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十七世纪中西交往的新见证
——英国王室收藏的一幅中国天主教徒肖像
徐伟灵/承载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1997年06期
【原文出处】《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7年03期第158-165页
【作者简介】徐伟灵，1954年生，江苏省镇江高等师范专科学校美术系副教授；
承载，1953年生，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有一位叫沈富宗的中国年轻人，远涉重洋，给罗马教皇、法国和英国的君王，带去了活生生的中国文化，以致令那些远在欧洲大陆而迫切想了解中国情况的西方人，得到了一次极为少有的与中国人面对面接触的机会。因此，他或许是迄今为止在中西文化交往史的研究中，人们尚未完全认识其作用的一个重要人物。我们认为：由于沈富宗是在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接受西方文化的时代背景下受到一些西方上层人物欢迎的人物；因此，沈富宗的欧洲之行，应该具有更为普遍的文化意义。
16—17世纪，来自西方的耶稣会士，利用各种方式，逐渐找到了进入中国大陆的途径，他们大都以澳门作为立脚点，然后向内地渗透，一方面传播宗教，行使教会的任务，另一方面也宣扬欧洲文明。不少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受到他们的影响，加入了西方教会，吸收了先进的西方思想文化，从此揭开了近世中西文化之间碰撞、交流乃至融合的序幕。在这一极具时代特征的社会现象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还有人跟随西方传教士到了欧洲，他们在那里加入教会，进入“初修院”学习；更有个别人在欧洲逗留期间，还以各种方式向欧洲人介绍中国的文化和日常生活习惯，这对于帮助当时的欧洲人了解中国，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因此，弄清这段历史，对于深入了解当时东西方之间的交往，无疑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长期以来，关于这一时期中国天主教徒在西方的活动情况，学术界也作过一些爬梳、搜寻工作，但终究少有收获。国内学者可能因为难以获得西方的许多资料，故无法作详细探究。而西方的宗教史研究者，似乎更多地注意了西方人来华传教的史实，而对于中国人去西方学习的经历，则比较忽略，所以在述及这一现象时每每语焉不详。近见1991年英国伦敦出版的《女王的绘画——王室几个世纪以来的收藏品》（《 TheQueen's Pictures——Royal Colletors Through The Centuries 》（以下引书简称《女王的绘画》）一书中〔1〕，刊出了一幅17 世纪后期由当时著名的英国画家为一位中国天主教徒所作的肖像画。它为研究中国天主教徒在西方的活动，以及当时中西之间除了宗教文化以外的其他方面的交往，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一
肖像画作于1687 年， 题为《中国的皈依者》（《The ChineseConvert》）， 又名《在温莎堡的中国天主教徒》， 帆布油画， 尺寸212.2×132厘米。作者戈弗雷·内勒爵士（Sir Godfrey Knellr ）， 1646年生于德国的吕蓓克，卒于1729年。
此图描绘了一个年轻英俊的中国天主教徒，伫立在能看到金黄色晚霞的窗前。他仪态端正，目光平和安详，整个脸部被窗外的霞光映得一片金黄。他的装束打扮，除了披着一件黑色的中袖神袍，以表明其神职身份之外，其余均是典型的清代男子的服装样式。他头戴园形暖帽，帽上饰有镂光金顶，内着天青色高领箭袖长袍，衣襟前和袖口还镶有黑色花边，腰束红色丝质腰带。这位青年人的左手，向上斜持雕有耶稣受难像的拉丁式十字架，右手则置于胸前，微微伸展，似乎刚刚划过十字。在他的身旁，是一张铺有褐色台布的桌子，桌上放着一本合着的圣经。整个画面中的人物和环境，洋溢着一股浓郁而神秘的宗教气氛。画家又通过对眼神、鼻翼、嘴角、手势等细部的精心描绘，真切刻划了人物坦然自若和清朗大度的个性，以及对宗教信仰的虔诚。根据此图的尺寸来看，由于人物的比例相当于真人大小，并且画家采用了仰视的角度，所以给人一种真实、崇高而又神圣的感觉。
据《女王的绘画》一书所附的文字说明，图中所画的人物，是一个到英国来的中国年轻天主教徒，其教名为弥迦·阿方索斯（MichaelAlphonsus），汉名沈富宗。他是在清朝康熙二十年（1681年）， 和同伴们在罗马耶稣会派驻中国的代表菲力普·卡布雷特神父（FatherPhilip Couplet，即柏应理）的鼓励下，一起从澳门出发，前往西方的。数年之间，他们先后游历了意大利、法国、英国。1688年，他离开英国赴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在那里加入了耶稣会。1692年，沈富宗在归国途中于非洲莫桑比克附近不幸去世。
此图作者戈弗雷·内勒，是17世纪后期至18世纪初活跃于英国王室的著名人物画家。他早年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生活时期，曾潜心研究过伦勃朗的绘画，以致他后来的画风与伦勃朗十分接近，许多作品甚至连尺寸的大小也与伦勃朗相似。
17世纪的英国画坛， 画家们主要来自尼德兰， 其中以凡·代克（Anthony Van Dyck,1599—1641年）最为突出， 他的画风影响了英国数代画家。之后，就是荷兰画家彼得·莱利（Peter Lely,1618—1680 年）和内勒。从英王查理二世、詹姆士二世，到威廉三世、玛丽二世，直至乔治一世统治时期，内勒为英国宫廷工作了相当长的时间。1692年，他被威廉三世封为骑士，1715年又被乔治一世册封为男爵。内勒、彼得·莱利是英国最早拥有大量主顾和巨大的工作室的肖像画家，他们雇请助手相帮绘制肖像，有的画衣饰，有的画作为人物陪衬的背景、静物等。因此，当时以他们的名义创作的肖像多得不可胜数，但其中大部分作品都十分平庸，这显然是出自工作室助手的画笔，或者干脆是委托他人所作。为了迎合大量的主顾，内勒和彼得·莱利不得不编号排列合乎作品要求的各种人物姿势，以应不时之需。而这些姿势，又大都采用凡·代克作品中的模式，并且比之更为僵硬、造作，以致当时有人这样来评价内勒：“他每为名声奉献一幅，便为钱财献祭二十幅画。”〔2〕
显然，由这样一位声名显赫而技艺并非绝对一流的宫廷画家，为一个中国的年轻教徒来创作一幅肖像画，在当时是有特殊意义的。内勒的确有其为钱财而作画的不良习惯，然而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件作品，却与其“为钱财”而作的那些画完全不同。可以说，这正是他“为名声奉献”的一件难得的杰作。在这幅画中，内勒并未以其惯用的预设模式来进行创作，甚至也没有受到这种习惯的影响，而是以饱满的激情，直接、简练、生动地再现了对象的外表直至其内心世界。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内勒这位当时的宫廷大画家为这个中国青年描绘了如此出色的肖像画呢？是这个年轻人身上所流露的浓郁的东方情调，还是他那纯朴自然的性格特征，或是一个来自东方大国的年轻人对上帝的虔诚信仰……。有人这样说：“在戈弗雷的所有创作中，他最为这张《在温莎堡的中国天主教徒》感到自豪”〔3〕。这样说来， 将这幅肖像画看作是内勒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恐怕也不为过。
二
据笔者对手头有关资料的检索，在16—18世纪期间，与中国发生过宗教关系的任何一个西方国家或地区，除了沈富宗在欧洲留有画像之外，至今已找不到其他任何一个曾经到过欧洲的中国人，在那里留下的哪怕是最简单的画像了。当然，就更不要说是一幅出于名家之手的精心之作。这样说来，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幅作品，其意义就显得格外重要了。
《女王的绘画》一书在介绍内勒创作《中国的皈依者》时提到，这幅画是画家应国王詹姆士二世之请而作的，因此，画家在作画时格外地用心尽力，真实地描绘了作为国王嘉宾的沈富宗的形象。但是，詹姆士二世为何要请内勒作这幅画，沈富宗又为何能够作为詹姆士二世的嘉宾，并进而获得大师亲自为他作画的殊荣？这些情况，在作品的解说中都没有进一步涉及。至于有关沈富宗的生平事迹，也没有更详细的说明。
1932年，上海出版了由耶稣会士费赖之（Louis Pfister, 1833 —1889年）所著的关于早期在中国的耶稣会成员的传记及其著作目录（此书由冯承钧先生翻译，题为《入华耶稣会士列传》）。1973年，法国耶稣会士荣振华在此书基础上作了修订补充，完成了《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以下引此书，简称《列传及书目补编》）〔4〕。 此书比较齐全地收罗了从1584年至1800年间在中国的耶稣会士名单、小传，以及他们的著作或其他有关资料的线索。根据对后书有关数字的统计，明代至清代康熙年间，中国（包括澳门）的耶稣会士约有76人，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在澳门或内地，如北京、南京、杭州、上海、南昌等地加入耶稣会的，他们成为修士或神父后，大都没有离开过中国大陆，只有少数人曾到过澳门、日本、东南亚及印度的果阿等地。这些资料还显示，在沈富宗去欧洲之前，仅有如下二人到过欧洲，并在那里加入了耶稣会，然后回到中国传教。此二人是：
冯思嘉（Fonseca, Nicolau, 1642—1689年后），澳门人，1665年在葡萄牙的里斯本加入耶稣会，次年启程回国，后被任命为副堂神父〔5〕。
郑玛诺（Siqueira Tcheng Manuel de，又作Emm·Sigueira, deSiqueyra，郑。？—1673年），澳门人，自幼随罗历山（Rhodes）神父到达罗马，1651年10月在那里加入耶稣会后，于清康熙十年（1671）回到中国。他在罗马期间，“习格物穷理超性之学，并西国语言”，又“深于音学，辨析微茫”，有研究者称，他“似为葡人重启中欧交通后，中国第一人曾至欧洲者”〔6〕， 也有西方学者说他是“耶稣会中的第一位中国基督徒”〔7〕。
但是，关于以上二人在欧洲的详细情况，并不十分清楚，也未见关于他们留下什么具体材料，诸如文字、画像等等的记载。据资料分析，当时的中国人去欧洲，一般都由一位欧洲传教士带领，同时有数位中国人结伴而行，然而见于记载的，只有这两位。
沈富宗的欧洲之行，虽然在时间上比上述两人要晚数十年，却为我们留下了不少值得注意的地方。除《女王的绘画》一书在画像介绍中所透露的一些事实外，另据荣振华所著《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中的有关介绍，还可以知道以下一些零星情况：
沈富宗随柏应理到达欧洲后，在经过法国时，有人为他画了一幅刻版肖像，画中的他带着纱帽，扎着辫子，完全是清代的服饰。这幅画像为小对开本，具体尺寸不明，现藏法国国立图书馆。根据当时的绘画形式推测，这种“刻版画像”可能是用流行于17世纪的一种“蚀刻法”绘制的，有较为丰富的线条层次，十分有利于复制油画的色调。在画像下还有一段文字说明，简单记载了他的出身以及在法国的主要活动。这是我们了解沈富宗欧洲之行的又一重要资料，兹引述如下：
“出生在南京景教徒双亲家庭中的中国人，在举行洗礼时命名为弥格尔或弥额尔（Michel ）， 而在举行坚振礼时又被命名为阿方辛（Alphonse）。他于1684年（荣氏注：原文如此，也有人认为是1681年），与中国传教区的司库、耶稣会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一起来到欧洲。在经过法国时，他有幸（荣氏注：原文如此）拜谒法国国王陛下，并在他面前以中国方式进餐。他在罗马吻了教皇陛下的脚。”
这段文字虽然简单，但无疑使我们对沈富宗在欧洲的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沈富宗来到法国时，正是路易十四执政时期。沈富宗不仅受到了国王的招待，并且向他演示了中国人的饮食方式。不论这种演示是为了满足法国国王的好奇心，还是真有什么别的重要原因，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使欧洲人，特别是那些出于各种原因想迫切知道中国的欧洲的统治阶层中人，获得了对中国情况的真正的直接了解。
据1922年出版的一份资料中说，沈富宗是于1687年到达英国，并来到牛津大学的〔8〕。在那里，他同样受到了王家的礼遇。1687年9月，英国国王詹姆斯二世，在牛津大学接见了沈富宗，并且请他帮助英国官员制作一部关于中国指南的图册。沈富宗在参与这项工作时，由于其出色的表现，受到了詹姆斯二世的很好的评价，于是他也就在国王心目中成了一位“嘉宾”，是詹姆斯二世在牛津的博德利恩图书馆（BodleianLibrary）经常谈论的话题。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詹姆斯二世命内勒为沈富宗画像，肖像完成以后，詹姆斯二世精心地收藏着这幅画，在其有生之年，一直将它挂在自己卧室隔壁的房间里。1688年，英国发生“光荣革命”，詹姆斯二世逃亡法国，温莎堡也因而易主，但这幅画却完好地保存了下来，后来温莎堡又数易其主，但这件作品始终是英国王家最重要的收藏品之一。
沈富宗离开英国后，于1688年到达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在那里，他进了专门培养耶稣会士的“初修院”，学习各种教规、礼仪，成了一名修士。据卢西塔尼亚的《葡萄牙省的耶稣会士》中说，沈富宗“在拉丁文方面，有相当的修养”〔9〕。这种能力， 究竟是沈富宗因其“景教家庭”的出身而原先就已具备的，还是他到了欧洲以后通过学习才具有的，不得而知，但既然材料中对他的拉丁文有如此高的评价，可见不同一般。这样说来，沈富宗在学习耶稣会教义乃至西方文化的方面，大约也可以取得不错的成绩吧。
1691年的某个日子，沈富宗以“神学院修士”的身份启程回国〔10〕，准备为耶稣会履行他的职责。当时，欧洲传教士到中国都是乘坐海船，沈富宗当然也是这样。可惜的是，在艰难而漫长的海上旅途中，1692年9月2日，这位富有才华的年轻人，不幸在非洲的莫桑比克附近去世。由于资料缺乏，沈富宗去世的原因不明，或者是由于意外的海难事故，也可能是其它原因。
关于沈富宗出发去欧洲的时间，现有两种说法。一，在《女王的绘画》中，说他是1681年与同伴一起随柏应理出发去欧洲。二，荣振华书中转引法国国立图书馆所藏画像的文字说明，则称他是在1684年“来到欧洲”的。
沈富宗去欧洲是与柏应理同行的，所以从柏应理离开中国前往欧洲的时间上，可以知道沈富宗是何时出发的。也就是说，在无法得到关于沈富宗前往欧洲的其他确切材料时，以柏应理的出发和到达时间作为旁证，应该有一定的可靠度。查荣振华书，在记载柏应理的资料时写明，柏应理是“于1681年12月5日离开澳门，1682年10月8日在荷兰登陆”。按荣振华书中的资料来源索引，这一时间是他以1890年开始在莱顿出版的《通报》为依据。这样， 沈富宗出发到欧洲的时间应当是在1681 年12月，法国国立图书馆所藏画像的文字说明，显然记载有误。
另外，关于沈富宗回国及去世的时间，《女王的绘画》文字说明只简单地提到“1691 年”， 并无具体的说明。 荣振华书中根据威基（Wicki Joseph）的《1541—1758年乘印度航船的耶稣会士名单》说，他于“1691年”“启程”回国，又据《修会历史，以时间为顺序的死亡者名表》、《日本—中国资料集》〔11〕，说沈富宗于“1692年9月2日逝世于莫桑比克附近的途中”〔12〕。
如上所述，沈富宗的欧洲之行，虽然是出于宗教的原因，但他在那里的不少活动，却超出了宗教的范围，而更具有一种文化交流的性质。他在法国和英国国王的心目中，似乎更多的是以一个普通中国人的身份出现的，所以，在有关的记载中也基本上没有提及他在那里的宗教活动。他使欧洲人，特别是那些出于各种原因想迫切了解中国的西方国家的统治者，对来自中国的一个普通百姓的面目有了直接而清晰的认识，并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三
在根据有限的资料了解了沈富宗欧洲之行的基本情况之后，有必要来进一步探讨一下他此行在中西交往史上所产生的意义。
在沈富宗出发去欧洲之前，西方基督教已经有过两次较大规模的进入中国。一次是在唐代，当时被称为景教，另一次是在元代。沈富宗生活的时代，正是基督教第三次大规模进入中国的高潮阶段。此前，已经有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一批耶稣会士在中国大陆开展了广泛的传教活动，并且取得了朝廷的信任，特别是在文人之中获得了较好的声誉。他们以科学为手段，行传教之目的，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思想带到了中国，令中国的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大开眼界。据《明史·意大里亚传》对当时来华的意大利人的描述，“其国人东来者，大多聪明特达之士，专意行教，不求利禄。其所著书，多华人所未到，故一时好异者咸尚之，而士大夫如徐光启辈首好其说，且为润色其文词，故其教骤兴”。耶稣会士在中国主要以文人士大夫为争取对象，也是因为他们所持的科学技术的确有值得吸引中国知识分子的地方，尽管他们的本意并非完全是为了促进当时中国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但客观上对此所起的推动作用，却是不可抹煞的。沈富宗的父母均为“景教”教徒，其父是否文人，不得而知，但沈富宗既然能够在拉丁文方面有相当的修养，想来在汉文方面的修养不会太差。
从内勒为沈富宗所作画像对其服装的描绘上也可以看出，沈富宗的服饰完全符合当时中国官方制定的标准。《清史稿·舆服志》记载，男子的冠帽有礼帽、便帽之分，礼帽其制有二：冬天所戴为暖帽，夏天所戴为凉帽。暖帽为圆形，周围有一道檐边，有毛皮制成。一至七品者的帽顶根据不同的品第饰有顶珠，八品以下无顶珠。装有箭袖的袍褂是清代男子的主要礼服，也有品第的分别。士人的礼服，状元顶带视六品，举人、贡生、监生冠带视八品，生员冠带视九品。沈富宗所戴暖帽无顶珠，所着礼服则与生员的服饰相同。由此可以推测，当沈富宗离开中国时，他可能已经是一个通过初级科举考试的生员了，因此，也可以说他已具备了基本的中国文化方面的知识了。这样一个中国人远涉重洋，来到欧洲，并得以觐见罗马教皇和法、英两国的国王，向他们亲口讲述中国的事情，这对于欧洲来说，当然远远胜过阅读10部传教士的报告、著作了。
在沈富宗到达欧洲之前，西方教会或是欧洲一些国家的统治阶层中人，如要了解中国的情况，基本上只有通过到达中国的传教士们发回国内的书信、报告，或是这些人的口述。明代中期以来到中国的耶稣会士们，常常在传教的同时，向西方的教会或自己的国家发回书信、报告，以此满足教会领导层和国内的统治阶层了解中国的需要。曾在西方引起广泛重视的《利玛窦中国札记》一书，是利玛窦晚年记载其中国之行见闻的一部书，利玛窦去世以后，此书经耶稣会士、比利时人金尼阁的整理翻译，于1615年在德国出版。此书被金尼阁称为“初次精确地、忠实地描述了中国的朝廷、风俗、法律、制度以及新的教务问题”〔13〕。又据金尼阁的研究，此书可能是利玛窦先准备给耶稣会会长审阅，然后再让其他人阅读，其目的是为了向欧洲人介绍有关中国的情况，以及耶稣会士在中国的传教事迹，使同会的教友及其他人士从中获得教益〔14〕。
但是，报告毕竟是以文字为主，而且，在某些西方人的著作或报告中还往往夹杂着不真实的内容，以致人们在读了之后反而对中国的情况产生不必要的误解。因此，对于真正想了解中国的西方人来说，对这个东方大国的神秘性有时不得不通过感性的认识才能获得正确的答案。金尼阁在介绍《利玛窦中国札记》时，这样描述在此之前的西方人关于中国的著作，其中有一段话很值得我们注意。他说：
“到现在为止，有两类写中国的著者：一类想象得太多；另一类听到很多，不加思索就照样出版。我很难把我们自己的某些神父排除在这后一类之外，他们信任中国的商人，不知道商人们的普遍习惯是夸大一切事情，把那些根本莫须有的事情说成是真的。当我们的神父们第一次获允进入中国内地时，据说很多事情他们都相信，而在获允进入该国的最初几年内，他们很可能把许多完全不可置信的事情都从书信里传到欧洲。十分显然，谁也不能指望不经过多年的接触就透彻了解欧洲的生活，对中国也一样，为了完全了解这个国家和他的人民，一个人就必须花费多年时间到各个省份去旅行，学习讲方言并阅读他们的书。”〔15〕
读了这段文字，我们将不难想象当时西方人了解中国的主要依据，是多么地片面和狭窄。利玛窦在中国生活了将近三十年以后，临终前尽其所能将他对中国的了解以文字形式留给了欧洲人，并且带着一种比较客观的态度，从而使他的这部著作具有相当的可信性。但是尽管如此，欧洲人觉得他们对中国的了解还是很不够，因此金尼阁又进一步说道：
“如果上帝保佑在那么多的流离颠沛之后，我还能被允许返回我原来的岗位，并且如果假我以若干年的光阴，那么我将为你写一部有关中国人的风俗习惯的记述，以及一部中国编年史概要，它将从四千年前谈起，按时代顺序毫不间断地写下来。它也将包括一部拉丁文的中国伦理典范，让人们看到他们是如此善于辩论道德问题，从而可以了解这个民族的精神是多么适宜于接受基督教的信仰。”〔16〕
对于利玛窦和金尼阁本人来说，他们来华当然不可能仅仅只是为了传播宗教，同样，人们在利用他们留下的那些关于中国情况的著作时，当然也可以根据不同的目的而各取所需。金尼阁在谈到他的写作计划时，鲜明地流露出欧洲人对中国情况的陌生，以致他不但准备描写中国人的风俗习惯，更打算撰写一本关于中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史，从而帮助西方人尽可能全面地了解、认识这个东方大国的一切。金尼阁后来果然又回到了中国，并在浙江一带传教，于崇祯二年（1629）去世后安葬在杭州，但他打算要写的那部“中国编年史”，却未见著录〔17〕，想来是没有完成。
终于，一位富有才华而笃信上帝的中国年轻的知识分子到了西方，他的举止言行、衣着打扮，无一不向异邦人士活生生地展示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习惯，从而使他们对中国人有了直接的感性认识。这是一种比在任何西方人的书本中读到的中国都更加真切的感受。也许正是出于这个缘故，在法国国立图书馆收藏的那幅画像的说明中，特别记载了沈富宗在法国国王“面前以中国方式进餐”的这个细节。由此我们或许还可以推测，除了“进餐”之外，法国国王一定还会向他询问其他一些有关中国的事情。这样，沈富宗实际上也就是作为一个中国人的代表出现在法国国王面前的，他的所作所为，也就代表了一个中国人，而并非仅仅是一个宗教的信徒。事实上，据当时有人在另一份材料中记载，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是在凡尔赛宫接待了沈富宗，这一情况，后来又被写进了题为《高雅的使者》一书〔18〕。
沈富宗在英国期间的活动，当然也并不全以宗教为主。16—17世纪，当不少西方传教士竭尽一切努力来到中国的时候，唯独很少见到英国人。这样，当时英国人了解中国的途径，显然也就比其他西方国家要少得多。沈富宗在画像中虽然身披神袍，手捧十字架，背景中还有一本翻开的圣经，俨然是一个虔诚的教徒，但是他来到英国之所以引起王家的注意，却更多的因为他首先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在詹姆斯二世当政之前，英国已率先在西欧诸国中开始了资产阶级革命，并大力发展航海事业，作为确立其霸权的基础。成立于1600年的“东印度公司”，是英国将这种霸权进一步推向亚洲的据点。詹姆斯二世在位期间，虽然试图恢复天主教在英国的统治，因而与资产阶级发生了冲突，但他也没有轻易放弃已经取得的利益。他请沈富宗协助王家官员编制有关中国情况的指南，其目的当然也决不仅仅限于为了传教。大概也因为沈富宗工作的出色，或者是由于为詹姆斯二世讲述了许多他过去无法知道的中国的情况，所以能够为詹姆斯二世所赏识，成为他视察牛津时经常谈论的话题。
关于沈富宗在英国期间的活动，以及他到了英国以后各界所引起的反响，《女王的绘画》在画像的说明文字中还提到，当时有个英国海军医官詹姆斯·扬格（James Yonge,1647—1721年），于1687年7 月在温莎堡见到了沈富宗。在扬格的眼里，沈富宗是“一个年轻英俊，但由于旅途的颠簸，脸色显得有些苍白的小伙子。”〔19〕后来，詹姆斯·扬格还将他所了解的沈富宗写进了自己的著作，书名为《游记》。但是，目前出于条件的限制，我们无法利用此书中可能是十分重要的材料。
仅从目前掌握的有限资料中，就已经可以知道，沈富宗在欧洲期间，除了从事一些与宗教有关的活动外，还进行了其它一些更具文化性质的活动，为欧洲人带去了他们所急于想要了解的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从当时中国与西方国家交往的角度上来说，这些方面的情况，对于西方人了解、认识中国，肯定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沈富宗又是当时极少数到过欧洲，并在那里有较多活动的中国知识分子，虽然目前对于他在那里的活动还有许多未知的地方，但是，线索既已存在，只要继续探索，相信可以在不久的将来，去填补17世纪中西交往史研究中的这个空白。
注释：
〔1〕《女王的绘画——王室几个世纪来的收藏品》， 大不列颠国家美术出版有限公司，1991年版。
〔2〕英国作家、鉴赏家霍勒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1719—1797年）语，见[英]约翰·森德兰著，刘明毅等译《英国绘画1525—1975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21页。
〔3〕〔19〕内勒作《中国的皈依者》说明， 见《女王的绘画》第114页。
〔4 〕法国耶稣会士荣振华所著《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耿升译，中华书局1995年版）一书中，也收录了15—19世纪的中国耶稣会士的小传，未见其中提到他们有画像留存在欧洲的情况。
〔5〕参见《列传及书目补编》第235页。
〔6〕张星烺编注：《中国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 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92页。
〔7〕《列传及书目补编》，第62页所引L·A ·鲁洛的《耶稣会中的第一位中国基督徒》。
〔8〕《列传及书目补编》“沈富宗”条，引1922年《通报》， 第374页。
〔9〕转引自《列传及书目补编》，第14页。
〔10〕《列传及书目补编》“沈富宗”条记载其启程回国时的身份时，根据《日本—中国资料集》中称他为“沈富宗修士”的记载，故说：“当时尚不是神父”，但又称：“万惟一神父在致其弟约翰的一封书简中称之为神父”。该书附录荣编《入华耶稣会士国籍统计表》，称沈富宗为“神学院修士”。分别见《列传及书目补编》，第14、984页。
〔11〕这两种资料均为《罗马耶稣会档案》中的一部分。
〔12〕《列传及书目补编》，第161页。
〔13〕金尼阁将利玛窦日记译成拉丁文出版时，题名为《基督教远征中国史》，封面题辞中有此语。转引自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译本序，中华书局1983年版。
〔14〕〔15〕〔16〕《利玛窦中国札记·金尼阁致读者》。
〔17〕参见《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第388页， 关于金尼阁著作的记载。
〔18〕巴黎学者科米埃（Comiers ）曾在一封信中介绍了路易十四在凡尔赛官接见沈富宗的情况，后来又将此写入于1684年9 月出版的《高雅的使者》一书中。《列传及书目补编》，第15页中提到了这本书，但未作具体介绍。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1997年06期
【原文出处】《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7年03期第158-165页
【作者简介】徐伟灵，1954年生，江苏省镇江高等师范专科学校美术系副教授；
承载，1953年生，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16—17世纪，来自西方的耶稣会士，利用各种方式，逐渐找到了进入中国大陆的途径，他们大都以澳门作为立脚点，然后向内地渗透，一方面传播宗教，行使教会的任务，另一方面也宣扬欧洲文明。不少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受到他们的影响，加入了西方教会，吸收了先进的西方思想文化，从此揭开了近世中西文化之间碰撞、交流乃至融合的序幕。在这一极具时代特征的社会现象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还有人跟随西方传教士到了欧洲，他们在那里加入教会，进入“初修院”学习；更有个别人在欧洲逗留期间，还以各种方式向欧洲人介绍中国的文化和日常生活习惯，这对于帮助当时的欧洲人了解中国，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因此，弄清这段历史，对于深入了解当时东西方之间的交往，无疑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长期以来，关于这一时期中国天主教徒在西方的活动情况，学术界也作过一些爬梳、搜寻工作，但终究少有收获。国内学者可能因为难以获得西方的许多资料，故无法作详细探究。而西方的宗教史研究者，似乎更多地注意了西方人来华传教的史实，而对于中国人去西方学习的经历，则比较忽略，所以在述及这一现象时每每语焉不详。近见1991年英国伦敦出版的《女王的绘画——王室几个世纪以来的收藏品》（《 TheQueen's Pictures——Royal Colletors Through The Centuries 》（以下引书简称《女王的绘画》）一书中〔1〕，刊出了一幅17 世纪后期由当时著名的英国画家为一位中国天主教徒所作的肖像画。它为研究中国天主教徒在西方的活动，以及当时中西之间除了宗教文化以外的其他方面的交往，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一
肖像画作于1687 年， 题为《中国的皈依者》（《The ChineseConvert》）， 又名《在温莎堡的中国天主教徒》， 帆布油画， 尺寸212.2×132厘米。作者戈弗雷·内勒爵士（Sir Godfrey Knellr ）， 1646年生于德国的吕蓓克，卒于1729年。
此图描绘了一个年轻英俊的中国天主教徒，伫立在能看到金黄色晚霞的窗前。他仪态端正，目光平和安详，整个脸部被窗外的霞光映得一片金黄。他的装束打扮，除了披着一件黑色的中袖神袍，以表明其神职身份之外，其余均是典型的清代男子的服装样式。他头戴园形暖帽，帽上饰有镂光金顶，内着天青色高领箭袖长袍，衣襟前和袖口还镶有黑色花边，腰束红色丝质腰带。这位青年人的左手，向上斜持雕有耶稣受难像的拉丁式十字架，右手则置于胸前，微微伸展，似乎刚刚划过十字。在他的身旁，是一张铺有褐色台布的桌子，桌上放着一本合着的圣经。整个画面中的人物和环境，洋溢着一股浓郁而神秘的宗教气氛。画家又通过对眼神、鼻翼、嘴角、手势等细部的精心描绘，真切刻划了人物坦然自若和清朗大度的个性，以及对宗教信仰的虔诚。根据此图的尺寸来看，由于人物的比例相当于真人大小，并且画家采用了仰视的角度，所以给人一种真实、崇高而又神圣的感觉。
据《女王的绘画》一书所附的文字说明，图中所画的人物，是一个到英国来的中国年轻天主教徒，其教名为弥迦·阿方索斯（MichaelAlphonsus），汉名沈富宗。他是在清朝康熙二十年（1681年）， 和同伴们在罗马耶稣会派驻中国的代表菲力普·卡布雷特神父（FatherPhilip Couplet，即柏应理）的鼓励下，一起从澳门出发，前往西方的。数年之间，他们先后游历了意大利、法国、英国。1688年，他离开英国赴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在那里加入了耶稣会。1692年，沈富宗在归国途中于非洲莫桑比克附近不幸去世。
此图作者戈弗雷·内勒，是17世纪后期至18世纪初活跃于英国王室的著名人物画家。他早年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生活时期，曾潜心研究过伦勃朗的绘画，以致他后来的画风与伦勃朗十分接近，许多作品甚至连尺寸的大小也与伦勃朗相似。
17世纪的英国画坛， 画家们主要来自尼德兰， 其中以凡·代克（Anthony Van Dyck,1599—1641年）最为突出， 他的画风影响了英国数代画家。之后，就是荷兰画家彼得·莱利（Peter Lely,1618—1680 年）和内勒。从英王查理二世、詹姆士二世，到威廉三世、玛丽二世，直至乔治一世统治时期，内勒为英国宫廷工作了相当长的时间。1692年，他被威廉三世封为骑士，1715年又被乔治一世册封为男爵。内勒、彼得·莱利是英国最早拥有大量主顾和巨大的工作室的肖像画家，他们雇请助手相帮绘制肖像，有的画衣饰，有的画作为人物陪衬的背景、静物等。因此，当时以他们的名义创作的肖像多得不可胜数，但其中大部分作品都十分平庸，这显然是出自工作室助手的画笔，或者干脆是委托他人所作。为了迎合大量的主顾，内勒和彼得·莱利不得不编号排列合乎作品要求的各种人物姿势，以应不时之需。而这些姿势，又大都采用凡·代克作品中的模式，并且比之更为僵硬、造作，以致当时有人这样来评价内勒：“他每为名声奉献一幅，便为钱财献祭二十幅画。”〔2〕
显然，由这样一位声名显赫而技艺并非绝对一流的宫廷画家，为一个中国的年轻教徒来创作一幅肖像画，在当时是有特殊意义的。内勒的确有其为钱财而作画的不良习惯，然而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件作品，却与其“为钱财”而作的那些画完全不同。可以说，这正是他“为名声奉献”的一件难得的杰作。在这幅画中，内勒并未以其惯用的预设模式来进行创作，甚至也没有受到这种习惯的影响，而是以饱满的激情，直接、简练、生动地再现了对象的外表直至其内心世界。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内勒这位当时的宫廷大画家为这个中国青年描绘了如此出色的肖像画呢？是这个年轻人身上所流露的浓郁的东方情调，还是他那纯朴自然的性格特征，或是一个来自东方大国的年轻人对上帝的虔诚信仰……。有人这样说：“在戈弗雷的所有创作中，他最为这张《在温莎堡的中国天主教徒》感到自豪”〔3〕。这样说来， 将这幅肖像画看作是内勒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恐怕也不为过。
二
据笔者对手头有关资料的检索，在16—18世纪期间，与中国发生过宗教关系的任何一个西方国家或地区，除了沈富宗在欧洲留有画像之外，至今已找不到其他任何一个曾经到过欧洲的中国人，在那里留下的哪怕是最简单的画像了。当然，就更不要说是一幅出于名家之手的精心之作。这样说来，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幅作品，其意义就显得格外重要了。
《女王的绘画》一书在介绍内勒创作《中国的皈依者》时提到，这幅画是画家应国王詹姆士二世之请而作的，因此，画家在作画时格外地用心尽力，真实地描绘了作为国王嘉宾的沈富宗的形象。但是，詹姆士二世为何要请内勒作这幅画，沈富宗又为何能够作为詹姆士二世的嘉宾，并进而获得大师亲自为他作画的殊荣？这些情况，在作品的解说中都没有进一步涉及。至于有关沈富宗的生平事迹，也没有更详细的说明。
1932年，上海出版了由耶稣会士费赖之（Louis Pfister, 1833 —1889年）所著的关于早期在中国的耶稣会成员的传记及其著作目录（此书由冯承钧先生翻译，题为《入华耶稣会士列传》）。1973年，法国耶稣会士荣振华在此书基础上作了修订补充，完成了《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以下引此书，简称《列传及书目补编》）〔4〕。 此书比较齐全地收罗了从1584年至1800年间在中国的耶稣会士名单、小传，以及他们的著作或其他有关资料的线索。根据对后书有关数字的统计，明代至清代康熙年间，中国（包括澳门）的耶稣会士约有76人，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在澳门或内地，如北京、南京、杭州、上海、南昌等地加入耶稣会的，他们成为修士或神父后，大都没有离开过中国大陆，只有少数人曾到过澳门、日本、东南亚及印度的果阿等地。这些资料还显示，在沈富宗去欧洲之前，仅有如下二人到过欧洲，并在那里加入了耶稣会，然后回到中国传教。此二人是：
冯思嘉（Fonseca, Nicolau, 1642—1689年后），澳门人，1665年在葡萄牙的里斯本加入耶稣会，次年启程回国，后被任命为副堂神父〔5〕。
郑玛诺（Siqueira Tcheng Manuel de，又作Emm·Sigueira, deSiqueyra，郑。？—1673年），澳门人，自幼随罗历山（Rhodes）神父到达罗马，1651年10月在那里加入耶稣会后，于清康熙十年（1671）回到中国。他在罗马期间，“习格物穷理超性之学，并西国语言”，又“深于音学，辨析微茫”，有研究者称，他“似为葡人重启中欧交通后，中国第一人曾至欧洲者”〔6〕， 也有西方学者说他是“耶稣会中的第一位中国基督徒”〔7〕。
但是，关于以上二人在欧洲的详细情况，并不十分清楚，也未见关于他们留下什么具体材料，诸如文字、画像等等的记载。据资料分析，当时的中国人去欧洲，一般都由一位欧洲传教士带领，同时有数位中国人结伴而行，然而见于记载的，只有这两位。
沈富宗的欧洲之行，虽然在时间上比上述两人要晚数十年，却为我们留下了不少值得注意的地方。除《女王的绘画》一书在画像介绍中所透露的一些事实外，另据荣振华所著《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中的有关介绍，还可以知道以下一些零星情况：
沈富宗随柏应理到达欧洲后，在经过法国时，有人为他画了一幅刻版肖像，画中的他带着纱帽，扎着辫子，完全是清代的服饰。这幅画像为小对开本，具体尺寸不明，现藏法国国立图书馆。根据当时的绘画形式推测，这种“刻版画像”可能是用流行于17世纪的一种“蚀刻法”绘制的，有较为丰富的线条层次，十分有利于复制油画的色调。在画像下还有一段文字说明，简单记载了他的出身以及在法国的主要活动。这是我们了解沈富宗欧洲之行的又一重要资料，兹引述如下：
“出生在南京景教徒双亲家庭中的中国人，在举行洗礼时命名为弥格尔或弥额尔（Michel ）， 而在举行坚振礼时又被命名为阿方辛（Alphonse）。他于1684年（荣氏注：原文如此，也有人认为是1681年），与中国传教区的司库、耶稣会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一起来到欧洲。在经过法国时，他有幸（荣氏注：原文如此）拜谒法国国王陛下，并在他面前以中国方式进餐。他在罗马吻了教皇陛下的脚。”
这段文字虽然简单，但无疑使我们对沈富宗在欧洲的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沈富宗来到法国时，正是路易十四执政时期。沈富宗不仅受到了国王的招待，并且向他演示了中国人的饮食方式。不论这种演示是为了满足法国国王的好奇心，还是真有什么别的重要原因，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使欧洲人，特别是那些出于各种原因想迫切知道中国的欧洲的统治阶层中人，获得了对中国情况的真正的直接了解。
据1922年出版的一份资料中说，沈富宗是于1687年到达英国，并来到牛津大学的〔8〕。在那里，他同样受到了王家的礼遇。1687年9月，英国国王詹姆斯二世，在牛津大学接见了沈富宗，并且请他帮助英国官员制作一部关于中国指南的图册。沈富宗在参与这项工作时，由于其出色的表现，受到了詹姆斯二世的很好的评价，于是他也就在国王心目中成了一位“嘉宾”，是詹姆斯二世在牛津的博德利恩图书馆（BodleianLibrary）经常谈论的话题。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詹姆斯二世命内勒为沈富宗画像，肖像完成以后，詹姆斯二世精心地收藏着这幅画，在其有生之年，一直将它挂在自己卧室隔壁的房间里。1688年，英国发生“光荣革命”，詹姆斯二世逃亡法国，温莎堡也因而易主，但这幅画却完好地保存了下来，后来温莎堡又数易其主，但这件作品始终是英国王家最重要的收藏品之一。
沈富宗离开英国后，于1688年到达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在那里，他进了专门培养耶稣会士的“初修院”，学习各种教规、礼仪，成了一名修士。据卢西塔尼亚的《葡萄牙省的耶稣会士》中说，沈富宗“在拉丁文方面，有相当的修养”〔9〕。这种能力， 究竟是沈富宗因其“景教家庭”的出身而原先就已具备的，还是他到了欧洲以后通过学习才具有的，不得而知，但既然材料中对他的拉丁文有如此高的评价，可见不同一般。这样说来，沈富宗在学习耶稣会教义乃至西方文化的方面，大约也可以取得不错的成绩吧。
1691年的某个日子，沈富宗以“神学院修士”的身份启程回国〔10〕，准备为耶稣会履行他的职责。当时，欧洲传教士到中国都是乘坐海船，沈富宗当然也是这样。可惜的是，在艰难而漫长的海上旅途中，1692年9月2日，这位富有才华的年轻人，不幸在非洲的莫桑比克附近去世。由于资料缺乏，沈富宗去世的原因不明，或者是由于意外的海难事故，也可能是其它原因。
关于沈富宗出发去欧洲的时间，现有两种说法。一，在《女王的绘画》中，说他是1681年与同伴一起随柏应理出发去欧洲。二，荣振华书中转引法国国立图书馆所藏画像的文字说明，则称他是在1684年“来到欧洲”的。
沈富宗去欧洲是与柏应理同行的，所以从柏应理离开中国前往欧洲的时间上，可以知道沈富宗是何时出发的。也就是说，在无法得到关于沈富宗前往欧洲的其他确切材料时，以柏应理的出发和到达时间作为旁证，应该有一定的可靠度。查荣振华书，在记载柏应理的资料时写明，柏应理是“于1681年12月5日离开澳门，1682年10月8日在荷兰登陆”。按荣振华书中的资料来源索引，这一时间是他以1890年开始在莱顿出版的《通报》为依据。这样， 沈富宗出发到欧洲的时间应当是在1681 年12月，法国国立图书馆所藏画像的文字说明，显然记载有误。
另外，关于沈富宗回国及去世的时间，《女王的绘画》文字说明只简单地提到“1691 年”， 并无具体的说明。 荣振华书中根据威基（Wicki Joseph）的《1541—1758年乘印度航船的耶稣会士名单》说，他于“1691年”“启程”回国，又据《修会历史，以时间为顺序的死亡者名表》、《日本—中国资料集》〔11〕，说沈富宗于“1692年9月2日逝世于莫桑比克附近的途中”〔12〕。
如上所述，沈富宗的欧洲之行，虽然是出于宗教的原因，但他在那里的不少活动，却超出了宗教的范围，而更具有一种文化交流的性质。他在法国和英国国王的心目中，似乎更多的是以一个普通中国人的身份出现的，所以，在有关的记载中也基本上没有提及他在那里的宗教活动。他使欧洲人，特别是那些出于各种原因想迫切了解中国的西方国家的统治者，对来自中国的一个普通百姓的面目有了直接而清晰的认识，并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三
在根据有限的资料了解了沈富宗欧洲之行的基本情况之后，有必要来进一步探讨一下他此行在中西交往史上所产生的意义。
在沈富宗出发去欧洲之前，西方基督教已经有过两次较大规模的进入中国。一次是在唐代，当时被称为景教，另一次是在元代。沈富宗生活的时代，正是基督教第三次大规模进入中国的高潮阶段。此前，已经有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一批耶稣会士在中国大陆开展了广泛的传教活动，并且取得了朝廷的信任，特别是在文人之中获得了较好的声誉。他们以科学为手段，行传教之目的，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思想带到了中国，令中国的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大开眼界。据《明史·意大里亚传》对当时来华的意大利人的描述，“其国人东来者，大多聪明特达之士，专意行教，不求利禄。其所著书，多华人所未到，故一时好异者咸尚之，而士大夫如徐光启辈首好其说，且为润色其文词，故其教骤兴”。耶稣会士在中国主要以文人士大夫为争取对象，也是因为他们所持的科学技术的确有值得吸引中国知识分子的地方，尽管他们的本意并非完全是为了促进当时中国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但客观上对此所起的推动作用，却是不可抹煞的。沈富宗的父母均为“景教”教徒，其父是否文人，不得而知，但沈富宗既然能够在拉丁文方面有相当的修养，想来在汉文方面的修养不会太差。
从内勒为沈富宗所作画像对其服装的描绘上也可以看出，沈富宗的服饰完全符合当时中国官方制定的标准。《清史稿·舆服志》记载，男子的冠帽有礼帽、便帽之分，礼帽其制有二：冬天所戴为暖帽，夏天所戴为凉帽。暖帽为圆形，周围有一道檐边，有毛皮制成。一至七品者的帽顶根据不同的品第饰有顶珠，八品以下无顶珠。装有箭袖的袍褂是清代男子的主要礼服，也有品第的分别。士人的礼服，状元顶带视六品，举人、贡生、监生冠带视八品，生员冠带视九品。沈富宗所戴暖帽无顶珠，所着礼服则与生员的服饰相同。由此可以推测，当沈富宗离开中国时，他可能已经是一个通过初级科举考试的生员了，因此，也可以说他已具备了基本的中国文化方面的知识了。这样一个中国人远涉重洋，来到欧洲，并得以觐见罗马教皇和法、英两国的国王，向他们亲口讲述中国的事情，这对于欧洲来说，当然远远胜过阅读10部传教士的报告、著作了。
在沈富宗到达欧洲之前，西方教会或是欧洲一些国家的统治阶层中人，如要了解中国的情况，基本上只有通过到达中国的传教士们发回国内的书信、报告，或是这些人的口述。明代中期以来到中国的耶稣会士们，常常在传教的同时，向西方的教会或自己的国家发回书信、报告，以此满足教会领导层和国内的统治阶层了解中国的需要。曾在西方引起广泛重视的《利玛窦中国札记》一书，是利玛窦晚年记载其中国之行见闻的一部书，利玛窦去世以后，此书经耶稣会士、比利时人金尼阁的整理翻译，于1615年在德国出版。此书被金尼阁称为“初次精确地、忠实地描述了中国的朝廷、风俗、法律、制度以及新的教务问题”〔13〕。又据金尼阁的研究，此书可能是利玛窦先准备给耶稣会会长审阅，然后再让其他人阅读，其目的是为了向欧洲人介绍有关中国的情况，以及耶稣会士在中国的传教事迹，使同会的教友及其他人士从中获得教益〔14〕。
但是，报告毕竟是以文字为主，而且，在某些西方人的著作或报告中还往往夹杂着不真实的内容，以致人们在读了之后反而对中国的情况产生不必要的误解。因此，对于真正想了解中国的西方人来说，对这个东方大国的神秘性有时不得不通过感性的认识才能获得正确的答案。金尼阁在介绍《利玛窦中国札记》时，这样描述在此之前的西方人关于中国的著作，其中有一段话很值得我们注意。他说：
“到现在为止，有两类写中国的著者：一类想象得太多；另一类听到很多，不加思索就照样出版。我很难把我们自己的某些神父排除在这后一类之外，他们信任中国的商人，不知道商人们的普遍习惯是夸大一切事情，把那些根本莫须有的事情说成是真的。当我们的神父们第一次获允进入中国内地时，据说很多事情他们都相信，而在获允进入该国的最初几年内，他们很可能把许多完全不可置信的事情都从书信里传到欧洲。十分显然，谁也不能指望不经过多年的接触就透彻了解欧洲的生活，对中国也一样，为了完全了解这个国家和他的人民，一个人就必须花费多年时间到各个省份去旅行，学习讲方言并阅读他们的书。”〔15〕
读了这段文字，我们将不难想象当时西方人了解中国的主要依据，是多么地片面和狭窄。利玛窦在中国生活了将近三十年以后，临终前尽其所能将他对中国的了解以文字形式留给了欧洲人，并且带着一种比较客观的态度，从而使他的这部著作具有相当的可信性。但是尽管如此，欧洲人觉得他们对中国的了解还是很不够，因此金尼阁又进一步说道：
“如果上帝保佑在那么多的流离颠沛之后，我还能被允许返回我原来的岗位，并且如果假我以若干年的光阴，那么我将为你写一部有关中国人的风俗习惯的记述，以及一部中国编年史概要，它将从四千年前谈起，按时代顺序毫不间断地写下来。它也将包括一部拉丁文的中国伦理典范，让人们看到他们是如此善于辩论道德问题，从而可以了解这个民族的精神是多么适宜于接受基督教的信仰。”〔16〕
对于利玛窦和金尼阁本人来说，他们来华当然不可能仅仅只是为了传播宗教，同样，人们在利用他们留下的那些关于中国情况的著作时，当然也可以根据不同的目的而各取所需。金尼阁在谈到他的写作计划时，鲜明地流露出欧洲人对中国情况的陌生，以致他不但准备描写中国人的风俗习惯，更打算撰写一本关于中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史，从而帮助西方人尽可能全面地了解、认识这个东方大国的一切。金尼阁后来果然又回到了中国，并在浙江一带传教，于崇祯二年（1629）去世后安葬在杭州，但他打算要写的那部“中国编年史”，却未见著录〔17〕，想来是没有完成。
终于，一位富有才华而笃信上帝的中国年轻的知识分子到了西方，他的举止言行、衣着打扮，无一不向异邦人士活生生地展示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习惯，从而使他们对中国人有了直接的感性认识。这是一种比在任何西方人的书本中读到的中国都更加真切的感受。也许正是出于这个缘故，在法国国立图书馆收藏的那幅画像的说明中，特别记载了沈富宗在法国国王“面前以中国方式进餐”的这个细节。由此我们或许还可以推测，除了“进餐”之外，法国国王一定还会向他询问其他一些有关中国的事情。这样，沈富宗实际上也就是作为一个中国人的代表出现在法国国王面前的，他的所作所为，也就代表了一个中国人，而并非仅仅是一个宗教的信徒。事实上，据当时有人在另一份材料中记载，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是在凡尔赛宫接待了沈富宗，这一情况，后来又被写进了题为《高雅的使者》一书〔18〕。
沈富宗在英国期间的活动，当然也并不全以宗教为主。16—17世纪，当不少西方传教士竭尽一切努力来到中国的时候，唯独很少见到英国人。这样，当时英国人了解中国的途径，显然也就比其他西方国家要少得多。沈富宗在画像中虽然身披神袍，手捧十字架，背景中还有一本翻开的圣经，俨然是一个虔诚的教徒，但是他来到英国之所以引起王家的注意，却更多的因为他首先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在詹姆斯二世当政之前，英国已率先在西欧诸国中开始了资产阶级革命，并大力发展航海事业，作为确立其霸权的基础。成立于1600年的“东印度公司”，是英国将这种霸权进一步推向亚洲的据点。詹姆斯二世在位期间，虽然试图恢复天主教在英国的统治，因而与资产阶级发生了冲突，但他也没有轻易放弃已经取得的利益。他请沈富宗协助王家官员编制有关中国情况的指南，其目的当然也决不仅仅限于为了传教。大概也因为沈富宗工作的出色，或者是由于为詹姆斯二世讲述了许多他过去无法知道的中国的情况，所以能够为詹姆斯二世所赏识，成为他视察牛津时经常谈论的话题。
关于沈富宗在英国期间的活动，以及他到了英国以后各界所引起的反响，《女王的绘画》在画像的说明文字中还提到，当时有个英国海军医官詹姆斯·扬格（James Yonge,1647—1721年），于1687年7 月在温莎堡见到了沈富宗。在扬格的眼里，沈富宗是“一个年轻英俊，但由于旅途的颠簸，脸色显得有些苍白的小伙子。”〔19〕后来，詹姆斯·扬格还将他所了解的沈富宗写进了自己的著作，书名为《游记》。但是，目前出于条件的限制，我们无法利用此书中可能是十分重要的材料。
仅从目前掌握的有限资料中，就已经可以知道，沈富宗在欧洲期间，除了从事一些与宗教有关的活动外，还进行了其它一些更具文化性质的活动，为欧洲人带去了他们所急于想要了解的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从当时中国与西方国家交往的角度上来说，这些方面的情况，对于西方人了解、认识中国，肯定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沈富宗又是当时极少数到过欧洲，并在那里有较多活动的中国知识分子，虽然目前对于他在那里的活动还有许多未知的地方，但是，线索既已存在，只要继续探索，相信可以在不久的将来，去填补17世纪中西交往史研究中的这个空白。
注释：
〔1〕《女王的绘画——王室几个世纪来的收藏品》， 大不列颠国家美术出版有限公司，1991年版。
〔2〕英国作家、鉴赏家霍勒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1719—1797年）语，见[英]约翰·森德兰著，刘明毅等译《英国绘画1525—1975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21页。
〔3〕〔19〕内勒作《中国的皈依者》说明， 见《女王的绘画》第114页。
〔4 〕法国耶稣会士荣振华所著《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耿升译，中华书局1995年版）一书中，也收录了15—19世纪的中国耶稣会士的小传，未见其中提到他们有画像留存在欧洲的情况。
〔5〕参见《列传及书目补编》第235页。
〔6〕张星烺编注：《中国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 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92页。
〔7〕《列传及书目补编》，第62页所引L·A ·鲁洛的《耶稣会中的第一位中国基督徒》。
〔8〕《列传及书目补编》“沈富宗”条，引1922年《通报》， 第374页。
〔9〕转引自《列传及书目补编》，第14页。
〔10〕《列传及书目补编》“沈富宗”条记载其启程回国时的身份时，根据《日本—中国资料集》中称他为“沈富宗修士”的记载，故说：“当时尚不是神父”，但又称：“万惟一神父在致其弟约翰的一封书简中称之为神父”。该书附录荣编《入华耶稣会士国籍统计表》，称沈富宗为“神学院修士”。分别见《列传及书目补编》，第14、984页。
〔11〕这两种资料均为《罗马耶稣会档案》中的一部分。
〔12〕《列传及书目补编》，第161页。
〔13〕金尼阁将利玛窦日记译成拉丁文出版时，题名为《基督教远征中国史》，封面题辞中有此语。转引自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译本序，中华书局1983年版。
〔14〕〔15〕〔16〕《利玛窦中国札记·金尼阁致读者》。
〔17〕参见《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第388页， 关于金尼阁著作的记载。
〔18〕巴黎学者科米埃（Comiers ）曾在一封信中介绍了路易十四在凡尔赛官接见沈富宗的情况，后来又将此写入于1684年9 月出版的《高雅的使者》一书中。《列传及书目补编》，第15页中提到了这本书，但未作具体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