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论乾嘉学风对近代史家的影响
武吉庆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1997年05期
【原文出处】《南开学报：哲社版》(津)1997年03期第71-75页
内容提要 乾嘉学派对史料广泛搜集、审慎考订的严谨学风，深深地影响着近代史学。梁启超、王国维、陈垣、陈寅恪等人之所以成为一代史学宗师，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他们都对乾嘉学风进行了合理扬弃，继承了其精华部分。
关键词 乾嘉学风 近代史家 史料搜集 史料考订
注重史料的广泛搜集和严择慎取，是乾嘉学风的显著特点。受其影响，一代宗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垣、陈寅恪等凡立一说，必凭证据；凡引资料，极为审慎。故而在史料学和史学理论方面，颇多建树。一些充满真知灼见的全新理论模式被构建出来：如梁启超的近代史学新构想，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陈垣的“史源学”，陈寅恪的“诗史互证”以及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等。这些史家的治史理论和实践，于今仍具有不可低估的借鉴和启迪意义。
一、广集史料，据实立说
梁启超虽是近代今文经学的健将，为文崇尚微言大义，追求经世致用，但其后期在治史门径上却服膺文风谨严、言必征实的乾嘉先贤。他以自己的治史实践说明，史学研究必须建立在丰富而翔实的史料基础之上。对于古史中失载或缺略的史实，他总是“博搜旁征，随处留心，无孔不入，每有所遇，断不放过”[1]。为了研究春秋以前的部落分布情况，他不惮繁冗，爬梳剔抉，先从《左传》、《国语》中整理出业已灭亡的六十多个国名，然后又从《逸周书》中辑录出三十多个，从金文款识中搜集到九十多个，从其它散见的各种书籍中发掘出三四十个。最后，比照删除所获史料的相互重复部分，在余下的可以考见的三百多个国名的基础上，鎔铸出这样一个确定不疑的结论：“春秋前，半部落式之国家甚多。”[2]就是为了这样一个简短结论，梁启超不惜时间与精力，史海耕耘，孜孜以求。这种方法和精神，显系承自乾嘉学派。王引之的《经传释词》和赵翼的《二十二史札记》等，是最能体现这种学风的精品佳作。
王国维强调历史研究当“以事实决事实”。在《再与林（浩卿）博士论洛诰书》中一再强调：“吾侪当以事实决事实，而不当以后世之理论决事实，此又今日为学者之所当然也。”[3]这一学术思想的形成，虽然受到了近代西方科学实证理论的激发，但其渊源仍应是乾嘉学派注重证据，据实立论的“实事求是”学风。王氏此论并非执意抵拒理论对于史学研究的指导作用，而是要努力矫治近代以来滋生蔓延的游谈无根、无端妄断的恶劣治史习气。因此，他刻意追求对史料的广泛占有，以求研究结论的客观性和全面性。以他对西北地理与蒙元史的研究为例，从抄写校对杜环的《纪行记》、高居海的《使于阗记》起，直到《南宋人所传蒙古史料考》止，在史料整理方面，费时就达两年有余，其间除了写有《古行记校注》四种、《蒙古史料校注》四种和《蒙古札记》七则外，还编有《元朝秘史索引》。所有这些，都被他视为元史研究前的必要准备工作。王国维的过人之处还在于，因其深受扬州学派（乾嘉学派的一支）的影响，敏锐地意识到了晚近新见实物资料的特有价值。据粗略估计，从辛亥革命时起，他先后研究过的实物史料不下20种：从甲骨卜辞、钟鼎款识、虎符兵革、封泥玺印、秦砖汉瓦、石经木简、玉贝古钱、历代权衡、碑刻铭志、人物塑像，直至唐人手迹、宋元古书，甚而古墩木刻等，大凡当时所能见到的实物资料，他几乎都曾涉猎并潜心研究过，而所有这些筚路蓝缕性的工作，都为他的古史研究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正因为如此，才使他在为文立论时征引宏富，弃取自如，持论得当，比如他考证殷先公王恒其人其事，除了例举出卜辞中的三个显在证据外，又罗列出其它鲜为人知的佐证14个[4]。由此得出的研究结论，凿凿有据，确定不移，使人产生“高山仰止”之感。这种广泛搜集和占有史料的学风，是对乾嘉先贤在继承基础之上的超越。
虽然陈垣先生晚年服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但从学术渊源看，他直接师承并执意恪守的无疑仍是乾嘉历史考据方法。出于景仰和叹服，他曾反复研究乾嘉学者的著作手稿和论学书札，着意探求他们的治学旨趣和门径。长期的学风濡染和方法训练，使他对乾嘉学派的某些优良传统信守不渝。他强调最大限度地占有史料，一贯倡导“竭泽而渔”的治史原则，搜集资料务戒遗漏，力求完备。他告诫学子：“考史者遇事当从多方面考究，不可只凭一面之词。”[5]强调资料占有得越充分，考虑问题的角度就越新颖、独特，认识问题就越有深度，得出的结论就越确切可信。所以他一贯坚持在主要材料未到手之前，决不急于动笔为文的治史信条。最能体现其学术旨趣的是，他的每一论著，都是在参考数十种甚或成百种史料的基础上辛勤著成的。如他在撰写《元西域人华化考》过程中，前后参考过二百余种资料，在《五代史辑本发覆》写就前，以资料汇编形式结成的书稿就积有三尺多厚，而在此基础上提炼而成的正稿，才不过二万余字。无怪乎史学界公认该书言言有据，字字珠玑。为了编撰《元典章校补释例》，陈先生积累了一万二千余条的材料，故而在杀青成册时选定的一千一百余条史例，令方家难挑瑕疵。
在陈寅恪先生身上，乾嘉遗风的痕迹更是清晰易辨。他认为：史料不全，论点的精确性便难以保障；论据不足，必然导致论证乏力。朱延丰曾将自己撰著的《突厥通考》一书交托陈寅恪先生审阅，在通核全书后，陈先生直言不讳地指出：该书“资料疑尚未备，论断或犹可商”。似乎让人难以接受的是，他竟要朱延丰“十年增改之后，出以与世相见”[6]。果然是在十年之后，陈先生才对经过大量补正之后的《突厥通考》一书不吝赞誉并欣然为之作序。在讲授中国中古史课程时，他首先提示学生：我国各个历史时期史料保存的完整程度是各不相同的，上古史因材料奇缺，证据和反证随之亦少，故论断常流于推测。近代史资料丰富，搜集相对容易，确切地诠释材料亦非难事，但若求史料完备，罕能如愿。中古史料得天独厚，较遂人意，史家大有用武之地，但尤需注意的是，这些充足的史料，有时不但不足以构成确证，反而却足以构成反证[7]。基于这种认识，他选定了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作为自己的研究范围。他虽然熟谙上古史，但却很少论及，个中原因，盖与其厌弃在史料不足的情况下，仅凭印象，徒托空言不无关系。
尤为可贵的是，陈寅恪先生不但重视对新见史料的充分占有，而且还力倡并躬行践履对新见史料的开发利用。他曾高度评价新史料的特有价值：“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采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8]敦煌写本是当时的新见史料，而在他的论著里，不乏用敦煌史料从事研究的成功范例。如他利用敦煌写本李义府撰《常河碑》来说明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事变”的时机和成功原因，使人感到既新奇又可信，无不心悦诚服于他的不刊之论。
顾颉刚先生长于吴派基地，自幼受吴派学者追求渊博风气的濡染，因此，终其一生，都将最大限度地占有史料作为治史第一要义，在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时，顾先生曾言：“以前我听得几个今文家的说话，以为清代的经学是支离、琐屑、饾饤的……到这时我才明白知道，学问必须在繁乱中求得的简单，才是真实的纲领；若没有许多繁乱的材料作基本，所定的简单纲领便终是靠不住的东西，今文家要从简单中寻见学问的真相，徒然成其浅陋而已。”[9]顾先生对今文家的菲薄之词或可商榷，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推崇乾嘉学派之广博务实、鄙弃今文学派之简约空疏的治学态度，的确成就了他一生的学术事业。目前保存下来的顾先生的读书笔记，总计有一百八十余册，约四百余万字。这座浩瀚的资料宝库，是他数十年来如一日，如痴阅览，如狂抄录，铢积寸累，积微成巨的结果。正因有了这种博大的基础，才做成了他精深的学问。
二、精于考辨，严于取舍
乾嘉诸儒大多精于校勘，其目的概在于给当世和后世学者留下可信度较高的史料。王鸣盛曾坦言：“予识暗才懦，一切行能举无克堪，惟读书、校书颇自力。尝谓好著书不如多读书，欲读书必先精校书，校之不精而遽读，恐读亦多误矣。”[10]由此可见，王鸣盛把校书视若治学的基础性工作，视若避免著述错误的保障性手段。乾嘉学派之所以被称做考据学派，是因其大多将毕生精力投注在了古籍整理和考订事业之中。治经者如此，治史者亦无二致。《十七史商榷》、《二十二史考异》、《二十二史札记》等，俱是考史、校史的经典性著作。它们为古籍订正错误、补苴罅漏，将我国古代文献史料的可信度档次大大提高，施惠后人，功在千秋。这种学风和旨趣，对近代史家影响深巨。
中国近代史学理论的构建者之一梁启超认为，如欲保障史料的真实可靠性，就必须善于进行严密的正误和辨伪。他在总结、概括乾嘉考据学方法和经验的基础上，提炼出一套系统的、具有近代科学实证精神的史料鉴别技术。他强调从正反两个方面考察、验证史料之真伪。当同一历史事件的不同记载发生抵牾时，则以最原始、最近真者为可信。在辨伪方面，梁启超也持有独到的见解，其所归纳的辨伪求真方法，具有较强的实践操作性。这些方法源自何处？梁启超自认其得自乾嘉学风的启迪。在《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五章第二节论到其写作旨趣时，梁启超申明：“本节论正误辨伪两义，缕缕数万言，所引例或涉及极琐末的事项，吾非谓治史者宜费全部精神于此等考证，尤非谓考证之功必须遍及于此等琐事。但吾以为有一重要观念为吾侪所不能忘者，即前清乾嘉诸老所提倡之‘实事求是’主义是也。”[11]就是说，虽然他因受乾嘉学风影响而不惮其烦地反复例举和论证史料的鉴别方法与技巧，但并非意在引导人们趋向繁琐考证，而是要提醒史家真正领悟乾嘉学者所倡“实事求是”学风之真义所在。
在史料考订方面，王国维提出了屡试不爽的“二重证据法”。该方法主要包括文献与文献、文献与实物铭文、实物与实物的互证三种形式。它要求在互证前必须明晓互证双方是否出自不同的观察。如果是地下材料和文献材料之间互证，因为两者显系出自不同的观察，当然可以直接互证；而在文献与文献之间，由于可能存在着转抄关系，因而必先经过审慎的考察后方可互证。考察的基本程序是：通过目录学了解作者、成书年代、地点及流传情况等。经分析综合，如果确认两种文献出自不同的观察，那么才可以进行两者互证。这种方法的创用，更加完善了史料鉴别技术，使治史者既能敢于使用尚存疑义的史料，又可保证所引材料的确当。这既是对乾嘉学风的继承，更是对乾嘉方法的超越。
陈垣先生认为：“考证为史学方法之一，欲实事求是，非考证不可。彼毕生从事考证，以为尽史之能事者固非；薄视考证，以为不足道者，亦未必是。”[12]作为史学研究的方法之一，作为“实事求是”的保障性手段，考证对于任何一个严谨求实的治史者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所以，陈先生强调，对于到手的材料，必须逐条核对，若有一手材料，拒用二手材料；此书早于彼书，信此而必疑彼。这一史料征引原则，显系承自乾乾历史考据学派的王鸣盛、钱大昕等人。其所不同的是，陈先生推陈出新、精益求精，开创了一门新学科——“史源学”，其目的是探寻史料的源头及其演变情况以明史料之真伪。如果治史者在对待史料问题上，不问来源，盲目征引，那将极易使研究成果减色甚至会因误引误用而使研究徒劳无功。陈垣先生将探寻史源上升到“学”的高度，这充分体现了他对史料考辨的重视程度。“史源学”的创设，是陈垣先生对史料建设的一个重大贡献，也使他的史学成就超乎乾嘉史家之上。
在史料的考订和择用方面，陈寅恪先生更是慧眼独具。他说：“通论吾国史料，大抵私家纂述易流于诬妄，而官修之书，其病又在多所讳饰。考史事之本末者，苟能于官书与私著等量齐观，详辨而慎取之，则庶几得真相，而无诬妄之失矣。”[13]认为无论官私著述，都可拿来为我所用，只是各有其弊，不可全信。只要史家能够“详辨慎取”，严择慎用，就可避免诬妄之失，得到真确史料。他还进一步提出诗文证史法，将诗文、小说等广泛用为治史之佐证。这里的一个关键性问题是：任何文艺作品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情节渲染和虚构现象，若无深厚的学术功底和精湛的考证技巧，一般难以问津此道。而陈先生学贯中西，得益于长期严格的考据学训练并深得西方实证科学精神启迪，擅长文史互证，不乏成功力作。《秦妇吟校笺》、《元白诗笺证稿》以及《柳如是别传》、《桃花源记旁证》等著作的撰著，证明了诗史互证法的应用价值。这种根植于乾嘉考据学基础之上的学术努力，既拓展了历史资料的取用范围，又提高了史料学的科学境界。
顾颉刚先生是古史辨学派的创始人，在史料考辨方面尤具卓识。他勇于怀疑史籍记载，提出了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学说。其基本理论是：“时代愈后，传说中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我们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状况”[14]。根据这一理论，他断定许多古史记载都是后人附会的，因此要得到真实的材料以明历史之真相，必须大胆地疑古和辨伪。这一传统是承自乾嘉学派的崔述。顾先生对崔述推崇备至并曾投入了相当长的时间和精力研究其人、其著及其治学旨趣，以致将崔述的疑古辨伪传统发扬光大到极致。这种学风提醒治史学人：对于既得材料不可盲目相信盲目采用，只有藉经过严格考订的、谨慎选取的史料进行历史研究，才是治学的正确方法。
乾嘉学派厌弃空发议论，崇尚言必有据，凡立一说，广征博引，凡引资料，必经精审。梁启超认为，这种方法，就是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学者所倡用的逻辑归纳法，其步骤是：“第一步，必先留心观察事物，觑出某点有应特别注意之价值；第二步，既注意于一事项，则凡于此事项同类者，或相关系者，皆罗列比较以研究之；第三步，比较研究的结果，立出自己一种意见；第四步，根据此意见，更正面、旁面、反面博求证据，证据备则泐为定说，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15]梁氏将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简单地比附为近代科学归纳法，未免失之偏颇。因为，归纳法是伴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而渐趋缜密的一种由个别到一般概括和推理的逻辑方法，乾嘉学派虽亦偶或使用归纳法，但却是不自觉的和不明确的，尚未成熟完备到近代科学归纳的高度。事实上，乾嘉学派的主要方法是，广泛细密地搜集各种相关材料以比较其异同，从而判断出何者正确，何者讹误。其主要作用是，能够有效地解决古代文献中以讹传讹或混淆不清的问题，顺利清除通解古籍的路障——疑文滞句，严格说来，称之为比较的方法更为妥切。从方法论意义上讲，它确乎寓有西方实证科学的某些因子，但却难以从个别现象中推导出一般规律。尽管如此，乾嘉学派以史实为根据，以求真为旨归，勤搜资料，严于取舍的朴质学风还是值得取鉴的。恩格斯曾指出：“不论是自然科学或历史科学的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16]，“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17]。因此，史料的搜集与考辨，是历史科学和其它许多人文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环节。虽然乾嘉学派尚未意识到倾其毕生精力所做的一切仅只是史学研究的始端，还必须在此基础上由表及里地去努力探求事物内在的本质联系，但我们必须承认，在他们的治学方法中，的确孕育着近代实证科学的胚芽，对近代史家产生过积极而深远的影响。近代史家的辉煌成就，无疑得自于对乾嘉学风的合理扬弃。史学的发展，需要多方面的条件，既需要新理论和新方法的推广应用，又需要对传统史学中精华部分的继承和弘扬。我们不能想象传统史学如果是一片沙漠，却可以在此之上矗立起现代史学的参天大厦。目前或明或暗地滋生的传统史学虚无主义认识倾向，无助于史学走出困境，摆脱危机。在形形色色的史学新模式被争相鉴用的今天，对传统史学的客观重估，绝对不是老生常谈。
注释：
[1]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75、76页。
[2]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71页。
[3] 王国维：《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观堂集林》卷一，第16页。
[4] 王国维：《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观堂集林》卷九，第6～7页。
[5] 《励耘书屋问学记》，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16页。
[6] 陈寅恪：《寒柳堂集》，《朱延丰突厥通考序》，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71页。
[7] 俞大维编《谈陈寅恪》，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32页。
[8]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上海古籍出版1980年版，236页。
[9] 顾颉刚：《古史辨》第1册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9～30页。
[10]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序》，光绪六年王氏刻本，第2页。
[11]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05页。
[12] 《励耘书屋问学记》，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14页。
[13]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25页。
[14] 顾颉刚：《古史辨》第1册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60页。
[15]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朱维铮校《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1页。
[16][17]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9页、第118页。^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1997年05期
【原文出处】《南开学报：哲社版》(津)1997年03期第71-75页
关键词 乾嘉学风 近代史家 史料搜集 史料考订
注重史料的广泛搜集和严择慎取，是乾嘉学风的显著特点。受其影响，一代宗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垣、陈寅恪等凡立一说，必凭证据；凡引资料，极为审慎。故而在史料学和史学理论方面，颇多建树。一些充满真知灼见的全新理论模式被构建出来：如梁启超的近代史学新构想，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陈垣的“史源学”，陈寅恪的“诗史互证”以及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等。这些史家的治史理论和实践，于今仍具有不可低估的借鉴和启迪意义。
一、广集史料，据实立说
梁启超虽是近代今文经学的健将，为文崇尚微言大义，追求经世致用，但其后期在治史门径上却服膺文风谨严、言必征实的乾嘉先贤。他以自己的治史实践说明，史学研究必须建立在丰富而翔实的史料基础之上。对于古史中失载或缺略的史实，他总是“博搜旁征，随处留心，无孔不入，每有所遇，断不放过”[1]。为了研究春秋以前的部落分布情况，他不惮繁冗，爬梳剔抉，先从《左传》、《国语》中整理出业已灭亡的六十多个国名，然后又从《逸周书》中辑录出三十多个，从金文款识中搜集到九十多个，从其它散见的各种书籍中发掘出三四十个。最后，比照删除所获史料的相互重复部分，在余下的可以考见的三百多个国名的基础上，鎔铸出这样一个确定不疑的结论：“春秋前，半部落式之国家甚多。”[2]就是为了这样一个简短结论，梁启超不惜时间与精力，史海耕耘，孜孜以求。这种方法和精神，显系承自乾嘉学派。王引之的《经传释词》和赵翼的《二十二史札记》等，是最能体现这种学风的精品佳作。
王国维强调历史研究当“以事实决事实”。在《再与林（浩卿）博士论洛诰书》中一再强调：“吾侪当以事实决事实，而不当以后世之理论决事实，此又今日为学者之所当然也。”[3]这一学术思想的形成，虽然受到了近代西方科学实证理论的激发，但其渊源仍应是乾嘉学派注重证据，据实立论的“实事求是”学风。王氏此论并非执意抵拒理论对于史学研究的指导作用，而是要努力矫治近代以来滋生蔓延的游谈无根、无端妄断的恶劣治史习气。因此，他刻意追求对史料的广泛占有，以求研究结论的客观性和全面性。以他对西北地理与蒙元史的研究为例，从抄写校对杜环的《纪行记》、高居海的《使于阗记》起，直到《南宋人所传蒙古史料考》止，在史料整理方面，费时就达两年有余，其间除了写有《古行记校注》四种、《蒙古史料校注》四种和《蒙古札记》七则外，还编有《元朝秘史索引》。所有这些，都被他视为元史研究前的必要准备工作。王国维的过人之处还在于，因其深受扬州学派（乾嘉学派的一支）的影响，敏锐地意识到了晚近新见实物资料的特有价值。据粗略估计，从辛亥革命时起，他先后研究过的实物史料不下20种：从甲骨卜辞、钟鼎款识、虎符兵革、封泥玺印、秦砖汉瓦、石经木简、玉贝古钱、历代权衡、碑刻铭志、人物塑像，直至唐人手迹、宋元古书，甚而古墩木刻等，大凡当时所能见到的实物资料，他几乎都曾涉猎并潜心研究过，而所有这些筚路蓝缕性的工作，都为他的古史研究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正因为如此，才使他在为文立论时征引宏富，弃取自如，持论得当，比如他考证殷先公王恒其人其事，除了例举出卜辞中的三个显在证据外，又罗列出其它鲜为人知的佐证14个[4]。由此得出的研究结论，凿凿有据，确定不移，使人产生“高山仰止”之感。这种广泛搜集和占有史料的学风，是对乾嘉先贤在继承基础之上的超越。
虽然陈垣先生晚年服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但从学术渊源看，他直接师承并执意恪守的无疑仍是乾嘉历史考据方法。出于景仰和叹服，他曾反复研究乾嘉学者的著作手稿和论学书札，着意探求他们的治学旨趣和门径。长期的学风濡染和方法训练，使他对乾嘉学派的某些优良传统信守不渝。他强调最大限度地占有史料，一贯倡导“竭泽而渔”的治史原则，搜集资料务戒遗漏，力求完备。他告诫学子：“考史者遇事当从多方面考究，不可只凭一面之词。”[5]强调资料占有得越充分，考虑问题的角度就越新颖、独特，认识问题就越有深度，得出的结论就越确切可信。所以他一贯坚持在主要材料未到手之前，决不急于动笔为文的治史信条。最能体现其学术旨趣的是，他的每一论著，都是在参考数十种甚或成百种史料的基础上辛勤著成的。如他在撰写《元西域人华化考》过程中，前后参考过二百余种资料，在《五代史辑本发覆》写就前，以资料汇编形式结成的书稿就积有三尺多厚，而在此基础上提炼而成的正稿，才不过二万余字。无怪乎史学界公认该书言言有据，字字珠玑。为了编撰《元典章校补释例》，陈先生积累了一万二千余条的材料，故而在杀青成册时选定的一千一百余条史例，令方家难挑瑕疵。
在陈寅恪先生身上，乾嘉遗风的痕迹更是清晰易辨。他认为：史料不全，论点的精确性便难以保障；论据不足，必然导致论证乏力。朱延丰曾将自己撰著的《突厥通考》一书交托陈寅恪先生审阅，在通核全书后，陈先生直言不讳地指出：该书“资料疑尚未备，论断或犹可商”。似乎让人难以接受的是，他竟要朱延丰“十年增改之后，出以与世相见”[6]。果然是在十年之后，陈先生才对经过大量补正之后的《突厥通考》一书不吝赞誉并欣然为之作序。在讲授中国中古史课程时，他首先提示学生：我国各个历史时期史料保存的完整程度是各不相同的，上古史因材料奇缺，证据和反证随之亦少，故论断常流于推测。近代史资料丰富，搜集相对容易，确切地诠释材料亦非难事，但若求史料完备，罕能如愿。中古史料得天独厚，较遂人意，史家大有用武之地，但尤需注意的是，这些充足的史料，有时不但不足以构成确证，反而却足以构成反证[7]。基于这种认识，他选定了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作为自己的研究范围。他虽然熟谙上古史，但却很少论及，个中原因，盖与其厌弃在史料不足的情况下，仅凭印象，徒托空言不无关系。
尤为可贵的是，陈寅恪先生不但重视对新见史料的充分占有，而且还力倡并躬行践履对新见史料的开发利用。他曾高度评价新史料的特有价值：“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采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8]敦煌写本是当时的新见史料，而在他的论著里，不乏用敦煌史料从事研究的成功范例。如他利用敦煌写本李义府撰《常河碑》来说明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事变”的时机和成功原因，使人感到既新奇又可信，无不心悦诚服于他的不刊之论。
顾颉刚先生长于吴派基地，自幼受吴派学者追求渊博风气的濡染，因此，终其一生，都将最大限度地占有史料作为治史第一要义，在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时，顾先生曾言：“以前我听得几个今文家的说话，以为清代的经学是支离、琐屑、饾饤的……到这时我才明白知道，学问必须在繁乱中求得的简单，才是真实的纲领；若没有许多繁乱的材料作基本，所定的简单纲领便终是靠不住的东西，今文家要从简单中寻见学问的真相，徒然成其浅陋而已。”[9]顾先生对今文家的菲薄之词或可商榷，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推崇乾嘉学派之广博务实、鄙弃今文学派之简约空疏的治学态度，的确成就了他一生的学术事业。目前保存下来的顾先生的读书笔记，总计有一百八十余册，约四百余万字。这座浩瀚的资料宝库，是他数十年来如一日，如痴阅览，如狂抄录，铢积寸累，积微成巨的结果。正因有了这种博大的基础，才做成了他精深的学问。
二、精于考辨，严于取舍
乾嘉诸儒大多精于校勘，其目的概在于给当世和后世学者留下可信度较高的史料。王鸣盛曾坦言：“予识暗才懦，一切行能举无克堪，惟读书、校书颇自力。尝谓好著书不如多读书，欲读书必先精校书，校之不精而遽读，恐读亦多误矣。”[10]由此可见，王鸣盛把校书视若治学的基础性工作，视若避免著述错误的保障性手段。乾嘉学派之所以被称做考据学派，是因其大多将毕生精力投注在了古籍整理和考订事业之中。治经者如此，治史者亦无二致。《十七史商榷》、《二十二史考异》、《二十二史札记》等，俱是考史、校史的经典性著作。它们为古籍订正错误、补苴罅漏，将我国古代文献史料的可信度档次大大提高，施惠后人，功在千秋。这种学风和旨趣，对近代史家影响深巨。
中国近代史学理论的构建者之一梁启超认为，如欲保障史料的真实可靠性，就必须善于进行严密的正误和辨伪。他在总结、概括乾嘉考据学方法和经验的基础上，提炼出一套系统的、具有近代科学实证精神的史料鉴别技术。他强调从正反两个方面考察、验证史料之真伪。当同一历史事件的不同记载发生抵牾时，则以最原始、最近真者为可信。在辨伪方面，梁启超也持有独到的见解，其所归纳的辨伪求真方法，具有较强的实践操作性。这些方法源自何处？梁启超自认其得自乾嘉学风的启迪。在《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五章第二节论到其写作旨趣时，梁启超申明：“本节论正误辨伪两义，缕缕数万言，所引例或涉及极琐末的事项，吾非谓治史者宜费全部精神于此等考证，尤非谓考证之功必须遍及于此等琐事。但吾以为有一重要观念为吾侪所不能忘者，即前清乾嘉诸老所提倡之‘实事求是’主义是也。”[11]就是说，虽然他因受乾嘉学风影响而不惮其烦地反复例举和论证史料的鉴别方法与技巧，但并非意在引导人们趋向繁琐考证，而是要提醒史家真正领悟乾嘉学者所倡“实事求是”学风之真义所在。
在史料考订方面，王国维提出了屡试不爽的“二重证据法”。该方法主要包括文献与文献、文献与实物铭文、实物与实物的互证三种形式。它要求在互证前必须明晓互证双方是否出自不同的观察。如果是地下材料和文献材料之间互证，因为两者显系出自不同的观察，当然可以直接互证；而在文献与文献之间，由于可能存在着转抄关系，因而必先经过审慎的考察后方可互证。考察的基本程序是：通过目录学了解作者、成书年代、地点及流传情况等。经分析综合，如果确认两种文献出自不同的观察，那么才可以进行两者互证。这种方法的创用，更加完善了史料鉴别技术，使治史者既能敢于使用尚存疑义的史料，又可保证所引材料的确当。这既是对乾嘉学风的继承，更是对乾嘉方法的超越。
陈垣先生认为：“考证为史学方法之一，欲实事求是，非考证不可。彼毕生从事考证，以为尽史之能事者固非；薄视考证，以为不足道者，亦未必是。”[12]作为史学研究的方法之一，作为“实事求是”的保障性手段，考证对于任何一个严谨求实的治史者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所以，陈先生强调，对于到手的材料，必须逐条核对，若有一手材料，拒用二手材料；此书早于彼书，信此而必疑彼。这一史料征引原则，显系承自乾乾历史考据学派的王鸣盛、钱大昕等人。其所不同的是，陈先生推陈出新、精益求精，开创了一门新学科——“史源学”，其目的是探寻史料的源头及其演变情况以明史料之真伪。如果治史者在对待史料问题上，不问来源，盲目征引，那将极易使研究成果减色甚至会因误引误用而使研究徒劳无功。陈垣先生将探寻史源上升到“学”的高度，这充分体现了他对史料考辨的重视程度。“史源学”的创设，是陈垣先生对史料建设的一个重大贡献，也使他的史学成就超乎乾嘉史家之上。
在史料的考订和择用方面，陈寅恪先生更是慧眼独具。他说：“通论吾国史料，大抵私家纂述易流于诬妄，而官修之书，其病又在多所讳饰。考史事之本末者，苟能于官书与私著等量齐观，详辨而慎取之，则庶几得真相，而无诬妄之失矣。”[13]认为无论官私著述，都可拿来为我所用，只是各有其弊，不可全信。只要史家能够“详辨慎取”，严择慎用，就可避免诬妄之失，得到真确史料。他还进一步提出诗文证史法，将诗文、小说等广泛用为治史之佐证。这里的一个关键性问题是：任何文艺作品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情节渲染和虚构现象，若无深厚的学术功底和精湛的考证技巧，一般难以问津此道。而陈先生学贯中西，得益于长期严格的考据学训练并深得西方实证科学精神启迪，擅长文史互证，不乏成功力作。《秦妇吟校笺》、《元白诗笺证稿》以及《柳如是别传》、《桃花源记旁证》等著作的撰著，证明了诗史互证法的应用价值。这种根植于乾嘉考据学基础之上的学术努力，既拓展了历史资料的取用范围，又提高了史料学的科学境界。
顾颉刚先生是古史辨学派的创始人，在史料考辨方面尤具卓识。他勇于怀疑史籍记载，提出了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学说。其基本理论是：“时代愈后，传说中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我们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状况”[14]。根据这一理论，他断定许多古史记载都是后人附会的，因此要得到真实的材料以明历史之真相，必须大胆地疑古和辨伪。这一传统是承自乾嘉学派的崔述。顾先生对崔述推崇备至并曾投入了相当长的时间和精力研究其人、其著及其治学旨趣，以致将崔述的疑古辨伪传统发扬光大到极致。这种学风提醒治史学人：对于既得材料不可盲目相信盲目采用，只有藉经过严格考订的、谨慎选取的史料进行历史研究，才是治学的正确方法。
乾嘉学派厌弃空发议论，崇尚言必有据，凡立一说，广征博引，凡引资料，必经精审。梁启超认为，这种方法，就是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学者所倡用的逻辑归纳法，其步骤是：“第一步，必先留心观察事物，觑出某点有应特别注意之价值；第二步，既注意于一事项，则凡于此事项同类者，或相关系者，皆罗列比较以研究之；第三步，比较研究的结果，立出自己一种意见；第四步，根据此意见，更正面、旁面、反面博求证据，证据备则泐为定说，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15]梁氏将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简单地比附为近代科学归纳法，未免失之偏颇。因为，归纳法是伴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而渐趋缜密的一种由个别到一般概括和推理的逻辑方法，乾嘉学派虽亦偶或使用归纳法，但却是不自觉的和不明确的，尚未成熟完备到近代科学归纳的高度。事实上，乾嘉学派的主要方法是，广泛细密地搜集各种相关材料以比较其异同，从而判断出何者正确，何者讹误。其主要作用是，能够有效地解决古代文献中以讹传讹或混淆不清的问题，顺利清除通解古籍的路障——疑文滞句，严格说来，称之为比较的方法更为妥切。从方法论意义上讲，它确乎寓有西方实证科学的某些因子，但却难以从个别现象中推导出一般规律。尽管如此，乾嘉学派以史实为根据，以求真为旨归，勤搜资料，严于取舍的朴质学风还是值得取鉴的。恩格斯曾指出：“不论是自然科学或历史科学的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16]，“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17]。因此，史料的搜集与考辨，是历史科学和其它许多人文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环节。虽然乾嘉学派尚未意识到倾其毕生精力所做的一切仅只是史学研究的始端，还必须在此基础上由表及里地去努力探求事物内在的本质联系，但我们必须承认，在他们的治学方法中，的确孕育着近代实证科学的胚芽，对近代史家产生过积极而深远的影响。近代史家的辉煌成就，无疑得自于对乾嘉学风的合理扬弃。史学的发展，需要多方面的条件，既需要新理论和新方法的推广应用，又需要对传统史学中精华部分的继承和弘扬。我们不能想象传统史学如果是一片沙漠，却可以在此之上矗立起现代史学的参天大厦。目前或明或暗地滋生的传统史学虚无主义认识倾向，无助于史学走出困境，摆脱危机。在形形色色的史学新模式被争相鉴用的今天，对传统史学的客观重估，绝对不是老生常谈。
注释：
[1]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75、76页。
[2]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71页。
[3] 王国维：《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观堂集林》卷一，第16页。
[4] 王国维：《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观堂集林》卷九，第6～7页。
[5] 《励耘书屋问学记》，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16页。
[6] 陈寅恪：《寒柳堂集》，《朱延丰突厥通考序》，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71页。
[7] 俞大维编《谈陈寅恪》，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32页。
[8]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上海古籍出版1980年版，236页。
[9] 顾颉刚：《古史辨》第1册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9～30页。
[10]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序》，光绪六年王氏刻本，第2页。
[11]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05页。
[12] 《励耘书屋问学记》，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14页。
[13]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25页。
[14] 顾颉刚：《古史辨》第1册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60页。
[15]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朱维铮校《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1页。
[16][17]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9页、第1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