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明清海洋移民菲律宾的变迁
曾少聪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1997年05期
【原文出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厦门)1997年02期第70-77页
【作者简介】曾少聪：厦门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邮编：361005。
菲律宾的华侨大多来自闽粤地区，他们之间所占的比例多少，没有明确的统计数字。据吴文焕先生对菲律宾20个华侨义山的39479个华侨墓碑的统计资料得知，闽籍约占89%，粤籍约占10%，其他省市约占1%[1]。闽籍的华侨华人主要来自漳泉地区，又以现在泉州市所辖的县市居多，约占闽籍的75%，漳州籍约占23%。这是现在的情况，不过历史上漳州人很早便拓殖南洋，也很早移居菲律宾。明代菲律宾漳州人较多，到了清代，泉州人越来越多，漳州人反而少。王赓武教授指出：“漳州人很早便到南洋，但后来漳州人反而不如泉州人。泉州人去菲律宾发展特别快，特别成功。泉州人的发展与菲律宾的关系，跟漳州人与印尼及马来西亚早期的关系，对当地社会的影响，是值得深究的问题。”[2]本文拟对明清菲律宾漳泉移民的变迁，作一初步探讨。
一
中菲虽早在宋元时期就有贸易往来，但华民较大规模地移居菲律宾，则是在西班牙占领菲律宾以后的事情。明隆庆五年(1571)，西班牙人占取马尼拉，奠定了统治菲律宾的基础。然而菲律宾远离西班牙本国及西属墨西哥，西班牙人占领殖民地所需的的一切物品不得不就近仰仗于中国。首任总督勒加斯比(Miguel Lopez de Legaspi)注意保护华民商旅，奖励华民来菲移垦经商。并对来菲律宾的华舶和华货予以特别优待。华工、华商为了赚钱，冒险南来，中菲通商从而突飞猛进，为经商或劳工而移居马尼拉的华民大增。
据陈荆和先生的研究，明隆庆四年(1570)，戈第(Martin de Coiti)之船队初抵吕宋时，曾见马尼拉有40名华民。隆庆五年(1571)勒加斯比占据马尼拉，开设总督府，当时马尼拉华民计有150名[3]。万历十八年（1590年），住在八联之华民数目经常在3000—4000之间，另外还有2000以上之华民从事来往生意。据多明古会士的估计，这些与住在敦度之华人以及在本市市效从事渔业、园艺之华人合算起来，其总数可达6000至7000人[4]。又据戴微禄(Theveuot)的《奇异的旅行》第二卷的记载：“马尼刺城，共有西班牙人二千名（军队在内），东印度人为数约倍余，但华人则有二万名，他们多数是商人和手工艺者，每年每人纳居留税九元六角（西班牙币名称，原文是REALS）。”[5]由此可见，华人较大规模移居菲律宾是在隆庆五年以后，也就是西班牙占领马尼拉之后。
明代移居菲律宾的华民，主要来自漳州地区，由于漳州和同安县以及厦门市联成一片，为此现在马尼拉龙同海同乡会，就由以前的龙溪县、同安县、海澄县的华侨华人组成。这是一个地域性的组织，因为这三个县在地理位置上联成一片，所以同安县并没有合到泉州市，反而与漳州市所辖的龙溪和海澄组成同一个同乡会。据笔者在马尼拉采访龙同海同乡会前辈的资料表明[6]，他们主要来自于龙溪县的角美镇（角美、石美、东美）、步文镇、石码镇、榜山和鸿渐村；同安县的凤针、锦宅、灌口、马巷、白礁；海澄县的新安、下洋、海沧、青礁；厦门市的禾山祥店村、仙岳村、前仓村。以前厦门市属于同安县管辖，现在的厦门市仍合在龙同海同乡会里。
明代菲律宾漳泉移民的人数，虽然没有专门的史料记载，不过我们可以从零星的史料、墓碑、菲律宾有中国血统的名人、菲律宾中国街道店主的籍贯等方面加以考察。
1603年，由于张嶷和王时和到吕宋考察易机山金矿之事，吕宋区的主教Dr.F.M.D.Benavides认为，中国官员来吕宋勘查金矿，此来系欲探查吕宋军情，他向吕宋总督建议，应切实严加预防，以备万一。同时总督也大有疑心，大肆戒备，如遇大敌。数月后，西班牙长官率领西兵200名，日本兵300名，印度兵500名，合力杀害华民[7]。据同时代一西班牙人的记载[8]，1603年，被杀的华民为22000—24000名，又据Alfonso Felix,Jr.的研究，“在1603年，西班牙人和菲律宾人联合杀死23000名华侨”[9]。此外《海澄县志》也记载：“万历三十一年(1603)吕宋杀华人在其国者二万五千，澄人十之八。”[10]又据《晋江华侨志》的记载：“万历三十一年(1603)，菲律宾西班牙殖民当局首次屠杀华侨，历时40天，被害华侨2.4万多人，占其时当地华侨的98%，其中晋江籍华侨有据可查者17人”[11]。由《海澄县志》的记载，我们知道当时被杀害的华民中，海澄人占80%，有据可查的晋江籍被杀害的华民，只有17人。
明代漳州人移居菲律宾较多，不仅在一些史料中有记载，另外根据菲律宾现存的墓碑也可以得到证实。例如菲律宾目前现存的最古老的华人墓碑[12]，即：
这两块墓碑放在仙沓安娜教学史前遗址陈列馆里，据说是在教堂附近发现的。乾隆九年为公元1744年，另一块墓碑没有年号，因此无法确定实际的年代。乾隆辛亥年为公元1791年，与乾隆九年相差47年。如果再往上推一个甲子，则为雍正九年，辛亥年为公元1731年。据施振民教授的推断，两碑既然同时发现，年代应该相近。[13]不过晋江这块墓碑的实际年代无法判断，据目前所知现存于菲律宾的最古老的墓碑则为乾隆九年这块，这块墓碑恰好是漳州人的墓碑。
此外，我们也可以根据明清时期菲律宾华人中的名人的祖籍地来判断。例如菲律宾华侨义山的创设，远在数百年前，其起源难于稽考。然而，相传事迹甚为显著，就是林旺捐赠地皮，义山丕基才开始奠定。“华人来菲，据史实之足徵者，远在宋时，较西班牙为早；迨西人于西历一五六五年占领后，分设华人与土人甲必丹职位，以司管理之责。其时华人‘甲必丹’权力，至广且大，举凡华人出入口之事件，一切纠纷诉讼，均得专权处理。而‘甲必丹’之产生，系用选举法，每三年改选一次。历来华侨任‘甲必丹’者颇多。时疫猖獗，西政府以外族宗教不同之关系，不许华人埋葬同一公冢；福建漳州龙溪人林旺，竞选甲必丹职位，声明如能当选，愿购一地皮以为华侨公共坟场。林氏当选后，果购地一段，即为现今华侨义山之‘旧仙山’是也。因其时凡任甲必丹者，须受天主教洗礼，华侨通称为沾水，故旧仙山也叫‘沾水地’。是为华侨义山之始”。[14]在当时能够竞选当上甲必丹，又能购买一块地皮作为华侨义山，也可证明林旺当时的财力、物力与声望。
菲律宾第一共和国总统荫米溜·亚银那洛将军，其祖母蔡氏的家乡在漳浦县南蔡乡。“根据当年亲自见过荫米溜·亚银那洛将军，并和他交谈过的刘渊源，在其发表在一九二五年出版的《菲律宾华侨年鉴》的《华侨开发菲岛之功绩与史乖》一文，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二日就任第一菲律宾共和国总统的亚银那洛将军的祖母是华人，姓蔡，是福建省漳浦县南蔡乡人。据刘渊源说，亚银那洛因年幼的时候即成为孤儿，是由这位蔡姓华人祖母抚育长大的。亚银那洛将军还曾两度回到中国的家乡去。”[15]
此外菲律宾第一位女总统科拉松·阿基诺，其祖父也是漳州人。“从父系上说，科拉松·苏木隆·许寰哥是中吕宋区打拉省的一个名门望族的后裔。他们拥有一个15,000英亩的甘蔗种植园。他父亲何塞·许寰哥不仅是位糖业大王和庄园主，而且还是一位金融家，还曾当选为打拉省的国会议员。同许多名字颇象中国人的菲律宾人一样，许寰哥家族一定是多年前来自中国大陆，是早期在菲律宾经商的大批中国商人的一员。后来他们在菲律宾扎下根，通过联姻建立了家族。”[16]
菲华商联总会第一届至第四届理事长杨启泰，祖籍角美杨厝村，也是漳州人。
1996年8月21日，我在菲律宾中国城“菲律宾龙同海联乡总会”会所采访郭尚镳、王有成、吕宜青、许瑞溪、徐忠仁、蔡宜教先生，他们说中国城原来有些街道的商店主要是漳州人开设的，而现在这些街道的店主却多为泉州人。例如：洲仔岸(RosarioStreet)、雨伞巷(Carvajal)、新街([Nueva]Street Ganrada)、东（街）奎巷、后街仔(Nueva Street)、王彬街(Ongpin Street)、拉示玛仁那斯(Dasmarinas Street)。
关于菲律宾漳泉移民的比例，虽然没有具体的统计数字，不过由上所述，我们可以知道在明代及清初，菲律宾的华侨中漳州人比较多，泉州人则相对比较少。迄至清末，泉州人后来居上，并且超过了漳州人。
二
关于明清有多少的泉州移民，史料很少记载，我们只能从地方志、族谱、墓碑等零星的材料进行爬梳，整理出一个大概的情况。
从地方志的资料来看，可以知道泉州人到菲律宾主要在明末和清初，下面拟从晋江、安溪的地方资料进行论述。
晋江县是菲律宾华侨最集中的祖籍地。然而明万历三十年(1603)菲律宾西班牙殖民当局杀害华民达2.5万人，“其中晋江籍华侨有据可查者17人。”[17]崇祯十二年(1639)，菲律宾西班牙殖民当局第二次屠杀华民，华民被惨杀者2—2.4万人，“安海华侨罹难7人。”[18]由此可见，当时菲律宾晋江华侨还不是太多。另据晋江陈、黄、颜、柯、蔡、洪、吴、王姓14部族谱的资料，明清时期，这些姓氏的族人去菲律宾的情况如下：明代嘉靖6人、隆庆4人、万历41人、天启2人、崇祯7人、合计60人。[19]清代顺治3人、康熙15人、乾隆14人、嘉庆6人、道光47人、咸丰24人、同治47人、光绪32人、合计188人。[20]由此可见，晋江移民菲律宾，始于明中叶以后，较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则在清代。
安溪县也是一个著名的侨乡，明清时期安溪人也移居菲律宾。据《安溪华侨志》的记载：“崇善里河内乡（今金谷乡河内村）郑国仰，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生，往菲律宾谋生，死葬在吕宋。”[21]“康熙年间(1662—1722)……周祷光往菲律宾吕宋。”[22]“雍正年间(1723—1735)，刘世居往菲律宾吕宋。”[23]“乾隆年间(1736—1795)，……周允敦、周允缪往菲律宾咬唠吧，卒葬在该地。”[24]
泉州地区现存一些族谱，[25]记载本族人移居菲律宾的情形。《河图郑氏族谱》：“十七世，国仰公讳高智，号围山，以禄公三子，生嘉靖丙寅年（1566年）8月22日。娶洪氏大演人，生隆庆庚午（1570年）正月29日。男曰正度、正脉。公殁于吕宋，氏卒佚。以瓦棺葬河内华表后沟。坐庚向甲，倚壁扫帚尾形，正度公及妈陈氏与洪氏同葬。”
《永春鹏翔郑氏族谱》：“十世，学闵，字思仍，号省吾，洪阶三子，邑吏员，三考授惠安盐场大使。生万历丙子（1576年）三月二十日酉时。壬子年（1612年）商游吕宋，卒其地。配溪益吕氏，子二，维贤、维秀，女二。为，字思斡，洪则三子，生万历甲申（1584年）十月初五日，万历丙辰（1616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商游吕宋，卒其地。配邹氏。……十四世，应慎，字振俭，号远济，荣泰五子，生康熙壬寅（1722年）十一月初四日，卒乾隆巳丑（1769年）五月二十五日辰时，殁在吕宋。子三，天辏、天□、天拒。……尚孝，字日君，号季臣，振攀长子，生乾隆丁丑（1757年）五月十七日，卒乾隆壬寅（1782年）九月二十一日，殁吕宋八莲街。子一，文概。……大山，字日，振兰长子，生乾隆庚辰（1760年）二月十四日，往吕宋，卒缺记。……垂统，字尔三，号继绪，宣海长子，生乾隆甲辰（1784年）。卒道光癸卯（1843年），在吕宋别世。配洪氏，子二，大□、大汉；女一。……礼时，字尔，宣程四子，生嘉庆庚申（1800年）三月十八日，卒道光壬午（1822年），殁吕宋。”
《武城曾氏族谱》（晋江安海）：“曾坤观，乳名坤官，讳世成，字贻地，号诚质，生乾隆乙酉年（1765年）十月十四日，卒乾隆辛亥年（1791年）六月初十日辰时，殁于吕宋。”
《溜江陈氏家谱》载：
“邦永公次子昭拿，生咸丰已未（1859年）九月十九日，殁吕宋岷埠。
十六世，之□公之子，享运，讳开远，乾隆壬戍（1742年）九月初九日，卒乾隆戊申（1788年）六月初五日。妣氏，吕宋把活人，公葬吕宋把活，子三。
正廉，享运公次子，侨居吕宋把活。
正扬，享运公三子，侨居吕宋把活。
邦蚶，正选公四子，生道光戊申（1848年）九月十一日，卒光绪乙亥（1875年）四月二十日，妣吕氏，讳片娘，谥剑顺，科任人，生同治癸亥（1863年）五月二十六日，卒光绪癸卯（1903年）六月初四日。公商殁吕宋，妣葬西埔顶，子二。
十九世，昭院，邦庵公承子，生咸丰庚申（1860年）十月二十三日，卒光绪辛丑(1901)三十四年，妣吴氏，讳饭娘，公商殁吕宋，子二。
十九世，昭□，吴国贤，邦铺公嗣子，生同治甲戍（1874年）四月初三日，卒光绪辛丑（1901年）二月二十五日，配洪氏，讳镜娘、谥勤□，生光绪丁丑（1877年）五月三日，卒民国乙丑（1925年）十月八日，公商殁小吕宋。承子一。
明瑟，兴树仁，邦铺公衍嗣孙，生同治丙寅（1866年）四月十七日，卒光绪癸巳（1893年）四月十七日，公商殁葬吕宋，嗣子一。
明杩，字明□，明定公三子，生光绪甲午（1894年）十一月二十日，卒民国癸亥（1923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公商殁小吕宋，嗣子一。
十九世，昭弄，讳××，邦营×弟二子，生咸丰元年辛亥（1851年）十月二十四日，卒光绪二十五年已亥（1899年）八月初四，寿年四十八，卒在小吕宋。甲辰年在吕宋拾骸归里葬庄山。
下庄长房
十八世 ……乾隆丙寅（1746年）八月初六日，卒乾隆甲午（1774年）十月初二日，公葬吕宋山，妣葬夫。
十九世 昭万公，生乾隆丙寅（1746年），卒乾隆壬寅（1782年）三月十六日，公身殁吕宋。
昭平公，鼎欺公三子，生道光乙酉（1825年）□月，卒光绪□卯（1879年）三月，公身殁吕宋。
二十一世 祖沙，明鸡公之长子，生咸丰庚申（1860年）十二月初七日，卒光绪癸卯（1903年）十月十三日，妣氏台湾人，名需娘，公身殁在吕宋。
祖菊公，明约公之长子，生道光丙戍（1826年）十月初三日，卒同治甲子（1864年）十二月初一，公身故吕宋。
祖轻公，明株公三子，生道光已亥（1839年）八月十二日，卒光绪乙未（1895年）十月十九日，娶番女氏吕宋，番氏名罗曼，公身故在吕宋。
祖科公，明株公四子，生道光壬寅（1842年）八月二十二日，卒同治辛未（1871年）八月十五日，公身故吕宋岷地。
十二世 稷齐公次子，生于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甲辰三月初一日，卒于清康熙元年（1662年）壬寅年九月初七日，寿亨五十九岁。与兄启辰、男鼎蛮合葬于本山后，祀坛官后，坐北向南。启奕公，志在四方，××东吕宋，轻财好文……。
《塘东文檀房周元公派下蔡氏家谱》（手抄本，宣统元年，1909年抄本）：“支燕公，本家公长子，生同治元年壬戍（1862年）十二月十三日，卒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八月二十一日，享年四十一岁，娶洪氏，子二女三。考殁在吕宋”。
上述五部泉州地区的族谱，记载了族人去菲律宾的情况，族谱中虽然没有记载他们是哪一年去菲律宾，但族谱有记录前往菲律宾族人的生殁时间，去菲律宾的族人大多在15—20岁前后，所以我们仍可推出其前往菲律宾的年代。这五部族谱共记载29名族人前往菲律宾，他们去吕宋的年代分别为：明代万历3人、天启1人。清代乾隆7人、嘉庆2人、道光3人、咸丰1人、同治4人、光绪7人。民国期间1人。这说明泉州人移民菲律宾始于明中叶以后，较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则在清代。它正好与《晋江县志》记载晋江县移民菲律宾的情况相同（参考上述）。
据《河图郑氏族谱》的记载，国仰公生于嘉靖丙寅年（1566年），殁于吕宋，由此可知泉州人在西班牙统治菲律宾不久就到菲律宾谋生。据《永春鹏翔郑氏族谱》的记载：学闵，邑吏员，生万历丙子（1576年），壬子年（1612年）商游旅宋，卒其地。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信息，早期到吕宋的人，不仅仅是商人或劳工，也有个别曾做过官吏的人来吕宋。根据《溜江陈氏家谱》的记载，溜江陈氏这个家族共有18人到吕宋谋生，并客死吕宋，且大多葬于吕宋。这表明侨居吕宋具有一种家族性。另据《河田郑氏族谱》的记载，“正度公及妈陈氏与洪氏同葬”，说明他们保留了闽南夫妻同葬的习俗。又据《溜江陈氏家谱》的记载：“十九世，昭弄……卒光绪二十五年乙亥（1899年），……甲辰年在吕宋拾骸归里葬庄山。”反映了华民叶落归根及二次葬的习俗。
三
明代菲律宾的华民以漳州人居多，迄至清代，泉州人后来居上，超过了漳州人。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我们有四个基本的假设：
第一、菲律宾方面的原因，是否西班牙殖民政府对漳泉移民的态度不同，或是泉州人在菲律宾所处的地理环境比漳州人好，或从事的职业比漳州人更易发展？致使清代菲律宾泉州移民人数超过漳州人。从菲律宾方面来看，西班牙殖民当局对漳州和泉州的华民并没有分别对待，华侨寄居菲律宾，自万历十年（1582年），龙其虑总督于马尼拉市区东北部巴石河畔开设八连(Parian)，将本年来菲之华人全部集中该处，并任命西吏为监督官，对华人商业及生活严加管制。[26]直至乾隆二十年（1755年），西班牙殖民当局规定本年六月三十日为改信天主教日，至是日不肯改宗教者，一律予以驱逐。结果，被放逐出境之华人多至2070人，为研究教义而获准留住者1108名，改宗为教徒而获准居留者515名。因亚兰地总督驱逐华民，许多华民潜往苏禄岛贺鲁(Jolo)镇[27]。在这以前，华民基本上都住在八连里，为此漳州人与泉州人不是因侨居地的不同，而造成经济发展的差异，导致移民人数需求的差别。至于早期漳泉移民在菲律宾从事的职业，是否影响到后来的移民活动，史料记载不详，难于稽考。
第二、菲律宾西班牙殖民当局镇压屠杀华民，前两次较大规模的屠杀发生在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和崇祯十二年(1639)，被杀的大多为漳州人。是不是因为漳州人被西班牙殖民统治者屠杀后而不敢再来菲律宾？以致后来菲律宾漳州人数减少？1603年，西班牙殖民政府当局屠杀华侨2.5万人。其中有幸而不死者仅剩下约二百名，西班牙人屠杀华侨后，极度恐慌。其一耽心中国政府派兵前来报复；其次，自惨案发生后，中菲贸易停顿，吕宋土著又不懂经营贸易，这样，吕宋无形中便会成为死地。[28]西班牙殖民当局为了改变这种局面，令派往澳门的专员，探听情况。“这批专员还留居于澳门，探查实情时，碰到几个来自漳州的商人，这些商人以前是常常到吕宋做生意的，他们抱晤之余，西班牙在吕宋的当局派往澳门的专员，便就拜了这些漳州商贩代为带信呈交漳州长官，说明吕宋华侨被惨杀的原因及经过。这些漳州商贩，并允回里时，劝告同乡经营海外贸易者，继续前往吕宋。结果，漳商之续往吕宋做生意者，实予吕宋居地以莫大的利益，盖因生活上急需品，大部分幸得漳商前来供应。专员任务已毕，即返吕宋，……他们回来不久，就有十三艘中国商船，于华侨惨案发生后，重来吕宋，满载各种货物。”[29]又据《菲律宾群岛》(The Philippine Islands)的记载，西班牙人屠杀华侨的次年，即万历三十二年(1604)，“本年初仍有许多华人来菲经商，其数约达四千名，因为前年暴动，八莲已焚毁，西督亚若那乃设法于城内予以安置。彼等于交易完毕后则大多回国，居留者仅四百五十人。”[30]到了崇祯十一年（1638年），侨居菲律宾的华民总人数约2.5—3万人。由此可见，漳州人并不因为华民被杀，而不敢前往吕宋经商或侨居，只是后来漳州人去菲律宾的人数比泉州人少了。
第三、是否因为漳泉生态环境与人文历史背景的差异，导致清代菲律宾漳州华侨人数不如泉州的华侨人数。从生态环境来看，九龙江下游的漳州平原属于福建省最大的平原，土地肥沃，盛产大米和水果，龙溪和海澄县位于九龙江下游平原，为此漳州人到菲律宾，大多是为了赚一笔钱，然后衣锦还乡，荣宗耀祖，购置田产等。笔者在菲律宾从事田野调查时，曾访问了郭尚镳、王有成、吕宜青、徐忠仁、许瑞溪、蔡宜教、陈文辉先生，他们认为漳州土地肥沃，许多漳州人在菲律宾赚了钱则回家购买田园；而泉州土地比较贫脊，泉州人多吃地瓜，所以泉州人寄居菲律宾的人数较多，他们不断地繁衍，再连亲带戚地带到菲律宾。例如“降及明清（吴氏）族人相继乘槎浮海者，络绎不绝，尤以侨居菲律宾为最多。于是父挈其子，兄率其弟，接踵而至，居斯食斯，以生以养。迨逊清末时，族人旅菲者数以万计，工商学贾，各从其业。”[31]此外，从文化传统来看，宋元时代，泉州为世界一大商港，商贾云集，泉州人则浮海谋生，海外移民的传统比漳州人更为浓厚，而漳州人则更多以农业为主。自明景泰四年（1453年），月港的走私贸易开始兴起，明代中叶以后至清初以前，漳州的月港成为我国最大的贸易港口之一，是东南沿海与东、西洋的贸易中心，万商云集，驰名中外。月港的盛况，仅持续一个半世纪左右，后被厦门港取代。漳州月港与泉州港相比，就其持续的时间和影响的范围，月港不如泉州港。从文化传统来看，泉州人比漳州人更具有到海外经商的传统。由此可见，清代菲律宾泉州移民超过漳州人，这和漳泉地区生态环境和历史文化背景的差异具有一定的关系。
第四、从明中叶开始，漳州人移居海外出现更大的分流状况。他们仍继续移居海外，不过移居的地方不再以菲律宾为主，有的移往马来西亚、印尼、文莱、新加坡、台湾等地区。与此同时，泉州人仍大量移居菲律宾，遂造成菲律宾的泉州人超过漳州人。虽然自明中叶开始，漳州人移居海外出现更大的分流状况，但从总的情况来看，明清移居海外的泉州人还是比漳州人多。
注释：
[1]关于菲律宾华侨的祖籍地，吴文焕先生把全菲各地二十个华侨义山所拍摄的39479个墓碑输入电脑，然后统计其籍贯和姓氏，其结果表明在菲律宾的华侨中，福建人占89%，广东人占10%，其他省份占1%。详细情况请看吴文焕：《关于全菲各地华侨义山墓碑籍贯和姓氏的统计报告》，载马尼拉：《世界日报》，1995年1月29日。
[2]王赓武：《海外华人社会与地方史文献》，载林天蔚主编：《亚太地方文献研究论文集》，香港，1991年版，第16—17页。
[3]陈荆和：《十六世纪之菲律宾华侨》，新亚研究所东南亚研究室刊，1963年8月版，第135页。
[4]同上，第137—138页。
[5]菲律乔治：《西班牙与漳州之初期通商》，载中共龙溪地委宣传部，福建历史学会厦门分会编印：《月港研究论文集》，1983年，第281—282页。
[6]1996年8月21日，笔者在马尼拉龙同海同乡会的会所，采访龙同海的前辈郭尚镳、许瑞溪、王有成、吕宜青、徐忠仁、蔡宜教、陈文辉先生。他们告诉笔者关于菲律宾龙同海华侨及其祖籍地等情况。
[7]同注5，第288—289页。
[8]转引同注3，第140页。
[9]Alfonso Felix,Jr.How we Stand.Edited by Alfonso Felix, Jr.,The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1570—1770).Vol.1,PP.3,Ph-ilippines:Regal Printing Co.1966
[10]转引陈吴泉：《月港的兴起与闽南华侨》，载龙溪地委宣传部，福建历史学会厦门分会编印：《月港研究论文集》，1983年，第203页。
[11]吴泰主编：《晋江华侨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页。
[12]施振民：《菲华碑文史料》，载洪玉华编《华人移民》，马尼拉，菲律宾华裔青年联合会、拉萨大学中国研究出版，1992版，第290页。
[13]同上，第288页。
[14]《菲律宾华侨善举公所九十周年纪念刊》(1877—1967)，菲律宾华侨善举公所九十周年纪念刊编纂委员会，马尼拉，1986年12月版。
[15]《菲律宾第一共和国总统荫米溜·亚银娜洛将军》，菲律宾华裔青年联谊会编，载《世界日报》，1996年2月25日。
[16][菲]埃萨伯罗·克里索斯托莫著：《科丽·阿基诺传》，北京，东方出版社，第15页。
[17]同注11，第6页。
[18]同上，第7页。
[19]同上，第28页。
[20]同上，第30页。
[21]、[22]、[23]陈克振主编：《安溪华侨志》，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6页。
[24]同上，第7页。
[25]笔者1995年去泉州华侨大学，承蒙郑山玉教授提供泉州的族谱资料。
[26]引自同注3，第136页。
[27]同注3，第149页。
[28]同注5，第289页。
[29]同注5，第289页。
[30]引自同注3，第141页。
[31]引自同注11，第29页。^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1997年05期
【原文出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厦门)1997年02期第70-77页
【作者简介】曾少聪：厦门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邮编：361005。
一
中菲虽早在宋元时期就有贸易往来，但华民较大规模地移居菲律宾，则是在西班牙占领菲律宾以后的事情。明隆庆五年(1571)，西班牙人占取马尼拉，奠定了统治菲律宾的基础。然而菲律宾远离西班牙本国及西属墨西哥，西班牙人占领殖民地所需的的一切物品不得不就近仰仗于中国。首任总督勒加斯比(Miguel Lopez de Legaspi)注意保护华民商旅，奖励华民来菲移垦经商。并对来菲律宾的华舶和华货予以特别优待。华工、华商为了赚钱，冒险南来，中菲通商从而突飞猛进，为经商或劳工而移居马尼拉的华民大增。
据陈荆和先生的研究，明隆庆四年(1570)，戈第(Martin de Coiti)之船队初抵吕宋时，曾见马尼拉有40名华民。隆庆五年(1571)勒加斯比占据马尼拉，开设总督府，当时马尼拉华民计有150名[3]。万历十八年（1590年），住在八联之华民数目经常在3000—4000之间，另外还有2000以上之华民从事来往生意。据多明古会士的估计，这些与住在敦度之华人以及在本市市效从事渔业、园艺之华人合算起来，其总数可达6000至7000人[4]。又据戴微禄(Theveuot)的《奇异的旅行》第二卷的记载：“马尼刺城，共有西班牙人二千名（军队在内），东印度人为数约倍余，但华人则有二万名，他们多数是商人和手工艺者，每年每人纳居留税九元六角（西班牙币名称，原文是REALS）。”[5]由此可见，华人较大规模移居菲律宾是在隆庆五年以后，也就是西班牙占领马尼拉之后。
明代移居菲律宾的华民，主要来自漳州地区，由于漳州和同安县以及厦门市联成一片，为此现在马尼拉龙同海同乡会，就由以前的龙溪县、同安县、海澄县的华侨华人组成。这是一个地域性的组织，因为这三个县在地理位置上联成一片，所以同安县并没有合到泉州市，反而与漳州市所辖的龙溪和海澄组成同一个同乡会。据笔者在马尼拉采访龙同海同乡会前辈的资料表明[6]，他们主要来自于龙溪县的角美镇（角美、石美、东美）、步文镇、石码镇、榜山和鸿渐村；同安县的凤针、锦宅、灌口、马巷、白礁；海澄县的新安、下洋、海沧、青礁；厦门市的禾山祥店村、仙岳村、前仓村。以前厦门市属于同安县管辖，现在的厦门市仍合在龙同海同乡会里。
明代菲律宾漳泉移民的人数，虽然没有专门的史料记载，不过我们可以从零星的史料、墓碑、菲律宾有中国血统的名人、菲律宾中国街道店主的籍贯等方面加以考察。
1603年，由于张嶷和王时和到吕宋考察易机山金矿之事，吕宋区的主教Dr.F.M.D.Benavides认为，中国官员来吕宋勘查金矿，此来系欲探查吕宋军情，他向吕宋总督建议，应切实严加预防，以备万一。同时总督也大有疑心，大肆戒备，如遇大敌。数月后，西班牙长官率领西兵200名，日本兵300名，印度兵500名，合力杀害华民[7]。据同时代一西班牙人的记载[8]，1603年，被杀的华民为22000—24000名，又据Alfonso Felix,Jr.的研究，“在1603年，西班牙人和菲律宾人联合杀死23000名华侨”[9]。此外《海澄县志》也记载：“万历三十一年(1603)吕宋杀华人在其国者二万五千，澄人十之八。”[10]又据《晋江华侨志》的记载：“万历三十一年(1603)，菲律宾西班牙殖民当局首次屠杀华侨，历时40天，被害华侨2.4万多人，占其时当地华侨的98%，其中晋江籍华侨有据可查者17人”[11]。由《海澄县志》的记载，我们知道当时被杀害的华民中，海澄人占80%，有据可查的晋江籍被杀害的华民，只有17人。
明代漳州人移居菲律宾较多，不仅在一些史料中有记载，另外根据菲律宾现存的墓碑也可以得到证实。例如菲律宾目前现存的最古老的华人墓碑[12]，即：
这两块墓碑放在仙沓安娜教学史前遗址陈列馆里，据说是在教堂附近发现的。乾隆九年为公元1744年，另一块墓碑没有年号，因此无法确定实际的年代。乾隆辛亥年为公元1791年，与乾隆九年相差47年。如果再往上推一个甲子，则为雍正九年，辛亥年为公元1731年。据施振民教授的推断，两碑既然同时发现，年代应该相近。[13]不过晋江这块墓碑的实际年代无法判断，据目前所知现存于菲律宾的最古老的墓碑则为乾隆九年这块，这块墓碑恰好是漳州人的墓碑。
此外，我们也可以根据明清时期菲律宾华人中的名人的祖籍地来判断。例如菲律宾华侨义山的创设，远在数百年前，其起源难于稽考。然而，相传事迹甚为显著，就是林旺捐赠地皮，义山丕基才开始奠定。“华人来菲，据史实之足徵者，远在宋时，较西班牙为早；迨西人于西历一五六五年占领后，分设华人与土人甲必丹职位，以司管理之责。其时华人‘甲必丹’权力，至广且大，举凡华人出入口之事件，一切纠纷诉讼，均得专权处理。而‘甲必丹’之产生，系用选举法，每三年改选一次。历来华侨任‘甲必丹’者颇多。时疫猖獗，西政府以外族宗教不同之关系，不许华人埋葬同一公冢；福建漳州龙溪人林旺，竞选甲必丹职位，声明如能当选，愿购一地皮以为华侨公共坟场。林氏当选后，果购地一段，即为现今华侨义山之‘旧仙山’是也。因其时凡任甲必丹者，须受天主教洗礼，华侨通称为沾水，故旧仙山也叫‘沾水地’。是为华侨义山之始”。[14]在当时能够竞选当上甲必丹，又能购买一块地皮作为华侨义山，也可证明林旺当时的财力、物力与声望。
菲律宾第一共和国总统荫米溜·亚银那洛将军，其祖母蔡氏的家乡在漳浦县南蔡乡。“根据当年亲自见过荫米溜·亚银那洛将军，并和他交谈过的刘渊源，在其发表在一九二五年出版的《菲律宾华侨年鉴》的《华侨开发菲岛之功绩与史乖》一文，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二日就任第一菲律宾共和国总统的亚银那洛将军的祖母是华人，姓蔡，是福建省漳浦县南蔡乡人。据刘渊源说，亚银那洛因年幼的时候即成为孤儿，是由这位蔡姓华人祖母抚育长大的。亚银那洛将军还曾两度回到中国的家乡去。”[15]
此外菲律宾第一位女总统科拉松·阿基诺，其祖父也是漳州人。“从父系上说，科拉松·苏木隆·许寰哥是中吕宋区打拉省的一个名门望族的后裔。他们拥有一个15,000英亩的甘蔗种植园。他父亲何塞·许寰哥不仅是位糖业大王和庄园主，而且还是一位金融家，还曾当选为打拉省的国会议员。同许多名字颇象中国人的菲律宾人一样，许寰哥家族一定是多年前来自中国大陆，是早期在菲律宾经商的大批中国商人的一员。后来他们在菲律宾扎下根，通过联姻建立了家族。”[16]
菲华商联总会第一届至第四届理事长杨启泰，祖籍角美杨厝村，也是漳州人。
1996年8月21日，我在菲律宾中国城“菲律宾龙同海联乡总会”会所采访郭尚镳、王有成、吕宜青、许瑞溪、徐忠仁、蔡宜教先生，他们说中国城原来有些街道的商店主要是漳州人开设的，而现在这些街道的店主却多为泉州人。例如：洲仔岸(RosarioStreet)、雨伞巷(Carvajal)、新街([Nueva]Street Ganrada)、东（街）奎巷、后街仔(Nueva Street)、王彬街(Ongpin Street)、拉示玛仁那斯(Dasmarinas Street)。
关于菲律宾漳泉移民的比例，虽然没有具体的统计数字，不过由上所述，我们可以知道在明代及清初，菲律宾的华侨中漳州人比较多，泉州人则相对比较少。迄至清末，泉州人后来居上，并且超过了漳州人。
二
关于明清有多少的泉州移民，史料很少记载，我们只能从地方志、族谱、墓碑等零星的材料进行爬梳，整理出一个大概的情况。
从地方志的资料来看，可以知道泉州人到菲律宾主要在明末和清初，下面拟从晋江、安溪的地方资料进行论述。
晋江县是菲律宾华侨最集中的祖籍地。然而明万历三十年(1603)菲律宾西班牙殖民当局杀害华民达2.5万人，“其中晋江籍华侨有据可查者17人。”[17]崇祯十二年(1639)，菲律宾西班牙殖民当局第二次屠杀华民，华民被惨杀者2—2.4万人，“安海华侨罹难7人。”[18]由此可见，当时菲律宾晋江华侨还不是太多。另据晋江陈、黄、颜、柯、蔡、洪、吴、王姓14部族谱的资料，明清时期，这些姓氏的族人去菲律宾的情况如下：明代嘉靖6人、隆庆4人、万历41人、天启2人、崇祯7人、合计60人。[19]清代顺治3人、康熙15人、乾隆14人、嘉庆6人、道光47人、咸丰24人、同治47人、光绪32人、合计188人。[20]由此可见，晋江移民菲律宾，始于明中叶以后，较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则在清代。
安溪县也是一个著名的侨乡，明清时期安溪人也移居菲律宾。据《安溪华侨志》的记载：“崇善里河内乡（今金谷乡河内村）郑国仰，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生，往菲律宾谋生，死葬在吕宋。”[21]“康熙年间(1662—1722)……周祷光往菲律宾吕宋。”[22]“雍正年间(1723—1735)，刘世居往菲律宾吕宋。”[23]“乾隆年间(1736—1795)，……周允敦、周允缪往菲律宾咬唠吧，卒葬在该地。”[24]
泉州地区现存一些族谱，[25]记载本族人移居菲律宾的情形。《河图郑氏族谱》：“十七世，国仰公讳高智，号围山，以禄公三子，生嘉靖丙寅年（1566年）8月22日。娶洪氏大演人，生隆庆庚午（1570年）正月29日。男曰正度、正脉。公殁于吕宋，氏卒佚。以瓦棺葬河内华表后沟。坐庚向甲，倚壁扫帚尾形，正度公及妈陈氏与洪氏同葬。”
《永春鹏翔郑氏族谱》：“十世，学闵，字思仍，号省吾，洪阶三子，邑吏员，三考授惠安盐场大使。生万历丙子（1576年）三月二十日酉时。壬子年（1612年）商游吕宋，卒其地。配溪益吕氏，子二，维贤、维秀，女二。为，字思斡，洪则三子，生万历甲申（1584年）十月初五日，万历丙辰（1616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商游吕宋，卒其地。配邹氏。……十四世，应慎，字振俭，号远济，荣泰五子，生康熙壬寅（1722年）十一月初四日，卒乾隆巳丑（1769年）五月二十五日辰时，殁在吕宋。子三，天辏、天□、天拒。……尚孝，字日君，号季臣，振攀长子，生乾隆丁丑（1757年）五月十七日，卒乾隆壬寅（1782年）九月二十一日，殁吕宋八莲街。子一，文概。……大山，字日，振兰长子，生乾隆庚辰（1760年）二月十四日，往吕宋，卒缺记。……垂统，字尔三，号继绪，宣海长子，生乾隆甲辰（1784年）。卒道光癸卯（1843年），在吕宋别世。配洪氏，子二，大□、大汉；女一。……礼时，字尔，宣程四子，生嘉庆庚申（1800年）三月十八日，卒道光壬午（1822年），殁吕宋。”
《武城曾氏族谱》（晋江安海）：“曾坤观，乳名坤官，讳世成，字贻地，号诚质，生乾隆乙酉年（1765年）十月十四日，卒乾隆辛亥年（1791年）六月初十日辰时，殁于吕宋。”
《溜江陈氏家谱》载：
“邦永公次子昭拿，生咸丰已未（1859年）九月十九日，殁吕宋岷埠。
十六世，之□公之子，享运，讳开远，乾隆壬戍（1742年）九月初九日，卒乾隆戊申（1788年）六月初五日。妣氏，吕宋把活人，公葬吕宋把活，子三。
正廉，享运公次子，侨居吕宋把活。
正扬，享运公三子，侨居吕宋把活。
邦蚶，正选公四子，生道光戊申（1848年）九月十一日，卒光绪乙亥（1875年）四月二十日，妣吕氏，讳片娘，谥剑顺，科任人，生同治癸亥（1863年）五月二十六日，卒光绪癸卯（1903年）六月初四日。公商殁吕宋，妣葬西埔顶，子二。
十九世，昭院，邦庵公承子，生咸丰庚申（1860年）十月二十三日，卒光绪辛丑(1901)三十四年，妣吴氏，讳饭娘，公商殁吕宋，子二。
十九世，昭□，吴国贤，邦铺公嗣子，生同治甲戍（1874年）四月初三日，卒光绪辛丑（1901年）二月二十五日，配洪氏，讳镜娘、谥勤□，生光绪丁丑（1877年）五月三日，卒民国乙丑（1925年）十月八日，公商殁小吕宋。承子一。
明瑟，兴树仁，邦铺公衍嗣孙，生同治丙寅（1866年）四月十七日，卒光绪癸巳（1893年）四月十七日，公商殁葬吕宋，嗣子一。
明杩，字明□，明定公三子，生光绪甲午（1894年）十一月二十日，卒民国癸亥（1923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公商殁小吕宋，嗣子一。
十九世，昭弄，讳××，邦营×弟二子，生咸丰元年辛亥（1851年）十月二十四日，卒光绪二十五年已亥（1899年）八月初四，寿年四十八，卒在小吕宋。甲辰年在吕宋拾骸归里葬庄山。
下庄长房
十八世 ……乾隆丙寅（1746年）八月初六日，卒乾隆甲午（1774年）十月初二日，公葬吕宋山，妣葬夫。
十九世 昭万公，生乾隆丙寅（1746年），卒乾隆壬寅（1782年）三月十六日，公身殁吕宋。
昭平公，鼎欺公三子，生道光乙酉（1825年）□月，卒光绪□卯（1879年）三月，公身殁吕宋。
二十一世 祖沙，明鸡公之长子，生咸丰庚申（1860年）十二月初七日，卒光绪癸卯（1903年）十月十三日，妣氏台湾人，名需娘，公身殁在吕宋。
祖菊公，明约公之长子，生道光丙戍（1826年）十月初三日，卒同治甲子（1864年）十二月初一，公身故吕宋。
祖轻公，明株公三子，生道光已亥（1839年）八月十二日，卒光绪乙未（1895年）十月十九日，娶番女氏吕宋，番氏名罗曼，公身故在吕宋。
祖科公，明株公四子，生道光壬寅（1842年）八月二十二日，卒同治辛未（1871年）八月十五日，公身故吕宋岷地。
十二世 稷齐公次子，生于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甲辰三月初一日，卒于清康熙元年（1662年）壬寅年九月初七日，寿亨五十九岁。与兄启辰、男鼎蛮合葬于本山后，祀坛官后，坐北向南。启奕公，志在四方，××东吕宋，轻财好文……。
《塘东文檀房周元公派下蔡氏家谱》（手抄本，宣统元年，1909年抄本）：“支燕公，本家公长子，生同治元年壬戍（1862年）十二月十三日，卒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八月二十一日，享年四十一岁，娶洪氏，子二女三。考殁在吕宋”。
上述五部泉州地区的族谱，记载了族人去菲律宾的情况，族谱中虽然没有记载他们是哪一年去菲律宾，但族谱有记录前往菲律宾族人的生殁时间，去菲律宾的族人大多在15—20岁前后，所以我们仍可推出其前往菲律宾的年代。这五部族谱共记载29名族人前往菲律宾，他们去吕宋的年代分别为：明代万历3人、天启1人。清代乾隆7人、嘉庆2人、道光3人、咸丰1人、同治4人、光绪7人。民国期间1人。这说明泉州人移民菲律宾始于明中叶以后，较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则在清代。它正好与《晋江县志》记载晋江县移民菲律宾的情况相同（参考上述）。
据《河图郑氏族谱》的记载，国仰公生于嘉靖丙寅年（1566年），殁于吕宋，由此可知泉州人在西班牙统治菲律宾不久就到菲律宾谋生。据《永春鹏翔郑氏族谱》的记载：学闵，邑吏员，生万历丙子（1576年），壬子年（1612年）商游旅宋，卒其地。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信息，早期到吕宋的人，不仅仅是商人或劳工，也有个别曾做过官吏的人来吕宋。根据《溜江陈氏家谱》的记载，溜江陈氏这个家族共有18人到吕宋谋生，并客死吕宋，且大多葬于吕宋。这表明侨居吕宋具有一种家族性。另据《河田郑氏族谱》的记载，“正度公及妈陈氏与洪氏同葬”，说明他们保留了闽南夫妻同葬的习俗。又据《溜江陈氏家谱》的记载：“十九世，昭弄……卒光绪二十五年乙亥（1899年），……甲辰年在吕宋拾骸归里葬庄山。”反映了华民叶落归根及二次葬的习俗。
三
明代菲律宾的华民以漳州人居多，迄至清代，泉州人后来居上，超过了漳州人。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我们有四个基本的假设：
第一、菲律宾方面的原因，是否西班牙殖民政府对漳泉移民的态度不同，或是泉州人在菲律宾所处的地理环境比漳州人好，或从事的职业比漳州人更易发展？致使清代菲律宾泉州移民人数超过漳州人。从菲律宾方面来看，西班牙殖民当局对漳州和泉州的华民并没有分别对待，华侨寄居菲律宾，自万历十年（1582年），龙其虑总督于马尼拉市区东北部巴石河畔开设八连(Parian)，将本年来菲之华人全部集中该处，并任命西吏为监督官，对华人商业及生活严加管制。[26]直至乾隆二十年（1755年），西班牙殖民当局规定本年六月三十日为改信天主教日，至是日不肯改宗教者，一律予以驱逐。结果，被放逐出境之华人多至2070人，为研究教义而获准留住者1108名，改宗为教徒而获准居留者515名。因亚兰地总督驱逐华民，许多华民潜往苏禄岛贺鲁(Jolo)镇[27]。在这以前，华民基本上都住在八连里，为此漳州人与泉州人不是因侨居地的不同，而造成经济发展的差异，导致移民人数需求的差别。至于早期漳泉移民在菲律宾从事的职业，是否影响到后来的移民活动，史料记载不详，难于稽考。
第二、菲律宾西班牙殖民当局镇压屠杀华民，前两次较大规模的屠杀发生在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和崇祯十二年(1639)，被杀的大多为漳州人。是不是因为漳州人被西班牙殖民统治者屠杀后而不敢再来菲律宾？以致后来菲律宾漳州人数减少？1603年，西班牙殖民政府当局屠杀华侨2.5万人。其中有幸而不死者仅剩下约二百名，西班牙人屠杀华侨后，极度恐慌。其一耽心中国政府派兵前来报复；其次，自惨案发生后，中菲贸易停顿，吕宋土著又不懂经营贸易，这样，吕宋无形中便会成为死地。[28]西班牙殖民当局为了改变这种局面，令派往澳门的专员，探听情况。“这批专员还留居于澳门，探查实情时，碰到几个来自漳州的商人，这些商人以前是常常到吕宋做生意的，他们抱晤之余，西班牙在吕宋的当局派往澳门的专员，便就拜了这些漳州商贩代为带信呈交漳州长官，说明吕宋华侨被惨杀的原因及经过。这些漳州商贩，并允回里时，劝告同乡经营海外贸易者，继续前往吕宋。结果，漳商之续往吕宋做生意者，实予吕宋居地以莫大的利益，盖因生活上急需品，大部分幸得漳商前来供应。专员任务已毕，即返吕宋，……他们回来不久，就有十三艘中国商船，于华侨惨案发生后，重来吕宋，满载各种货物。”[29]又据《菲律宾群岛》(The Philippine Islands)的记载，西班牙人屠杀华侨的次年，即万历三十二年(1604)，“本年初仍有许多华人来菲经商，其数约达四千名，因为前年暴动，八莲已焚毁，西督亚若那乃设法于城内予以安置。彼等于交易完毕后则大多回国，居留者仅四百五十人。”[30]到了崇祯十一年（1638年），侨居菲律宾的华民总人数约2.5—3万人。由此可见，漳州人并不因为华民被杀，而不敢前往吕宋经商或侨居，只是后来漳州人去菲律宾的人数比泉州人少了。
第三、是否因为漳泉生态环境与人文历史背景的差异，导致清代菲律宾漳州华侨人数不如泉州的华侨人数。从生态环境来看，九龙江下游的漳州平原属于福建省最大的平原，土地肥沃，盛产大米和水果，龙溪和海澄县位于九龙江下游平原，为此漳州人到菲律宾，大多是为了赚一笔钱，然后衣锦还乡，荣宗耀祖，购置田产等。笔者在菲律宾从事田野调查时，曾访问了郭尚镳、王有成、吕宜青、徐忠仁、许瑞溪、蔡宜教、陈文辉先生，他们认为漳州土地肥沃，许多漳州人在菲律宾赚了钱则回家购买田园；而泉州土地比较贫脊，泉州人多吃地瓜，所以泉州人寄居菲律宾的人数较多，他们不断地繁衍，再连亲带戚地带到菲律宾。例如“降及明清（吴氏）族人相继乘槎浮海者，络绎不绝，尤以侨居菲律宾为最多。于是父挈其子，兄率其弟，接踵而至，居斯食斯，以生以养。迨逊清末时，族人旅菲者数以万计，工商学贾，各从其业。”[31]此外，从文化传统来看，宋元时代，泉州为世界一大商港，商贾云集，泉州人则浮海谋生，海外移民的传统比漳州人更为浓厚，而漳州人则更多以农业为主。自明景泰四年（1453年），月港的走私贸易开始兴起，明代中叶以后至清初以前，漳州的月港成为我国最大的贸易港口之一，是东南沿海与东、西洋的贸易中心，万商云集，驰名中外。月港的盛况，仅持续一个半世纪左右，后被厦门港取代。漳州月港与泉州港相比，就其持续的时间和影响的范围，月港不如泉州港。从文化传统来看，泉州人比漳州人更具有到海外经商的传统。由此可见，清代菲律宾泉州移民超过漳州人，这和漳泉地区生态环境和历史文化背景的差异具有一定的关系。
第四、从明中叶开始，漳州人移居海外出现更大的分流状况。他们仍继续移居海外，不过移居的地方不再以菲律宾为主，有的移往马来西亚、印尼、文莱、新加坡、台湾等地区。与此同时，泉州人仍大量移居菲律宾，遂造成菲律宾的泉州人超过漳州人。虽然自明中叶开始，漳州人移居海外出现更大的分流状况，但从总的情况来看，明清移居海外的泉州人还是比漳州人多。
注释：
[1]关于菲律宾华侨的祖籍地，吴文焕先生把全菲各地二十个华侨义山所拍摄的39479个墓碑输入电脑，然后统计其籍贯和姓氏，其结果表明在菲律宾的华侨中，福建人占89%，广东人占10%，其他省份占1%。详细情况请看吴文焕：《关于全菲各地华侨义山墓碑籍贯和姓氏的统计报告》，载马尼拉：《世界日报》，1995年1月29日。
[2]王赓武：《海外华人社会与地方史文献》，载林天蔚主编：《亚太地方文献研究论文集》，香港，1991年版，第16—17页。
[3]陈荆和：《十六世纪之菲律宾华侨》，新亚研究所东南亚研究室刊，1963年8月版，第135页。
[4]同上，第137—138页。
[5]菲律乔治：《西班牙与漳州之初期通商》，载中共龙溪地委宣传部，福建历史学会厦门分会编印：《月港研究论文集》，1983年，第281—282页。
[6]1996年8月21日，笔者在马尼拉龙同海同乡会的会所，采访龙同海的前辈郭尚镳、许瑞溪、王有成、吕宜青、徐忠仁、蔡宜教、陈文辉先生。他们告诉笔者关于菲律宾龙同海华侨及其祖籍地等情况。
[7]同注5，第288—289页。
[8]转引同注3，第140页。
[9]Alfonso Felix,Jr.How we Stand.Edited by Alfonso Felix, Jr.,The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1570—1770).Vol.1,PP.3,Ph-ilippines:Regal Printing Co.1966
[10]转引陈吴泉：《月港的兴起与闽南华侨》，载龙溪地委宣传部，福建历史学会厦门分会编印：《月港研究论文集》，1983年，第203页。
[11]吴泰主编：《晋江华侨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页。
[12]施振民：《菲华碑文史料》，载洪玉华编《华人移民》，马尼拉，菲律宾华裔青年联合会、拉萨大学中国研究出版，1992版，第290页。
[13]同上，第288页。
[14]《菲律宾华侨善举公所九十周年纪念刊》(1877—1967)，菲律宾华侨善举公所九十周年纪念刊编纂委员会，马尼拉，1986年12月版。
[15]《菲律宾第一共和国总统荫米溜·亚银娜洛将军》，菲律宾华裔青年联谊会编，载《世界日报》，1996年2月25日。
[16][菲]埃萨伯罗·克里索斯托莫著：《科丽·阿基诺传》，北京，东方出版社，第15页。
[17]同注11，第6页。
[18]同上，第7页。
[19]同上，第28页。
[20]同上，第30页。
[21]、[22]、[23]陈克振主编：《安溪华侨志》，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6页。
[24]同上，第7页。
[25]笔者1995年去泉州华侨大学，承蒙郑山玉教授提供泉州的族谱资料。
[26]引自同注3，第136页。
[27]同注3，第149页。
[28]同注5，第289页。
[29]同注5，第289页。
[30]引自同注3，第141页。
[31]引自同注11，第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