年，1644—1717）凡八十一年间的唐船风说书结集成《华夷变态》和《崎港商说》两书，除少数年分有缺漏外，基本上把这段时期的资料集中保存下来。其中《华夷变态》有数种版本，以35卷的内阁文库本抄本为最完整，其他版本多是它的转抄或节录。这35卷内阁文库本共收入正保元年至享保二年（清顺治元年——康熙五十六年，1644—1717）间的唐船风说书二千二百六十六件。林恕为书定名《华夷变态》，取意明清鼎革，同时他在自序中写道：“崇祯登天，弘光陷虏，唐鲁才保南隅，而鞑虏横行中原，是华变于夷之态也”，〔4 〕说明他是站在传统的华夷观念上来看待这场时代巨变的。《崎港商说》三卷，也是抄本。有两种版本行世，一种起于享保二年止于享保七年（清康熙五十六年——康熙六十一年1717—1722），一种起于享保二年止于享保九年（清康熙五十六年——雍正二年1717—1724）。此书以唐船风说书为主，间采荷兰及朝鲜方面的文书，虽然未著明撰人，但从体例完全同于《华夷变态》，盖有“林家藏书”印章，两书止起年代彼此衔接以及岛原松平家所藏《华夷变态》附缀《崎港商说》来看，当为林氏所编无疑。1958年日本东洋文库将这两种书合为一部，分上、中、下三册排印出版，仍定名《华夷变态》，是目前最通行的版本。值得指出的是，此书的早期风说书里包括了许多明清更迭之际各方势力往来交涉的汉文敕谕、咨文、檄文、书简等，不少在中国已经失传，为此，谢国桢先生在他的《晚明史籍考》里对本书给以很高评价：“其中所记，如吴三桂檄文，朱成功献日本书，何倩大明论，林上珍清朝国有说，皆为中土所无。”〔5〕
享保以后，唐船风说书的数量减少，内容趋于简略，迄未发现专门的汇集，而散见于同时代日人的各种杂谈笔记之中。据认为风说书变少变简与雍正以后清代中国的社会稳定，进入升平时代，没有大的变乱有直接关系。由于值得船员和商人报告的话题相应减少，风说书里多重复出现“大清诸省静谧”“别无事”之类的套话，风说役官员也常采取把数艘进港船的风说并为一篇上报的作法。总的来说，这个时期风说书的质和量都逊于上个时期，但是如果深入爬梳发掘，仍可得到有价值的珍贵资料，而且由于中日长崎贸易的稳定和持续，日方官员及文化人士与来航清人的接触增多，消息传播渠道扩大，唐船风说书之外又出现了其他著录传闻的派生作品。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本文拟在后面较为详细地涉及。
道光到咸丰之际，唐船风说书数量又见增多。这时清朝统治衰微，内忧外患纷至，动荡加剧，这一变化引起了日本方面的关注，先是有关清除鸦片流毒的禁烟运动，继而1840年中英爆发鸦片战争及中方战败被迫缔结不平等条约，稍后是波及全国的太平天国起义，都在唐船风说书中大量反映。据日本学者森睦彦统计，仅关于鸦片战争的已知就有19件之多，并被编入各种著述里，像盐谷宕阴的《阿芙蓉汇闻》、斋藤竹堂的《鸦片始末》、增田涉的《阿片风说书》及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藏《岛津齐彬御手许大箪笥书类》中的《唐人共风说书》等都有一定的代表性。〔6〕
二
如前已述，传入日本的有关清朝雍乾嘉时期的唐船风说书数量少而分散，但爬梳江户时代的笔记杂谈，仍可得到有价值的史料。流传在日本的有关乾隆南巡的若干风说资料就是其中一例。日本学者松浦章近年来在资料发掘上用力甚多，本文要在下面提到的三件史料，松浦章先生已在日本作过披露，〔7〕但考虑到我国学界对此尚了解不多， 而且关于上述史料的标点、校读，也还值得再作探讨，故在这里加以介绍。这三件史料分别是：
（1）《续谈海》（内阁文库所藏史籍丛刊第四十五卷、 汲古书院刊）卷二○·宝历元年（清乾隆十六年，1751）十二月七日条所载：“大清乾隆皇帝南巡之始末闻书”。
（2 ）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文学部图书馆所藏“乾隆帝南巡始末闻书”。
（3）《视听草》（内阁文库所藏史籍丛刊特刊第二、 汲古书院刊）第十一卷，续三集之七所载：“乾隆帝江南省苏州府游幸街道图”。
三件史料中的（1）和（2）为日文写成。（1 ）讲述乾隆帝十六年第一次南巡，主要是从苏州到浙江的情形，全文不长，仅五百来字，开篇题：“乾隆十六年辛未大清皇帝南巡之始末闻书”，结尾处作“右当年入津丿江南舟丿唐人咄申候”（右为当年入港江南船之唐人讲述），可知本文乃日本宝历元年（即乾隆十六年）唐船风说书之一。文中极概略地叙述是年乾隆帝与皇太后、妃嫔、大臣等自北京起驾，护卫诸官十三万人随行，先后到达江南的苏州和浙江，沿途诸省百姓拜瞻，数百里内张灯悬彩迎驾。皇帝赏赐绸缎、金银、人参、貂皮等，优礼耆老，为百岁老人建立牌楼，并骑马出游名山胜迹，御制诗赋画。御道用宽四丈的毡毯铺路，驻跸处建行宫，皇太后乘黄缎舆，禁男子拜见等。都是稔为人知的一般情况，故不再汉译，同时因系民间人士回忆，讲述的行程日期亦与官书稍有出入。（2）为京都大学文学部图书馆所藏抄本， 开篇题“大清皇帝南巡之始末闻书”，文末结尾处有“右之通来津之唐人共见闻之次第物语仕候以上 午九月 清朝乾隆二十七年八日本宝历十二年也 长崎唐方大通事 林 市兵卫”字样，说明这是该年九月入港的中国船只带来消息，由时在长崎担任大通事的林市兵卫经手上报的风说书。另有跋文作“天明元辛丑年仲春写 高田胜邦主人”，天明元辛丑年即西历1781年，清乾隆四十六年，当是抄本的形成年代。从时间可知，本文记述的是乾隆帝的第三次南巡。全文篇幅较长，将近三千字，也主要讲述乾隆在苏、杭两地的情形，但逐日叙事，涉及颇多细节，兹将原文（行中附加的双行注多为对官名或地名的解说，这里只保留与正文内容直接有关的部分，其余从略）汉译于下，* 号为笔者所加说明。
大清皇帝南巡始末闻书
今年正月六日天子、皇太后自北京起驾，扈从大臣首相忠勇公傅恒、相国史贻直、大将军九门提督舒赫德，此外，亲王文武百官百十余人，侍卫官五百人，满洲蒙古之诸官千余人，羽林军一万人，甲兵五万人及其他，总计率领二十万人。至山东为止行陆路，台儿庄处有河道总督、江南提督，当地巡抚及布政司、致仕在乡之原礼部尚书沈德潜等官员恭迎圣驾。天子与皇太后、妃嫔同乘龙舟自长江至镇江口稍作逗留，军兵三万围护镇江口。二月廿二日，至江南省苏州之胥门，经当地官员自御道迎入，上赐众人饭食。同月廿三日，由阊门之上塔街出行前往灵岩山游幸，时万民家家悬挂吴式灯笼，供奉自制的各色物品，迎接圣驾。其时天子龙颜和悦，义民内凡年逾七十之男女均赏赐刻有“养老”二字银牌一面。又，扬州、苏州、嘉兴、杭州四府盐商及渡海赴日本办铜之官商等人，皆搭设高台演出歌舞，不惜钱物极尽奢华。大凡数百里内迎驾之时，舞台数千座，无一相同者，皇帝亦相应回赐上述人等金银、小件器物、貂皮等，众人皆引以为不世之荣幸。又命免去南巡沿途各地的一年贡赋。至灵岩山行宫驻跸，游该地十八景。
一 箭径河 二 琴台石 三 琉璃塔
四 日月井 五 洗砚池 六 西施洞
七 韩王碑 八 梳妆台 九 醉和尚
十 西施脚印 十一 上山马下山牛 十二 姑苏台
十三 石池豉「鼓？」 十四 无量钟楼 十五 响哨廊
十六 走马塔 十七 东洞庭 十八 西洞庭
灵岩山行宫山麓建有舞台百余座，亭台二十座，表演各种歌舞，皇帝观赏。因山麓四周由同行扈从人员包围守护，入夜灯火如繁星闪烁。河中灯船百余艘游动，燃放烟火，极其热闹，水中、陆上皆如同白昼。同月廿九日，游支硎山、千尺雪、赵园等名胜。时各寺住持带领一山徒众来迎，赏赐各物。同日亦至范公祠堂巡游，御笔亲书“万笏朝天石”五字匾额赐之。原途返回灵岩山行宫。三月一日至太湖巡游，迎入当地园墓山行宫。大将军舒赫德令水军都督四人带领大小武将、水手士兵五千人，兵船百五十艘，分为两方对阵，演习水战，皇帝检阅后行赏。此日仍还驾灵岩山行宫。同月二日，迎入石湖行宫。此处设高五层之龙船二十艘、五色渔船五十艘，以网捕鱼，皇帝终日观赏，览毕每船各赐银一贯，又赏主管官员饭食。同月五日，自卧龙街行经阊门城之都僧总，其时万民家家悬挂自制各物及灯笼迎接。迎入虎丘山行宫，该山住持率一山徒众前来，为皇帝向导，游该地十八景。
一 蚂蚁街 二 试剑石 三 段梁亭 四 憨憨泉 五 真娘墓
六 千人石 七 剑池 八 双吊桶 九 御书楼 十 仰苏楼
十二 玉兰房 十三 小武当 十四 独步桥 十五 千手观音
十六 十八橹 十七 别有天 十八 层宝塔 （* 第十一景原文缺载）
游毕还驾行宫，传谕江南巡抚以米粮十万石分赐苏州之老人，谢恩领旨。同月六日，自胥门登龙舟往吴江塘之平望驿，同月八日抵岸。同月九日，闽浙总督、浙江巡抚、布政司、大将军等官率大小文武百官至浙江嘉兴府御教场，布列队阵，迎接圣驾。大将军又令自各处调集满洲精兵二十万人，分两方而立，摆九宫八卦阵，演武，皇帝终日观览，命犒赏三军，恩赏满洲精兵银五千贯。同月十三日至十七日，游幸诸山名胜街道。万民张设各物恭迎圣驾，一如苏州，皆蒙恩赏银牌并各种赐物。其时为目睹天子出游景象，城乡之老幼，云集而来，人数众多。巡幸道经之处，家业发达之人甚多，熙攘繁华。同月廿四日，往游西湖。是夜一侍卫乘酒意至某僻静处酒家索酒菜，店主之妻为之量酒备菜，侍卫对其屡加调戏，旁若无人。适值该店主自外归来，声言此女乃吾妻不得无礼，上前拦阻，侍卫勃然大怒，殴打店主。按察使将此事向官衙告发，上达天听。帝询于忠勇公傅恒曰：法乃自天子而出，今随行左右者有人不法，该当何罪。对曰：诚以为体察万民乃天下长治之圣虑，宜绳以重法以为后戒。经诸官会议，以肇事人身份显贵，故惩以夺官终身监禁，而使其家人代其受刑，于酒家门前悬首示众。自此之后随行扈从皆谨遵法度，安静有加，遂使万民安堵。同月廿一日至廿五日于西湖停留。
一 断桥残雪 二 平湖秋月 三 柳浪闻莺 四 雷峰日照
五 南屏晚钟 六 花巷观鱼 七 曲院荷风 八 三潭映月
九 苏堤春晓 十 双峰插云
（*此处景胜名称原文有错舛字，存而未改）
外十六景
一 河心亭 二 六桥花柳 三 一枝杨柳一枝桃 四 放观亭
五 花神庙 六 大佛头 七 岳王庙 八 范公祠
九 浚西河 十 白玉泉 十一 七十二洞静室 十二 放生池
十三 保叔塔 十四 飞来峰 十五 冷泉亭 十六 棋盘山
同月廿六日夜，于当地行宫，吴式灯船数百艘游曳湖中，燃放各式烟火，皇帝观赏，亦准许百姓同赏，于是有小船三百余艘出湖，观看烟火和灯船。帝见小船乘坐多人，虑有不测，正在此时，不意湖上大风骤起，观灯小船颠覆五六十艘，男女四五百人溺水，扈从奉帝命全部救起。同月廿七日，照苏州例以米粮十万石分赐各人。此后自平望驿登龙舟。同月廿九日返回苏州，抵岸入蔚门城之行宫。四月三日，出阊门街往灵岩山巡游时，帝见一孤独之人，当即下马，（此处双行注：据唐人述称，天子下马时，左右扈从有七八千人之众，皆同时下马肃立，其情景甚为壮观。）帝执该人手，询其年高几何？回奏称百有七岁，顺治丙申十三年出生，姓朱。帝遂将自身所佩帽冠亲手赠之，并赐金银龙牌及衣服等物，自戴该人所用之帽，还驾行宫。（此处双行注：百余岁老者之中，此人起居与四五十岁者相同，有老仙之称。）是夜赏诸大臣饭食。谕回銮京师。自胥门登龙舟。是时文武各官及百姓奉送圣驾四百里。（双行注：合日本里数约四十里）自镇江起大将军率军护送，路途顺利，于五月初回到北京。
以上系来港众唐人据见闻讲述。
午九月 清朝乾隆二十七年即日本宝历十二年也
长崎唐方大通事 林 市兵卫
上文所记行程日期，考之正史《清高宗实录》等书，皆稍有出入，如自京起程日期《实录》作正月十二日，到达苏州日期作二月二十一日等，地名等也不尽准确。这反映了史料的民间传闻性质，难以苛求严谨，但所记行程顺序、路线和活动大略则能够与正史相吻合。内容中最引起兴趣的是诸多细节的记述。首先是乾隆帝游赏江南各地名山胜迹的场面，叙述得生动具体，历历在目，这当是老百姓眼中看到的天子南巡的基本形象。在正史里这类记载大多轻描淡写，语焉不详，被掩盖在视察河工、海塘、训谕地方治政之类堂而皇之的文字之中。其次是惩治不法扈从，西湖观灯遇逢老百姓落水，乾隆皇帝路遇某百岁老人等类似野史逸闻的趣话，可以与《扬州画坊录》、《清稗类钞》、《履园丛话》等清人笔记互为补充，虽然难以称为信史，却可想象这些趣话在民间曾广为流传，并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南巡的史实，有其产生的背景或依据。
三
史料（3 ）收在宫崎成身编的见闻杂谈集《视听草》第十一卷续三集第七，汉文抄本。目次中题《乾隆帝江南省苏州府游幸街道图》，实际上包括《乾隆帝江南省苏州府游幸街道图》和《江南省苏州府街道开店总目》两部分。全文末尾有宽政八年（即清嘉庆元年，西历1796年）三月近藤守重的识文（详见后），据此可知文中的图系他请画工临摹的中国船商带入日本的乾隆南巡图，文字则是他请来自中国，自述曾亲瞻乾隆南巡的程荣春等所记。近藤守重又名重藏，号正斋，1771—1829年在世，宽政八年他正担任长崎奉行的手付出役，故有机会较多地接触来自中国的船商等人。就史料的形成而言，该文与正规的唐船风说书有别，是官员在交往中国船商时得到的风说文字。现将全文引录于下：（* 文中别字甚多，其中多处为大、太混用，齐、斋混用，官、宫混用，均据文意酌加甄别统一，明显的错字在后面的（ ）内订正，个别字迹不清者用「？」存疑。）
乾隆帝江南省苏州府游幸街道图
一苏州府城系天下四民辐辏之所，殊为繁华之场，两面并屋，而居中街道尽铺砖石，虽遇落雨，檐下而过，不用雨具。巡街之日，敕令官民跪瞻天颜，至于地方卖买修造等事如常所为，听民之便。保驾官员尽皆骑马，拥护前后也。
圣驾仪仗式
凡骑马之官员，帽顶尽插翎毛，俱出御赐。一品者四尾，二品者三品以下皆插二尾。
一前呼侍卫 四十骑
内一等十员，三品官也，二等十五员，四品官也，三等十五员，五品官也。
此系前呼侍卫，俱穿马褂，手执豹尾，长腰带短刀，俱是大刀武艺出群者任用此职。
凡豹尾枪禁制百官所带。
二御马 二匹
此看马者八人，系上驷院下员八九品之官也。
三总督 一骑 从一品
此系两江总督，掌管二省兵马文武官员，因其总官（管）地方大史（吏），故以身穿朝衣补服，为圣驾前导。现任官衔太子太保·兵部察院右部史·总督江南江西等处地方军务·总理粮饷，姓尹名继善者是也。
四五马并行
中尊圣驾，身御石青马褂，骑坐银白宝马。此马褂系西藏国所贡，能避矢石，国传之宝衣也。
两旁皇亲大臣
和硕裕亲王 外戚忠勇公傅恒
宗人辅国公恒禄 宰相史贴（贻）直
五随驾大臣 三十骑
一品四员 二品十员 三品十六员。
此等俱穿御赐黄缎马褂，皆是文武全才之人也。
六后拥侍卫 三十骑
此与前呼驾侍卫同。
七步行八人
此系内务府下员八九品官也。
太后皇后仪仗式 太后皇后之巡幸只许女人跪瞻，各女人头插玉簪，戴生花。
八太后开道侍卫 十六骑
此轿用明黄缎盘龙幔轿顶，五兵朝天「夫？」，轿夫系内宫太监。
十前后宫女 七十余骑
此等衣服、首饰俱用满洲打扮，尽皆容貌精丽，吹弹歌舞诗词并通者也。
十一太监 二十三骑
此系满汉穷民欲充太监者，从少阉割，求充内宫，投拜老太监门下，演习礼法。
本朝法律，有民多男者，准止一人充作太监，为至于一子着（者）为禁制，为其绝后也。其阉割，声如女童，不生须毛，身体肥胖。内有才情经选者，和宫女同办皇太后、天子皇后内事，或其未熟者，随侍嫔妃，惯习古典，在于内宫时应茶酒及管扫洒宫殿等事也。
十二后拥侍卫 十四骑
此与圣驾前后侍卫同。
江南省苏州府街道开店总目
第一店 公茂号发各省绸缎纱罗
此绸缎店也。
即系各省绸缎纱罗贩卖之谓也。
第二店 保和堂拣选道地川广药材饮片人参
此药铺也。
保和堂，同前，拣选道地川广药材者，拣选四川、湖广所产上等好药也。
四川、湖广，此二省乃出产药材之所也。
第三店 芳馥斋拣选各种茗茶发客
芳馥斋，同前，拣选各种茗茶者，即各处拣选所产之茶，发客即贩卖之谓也。
第四店 姑苏仿古斋文房古玩
此文具、磁器、音乐店也。
姑苏，州也，仿古斋，同前，文房古玩，即文人书房所用并古时所置之器也。
第五店 源盛号精造进京三白名酒
此酒店也。
源盛号，同前，自造进京三白名酒，即本店所造名酒贩卖，三白者，清白洁水与白曲、白米所造，故曰三白酒。
第六店 永吉号火腿鱼鲞行
此盐腊鱼肉店也。
永吉号，同前，火腿即冬寒节盐腌成之猪腿，鲞即鲜鱼盐腌成之物，行即牙行也。
第七店 聚茂号便商兑换颀销银铺
此兑换银销店也。
聚茂号，同前，兑换颀销者，即将碎银颀销成锭也，或成碎银也，一锭约五十两，便商者，即唐山银铺听凭商人颀销也。凡铜钱设系官局鼓铸，不许民间私铸。
第八店 益智堂书坊
此书店也。
益智堂，同前，书坊即卖书店也，贮置古今书籍诗赋词文等书也。
第九店 美芳馆精洁肉食
此熟食店也。
美芳馆，同前，精洁肉食者，煮熟鱼肉，精洁调和干净之谓也。
第十店 大盛号精造铜锡器皿
此铜器店也。
大盛号，同前，精造铜锡器皿者，铜锡等器细加精工之谓也。
第十一店 源发号长路粮食
此米店也。
源发号，同前，长路粮食，远近所产粮食之谓也。
第十二店 松茂号定织妆蟒朝衣补服
此绸缎店也。
松茂号，同前，定织妆蟒朝衣补服发客者，定织朝衣补服等出卖之谓也。
第十三店 森禄斋法制精巧果品茶食
此果子店也。
森禄斋，同前，法制精巧果品茶食者，做成新式果品茶食之谓也。
第十四店 启泰号自运浙闽名烟
此烟店也。
启泰号，同前，自运浙闽名烟者，即浙江、福建等所买来置店上品烟叶之谓也。
第十五店 此奥「兴？」馆馆荤素酒饭
此酒馆也
此奥「兴？」馆，同前，荤素酒饭者，鱼饭素食，调和出卖之谓也。
第十六店 上元馆精满汉糕点
此糕品店也。
第十七店 芳风馆选料名纸花笺发客
此纸店也。
芳风馆，同前，选料名纸笺发客者，即拣选好纸、花笺、印「卯？」花纸等出卖之谓也。
第十八店 卿云馆精造进呈宫扇
此扇店也。
卿云馆，同前，精造进京宫扇者，即精工进呈，献上宫中所用扇之谓也。
第十九店 源发当
此典当也。
源发当，同前，唐山典当系一概门前设立招牌，大书“当”字。
第二十店 大有号酱园
此酱油、醋、酱萝瓜并各小菜店也。
大有号，同前，酱园者，广设空地，可以造制酱油、醋等并腌盐之物，谓之酱园。
第二十一店 天奇斋京式朝冠
此帽店也。
天奇斋，同前，京式朝冠者，即京中时式朝帽之谓也。
第二十二店 广聚号大红巧色染坊
此染店也。
广聚号，同前，大红并各色，巧为染成之谓也。
第二十三店 无招牌
此裁衣店也。凡裁缝店俱无招牌。
第二十四店 美药（乐）馆荤素大面
此面馆。
美乐馆，同前，荤素大面者，即安排鱼菜等面之谓也。
第二十五店 恒丰号发卖青桐菜油
此油店也。
恒丰号，同前，发卖青桐菜油者，即柏油、桐油、菜油发卖之谓也。
此所有一富家。
当今隆驾屡次南巡，是仿古天子巡行之典。但巡行至江浙而止，并非别有取意也，至于他省不能巡到者，因程途遥
「恐？」坊（妨）国政故耳。
略图（凡五幅，从略）
鸳湖程荣春
福唐邓元禄
乾隆皇帝仿古天子巡行盛典，苏州府系天下繁华之所，故而屡次南巡，扈从多人，至杭州府而止，官民皆跪道左，共瞻天颜，地方买卖如常时所为。有时亦到山东恭谒圣庙，谓之东巡。其余别省因路途遥远不能巡到，但图中仪式悉实无差，此乃翠华南幸图也。
此图往岁汉客所赍来也。丙辰之春、索而得之，使画工临写。后邂逅程、邓之辈，语次及之，程云尝亲瞻南幸，正同此图，乃使程记其事，且书仪仗式于卷首，以珍藏于正斋云。
宽政八年三月 近藤守重识
《乾隆帝江南省苏州府游幸街道图》本身不著年代，从文中提到的扈从大臣人名有和硕裕亲王、外戚忠勇公傅恒、宗人辅国公恒禄、宰相史贻直及两江总督尹继善来判断，应是以乾隆二十二年（1757）的第二次南巡为蓝本的。比较起来，后一部分的《江南省苏州府街道开店总目》更引起笔者的浓厚兴趣。清代江南商品流通发达，街市繁华是尽人皆知的，苏州府又在其中首屈一指，可是翻阅清朝历次所修《苏州府志》却找不到对商业店铺的具体记述， 不能不感到遗憾。 乾隆二十四年（1759）吴县人徐扬绘制了《盛世滋生图》，用长卷描绘苏州的繁盛风光，入画的商店门市多达二百三十余家，可辨认的行业有五十余种，是不可多得的形象史料，〔8 〕而本文的《江南省苏州府街道开店总目》则是用文字形式记述苏州店铺的字号和经营内容，与《盛世滋生图》各有特点，结合起来使用，当可弥补现有记载的不足。值得推敲的是：1.文中提到的店铺字号共计二十五家，而当时苏州街市实际存在的店铺数显然要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如徐扬的图中可以看出的就有二百家之多。2.文中提到的二十五家各属不同行业，不及徐扬画中涉及的多，但提到者均可以与徐画互为印证，未知记述人在此是否只是择要举例。3.文末署名“鸳湖程荣春 福唐邓元禄”，福唐应指福州一带，鸳湖所指不明，据松浦章先生分析，这里的程荣春可能就是多次来日的浙江商人程赤城，〔9〕如果这个推断不差，则程氏当是曾有机会多次亲历苏州的。 不过这段见闻杂谈写在宽政八年，相当清的乾末嘉初，所述店铺字号是哪个时期的见闻，就不得而知了。
注释：
〔1〕《雍正朱批谕旨》雍正六年十二月十一日李卫奏。
〔2〕“唐船风说书”在某些场合也被称为“清商口单”。此外， 有个别日本学者在自己的论文中使用“唐风说书”的叫法，我国一些文章也沿用其称，但这里笔者仍采用传统的“唐船风说书”一称。
〔3 〕以上内容均参见浦廉一的《华夷变态解题—唐船风说书研究》一文，载《华夷变态》（日本东洋文库1958年刊行）上册、解题部分第1—43页。
〔4〕《华夷变态》正文页1、序。
〔5〕谢国桢《晚明史籍考》卷2。
〔6 〕森睦彦《有关鸦片战争情报的唐风说书—以书志方面的考察为主》（阿片战争としての唐风说书—书志的考察をとして）《法政史学》第20号 1968年3月。
〔7 〕参见松浦章《乾隆南巡与唐船风说书》（乾隆南巡と唐船风说书），载《和田博德教授古稀纪念 明清时代的法与社会》第243 —272页，汲古书院1993年刊行。
〔8 〕参见李华《从徐扬“盛世滋生图”看清代前期苏州工商业的繁荣》，载《文物》1960年第1期。
〔9〕参见松浦章《乾隆时代来航长崎的中国商人—以汪绳武、 汪竹里、程赤城为中心》（乾隆时代の长崎来航中国商人—汪绳武·汪竹里·程赤城を中心に）载《咿哑》第10号，1978年。^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1997年06期
【原文出处】《清史研究》(京)1997年03期第97-106页
日本江户时代的德川幕府对外实行锁国政策，是人所共知的事实。终江户一朝，幕府在严禁国人渡海出航的同时，也限制外国船只来航，只开长崎一口接纳来自荷兰和中国两国的商船，有人因此将日本江户时代的锁国与清代中国的闭关相提并论。然而细考江户时代的种种措置便会发现，作为小国和岛国的日本在关紧国门的同时没有忘记留下窗口来了解海外的世界，以便审时度势，寻求应对，而当时前来长崎进行贸易的荷、中两国商船就成为日本幕府了解外部情形最重要的信息来源。平泽元恺《琼浦偶笔》卷六“唐船互市杂记”载：“凡唐船入港，即日邮报，蛮舶则速刻飞报，亦皆问取外域风说以报闻”。这里的“问取外域风说以报闻”即指当时长崎奉行（长崎地方的最高行政机构）的官员受幕府之命向进港外国船只询问海外消息，笔录成文后上报的制度。类似记载也见于清朝方面，如雍正时浙江总督李卫的奏报就说到他曾面讯从日本回国的崇明县医生周歧来，“据称夷人每事访求天朝故实新闻，诸样书籍无所不有”。〔1 〕这种得自海外船只的情报资料被称为“风说书”，即风闻传说而写成之意。其中来自荷兰船只的报告称“和兰风说书”或“阿兰陀风说书”，来自清朝商船的报告则称为“唐船风说书”。〔2〕
据日本学者浦廉一考证，现存唐船风说书年代最早的为日本正保元年（即清顺治元年，1644），下限则可看到晚至日本安政五年（清咸丰八年，1858）的风说书。元禄十二年（1669）幕府在长崎奉行创设“风说定役”专责此事后，制度和文书形式都趋于规范。当时中国商船赴长崎贸易，必须从日本幕府领取信牌才能进港。每当中国商船进港，唐通事（汉语翻译）和风说役官员即登船盘问。在与中国船主、船员、同船商人交谈之前，有预先拟定的询问要点，首先是中国最近的政治、经济、社会动向，其次是来船的航海行程、经过、船员及船客构成，在海上有未遭遇其他船只等等，立目甚详。幕府还多次重申长崎奉行官员不得将盘问敷衍了事，除当面征询，还要留意来航清人平时的言谈，切实搜求各种“异闻”。〔3〕在这一背景下形成的唐船风说书， 其内容具有值得重视的多种特色。第一，它是当时清人带到海外的有关中国的信息，具有时代的真实性，有些记载为中国本土所无，可为中方史料的补充。第二，这种信息不同于清代官方渠道的记载，反映的是一般民间人士的见闻以及他们对当时国家、社会动向的理解，虽然在某些方面可能有欠准确；但来自另外一个视角，其内容及视角本身都具有值得瞩目的社会意义，有研究的价值。第三，风说书载录来航船只的出发地、航程、船员构成，详及姓氏、船号、籍贯，是研究清代航海贸易史和沿海社会经济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第四，风说史料有助于了解清代中国的信息是如何传播到海外的，以及从东瀛看到的清代中国的形象，这是研究该时代中外关系史应有的一个侧面。
向长崎奉行提交的唐船风说书，有一艘船的船主单独提出的，也有几艘船的船主联名提供的。绝大多数中国船只的风说书原始形式系口头叙述，即所谓“口书”，这种“口书”由唐通事译写成日文（称“和解”或“和译”）后上报，少数以书面形式提出汉文原文的，则将原文与“和解”文一并上报，形成汉文与日文并存的现象。由于唐船风说书的主要部分是日文记载，而且是江户时代使用的古文，与现代日语相去甚远，读解颇难，迄今为止这部资料在中国学者中间尚未得到充分利用，语言文字的障碍当是一个重要原因。
早期的唐船风说书数量多，整理保存状况也比较好。这里应当提到曾在江户供职并为幕府要臣读讲风说书的弘文院学士林恕（字春斋）。林恕在任职期间，目睹风说书原稿用过即被随便堆置一旁，担心久而散轶，遂着手编缀。经过他及其子凤冈两代人的不懈努力，终于将正保元年到享保二年（顺治元年——康熙五十六年，1644—1717）凡八十一年间的唐船风说书结集成《华夷变态》和《崎港商说》两书，除少数年分有缺漏外，基本上把这段时期的资料集中保存下来。其中《华夷变态》有数种版本，以35卷的内阁文库本抄本为最完整，其他版本多是它的转抄或节录。这35卷内阁文库本共收入正保元年至享保二年（清顺治元年——康熙五十六年，1644—1717）间的唐船风说书二千二百六十六件。林恕为书定名《华夷变态》，取意明清鼎革，同时他在自序中写道：“崇祯登天，弘光陷虏，唐鲁才保南隅，而鞑虏横行中原，是华变于夷之态也”，〔4 〕说明他是站在传统的华夷观念上来看待这场时代巨变的。《崎港商说》三卷，也是抄本。有两种版本行世，一种起于享保二年止于享保七年（清康熙五十六年——康熙六十一年1717—1722），一种起于享保二年止于享保九年（清康熙五十六年——雍正二年1717—1724）。此书以唐船风说书为主，间采荷兰及朝鲜方面的文书，虽然未著明撰人，但从体例完全同于《华夷变态》，盖有“林家藏书”印章，两书止起年代彼此衔接以及岛原松平家所藏《华夷变态》附缀《崎港商说》来看，当为林氏所编无疑。1958年日本东洋文库将这两种书合为一部，分上、中、下三册排印出版，仍定名《华夷变态》，是目前最通行的版本。值得指出的是，此书的早期风说书里包括了许多明清更迭之际各方势力往来交涉的汉文敕谕、咨文、檄文、书简等，不少在中国已经失传，为此，谢国桢先生在他的《晚明史籍考》里对本书给以很高评价：“其中所记，如吴三桂檄文，朱成功献日本书，何倩大明论，林上珍清朝国有说，皆为中土所无。”〔5〕
享保以后，唐船风说书的数量减少，内容趋于简略，迄未发现专门的汇集，而散见于同时代日人的各种杂谈笔记之中。据认为风说书变少变简与雍正以后清代中国的社会稳定，进入升平时代，没有大的变乱有直接关系。由于值得船员和商人报告的话题相应减少，风说书里多重复出现“大清诸省静谧”“别无事”之类的套话，风说役官员也常采取把数艘进港船的风说并为一篇上报的作法。总的来说，这个时期风说书的质和量都逊于上个时期，但是如果深入爬梳发掘，仍可得到有价值的珍贵资料，而且由于中日长崎贸易的稳定和持续，日方官员及文化人士与来航清人的接触增多，消息传播渠道扩大，唐船风说书之外又出现了其他著录传闻的派生作品。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本文拟在后面较为详细地涉及。
道光到咸丰之际，唐船风说书数量又见增多。这时清朝统治衰微，内忧外患纷至，动荡加剧，这一变化引起了日本方面的关注，先是有关清除鸦片流毒的禁烟运动，继而1840年中英爆发鸦片战争及中方战败被迫缔结不平等条约，稍后是波及全国的太平天国起义，都在唐船风说书中大量反映。据日本学者森睦彦统计，仅关于鸦片战争的已知就有19件之多，并被编入各种著述里，像盐谷宕阴的《阿芙蓉汇闻》、斋藤竹堂的《鸦片始末》、增田涉的《阿片风说书》及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藏《岛津齐彬御手许大箪笥书类》中的《唐人共风说书》等都有一定的代表性。〔6〕
二
如前已述，传入日本的有关清朝雍乾嘉时期的唐船风说书数量少而分散，但爬梳江户时代的笔记杂谈，仍可得到有价值的史料。流传在日本的有关乾隆南巡的若干风说资料就是其中一例。日本学者松浦章近年来在资料发掘上用力甚多，本文要在下面提到的三件史料，松浦章先生已在日本作过披露，〔7〕但考虑到我国学界对此尚了解不多， 而且关于上述史料的标点、校读，也还值得再作探讨，故在这里加以介绍。这三件史料分别是：
（1）《续谈海》（内阁文库所藏史籍丛刊第四十五卷、 汲古书院刊）卷二○·宝历元年（清乾隆十六年，1751）十二月七日条所载：“大清乾隆皇帝南巡之始末闻书”。
（2 ）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文学部图书馆所藏“乾隆帝南巡始末闻书”。
（3）《视听草》（内阁文库所藏史籍丛刊特刊第二、 汲古书院刊）第十一卷，续三集之七所载：“乾隆帝江南省苏州府游幸街道图”。
三件史料中的（1）和（2）为日文写成。（1 ）讲述乾隆帝十六年第一次南巡，主要是从苏州到浙江的情形，全文不长，仅五百来字，开篇题：“乾隆十六年辛未大清皇帝南巡之始末闻书”，结尾处作“右当年入津丿江南舟丿唐人咄申候”（右为当年入港江南船之唐人讲述），可知本文乃日本宝历元年（即乾隆十六年）唐船风说书之一。文中极概略地叙述是年乾隆帝与皇太后、妃嫔、大臣等自北京起驾，护卫诸官十三万人随行，先后到达江南的苏州和浙江，沿途诸省百姓拜瞻，数百里内张灯悬彩迎驾。皇帝赏赐绸缎、金银、人参、貂皮等，优礼耆老，为百岁老人建立牌楼，并骑马出游名山胜迹，御制诗赋画。御道用宽四丈的毡毯铺路，驻跸处建行宫，皇太后乘黄缎舆，禁男子拜见等。都是稔为人知的一般情况，故不再汉译，同时因系民间人士回忆，讲述的行程日期亦与官书稍有出入。（2）为京都大学文学部图书馆所藏抄本， 开篇题“大清皇帝南巡之始末闻书”，文末结尾处有“右之通来津之唐人共见闻之次第物语仕候以上 午九月 清朝乾隆二十七年八日本宝历十二年也 长崎唐方大通事 林 市兵卫”字样，说明这是该年九月入港的中国船只带来消息，由时在长崎担任大通事的林市兵卫经手上报的风说书。另有跋文作“天明元辛丑年仲春写 高田胜邦主人”，天明元辛丑年即西历1781年，清乾隆四十六年，当是抄本的形成年代。从时间可知，本文记述的是乾隆帝的第三次南巡。全文篇幅较长，将近三千字，也主要讲述乾隆在苏、杭两地的情形，但逐日叙事，涉及颇多细节，兹将原文（行中附加的双行注多为对官名或地名的解说，这里只保留与正文内容直接有关的部分，其余从略）汉译于下，* 号为笔者所加说明。
大清皇帝南巡始末闻书
今年正月六日天子、皇太后自北京起驾，扈从大臣首相忠勇公傅恒、相国史贻直、大将军九门提督舒赫德，此外，亲王文武百官百十余人，侍卫官五百人，满洲蒙古之诸官千余人，羽林军一万人，甲兵五万人及其他，总计率领二十万人。至山东为止行陆路，台儿庄处有河道总督、江南提督，当地巡抚及布政司、致仕在乡之原礼部尚书沈德潜等官员恭迎圣驾。天子与皇太后、妃嫔同乘龙舟自长江至镇江口稍作逗留，军兵三万围护镇江口。二月廿二日，至江南省苏州之胥门，经当地官员自御道迎入，上赐众人饭食。同月廿三日，由阊门之上塔街出行前往灵岩山游幸，时万民家家悬挂吴式灯笼，供奉自制的各色物品，迎接圣驾。其时天子龙颜和悦，义民内凡年逾七十之男女均赏赐刻有“养老”二字银牌一面。又，扬州、苏州、嘉兴、杭州四府盐商及渡海赴日本办铜之官商等人，皆搭设高台演出歌舞，不惜钱物极尽奢华。大凡数百里内迎驾之时，舞台数千座，无一相同者，皇帝亦相应回赐上述人等金银、小件器物、貂皮等，众人皆引以为不世之荣幸。又命免去南巡沿途各地的一年贡赋。至灵岩山行宫驻跸，游该地十八景。
一 箭径河 二 琴台石 三 琉璃塔
四 日月井 五 洗砚池 六 西施洞
七 韩王碑 八 梳妆台 九 醉和尚
十 西施脚印 十一 上山马下山牛 十二 姑苏台
十三 石池豉「鼓？」 十四 无量钟楼 十五 响哨廊
十六 走马塔 十七 东洞庭 十八 西洞庭
灵岩山行宫山麓建有舞台百余座，亭台二十座，表演各种歌舞，皇帝观赏。因山麓四周由同行扈从人员包围守护，入夜灯火如繁星闪烁。河中灯船百余艘游动，燃放烟火，极其热闹，水中、陆上皆如同白昼。同月廿九日，游支硎山、千尺雪、赵园等名胜。时各寺住持带领一山徒众来迎，赏赐各物。同日亦至范公祠堂巡游，御笔亲书“万笏朝天石”五字匾额赐之。原途返回灵岩山行宫。三月一日至太湖巡游，迎入当地园墓山行宫。大将军舒赫德令水军都督四人带领大小武将、水手士兵五千人，兵船百五十艘，分为两方对阵，演习水战，皇帝检阅后行赏。此日仍还驾灵岩山行宫。同月二日，迎入石湖行宫。此处设高五层之龙船二十艘、五色渔船五十艘，以网捕鱼，皇帝终日观赏，览毕每船各赐银一贯，又赏主管官员饭食。同月五日，自卧龙街行经阊门城之都僧总，其时万民家家悬挂自制各物及灯笼迎接。迎入虎丘山行宫，该山住持率一山徒众前来，为皇帝向导，游该地十八景。
一 蚂蚁街 二 试剑石 三 段梁亭 四 憨憨泉 五 真娘墓
六 千人石 七 剑池 八 双吊桶 九 御书楼 十 仰苏楼
十二 玉兰房 十三 小武当 十四 独步桥 十五 千手观音
十六 十八橹 十七 别有天 十八 层宝塔 （* 第十一景原文缺载）
游毕还驾行宫，传谕江南巡抚以米粮十万石分赐苏州之老人，谢恩领旨。同月六日，自胥门登龙舟往吴江塘之平望驿，同月八日抵岸。同月九日，闽浙总督、浙江巡抚、布政司、大将军等官率大小文武百官至浙江嘉兴府御教场，布列队阵，迎接圣驾。大将军又令自各处调集满洲精兵二十万人，分两方而立，摆九宫八卦阵，演武，皇帝终日观览，命犒赏三军，恩赏满洲精兵银五千贯。同月十三日至十七日，游幸诸山名胜街道。万民张设各物恭迎圣驾，一如苏州，皆蒙恩赏银牌并各种赐物。其时为目睹天子出游景象，城乡之老幼，云集而来，人数众多。巡幸道经之处，家业发达之人甚多，熙攘繁华。同月廿四日，往游西湖。是夜一侍卫乘酒意至某僻静处酒家索酒菜，店主之妻为之量酒备菜，侍卫对其屡加调戏，旁若无人。适值该店主自外归来，声言此女乃吾妻不得无礼，上前拦阻，侍卫勃然大怒，殴打店主。按察使将此事向官衙告发，上达天听。帝询于忠勇公傅恒曰：法乃自天子而出，今随行左右者有人不法，该当何罪。对曰：诚以为体察万民乃天下长治之圣虑，宜绳以重法以为后戒。经诸官会议，以肇事人身份显贵，故惩以夺官终身监禁，而使其家人代其受刑，于酒家门前悬首示众。自此之后随行扈从皆谨遵法度，安静有加，遂使万民安堵。同月廿一日至廿五日于西湖停留。
一 断桥残雪 二 平湖秋月 三 柳浪闻莺 四 雷峰日照
五 南屏晚钟 六 花巷观鱼 七 曲院荷风 八 三潭映月
九 苏堤春晓 十 双峰插云
（*此处景胜名称原文有错舛字，存而未改）
外十六景
一 河心亭 二 六桥花柳 三 一枝杨柳一枝桃 四 放观亭
五 花神庙 六 大佛头 七 岳王庙 八 范公祠
九 浚西河 十 白玉泉 十一 七十二洞静室 十二 放生池
十三 保叔塔 十四 飞来峰 十五 冷泉亭 十六 棋盘山
同月廿六日夜，于当地行宫，吴式灯船数百艘游曳湖中，燃放各式烟火，皇帝观赏，亦准许百姓同赏，于是有小船三百余艘出湖，观看烟火和灯船。帝见小船乘坐多人，虑有不测，正在此时，不意湖上大风骤起，观灯小船颠覆五六十艘，男女四五百人溺水，扈从奉帝命全部救起。同月廿七日，照苏州例以米粮十万石分赐各人。此后自平望驿登龙舟。同月廿九日返回苏州，抵岸入蔚门城之行宫。四月三日，出阊门街往灵岩山巡游时，帝见一孤独之人，当即下马，（此处双行注：据唐人述称，天子下马时，左右扈从有七八千人之众，皆同时下马肃立，其情景甚为壮观。）帝执该人手，询其年高几何？回奏称百有七岁，顺治丙申十三年出生，姓朱。帝遂将自身所佩帽冠亲手赠之，并赐金银龙牌及衣服等物，自戴该人所用之帽，还驾行宫。（此处双行注：百余岁老者之中，此人起居与四五十岁者相同，有老仙之称。）是夜赏诸大臣饭食。谕回銮京师。自胥门登龙舟。是时文武各官及百姓奉送圣驾四百里。（双行注：合日本里数约四十里）自镇江起大将军率军护送，路途顺利，于五月初回到北京。
以上系来港众唐人据见闻讲述。
午九月 清朝乾隆二十七年即日本宝历十二年也
长崎唐方大通事 林 市兵卫
上文所记行程日期，考之正史《清高宗实录》等书，皆稍有出入，如自京起程日期《实录》作正月十二日，到达苏州日期作二月二十一日等，地名等也不尽准确。这反映了史料的民间传闻性质，难以苛求严谨，但所记行程顺序、路线和活动大略则能够与正史相吻合。内容中最引起兴趣的是诸多细节的记述。首先是乾隆帝游赏江南各地名山胜迹的场面，叙述得生动具体，历历在目，这当是老百姓眼中看到的天子南巡的基本形象。在正史里这类记载大多轻描淡写，语焉不详，被掩盖在视察河工、海塘、训谕地方治政之类堂而皇之的文字之中。其次是惩治不法扈从，西湖观灯遇逢老百姓落水，乾隆皇帝路遇某百岁老人等类似野史逸闻的趣话，可以与《扬州画坊录》、《清稗类钞》、《履园丛话》等清人笔记互为补充，虽然难以称为信史，却可想象这些趣话在民间曾广为流传，并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南巡的史实，有其产生的背景或依据。
三
史料（3 ）收在宫崎成身编的见闻杂谈集《视听草》第十一卷续三集第七，汉文抄本。目次中题《乾隆帝江南省苏州府游幸街道图》，实际上包括《乾隆帝江南省苏州府游幸街道图》和《江南省苏州府街道开店总目》两部分。全文末尾有宽政八年（即清嘉庆元年，西历1796年）三月近藤守重的识文（详见后），据此可知文中的图系他请画工临摹的中国船商带入日本的乾隆南巡图，文字则是他请来自中国，自述曾亲瞻乾隆南巡的程荣春等所记。近藤守重又名重藏，号正斋，1771—1829年在世，宽政八年他正担任长崎奉行的手付出役，故有机会较多地接触来自中国的船商等人。就史料的形成而言，该文与正规的唐船风说书有别，是官员在交往中国船商时得到的风说文字。现将全文引录于下：（* 文中别字甚多，其中多处为大、太混用，齐、斋混用，官、宫混用，均据文意酌加甄别统一，明显的错字在后面的（ ）内订正，个别字迹不清者用「？」存疑。）
乾隆帝江南省苏州府游幸街道图
一苏州府城系天下四民辐辏之所，殊为繁华之场，两面并屋，而居中街道尽铺砖石，虽遇落雨，檐下而过，不用雨具。巡街之日，敕令官民跪瞻天颜，至于地方卖买修造等事如常所为，听民之便。保驾官员尽皆骑马，拥护前后也。
圣驾仪仗式
凡骑马之官员，帽顶尽插翎毛，俱出御赐。一品者四尾，二品者三品以下皆插二尾。
一前呼侍卫 四十骑
内一等十员，三品官也，二等十五员，四品官也，三等十五员，五品官也。
此系前呼侍卫，俱穿马褂，手执豹尾，长腰带短刀，俱是大刀武艺出群者任用此职。
凡豹尾枪禁制百官所带。
二御马 二匹
此看马者八人，系上驷院下员八九品之官也。
三总督 一骑 从一品
此系两江总督，掌管二省兵马文武官员，因其总官（管）地方大史（吏），故以身穿朝衣补服，为圣驾前导。现任官衔太子太保·兵部察院右部史·总督江南江西等处地方军务·总理粮饷，姓尹名继善者是也。
四五马并行
中尊圣驾，身御石青马褂，骑坐银白宝马。此马褂系西藏国所贡，能避矢石，国传之宝衣也。
两旁皇亲大臣
和硕裕亲王 外戚忠勇公傅恒
宗人辅国公恒禄 宰相史贴（贻）直
五随驾大臣 三十骑
一品四员 二品十员 三品十六员。
此等俱穿御赐黄缎马褂，皆是文武全才之人也。
六后拥侍卫 三十骑
此与前呼驾侍卫同。
七步行八人
此系内务府下员八九品官也。
太后皇后仪仗式 太后皇后之巡幸只许女人跪瞻，各女人头插玉簪，戴生花。
八太后开道侍卫 十六骑
此轿用明黄缎盘龙幔轿顶，五兵朝天「夫？」，轿夫系内宫太监。
十前后宫女 七十余骑
此等衣服、首饰俱用满洲打扮，尽皆容貌精丽，吹弹歌舞诗词并通者也。
十一太监 二十三骑
此系满汉穷民欲充太监者，从少阉割，求充内宫，投拜老太监门下，演习礼法。
本朝法律，有民多男者，准止一人充作太监，为至于一子着（者）为禁制，为其绝后也。其阉割，声如女童，不生须毛，身体肥胖。内有才情经选者，和宫女同办皇太后、天子皇后内事，或其未熟者，随侍嫔妃，惯习古典，在于内宫时应茶酒及管扫洒宫殿等事也。
十二后拥侍卫 十四骑
此与圣驾前后侍卫同。
江南省苏州府街道开店总目
第一店 公茂号发各省绸缎纱罗
此绸缎店也。
即系各省绸缎纱罗贩卖之谓也。
第二店 保和堂拣选道地川广药材饮片人参
此药铺也。
保和堂，同前，拣选道地川广药材者，拣选四川、湖广所产上等好药也。
四川、湖广，此二省乃出产药材之所也。
第三店 芳馥斋拣选各种茗茶发客
芳馥斋，同前，拣选各种茗茶者，即各处拣选所产之茶，发客即贩卖之谓也。
第四店 姑苏仿古斋文房古玩
此文具、磁器、音乐店也。
姑苏，州也，仿古斋，同前，文房古玩，即文人书房所用并古时所置之器也。
第五店 源盛号精造进京三白名酒
此酒店也。
源盛号，同前，自造进京三白名酒，即本店所造名酒贩卖，三白者，清白洁水与白曲、白米所造，故曰三白酒。
第六店 永吉号火腿鱼鲞行
此盐腊鱼肉店也。
永吉号，同前，火腿即冬寒节盐腌成之猪腿，鲞即鲜鱼盐腌成之物，行即牙行也。
第七店 聚茂号便商兑换颀销银铺
此兑换银销店也。
聚茂号，同前，兑换颀销者，即将碎银颀销成锭也，或成碎银也，一锭约五十两，便商者，即唐山银铺听凭商人颀销也。凡铜钱设系官局鼓铸，不许民间私铸。
第八店 益智堂书坊
此书店也。
益智堂，同前，书坊即卖书店也，贮置古今书籍诗赋词文等书也。
第九店 美芳馆精洁肉食
此熟食店也。
美芳馆，同前，精洁肉食者，煮熟鱼肉，精洁调和干净之谓也。
第十店 大盛号精造铜锡器皿
此铜器店也。
大盛号，同前，精造铜锡器皿者，铜锡等器细加精工之谓也。
第十一店 源发号长路粮食
此米店也。
源发号，同前，长路粮食，远近所产粮食之谓也。
第十二店 松茂号定织妆蟒朝衣补服
此绸缎店也。
松茂号，同前，定织妆蟒朝衣补服发客者，定织朝衣补服等出卖之谓也。
第十三店 森禄斋法制精巧果品茶食
此果子店也。
森禄斋，同前，法制精巧果品茶食者，做成新式果品茶食之谓也。
第十四店 启泰号自运浙闽名烟
此烟店也。
启泰号，同前，自运浙闽名烟者，即浙江、福建等所买来置店上品烟叶之谓也。
第十五店 此奥「兴？」馆馆荤素酒饭
此酒馆也
此奥「兴？」馆，同前，荤素酒饭者，鱼饭素食，调和出卖之谓也。
第十六店 上元馆精满汉糕点
此糕品店也。
第十七店 芳风馆选料名纸花笺发客
此纸店也。
芳风馆，同前，选料名纸笺发客者，即拣选好纸、花笺、印「卯？」花纸等出卖之谓也。
第十八店 卿云馆精造进呈宫扇
此扇店也。
卿云馆，同前，精造进京宫扇者，即精工进呈，献上宫中所用扇之谓也。
第十九店 源发当
此典当也。
源发当，同前，唐山典当系一概门前设立招牌，大书“当”字。
第二十店 大有号酱园
此酱油、醋、酱萝瓜并各小菜店也。
大有号，同前，酱园者，广设空地，可以造制酱油、醋等并腌盐之物，谓之酱园。
第二十一店 天奇斋京式朝冠
此帽店也。
天奇斋，同前，京式朝冠者，即京中时式朝帽之谓也。
第二十二店 广聚号大红巧色染坊
此染店也。
广聚号，同前，大红并各色，巧为染成之谓也。
第二十三店 无招牌
此裁衣店也。凡裁缝店俱无招牌。
第二十四店 美药（乐）馆荤素大面
此面馆。
美乐馆，同前，荤素大面者，即安排鱼菜等面之谓也。
第二十五店 恒丰号发卖青桐菜油
此油店也。
恒丰号，同前，发卖青桐菜油者，即柏油、桐油、菜油发卖之谓也。
此所有一富家。
当今隆驾屡次南巡，是仿古天子巡行之典。但巡行至江浙而止，并非别有取意也，至于他省不能巡到者，因程途遥
「恐？」坊（妨）国政故耳。略图（凡五幅，从略）
鸳湖程荣春
福唐邓元禄
乾隆皇帝仿古天子巡行盛典，苏州府系天下繁华之所，故而屡次南巡，扈从多人，至杭州府而止，官民皆跪道左，共瞻天颜，地方买卖如常时所为。有时亦到山东恭谒圣庙，谓之东巡。其余别省因路途遥远不能巡到，但图中仪式悉实无差，此乃翠华南幸图也。
此图往岁汉客所赍来也。丙辰之春、索而得之，使画工临写。后邂逅程、邓之辈，语次及之，程云尝亲瞻南幸，正同此图，乃使程记其事，且书仪仗式于卷首，以珍藏于正斋云。
宽政八年三月 近藤守重识
《乾隆帝江南省苏州府游幸街道图》本身不著年代，从文中提到的扈从大臣人名有和硕裕亲王、外戚忠勇公傅恒、宗人辅国公恒禄、宰相史贻直及两江总督尹继善来判断，应是以乾隆二十二年（1757）的第二次南巡为蓝本的。比较起来，后一部分的《江南省苏州府街道开店总目》更引起笔者的浓厚兴趣。清代江南商品流通发达，街市繁华是尽人皆知的，苏州府又在其中首屈一指，可是翻阅清朝历次所修《苏州府志》却找不到对商业店铺的具体记述， 不能不感到遗憾。 乾隆二十四年（1759）吴县人徐扬绘制了《盛世滋生图》，用长卷描绘苏州的繁盛风光，入画的商店门市多达二百三十余家，可辨认的行业有五十余种，是不可多得的形象史料，〔8 〕而本文的《江南省苏州府街道开店总目》则是用文字形式记述苏州店铺的字号和经营内容，与《盛世滋生图》各有特点，结合起来使用，当可弥补现有记载的不足。值得推敲的是：1.文中提到的店铺字号共计二十五家，而当时苏州街市实际存在的店铺数显然要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如徐扬的图中可以看出的就有二百家之多。2.文中提到的二十五家各属不同行业，不及徐扬画中涉及的多，但提到者均可以与徐画互为印证，未知记述人在此是否只是择要举例。3.文末署名“鸳湖程荣春 福唐邓元禄”，福唐应指福州一带，鸳湖所指不明，据松浦章先生分析，这里的程荣春可能就是多次来日的浙江商人程赤城，〔9〕如果这个推断不差，则程氏当是曾有机会多次亲历苏州的。 不过这段见闻杂谈写在宽政八年，相当清的乾末嘉初，所述店铺字号是哪个时期的见闻，就不得而知了。
注释：
〔1〕《雍正朱批谕旨》雍正六年十二月十一日李卫奏。
〔2〕“唐船风说书”在某些场合也被称为“清商口单”。此外， 有个别日本学者在自己的论文中使用“唐风说书”的叫法，我国一些文章也沿用其称，但这里笔者仍采用传统的“唐船风说书”一称。
〔3 〕以上内容均参见浦廉一的《华夷变态解题—唐船风说书研究》一文，载《华夷变态》（日本东洋文库1958年刊行）上册、解题部分第1—43页。
〔4〕《华夷变态》正文页1、序。
〔5〕谢国桢《晚明史籍考》卷2。
〔6 〕森睦彦《有关鸦片战争情报的唐风说书—以书志方面的考察为主》（阿片战争としての唐风说书—书志的考察をとして）《法政史学》第20号 1968年3月。
〔7 〕参见松浦章《乾隆南巡与唐船风说书》（乾隆南巡と唐船风说书），载《和田博德教授古稀纪念 明清时代的法与社会》第243 —272页，汲古书院1993年刊行。
〔8 〕参见李华《从徐扬“盛世滋生图”看清代前期苏州工商业的繁荣》，载《文物》1960年第1期。
〔9〕参见松浦章《乾隆时代来航长崎的中国商人—以汪绳武、 汪竹里、程赤城为中心》（乾隆时代の长崎来航中国商人—汪绳武·汪竹里·程赤城を中心に）载《咿哑》第10号，197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