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明清苏州会馆的兴起
——明清苏州会馆研究之一
马斌/陈晓明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1997年05期
【原文出处】《学海》(南京)1997年03期第97-101页
【作者简介】马斌 南京大学历史系
陈晓明 南京图书馆古籍部
清人杭世骏说：“会馆之设，肇于京师，遍及都会，而吴阊为盛。”[1]自明代后期以来，苏州兴起了众多的会馆。据《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统计，仅苏州附郭的吴、长、元三县境内，明清时期的会馆就有40个。吕作燮先生《试论明清时期会馆的性质和作用》一文，收录有苏州的会馆49所。笔者最近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又发现有12个被遗漏的会馆，它们是：关东会馆、人参会馆、药王会馆、浙嘉会馆、震泽会馆、中州会馆、上海会馆、鸭蛋会馆、白石会馆、广东会馆、浙江会馆和武林会馆，从而使已知的苏州会馆总数达到61个，称公所者尚不在其列。此外，苏州地区其它城镇的会馆数量也很可观，仅吴江县盛泽一镇，先后建立的会馆就有7个之多。
苏州会馆的数量、规模在全国都名列前茅。那么，苏州众多会馆兴起的目的、条件和背景究竟如何呢？本文拟据现有资料，就此问题进行一些探讨，以抛砖引玉。
会馆的设置当源于北京。目前已知的最早会馆，应属明代永乐年间安徽芜湖人，工部主事俞谟在北京捐建的芜湖会馆。[2]创建会馆的最初用意，据当时人称，是为在京仕宦、应朝官员、游历士绅及应试举子提供居停的场所。[3]北京是首都所在，政府机构众多，官员数量庞大，加上各地到北京觐见的官员、游历的士绅及赴试的举子，数量就更为可观。为这些仕绅提供初至居停场所的会馆源于北京，正是北京首都地位的客观需要。也正因如此，明清时期北京的绝大部分会馆，都是由仕宦所建，其目的是为仕宦服务的。[4]故这一类型的会馆可称为仕宦会馆。
明代中后期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各地经济交流日益扩大，流动人口不断增加，因而在一些工商业比较繁荣的城镇，出现了不少以工商业者为主体建立起来的会馆。“历观大江以南之会馆，鳞次栉比，是惟国家休养生息之泽久而弥厚，放商贾辐凑，物产丰盈，因以毕集于斯也。”[5]这些地区绝大部分会馆建立的目的是“通商易贿，计有无，权损益，征贵征贱，讲求三之五之之术。”[6]其性质主要是为工商业服务的，因此可称为工商会馆。苏州是当时工商业最发达，商品经济最繁荣的地区，它“地不能方二百里，而财赋当天下少半，郡城繁华，四方商旅辐辏，过者啧啧羡富饶。”[7]苏州会馆的蓬勃兴起，正是明清苏州在全国所居经济地位最真实的反映。在苏州的61个会馆中，创建人可考的有60个，其中工商会馆有56个，[8]占总数的93%，其工商会馆数量堪称全国第一。
会馆的设立，意在“迓神麻，联嘉会，襄义举，笃乡情，甚盛典也”。[9]具体说来，会馆的建立大致有以下几个目的：
一是联络乡情，团结同乡。“□来商贾辐辏之地，必有会馆，所以萃其涣而联其情，非作无益者比。”[10]建立会馆的目的，在于提供一个聚会场所以团结同乡。在中国，很早就形成了浓厚的乡土观念。如金华人称，虽然“苏之与婺（指金华——笔者），同处大江以南，而地分吴越，未免异乡风土之思。故久羁者，每喜乡人戾止；聿来者，惟望同里为归，亦情所不能已也。”[11]金华与苏州同处风俗、语言相近的吴越地区，尚有离乡背井之感，从其它差异更大的地区来苏的经营者的感受，也就更可想而知了。会馆的建立，使远离家乡的经营者得以聚集有地，“庶几休戚相关，缓急可恃，无去国怀乡之悲，”[12]意义不可谓不大。为联络乡谊，会馆都设有客厅和厨房，以备同乡聚会宴饮之用。绝大多数会馆还建有专门的戏台以及楼亭馆阁、廊榭陂池、花园假山等娱乐和游览、休憩设施，用以改善聚会的环境和气氛。由于各有生计，同乡平时很少齐聚，因而往往借岁时伏腊及圣诞之机汇聚于会馆，“樽酒簋餔，欢呼把臂”，以笃乡情。会馆团结同乡的作用是十会明显的，以致往往有“垂白不相识面者，乃会归此地，不谋而合。”[13]会馆的建立，使同乡可以福美相推，阨乏相翼，无困于独，无败于群，紧紧地凝结成一个以地域为基础的利益整体。
二是祀奉本乡本土的神祇或先贤，以求赐福。由于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的差异，各地居民的信仰也不尽相同，它反映在会馆所尊奉的保护神具有明显的地域特色上。如江西人建的会馆祀奉许真人，江淮人的会馆奉金龙四大王，福建人的会馆奉天妃，山陕人的会馆奉关帝，安徽人的会馆奉朱熹等等。明清时期，对保护神的崇拜已成为人们的日常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特别是外出经营者，经常遇到各种困难、疾病甚至灾祸，限于当时的客观条件，依靠他们自身的力量往往不能克服，因而只能寄希望于通过祭祀的途径来得到神的庇护，以消灾免祸。正因如此，有些会馆往往是先由同乡集资修建祠庙，然后才逐步扩建成为会馆的，并且会馆常常以祠庙相称。如江西会馆称万寿宫、江淮会馆称金龙四大王庙，福建会馆称天后宫等。苏州的各地会馆，最主要的建筑无一例外皆为神殿。人们朔望香火，岁时报赛惟虔，希望因此“则神听和平，隆福孔皆，数千里水陆平安，生意川流不息。”[14]
三是为同乡士商提供居停和贮货的场所。历来“凡弹冠捧檄，贸迁有无而来者，类皆设会馆，以为停骖地。”[15]会馆的最初用意就是用来供往来同乡居停的。如光绪时的两广会馆，是因为士商往来于苏州，无处寄身，因此才兴建的。其目的是希望“自今以往，乡人至者，上栋下宇，得有所托。”[16]会馆一般都建有居室，以供同乡临时居住。此外，有的会馆还兼有贮存货物的功能。如杭州绸商于乾隆二十三年兴建的钱江会馆，目的是使“吾乡人之至者，得以捆载而来，僦货无所费，不畏寇盗，亦不患燥湿。”[17]乾隆四十年，苏州官员刘某借“为贮货公所”的钱江会馆居住，占用房间30多间，迫使商人只能把货物搬出。为此众商呈词地方，要求勒石永禁官员占用会馆的行为。[18]会馆的这一作用，略同于旅邸，区别在于旅邸计日取值而会馆僦赁无所费而已。
四是兴办有利于同乡的各种善举。对遭遇困难的同乡提供帮助，是会馆团结同乡、增强凝聚力的重要手段，因而相当多的会馆都兴办各种善举。如对老弱失业者提供救济，对伤残病痛者给予医疗，对客死异乡者供给殡舍，对无力归葬者代为掩埋等等。有的更设立义塾，以提供子弟教育机会，或兴建义渡、码头，方便经营者的运输往来。陕西会馆的普善堂、东越会馆的公善堂、新安会馆的积功堂、湖南会馆的泽仁堂等都是为同乡提供各种慈善服务的机构。不仅如此，一些会馆本身就是先襄义举，而后创建会馆的。如常熟的宁绍会馆，先在乾隆三十年设立了义瘗所，随后又增建丙舍，到乾隆五十七年，方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会馆。此后，又于同治间设女殡所，民国时更建疗养院，[19]公益事业可谓十分完备。
五是商议经营事谊，处理经营纠纷。“窃会馆为合郡士商理论之所，遇有争端，酌处劝息。设恃蛮不遵，有关风化之事，自应公同禀究。”[20]同治三年，苏州烟商以烟业公所为名，向以宁国烟商为主体的徽帮烟商勒派钱文。在这种情况下，宣州会馆就出面要求官方禁止这一行为并蒙准出示晓谕。光绪十年，又有不少同乡失业人员向宁国商人开设的店铺游食勒索，也是由宣州会馆出面呈请官方晓谕示禁的。工商业者在经营过程中，难免会碰到一些经济纠纷，因此一些地域性行业会馆的建立，本身就带有处理纠纷的意图。如道光时，苏州城乡浙江绍兴人开张的烛铺共有100余家，他们建立东越会馆的目的，主要就是“为同业公定时价，毋许私加私扣。如遇不公不正等事，邀集董司诣会馆整理，议立条规，借以约束”。[21]
综上所述，兴建会馆的具体目的是多种多样的。但无论是基于上述某一个或某几个目的而建立会馆，其最终目的仍然是为工商业服务的。提供聚会场所以团结同乡，其目的是要以同乡的集体力量来保护自身的利益；兴建祠庙，祀奉神祇，意在“以事神而洽人”，借助共同崇拜的偶像来维系和增进同乡的感情，并祈望获得神佑，取得生意上的成功。“然而钱贝喧阗，市廛之经营，不无参差，而奸宄侵渔之术，或乘间而抵隙。此非权量于广众稠集之候，运输于物我两忘之情，相
以道，相尚以谊，不可也。会馆之设，义亦大矣哉。”[22]团结同乡的目的，正是出于在经营中维护自身利益的迫切需要。至于兴办义举，提供居住和贮货场所以及商议经营事谊，更是直接为工商业者服务的。归根结蒂，苏州会馆兴起的根本原因，是工商业经营的客观需要。以时人的话说，就是“惟思泉贝之流通，每与人情之萃涣相表里，人情聚则财亦聚，此不易之理也。”[23]
明清苏州会馆的兴盛，首先是和苏州发达的工商业密不可分的。明清时期，苏州专业手工业生产的规模和种类不断扩大。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仅苏州城的手工行业就有丝织业、丝经业、刺绣业、织布业、染布业、踹布业、金线业、张金业、金银丝抽拔业、包金业、冶金业、钢锯业、锡器业、铜器业、翻砂业、打铁业、剪刀业、白铁业、化铜业、造纸业、印刷业、染纸业、蜡笺业、刻字业、成衣业、硝皮业、寿衣业、牛皮业、缏绳业、制帽业、弹花业、绒
业、戏衣业、贡带业、制鞋业、蜡烛业、水木作业、漆作业、石作业、红木巧木业、红木梳妆业、织席业、眼镜业、玉器业、竹筷业、扇面叶、扇骨业、制枕业、制香业、盆桶业、制茶业、香粉业、裱画业、烟器业、烟袋业、冥器业、制药业、钟表业等60余个。[24]一大批手工业市镇也脱颖而出，如盛泽的丝织业、娄塘的棉织业、浒墅的织席业、唯亭的染色业、梅李的藤器业、木渎的刺绣业、庉村的冶铁业、横金的酿酒业、新郭的榨油业、陆墓的制砖业等都名称一时。苏州手工业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其手工业产品名冠天下，形成了“四方重吴服”、“四方贵吴器”[25]的风气。
在苏州手工业繁荣的同时，苏州商业也迅猛发展，促进了苏州与全国各地的经济交流。明末时人曹自守曾描述到：“吴民不置田亩，而居货招商，闾阛之间，望如绣绵。”[26]苏州地理位置优越，它“地形四达，水陆交通，浮江达淮，倚湖控海，”交通运输十分便利，因此“转输供亿，天下资其功力。”[27]全国各地的货物云集于此，互易有无，再由各地商人转输、分流到周边地区。康熙时，福建人蔡世远称：“数十年来，大都湖广之米，辏集于苏郡之枫桥。而枫桥之米，间由上海、乍浦以往福建。”[28]枫桥已成为江南米的转输中心。因此洞庭东、西山在枫桥从事转运业的米商，就曾于康熙年间设立了洞庭会馆。此外，苏州还成为其它大宗货物的主要集散地。纳兰常安说：“凡自四远贩运至者，抵杭停泊，必卸而运苏，开封出售，转发于杭，即嘉、湖产丝，而绸缎纱绮，于苏大备。”[29]尽管杭州饶蚕桑之利，但丝绸的集散地，却在苏州而不在杭州。也正因如此，杭州绸商才在乾隆二十三年设钱江会馆于苏州，贩运大批绸缎来苏经营批发业务。明末清初，国内棉布贸易的中心也由松江转移到苏州。顺治初，松江的布店就声称：“布店在松，发卖在苏。”[30]雍正八年，浙江总督李卫奏称：“苏郡五方杂处，百货聚汇，为商贾通贩要津，其中各省青蓝布匹，俱在此地兑买。”[31]乾隆年间的新安会馆，就是主要由徽州布商所建的。除大宗货物外，苏州其它商品也极为丰富。清代前期，苏州已成为闻名天下的“四聚”之一，[32]所谓“市廛鳞列，商品麕集，集中山海所产之珍奇，外国所产之货贝，四方往来，千里之商贾，骈肩辐辏。”[33]苏州商业的繁荣，吸引了全国各地商人前来贸易，苏州会馆的兴盛，正是苏州商业繁荣的写照。
总之，从明代后期起，苏州已成为东南乃至全国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城市。正因苏州“五方商贾，辐辏云集，百货充盈，交易所得，故各省郡邑贸易于斯者，莫不建立会馆。”[34]
其次，苏州会馆的兴盛，是以苏州大量的外来流动人口为基础的。明清时期，苏州“四方商人辐辏其地，而蜀舻越舵，昼夜上下于门”，[35]“开张字号行铺者，率皆四方旅寓之人。”[36]可见苏州外地行商坐贾的人数之多。吴中才子唐寅诗曰：“五更市贾何曾绝，四远方言总不同。”更是形象地描绘了各地商人在苏州从事贸易的繁忙情景。会馆的建立，只有当在苏经营的同乡达到一定数量，经济实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才有必要性和可能性。明代归有光《震川文集》形容在苏州经营的安徽人，“贩脂、盐、茶、木材……，居于吴者数十年累巨万。”入清以后，安徽宁国商人鉴于“乡人既多，不可无公馆以为汇集之所，”[37]因此建立了宛陵会馆。此外，安徽人还先后建立了大兴会馆、徽郡会馆、新安会馆、宣州会馆等工商会馆。由于会馆的规模一般都很大，其修建费用也相当可观，故同乡人数如达不到一定数量，就难以筹措这笔巨大的开支。康熙五十七年修建汀州会馆时，共筹集白银3万多两，如果不是当时汀州在苏经营者“不下数千百人”，[38]会馆的修建是难以想象的。就一般而论，在苏州从事工商业经营人数较少的地区，往往没有会馆，即便有会馆，也往往是以一省或几省为单位建立的，如关东会馆、陕甘会馆等；经营人数众多的地区，其会馆数量也较多，并且往往以一府、一县为单位，建立会馆。明清时期，广东、福建由于航海交通便利，浙江、安徽因为路途最近，而这几省的经商风气又普遍浓厚，故在苏州从事经营的人数非常多，远远超过其它地区，反映在所建立的会馆数量上也是如此。在苏州的工商会馆中，广东省有9个，其中府、县馆有6个；福建有8个，全部为府、县馆；浙江有11个，其中府、县馆有9个；安徽有5个，全部为府、县馆。会馆的设立与同乡人数之间的关系，从福建诸会馆的兴起中反映得最为清楚。明代时，福建仅有一个会馆性质的天妃宫，作为福建商人祭祀的场所，康熙二十三年开海禁后，福建商人纷纷浮海而来，在苏州经营的商人数量急剧增加。“阊门南濠一带，客商辐辏，大半福建人民，几及万有余人。”[39]康熙三十六年，福州仕商率先扩建天妃宫，使之成为本府的三山会馆。随后各府也纷纷自行分建会馆，到雍正十一年止，又建立了漳州、泉州、邵武、汀州、兴安、延建等6个会馆。明清时期，苏州“闽商洋贾、燕齐楚秦晋货之所聚，则杂处阛
者，半行旅也。”[40]由于外来流动人口数量庞大，因此兴起了众多的会馆以为汇聚之所。
此外，会馆的建立，还必须依赖于深厚的同乡观念的形成为条件。会馆的特征突出地表现在以地域性为基础上。同乡观念很早就已经产生，它来源于受历史上传统行政区划影响而形成的地域观念，并受到由于自然环境的差异而造成的语言、文化、风俗、习惯等各种社会关系的影响。“矧桑梓之情，在家尚不觉其可贵，出外则愈见其相亲。”[41]在明清时期的工商业活动中，同乡观念突出地表现在不同地域的工商业者所形成的具有明显地域特征的商帮和行帮上。在苏州，钱庄多由山西人，贩木业多由徽州人，腌腊业多由苏北人，蜡烛业多由绍兴人，红纸业多由句容人，剃头业多由镇江人，锡箔业多由杭州人、铜锡业多由江宁人，土烟业多由宁国人，贩猪业多由常州人，洋烟业多由嘉应人经营。这些地域性质的行帮都建立了自己的会馆或地域性的公所。明清时期，一地商人和手工业者大都主要从事几种行业。在苏州，徽州人主人从事布、绸、茶、木、米等业，福建人主要从事绸、布、米、纸、烟、花、果等业，浙江人主人从事绸、线、茶、煤、烛、染等业，金陵人主要从事绸、丝、冶、踹、革等业。[42]各地会馆的建立，其主要捐助人往往是本地几种主要行业的经营者。如道光十年重修三山会馆，捐助人主要就是洋、干果、青果、丝、花、紫竹等六种行业的经营者。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大概是因为经营者往往“挈其亲戚知交而与共事”，[43]从而使同乡经营者的数量不断增加。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同乡经营者树立行业优势，减少经营风险，并且更容易结成利益整体，通过地域纽带来壮大自己的力量。为谋求在经营活动中以集体的力量来保护自身的利益，各地工商业者纷纷建立起自己的会馆或地域性公所。康熙年间，枫桥的洞庭西山贩米商日以百数，由于不堪牙行的盘剥而联合起来建立了洞庭会馆，取代了牙行的作用，[44]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明清时期，经营活动中的共同利益和要求，促进了深厚同乡观念的形成，在异地经营的同乡，“无论旧识新知，莫不休戚与共、痛痒相关，人情可谓聚矣。”[45]经营中形成的牢固的地域集团，必须要有固定的机构来维持才能长久，故各地兴建会馆时，同乡经营者都踊跃捐助，其根本目的就是要借助会馆的力量来维护自身的利益。
总之，苏州会馆的兴起决不是某些人一念之间的产物，而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客观条件，是直接与苏州经济发展水平相联系的。“物之所聚，利赖无穷，四方咸趋焉。”[46]明清商品经济最发达的苏州，工商会馆的数量远远超过其它地区，正是其经济发展水平高于其它地区的客观标志。
注释：
[1][5][6][9][11][13][14][15][16][17][18][20][21][22][23][34][41][45][46]见江苏省博物馆编《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24、370、24、340、366、367、351、389、24、24、25、387、217、369、351、351、351、351、446页，三联书店，1959年版。
[2]参见民国《芜湖县志》卷13，《会馆》；卷48，《宦绩》。
[3]参见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4，《会馆》；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4，《嵇山会馆唐大士像》。
[4]参见李华《明清以来北京的工商业行会》；吕作燮《试论明清时期会馆的性质和作用》两文。
[7]魏校《庄渠遗书》卷8，《谱牒》。
[8]限于篇幅，有关61个会馆的详细情况不再一一列出，请读者见谅。
[10][12][19]见《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第325、325、371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4]以上行业根据以下资料统计：《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吴门表隐》、《桐桥倚棹录》、《清嘉录》、民国《吴县志》。
[25]张瀚《松窗梦语》卷4，《百工纪》。
[26]曹自守《吴县城图说》，载《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五册，《苏下》。
[27]光绪《苏州府志》卷2，《形势》。
[28]蔡世远《二希堂文集》卷7，《与浙江黄抚军请开米禁书》。
[29]纳兰常安《宦游笔记》卷18。
[30]《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8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31]《雍正朱批谕旨》，雍正8年7月25日李卫奏。
[32]刘献廷《广阳杂记》卷4。
[33]沈寓《治苏》，载《皇朝经世文编》卷33。
[35]吴宽《匏翁家藏集》卷75，《赠征仕郎户部给事中杨公墓表》。
[36]郑若曾《郑开阳杂著》卷11，《苏松浮赋》。
[37][38]乾隆《吴县志》卷106，《艺文》。
[39]《雍正朱批谕旨》，雍正元年4月5日胡凤翚奏。
[40]乾隆《吴县志》卷8，《市镇》。
[42]外地商人在苏州经营的主要情况，参见范金民《明清时期苏州的外地商人述略》一文。
[43]金声《金太史集》卷4，《与歙令君书》。
[44]王洪绪《林屋民风》卷7，《民风》。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1997年05期
【原文出处】《学海》(南京)1997年03期第97-101页
【作者简介】马斌 南京大学历史系
陈晓明 南京图书馆古籍部
苏州会馆的数量、规模在全国都名列前茅。那么，苏州众多会馆兴起的目的、条件和背景究竟如何呢？本文拟据现有资料，就此问题进行一些探讨，以抛砖引玉。
会馆的设置当源于北京。目前已知的最早会馆，应属明代永乐年间安徽芜湖人，工部主事俞谟在北京捐建的芜湖会馆。[2]创建会馆的最初用意，据当时人称，是为在京仕宦、应朝官员、游历士绅及应试举子提供居停的场所。[3]北京是首都所在，政府机构众多，官员数量庞大，加上各地到北京觐见的官员、游历的士绅及赴试的举子，数量就更为可观。为这些仕绅提供初至居停场所的会馆源于北京，正是北京首都地位的客观需要。也正因如此，明清时期北京的绝大部分会馆，都是由仕宦所建，其目的是为仕宦服务的。[4]故这一类型的会馆可称为仕宦会馆。
明代中后期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各地经济交流日益扩大，流动人口不断增加，因而在一些工商业比较繁荣的城镇，出现了不少以工商业者为主体建立起来的会馆。“历观大江以南之会馆，鳞次栉比，是惟国家休养生息之泽久而弥厚，放商贾辐凑，物产丰盈，因以毕集于斯也。”[5]这些地区绝大部分会馆建立的目的是“通商易贿，计有无，权损益，征贵征贱，讲求三之五之之术。”[6]其性质主要是为工商业服务的，因此可称为工商会馆。苏州是当时工商业最发达，商品经济最繁荣的地区，它“地不能方二百里，而财赋当天下少半，郡城繁华，四方商旅辐辏，过者啧啧羡富饶。”[7]苏州会馆的蓬勃兴起，正是明清苏州在全国所居经济地位最真实的反映。在苏州的61个会馆中，创建人可考的有60个，其中工商会馆有56个，[8]占总数的93%，其工商会馆数量堪称全国第一。
会馆的设立，意在“迓神麻，联嘉会，襄义举，笃乡情，甚盛典也”。[9]具体说来，会馆的建立大致有以下几个目的：
一是联络乡情，团结同乡。“□来商贾辐辏之地，必有会馆，所以萃其涣而联其情，非作无益者比。”[10]建立会馆的目的，在于提供一个聚会场所以团结同乡。在中国，很早就形成了浓厚的乡土观念。如金华人称，虽然“苏之与婺（指金华——笔者），同处大江以南，而地分吴越，未免异乡风土之思。故久羁者，每喜乡人戾止；聿来者，惟望同里为归，亦情所不能已也。”[11]金华与苏州同处风俗、语言相近的吴越地区，尚有离乡背井之感，从其它差异更大的地区来苏的经营者的感受，也就更可想而知了。会馆的建立，使远离家乡的经营者得以聚集有地，“庶几休戚相关，缓急可恃，无去国怀乡之悲，”[12]意义不可谓不大。为联络乡谊，会馆都设有客厅和厨房，以备同乡聚会宴饮之用。绝大多数会馆还建有专门的戏台以及楼亭馆阁、廊榭陂池、花园假山等娱乐和游览、休憩设施，用以改善聚会的环境和气氛。由于各有生计，同乡平时很少齐聚，因而往往借岁时伏腊及圣诞之机汇聚于会馆，“樽酒簋餔，欢呼把臂”，以笃乡情。会馆团结同乡的作用是十会明显的，以致往往有“垂白不相识面者，乃会归此地，不谋而合。”[13]会馆的建立，使同乡可以福美相推，阨乏相翼，无困于独，无败于群，紧紧地凝结成一个以地域为基础的利益整体。
二是祀奉本乡本土的神祇或先贤，以求赐福。由于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的差异，各地居民的信仰也不尽相同，它反映在会馆所尊奉的保护神具有明显的地域特色上。如江西人建的会馆祀奉许真人，江淮人的会馆奉金龙四大王，福建人的会馆奉天妃，山陕人的会馆奉关帝，安徽人的会馆奉朱熹等等。明清时期，对保护神的崇拜已成为人们的日常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特别是外出经营者，经常遇到各种困难、疾病甚至灾祸，限于当时的客观条件，依靠他们自身的力量往往不能克服，因而只能寄希望于通过祭祀的途径来得到神的庇护，以消灾免祸。正因如此，有些会馆往往是先由同乡集资修建祠庙，然后才逐步扩建成为会馆的，并且会馆常常以祠庙相称。如江西会馆称万寿宫、江淮会馆称金龙四大王庙，福建会馆称天后宫等。苏州的各地会馆，最主要的建筑无一例外皆为神殿。人们朔望香火，岁时报赛惟虔，希望因此“则神听和平，隆福孔皆，数千里水陆平安，生意川流不息。”[14]
三是为同乡士商提供居停和贮货的场所。历来“凡弹冠捧檄，贸迁有无而来者，类皆设会馆，以为停骖地。”[15]会馆的最初用意就是用来供往来同乡居停的。如光绪时的两广会馆，是因为士商往来于苏州，无处寄身，因此才兴建的。其目的是希望“自今以往，乡人至者，上栋下宇，得有所托。”[16]会馆一般都建有居室，以供同乡临时居住。此外，有的会馆还兼有贮存货物的功能。如杭州绸商于乾隆二十三年兴建的钱江会馆，目的是使“吾乡人之至者，得以捆载而来，僦货无所费，不畏寇盗，亦不患燥湿。”[17]乾隆四十年，苏州官员刘某借“为贮货公所”的钱江会馆居住，占用房间30多间，迫使商人只能把货物搬出。为此众商呈词地方，要求勒石永禁官员占用会馆的行为。[18]会馆的这一作用，略同于旅邸，区别在于旅邸计日取值而会馆僦赁无所费而已。
四是兴办有利于同乡的各种善举。对遭遇困难的同乡提供帮助，是会馆团结同乡、增强凝聚力的重要手段，因而相当多的会馆都兴办各种善举。如对老弱失业者提供救济，对伤残病痛者给予医疗，对客死异乡者供给殡舍，对无力归葬者代为掩埋等等。有的更设立义塾，以提供子弟教育机会，或兴建义渡、码头，方便经营者的运输往来。陕西会馆的普善堂、东越会馆的公善堂、新安会馆的积功堂、湖南会馆的泽仁堂等都是为同乡提供各种慈善服务的机构。不仅如此，一些会馆本身就是先襄义举，而后创建会馆的。如常熟的宁绍会馆，先在乾隆三十年设立了义瘗所，随后又增建丙舍，到乾隆五十七年，方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会馆。此后，又于同治间设女殡所，民国时更建疗养院，[19]公益事业可谓十分完备。
五是商议经营事谊，处理经营纠纷。“窃会馆为合郡士商理论之所，遇有争端，酌处劝息。设恃蛮不遵，有关风化之事，自应公同禀究。”[20]同治三年，苏州烟商以烟业公所为名，向以宁国烟商为主体的徽帮烟商勒派钱文。在这种情况下，宣州会馆就出面要求官方禁止这一行为并蒙准出示晓谕。光绪十年，又有不少同乡失业人员向宁国商人开设的店铺游食勒索，也是由宣州会馆出面呈请官方晓谕示禁的。工商业者在经营过程中，难免会碰到一些经济纠纷，因此一些地域性行业会馆的建立，本身就带有处理纠纷的意图。如道光时，苏州城乡浙江绍兴人开张的烛铺共有100余家，他们建立东越会馆的目的，主要就是“为同业公定时价，毋许私加私扣。如遇不公不正等事，邀集董司诣会馆整理，议立条规，借以约束”。[21]
综上所述，兴建会馆的具体目的是多种多样的。但无论是基于上述某一个或某几个目的而建立会馆，其最终目的仍然是为工商业服务的。提供聚会场所以团结同乡，其目的是要以同乡的集体力量来保护自身的利益；兴建祠庙，祀奉神祇，意在“以事神而洽人”，借助共同崇拜的偶像来维系和增进同乡的感情，并祈望获得神佑，取得生意上的成功。“然而钱贝喧阗，市廛之经营，不无参差，而奸宄侵渔之术，或乘间而抵隙。此非权量于广众稠集之候，运输于物我两忘之情，相
以道，相尚以谊，不可也。会馆之设，义亦大矣哉。”[22]团结同乡的目的，正是出于在经营中维护自身利益的迫切需要。至于兴办义举，提供居住和贮货场所以及商议经营事谊，更是直接为工商业者服务的。归根结蒂，苏州会馆兴起的根本原因，是工商业经营的客观需要。以时人的话说，就是“惟思泉贝之流通，每与人情之萃涣相表里，人情聚则财亦聚，此不易之理也。”[23]明清苏州会馆的兴盛，首先是和苏州发达的工商业密不可分的。明清时期，苏州专业手工业生产的规模和种类不断扩大。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仅苏州城的手工行业就有丝织业、丝经业、刺绣业、织布业、染布业、踹布业、金线业、张金业、金银丝抽拔业、包金业、冶金业、钢锯业、锡器业、铜器业、翻砂业、打铁业、剪刀业、白铁业、化铜业、造纸业、印刷业、染纸业、蜡笺业、刻字业、成衣业、硝皮业、寿衣业、牛皮业、缏绳业、制帽业、弹花业、绒
业、戏衣业、贡带业、制鞋业、蜡烛业、水木作业、漆作业、石作业、红木巧木业、红木梳妆业、织席业、眼镜业、玉器业、竹筷业、扇面叶、扇骨业、制枕业、制香业、盆桶业、制茶业、香粉业、裱画业、烟器业、烟袋业、冥器业、制药业、钟表业等60余个。[24]一大批手工业市镇也脱颖而出，如盛泽的丝织业、娄塘的棉织业、浒墅的织席业、唯亭的染色业、梅李的藤器业、木渎的刺绣业、庉村的冶铁业、横金的酿酒业、新郭的榨油业、陆墓的制砖业等都名称一时。苏州手工业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其手工业产品名冠天下，形成了“四方重吴服”、“四方贵吴器”[25]的风气。在苏州手工业繁荣的同时，苏州商业也迅猛发展，促进了苏州与全国各地的经济交流。明末时人曹自守曾描述到：“吴民不置田亩，而居货招商，闾阛之间，望如绣绵。”[26]苏州地理位置优越，它“地形四达，水陆交通，浮江达淮，倚湖控海，”交通运输十分便利，因此“转输供亿，天下资其功力。”[27]全国各地的货物云集于此，互易有无，再由各地商人转输、分流到周边地区。康熙时，福建人蔡世远称：“数十年来，大都湖广之米，辏集于苏郡之枫桥。而枫桥之米，间由上海、乍浦以往福建。”[28]枫桥已成为江南米的转输中心。因此洞庭东、西山在枫桥从事转运业的米商，就曾于康熙年间设立了洞庭会馆。此外，苏州还成为其它大宗货物的主要集散地。纳兰常安说：“凡自四远贩运至者，抵杭停泊，必卸而运苏，开封出售，转发于杭，即嘉、湖产丝，而绸缎纱绮，于苏大备。”[29]尽管杭州饶蚕桑之利，但丝绸的集散地，却在苏州而不在杭州。也正因如此，杭州绸商才在乾隆二十三年设钱江会馆于苏州，贩运大批绸缎来苏经营批发业务。明末清初，国内棉布贸易的中心也由松江转移到苏州。顺治初，松江的布店就声称：“布店在松，发卖在苏。”[30]雍正八年，浙江总督李卫奏称：“苏郡五方杂处，百货聚汇，为商贾通贩要津，其中各省青蓝布匹，俱在此地兑买。”[31]乾隆年间的新安会馆，就是主要由徽州布商所建的。除大宗货物外，苏州其它商品也极为丰富。清代前期，苏州已成为闻名天下的“四聚”之一，[32]所谓“市廛鳞列，商品麕集，集中山海所产之珍奇，外国所产之货贝，四方往来，千里之商贾，骈肩辐辏。”[33]苏州商业的繁荣，吸引了全国各地商人前来贸易，苏州会馆的兴盛，正是苏州商业繁荣的写照。
总之，从明代后期起，苏州已成为东南乃至全国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城市。正因苏州“五方商贾，辐辏云集，百货充盈，交易所得，故各省郡邑贸易于斯者，莫不建立会馆。”[34]
其次，苏州会馆的兴盛，是以苏州大量的外来流动人口为基础的。明清时期，苏州“四方商人辐辏其地，而蜀舻越舵，昼夜上下于门”，[35]“开张字号行铺者，率皆四方旅寓之人。”[36]可见苏州外地行商坐贾的人数之多。吴中才子唐寅诗曰：“五更市贾何曾绝，四远方言总不同。”更是形象地描绘了各地商人在苏州从事贸易的繁忙情景。会馆的建立，只有当在苏经营的同乡达到一定数量，经济实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才有必要性和可能性。明代归有光《震川文集》形容在苏州经营的安徽人，“贩脂、盐、茶、木材……，居于吴者数十年累巨万。”入清以后，安徽宁国商人鉴于“乡人既多，不可无公馆以为汇集之所，”[37]因此建立了宛陵会馆。此外，安徽人还先后建立了大兴会馆、徽郡会馆、新安会馆、宣州会馆等工商会馆。由于会馆的规模一般都很大，其修建费用也相当可观，故同乡人数如达不到一定数量，就难以筹措这笔巨大的开支。康熙五十七年修建汀州会馆时，共筹集白银3万多两，如果不是当时汀州在苏经营者“不下数千百人”，[38]会馆的修建是难以想象的。就一般而论，在苏州从事工商业经营人数较少的地区，往往没有会馆，即便有会馆，也往往是以一省或几省为单位建立的，如关东会馆、陕甘会馆等；经营人数众多的地区，其会馆数量也较多，并且往往以一府、一县为单位，建立会馆。明清时期，广东、福建由于航海交通便利，浙江、安徽因为路途最近，而这几省的经商风气又普遍浓厚，故在苏州从事经营的人数非常多，远远超过其它地区，反映在所建立的会馆数量上也是如此。在苏州的工商会馆中，广东省有9个，其中府、县馆有6个；福建有8个，全部为府、县馆；浙江有11个，其中府、县馆有9个；安徽有5个，全部为府、县馆。会馆的设立与同乡人数之间的关系，从福建诸会馆的兴起中反映得最为清楚。明代时，福建仅有一个会馆性质的天妃宫，作为福建商人祭祀的场所，康熙二十三年开海禁后，福建商人纷纷浮海而来，在苏州经营的商人数量急剧增加。“阊门南濠一带，客商辐辏，大半福建人民，几及万有余人。”[39]康熙三十六年，福州仕商率先扩建天妃宫，使之成为本府的三山会馆。随后各府也纷纷自行分建会馆，到雍正十一年止，又建立了漳州、泉州、邵武、汀州、兴安、延建等6个会馆。明清时期，苏州“闽商洋贾、燕齐楚秦晋货之所聚，则杂处阛
者，半行旅也。”[40]由于外来流动人口数量庞大，因此兴起了众多的会馆以为汇聚之所。此外，会馆的建立，还必须依赖于深厚的同乡观念的形成为条件。会馆的特征突出地表现在以地域性为基础上。同乡观念很早就已经产生，它来源于受历史上传统行政区划影响而形成的地域观念，并受到由于自然环境的差异而造成的语言、文化、风俗、习惯等各种社会关系的影响。“矧桑梓之情，在家尚不觉其可贵，出外则愈见其相亲。”[41]在明清时期的工商业活动中，同乡观念突出地表现在不同地域的工商业者所形成的具有明显地域特征的商帮和行帮上。在苏州，钱庄多由山西人，贩木业多由徽州人，腌腊业多由苏北人，蜡烛业多由绍兴人，红纸业多由句容人，剃头业多由镇江人，锡箔业多由杭州人、铜锡业多由江宁人，土烟业多由宁国人，贩猪业多由常州人，洋烟业多由嘉应人经营。这些地域性质的行帮都建立了自己的会馆或地域性的公所。明清时期，一地商人和手工业者大都主要从事几种行业。在苏州，徽州人主人从事布、绸、茶、木、米等业，福建人主要从事绸、布、米、纸、烟、花、果等业，浙江人主人从事绸、线、茶、煤、烛、染等业，金陵人主要从事绸、丝、冶、踹、革等业。[42]各地会馆的建立，其主要捐助人往往是本地几种主要行业的经营者。如道光十年重修三山会馆，捐助人主要就是洋、干果、青果、丝、花、紫竹等六种行业的经营者。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大概是因为经营者往往“挈其亲戚知交而与共事”，[43]从而使同乡经营者的数量不断增加。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同乡经营者树立行业优势，减少经营风险，并且更容易结成利益整体，通过地域纽带来壮大自己的力量。为谋求在经营活动中以集体的力量来保护自身的利益，各地工商业者纷纷建立起自己的会馆或地域性公所。康熙年间，枫桥的洞庭西山贩米商日以百数，由于不堪牙行的盘剥而联合起来建立了洞庭会馆，取代了牙行的作用，[44]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明清时期，经营活动中的共同利益和要求，促进了深厚同乡观念的形成，在异地经营的同乡，“无论旧识新知，莫不休戚与共、痛痒相关，人情可谓聚矣。”[45]经营中形成的牢固的地域集团，必须要有固定的机构来维持才能长久，故各地兴建会馆时，同乡经营者都踊跃捐助，其根本目的就是要借助会馆的力量来维护自身的利益。
总之，苏州会馆的兴起决不是某些人一念之间的产物，而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客观条件，是直接与苏州经济发展水平相联系的。“物之所聚，利赖无穷，四方咸趋焉。”[46]明清商品经济最发达的苏州，工商会馆的数量远远超过其它地区，正是其经济发展水平高于其它地区的客观标志。
注释：
[1][5][6][9][11][13][14][15][16][17][18][20][21][22][23][34][41][45][46]见江苏省博物馆编《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24、370、24、340、366、367、351、389、24、24、25、387、217、369、351、351、351、351、446页，三联书店，1959年版。
[2]参见民国《芜湖县志》卷13，《会馆》；卷48，《宦绩》。
[3]参见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4，《会馆》；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4，《嵇山会馆唐大士像》。
[4]参见李华《明清以来北京的工商业行会》；吕作燮《试论明清时期会馆的性质和作用》两文。
[7]魏校《庄渠遗书》卷8，《谱牒》。
[8]限于篇幅，有关61个会馆的详细情况不再一一列出，请读者见谅。
[10][12][19]见《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第325、325、371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4]以上行业根据以下资料统计：《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吴门表隐》、《桐桥倚棹录》、《清嘉录》、民国《吴县志》。
[25]张瀚《松窗梦语》卷4，《百工纪》。
[26]曹自守《吴县城图说》，载《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五册，《苏下》。
[27]光绪《苏州府志》卷2，《形势》。
[28]蔡世远《二希堂文集》卷7，《与浙江黄抚军请开米禁书》。
[29]纳兰常安《宦游笔记》卷18。
[30]《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8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31]《雍正朱批谕旨》，雍正8年7月25日李卫奏。
[32]刘献廷《广阳杂记》卷4。
[33]沈寓《治苏》，载《皇朝经世文编》卷33。
[35]吴宽《匏翁家藏集》卷75，《赠征仕郎户部给事中杨公墓表》。
[36]郑若曾《郑开阳杂著》卷11，《苏松浮赋》。
[37][38]乾隆《吴县志》卷106，《艺文》。
[39]《雍正朱批谕旨》，雍正元年4月5日胡凤翚奏。
[40]乾隆《吴县志》卷8，《市镇》。
[42]外地商人在苏州经营的主要情况，参见范金民《明清时期苏州的外地商人述略》一文。
[43]金声《金太史集》卷4，《与歙令君书》。
[44]王洪绪《林屋民风》卷7，《民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