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乾嘉时期的社会变化与经世主张
黄爱平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1997年04期
【原文出处】《清史研究》(京)1997年02期第93-105页
清代乾隆、嘉庆年间，是中国封建社会孕育着转变并面临着选择的重要历史时期。清朝统治的由盛而衰，新的经济因素萌芽的出现，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东来，使得传统的中国社会在陷入历代封建政权盛极而衰的怪圈的同时，又面临着许多新的矛盾和新的问题。这种盛衰转换，新旧交替，中外冲突所带来的各种变化，不仅波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而且在号称朝廷大政的河工、漕运、盐政、铜政、人口等重要经济领域，也有或多或少的反映。许多为政一方的封疆大吏和掌管有关事务的朝廷官员，以及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正是面对这些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现实问题，相继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和经世主张。
一、河工
黄河的治理，始终是清廷首要大政之一。清代初年，承明末弊政之后，河道年久失修，黄水连年泛滥，仅顺治至康熙十六年(1677)的三十余年间，黄河大的决口即达八十余次，以至河南、苏北一带深受其害。康熙曾把河务视为首要解决的三件大事之一，“书而悬之宫中柱上”。康熙十六年，清廷在平定“三藩”的战争中占据优势之后，始下决心治理黄河，任命靳辅为河督，主持治河工作。靳辅任用卓越的水利专家陈潢，全力堵塞黄河决口，大规模修筑、加固堤坝，使多年漫溢的黄河、淮河复归故道，安澜入海。同时，在黄河北岸开凿中河工程，使运河漕船得以避开黄河一百数十里之险，大大提高了运输效率。自此而后，黄河安澜数十年，直至乾隆中期，虽有决口，但大多随决随堵，尚未造成太大的灾害。然而，乾隆四十三年(1778)以后，黄河漫决次数增多，决口长期不能堵塞，河患再次严重起来。对此，不少主持治河工作或关心河务的地方督抚和朝廷官员，纷纷提出了自己的治河主张。
其一，疏浚河身，培筑堤坝。黄河常年泛滥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黄水挟沙，奔腾东流，一遇地势平衍之处，即水缓沙停，造成中下游河床淤积，河身垫高。而河身越高，水流越缓，淤沙愈积。二者互为因果，恶性循环，使得河患日趋严重。所谓“黄河斗水沙七，所过之处，无不淤垫”[1]。因此，传统治河之策，十分强调疏浚河身，培筑堤坝，以期“束水攻沙”，使河流通畅，安澜入海。乾嘉时期同样如此。乾隆二十一年(1756)，大学士陈世倌上《筹河工全局利病书》，即以浚治河身为御灾急务之一，认为“黄河携沙而来，奔腾浩瀚，一往莫御，故坚筑堤岸，使水循堤直下，则势猛而沙随水去”，今“清口以上至徐州黄河数百余里河底高于内地丈许，皆成老淤，水势不能冲刷，自非大加疏浚之工不可”。否则，“大溜不能归中，河流不能迅捷，沙停河饱，为害滋深”[2]。针对疏浚河道所面临的实际困难，如“浮沙、途泥、滩河、浅水，一望弥漫，欲事畚锸，何所措手。少为开掘，水即随之，捞泥水中，焉能深广”[3]，其治河工具若杏叶扒、铁扫帚、混江龙等又不尽合用等问题，陈世倌提出，“请铸大铁轴一具，约长六尺，上铸铁齿，长三寸而锐其角，一周凡三齿，共列五周，两端贯以铁锁，务使直沉至底。用船一只，夫四名，首横木梁，将铁锁分系木梁之上，用夫牵挽而行，沿路滚翻，每十船为一排，每十里置船一排”，“每日往回三次，十日当可深一寸，积一月计之，当可深二三寸，一年计之，可深二三尺矣”[4]。嘉庆四年(1799)，时任河东河道总督吴璥覆奏黄河治淤情形，所言治河之策，仍“不外疏浚、堤防两事。疏浚以畅其流，堤防以束其力”。“是束水攻沙，诚为千古不易之论。以水攻沙，则必以堤束水。固知日渐培堤，计非尽善，而舍此更无束水之方”[5]。
其二，蓄清敌黄，疏通海口。海口即黄、淮入海处，位于江苏北部云梯关附近。由于其属黄、淮交汇之最下游，黄河所携大量泥沙，往往淤积于此，致使海口垫高，河流入海不畅，泛滥成灾。故需藉淮河及洪泽湖之清水，并力刷沙，以使海口通畅，安澜入海。而蓄清敌黄之关键，则在清口。清口系淮河注入洪泽湖后与黄河交汇之口，与运河之口相距亦不甚远。淮河及洪泽湖之水能否从清口畅出，直接关系到黄河、运河以及海口通畅与否的大问题。乾隆二十九年(1764)，河臣高晋主张于云梯关外“旧堤上首作斜长子堰，约漫滩水，汇正河入海”，以使“尾闾宽阔，于就下之势益畅”[6]。乾隆四十一年(1776)，因“海口逾远，近年黄水倒灌，致通湖引河淤垫，清水不能畅出。清江、淮安一带，运道停沙，清口以外，黄河两腮垫高”，河臣高晋、萨载奉谕查勘清口、海口情形，认为“惟有浚清口以内通湖引河停淤，使清水畅出，与黄河汇流东注，并力刷沙，则黄河不浚自深，海口不疏自治”。为此，二人特别提出：“于陶庄迤上积土之北，开引河一道，使黄水绕北下注，清水畅行，至周家庄会黄东注，不独可免倒灌，而二渎并流，攻刷黄河两腮浮淤及海口积沙，均可渐次刷深。下游深通，则黄河上游可免停淤”[7]。其后，陶庄引河工程完成，使黄河河身距清口移远5里，大大减轻了黄水倒灌，清口淤沙之患。总之，乾嘉年间“治河诸臣，总以蓄清敌黄为要务”。诚如嘉庆时河臣百龄所言：“黄河必得清水从中刷沙，始不停淤，淮水必得畅出清口，始不虞泛滥为害。盖淮水自西向东入湖，与周桥五坝遥对，黄河在洪湖之北，淮流入黄，其势不顺。是以靳辅疏浚五道引河，长至一千五六百丈，直插湖心，欲接其势顺向北行，使迤南之周桥五坝、高堰山圩不致吃重。又恐湖水力不敌黄，复于运河口门之外，筑磨盘埽分溜敌黄济运，又设立束清坝，钳逼清水，使之奋迅冲黄，以资得力。良以黄水具数千里之源，挟沙而走，其力甚劲，淮水仅百里之流，归湖之后，停蓄成渊，非有诸引河以领之，并加诸坝以激之，恐其力纡缓，不能敌黄而出也。又遇清水过大，则将束清坝口门拆宽，黄水过大，则将王营减坝封土启除，务令黄水减而不决，清水涨而不溢，由是黄水下行，得清流为之荡涤，滔滔入海，畅流无阻”[8]。
当然，这些治河主张，皆针对局部河患而言，尚非全局的、长远的考虑，因此，难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嘉庆时河臣铁保勘查治河情形，曾概括当时各种主张：“有谓海口不利者，有谓洪湖淤垫者，有谓河身高仰者”。在他看来，这些都不足以为河大患，而他认为，治河之关键在于清口，“诚以清口畅出，则河腹刷深，海口亦顺，而洪湖不至泛滥，一举而三善备”。强调“为今之计，惟有大修闸坝，全复旧规，去新受之病，收蓄泄之利。则借湖水刷沙而黄河治，湖水有路入黄，不虞壅涨，而湖水亦治”[9]。铁保所言，确实有一定道理，因为自“黄河南行，淮先受病，淮病而运亦病。由是治河、导淮、济运三策，群萃于淮安清口一隅，施工之勤，糜帑之巨，人民田庐之频岁受灾，未有甚于此者”[10]。但铁保置河身淤高等诸多因素于不问，只强调清口一隅，未免“主持太过”，同样失于偏颇。
那么，黄河究竟有无根治的办法？事实上，18世纪中叶，一些有识见的大臣已经开始考虑从根本上解决河患问题。乾隆十八年(1753)，吏部尚书孙嘉淦明确提出黄河改道入海的建议，即在黄河北岸开减河，引黄水北流入大清河，经山东入海。他考察历代河流情形说，古代江、淮、河、济四水皆“独行入海”，互不相涉。宋时河决，始分而为二，一由南清河入淮，即今之河道，一由北清河即大清河，合济水正道入海。宋末以后，河遂南徙。此后，历元、明两代，河或北决，经大清河入海，或南流入淮，经今之河道入海。当时已有人认识到，中原地势“南高北下，宜顺水性，导之北行”。但由于种种原因，自明代以后，治河者皆“逼河使南行”。清沿旧制，以致顺治、康熙年间，河“决北岸者十之九，决南岸者十之一”。有鉴于此，孙嘉淦提出，在黄河北岸开减河，引黄水北流，经大清河入海。他说：“大清河之东南，皆泰山之基脚，故其道亘古不坏，亦不迁移”，即其下游所经之处，“不过东阿、济阳、滨州、利津等四五州县，即有漫溢，不过偏灾，忍四五州县之偏灾，而可减两江二三十州县之积水，并解淮阳两府之急难，此其利害之轻重，不待智者而后知也。减河开后，其至张秋，不过经两三州县之境，计其漫溢之处，筑土埂以御之，一入大清河，则河身深广，石岸堵筑之处甚少，约计所费至多不过一二十万，而所省下游决口之工费、赈济之钱米，至少不下一二百万。此其得失之多寡，亦不待智者而后知也。是则减河一开，所费甚少，为害甚轻，而决口可塞，积水可消，漕舟不误，其利甚大”[11]。此后，朝廷大臣裘曰修、嵇璜均提出过大致相同的建议，请令河流改归山东故道。这一主张，可以说抓住了治理黄河的关键所在。因为造成黄河灾害频繁的重要原因，除上游水土流失外，就是下游河床老化，日益淤高的河身已难以容纳奔腾东流的黄水，仅靠疏浚河身、培筑堤坝、开挖引河、疏通海口等局部治理的办法，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乾隆四十六年(1781)，河决北岸青龙冈，黄水经赵王河，入大清河归海。这一路向，证明了孙嘉淦等人建议的可行性。但当时的最高统治者乾隆皇帝昧于时势，因循保守，不敢改弦更张，认为“黄河南徙，自北宋以来，至今已数百年。即以现在情形而论，其向北泛滥之水，由赵王河归大清河入海者，祗有二分，其余由昭阳、南阳等湖南下者，仍有八分，甚至江南沛县城垣被冲，则南下之水较北更大。此时岂能力挽全河之势，使之尽由北流。且于山东、直隶运道往来，甚有关碍，岂容妄议更张。为今之计，惟有就事论事，救弊补偏，此外别无办法”[12]。因此，终乾隆一朝，乃至嘉庆、道光年间，黄河治理始终局限于堵决口、修堤坝、浚河身、通海口等传统的办法，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也职此之故，数十年间河患不断，灾害严重，直至咸丰五年(1855)铜瓦厢决口，黄河终于“东注大清河入海”。“盖淮下游为河所夺者七百七十余年，河病而淮亦病。至是北徙，江南之患息”[13]。可见孙嘉淦等人提出的黄河改道的建议，确实是有远见的正确主张。
除提出各种治河主张而外，一些正直的朝廷大臣和地方官吏，还对河务的种种弊端进行了揭露和抨击。18世纪中叶以后，吏治逐渐败坏，朝廷大政之一的河务也成为利薮所在，主持河务的某些官员藉黄河泛滥之机中饱私囊，大发横财。嘉庆年间，百龄疏论河工，就曾指出，乾隆以后“在事诸君子，或以节省为见长，或以无事生觊觎，屡次纷更，旧规全废。况当天下承平，国家闲暇，借要工为汲引张本，藉帑项为挥霍钻营，从此河员皆纨绔浮华，工所真花天酒地，迨至事机败坏，犹复委曲弥缝”。甚而“河工诸员无一可信，以欺罔为能事，以侵冒为故常，欲有所为，谁供寄使，罚之不胜其罚，易之则无可易”，给黄河的治理造成许多人为的障碍。当然，终清之世，河工弊端始终是困扰统治者的痼疾，但是，清代中叶的有识之士能够直面这一矛盾，仍然表现了他们对国计民生的关注以及传统的经世精神。
二、漕运
清廷定都北京后，为解决皇室食用、王公官员俸米、八旗兵丁口粮以及京师民食之需，沿明朝旧制，每年由山东、河南、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八省征收漕粮400万石，另于江苏、浙江两地征收白粮（即糯米）217472石，经运河运贮北京通州各仓，此即漕运定制。由于其地位十分重要，故而历来有“天庾正供”之称。清代前期，特别是康熙、雍正年间，社会经济发展，吏治民风整肃，漕运基本正常运行。至乾隆中期以后，随着社会危机的日渐加深，吏治败坏，风气奢靡，漕政弊端丛生，形势日趋严峻。对此，一些朝廷官员和地方大吏，乃至有识之士，纷纷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首先，漕弊成为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漕运包括漕粮的征收、运输、入仓等诸多环节，本身即手续繁锁，关卡重叠。特别是贯穿南北数千里的运河一线，沿途需索，层层盘剥，致使各种损耗开销巨大，费用惊人，漕运也因之积弊丛生。诸如地方征漕加派各种杂项，州县任意浮收勒折，漕务官吏肆行榨取运丁，运丁则多方婪索州县，等等，不少官吏士子对此多有揭露抨击。王芑孙说：“国家承平百六十年，法久弊生，老奸宿蠹，窟穴其中。通仓之需索，大累于帮丁，帮丁之需索，大累于州县。督抚以浮收暂纾州县，而州县卒未尝纾也。漕臣以帮费暂恤疲丁，而疲丁卒未尝恤也。通仓诸臣，奋然欲去经纪花户之需要，而卒未尝去也。经纪花户之盘踞于通仓者不得去，则尖丁之蚕食于州县者不能除。浮收岁甚，帮费岁增；帮费愈增，浮收愈甚”[14]。蒋攸铦也说，今“地方往往视收漕为畏途”，“盖缘丁力久疲，所领行赠钱粮，本有扣款，而长途挽运，必须多雇人夫，以及提溜打闸，并间有遇浅盘剥，人工倍繁，物价昂贵，用度实属不敷，势不能不向州县索费。州县既需贴费，势不能不向粮户浮收。州县既有浮收，势不能不受包户挟制”。“吏治、民风、士习，由此日坏，此漕弊之相因而成积重无已之实在情形也”。又“从前帮丁贴费，每船不过百余，至二三百两不等。近来旗丁积累愈重，需费愈繁，且路费正用之外，或偿还旧债，或任意花消，或帮弁需索，皆所必有，亦非尽由于路费不敷。伊等知州县浮收，有加五六之多，遂得藉口多索，运弁奸丁，连成一气，州县惟恐误兑，不能不受其刁勒，是以帮费竟有递增至五六百两、七八百两者。……且州县既多浮收，则米色不能认真，帮丁既多贴费，则受兑亦不复深求。及至通州，贿买仓书经纪，通挪交卸，米色之潮杂不纯，率皆由此。此又官民交困，彼此挟持，南收北兑，流弊无穷之实在情形也”。
漕务种种弊端积重至此，理应“大加整饬，力挽颓风”，以“恪遵功令，严行示禁，升合不准多收，帮费全行裁汰”。但由于种种原因，漕弊“有不可不除，而又有不能尽除者”。如“帮丁长途苦累，费实不资，若竟丝毫不给津贴，则势必不能开行，若责令州县颗粒无浮，亦势必不能交兑”，等等。因此，乾嘉年间，一些大臣“不得不于无术万全之中，苦思酌中权宜之道”[15]。阿桂疏请申明粮船定式，“议定江浙漕船长八丈，深六尺，入水三尺四寸为度；江广漕船长九丈五尺，深六尺九寸，入水以三尺九寸为度。并将入水尺寸逐一量明分晰，横刊于浅板之上，俾得众目昭彰，易于查验。旗丁既不能于定制之外多带货物，即遇水小之年，船身入水不至甚深，亦可无虞稽阻”[16]。蒋兆奎认为：“办理漕运，要在恤丁”，提出将州县每石漕粮所浮收之七八斗内，“划出一斗，津贴旗丁，其余尽行革除。所出有限，所省已多，不特千万旗丁藉资济运，即交粮亿万花户，已沾圣恩无穷”[17]。蒋攸铦则疏请更定漕政章程，提出四条建议：第一，“每年秋成时，酌定收米准则，以免偏枯也”；第二，“旗丁各船帮费，应严定限制，以杜苛索也”；第三，“收米既有限制，则兴讼之粮，应委员验明上仓，以防积欠也”；第四，“州县预买恶米垫仓，勒收折色之弊，应严行禁革也”[18]。
由于漕运与运河畅通与否关系密切，而乾隆中叶以后，河患日趋严重，直接影响到淮河、运河，因此，一些官吏士子也开始考虑漕运的改革办法，试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王芑孙认为：“方今民困于浮收，官困于帮费，议者莫不欲去浮收以救民，去帮费以救官。然去浮收必先去帮费，去帮费必先改漕法”。因而提出“酌古之制，权今所宜，取唐宋转般仓成法损益之”[19]，即实行分段运送，沿途建仓的转般法，通过“易漕艘”、“建仓”、“造拨船”、“判职掌”、“优俸糈”等具体措施，除弊兴利，解决漕运问题。至嘉庆年间，有识之士更提出了改河运为海运的变革主张。嘉庆九年(1804)，因“洪泽湖水低弱，力不足以刷黄，以致河口淤沙，七省粮船全不能渡”，时任浙江巡抚阮元曾“暗筹海运一法”，拟招募海船四百艘，“每艘可载米一千五百余石，略用兵船护出乍浦，即放大洋，其装卸之程、脚价之费，俱与之议立章程，以待不虞。交卸如速，一年可以往返三次，较河运省费三之二”。其后虽“以河道复通，遂不复用”，[20]但阮元仍作《海运考》一册，主张海运，以为未雨绸缪之计。嘉庆十五年(1810)，因运河淤浅，漕船航行困难，皇帝谕令调查航海情形。一时之间，官吏士子多有持海运之议者。江苏士子高培源说：“我朝自江南以至直隶，沿海水师每岁放洋巡哨，海径曲折，兵弁类能谙熟。欲行海运，宜令熟识之将弁，携带商船伙长，从南至北，测水势，辨沙色，自某至某，凡岙套岛屿，可以泊舟，可以避风，先为标识，绘成一图。乃仿王宗沐、梁梦龙遗意，拨正兑十分之二三，按图试探，逮往返径熟，如先臣谷应泰所论，成山直沽，无异安澜，然后取岁运正额，法元人春夏二运之例，分番起运。将见峨舸巨艑，浃旬麇至，其视内河守浅，千夫纤挽，蚊负蚁行，则劳逸之不侔，固难以倍蓰计矣”[21]。高氏还就海道、雇船、脚价、丁弁、回带、赔豁等海运中的具体问题，一一作了探讨。苏州知府齐彦槐“陈海运策”，认为“驳海运之说者三：一曰洋氛方警，适资盗粮；二曰重洋深阻，漂没不时；三曰粮艘须另造，柁水须另招，事非旦夕，费更不赀。然三者皆可无虑也”。以“漂没”而言，“自康熙二十四年开海禁，关东豆麦，每年至上海者千余万石，而布、茶各南货，至山东、直隶、关东者，亦由沙船载而北行”。“其每岁漂没之数，总不过百分之一。今南粮由运河，每年失风，殆数倍于此”。且“沙船以北行为放空”，即“顺带南货，不能满载，皆在吴淞口挖草泥压船”。因此，齐氏提出，以各船“先载南粮至七分，其余准带南货，至天津卸于拨船。每南粮一石给水脚银五钱，上载时每石加耗米三升，卸载时以九五折收。合计南粮三百五十万石，不过费水脚一百七八十万两，曾不及漕项十之三四”。如此则“船商以放空之船，反得重价，而官费之省者无数。又使州县不得以兑费津贴旗柁名目，藉词浮勒，一举而众善备焉”[22]。就连身为“海角末商”的谢占壬，也对海运之议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海运之所以难行，关键在于“官事民情互相参议”。由于“舵水人等之技，由身试而非师授，可意会而不可言传，而事外之人，悬询其情，自必语言矛盾，款要莫凭。况运粮规则，从未经历，尤不免畏难之心，纷扰于中”，故而“不能实情上达”。有鉴于此，谢氏以其“自幼航海经营，亲历有年”，于“运载成规，舵水约束，以及风波趋避，捍卫汛防，素经熟视”，因而，他从“古今海运异宜”、“行船提要”、“四时风信”、“趋平避险”、“防弊清源”、“海程捍卫”、“水脚汇筹”、“春夏兼运时日”等方面，详晰论证了海运的可行性及有关事宜，并将河运、海运二者加以比较，明确提出：“今如海船运粮，必先将官事民情通盘筹算。夫商船运货，一岁之中，重在春秋冬三季。其时北省豆粮丰熟，货足价廉，乘顺风运南，商贾获利较重，船户水脚亦增。夏季北省货缺价昂，商贾获利较轻，船户水脚亦廉。其时雇船，乘顺风运粮赴北，正可舍贵就廉，趋平避险。抑或权时赶运全漕，亦不妨春夏兼装，自可裕如。果能通融办理，不惟上下两无格碍，而且商船均有裨益。此海运头绪分明，海程今昔异宜之大略也。复思内河漕运情形，偶逢雨泽愆期，河湖浅涸，舳舻衔尾而来，进退有期，不能缓待清流，必至借黄济运；或逢雨水过多，湖、黄并涨，黄流倒灌，决坏运河。种种阻碍，在所未免。诚使乘此夏令，兼筹海运，以分其势，则河漕二务，均得从容，既可操引清激浊之衡，亦可定河下湖高之则，自不至有治黄不能顾运，利运不能治黄之弊矣”[23]。可见，海运与河运相比，优势显然。但由于一些地方督抚的阻挠，两江总督勒保和浙江巡抚蒋攸铦就曾疏陈海运必不可行者十二事，诸如“旗丁不习海洋，必责成船户，又非如旗丁有册可稽，且不能设官出洋巡视，必至偷卖缺额，捏报沉失，甚或有通盗济匪诸弊”；“元、明海运，米多漂失，到仓欠交者，每石自数合至一斗数升不等，今生齿日繁，人之所食浮于地之所产，岂堪再有漂失”；“京师百货之集，悉来自粮艘，若由海运，断不能多携货物，将来京地物价骤腾，亦碍生计”；“运丁所用兵工短纤等项，总计八九万人，穷民资以为生，若由海运，则须另募熟悉海道者，而此常年漕运之众，一旦失业，难保不流而为匪”[24]，等等。因此，终嘉庆一朝，海运之事始终未能付诸实施。但是，诸多官吏士子对漕运的关注以及改革的设想，却仍然反映了他们的经世精神，并最终促成了其后漕政改革的实现。
三、盐政
盐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必需消费品，同时也是封建国家的专控商品，在国家税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清代盐法大体沿袭明制，除蒙古、新疆等边疆地区外，内地共分为11个产盐区：“曰长芦、曰奉天、曰山东、曰两淮、曰浙江、曰福建、曰广东、曰四川、曰云南、曰河东、曰陕甘”[25]。每个产盐区均规定有相应的销盐区域，如长芦盐行销直隶、河南两省，奉天盐行销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山东盐行销山东、河南、江苏、安徽四省，等等。盐的运销，则实行官督商销的纲引制度，由官府指定的盐商领取特许运销的许可证即“引”，按照指定的区域定额销售。这种官商结合的垄断经营体制，自清初至乾隆中叶的一百多年间，基本保持稳定，特别是18世纪上半叶，社会经济发展，人口数量增加，盐业产销两旺，既为封建国家带来了高额的盐税收入，又为盐商赚取了丰厚的利润。但随着乾隆中叶以后吏治的败坏和社会危机的出现，潜藏于盐业垄断经营体制内部的矛盾也逐渐暴露出来。官与商皆视盐务为利薮，以官而言，凡与盐务有关涉者，上自官府衙门，下至胥吏衙役，无不欲从中染指，商人办理运销手续，所经各道关口，都需交纳所谓“公费”，受到层层盘剥；而商人为弥补漏卮，赚取利润，又往往将各种费用转嫁到消费者身上，造成官盐短斤缺两，质次价高的状况。私盐因之而兴，官盐滞销，国家盐课大量流失，弊窦丛生。对此，一些忧国忧民的官吏士子，纷纷起来揭露盐政之弊，并提出了自己的改革主张。
缉私除弊，改革盐法，是大家普遍关注的问题。清代盐法，“莫急于缉私，但有场私、有商私、有枭私，而邻私、官私为害尤巨”[26]。士子汪甡论盐法，即极言私盐之弊，认为“弊之大者惟在盐徒，而其为害，私盐夹带为尤甚。盖私盐多一引，则官盐壅一引，夹带多一斤，则正盐壅一斤。”[27]广西巡抚孙玉庭则直接指出了私盐屡禁不绝的原因：“盖场灶产盐，得利而售者情也。官买例有定价，售私则价重于官，场灶必卖私盐者，此其一。官商之盐有课，私贩之盐无课，无课则价轻，小民愿食私盐者，此其二。场灶必卖，小民愿食，私贩从中射利，而欲以法令禁之，此必不能，所由枭徒盛而拒捕多也”[28]。为杜私盐，为除积弊，不少官吏士子提出了变通改革之法。孙玉庭认为：“早思变计，莫如课归场灶”。即“于灶晒各户，具报产盐时，令场官查明确数，登记簿籍。至出售时，按照包数斤重计算，正盐每包应课若干，余盐每包应羡若干，抽收后即放令出场。其售之于商也，则令灶晒各户，合计成本饷项，共需若干，增价以卖，俾归本之外，尚有余息，不必问售之何商，任其自为交易。其商人转运，则凡粤盐应行口岸，皆听所之，但不侵淮、浙等处引地，则无所碍。如此变通改变，在灶晒之户，出课虽增，而得力亦赢，必所深愿。运商无需官设，则有赀本者，无论多寡，皆可货盐获利，熟不乐为。且无官商之名，则小民随处皆可买食，盐值必减，商民两便无过于是”。为使“课归场灶”之法易行，孙玉庭还制定了各项具体章程，如“宜合计每年引课共若干两，分别各场大小，匀派征收也”；“宜查核各场产盐数目，按包分摊也”；“各场盐价，应听灶晒各户，自行酌定销卖也”；“按包抽税，宜分别正余，以次征收也”；“征收课项，宜于场灶出售盐斤时，照数核收也”，[29]等等。
当然，由于各产销区域具体情形不同，一些官吏士子所提出的变通改革办法也不尽一致。如“河东盐行山、陕、河南三省，商力积疲，易商加价，俱无所济”。[30]乾隆五十七年(1792)，冯光熊巡抚山西，疏请将河东盐课改归地丁。他说：“河东盐务积疲，惟有课归地丁，听民自运，既无官课杂费，又无兵役盘诘及关津阻留，未有不前者。请自乾隆五十七年始，凡山西、陕西、河南课额，在于三省引地百七十二属地丁项下摊征。”同时议定十条章程，主要有：“部引停领，免纳纸朱银”；“无许地方官私收税钱”；“盐政运使以下各官俱裁汰”；“移河东道驻运城，总管三场”；“三场仍立官秤牙行”；“盐政应支各款，各就近省藩库动支”等。经部议准，行之一年，大见成效，山西“自弛盐禁，民无摊课之苦，有食贱之利”。陕西、河南也都“盐充价减”。[31]其后，陕西巡抚方维甸亦奏请将汉中盐课改归地丁，“按里摊纳，与正项钱粮无异，并“拟于开征之前，将各县摊纳细数，刊入易知由单，并由司出示晓谕，务使各里周知，胥吏无从影射，自不至有派累闾阎情弊”。[32]但是，山西、陕西等地将盐课改归地丁，毕竟属于“因地制宜之道”，只可行于一时，而非长久之计。福建布政使裘行简即认为：“改归地丁之说，厚于富商，而薄于小民。”[33]甘肃按察使姜开阳更指出课归地丁之三大弊：“盖出课之民，不必皆贩盐之民”，贩者“于官课分毫无出，而坐享厚利，乃令力田务本之农民，代之纳课，非重本轻末之道，其弊一也”；“利权不可以假人，今官不配盐，无人为之经理，游手无赖之徒，群集其中，趋利如鹜，是使之争也。急端既起，既不可以驱逐，又不易于稽查，积久生奸，必酿事变，其弊二也”；“甘省地瘠民贫”，若属“丰稔之年，尚可勉强催科，一遇水旱，流离转徙，正项钱粮，可以奏明蠲免，而盐课必不能减，将仍取之民，而民不能堪，将不取之民，而课无所出，其弊三也”。[34]因此，各地官吏在寻求更好的盐政改革办法时，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官府收税，听商民自贩的主张。姜开阳认为，当仿唐代刘晏治盐之法，于产盐之场灶设局收税，“一税之后，不论富商大贾、贫民小贩，听其随地售卖，除扣工本，得利甚多，人自乐为，脚贩日广，盐价日贱，无摊派之扰，无追呼之烦，无逋欠之忧，无赔垫之累，上不亏国帑，下不病闾阎”[35]。兰州知府龚景翰也提出了同样的主张，认为“美意良法，莫善于此”[36]。福建布政使裘行简鉴于闽盐自乾隆末年以来，各项“正溢课银，悬欠至六十余万之多，催征筹备，皆属空文，徒有征课之名，而无收课之实，岂可不变通盐法，保卫民生”。因于嘉庆九年(1804)疏请复行收税法，“听民自晒自卖，自运自销，每盐一担，交税钱一百五十文，皆先纳课而后给单，凡商、鱼、船户，肩挑背负，俱任其在省南各府境内，毋论何场何地，自行售卖”。如此则“民无私盐之禁，场无商引之盐”，且“商课改为税课，私盐尽属官盐，无签商定地之烦，少缉私拒捕之案”，“于国课、官制、民生，均有裨益”[37]。值得注意的是，诸多官吏士子提出的官府收税、听商民贩运的盐政改革主张，反映了18世纪清代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其试图摆脱封建桎梏的要求，不仅体现了他们对国计民生的强烈关注，而且为19世纪中叶的盐政改革起到了前驱先路的作用。
四、铜政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铜政历来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在政府的经济政策和社会的生产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清代也不例外。乾隆五年(1740)，以关于煤矿开采的讨论为契机，清初以来实行的矿禁政策开始松弛。乾隆八年(1743)，大学士张廷玉奏称：“铜、铁、铅、锡之山，可以资民开采，供生民日用之需”，“请凡各省有可开采之山场，除金、银之矿封固不准开采外，其余俱听百姓于地方官给照开采，以资鼓铸”[38]。自此而后，清代以铜矿为主干的矿业蓬勃发展起来，至乾隆中期而达于极盛。特别是对铜矿生产，清政府采取减轻税率、提高官铜收购价、允许“一分通商”，即以产量的10%自行出售等措施，大大刺激了生产的发展和产量的提高。在铜斤主要产地云南，铜厂大者六七万人，小者亦万余人，铜产量也由乾隆五年的六七百万斤，猛增至乾隆三十九年(1774)的一千二三百万斤。然而，在封建专制制度下，矿业生产在极盛状况的背后，已然隐藏着危机，特别是乾隆中叶以后，吏治败坏，各种社会矛盾逐渐暴露，云南铜政也开始陷入困难重重，入不敷出的境地。对此，一些地方督抚大吏不乏有清醒认识者。其中，尤以云南布政使王太岳所论为切中时弊。
乾隆三十六年(1771)，王太岳出任云南按察使，次年擢布政使。在滇数年间，他目睹云南铜矿生产“官民交病，进退两穷”的状况，经过认真思考，于四十年(1775)上《铜政议》二篇，就云南铜政的现状、问题，以及改进的措施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王太岳认为：“今日铜政之难，其在采办者四，而在输运者一”。在采办方面，“一曰官给之价难再议加也”。清代铜政定例，官给工本，招商、民承办，产量的20%作为课税无偿交官，其余80%由官府定价收购。其后为鼓励铜矿开采，清政府将税率降至10%，并允许以产量的10%自行出售。此即“每获铜百斤，准给商民通商十斤，抽课铜十斤，公廉捐耗铜四斤二两，余铜七十五斤十二两，给价收买”[39]。这些措施，初期确实促进了铜矿生产的发展。但在封建专制制度下，官府直接控制铜矿的生产和流通，矿业生产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发展。以铜价为例，云南铜产量的绝大部分由官府收购，但定价却一直很低，初期每百斤仅银三至五两左右，其后虽经多次加价，亦不过六两四钱，远远不敷工本，造成云南铜矿亏本生产，负债累累，难以为继的状况。王太岳说，还在乾隆中，虽“各厂工本多寡不一，牵配合计，每百斤价银九两二钱”。“兹峒路已深，近山林木已尽，夫工炭价，一皆数倍于前。而又益以课长之掊克，地保之科派，官役之往来供亿，于是向之所谓本息课运、役食杂用，以及厂次路耗，并计其中，而后又有九两二钱之实值者。今则专计工本，而已几于此，厂民实受价六两四钱之外，尚须贴费一两八九钱而后足。问所从出，不过移后补前，支左而右绌。他日之累，有不可胜言者矣。夫铜价之不足，厂民之困惫，至于如此，然而未有以加价请者何也？诚知度支之藉制有经，非可以发棠之请，数相尝试也。且虽加以四钱、六钱之价，而积困犹未遽苏也。”其二，“曰取用之数不能议减也”。滇铜生产，自雍正以后，除例供京师户部宝泉局、工部宝源局铸钱外，还供福建、浙江、贵州、广西、陕西等省局鼓铸之需。乾隆三十八、三十九年，滇铜产量达一千二百数十万斤，为“极盛之时”，“然而不能给者，惟取之者多也”。既有“京师之运额”，又有江南、江西以及浙、闽、黔、粤、秦、楚“诸路开铸”，造成云南铜矿所产愈多，“求之益众，而责之益急”的状况。他如大厂生产入不敷出，积欠累累，小厂地处僻远，难以统辖，再加上云南地区交通不便，运输困难，都严重影响到铜政的正常运转。
针对这些问题和困难，王太岳在总结、参考前人论议的基础上，提出了解决的办法：“多筹息钱以益铜价也，通计有无以限买铜也，稍宽考成以舒厂困也，实给工本以广开采也，预集雇值以集牛马也”。特别是对铜价过低，京师及各省局取给铜斤过多的问题，王太岳指出，应适当削减各省局采买云南铜斤的数量，以裕滇铜；增加云南本省各局铸钱卯数，以铸息贴补铜价，即“以厂民之铜铸钱，即以铸钱之息与厂，费不他筹，泽不泛及，而此数十厂百千万众皆有以苏困穷而谋饱暖。积其吹呼翔踊之气，铜即不增，亦断无减。于以维持铜政，绵衍泉流”[40]。
此后，陆续有朝廷官员和地方大吏觉察到云南铜政存在的危机，试图提出解决的办法。乾隆四十二年(1777)，云南巡抚裴宗锡“疏陈铜务利弊”，集中提出了铜价不敷工本的问题。他说，每百斤铜价虽经加至六两四钱，然“取各厂人工、粮食、油炭时值逐款估计，折中牵算，矿沙积旺之厂，每铜百斤，犹少价银一两五六钱，若矿薄沙稀，则耗折更无底止。盖缘官买之初，定价本较他处最轻，而厂民不以为累者，当年岁需之铜，不过八九十万，后增亦不过三四百万，比于今日，十才一二。交官既少，私售必多，私铜既可肥家，官价自可不计。今官额日增，私售厉禁，厂民仅恃官本，势自不敷。原价既轻，虽叠加增，亦难给足，于是民则领后补前，官则移新掩旧，日积月重，遂成巨累”。对此，裴宗锡认为，与其采取现行“一分通商”的通融调剂之法，“不若明增价值”。即增云南本省各局鼓铸卯数，并将原“一分自售之铜”收回，“以作加卯，代为带铸”，将铸息一并分给各厂，如此则“大厂可增价一两五钱，小厂可增价一两。云南五金所产，生生不穷，厂户果能有利无累，获铜自可有增无减，厂欠可以永清，私铜可以永绝，散钱息以收铜息，厚厂利以清厂弊，计无便于此也”[41]。乾隆四十五年(1780)，吏部右侍郎和珅赴云南查讯案件，回京面奏，亦曾言及铜价问题，谓“滇省铜斤，官价轻而私价重，小民趋利，往往有偷漏走私，地方官虽设法严禁，无如滇地山多路僻，耳目难周，私铜仍多偷漏，所以京铜缺少”。和珅认为：“向来定例，九成交官，一成通商。不若令将官运之铜全数交完后，听其将所剩铜斤，尽数交易，不必拘定一成。或商民知利之所在，竞相趋赴，丁多铜集，京运不致仍前缺乏”[42]。
上述朝廷官员和地方大吏对铜政的看法和提出的种种救弊主张，反映了他们对国计民生和社会现实的关注。特别是关于铜价问题的议论，触及到了封建制度下矿业发展受阻的重要原因，可以说是相当深刻的。尽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些措施窒碍难行，致使云南铜政在乾隆末年以后，日形竭蹶，逐渐走向衰颓萎缩。但当时有识之士所作的思考，仍然给予后人以有益的启示。
五、人口
在封建社会里，人口数量的多少，可以说是衡量社会经济繁荣与否的标志之一。由于劳动力是古代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人口的增加意味着劳动力的增加，土地耕种面积的扩大乃至社会财富的增长，因此，历代封建统治者都十分强调“养民”、“爱民”，重视人口数量的统计。据史籍记载，从西汉末年至明代晚期，我国人口数字一直徘徊在6000万人上下，增长幅度不大。清初经战乱之后，人口锐减，顺治八年(1652)为1400万人，十八年(1662)上升到1900万人。康熙五十一年(1712)颁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时，全国在册人口也仅2460万人。此后直至雍正十二年(1734)，除固定人口2460万人外，共“滋生人丁”1200万人，合计为3660万人，数字一直很低。乾隆五年(1740)，一方面为了炫耀“盛世”，另一方面清政府开始觉察到人口增加的压力，感到需要掌握全国实际人口数字，以通盘筹划国用，因而下令各省查报户口实数与谷数。乾隆六年(1741)冬，“会计天下民数”，“大小男妇”达到1.4341亿，大大突破了历史上有书面记载的数字。对此，近年的研究者认为，我国明代以前的人口统计数字偏低，因为人们为了逃避赋税，采取各种方式隐匿人口。而清代乾隆以前的人口统计数，实际上是纳税人丁数，而非实际人口数，实际人口数应为纳税人丁的四至五倍。据此，有学者推测，明朝后期我国人口实际已达1亿以上，清代经过近百年的休养生息，人口数量已逐渐回升到明末水平，康雍年间约在1亿左右。至乾隆初年，比较准确的人口统计数字首次突破1亿大关。自此而后，人口增长速度一直很快，到乾隆六十年(1795)已达2.9696亿，远远超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人口的急遽增加，既反映了盛世时期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经济力量的增长，也造成了日趋严重的人口压力，带来了诸多社会问题和不安定的因素。因此，统治阶级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人口问题的严重性，试图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
最早察觉到人口问题给社会经济造成的压力的，可以说是最高统治者康、雍、乾三帝。18世纪初叶，康熙皇帝已经朦胧地意识到人口增长给国计民生所带来的问题，他说：“本朝自统一区宇以来，于今六十七八年矣。百姓俱享太平，生育日以繁庶。户口虽增，而土田并无所增，分一人之产，供数家之用，其谋生焉能给足？孟子曰：无恒产者无恒心。不可不为筹之也”[43]。在康熙看来，民生贫困，米价上扬，也都与人口增长有关。他说：“民生所以未尽殷阜者，良由承平既久，户口日蕃，地不加增，产不加益，食用不给，理有必然。朕洞瞩此隐，时深轸念”[44]。雍正在位期间，同样感到人口问题的压力，自谓其“临御以来，宵旰忧勤，凡有益于民生者，无不广为筹度。因念国家承平日久，生齿殷繁，地土所出，仅可赡给，偶遇荒欠，民食维艰。将来户口日滋，何以为业？”[45]又言“圣祖仁皇帝临御六十余年，深仁厚泽，休养生息，户口日增，生齿益繁，而直省之内地不加广。近年以来，各处皆有收成，其被水歉收者，不过州县数处耳，而米价遂觉渐贵，闽广之间，颇有不敷之虑，望济于邻省。良田地土之所产如旧，而民间之食指愈多，所入不足以供所出，是以米少而价昂，此亦理势之必然者也”。[46]至乾隆年间，统治者更深刻地感觉到了人口遽增的严峻形势，乾隆说：“朕恭阅《圣祖仁皇帝实录》，康熙四十九年民数二千三百三十一万二千二百余名口，因查上年各省奏报民数，共三万七百四十六万七千二百余名口，较之康熙年间，计增十五倍有奇。我国家承天眷佑，百余年太平天下，化泽涵濡，休养生息，承平日久，版籍日增。天下户口之数，视昔多至十余倍，以一人耕种而供十数人之食，盖藏已不能如前充裕。且民户既日益繁多，则庐舍所占田土不啻倍蓰。生之者寡，食之者众，于闾阎生计诚有关系，……朕甚忧之”[47]。不仅如此，乾隆还看到了粮食生产与人口增长二者之间的不平衡性，他在诗中写道：“谷数较于初践祚，增才十分一倍就。民数增乃二十倍，固幸太平滋生富。以二十倍食一倍，谷价踊贵理非谬”[48]。面对日趋严重的人口问题，清代统治者相继采取了比较积极的对策，试图缓解人口增长给国计民生造成的压力。康熙根据“人丁虽增，地亩并未加广”的实际情形，于五十一年(1712)下令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雍正进而推行“摊丁入亩”，藉以减轻广大民众的负担。康、雍、乾三帝都十分重视劝垦农桑，兴修水利，乾隆还开放矿禁，力图用发展生产的方法来解决人口问题。
18世纪中国社会人口增长的实际状况以及统治者采取的一些措施，引发了有识之士的思考，这就是洪亮吉和他的人口论。乾隆五十七年(1792)，时任翰林院编修的洪亮吉被派为贵州学政。置身于民风淳朴的西南高原地区，目睹当地民众生计维艰的实际情形，忧国忧民的洪亮吉把自己对社会、人生诸多问题的思考，集中在他于次年撰写的《意言》一书当中。有关人口问题的看法和论述，可以说是其中最有价值的部分。
洪亮吉首先对18世纪人口增长的情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治平至百余年，可谓久矣。然言其户口，则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人口增长的速度如此之快，但人类赖以生存的生产和生活资料诸如耕地、房屋的增长却十分缓慢。洪亮吉以一个有屋十间、有田一顷的家族为例，对二者增长的不同情形作了比较分析，即“高曾之时，有屋十间，有田一顷，身一人，娶妇后不过二人。以二人居屋十间，食田十顷，宽然有余矣。以一人生三计之，至子之世，而父子四人各娶妇则有八人，八人即不能无佣作之助，是不下十人矣。以十人而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吾知其居仅仅足，食亦仅仅足也。子又生孙，孙又娶妇，其间衰老者或有代谢，然已不下二十余人。以二十余人而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即量腹而食，度足而居，吾已知其必不敷矣。又自此而曾焉，自此而元焉，视高曾时口已不下五六十倍。是高曾时为一户者，至曾元时不分至十户不止。其间有户口消落之家，即有丁男繁衍之族，势亦足以相敌”。即使“高曾之时，隙地未尽辟，闲廛未尽居也，然亦不过增一倍而止矣，而户口则增至十倍、二十倍”。据此，他得出结论：“是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而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余也”。
洪亮吉还考察了人口增殖与物价的关系，认为人口越多，物价越高，民众生活越无保障。由于“为农者十倍于前，而田不加增；为商贾者十倍于前，而货不加增；为士者十倍于前，而佣书授徒之馆不加增。且昔之以升计者，钱又须三四十矣；昔之以丈计者，钱又须一二百矣。所入者愈微，所出者益广，于是士农工贾各减其值以求售，布帛粟米又各昂其价以出市。此即终岁勤动，毕生皇皇而自好者居然有沟壑之忧，不肖者遂至生攘夺之患矣”[49]。为了解决人口增长所带来的问题，洪亮吉提出了两方面的对策：一为“天地调剂之法”，即“水旱疾疫”等自然灾害造成的人口减员；一为“君相调剂之法”，“使野无闲田，民无剩力。疆土之新辟者，移种民以居之，赋税之繁重者，酌今昔而减之。禁其浮靡，抑其兼并。遇有水旱疾疫，则开仓廪、悉府库以赈之”[50]。
当然，18世纪中国的统治者和有识之士对“盛世”时期人口遽增的社会现实表示忧虑之时，尚未能对此作深入的探讨和系统的阐述，也还未能就解决人口问题提出更为有效的切实可行的办法。但他们所指出的清代人口增殖的严峻状况，所论述的人口增殖与生产发展、生活资料增加二者之间不平衡的关系，却给予时人以及后世以有益的启示，并且在清代以及中国人口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乾嘉年间诸多有识之士对河工、漕运、盐政、铜政、人口等有关国计民生问题的思考，终于促成了经济之学的出现和经世派的产生，这就是陆燿及其代表作《切问斋文钞》。陆燿幼年家境贫苦，但他“奋励于学”，经举业入仕后，历任登州知府、山东运河道、按察使、湖南巡抚等职。幼时的生活经历和多年的仕宦生涯，使他有机会接触社会实际，了解民间疾苦。因而他既反对“闭户而谈天道，高座而说明心”的理学，又反对“揣摩应举，因循卑陋”的词章之学，对“挦撦细碎，抉剔幽隐”的汉学也持批评态度。[51]乾隆四十年(1775)，陆燿以“立言贵乎有用”为标准[52]，选择清初至乾隆年间“有关世道人心之作”，分为学术、风俗、教家、服官、选举、财赋、荒政、保甲、兵制、刑法、时宪、河防凡十二类，辑成《切问斋文钞》30卷。从而在18世纪下半叶明确树立一门经济之学，为嘉庆以后贺长龄、魏源等经世派的崛起以及知识界风气的变化，起到了前驱先路的作用。
综观清代乾嘉时期的经世主张，既是对盛行一时的汉学的反弹，也是对当时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的反映。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中国封建社会，已然面临诸多问题，诸如汉学的狭窄，理学的陈腐，社会经济方面河工、漕运、盐政、铜政等大政的危机，以及日趋严重的人口压力，都使人们深切地感觉到，古老的中国社会内部，正积聚着空前的矛盾，酝酿着深刻的变革。正是这些或隐或显的矛盾和危机，警醒了知识界和统治阶级上层的有识之士，促使他们通过各种途径，寻找救世的良方。经世主张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它与当时隐而复彰的今文经学以及方兴未艾的边疆史地学一道，汇成了乾嘉时期经世思潮的潜流。尽管它还十分弱小，也并未占据主导地位，但它毕竟在学者面前重新展现出一片广阔的天空，为更多的学者走出汉学狭小的书斋，摆脱理学的束缚，直面现实，经世致用，提供了新的用武之地。当然，由于社会的变化才刚刚开始，矛盾尚未激化，危机尚未爆发，因此，各种思想主张也未能十分成熟、系统，而大多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或河工，或漕运，或盐政，或铜政，缺乏对整个社会系统的看法，缺乏一种整体的、宏观的理论思考。所提出的解决办法，也大多在传统的框架中徘徊，而较少提出扶植先进经济成分，因势利导，推进社会改革的方案。特别是乾嘉时期的知识界和统治阶级上层的有识之士，几乎都未能重视、倡导科学技术的研究，这不能不说是很大的缺陷。
注释：
[1]贺长龄、魏源《清经世文编》卷100，中华书局1992年版，下册2440页。
[2][4]同上，2442页。
[3]同上卷98，下册2391页。
[5]同上卷99，下册2425页。
[6]《清史列传》卷23，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6册1702页。
[7]同上，1705页。
[8]《清经世文编》卷99，下册2428页。
[9]同上卷100，下册2460页。
[10]《清史稿》卷127，中华书局本，第13册3770页。
[11]《清经世文编》卷96，下册2352页。
[12]《清高宗实录》卷1146，台湾华文书局影印本，第23册16797页。
[13]《清史稿》卷128，第13册3803页。
[14][19]《清经世文编》卷47，中册1122页。
[15][18]同上，1099至1100页。
[16]同上，1139页。
[17]《清史列传》卷31，第8册2439页。
[20]《研经室二集》卷8，中华书局1993年点校本，上册578页。
[21]《清经世文编》卷48，中册1149页。
[22]同上，1160页。
[23]同上，1159页。
[24]《清史列传》卷34，第9册2636页。
[25]《清史稿》卷123，第13册3603页。
[26]同上，3609页。
[27]《清经世文编》卷50，中册1223页。
[28]同上，1251页。
[29]同上，1252页。
[30]《清史稿》卷358，第37册11337页。
[31]《清史稿》卷123，第13册3614页。
[32]《清经世文编》卷49，中册1203页。
[33]同上，1200页。
[34]同上，1198页。
[35]同上卷49，中册1199页。
[36]同上，1195页。
[37]同上，1201页。
[38]朱批奏折，转引自《清代的矿业》，中华书局1983年版，上册10页。
[39]上同，168页。
[40]《清经世文编》卷52，中册1283—1290页。
[41]《章学诚遗书》卷17，文物出版社1985年影印本，161页。
[42]福康安《尚书额驸福手札》，转引自《清代的矿业》，上册160页。
[43]《清圣祖实录》卷240，第5册3209页。
[44]同上卷244，第5册3254页。
[45]《清世宗实录》卷6，第1册113页。
[46]同上卷64，第2册827页。
[47]《清高宗实录》卷1441，第29册21389页。
[48]《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御制诗四集》卷93，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影印本，第7册703页。
[49]《洪北江诗文集·卷施阁文甲集》卷1，27页。
[50]同上，26页。
[51]《切问斋文钞·例言》。
[52]《切问斋文钞·序》。^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1997年04期
【原文出处】《清史研究》(京)1997年02期第93-105页
一、河工
黄河的治理，始终是清廷首要大政之一。清代初年，承明末弊政之后，河道年久失修，黄水连年泛滥，仅顺治至康熙十六年(1677)的三十余年间，黄河大的决口即达八十余次，以至河南、苏北一带深受其害。康熙曾把河务视为首要解决的三件大事之一，“书而悬之宫中柱上”。康熙十六年，清廷在平定“三藩”的战争中占据优势之后，始下决心治理黄河，任命靳辅为河督，主持治河工作。靳辅任用卓越的水利专家陈潢，全力堵塞黄河决口，大规模修筑、加固堤坝，使多年漫溢的黄河、淮河复归故道，安澜入海。同时，在黄河北岸开凿中河工程，使运河漕船得以避开黄河一百数十里之险，大大提高了运输效率。自此而后，黄河安澜数十年，直至乾隆中期，虽有决口，但大多随决随堵，尚未造成太大的灾害。然而，乾隆四十三年(1778)以后，黄河漫决次数增多，决口长期不能堵塞，河患再次严重起来。对此，不少主持治河工作或关心河务的地方督抚和朝廷官员，纷纷提出了自己的治河主张。
其一，疏浚河身，培筑堤坝。黄河常年泛滥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黄水挟沙，奔腾东流，一遇地势平衍之处，即水缓沙停，造成中下游河床淤积，河身垫高。而河身越高，水流越缓，淤沙愈积。二者互为因果，恶性循环，使得河患日趋严重。所谓“黄河斗水沙七，所过之处，无不淤垫”[1]。因此，传统治河之策，十分强调疏浚河身，培筑堤坝，以期“束水攻沙”，使河流通畅，安澜入海。乾嘉时期同样如此。乾隆二十一年(1756)，大学士陈世倌上《筹河工全局利病书》，即以浚治河身为御灾急务之一，认为“黄河携沙而来，奔腾浩瀚，一往莫御，故坚筑堤岸，使水循堤直下，则势猛而沙随水去”，今“清口以上至徐州黄河数百余里河底高于内地丈许，皆成老淤，水势不能冲刷，自非大加疏浚之工不可”。否则，“大溜不能归中，河流不能迅捷，沙停河饱，为害滋深”[2]。针对疏浚河道所面临的实际困难，如“浮沙、途泥、滩河、浅水，一望弥漫，欲事畚锸，何所措手。少为开掘，水即随之，捞泥水中，焉能深广”[3]，其治河工具若杏叶扒、铁扫帚、混江龙等又不尽合用等问题，陈世倌提出，“请铸大铁轴一具，约长六尺，上铸铁齿，长三寸而锐其角，一周凡三齿，共列五周，两端贯以铁锁，务使直沉至底。用船一只，夫四名，首横木梁，将铁锁分系木梁之上，用夫牵挽而行，沿路滚翻，每十船为一排，每十里置船一排”，“每日往回三次，十日当可深一寸，积一月计之，当可深二三寸，一年计之，可深二三尺矣”[4]。嘉庆四年(1799)，时任河东河道总督吴璥覆奏黄河治淤情形，所言治河之策，仍“不外疏浚、堤防两事。疏浚以畅其流，堤防以束其力”。“是束水攻沙，诚为千古不易之论。以水攻沙，则必以堤束水。固知日渐培堤，计非尽善，而舍此更无束水之方”[5]。
其二，蓄清敌黄，疏通海口。海口即黄、淮入海处，位于江苏北部云梯关附近。由于其属黄、淮交汇之最下游，黄河所携大量泥沙，往往淤积于此，致使海口垫高，河流入海不畅，泛滥成灾。故需藉淮河及洪泽湖之清水，并力刷沙，以使海口通畅，安澜入海。而蓄清敌黄之关键，则在清口。清口系淮河注入洪泽湖后与黄河交汇之口，与运河之口相距亦不甚远。淮河及洪泽湖之水能否从清口畅出，直接关系到黄河、运河以及海口通畅与否的大问题。乾隆二十九年(1764)，河臣高晋主张于云梯关外“旧堤上首作斜长子堰，约漫滩水，汇正河入海”，以使“尾闾宽阔，于就下之势益畅”[6]。乾隆四十一年(1776)，因“海口逾远，近年黄水倒灌，致通湖引河淤垫，清水不能畅出。清江、淮安一带，运道停沙，清口以外，黄河两腮垫高”，河臣高晋、萨载奉谕查勘清口、海口情形，认为“惟有浚清口以内通湖引河停淤，使清水畅出，与黄河汇流东注，并力刷沙，则黄河不浚自深，海口不疏自治”。为此，二人特别提出：“于陶庄迤上积土之北，开引河一道，使黄水绕北下注，清水畅行，至周家庄会黄东注，不独可免倒灌，而二渎并流，攻刷黄河两腮浮淤及海口积沙，均可渐次刷深。下游深通，则黄河上游可免停淤”[7]。其后，陶庄引河工程完成，使黄河河身距清口移远5里，大大减轻了黄水倒灌，清口淤沙之患。总之，乾嘉年间“治河诸臣，总以蓄清敌黄为要务”。诚如嘉庆时河臣百龄所言：“黄河必得清水从中刷沙，始不停淤，淮水必得畅出清口，始不虞泛滥为害。盖淮水自西向东入湖，与周桥五坝遥对，黄河在洪湖之北，淮流入黄，其势不顺。是以靳辅疏浚五道引河，长至一千五六百丈，直插湖心，欲接其势顺向北行，使迤南之周桥五坝、高堰山圩不致吃重。又恐湖水力不敌黄，复于运河口门之外，筑磨盘埽分溜敌黄济运，又设立束清坝，钳逼清水，使之奋迅冲黄，以资得力。良以黄水具数千里之源，挟沙而走，其力甚劲，淮水仅百里之流，归湖之后，停蓄成渊，非有诸引河以领之，并加诸坝以激之，恐其力纡缓，不能敌黄而出也。又遇清水过大，则将束清坝口门拆宽，黄水过大，则将王营减坝封土启除，务令黄水减而不决，清水涨而不溢，由是黄水下行，得清流为之荡涤，滔滔入海，畅流无阻”[8]。
当然，这些治河主张，皆针对局部河患而言，尚非全局的、长远的考虑，因此，难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嘉庆时河臣铁保勘查治河情形，曾概括当时各种主张：“有谓海口不利者，有谓洪湖淤垫者，有谓河身高仰者”。在他看来，这些都不足以为河大患，而他认为，治河之关键在于清口，“诚以清口畅出，则河腹刷深，海口亦顺，而洪湖不至泛滥，一举而三善备”。强调“为今之计，惟有大修闸坝，全复旧规，去新受之病，收蓄泄之利。则借湖水刷沙而黄河治，湖水有路入黄，不虞壅涨，而湖水亦治”[9]。铁保所言，确实有一定道理，因为自“黄河南行，淮先受病，淮病而运亦病。由是治河、导淮、济运三策，群萃于淮安清口一隅，施工之勤，糜帑之巨，人民田庐之频岁受灾，未有甚于此者”[10]。但铁保置河身淤高等诸多因素于不问，只强调清口一隅，未免“主持太过”，同样失于偏颇。
那么，黄河究竟有无根治的办法？事实上，18世纪中叶，一些有识见的大臣已经开始考虑从根本上解决河患问题。乾隆十八年(1753)，吏部尚书孙嘉淦明确提出黄河改道入海的建议，即在黄河北岸开减河，引黄水北流入大清河，经山东入海。他考察历代河流情形说，古代江、淮、河、济四水皆“独行入海”，互不相涉。宋时河决，始分而为二，一由南清河入淮，即今之河道，一由北清河即大清河，合济水正道入海。宋末以后，河遂南徙。此后，历元、明两代，河或北决，经大清河入海，或南流入淮，经今之河道入海。当时已有人认识到，中原地势“南高北下，宜顺水性，导之北行”。但由于种种原因，自明代以后，治河者皆“逼河使南行”。清沿旧制，以致顺治、康熙年间，河“决北岸者十之九，决南岸者十之一”。有鉴于此，孙嘉淦提出，在黄河北岸开减河，引黄水北流，经大清河入海。他说：“大清河之东南，皆泰山之基脚，故其道亘古不坏，亦不迁移”，即其下游所经之处，“不过东阿、济阳、滨州、利津等四五州县，即有漫溢，不过偏灾，忍四五州县之偏灾，而可减两江二三十州县之积水，并解淮阳两府之急难，此其利害之轻重，不待智者而后知也。减河开后，其至张秋，不过经两三州县之境，计其漫溢之处，筑土埂以御之，一入大清河，则河身深广，石岸堵筑之处甚少，约计所费至多不过一二十万，而所省下游决口之工费、赈济之钱米，至少不下一二百万。此其得失之多寡，亦不待智者而后知也。是则减河一开，所费甚少，为害甚轻，而决口可塞，积水可消，漕舟不误，其利甚大”[11]。此后，朝廷大臣裘曰修、嵇璜均提出过大致相同的建议，请令河流改归山东故道。这一主张，可以说抓住了治理黄河的关键所在。因为造成黄河灾害频繁的重要原因，除上游水土流失外，就是下游河床老化，日益淤高的河身已难以容纳奔腾东流的黄水，仅靠疏浚河身、培筑堤坝、开挖引河、疏通海口等局部治理的办法，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乾隆四十六年(1781)，河决北岸青龙冈，黄水经赵王河，入大清河归海。这一路向，证明了孙嘉淦等人建议的可行性。但当时的最高统治者乾隆皇帝昧于时势，因循保守，不敢改弦更张，认为“黄河南徙，自北宋以来，至今已数百年。即以现在情形而论，其向北泛滥之水，由赵王河归大清河入海者，祗有二分，其余由昭阳、南阳等湖南下者，仍有八分，甚至江南沛县城垣被冲，则南下之水较北更大。此时岂能力挽全河之势，使之尽由北流。且于山东、直隶运道往来，甚有关碍，岂容妄议更张。为今之计，惟有就事论事，救弊补偏，此外别无办法”[12]。因此，终乾隆一朝，乃至嘉庆、道光年间，黄河治理始终局限于堵决口、修堤坝、浚河身、通海口等传统的办法，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也职此之故，数十年间河患不断，灾害严重，直至咸丰五年(1855)铜瓦厢决口，黄河终于“东注大清河入海”。“盖淮下游为河所夺者七百七十余年，河病而淮亦病。至是北徙，江南之患息”[13]。可见孙嘉淦等人提出的黄河改道的建议，确实是有远见的正确主张。
除提出各种治河主张而外，一些正直的朝廷大臣和地方官吏，还对河务的种种弊端进行了揭露和抨击。18世纪中叶以后，吏治逐渐败坏，朝廷大政之一的河务也成为利薮所在，主持河务的某些官员藉黄河泛滥之机中饱私囊，大发横财。嘉庆年间，百龄疏论河工，就曾指出，乾隆以后“在事诸君子，或以节省为见长，或以无事生觊觎，屡次纷更，旧规全废。况当天下承平，国家闲暇，借要工为汲引张本，藉帑项为挥霍钻营，从此河员皆纨绔浮华，工所真花天酒地，迨至事机败坏，犹复委曲弥缝”。甚而“河工诸员无一可信，以欺罔为能事，以侵冒为故常，欲有所为，谁供寄使，罚之不胜其罚，易之则无可易”，给黄河的治理造成许多人为的障碍。当然，终清之世，河工弊端始终是困扰统治者的痼疾，但是，清代中叶的有识之士能够直面这一矛盾，仍然表现了他们对国计民生的关注以及传统的经世精神。
二、漕运
清廷定都北京后，为解决皇室食用、王公官员俸米、八旗兵丁口粮以及京师民食之需，沿明朝旧制，每年由山东、河南、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八省征收漕粮400万石，另于江苏、浙江两地征收白粮（即糯米）217472石，经运河运贮北京通州各仓，此即漕运定制。由于其地位十分重要，故而历来有“天庾正供”之称。清代前期，特别是康熙、雍正年间，社会经济发展，吏治民风整肃，漕运基本正常运行。至乾隆中期以后，随着社会危机的日渐加深，吏治败坏，风气奢靡，漕政弊端丛生，形势日趋严峻。对此，一些朝廷官员和地方大吏，乃至有识之士，纷纷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首先，漕弊成为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漕运包括漕粮的征收、运输、入仓等诸多环节，本身即手续繁锁，关卡重叠。特别是贯穿南北数千里的运河一线，沿途需索，层层盘剥，致使各种损耗开销巨大，费用惊人，漕运也因之积弊丛生。诸如地方征漕加派各种杂项，州县任意浮收勒折，漕务官吏肆行榨取运丁，运丁则多方婪索州县，等等，不少官吏士子对此多有揭露抨击。王芑孙说：“国家承平百六十年，法久弊生，老奸宿蠹，窟穴其中。通仓之需索，大累于帮丁，帮丁之需索，大累于州县。督抚以浮收暂纾州县，而州县卒未尝纾也。漕臣以帮费暂恤疲丁，而疲丁卒未尝恤也。通仓诸臣，奋然欲去经纪花户之需要，而卒未尝去也。经纪花户之盘踞于通仓者不得去，则尖丁之蚕食于州县者不能除。浮收岁甚，帮费岁增；帮费愈增，浮收愈甚”[14]。蒋攸铦也说，今“地方往往视收漕为畏途”，“盖缘丁力久疲，所领行赠钱粮，本有扣款，而长途挽运，必须多雇人夫，以及提溜打闸，并间有遇浅盘剥，人工倍繁，物价昂贵，用度实属不敷，势不能不向州县索费。州县既需贴费，势不能不向粮户浮收。州县既有浮收，势不能不受包户挟制”。“吏治、民风、士习，由此日坏，此漕弊之相因而成积重无已之实在情形也”。又“从前帮丁贴费，每船不过百余，至二三百两不等。近来旗丁积累愈重，需费愈繁，且路费正用之外，或偿还旧债，或任意花消，或帮弁需索，皆所必有，亦非尽由于路费不敷。伊等知州县浮收，有加五六之多，遂得藉口多索，运弁奸丁，连成一气，州县惟恐误兑，不能不受其刁勒，是以帮费竟有递增至五六百两、七八百两者。……且州县既多浮收，则米色不能认真，帮丁既多贴费，则受兑亦不复深求。及至通州，贿买仓书经纪，通挪交卸，米色之潮杂不纯，率皆由此。此又官民交困，彼此挟持，南收北兑，流弊无穷之实在情形也”。
漕务种种弊端积重至此，理应“大加整饬，力挽颓风”，以“恪遵功令，严行示禁，升合不准多收，帮费全行裁汰”。但由于种种原因，漕弊“有不可不除，而又有不能尽除者”。如“帮丁长途苦累，费实不资，若竟丝毫不给津贴，则势必不能开行，若责令州县颗粒无浮，亦势必不能交兑”，等等。因此，乾嘉年间，一些大臣“不得不于无术万全之中，苦思酌中权宜之道”[15]。阿桂疏请申明粮船定式，“议定江浙漕船长八丈，深六尺，入水三尺四寸为度；江广漕船长九丈五尺，深六尺九寸，入水以三尺九寸为度。并将入水尺寸逐一量明分晰，横刊于浅板之上，俾得众目昭彰，易于查验。旗丁既不能于定制之外多带货物，即遇水小之年，船身入水不至甚深，亦可无虞稽阻”[16]。蒋兆奎认为：“办理漕运，要在恤丁”，提出将州县每石漕粮所浮收之七八斗内，“划出一斗，津贴旗丁，其余尽行革除。所出有限，所省已多，不特千万旗丁藉资济运，即交粮亿万花户，已沾圣恩无穷”[17]。蒋攸铦则疏请更定漕政章程，提出四条建议：第一，“每年秋成时，酌定收米准则，以免偏枯也”；第二，“旗丁各船帮费，应严定限制，以杜苛索也”；第三，“收米既有限制，则兴讼之粮，应委员验明上仓，以防积欠也”；第四，“州县预买恶米垫仓，勒收折色之弊，应严行禁革也”[18]。
由于漕运与运河畅通与否关系密切，而乾隆中叶以后，河患日趋严重，直接影响到淮河、运河，因此，一些官吏士子也开始考虑漕运的改革办法，试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王芑孙认为：“方今民困于浮收，官困于帮费，议者莫不欲去浮收以救民，去帮费以救官。然去浮收必先去帮费，去帮费必先改漕法”。因而提出“酌古之制，权今所宜，取唐宋转般仓成法损益之”[19]，即实行分段运送，沿途建仓的转般法，通过“易漕艘”、“建仓”、“造拨船”、“判职掌”、“优俸糈”等具体措施，除弊兴利，解决漕运问题。至嘉庆年间，有识之士更提出了改河运为海运的变革主张。嘉庆九年(1804)，因“洪泽湖水低弱，力不足以刷黄，以致河口淤沙，七省粮船全不能渡”，时任浙江巡抚阮元曾“暗筹海运一法”，拟招募海船四百艘，“每艘可载米一千五百余石，略用兵船护出乍浦，即放大洋，其装卸之程、脚价之费，俱与之议立章程，以待不虞。交卸如速，一年可以往返三次，较河运省费三之二”。其后虽“以河道复通，遂不复用”，[20]但阮元仍作《海运考》一册，主张海运，以为未雨绸缪之计。嘉庆十五年(1810)，因运河淤浅，漕船航行困难，皇帝谕令调查航海情形。一时之间，官吏士子多有持海运之议者。江苏士子高培源说：“我朝自江南以至直隶，沿海水师每岁放洋巡哨，海径曲折，兵弁类能谙熟。欲行海运，宜令熟识之将弁，携带商船伙长，从南至北，测水势，辨沙色，自某至某，凡岙套岛屿，可以泊舟，可以避风，先为标识，绘成一图。乃仿王宗沐、梁梦龙遗意，拨正兑十分之二三，按图试探，逮往返径熟，如先臣谷应泰所论，成山直沽，无异安澜，然后取岁运正额，法元人春夏二运之例，分番起运。将见峨舸巨艑，浃旬麇至，其视内河守浅，千夫纤挽，蚊负蚁行，则劳逸之不侔，固难以倍蓰计矣”[21]。高氏还就海道、雇船、脚价、丁弁、回带、赔豁等海运中的具体问题，一一作了探讨。苏州知府齐彦槐“陈海运策”，认为“驳海运之说者三：一曰洋氛方警，适资盗粮；二曰重洋深阻，漂没不时；三曰粮艘须另造，柁水须另招，事非旦夕，费更不赀。然三者皆可无虑也”。以“漂没”而言，“自康熙二十四年开海禁，关东豆麦，每年至上海者千余万石，而布、茶各南货，至山东、直隶、关东者，亦由沙船载而北行”。“其每岁漂没之数，总不过百分之一。今南粮由运河，每年失风，殆数倍于此”。且“沙船以北行为放空”，即“顺带南货，不能满载，皆在吴淞口挖草泥压船”。因此，齐氏提出，以各船“先载南粮至七分，其余准带南货，至天津卸于拨船。每南粮一石给水脚银五钱，上载时每石加耗米三升，卸载时以九五折收。合计南粮三百五十万石，不过费水脚一百七八十万两，曾不及漕项十之三四”。如此则“船商以放空之船，反得重价，而官费之省者无数。又使州县不得以兑费津贴旗柁名目，藉词浮勒，一举而众善备焉”[22]。就连身为“海角末商”的谢占壬，也对海运之议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海运之所以难行，关键在于“官事民情互相参议”。由于“舵水人等之技，由身试而非师授，可意会而不可言传，而事外之人，悬询其情，自必语言矛盾，款要莫凭。况运粮规则，从未经历，尤不免畏难之心，纷扰于中”，故而“不能实情上达”。有鉴于此，谢氏以其“自幼航海经营，亲历有年”，于“运载成规，舵水约束，以及风波趋避，捍卫汛防，素经熟视”，因而，他从“古今海运异宜”、“行船提要”、“四时风信”、“趋平避险”、“防弊清源”、“海程捍卫”、“水脚汇筹”、“春夏兼运时日”等方面，详晰论证了海运的可行性及有关事宜，并将河运、海运二者加以比较，明确提出：“今如海船运粮，必先将官事民情通盘筹算。夫商船运货，一岁之中，重在春秋冬三季。其时北省豆粮丰熟，货足价廉，乘顺风运南，商贾获利较重，船户水脚亦增。夏季北省货缺价昂，商贾获利较轻，船户水脚亦廉。其时雇船，乘顺风运粮赴北，正可舍贵就廉，趋平避险。抑或权时赶运全漕，亦不妨春夏兼装，自可裕如。果能通融办理，不惟上下两无格碍，而且商船均有裨益。此海运头绪分明，海程今昔异宜之大略也。复思内河漕运情形，偶逢雨泽愆期，河湖浅涸，舳舻衔尾而来，进退有期，不能缓待清流，必至借黄济运；或逢雨水过多，湖、黄并涨，黄流倒灌，决坏运河。种种阻碍，在所未免。诚使乘此夏令，兼筹海运，以分其势，则河漕二务，均得从容，既可操引清激浊之衡，亦可定河下湖高之则，自不至有治黄不能顾运，利运不能治黄之弊矣”[23]。可见，海运与河运相比，优势显然。但由于一些地方督抚的阻挠，两江总督勒保和浙江巡抚蒋攸铦就曾疏陈海运必不可行者十二事，诸如“旗丁不习海洋，必责成船户，又非如旗丁有册可稽，且不能设官出洋巡视，必至偷卖缺额，捏报沉失，甚或有通盗济匪诸弊”；“元、明海运，米多漂失，到仓欠交者，每石自数合至一斗数升不等，今生齿日繁，人之所食浮于地之所产，岂堪再有漂失”；“京师百货之集，悉来自粮艘，若由海运，断不能多携货物，将来京地物价骤腾，亦碍生计”；“运丁所用兵工短纤等项，总计八九万人，穷民资以为生，若由海运，则须另募熟悉海道者，而此常年漕运之众，一旦失业，难保不流而为匪”[24]，等等。因此，终嘉庆一朝，海运之事始终未能付诸实施。但是，诸多官吏士子对漕运的关注以及改革的设想，却仍然反映了他们的经世精神，并最终促成了其后漕政改革的实现。
三、盐政
盐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必需消费品，同时也是封建国家的专控商品，在国家税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清代盐法大体沿袭明制，除蒙古、新疆等边疆地区外，内地共分为11个产盐区：“曰长芦、曰奉天、曰山东、曰两淮、曰浙江、曰福建、曰广东、曰四川、曰云南、曰河东、曰陕甘”[25]。每个产盐区均规定有相应的销盐区域，如长芦盐行销直隶、河南两省，奉天盐行销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山东盐行销山东、河南、江苏、安徽四省，等等。盐的运销，则实行官督商销的纲引制度，由官府指定的盐商领取特许运销的许可证即“引”，按照指定的区域定额销售。这种官商结合的垄断经营体制，自清初至乾隆中叶的一百多年间，基本保持稳定，特别是18世纪上半叶，社会经济发展，人口数量增加，盐业产销两旺，既为封建国家带来了高额的盐税收入，又为盐商赚取了丰厚的利润。但随着乾隆中叶以后吏治的败坏和社会危机的出现，潜藏于盐业垄断经营体制内部的矛盾也逐渐暴露出来。官与商皆视盐务为利薮，以官而言，凡与盐务有关涉者，上自官府衙门，下至胥吏衙役，无不欲从中染指，商人办理运销手续，所经各道关口，都需交纳所谓“公费”，受到层层盘剥；而商人为弥补漏卮，赚取利润，又往往将各种费用转嫁到消费者身上，造成官盐短斤缺两，质次价高的状况。私盐因之而兴，官盐滞销，国家盐课大量流失，弊窦丛生。对此，一些忧国忧民的官吏士子，纷纷起来揭露盐政之弊，并提出了自己的改革主张。
缉私除弊，改革盐法，是大家普遍关注的问题。清代盐法，“莫急于缉私，但有场私、有商私、有枭私，而邻私、官私为害尤巨”[26]。士子汪甡论盐法，即极言私盐之弊，认为“弊之大者惟在盐徒，而其为害，私盐夹带为尤甚。盖私盐多一引，则官盐壅一引，夹带多一斤，则正盐壅一斤。”[27]广西巡抚孙玉庭则直接指出了私盐屡禁不绝的原因：“盖场灶产盐，得利而售者情也。官买例有定价，售私则价重于官，场灶必卖私盐者，此其一。官商之盐有课，私贩之盐无课，无课则价轻，小民愿食私盐者，此其二。场灶必卖，小民愿食，私贩从中射利，而欲以法令禁之，此必不能，所由枭徒盛而拒捕多也”[28]。为杜私盐，为除积弊，不少官吏士子提出了变通改革之法。孙玉庭认为：“早思变计，莫如课归场灶”。即“于灶晒各户，具报产盐时，令场官查明确数，登记簿籍。至出售时，按照包数斤重计算，正盐每包应课若干，余盐每包应羡若干，抽收后即放令出场。其售之于商也，则令灶晒各户，合计成本饷项，共需若干，增价以卖，俾归本之外，尚有余息，不必问售之何商，任其自为交易。其商人转运，则凡粤盐应行口岸，皆听所之，但不侵淮、浙等处引地，则无所碍。如此变通改变，在灶晒之户，出课虽增，而得力亦赢，必所深愿。运商无需官设，则有赀本者，无论多寡，皆可货盐获利，熟不乐为。且无官商之名，则小民随处皆可买食，盐值必减，商民两便无过于是”。为使“课归场灶”之法易行，孙玉庭还制定了各项具体章程，如“宜合计每年引课共若干两，分别各场大小，匀派征收也”；“宜查核各场产盐数目，按包分摊也”；“各场盐价，应听灶晒各户，自行酌定销卖也”；“按包抽税，宜分别正余，以次征收也”；“征收课项，宜于场灶出售盐斤时，照数核收也”，[29]等等。
当然，由于各产销区域具体情形不同，一些官吏士子所提出的变通改革办法也不尽一致。如“河东盐行山、陕、河南三省，商力积疲，易商加价，俱无所济”。[30]乾隆五十七年(1792)，冯光熊巡抚山西，疏请将河东盐课改归地丁。他说：“河东盐务积疲，惟有课归地丁，听民自运，既无官课杂费，又无兵役盘诘及关津阻留，未有不前者。请自乾隆五十七年始，凡山西、陕西、河南课额，在于三省引地百七十二属地丁项下摊征。”同时议定十条章程，主要有：“部引停领，免纳纸朱银”；“无许地方官私收税钱”；“盐政运使以下各官俱裁汰”；“移河东道驻运城，总管三场”；“三场仍立官秤牙行”；“盐政应支各款，各就近省藩库动支”等。经部议准，行之一年，大见成效，山西“自弛盐禁，民无摊课之苦，有食贱之利”。陕西、河南也都“盐充价减”。[31]其后，陕西巡抚方维甸亦奏请将汉中盐课改归地丁，“按里摊纳，与正项钱粮无异，并“拟于开征之前，将各县摊纳细数，刊入易知由单，并由司出示晓谕，务使各里周知，胥吏无从影射，自不至有派累闾阎情弊”。[32]但是，山西、陕西等地将盐课改归地丁，毕竟属于“因地制宜之道”，只可行于一时，而非长久之计。福建布政使裘行简即认为：“改归地丁之说，厚于富商，而薄于小民。”[33]甘肃按察使姜开阳更指出课归地丁之三大弊：“盖出课之民，不必皆贩盐之民”，贩者“于官课分毫无出，而坐享厚利，乃令力田务本之农民，代之纳课，非重本轻末之道，其弊一也”；“利权不可以假人，今官不配盐，无人为之经理，游手无赖之徒，群集其中，趋利如鹜，是使之争也。急端既起，既不可以驱逐，又不易于稽查，积久生奸，必酿事变，其弊二也”；“甘省地瘠民贫”，若属“丰稔之年，尚可勉强催科，一遇水旱，流离转徙，正项钱粮，可以奏明蠲免，而盐课必不能减，将仍取之民，而民不能堪，将不取之民，而课无所出，其弊三也”。[34]因此，各地官吏在寻求更好的盐政改革办法时，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官府收税，听商民自贩的主张。姜开阳认为，当仿唐代刘晏治盐之法，于产盐之场灶设局收税，“一税之后，不论富商大贾、贫民小贩，听其随地售卖，除扣工本，得利甚多，人自乐为，脚贩日广，盐价日贱，无摊派之扰，无追呼之烦，无逋欠之忧，无赔垫之累，上不亏国帑，下不病闾阎”[35]。兰州知府龚景翰也提出了同样的主张，认为“美意良法，莫善于此”[36]。福建布政使裘行简鉴于闽盐自乾隆末年以来，各项“正溢课银，悬欠至六十余万之多，催征筹备，皆属空文，徒有征课之名，而无收课之实，岂可不变通盐法，保卫民生”。因于嘉庆九年(1804)疏请复行收税法，“听民自晒自卖，自运自销，每盐一担，交税钱一百五十文，皆先纳课而后给单，凡商、鱼、船户，肩挑背负，俱任其在省南各府境内，毋论何场何地，自行售卖”。如此则“民无私盐之禁，场无商引之盐”，且“商课改为税课，私盐尽属官盐，无签商定地之烦，少缉私拒捕之案”，“于国课、官制、民生，均有裨益”[37]。值得注意的是，诸多官吏士子提出的官府收税、听商民贩运的盐政改革主张，反映了18世纪清代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其试图摆脱封建桎梏的要求，不仅体现了他们对国计民生的强烈关注，而且为19世纪中叶的盐政改革起到了前驱先路的作用。
四、铜政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铜政历来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在政府的经济政策和社会的生产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清代也不例外。乾隆五年(1740)，以关于煤矿开采的讨论为契机，清初以来实行的矿禁政策开始松弛。乾隆八年(1743)，大学士张廷玉奏称：“铜、铁、铅、锡之山，可以资民开采，供生民日用之需”，“请凡各省有可开采之山场，除金、银之矿封固不准开采外，其余俱听百姓于地方官给照开采，以资鼓铸”[38]。自此而后，清代以铜矿为主干的矿业蓬勃发展起来，至乾隆中期而达于极盛。特别是对铜矿生产，清政府采取减轻税率、提高官铜收购价、允许“一分通商”，即以产量的10%自行出售等措施，大大刺激了生产的发展和产量的提高。在铜斤主要产地云南，铜厂大者六七万人，小者亦万余人，铜产量也由乾隆五年的六七百万斤，猛增至乾隆三十九年(1774)的一千二三百万斤。然而，在封建专制制度下，矿业生产在极盛状况的背后，已然隐藏着危机，特别是乾隆中叶以后，吏治败坏，各种社会矛盾逐渐暴露，云南铜政也开始陷入困难重重，入不敷出的境地。对此，一些地方督抚大吏不乏有清醒认识者。其中，尤以云南布政使王太岳所论为切中时弊。
乾隆三十六年(1771)，王太岳出任云南按察使，次年擢布政使。在滇数年间，他目睹云南铜矿生产“官民交病，进退两穷”的状况，经过认真思考，于四十年(1775)上《铜政议》二篇，就云南铜政的现状、问题，以及改进的措施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王太岳认为：“今日铜政之难，其在采办者四，而在输运者一”。在采办方面，“一曰官给之价难再议加也”。清代铜政定例，官给工本，招商、民承办，产量的20%作为课税无偿交官，其余80%由官府定价收购。其后为鼓励铜矿开采，清政府将税率降至10%，并允许以产量的10%自行出售。此即“每获铜百斤，准给商民通商十斤，抽课铜十斤，公廉捐耗铜四斤二两，余铜七十五斤十二两，给价收买”[39]。这些措施，初期确实促进了铜矿生产的发展。但在封建专制制度下，官府直接控制铜矿的生产和流通，矿业生产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发展。以铜价为例，云南铜产量的绝大部分由官府收购，但定价却一直很低，初期每百斤仅银三至五两左右，其后虽经多次加价，亦不过六两四钱，远远不敷工本，造成云南铜矿亏本生产，负债累累，难以为继的状况。王太岳说，还在乾隆中，虽“各厂工本多寡不一，牵配合计，每百斤价银九两二钱”。“兹峒路已深，近山林木已尽，夫工炭价，一皆数倍于前。而又益以课长之掊克，地保之科派，官役之往来供亿，于是向之所谓本息课运、役食杂用，以及厂次路耗，并计其中，而后又有九两二钱之实值者。今则专计工本，而已几于此，厂民实受价六两四钱之外，尚须贴费一两八九钱而后足。问所从出，不过移后补前，支左而右绌。他日之累，有不可胜言者矣。夫铜价之不足，厂民之困惫，至于如此，然而未有以加价请者何也？诚知度支之藉制有经，非可以发棠之请，数相尝试也。且虽加以四钱、六钱之价，而积困犹未遽苏也。”其二，“曰取用之数不能议减也”。滇铜生产，自雍正以后，除例供京师户部宝泉局、工部宝源局铸钱外，还供福建、浙江、贵州、广西、陕西等省局鼓铸之需。乾隆三十八、三十九年，滇铜产量达一千二百数十万斤，为“极盛之时”，“然而不能给者，惟取之者多也”。既有“京师之运额”，又有江南、江西以及浙、闽、黔、粤、秦、楚“诸路开铸”，造成云南铜矿所产愈多，“求之益众，而责之益急”的状况。他如大厂生产入不敷出，积欠累累，小厂地处僻远，难以统辖，再加上云南地区交通不便，运输困难，都严重影响到铜政的正常运转。
针对这些问题和困难，王太岳在总结、参考前人论议的基础上，提出了解决的办法：“多筹息钱以益铜价也，通计有无以限买铜也，稍宽考成以舒厂困也，实给工本以广开采也，预集雇值以集牛马也”。特别是对铜价过低，京师及各省局取给铜斤过多的问题，王太岳指出，应适当削减各省局采买云南铜斤的数量，以裕滇铜；增加云南本省各局铸钱卯数，以铸息贴补铜价，即“以厂民之铜铸钱，即以铸钱之息与厂，费不他筹，泽不泛及，而此数十厂百千万众皆有以苏困穷而谋饱暖。积其吹呼翔踊之气，铜即不增，亦断无减。于以维持铜政，绵衍泉流”[40]。
此后，陆续有朝廷官员和地方大吏觉察到云南铜政存在的危机，试图提出解决的办法。乾隆四十二年(1777)，云南巡抚裴宗锡“疏陈铜务利弊”，集中提出了铜价不敷工本的问题。他说，每百斤铜价虽经加至六两四钱，然“取各厂人工、粮食、油炭时值逐款估计，折中牵算，矿沙积旺之厂，每铜百斤，犹少价银一两五六钱，若矿薄沙稀，则耗折更无底止。盖缘官买之初，定价本较他处最轻，而厂民不以为累者，当年岁需之铜，不过八九十万，后增亦不过三四百万，比于今日，十才一二。交官既少，私售必多，私铜既可肥家，官价自可不计。今官额日增，私售厉禁，厂民仅恃官本，势自不敷。原价既轻，虽叠加增，亦难给足，于是民则领后补前，官则移新掩旧，日积月重，遂成巨累”。对此，裴宗锡认为，与其采取现行“一分通商”的通融调剂之法，“不若明增价值”。即增云南本省各局鼓铸卯数，并将原“一分自售之铜”收回，“以作加卯，代为带铸”，将铸息一并分给各厂，如此则“大厂可增价一两五钱，小厂可增价一两。云南五金所产，生生不穷，厂户果能有利无累，获铜自可有增无减，厂欠可以永清，私铜可以永绝，散钱息以收铜息，厚厂利以清厂弊，计无便于此也”[41]。乾隆四十五年(1780)，吏部右侍郎和珅赴云南查讯案件，回京面奏，亦曾言及铜价问题，谓“滇省铜斤，官价轻而私价重，小民趋利，往往有偷漏走私，地方官虽设法严禁，无如滇地山多路僻，耳目难周，私铜仍多偷漏，所以京铜缺少”。和珅认为：“向来定例，九成交官，一成通商。不若令将官运之铜全数交完后，听其将所剩铜斤，尽数交易，不必拘定一成。或商民知利之所在，竞相趋赴，丁多铜集，京运不致仍前缺乏”[42]。
上述朝廷官员和地方大吏对铜政的看法和提出的种种救弊主张，反映了他们对国计民生和社会现实的关注。特别是关于铜价问题的议论，触及到了封建制度下矿业发展受阻的重要原因，可以说是相当深刻的。尽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些措施窒碍难行，致使云南铜政在乾隆末年以后，日形竭蹶，逐渐走向衰颓萎缩。但当时有识之士所作的思考，仍然给予后人以有益的启示。
五、人口
在封建社会里，人口数量的多少，可以说是衡量社会经济繁荣与否的标志之一。由于劳动力是古代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人口的增加意味着劳动力的增加，土地耕种面积的扩大乃至社会财富的增长，因此，历代封建统治者都十分强调“养民”、“爱民”，重视人口数量的统计。据史籍记载，从西汉末年至明代晚期，我国人口数字一直徘徊在6000万人上下，增长幅度不大。清初经战乱之后，人口锐减，顺治八年(1652)为1400万人，十八年(1662)上升到1900万人。康熙五十一年(1712)颁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时，全国在册人口也仅2460万人。此后直至雍正十二年(1734)，除固定人口2460万人外，共“滋生人丁”1200万人，合计为3660万人，数字一直很低。乾隆五年(1740)，一方面为了炫耀“盛世”，另一方面清政府开始觉察到人口增加的压力，感到需要掌握全国实际人口数字，以通盘筹划国用，因而下令各省查报户口实数与谷数。乾隆六年(1741)冬，“会计天下民数”，“大小男妇”达到1.4341亿，大大突破了历史上有书面记载的数字。对此，近年的研究者认为，我国明代以前的人口统计数字偏低，因为人们为了逃避赋税，采取各种方式隐匿人口。而清代乾隆以前的人口统计数，实际上是纳税人丁数，而非实际人口数，实际人口数应为纳税人丁的四至五倍。据此，有学者推测，明朝后期我国人口实际已达1亿以上，清代经过近百年的休养生息，人口数量已逐渐回升到明末水平，康雍年间约在1亿左右。至乾隆初年，比较准确的人口统计数字首次突破1亿大关。自此而后，人口增长速度一直很快，到乾隆六十年(1795)已达2.9696亿，远远超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人口的急遽增加，既反映了盛世时期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经济力量的增长，也造成了日趋严重的人口压力，带来了诸多社会问题和不安定的因素。因此，统治阶级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人口问题的严重性，试图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
最早察觉到人口问题给社会经济造成的压力的，可以说是最高统治者康、雍、乾三帝。18世纪初叶，康熙皇帝已经朦胧地意识到人口增长给国计民生所带来的问题，他说：“本朝自统一区宇以来，于今六十七八年矣。百姓俱享太平，生育日以繁庶。户口虽增，而土田并无所增，分一人之产，供数家之用，其谋生焉能给足？孟子曰：无恒产者无恒心。不可不为筹之也”[43]。在康熙看来，民生贫困，米价上扬，也都与人口增长有关。他说：“民生所以未尽殷阜者，良由承平既久，户口日蕃，地不加增，产不加益，食用不给，理有必然。朕洞瞩此隐，时深轸念”[44]。雍正在位期间，同样感到人口问题的压力，自谓其“临御以来，宵旰忧勤，凡有益于民生者，无不广为筹度。因念国家承平日久，生齿殷繁，地土所出，仅可赡给，偶遇荒欠，民食维艰。将来户口日滋，何以为业？”[45]又言“圣祖仁皇帝临御六十余年，深仁厚泽，休养生息，户口日增，生齿益繁，而直省之内地不加广。近年以来，各处皆有收成，其被水歉收者，不过州县数处耳，而米价遂觉渐贵，闽广之间，颇有不敷之虑，望济于邻省。良田地土之所产如旧，而民间之食指愈多，所入不足以供所出，是以米少而价昂，此亦理势之必然者也”。[46]至乾隆年间，统治者更深刻地感觉到了人口遽增的严峻形势，乾隆说：“朕恭阅《圣祖仁皇帝实录》，康熙四十九年民数二千三百三十一万二千二百余名口，因查上年各省奏报民数，共三万七百四十六万七千二百余名口，较之康熙年间，计增十五倍有奇。我国家承天眷佑，百余年太平天下，化泽涵濡，休养生息，承平日久，版籍日增。天下户口之数，视昔多至十余倍，以一人耕种而供十数人之食，盖藏已不能如前充裕。且民户既日益繁多，则庐舍所占田土不啻倍蓰。生之者寡，食之者众，于闾阎生计诚有关系，……朕甚忧之”[47]。不仅如此，乾隆还看到了粮食生产与人口增长二者之间的不平衡性，他在诗中写道：“谷数较于初践祚，增才十分一倍就。民数增乃二十倍，固幸太平滋生富。以二十倍食一倍，谷价踊贵理非谬”[48]。面对日趋严重的人口问题，清代统治者相继采取了比较积极的对策，试图缓解人口增长给国计民生造成的压力。康熙根据“人丁虽增，地亩并未加广”的实际情形，于五十一年(1712)下令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雍正进而推行“摊丁入亩”，藉以减轻广大民众的负担。康、雍、乾三帝都十分重视劝垦农桑，兴修水利，乾隆还开放矿禁，力图用发展生产的方法来解决人口问题。
18世纪中国社会人口增长的实际状况以及统治者采取的一些措施，引发了有识之士的思考，这就是洪亮吉和他的人口论。乾隆五十七年(1792)，时任翰林院编修的洪亮吉被派为贵州学政。置身于民风淳朴的西南高原地区，目睹当地民众生计维艰的实际情形，忧国忧民的洪亮吉把自己对社会、人生诸多问题的思考，集中在他于次年撰写的《意言》一书当中。有关人口问题的看法和论述，可以说是其中最有价值的部分。
洪亮吉首先对18世纪人口增长的情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治平至百余年，可谓久矣。然言其户口，则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人口增长的速度如此之快，但人类赖以生存的生产和生活资料诸如耕地、房屋的增长却十分缓慢。洪亮吉以一个有屋十间、有田一顷的家族为例，对二者增长的不同情形作了比较分析，即“高曾之时，有屋十间，有田一顷，身一人，娶妇后不过二人。以二人居屋十间，食田十顷，宽然有余矣。以一人生三计之，至子之世，而父子四人各娶妇则有八人，八人即不能无佣作之助，是不下十人矣。以十人而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吾知其居仅仅足，食亦仅仅足也。子又生孙，孙又娶妇，其间衰老者或有代谢，然已不下二十余人。以二十余人而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即量腹而食，度足而居，吾已知其必不敷矣。又自此而曾焉，自此而元焉，视高曾时口已不下五六十倍。是高曾时为一户者，至曾元时不分至十户不止。其间有户口消落之家，即有丁男繁衍之族，势亦足以相敌”。即使“高曾之时，隙地未尽辟，闲廛未尽居也，然亦不过增一倍而止矣，而户口则增至十倍、二十倍”。据此，他得出结论：“是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而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余也”。
洪亮吉还考察了人口增殖与物价的关系，认为人口越多，物价越高，民众生活越无保障。由于“为农者十倍于前，而田不加增；为商贾者十倍于前，而货不加增；为士者十倍于前，而佣书授徒之馆不加增。且昔之以升计者，钱又须三四十矣；昔之以丈计者，钱又须一二百矣。所入者愈微，所出者益广，于是士农工贾各减其值以求售，布帛粟米又各昂其价以出市。此即终岁勤动，毕生皇皇而自好者居然有沟壑之忧，不肖者遂至生攘夺之患矣”[49]。为了解决人口增长所带来的问题，洪亮吉提出了两方面的对策：一为“天地调剂之法”，即“水旱疾疫”等自然灾害造成的人口减员；一为“君相调剂之法”，“使野无闲田，民无剩力。疆土之新辟者，移种民以居之，赋税之繁重者，酌今昔而减之。禁其浮靡，抑其兼并。遇有水旱疾疫，则开仓廪、悉府库以赈之”[50]。
当然，18世纪中国的统治者和有识之士对“盛世”时期人口遽增的社会现实表示忧虑之时，尚未能对此作深入的探讨和系统的阐述，也还未能就解决人口问题提出更为有效的切实可行的办法。但他们所指出的清代人口增殖的严峻状况，所论述的人口增殖与生产发展、生活资料增加二者之间不平衡的关系，却给予时人以及后世以有益的启示，并且在清代以及中国人口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乾嘉年间诸多有识之士对河工、漕运、盐政、铜政、人口等有关国计民生问题的思考，终于促成了经济之学的出现和经世派的产生，这就是陆燿及其代表作《切问斋文钞》。陆燿幼年家境贫苦，但他“奋励于学”，经举业入仕后，历任登州知府、山东运河道、按察使、湖南巡抚等职。幼时的生活经历和多年的仕宦生涯，使他有机会接触社会实际，了解民间疾苦。因而他既反对“闭户而谈天道，高座而说明心”的理学，又反对“揣摩应举，因循卑陋”的词章之学，对“挦撦细碎，抉剔幽隐”的汉学也持批评态度。[51]乾隆四十年(1775)，陆燿以“立言贵乎有用”为标准[52]，选择清初至乾隆年间“有关世道人心之作”，分为学术、风俗、教家、服官、选举、财赋、荒政、保甲、兵制、刑法、时宪、河防凡十二类，辑成《切问斋文钞》30卷。从而在18世纪下半叶明确树立一门经济之学，为嘉庆以后贺长龄、魏源等经世派的崛起以及知识界风气的变化，起到了前驱先路的作用。
综观清代乾嘉时期的经世主张，既是对盛行一时的汉学的反弹，也是对当时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的反映。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中国封建社会，已然面临诸多问题，诸如汉学的狭窄，理学的陈腐，社会经济方面河工、漕运、盐政、铜政等大政的危机，以及日趋严重的人口压力，都使人们深切地感觉到，古老的中国社会内部，正积聚着空前的矛盾，酝酿着深刻的变革。正是这些或隐或显的矛盾和危机，警醒了知识界和统治阶级上层的有识之士，促使他们通过各种途径，寻找救世的良方。经世主张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它与当时隐而复彰的今文经学以及方兴未艾的边疆史地学一道，汇成了乾嘉时期经世思潮的潜流。尽管它还十分弱小，也并未占据主导地位，但它毕竟在学者面前重新展现出一片广阔的天空，为更多的学者走出汉学狭小的书斋，摆脱理学的束缚，直面现实，经世致用，提供了新的用武之地。当然，由于社会的变化才刚刚开始，矛盾尚未激化，危机尚未爆发，因此，各种思想主张也未能十分成熟、系统，而大多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或河工，或漕运，或盐政，或铜政，缺乏对整个社会系统的看法，缺乏一种整体的、宏观的理论思考。所提出的解决办法，也大多在传统的框架中徘徊，而较少提出扶植先进经济成分，因势利导，推进社会改革的方案。特别是乾嘉时期的知识界和统治阶级上层的有识之士，几乎都未能重视、倡导科学技术的研究，这不能不说是很大的缺陷。
注释：
[1]贺长龄、魏源《清经世文编》卷100，中华书局1992年版，下册2440页。
[2][4]同上，2442页。
[3]同上卷98，下册2391页。
[5]同上卷99，下册2425页。
[6]《清史列传》卷23，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6册1702页。
[7]同上，1705页。
[8]《清经世文编》卷99，下册2428页。
[9]同上卷100，下册2460页。
[10]《清史稿》卷127，中华书局本，第13册3770页。
[11]《清经世文编》卷96，下册2352页。
[12]《清高宗实录》卷1146，台湾华文书局影印本，第23册16797页。
[13]《清史稿》卷128，第13册3803页。
[14][19]《清经世文编》卷47，中册1122页。
[15][18]同上，1099至1100页。
[16]同上，1139页。
[17]《清史列传》卷31，第8册2439页。
[20]《研经室二集》卷8，中华书局1993年点校本，上册578页。
[21]《清经世文编》卷48，中册1149页。
[22]同上，1160页。
[23]同上，1159页。
[24]《清史列传》卷34，第9册2636页。
[25]《清史稿》卷123，第13册3603页。
[26]同上，3609页。
[27]《清经世文编》卷50，中册1223页。
[28]同上，1251页。
[29]同上，1252页。
[30]《清史稿》卷358，第37册11337页。
[31]《清史稿》卷123，第13册3614页。
[32]《清经世文编》卷49，中册1203页。
[33]同上，1200页。
[34]同上，1198页。
[35]同上卷49，中册1199页。
[36]同上，1195页。
[37]同上，1201页。
[38]朱批奏折，转引自《清代的矿业》，中华书局1983年版，上册10页。
[39]上同，168页。
[40]《清经世文编》卷52，中册1283—1290页。
[41]《章学诚遗书》卷17，文物出版社1985年影印本，161页。
[42]福康安《尚书额驸福手札》，转引自《清代的矿业》，上册160页。
[43]《清圣祖实录》卷240，第5册3209页。
[44]同上卷244，第5册3254页。
[45]《清世宗实录》卷6，第1册113页。
[46]同上卷64，第2册827页。
[47]《清高宗实录》卷1441，第29册21389页。
[48]《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御制诗四集》卷93，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影印本，第7册703页。
[49]《洪北江诗文集·卷施阁文甲集》卷1，27页。
[50]同上，26页。
[51]《切问斋文钞·例言》。
[52]《切问斋文钞·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