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明代中葡两国的第一次正式交往
万明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1997年04期
【原文出处】《中国史研究》(京)1997年02期第129-139页
【作者简介】万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明代中期，西方海外扩张热潮开始向东方袭来，古老的中华帝国与欧洲国家正面遭遇的历史时刻随之而至。明武宗正德年间（公元1506—1521年），来自西方的葡萄牙首先将触角伸向东方，中葡两国的交往由此拉开了帷幕。
一
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欧洲开始为一种冒险和扩张精神所笼罩。葡萄牙首当其冲，成为最早崛起的海外扩张国家。此时的葡萄牙经过几个世纪的独立发展，已形成单一的民族社会，这一社会深刻的政治和经济背景使之成为海外扩张的发源地。对葡萄牙国王、教会、贵族和平民来说，海外扩张无一例外地意味着新的出路和新的财源，并意味着对宿敌穆斯林圣战的延续。因此，举国一致的扩张呼声成为15世纪初葡萄牙海外扩张政策的基础，大规模的海外扩张活动由国家组织进行，海外扩张政策则持续达500年之久。
葡萄牙最初的远航探索与恩里克王子（D.Henrique,1394—1460年）的名字是连在一起的。这位王子是葡萄牙海上活动的第一位组织者。他开办航海学校，大力罗致、培养航海人才，并组织了多次探索性航行。在逐渐揭开非洲海岸的奥秘以后，葡萄牙试图寻找一条通过非洲南部到达印度洋的新航路。王子于1460年去世，没能亲眼见到那一世纪末巴尔托洛梅·迪亚斯(Bartholome Diaz)发现非洲南端好望角，以及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绕过好望角，横渡印度洋，开辟通向东方新航路的业绩。新航路的开辟，是在葡萄牙国王唐·曼努埃尔一世（D.Manuel Ⅰ,1469—1521年）亲自部署下取得的扩张成果，为东西方交往铺平了道路。而从此，西方海外扩张狂潮开始席卷东方。
踏着达·伽马的足迹，葡萄牙人捷足先登，首先来到东方。明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它占据了印度西海岸的果阿；次年，攻占了马来半岛的满剌加（马六甲）。满剌加地处东西方贸易的咽喉，是明朝朝贡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因此，攻占满剌加后，葡萄牙已打开了通向中国的大门，中葡两国间的正面接触已是指日可待。
对于西方来说，中国当时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极具吸引力。早在1508年2月13日，葡王唐·曼努埃尔一世已给探索东方的迪奥戈·罗佩斯·德·塞戈拉(Diogo Lopes de Sequeira)下达长篇指令，明确叮嘱：“要弄清中国人(Chijns)的情况。他们来自哪里？距离有多远？到马六甲贸易的间隔时间是多少？携带什么商品？每年来往商船的数目和船体规模如何？是否在当年返回？他们在马六甲或者其它地方是否设有商馆和公司？他们是否很富有？性格怎么样？有没有武器和大炮？身穿什么服装？身材高矮如何？此外，他们是基督徒还是异教徒？他们的国家是否强大？有几位国王？国内有没有摩尔人和其他不遵行其法律及不信奉其宗教的民族？如果他们不信仰基督教，他们信仰和崇拜什么？风俗如何？国家规模以及与什么国家接壤相邻？”[1]这一系列问题的提出，充分反映了葡王对中国的极大兴趣；同时，也说明了当时这位西方君主对中国几乎是一无所知。
负有国王使命的塞戈拉在航行到东方后，在马六甲见到了中国帆船，但实际没有，也不可能完成国王指令中的多项要求[2]。
此后，1512年8月30日，葡王在东方的臣子洛格隆诺(Logronho)写信给他提到，阿丰索·德·阿尔布克尔克(Afonso de Albuquerque)派遣武装船只前来中国边界探查[3]。当时，阿尔布克尔克身任葡萄牙驻印度总督[4]。同年11月8日，若奥·德·维埃加斯(Joao de Veigas)报告国王，若奥·德·莫赖斯(Joao de Moraes)试图航行来中国，但由于马六甲摩尔商人阻挠而未能成行[5]。虽然此时阿尔布克尔克已将注意力投向香料群岛，没有再派遣船只来中国，可是，1514年1月6日，仍有消息传递给葡王，讲述前一年在马六甲的4艘中国帆船的情况[6]。对中国的了解在进行，可以说葡萄牙人来到东方，在占据马六甲的同时，葡王唐·曼努埃尔一世已经把与中国建立贸易关系提上了日程，只是一直不得其门而入罢了。
明正德八年（公元1513年），葡萄牙人若热·阿尔瓦雷斯(Jorge Alvares)在中国商人的指引下，到达中国广东珠江口的屯门贸易，成为第一个到达中国的葡萄牙人。为了纪念他的中国之行，他在屯门特意竖立起一块刻有葡萄牙王国纹章的石柱[7]。依据中国明朝法律，外国商人不得在中国登陆，只能在中国海岸做短期停留，进行贸易后即行离去。而在1514年，葡王曼努埃尔一世由于不断接到来自马六甲的信函报告，已对中国产生越来越浓厚的兴趣。1515年1月8日，在若热·阿尔布克尔克(Jorge Albuquerque)给国王的信中，提到了阿尔瓦雷斯和中国[8]，这无疑成为促使国王决心派遣特使前来中国的一个因素。
也就在这一年，葡王曼努埃尔一世决定委派费尔南·佩雷斯·德·安特拉德(Fernao Pares de Andrade)率领一支船队前来东方，“发现中国”，并指示费尔南护送一名使臣到中国[9]。国王没有指定使臣人选，他把挑选使臣的事交给了当时葡萄牙的印度新总督洛波·苏亚雷斯·德·阿尔贝加利亚(Lopo Soares de Albergaria)。西印度新总督选中之人即是托梅·皮雷斯(Tome Pires)。
托梅·皮雷斯大约出生于1465年[10]。由于出身于一个医药世家，因此他年轻时成为葡王若奥二世（Joao Ⅱ）王子的药剂师。王子的早逝使他离开宫廷。在1511年他前往东方，先到印度又到马六甲。在东方的几年中，根据所见所闻，他撰写了《东方记》一书。这部书是东西方直接接触早期，由葡萄牙人撰写的第一部详述东方状况的书，颇有价值。其中有专门章节谈到中国，当然从写作年代来看，托梅·皮雷斯当时并没有到过中国。书中说：“中国是一个庞大、富饶、壮观的国家，拥有大片土地和百姓……还有众多马匹和骡子。”提到“中国有许多城市和要塞，都是用石头建造的”。并特别涉及了中国与海外国家的关系：“爪哇、暹罗、帕赛、马六甲的国王每5年和10年派遣使臣，携带中国颁发的证明文书，去见中国国君。并且送去他们国中最好的礼品……如果他们带有成千的礼品，中国君主会加倍还礼。”[11]对中国尽管称赞备至，但他在书中也提到与葡萄牙海外扩张思想吻合的征服中国的可能。印度总督选中托梅·皮雷斯作为葡萄牙国王的使臣时，他已完成了《东方记》一书（或接近完稿），正是由于他的学识渊博，以及对东方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才使他不久以后有幸成为葡萄牙派往中国的第一任使臣，而且，也即欧洲派到明朝的第一位使臣[12]。他所肩负的使命，是到中国觐见中国皇帝，要求与中国建立通商贸易关系。
关于费尔南与皮雷斯的来华，这里有两点需要说明：一是费尔南是由葡王派遣前来东方，前来中国的，并非由葡萄牙马六甲总督所派。这在当时葡萄牙著名史家巴洛斯(Joao de Barros)的巨著《亚洲数十年》的《第三个十年》中有着记述，可见上文。正因为如此，费尔南归国以后即得到葡王接见和询问。这在葡文史料中也有记述，下文还将述及。然而，由于我国老一辈中西交通史家张星烺先生编注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其中有关巴洛斯著作的译文，系根据伯莱茨内德(E.Bretschneider)的《中世纪研究》(Mediaeval Researches from Eastern Asiatic Resources)英译本译出，而伯氏英译又来自德国索尔涛(D.W.Soltau)的德文译本，译文又只摘译了马六甲总督派遣费尔南前来中国一段，致使至今我国大多谈及中国与葡萄牙关系的论述中仍误以费尔南为马六甲总督派遣而来，应予澄清。二是同样不能将皮雷斯使华看作是葡萄牙印度总督派遣而来，因为费尔南前来东方时，已负有护送葡使到中国之命，葡使来华携带有葡王国书。
年轻的费尔南率领4艘船组成的船队，于1516年2月底离开科钦，前来中国。同年8月，到达马六甲。在马六甲耽搁周折以后，前后总共经过约19个月，才终于在正德十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公元1517年8月15日）抵达中国广东屯门[13]。在那里，费尔南向中国官方人员说明，他前来中国的原因，主要是护送葡王曼努埃尔的使臣来觐见中国皇帝，持有和平友好内容的信件，请求给予领航员前往广州[14]。然而，明朝在对外交往中，是以朝贡体制为核心，视外国皆为朝贡国，因此中国史料中有葡萄牙使节第一次来华“以进贡为名”的记载。而葡使来华的目的却是贸易，与以往明朝所接触的与中国具有传统联系的朝贡国是完全不同的。
此后，葡使一行溯江而上，驶入广州。这时费尔南让他的葡萄牙船队在桅杆上升起旗帜，并且鸣放礼炮致意。然而，对西方礼节茫然不知的中国官员和百姓，却因此而大受震惊[15]。
如果说葡萄牙派来中国的第一个使团的礼炮声惊动了广州城，被误认为是开炮寻衅，经过解释，中国地方官员尚可释疑，但是由此开端，伴随葡使而来的一系列由于双方缺乏了解及分歧造成的谜团，却不幸被历史尘封了几个世纪，时至今日也尚未完全解开。
二
葡使东来，抱有与中国建立通商贸易关系的明确目的。此时的明王朝，虽然早已失去昔日派遣郑和下西洋驰骋印度洋的雄风，却仍是东方的一个庞大王朝。
明初，伴随中央集权君主专制日益加强的趋势，朝贡贸易体制臻于完备。明朝沿袭历代封建王朝，设立市舶提举司，专门掌管海外诸国朝贡市易之事。而明初将海外贸易限定在朝贡形式之下，遂使明朝前期官方朝贡贸易成为中外贸易的唯一孔道：“是有贡舶，即有互市。非入贡即不许其互市。”[16]朝廷以此达到“通华夷之情，迁有无之利，减戍守之费。又以禁海贾，抑奸商，使利权在上”[17]。因此，除了《皇明祖训》所载周边及前此有过交往的海外国家，中国是一个关闭着的国度。
发展到明中叶，情况有所变化。由于在朝贡贸易的鼎盛时期，产生了郑和下西洋的壮举，扩大的海外贸易给明王朝带来深刻的社会影响，对明朝朝贡贸易与海禁为两大支柱的海外政策产生了重大冲击。于是，出现了朝贡贸易形式下的海外贸易日趋衰落、民间私人海外贸易日益兴盛的状况。基于这一现实，明中叶海外政策被迫呈现调整的趋势[18]。正德初年，负责海外贸易的广东市舶司已开始对海外各国来华贸易活动放松了贡朝和勘合的要求，从而打破了原来“非入贡即不许其互市”的原则，“无论是期非期，是贡非贡，则分贡与互市为二，不必俟贡而常可以来互市矣”[19]。这种变化，反映出中国海外贸易正由官方全国控制的官营贸易中解脱出来，向民间私营贸易转变。然而，恰于此时，明王朝遭遇到西方东来的新课题。可以说明王朝统治者是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接触西方派来中国的第一位使臣的。对遥远的欧洲国度一无所知，这一状况从清初修《明史》仍称“佛郎机近满剌加”可想而知[20]，因此对待欧洲来华的第一个使团，明王朝采取的是一如既往对待海外诸国的态度，这是毫不奇怪的。
明武宗正德与葡王唐·曼努埃尔一世在位时间略同（明武宗正德公元1506—1521年在位，唐·曼努埃尔一世1495—1521年在位），然而这两位东西方君主的作为却相距甚远。相对海外扩张时期葡萄牙王国雄心勃勃的唐·曼努埃尔一世，明朝皇帝武宗正德只是一位玩世不恭的君王。唐·曼努埃尔一世在位期间，是葡萄牙王国的鼎盛时期，他刚刚即位，就在议会中力排众议，挑选瓦斯科·达·伽马进行远洋探索航行，从而开辟了欧洲到达印度的新航路，更进而建立起葡萄牙东方王国的雏型。此外，他还派出远洋船队到达巴西。在内政方面，他也是一位出色的管理者，他成功地进行集权和法制改革，颁布了《曼努埃尔法典》[21]。其在位期间，更产生了曼努埃尔建筑格调，或称“曼努埃尔艺术”[22]。而明武宗正德在位期间，听信宦官、佞臣，在西内建立豹房，长年居住在内，荒淫无度，不理政务，毫无突出政绩可言。他对外部世界不了解，也根本不想了解，想到的只是如何游玩和放荡。而曼努埃尔与之迥然异趣。费尔南护送皮雷斯抵达中国后，于1520年6月返回葡萄牙。他在埃武拉受到国王唐·曼努埃尔一世及王后的热情款待。国王饶有兴致地多次向他询问中国及邻近地区的事情，“他天生对世界上发生的事好奇，并且想从中吸取对他的统治有益的东西”[23]。然而，葡使来华，正是明武宗宠信江彬、钱宁等人放纵而为的时候。东西方两国君主间好恶的强烈反差，反映在处理国家事务上，也必然会产生迥然不同的影响，这是无庸置疑的。
三
葡使东来，是在正德十二年（公元1517年）[24]。时任广东佥事署海道事的顾应祥曾记述此事：正德十二年“蓦有大海船二只，直到广城怀远驿，称系佛郎机国进贡，其船主名加必丹。其人皆高鼻深目，以白布缠头，如回回打扮，即报总督陈西轩公金，临广城。以其人不知礼，令于光孝寺习仪三日，而后引见”[25]。后来广东巡抚林富疏中也述及此事：“至正德十二年，有佛郎机夷人突入东莞县界。时布政使吴廷举许其朝贡，为之奏闻，此不考成宪之过也。”[26]由上述记载可知，葡使到达广东后，地方官员报知总督陈金，陈金即从广西驻所来到广州，准备召见。根据接待海外国家来使的规定，考虑到葡使来华不懂中国礼仪，因此他先命他们在光孝寺中学习3天礼仪，随后召见。召见葡使时，场面隆重，前有号手开道，在礼炮和号角声中，1517年10月底的一天，托梅·皮雷斯及其随员一行衣冠楚楚地登上了广州码头。费尔南没有随他们登岸，他派人向总督说明，葡萄牙国王愿意与中国皇帝建立友好关系，因此派遣使臣携带礼物前来。中国官员则表示立即上书报告皇帝知晓[27]。于是，葡使来华之事被上报了朝廷，《明武宗实录》正德十三年正月有如下记载：“佛郎机国差使臣加必丹末等贡方物，请封，并给勘合。广东镇抚等官以海南诸番无谓佛郎机者，况使者无本国文书，未可信，乃留其使者以请。下礼部议处。得旨：‘令谕还国，其方物给与之。’”[28]
根据《明实录》的记载，葡使来华后，地方官员因对其国不甚了了，且使团又没有明朝颁发的文书勘合，因此不知如何处置，故留下使团奏请朝廷。礼部当时的处理意见是令葡使回国，带来的方物给价。
然而，事实上葡使一行并没有就此返国，而是留在广州等待机会。顾应祥云：“查《大明会典》，并无此国入贡，具本参奏朝廷，许之起送赴部。时武庙南巡，留会同馆者将一年。”[29]而在此时，费尔南则已与葡使一行告别，他于1508年9月回到马六甲，并于1520年6月返回葡萄牙[30]。此后，接替他的是其弟西蒙·安特拉德(Simao Andrade)。
葡使托梅·皮雷斯在广州等待一年左右，明廷终于改变初衷，“诏许入京”。个中详情，已无从查考，只知葡使通过通事火者亚三，贿赂“镇守中贵”，得以入京[31]。
时值宁王宸濠在南昌发动叛乱，武宗立意南巡。宁王宸濠是明太祖第十七子宁王朱权的四世孙，他自正德初年已有夺位野心。当时武宗颁旨亲征，借此到南方巡游。他自称“威武大将军”，率大批臣僚于正德十四年（公元1519年）八月离开北京，浩浩荡荡地开始南征。尽管出京行至涿州时，已收到右副都御史南赣巡抚王守仁平定叛乱、俘获宁王的奏报，但武宗游玩心切，置之不顾，继续南行，以实现他游历江南的计划。他于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公元1520年1月16日）抵达南京，驻骅于那里，直至十五年闰八月十二日（公元1520年9月23日）才启程返回北京。
葡使托梅·皮雷斯一行得旨许入京后，于1520年1月23日乘船离开广州北上，随后弃舟登陆，通过梅岭、南昌，前往南京。经过4个月行程，到达南京已是5月[32]。当时武宗到达南京已有几月，但无意在南京接见使团，于是使团只得继续北上，前往北京等待觐见。此间，使团通事火者亚三贿赂武宗宠臣江彬，由江彬引荐给武宗。向喜玩乐的武宗以“能通番汉”的火者亚三说话有趣，“时学其语以为乐”[33]。似乎他对外国使臣的兴趣仅止于此。
在北京翘首以待的葡萄牙使团，终于在正德十五年十二月十日（公元1521年1月18日）等到了武宗北返。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武宗回京后不久，即大病不起，一命呜呼。因此，葡使皮雷斯终未得到明朝皇帝召见。其在京期间，为中国史籍记载的重要事件，是通事火者亚三骄横不法，在四夷馆中见到明朝礼部主事梁焯不行跪拜礼，使梁焯大怒，施以杖刑。江彬得知此事后，反怒而言道：“彼尝与天子嬉戏，肯下跪一主事耶？”[34]他扬言要奏报武宗。恰值武宗之死，梁焯得以幸免[35]。
武宗死后次日，明朝即下令：“进贡夷人俱给赏令回国。”《明实录》所载，葡萄牙使臣也列于其中[36]。明廷在清除武宗佞臣江彬后，处死了倚仗江彬势力的葡萄牙使团通事火者亚三[37]，并颁旨将葡使一行押回广东，“驱之出境去讫”[38]。此后，葡使皮雷斯在广东沦为阶下囚。这位欧洲来华的第一位使节病故于中国[39]。
至此，中葡两国，也即中国与西方国家的首次正式交往，以无可挽回的失败告终。
四
葡使皮雷斯终未得到觐见明朝皇帝，从表面上看，似乎正值明武宗驾崩，未逢其时。然而，仔细分析，却又不然，葡萄牙使臣失败的命运早已注定。
首先，两国由于礼仪习俗迥然不同，双方相互缺乏了解。
如前所述，葡萄牙船队驶入广州港，按照西方礼节，曾鸣炮升旗致意，被误以为是开炮寻衅。后来托梅·皮雷斯按照外交礼仪，在武宗班师回京时，向中国方面递交了他带来的三封信。其中一封是葡王曼努埃尔一世的，一封是费尔南·佩雷斯·德·安特拉德的，还有一封是两广总督的。此前，费尔南的信已被译为中文，但是，葡使皮雷斯并不知道信中的意思在翻译时已有所更改。例如：其中添加了葡国愿意成为中国皇帝的藩属的话，等等。当他在北京打开葡王信件译出时，发现葡王信中意思与前此所译费尔南信中内容大相径庭。译员解释说那样翻译是为了符合中国的习惯。根据葡萄牙史料记载，明朝发现二信内容不同后，大起疑心，当即逮捕了译员，并且开始调查此事。同时禁止葡萄牙使团人员接近皇宫，对他们加强防范和控制[40]。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记述的译员是否即火者亚三，因为缺乏史料而不能断定。然而误解的发生，源自双方语言存在极大障碍外，还由于两国相互根本不了解对方，因此误解不仅在所难免，而且随交往增多而一次次加深，终至不可收拾。当时的葡萄牙史家巴洛斯(Joao de Barros)曾在他的史书中记述了下面一段话：“最终，他们认为我们买了拐骗来的有名望的人家子女烤了吃掉，他们相信这种说法，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我们。我们对整个东方来说，都是恐惧和可怕的。这不奇怪，因为不论是对他们，还是对其他遥远地方的民族，我们所知道的也同样寥寥无几。”[41]中葡首次交往的失败，与这种双方的隔膜有直接的关系。
其次，在中葡第一次官方交往失败的过程中，有两个人不能辞其咎。一个是中国人，作为葡萄牙使团通事身份的火者亚三[42]；另一个就是取代费尔南的葡萄牙船队司令西蒙·安特拉德。
火者亚三通过贿赂武宗佞臣，得以见帝。他倚势骄横不法，使中国官员一致认为是大逆不道，给葡萄牙使臣造成了很坏影响。而西蒙·安特拉德则将其兄离开中国时与中国建立的和平友好交往气氛破坏殆尽，使双方关系急转直下。他于1520年9月到达广东[43]。在托梅·皮雷斯使团前往北京时，他在广东屯门的行为劣迹斑斑。他生性残暴，不仅违反中国法律“筑室立寨”，而且“益掠买良民”[44]。当时的葡萄牙史家卡斯丹涅达(Fernao Lopos de Castanheda)在史书中也说他的所作所为使中国方面很不高兴[45]。特别是当广州官员去屯门向葡人收税时，他们竟然打了中国官员，并撕坏中国官员的帽子，甚至进行扣押[46]。
内有火者亚三的不法，外有西蒙·安特拉德的劣迹，因此葡萄牙使团在北京期间，正德十五年（公元1520年）年底，监察御史邱道隆首请驱逐葡萄牙使臣。继之上疏的御史何鳌称“佛郎机最号凶诈”，所举事例即是“留驿者违禁交通，至京者桀骜争长”，便是指此二人而言。他甚至进一步主张：“悉驱在澳番舶，及夷人潜住者，禁私通，严守备，则一方得其所矣。”[47]
第三，葡萄牙侵占满剌加阴影的存在，是造成葡使来华出使失败的重要原因。
在中国史籍中，有火者亚三曾“诈称满剌加使臣”的记载[48]，应该说是不确切的。上文已经谈到，皮雷斯等一到达中国，便讲明是葡萄牙使臣，毫无讳言。而他作为“佛郎机”使臣，携带有葡王致中国皇帝信函，受到中国总督等地方官员的接待。明朝地方官员明确其身份，奏报了朝廷。因此，葡使不存在诈称满剌加使臣的问题。但因为葡萄牙占据满剌加，使团受到明朝谴责。自永乐朝起，在明朝建立的朝贡体制中，满剌加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环，明中叶葡萄牙侵占满剌加，美国学者阿谢德评价其意义说：“中国的贸易之集中于马六甲，意味着葡萄牙人在1511年夺取该城并将其贸易纳入新的好望角路线时，南部海路便突然地不再是中国与外部世界交往的主要途径了。”[49]确切地说，葡萄牙切断了中国与满剌加的传统联系，也中断了中国与印度洋的贸易网。明王朝对满剌加虽无意出兵援救，但起码在道义上是主持正义，对侵占行径加以指责的。正德十五年（公元1520年）年底，监察御史邱道隆首请驱逐葡萄牙使臣，主要就是指责其占据满剌加。疏中言道：“满剌加朝贡诏封之国，而佛郎机并之，且啖我以利，邀求封赏，于义决不可听。请却其贡献，明示顺逆，使归还满剌加疆土之后，方许朝贡。脱或执迷不悛，虽外夷不烦兵力，必檄寻诸夷，声罪致讨，庶几大义以明。”当时，经礼部复议，作出了“宜俟满剌加使臣到日，会官译诘佛郎机番使侵夺邻国，扰害地方之故，奏请处置”的决定[50]。
根据葡文史料，满剌加使臣来华求援非只一次。一说满剌加苏丹穆罕默德(Sultan Mohamed)逃到宾坦岛后，派其叔父那宋·穆达里阿(Nacem Mudaliar)来华求援，没能如愿，失望而返，死于归途，葬在中国[51]。又一说满剌加国王派其子端·穆罕默德(Tuan Mohammed)来华，述说葡萄牙闯入马六甲后的恶行，及满剌加国王逃至宾坦岛的情况，并向明朝正式呈递了一封求援信[52]。
中国史籍记载：“会满剌加国使者为昔英等亦以贡至，请省谕诸国王，及遣将助兵复其地。”求援之事，明廷下兵部议。“既而兵部议请敕责佛郎机，令归满剌加之地，论暹罗诸夷以救患恤邻之义。”于是，“上皆从之”[53]。
第四，从葡萄牙使团的失败而言，武宗之死只是个偶然事件。即使武宗不死，明朝官员实际已向驱逐葡萄牙使团迈出了第一步。世宗甫即位，在礼部、兵部所议面前，作出驱逐决断也属必然[54]。
换言之，如果说葡萄牙使团的失败，也有着偶然的因素，那就是葡萄牙使团无意间因通事而卷入了明朝内部的斗争漩涡。武宗在世荒淫无度，宠信江彬等佞臣。武宗之死，导致明朝内部矛盾激化，当时京城内外气氛格外紧张，传闻豹房以江彬为首的边帅即将发动军事政变，于是皇太后和内阁大学士杨廷和等商定及早除去江彬，这无疑也促使了更为不利葡萄牙使团的局面迅速出现。如前所述，使团通事火者亚三因江彬得以亲近明武宗，后倚仗江彬势力，在京骄横不法，遭到明朝官员杖责，而后他被处死，也与江彬在武宗死后于宫中服法有所关连。事实上，江彬的垮台加速了葡萄牙使团的失败命运。
第五，葡萄牙使团于1521年5月遭到驱逐，离开北京，当使团行进在去往广东的路途中时，沿海地区中葡之间的一场冲突，无疑更加重了使团的厄运。
根据《明实录》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七月的记载，当时有葡萄牙船只到来，言称是“接济使臣衣粮者”，船上载有货物，要求抽分互市。地方奏报朝廷，礼部以“佛郎机非朝贡之国，又侵夺邻封，犷焊违法，挟货通市，假以接济为名。且夷情叵测，屯驻日久，疑有窥伺，宜敕镇巡等官亟逐之，毋令入境”[55]。此时，西蒙·安特拉德已离开中国，来华的葡萄牙船长迪奥戈·卡尔沃(Diogo Calvo)等人正遇上中国官吏得旨驱逐，于是葡萄牙人没有服从法令离开，而中国官兵向葡国船只发起攻击，最后葡国船只突围而去。托梅·皮雷斯的使团一行恰在这场冲突过后，在9月到达广州。由于冲突的发生，朝廷已颁旨扣押葡萄牙使团，关入牢狱，直至他们答应归还侵占的满剌加国土为止[56]。
正如葡萄牙史学家依杜瓦杜·巴拉桑(Eduardo Brazao)所说：“托梅·皮雷斯得到了葡萄牙派往东方与中国建立友好关系的第一任使节的荣誉，但是这个荣誉却花费了过高的代价。”[57]
五
葡萄牙王国的第一个使节来华遭致失败，这一貌似偶然的事件，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历史，其导致的严重后果莫过于使中国明王朝海外政策由逐渐开放松动到急速逆转，更促发了一系列问题，影响了历史发展的进程。
第一，葡使来华失败后，中葡关系继续恶化，导致两国间外交联系断绝30年。
葡使被扣后不久，1522年发生中葡西草湾之役。当时葡王派遣马蒂姆·阿丰索·德·梅洛(Martim Afonso de Mello)率船队前来中国。他于1522年8月4日到达中国沿海[58]。在向屯门行驶中，受到中国官兵的阻挡，由于拒绝从命，于是战事发生[59]。根据《明史》记载：“佛郎机遂寇新会之西草湾。指挥柯荣，百户王应恩御之。……生擒别都卢、疎世利等四十二人，斩首三十五级，获其二舟。余贼复率三舟接战，应恩阵亡，贼亦败遁。”[60]由此可见战事之激烈。后来梅洛在1523年10月25日从果阿写信给葡王唐·若奥三世（D.Joao Ⅲ），报告他从马六甲到中国的情况，提到这次与中国舰只发生冲突之事[61]。
从此以后，中葡两国外交联系完全断绝，直至1554年双方才恢复正式贸易[62]，葡萄牙整整被逐达30年之久。
第二，由于中葡首次正式交往的失败，影响到中国与海外各国，特别是与西方国家的关系，给此后中西正常交往带来障碍。
欧洲的第一个使团来华失败，致使明朝统治者从心理上对“外夷”更增添了不信任感，也更加重了防范心理。特别是中葡发生冲突以后，明王朝海外政策保守的一面日趋浓重，对后来来华的海外国家，一度采取一律拒之门外的过激办法，导致完全禁绝“番舶”的闭关政策出现于嘉靖朝。
第三，中外正常贸易交往的中断。
由于驱逐葡使，殃及池鱼。明廷颁旨：“自今海外诸夷及其朝贡者，抽分如例，或不赉勘合及非期而以货至者皆绝之。”[63]原在正德初年已经开始放宽的对海外各国来华贸易活动的贡期和勘合要求，此时完全收紧。实际上是重申了“非入贡即不许其互市”的明初规定。明王朝从而恢复了明初将海外贸易全部控制在官营朝贡贸易唯一孔道的作法。这一政策的实施，造成的恶果十分明显：“由是番舶几绝”[64]。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广东巡抚林富上疏奏请弛海禁，提到诛火者亚三后，“有司自是将安南、满剌加诸番舶尽行阻绝”。他提出：“佛郎机素不通中国，驱而绝之宜也。《祖训》、《会典》所载诸国，素恭顺与中国通者也，朝贡贸易尽阻绝之，则是因噎废食也。”[65]疏文明确指出嘉靖朝海外政策收缩系与葡使相关。由此可见以往史界大多以嘉靖海禁全出于日本之故，实际并非如此。
第四，由于朝廷收缩海外贸易，厉行海禁，海外贸易趋向于福建，“皆往漳州府海面地方，私自驻扎，于是利归于闽，而广之市萧然矣”[66]。实际海外贸易为中外双方所需要，因此无法禁绝。与广东的冷落形成鲜明对照，私人海外贸易在福建、浙江等地蓬勃发展起来。但是此时海外贸易中加入了西方因素，使中国私人海外贸易的成份更为复杂；也确实给明廷带来了不安全因素。
被逐出中国的葡萄牙人认为“与中国的贸易太有价值了，以致于不能放弃。于是避免广东港，贸易船从马六甲直接驶往浙江和福建”[67]。由于海外扩张时期的特性所决定，他们在中国铤而走险，进行走私贸易，更加入了“倭寇”的行列，致使中国的“倭患”愈演愈烈。为了消除“倭患”，嘉靖初年不得不采取过激的严禁与外国人交往的海禁措施，所谓闭关由此而来。中国史料中有倭和中国海盗与佛郎机勾结，从此海上多事的记载[68]，海盗问题由此更盛，朝廷派朱纨严行海禁，而其后他的被劾自尽，也与佛郎机海盗商人有关。
第五，由于“番舶几绝”，官方海外贸易处于中断状态，私人海外贸易发展，因此朝廷与地方过去所得的番舶之利也就化为乌有。林富疏中曾极言番舶之利，有“足供御用”、“节充军饷”、“公私饶给”、小民“于以自肥”四利，称“广东旧称富庶，良以此耳”。失去此一大进项后，当然不仅不能上供御用，而且“库藏日耗”，“小有征发，即措办不前，虽折俸折米，久已缺乏，科扰于民，计所不免”[69]。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给事中王希文疏中也有“何不喻十年，而折俸有缺货之叹矣”的话[70]。由此可见，中断正常海外贸易后带来一系列后果。这是当年首请“悉驱在澳番舶”之人所始料不及的。
值得注意的是，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广东巡抚林富首请弛海禁，但他也认为佛郎机应在驱逐之列，可见中葡首次交往失败后，在中国官员中，对葡萄牙已形成的印象难于更改。自然这与葡萄牙商人在正常贸易不可得的情况下，转而从事海上走私贸易，成为海盗的一部分是大有关系的。
综上所述，葡萄牙使节第一次来华失败所遗留下来的一系列严重的后果，一环扣一环，在中国与海外国家关系上留下了阵阵涟漪，同时也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注释：
[1][3][6]《葡萄牙国家档案馆藏有关葡萄牙航海与征服档案汇编》(Alguns Documentos do Archivo Nacional da Torre do Tomboacerca das Naveg coes e Conquistas Portuguesas)，1982年，里斯本，第194—195页、263页、347页。
[2]安东尼奥·拜昂(Antório Baiao)等：《葡萄牙世界征服史》(História da Expansǎo Portuguesa no mondo)，里斯本，阿提喀，1939年，第2卷，第163页；布拉加(J.M.Braga)：《西方先驱者及其对澳门的发现》(The Western Pioneers and their Discovery of Macau)，澳门，1949年，第60页。
[4]路易斯·德·阿尔布克尔克(Luis de Albuquerque)：《葡萄牙人的大发现》(Os Descobrimentos Portugueses)，里斯本，阿尔法，1986年，第183页。
[5]罗纳德·毕绍普·史密斯(Ronald Bishop Smith)：《1512年葡萄牙航行中国计划与有关托梅·皮雷斯在广东的新评价》(AProjected Portuguese Voyage to Chian in 1512 and New NoticesRelative to Tome Pires in Canton)，德卡特出版社，马里兰，1972年，第3页。
[7]路易斯·凯尔(Luis Keil)：《第一个到达中国的葡萄牙人若热·阿尔瓦雷斯（1513年）》(Jorge Alvares o Primeiro Portugue
s que foi à China(1513)，澳门文化学会，1990年，第28页。
[8]葡萄牙国家档案馆藏，编年第三部分，第5包，87号(ArquivosNacional Torre do Tombo,Corpo Cronologico Parte Ⅲ,Maco5,Doc,n°87).
[9][14][30][41]巴洛斯(Joǎo de Barros)：《亚洲第三个十年》(Terceira decada da Asia)，葡萄牙国家图书馆藏善本，1563年，里斯本，第2卷、第6章、第8章、第10卷。
[10]《葡萄牙历史百科辞典》(Dicionário Enciclopedico daHistória de Portugal)，阿尔法，1985年，第2卷，第114页；《葡萄牙历史辞典》(Dicionário da História de Portugal)，里斯本，1971年，第3卷，第403页。阿曼多·科尔特桑则认为是约1468年，见《欧洲第一位赴华使节》(Primeiro Embaixade Europeia à China)，里斯本，1945年，第29页。
[11]阿曼多·科尔特桑(Armando Cortesǎo)：《皮雷斯〈东方记〉》，哈克鲁特学会，伦敦，1944年，第1卷，第116—118页。帕赛为苏门达腊一古国名。
[12]1516年1月17日，托梅·皮雷斯自印度科钦写信给葡王曼努埃尔一世，汇报有关印度、马六甲以及邻近地区的药物情况。此后不久，印度总督便任命他为国王使节，随费尔南船队出发，前往中国。葡萄牙国家档案馆藏，编年第19包，102号(Arquivos Nacional Torre doTombo,Corpo Cronológico,Maco 19,n°102)；阿曼多·科尔特桑(Armando Cortesǎo)：《欧洲第一位赴华使节》(Primeiro EmbaixadaEuropeia à China)，第44页。
[13]阿曼多·科尔特桑(Armando Cortesǎo)：《十六世纪杰出的药剂师托梅·皮雷斯》(A propósito do ilustre boticárioquinh-entista Tomé Pires)，科英布拉，1964年，第6页。又据《葡萄牙和巴西大百科全书》(Grande Enciclopédia Portuguesa eBrasileira)，第2卷，第533页。费尔南时年27岁。又，屯门在葡史籍中写作Tamao，地点在何处尚存在争议。
[15][47][50]《明武宗实录》卷一九四，台湾史语所1962年影印本。
[16][17][19]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三一《市籴考·市舶互市》。
[18]参见拙作《郑和下西洋与明中叶的社会变迁》，《明史研究》第4辑，1994年。
[20][31][44][60][64]《明史》卷三二五《佛郎机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
[21]《维松百科全书》(A Enciclopódia Visum)，里斯本一圣保罗，1974年，第7卷，第63页。
[22]J.H萨拉依瓦著，李均报、王全礼译《葡萄牙简史》，中国展望出版社1988年版，第137页。
[23]戈伊斯(Damiǎo de Gois)：《唐·曼努埃尔一世编年史》，(Crónica do Felicissimo Rei D.Manuel)，科英布拉，1926年，第4册，第24章，第57页。
[24]何乔远：《名山藏》记为正德十三年；严从简：《殊域周咨录》记为十四年，均误。核对中葡史料，葡使于正德十二年来华。
[25][29][38]胡宗宪：《筹海图编》卷一三《经略三兵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四库全书本。
[26][65][66][69]黄佐：《泰泉集》卷二○《代巡抚通市舶疏》。《明史》卷三二五《佛郎机传》引林富疏云“今许佛郎机互市有四利”，误。
[27]阿曼多·科尔特桑(Armando Cortesǎo)：《欧洲第一位赴华使节》(Primeiro Embaixada Europeia à China)，第53页。
[28]《明武宗实录》卷一五八。
[32][40][46][56]维埃拉、卡尔沃(Cristóvǎo Vieira e Vas-co Calvo)：《广州囚徒信件》(Cartao dos Cativos de Cantǎo:Cri-stóvǎo Vieira e Vasco Calvo(1524?))，洛雷罗(Rui Manuel Lour-eiro)注释，澳门文化学会，1992年，第27页、28页、29页、37页。
[33][34]《名山藏·王享记三满剌加》，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3年影印出版。
[35]刘廷元：《南海县志》卷一一《人物列传·梁焯传》。
[36]《明武宗实录》卷一九七。
[37][42]严从简著、余思黎点校：《殊域周咨录》卷九《佛郎机》，中华书局1993年版。
[39]关于托梅·皮雷斯之死，从使团成员维埃拉写于广州狱中的信，可以得出1524年他死于广州狱中的结论，但科尔特桑根据平托(Fernǎo Mendes Pinto)的《游记》(Peregrinacǎo)记述皮雷斯后来在华居住生活多年，大约死于1540年。见《欧洲第一位赴华使节》。近年来葡萄牙学者多采用1540年说，如《葡萄牙历史百科辞典》1990年版，《葡萄牙历史辞典》1984年版。又据史密斯研究，皮雷斯至迟在1527年和1528年还生活在广东，见《1512年葡萄牙航行中国计划与有关托梅·皮雷斯在广东的新评介》第3页。
[43][67]布拉加(J·M·Braga)：《西方先驱者及其对澳门的发现》(The Western Pioneers and their Discovery of Macau)，澳门，1949年，第63、65页。
[45]卡斯塔涅塔(Fernǎo Lopoz de Castanheda)：《葡萄牙发现征服印度史》(História do Descobrimento e Conquista da Indiapelos Portugueses)，里斯本，1833年，第5卷，第291页。
[48]《殊域周咨录》卷九《佛郎机》。又周景濂编著《中葡外交史》认为“火者亚三与比留斯之入京，殆冒麻剌甲使臣之名义”，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0页。
[49]〔美〕S.A.M.阿谢德著，任菁等译《中国在世界历史之中》，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01页。
[51]路易斯·德·阿尔布克尔克(Luis de Albuquerque)：《阿丰索·德·阿尔布克尔克述评》(Commentaries of Alfonso D′Al-buquerque)，第3卷，第81、131—134页。
[52]维埃拉、卡尔沃：《广州囚徒信件》第34—35页将使节名写作Tuǎo Mafame。另，此书洛雷罗注云：巴洛斯《亚洲第三个十年》中为Tuǎo Mahamede，平托写作Trannocem Mudelliar及Tuan HassanMudlr Mudeliar，Tuǎo是马来西亚语尊称，相当于葡萄牙语的“唐”(dom)，见第68页。
[53][55][63]《明世宗实录》卷六。
[54]阿曼多·科尔特桑认为，使团恰逢武宗之死，世宗即位，造成使团的失败，并认为与世宗年轻有关。见《欧洲第一位赴华使节》，第67页。
[57]布拉藏(Eáuardo Brazǎo)：《葡萄牙和中国外交关系史记录1516—1753》(Apontamentos Para a História das RelacǒesDiplomade Portugal com a China 1516—1753)，里斯本，1949年，第15页。
[58]史密斯(Ronald Bishop Smith)：《马蒂姆·阿丰索·德·梅洛》(Martim Afonso de Mello)，德卡特，1972年，第9页。
[59]隆斯泰德(Anders Ljungstedt)：《葡萄牙在中国居留地的历史概述》(An Historial Stetch of the Portuguese Settlementsin China)，香港，1992年，第7页。
[61]葡萄牙国家档案馆藏(Arquivos Nacional Torre do Tombo)编年第一部分，第30包，49号(Corpo Cronologico Parte Ⅰ,Maco 30,Doc.n°49).
[62]克鲁斯(Gaspar da Cruz)：《中国志》(Tractado em queseCǒtam muito par estěso as cousas da China,CǒsuasParticularidades e assi do reino de Ormuz)，埃武拉，1569年，第23章；又参见洛雷罗(Rui Manuel Loureiro)《一名阿尔加维人在中国海》(Um Algarvio nos Mares da China)，《历史笔记》(Cadernos Históricos Ⅱ)1991年第2期。
[68]郑舜功：《日本—鉴穷河话海》卷六《海市》，据旧钞本1939年影印本。
[70]印光任、张汝霖撰《澳门纪略》上卷《官守篇》引《王希文〈重边方以苏民命疏〉》。清光绪六年江宁藩署重刻本。^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1997年04期
【原文出处】《中国史研究》(京)1997年02期第129-139页
【作者简介】万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一
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欧洲开始为一种冒险和扩张精神所笼罩。葡萄牙首当其冲，成为最早崛起的海外扩张国家。此时的葡萄牙经过几个世纪的独立发展，已形成单一的民族社会，这一社会深刻的政治和经济背景使之成为海外扩张的发源地。对葡萄牙国王、教会、贵族和平民来说，海外扩张无一例外地意味着新的出路和新的财源，并意味着对宿敌穆斯林圣战的延续。因此，举国一致的扩张呼声成为15世纪初葡萄牙海外扩张政策的基础，大规模的海外扩张活动由国家组织进行，海外扩张政策则持续达500年之久。
葡萄牙最初的远航探索与恩里克王子（D.Henrique,1394—1460年）的名字是连在一起的。这位王子是葡萄牙海上活动的第一位组织者。他开办航海学校，大力罗致、培养航海人才，并组织了多次探索性航行。在逐渐揭开非洲海岸的奥秘以后，葡萄牙试图寻找一条通过非洲南部到达印度洋的新航路。王子于1460年去世，没能亲眼见到那一世纪末巴尔托洛梅·迪亚斯(Bartholome Diaz)发现非洲南端好望角，以及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绕过好望角，横渡印度洋，开辟通向东方新航路的业绩。新航路的开辟，是在葡萄牙国王唐·曼努埃尔一世（D.Manuel Ⅰ,1469—1521年）亲自部署下取得的扩张成果，为东西方交往铺平了道路。而从此，西方海外扩张狂潮开始席卷东方。
踏着达·伽马的足迹，葡萄牙人捷足先登，首先来到东方。明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它占据了印度西海岸的果阿；次年，攻占了马来半岛的满剌加（马六甲）。满剌加地处东西方贸易的咽喉，是明朝朝贡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因此，攻占满剌加后，葡萄牙已打开了通向中国的大门，中葡两国间的正面接触已是指日可待。
对于西方来说，中国当时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极具吸引力。早在1508年2月13日，葡王唐·曼努埃尔一世已给探索东方的迪奥戈·罗佩斯·德·塞戈拉(Diogo Lopes de Sequeira)下达长篇指令，明确叮嘱：“要弄清中国人(Chijns)的情况。他们来自哪里？距离有多远？到马六甲贸易的间隔时间是多少？携带什么商品？每年来往商船的数目和船体规模如何？是否在当年返回？他们在马六甲或者其它地方是否设有商馆和公司？他们是否很富有？性格怎么样？有没有武器和大炮？身穿什么服装？身材高矮如何？此外，他们是基督徒还是异教徒？他们的国家是否强大？有几位国王？国内有没有摩尔人和其他不遵行其法律及不信奉其宗教的民族？如果他们不信仰基督教，他们信仰和崇拜什么？风俗如何？国家规模以及与什么国家接壤相邻？”[1]这一系列问题的提出，充分反映了葡王对中国的极大兴趣；同时，也说明了当时这位西方君主对中国几乎是一无所知。
负有国王使命的塞戈拉在航行到东方后，在马六甲见到了中国帆船，但实际没有，也不可能完成国王指令中的多项要求[2]。
此后，1512年8月30日，葡王在东方的臣子洛格隆诺(Logronho)写信给他提到，阿丰索·德·阿尔布克尔克(Afonso de Albuquerque)派遣武装船只前来中国边界探查[3]。当时，阿尔布克尔克身任葡萄牙驻印度总督[4]。同年11月8日，若奥·德·维埃加斯(Joao de Veigas)报告国王，若奥·德·莫赖斯(Joao de Moraes)试图航行来中国，但由于马六甲摩尔商人阻挠而未能成行[5]。虽然此时阿尔布克尔克已将注意力投向香料群岛，没有再派遣船只来中国，可是，1514年1月6日，仍有消息传递给葡王，讲述前一年在马六甲的4艘中国帆船的情况[6]。对中国的了解在进行，可以说葡萄牙人来到东方，在占据马六甲的同时，葡王唐·曼努埃尔一世已经把与中国建立贸易关系提上了日程，只是一直不得其门而入罢了。
明正德八年（公元1513年），葡萄牙人若热·阿尔瓦雷斯(Jorge Alvares)在中国商人的指引下，到达中国广东珠江口的屯门贸易，成为第一个到达中国的葡萄牙人。为了纪念他的中国之行，他在屯门特意竖立起一块刻有葡萄牙王国纹章的石柱[7]。依据中国明朝法律，外国商人不得在中国登陆，只能在中国海岸做短期停留，进行贸易后即行离去。而在1514年，葡王曼努埃尔一世由于不断接到来自马六甲的信函报告，已对中国产生越来越浓厚的兴趣。1515年1月8日，在若热·阿尔布克尔克(Jorge Albuquerque)给国王的信中，提到了阿尔瓦雷斯和中国[8]，这无疑成为促使国王决心派遣特使前来中国的一个因素。
也就在这一年，葡王曼努埃尔一世决定委派费尔南·佩雷斯·德·安特拉德(Fernao Pares de Andrade)率领一支船队前来东方，“发现中国”，并指示费尔南护送一名使臣到中国[9]。国王没有指定使臣人选，他把挑选使臣的事交给了当时葡萄牙的印度新总督洛波·苏亚雷斯·德·阿尔贝加利亚(Lopo Soares de Albergaria)。西印度新总督选中之人即是托梅·皮雷斯(Tome Pires)。
托梅·皮雷斯大约出生于1465年[10]。由于出身于一个医药世家，因此他年轻时成为葡王若奥二世（Joao Ⅱ）王子的药剂师。王子的早逝使他离开宫廷。在1511年他前往东方，先到印度又到马六甲。在东方的几年中，根据所见所闻，他撰写了《东方记》一书。这部书是东西方直接接触早期，由葡萄牙人撰写的第一部详述东方状况的书，颇有价值。其中有专门章节谈到中国，当然从写作年代来看，托梅·皮雷斯当时并没有到过中国。书中说：“中国是一个庞大、富饶、壮观的国家，拥有大片土地和百姓……还有众多马匹和骡子。”提到“中国有许多城市和要塞，都是用石头建造的”。并特别涉及了中国与海外国家的关系：“爪哇、暹罗、帕赛、马六甲的国王每5年和10年派遣使臣，携带中国颁发的证明文书，去见中国国君。并且送去他们国中最好的礼品……如果他们带有成千的礼品，中国君主会加倍还礼。”[11]对中国尽管称赞备至，但他在书中也提到与葡萄牙海外扩张思想吻合的征服中国的可能。印度总督选中托梅·皮雷斯作为葡萄牙国王的使臣时，他已完成了《东方记》一书（或接近完稿），正是由于他的学识渊博，以及对东方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才使他不久以后有幸成为葡萄牙派往中国的第一任使臣，而且，也即欧洲派到明朝的第一位使臣[12]。他所肩负的使命，是到中国觐见中国皇帝，要求与中国建立通商贸易关系。
关于费尔南与皮雷斯的来华，这里有两点需要说明：一是费尔南是由葡王派遣前来东方，前来中国的，并非由葡萄牙马六甲总督所派。这在当时葡萄牙著名史家巴洛斯(Joao de Barros)的巨著《亚洲数十年》的《第三个十年》中有着记述，可见上文。正因为如此，费尔南归国以后即得到葡王接见和询问。这在葡文史料中也有记述，下文还将述及。然而，由于我国老一辈中西交通史家张星烺先生编注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其中有关巴洛斯著作的译文，系根据伯莱茨内德(E.Bretschneider)的《中世纪研究》(Mediaeval Researches from Eastern Asiatic Resources)英译本译出，而伯氏英译又来自德国索尔涛(D.W.Soltau)的德文译本，译文又只摘译了马六甲总督派遣费尔南前来中国一段，致使至今我国大多谈及中国与葡萄牙关系的论述中仍误以费尔南为马六甲总督派遣而来，应予澄清。二是同样不能将皮雷斯使华看作是葡萄牙印度总督派遣而来，因为费尔南前来东方时，已负有护送葡使到中国之命，葡使来华携带有葡王国书。
年轻的费尔南率领4艘船组成的船队，于1516年2月底离开科钦，前来中国。同年8月，到达马六甲。在马六甲耽搁周折以后，前后总共经过约19个月，才终于在正德十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公元1517年8月15日）抵达中国广东屯门[13]。在那里，费尔南向中国官方人员说明，他前来中国的原因，主要是护送葡王曼努埃尔的使臣来觐见中国皇帝，持有和平友好内容的信件，请求给予领航员前往广州[14]。然而，明朝在对外交往中，是以朝贡体制为核心，视外国皆为朝贡国，因此中国史料中有葡萄牙使节第一次来华“以进贡为名”的记载。而葡使来华的目的却是贸易，与以往明朝所接触的与中国具有传统联系的朝贡国是完全不同的。
此后，葡使一行溯江而上，驶入广州。这时费尔南让他的葡萄牙船队在桅杆上升起旗帜，并且鸣放礼炮致意。然而，对西方礼节茫然不知的中国官员和百姓，却因此而大受震惊[15]。
如果说葡萄牙派来中国的第一个使团的礼炮声惊动了广州城，被误认为是开炮寻衅，经过解释，中国地方官员尚可释疑，但是由此开端，伴随葡使而来的一系列由于双方缺乏了解及分歧造成的谜团，却不幸被历史尘封了几个世纪，时至今日也尚未完全解开。
二
葡使东来，抱有与中国建立通商贸易关系的明确目的。此时的明王朝，虽然早已失去昔日派遣郑和下西洋驰骋印度洋的雄风，却仍是东方的一个庞大王朝。
明初，伴随中央集权君主专制日益加强的趋势，朝贡贸易体制臻于完备。明朝沿袭历代封建王朝，设立市舶提举司，专门掌管海外诸国朝贡市易之事。而明初将海外贸易限定在朝贡形式之下，遂使明朝前期官方朝贡贸易成为中外贸易的唯一孔道：“是有贡舶，即有互市。非入贡即不许其互市。”[16]朝廷以此达到“通华夷之情，迁有无之利，减戍守之费。又以禁海贾，抑奸商，使利权在上”[17]。因此，除了《皇明祖训》所载周边及前此有过交往的海外国家，中国是一个关闭着的国度。
发展到明中叶，情况有所变化。由于在朝贡贸易的鼎盛时期，产生了郑和下西洋的壮举，扩大的海外贸易给明王朝带来深刻的社会影响，对明朝朝贡贸易与海禁为两大支柱的海外政策产生了重大冲击。于是，出现了朝贡贸易形式下的海外贸易日趋衰落、民间私人海外贸易日益兴盛的状况。基于这一现实，明中叶海外政策被迫呈现调整的趋势[18]。正德初年，负责海外贸易的广东市舶司已开始对海外各国来华贸易活动放松了贡朝和勘合的要求，从而打破了原来“非入贡即不许其互市”的原则，“无论是期非期，是贡非贡，则分贡与互市为二，不必俟贡而常可以来互市矣”[19]。这种变化，反映出中国海外贸易正由官方全国控制的官营贸易中解脱出来，向民间私营贸易转变。然而，恰于此时，明王朝遭遇到西方东来的新课题。可以说明王朝统治者是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接触西方派来中国的第一位使臣的。对遥远的欧洲国度一无所知，这一状况从清初修《明史》仍称“佛郎机近满剌加”可想而知[20]，因此对待欧洲来华的第一个使团，明王朝采取的是一如既往对待海外诸国的态度，这是毫不奇怪的。
明武宗正德与葡王唐·曼努埃尔一世在位时间略同（明武宗正德公元1506—1521年在位，唐·曼努埃尔一世1495—1521年在位），然而这两位东西方君主的作为却相距甚远。相对海外扩张时期葡萄牙王国雄心勃勃的唐·曼努埃尔一世，明朝皇帝武宗正德只是一位玩世不恭的君王。唐·曼努埃尔一世在位期间，是葡萄牙王国的鼎盛时期，他刚刚即位，就在议会中力排众议，挑选瓦斯科·达·伽马进行远洋探索航行，从而开辟了欧洲到达印度的新航路，更进而建立起葡萄牙东方王国的雏型。此外，他还派出远洋船队到达巴西。在内政方面，他也是一位出色的管理者，他成功地进行集权和法制改革，颁布了《曼努埃尔法典》[21]。其在位期间，更产生了曼努埃尔建筑格调，或称“曼努埃尔艺术”[22]。而明武宗正德在位期间，听信宦官、佞臣，在西内建立豹房，长年居住在内，荒淫无度，不理政务，毫无突出政绩可言。他对外部世界不了解，也根本不想了解，想到的只是如何游玩和放荡。而曼努埃尔与之迥然异趣。费尔南护送皮雷斯抵达中国后，于1520年6月返回葡萄牙。他在埃武拉受到国王唐·曼努埃尔一世及王后的热情款待。国王饶有兴致地多次向他询问中国及邻近地区的事情，“他天生对世界上发生的事好奇，并且想从中吸取对他的统治有益的东西”[23]。然而，葡使来华，正是明武宗宠信江彬、钱宁等人放纵而为的时候。东西方两国君主间好恶的强烈反差，反映在处理国家事务上，也必然会产生迥然不同的影响，这是无庸置疑的。
三
葡使东来，是在正德十二年（公元1517年）[24]。时任广东佥事署海道事的顾应祥曾记述此事：正德十二年“蓦有大海船二只，直到广城怀远驿，称系佛郎机国进贡，其船主名加必丹。其人皆高鼻深目，以白布缠头，如回回打扮，即报总督陈西轩公金，临广城。以其人不知礼，令于光孝寺习仪三日，而后引见”[25]。后来广东巡抚林富疏中也述及此事：“至正德十二年，有佛郎机夷人突入东莞县界。时布政使吴廷举许其朝贡，为之奏闻，此不考成宪之过也。”[26]由上述记载可知，葡使到达广东后，地方官员报知总督陈金，陈金即从广西驻所来到广州，准备召见。根据接待海外国家来使的规定，考虑到葡使来华不懂中国礼仪，因此他先命他们在光孝寺中学习3天礼仪，随后召见。召见葡使时，场面隆重，前有号手开道，在礼炮和号角声中，1517年10月底的一天，托梅·皮雷斯及其随员一行衣冠楚楚地登上了广州码头。费尔南没有随他们登岸，他派人向总督说明，葡萄牙国王愿意与中国皇帝建立友好关系，因此派遣使臣携带礼物前来。中国官员则表示立即上书报告皇帝知晓[27]。于是，葡使来华之事被上报了朝廷，《明武宗实录》正德十三年正月有如下记载：“佛郎机国差使臣加必丹末等贡方物，请封，并给勘合。广东镇抚等官以海南诸番无谓佛郎机者，况使者无本国文书，未可信，乃留其使者以请。下礼部议处。得旨：‘令谕还国，其方物给与之。’”[28]
根据《明实录》的记载，葡使来华后，地方官员因对其国不甚了了，且使团又没有明朝颁发的文书勘合，因此不知如何处置，故留下使团奏请朝廷。礼部当时的处理意见是令葡使回国，带来的方物给价。
然而，事实上葡使一行并没有就此返国，而是留在广州等待机会。顾应祥云：“查《大明会典》，并无此国入贡，具本参奏朝廷，许之起送赴部。时武庙南巡，留会同馆者将一年。”[29]而在此时，费尔南则已与葡使一行告别，他于1508年9月回到马六甲，并于1520年6月返回葡萄牙[30]。此后，接替他的是其弟西蒙·安特拉德(Simao Andrade)。
葡使托梅·皮雷斯在广州等待一年左右，明廷终于改变初衷，“诏许入京”。个中详情，已无从查考，只知葡使通过通事火者亚三，贿赂“镇守中贵”，得以入京[31]。
时值宁王宸濠在南昌发动叛乱，武宗立意南巡。宁王宸濠是明太祖第十七子宁王朱权的四世孙，他自正德初年已有夺位野心。当时武宗颁旨亲征，借此到南方巡游。他自称“威武大将军”，率大批臣僚于正德十四年（公元1519年）八月离开北京，浩浩荡荡地开始南征。尽管出京行至涿州时，已收到右副都御史南赣巡抚王守仁平定叛乱、俘获宁王的奏报，但武宗游玩心切，置之不顾，继续南行，以实现他游历江南的计划。他于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公元1520年1月16日）抵达南京，驻骅于那里，直至十五年闰八月十二日（公元1520年9月23日）才启程返回北京。
葡使托梅·皮雷斯一行得旨许入京后，于1520年1月23日乘船离开广州北上，随后弃舟登陆，通过梅岭、南昌，前往南京。经过4个月行程，到达南京已是5月[32]。当时武宗到达南京已有几月，但无意在南京接见使团，于是使团只得继续北上，前往北京等待觐见。此间，使团通事火者亚三贿赂武宗宠臣江彬，由江彬引荐给武宗。向喜玩乐的武宗以“能通番汉”的火者亚三说话有趣，“时学其语以为乐”[33]。似乎他对外国使臣的兴趣仅止于此。
在北京翘首以待的葡萄牙使团，终于在正德十五年十二月十日（公元1521年1月18日）等到了武宗北返。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武宗回京后不久，即大病不起，一命呜呼。因此，葡使皮雷斯终未得到明朝皇帝召见。其在京期间，为中国史籍记载的重要事件，是通事火者亚三骄横不法，在四夷馆中见到明朝礼部主事梁焯不行跪拜礼，使梁焯大怒，施以杖刑。江彬得知此事后，反怒而言道：“彼尝与天子嬉戏，肯下跪一主事耶？”[34]他扬言要奏报武宗。恰值武宗之死，梁焯得以幸免[35]。
武宗死后次日，明朝即下令：“进贡夷人俱给赏令回国。”《明实录》所载，葡萄牙使臣也列于其中[36]。明廷在清除武宗佞臣江彬后，处死了倚仗江彬势力的葡萄牙使团通事火者亚三[37]，并颁旨将葡使一行押回广东，“驱之出境去讫”[38]。此后，葡使皮雷斯在广东沦为阶下囚。这位欧洲来华的第一位使节病故于中国[39]。
至此，中葡两国，也即中国与西方国家的首次正式交往，以无可挽回的失败告终。
四
葡使皮雷斯终未得到觐见明朝皇帝，从表面上看，似乎正值明武宗驾崩，未逢其时。然而，仔细分析，却又不然，葡萄牙使臣失败的命运早已注定。
首先，两国由于礼仪习俗迥然不同，双方相互缺乏了解。
如前所述，葡萄牙船队驶入广州港，按照西方礼节，曾鸣炮升旗致意，被误以为是开炮寻衅。后来托梅·皮雷斯按照外交礼仪，在武宗班师回京时，向中国方面递交了他带来的三封信。其中一封是葡王曼努埃尔一世的，一封是费尔南·佩雷斯·德·安特拉德的，还有一封是两广总督的。此前，费尔南的信已被译为中文，但是，葡使皮雷斯并不知道信中的意思在翻译时已有所更改。例如：其中添加了葡国愿意成为中国皇帝的藩属的话，等等。当他在北京打开葡王信件译出时，发现葡王信中意思与前此所译费尔南信中内容大相径庭。译员解释说那样翻译是为了符合中国的习惯。根据葡萄牙史料记载，明朝发现二信内容不同后，大起疑心，当即逮捕了译员，并且开始调查此事。同时禁止葡萄牙使团人员接近皇宫，对他们加强防范和控制[40]。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记述的译员是否即火者亚三，因为缺乏史料而不能断定。然而误解的发生，源自双方语言存在极大障碍外，还由于两国相互根本不了解对方，因此误解不仅在所难免，而且随交往增多而一次次加深，终至不可收拾。当时的葡萄牙史家巴洛斯(Joao de Barros)曾在他的史书中记述了下面一段话：“最终，他们认为我们买了拐骗来的有名望的人家子女烤了吃掉，他们相信这种说法，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我们。我们对整个东方来说，都是恐惧和可怕的。这不奇怪，因为不论是对他们，还是对其他遥远地方的民族，我们所知道的也同样寥寥无几。”[41]中葡首次交往的失败，与这种双方的隔膜有直接的关系。
其次，在中葡第一次官方交往失败的过程中，有两个人不能辞其咎。一个是中国人，作为葡萄牙使团通事身份的火者亚三[42]；另一个就是取代费尔南的葡萄牙船队司令西蒙·安特拉德。
火者亚三通过贿赂武宗佞臣，得以见帝。他倚势骄横不法，使中国官员一致认为是大逆不道，给葡萄牙使臣造成了很坏影响。而西蒙·安特拉德则将其兄离开中国时与中国建立的和平友好交往气氛破坏殆尽，使双方关系急转直下。他于1520年9月到达广东[43]。在托梅·皮雷斯使团前往北京时，他在广东屯门的行为劣迹斑斑。他生性残暴，不仅违反中国法律“筑室立寨”，而且“益掠买良民”[44]。当时的葡萄牙史家卡斯丹涅达(Fernao Lopos de Castanheda)在史书中也说他的所作所为使中国方面很不高兴[45]。特别是当广州官员去屯门向葡人收税时，他们竟然打了中国官员，并撕坏中国官员的帽子，甚至进行扣押[46]。
内有火者亚三的不法，外有西蒙·安特拉德的劣迹，因此葡萄牙使团在北京期间，正德十五年（公元1520年）年底，监察御史邱道隆首请驱逐葡萄牙使臣。继之上疏的御史何鳌称“佛郎机最号凶诈”，所举事例即是“留驿者违禁交通，至京者桀骜争长”，便是指此二人而言。他甚至进一步主张：“悉驱在澳番舶，及夷人潜住者，禁私通，严守备，则一方得其所矣。”[47]
第三，葡萄牙侵占满剌加阴影的存在，是造成葡使来华出使失败的重要原因。
在中国史籍中，有火者亚三曾“诈称满剌加使臣”的记载[48]，应该说是不确切的。上文已经谈到，皮雷斯等一到达中国，便讲明是葡萄牙使臣，毫无讳言。而他作为“佛郎机”使臣，携带有葡王致中国皇帝信函，受到中国总督等地方官员的接待。明朝地方官员明确其身份，奏报了朝廷。因此，葡使不存在诈称满剌加使臣的问题。但因为葡萄牙占据满剌加，使团受到明朝谴责。自永乐朝起，在明朝建立的朝贡体制中，满剌加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环，明中叶葡萄牙侵占满剌加，美国学者阿谢德评价其意义说：“中国的贸易之集中于马六甲，意味着葡萄牙人在1511年夺取该城并将其贸易纳入新的好望角路线时，南部海路便突然地不再是中国与外部世界交往的主要途径了。”[49]确切地说，葡萄牙切断了中国与满剌加的传统联系，也中断了中国与印度洋的贸易网。明王朝对满剌加虽无意出兵援救，但起码在道义上是主持正义，对侵占行径加以指责的。正德十五年（公元1520年）年底，监察御史邱道隆首请驱逐葡萄牙使臣，主要就是指责其占据满剌加。疏中言道：“满剌加朝贡诏封之国，而佛郎机并之，且啖我以利，邀求封赏，于义决不可听。请却其贡献，明示顺逆，使归还满剌加疆土之后，方许朝贡。脱或执迷不悛，虽外夷不烦兵力，必檄寻诸夷，声罪致讨，庶几大义以明。”当时，经礼部复议，作出了“宜俟满剌加使臣到日，会官译诘佛郎机番使侵夺邻国，扰害地方之故，奏请处置”的决定[50]。
根据葡文史料，满剌加使臣来华求援非只一次。一说满剌加苏丹穆罕默德(Sultan Mohamed)逃到宾坦岛后，派其叔父那宋·穆达里阿(Nacem Mudaliar)来华求援，没能如愿，失望而返，死于归途，葬在中国[51]。又一说满剌加国王派其子端·穆罕默德(Tuan Mohammed)来华，述说葡萄牙闯入马六甲后的恶行，及满剌加国王逃至宾坦岛的情况，并向明朝正式呈递了一封求援信[52]。
中国史籍记载：“会满剌加国使者为昔英等亦以贡至，请省谕诸国王，及遣将助兵复其地。”求援之事，明廷下兵部议。“既而兵部议请敕责佛郎机，令归满剌加之地，论暹罗诸夷以救患恤邻之义。”于是，“上皆从之”[53]。
第四，从葡萄牙使团的失败而言，武宗之死只是个偶然事件。即使武宗不死，明朝官员实际已向驱逐葡萄牙使团迈出了第一步。世宗甫即位，在礼部、兵部所议面前，作出驱逐决断也属必然[54]。
换言之，如果说葡萄牙使团的失败，也有着偶然的因素，那就是葡萄牙使团无意间因通事而卷入了明朝内部的斗争漩涡。武宗在世荒淫无度，宠信江彬等佞臣。武宗之死，导致明朝内部矛盾激化，当时京城内外气氛格外紧张，传闻豹房以江彬为首的边帅即将发动军事政变，于是皇太后和内阁大学士杨廷和等商定及早除去江彬，这无疑也促使了更为不利葡萄牙使团的局面迅速出现。如前所述，使团通事火者亚三因江彬得以亲近明武宗，后倚仗江彬势力，在京骄横不法，遭到明朝官员杖责，而后他被处死，也与江彬在武宗死后于宫中服法有所关连。事实上，江彬的垮台加速了葡萄牙使团的失败命运。
第五，葡萄牙使团于1521年5月遭到驱逐，离开北京，当使团行进在去往广东的路途中时，沿海地区中葡之间的一场冲突，无疑更加重了使团的厄运。
根据《明实录》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七月的记载，当时有葡萄牙船只到来，言称是“接济使臣衣粮者”，船上载有货物，要求抽分互市。地方奏报朝廷，礼部以“佛郎机非朝贡之国，又侵夺邻封，犷焊违法，挟货通市，假以接济为名。且夷情叵测，屯驻日久，疑有窥伺，宜敕镇巡等官亟逐之，毋令入境”[55]。此时，西蒙·安特拉德已离开中国，来华的葡萄牙船长迪奥戈·卡尔沃(Diogo Calvo)等人正遇上中国官吏得旨驱逐，于是葡萄牙人没有服从法令离开，而中国官兵向葡国船只发起攻击，最后葡国船只突围而去。托梅·皮雷斯的使团一行恰在这场冲突过后，在9月到达广州。由于冲突的发生，朝廷已颁旨扣押葡萄牙使团，关入牢狱，直至他们答应归还侵占的满剌加国土为止[56]。
正如葡萄牙史学家依杜瓦杜·巴拉桑(Eduardo Brazao)所说：“托梅·皮雷斯得到了葡萄牙派往东方与中国建立友好关系的第一任使节的荣誉，但是这个荣誉却花费了过高的代价。”[57]
五
葡萄牙王国的第一个使节来华遭致失败，这一貌似偶然的事件，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历史，其导致的严重后果莫过于使中国明王朝海外政策由逐渐开放松动到急速逆转，更促发了一系列问题，影响了历史发展的进程。
第一，葡使来华失败后，中葡关系继续恶化，导致两国间外交联系断绝30年。
葡使被扣后不久，1522年发生中葡西草湾之役。当时葡王派遣马蒂姆·阿丰索·德·梅洛(Martim Afonso de Mello)率船队前来中国。他于1522年8月4日到达中国沿海[58]。在向屯门行驶中，受到中国官兵的阻挡，由于拒绝从命，于是战事发生[59]。根据《明史》记载：“佛郎机遂寇新会之西草湾。指挥柯荣，百户王应恩御之。……生擒别都卢、疎世利等四十二人，斩首三十五级，获其二舟。余贼复率三舟接战，应恩阵亡，贼亦败遁。”[60]由此可见战事之激烈。后来梅洛在1523年10月25日从果阿写信给葡王唐·若奥三世（D.Joao Ⅲ），报告他从马六甲到中国的情况，提到这次与中国舰只发生冲突之事[61]。
从此以后，中葡两国外交联系完全断绝，直至1554年双方才恢复正式贸易[62]，葡萄牙整整被逐达30年之久。
第二，由于中葡首次正式交往的失败，影响到中国与海外各国，特别是与西方国家的关系，给此后中西正常交往带来障碍。
欧洲的第一个使团来华失败，致使明朝统治者从心理上对“外夷”更增添了不信任感，也更加重了防范心理。特别是中葡发生冲突以后，明王朝海外政策保守的一面日趋浓重，对后来来华的海外国家，一度采取一律拒之门外的过激办法，导致完全禁绝“番舶”的闭关政策出现于嘉靖朝。
第三，中外正常贸易交往的中断。
由于驱逐葡使，殃及池鱼。明廷颁旨：“自今海外诸夷及其朝贡者，抽分如例，或不赉勘合及非期而以货至者皆绝之。”[63]原在正德初年已经开始放宽的对海外各国来华贸易活动的贡期和勘合要求，此时完全收紧。实际上是重申了“非入贡即不许其互市”的明初规定。明王朝从而恢复了明初将海外贸易全部控制在官营朝贡贸易唯一孔道的作法。这一政策的实施，造成的恶果十分明显：“由是番舶几绝”[64]。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广东巡抚林富上疏奏请弛海禁，提到诛火者亚三后，“有司自是将安南、满剌加诸番舶尽行阻绝”。他提出：“佛郎机素不通中国，驱而绝之宜也。《祖训》、《会典》所载诸国，素恭顺与中国通者也，朝贡贸易尽阻绝之，则是因噎废食也。”[65]疏文明确指出嘉靖朝海外政策收缩系与葡使相关。由此可见以往史界大多以嘉靖海禁全出于日本之故，实际并非如此。
第四，由于朝廷收缩海外贸易，厉行海禁，海外贸易趋向于福建，“皆往漳州府海面地方，私自驻扎，于是利归于闽，而广之市萧然矣”[66]。实际海外贸易为中外双方所需要，因此无法禁绝。与广东的冷落形成鲜明对照，私人海外贸易在福建、浙江等地蓬勃发展起来。但是此时海外贸易中加入了西方因素，使中国私人海外贸易的成份更为复杂；也确实给明廷带来了不安全因素。
被逐出中国的葡萄牙人认为“与中国的贸易太有价值了，以致于不能放弃。于是避免广东港，贸易船从马六甲直接驶往浙江和福建”[67]。由于海外扩张时期的特性所决定，他们在中国铤而走险，进行走私贸易，更加入了“倭寇”的行列，致使中国的“倭患”愈演愈烈。为了消除“倭患”，嘉靖初年不得不采取过激的严禁与外国人交往的海禁措施，所谓闭关由此而来。中国史料中有倭和中国海盗与佛郎机勾结，从此海上多事的记载[68]，海盗问题由此更盛，朝廷派朱纨严行海禁，而其后他的被劾自尽，也与佛郎机海盗商人有关。
第五，由于“番舶几绝”，官方海外贸易处于中断状态，私人海外贸易发展，因此朝廷与地方过去所得的番舶之利也就化为乌有。林富疏中曾极言番舶之利，有“足供御用”、“节充军饷”、“公私饶给”、小民“于以自肥”四利，称“广东旧称富庶，良以此耳”。失去此一大进项后，当然不仅不能上供御用，而且“库藏日耗”，“小有征发，即措办不前，虽折俸折米，久已缺乏，科扰于民，计所不免”[69]。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给事中王希文疏中也有“何不喻十年，而折俸有缺货之叹矣”的话[70]。由此可见，中断正常海外贸易后带来一系列后果。这是当年首请“悉驱在澳番舶”之人所始料不及的。
值得注意的是，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广东巡抚林富首请弛海禁，但他也认为佛郎机应在驱逐之列，可见中葡首次交往失败后，在中国官员中，对葡萄牙已形成的印象难于更改。自然这与葡萄牙商人在正常贸易不可得的情况下，转而从事海上走私贸易，成为海盗的一部分是大有关系的。
综上所述，葡萄牙使节第一次来华失败所遗留下来的一系列严重的后果，一环扣一环，在中国与海外国家关系上留下了阵阵涟漪，同时也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注释：
[1][3][6]《葡萄牙国家档案馆藏有关葡萄牙航海与征服档案汇编》(Alguns Documentos do Archivo Nacional da Torre do Tomboacerca das Naveg coes e Conquistas Portuguesas)，1982年，里斯本，第194—195页、263页、347页。
[2]安东尼奥·拜昂(Antório Baiao)等：《葡萄牙世界征服史》(História da Expansǎo Portuguesa no mondo)，里斯本，阿提喀，1939年，第2卷，第163页；布拉加(J.M.Braga)：《西方先驱者及其对澳门的发现》(The Western Pioneers and their Discovery of Macau)，澳门，1949年，第60页。
[4]路易斯·德·阿尔布克尔克(Luis de Albuquerque)：《葡萄牙人的大发现》(Os Descobrimentos Portugueses)，里斯本，阿尔法，1986年，第183页。
[5]罗纳德·毕绍普·史密斯(Ronald Bishop Smith)：《1512年葡萄牙航行中国计划与有关托梅·皮雷斯在广东的新评价》(AProjected Portuguese Voyage to Chian in 1512 and New NoticesRelative to Tome Pires in Canton)，德卡特出版社，马里兰，1972年，第3页。
[7]路易斯·凯尔(Luis Keil)：《第一个到达中国的葡萄牙人若热·阿尔瓦雷斯（1513年）》(Jorge Alvares o Primeiro Portugue
s que foi à China(1513)，澳门文化学会，1990年，第28页。[8]葡萄牙国家档案馆藏，编年第三部分，第5包，87号(ArquivosNacional Torre do Tombo,Corpo Cronologico Parte Ⅲ,Maco5,Doc,n°87).
[9][14][30][41]巴洛斯(Joǎo de Barros)：《亚洲第三个十年》(Terceira decada da Asia)，葡萄牙国家图书馆藏善本，1563年，里斯本，第2卷、第6章、第8章、第10卷。
[10]《葡萄牙历史百科辞典》(Dicionário Enciclopedico daHistória de Portugal)，阿尔法，1985年，第2卷，第114页；《葡萄牙历史辞典》(Dicionário da História de Portugal)，里斯本，1971年，第3卷，第403页。阿曼多·科尔特桑则认为是约1468年，见《欧洲第一位赴华使节》(Primeiro Embaixade Europeia à China)，里斯本，1945年，第29页。
[11]阿曼多·科尔特桑(Armando Cortesǎo)：《皮雷斯〈东方记〉》，哈克鲁特学会，伦敦，1944年，第1卷，第116—118页。帕赛为苏门达腊一古国名。
[12]1516年1月17日，托梅·皮雷斯自印度科钦写信给葡王曼努埃尔一世，汇报有关印度、马六甲以及邻近地区的药物情况。此后不久，印度总督便任命他为国王使节，随费尔南船队出发，前往中国。葡萄牙国家档案馆藏，编年第19包，102号(Arquivos Nacional Torre doTombo,Corpo Cronológico,Maco 19,n°102)；阿曼多·科尔特桑(Armando Cortesǎo)：《欧洲第一位赴华使节》(Primeiro EmbaixadaEuropeia à China)，第44页。
[13]阿曼多·科尔特桑(Armando Cortesǎo)：《十六世纪杰出的药剂师托梅·皮雷斯》(A propósito do ilustre boticárioquinh-entista Tomé Pires)，科英布拉，1964年，第6页。又据《葡萄牙和巴西大百科全书》(Grande Enciclopédia Portuguesa eBrasileira)，第2卷，第533页。费尔南时年27岁。又，屯门在葡史籍中写作Tamao，地点在何处尚存在争议。
[15][47][50]《明武宗实录》卷一九四，台湾史语所1962年影印本。
[16][17][19]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三一《市籴考·市舶互市》。
[18]参见拙作《郑和下西洋与明中叶的社会变迁》，《明史研究》第4辑，1994年。
[20][31][44][60][64]《明史》卷三二五《佛郎机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
[21]《维松百科全书》(A Enciclopódia Visum)，里斯本一圣保罗，1974年，第7卷，第63页。
[22]J.H萨拉依瓦著，李均报、王全礼译《葡萄牙简史》，中国展望出版社1988年版，第137页。
[23]戈伊斯(Damiǎo de Gois)：《唐·曼努埃尔一世编年史》，(Crónica do Felicissimo Rei D.Manuel)，科英布拉，1926年，第4册，第24章，第57页。
[24]何乔远：《名山藏》记为正德十三年；严从简：《殊域周咨录》记为十四年，均误。核对中葡史料，葡使于正德十二年来华。
[25][29][38]胡宗宪：《筹海图编》卷一三《经略三兵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四库全书本。
[26][65][66][69]黄佐：《泰泉集》卷二○《代巡抚通市舶疏》。《明史》卷三二五《佛郎机传》引林富疏云“今许佛郎机互市有四利”，误。
[27]阿曼多·科尔特桑(Armando Cortesǎo)：《欧洲第一位赴华使节》(Primeiro Embaixada Europeia à China)，第53页。
[28]《明武宗实录》卷一五八。
[32][40][46][56]维埃拉、卡尔沃(Cristóvǎo Vieira e Vas-co Calvo)：《广州囚徒信件》(Cartao dos Cativos de Cantǎo:Cri-stóvǎo Vieira e Vasco Calvo(1524?))，洛雷罗(Rui Manuel Lour-eiro)注释，澳门文化学会，1992年，第27页、28页、29页、37页。
[33][34]《名山藏·王享记三满剌加》，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3年影印出版。
[35]刘廷元：《南海县志》卷一一《人物列传·梁焯传》。
[36]《明武宗实录》卷一九七。
[37][42]严从简著、余思黎点校：《殊域周咨录》卷九《佛郎机》，中华书局1993年版。
[39]关于托梅·皮雷斯之死，从使团成员维埃拉写于广州狱中的信，可以得出1524年他死于广州狱中的结论，但科尔特桑根据平托(Fernǎo Mendes Pinto)的《游记》(Peregrinacǎo)记述皮雷斯后来在华居住生活多年，大约死于1540年。见《欧洲第一位赴华使节》。近年来葡萄牙学者多采用1540年说，如《葡萄牙历史百科辞典》1990年版，《葡萄牙历史辞典》1984年版。又据史密斯研究，皮雷斯至迟在1527年和1528年还生活在广东，见《1512年葡萄牙航行中国计划与有关托梅·皮雷斯在广东的新评介》第3页。
[43][67]布拉加(J·M·Braga)：《西方先驱者及其对澳门的发现》(The Western Pioneers and their Discovery of Macau)，澳门，1949年，第63、65页。
[45]卡斯塔涅塔(Fernǎo Lopoz de Castanheda)：《葡萄牙发现征服印度史》(História do Descobrimento e Conquista da Indiapelos Portugueses)，里斯本，1833年，第5卷，第291页。
[48]《殊域周咨录》卷九《佛郎机》。又周景濂编著《中葡外交史》认为“火者亚三与比留斯之入京，殆冒麻剌甲使臣之名义”，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0页。
[49]〔美〕S.A.M.阿谢德著，任菁等译《中国在世界历史之中》，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01页。
[51]路易斯·德·阿尔布克尔克(Luis de Albuquerque)：《阿丰索·德·阿尔布克尔克述评》(Commentaries of Alfonso D′Al-buquerque)，第3卷，第81、131—134页。
[52]维埃拉、卡尔沃：《广州囚徒信件》第34—35页将使节名写作Tuǎo Mafame。另，此书洛雷罗注云：巴洛斯《亚洲第三个十年》中为Tuǎo Mahamede，平托写作Trannocem Mudelliar及Tuan HassanMudlr Mudeliar，Tuǎo是马来西亚语尊称，相当于葡萄牙语的“唐”(dom)，见第68页。
[53][55][63]《明世宗实录》卷六。
[54]阿曼多·科尔特桑认为，使团恰逢武宗之死，世宗即位，造成使团的失败，并认为与世宗年轻有关。见《欧洲第一位赴华使节》，第67页。
[57]布拉藏(Eáuardo Brazǎo)：《葡萄牙和中国外交关系史记录1516—1753》(Apontamentos Para a História das RelacǒesDiplomade Portugal com a China 1516—1753)，里斯本，1949年，第15页。
[58]史密斯(Ronald Bishop Smith)：《马蒂姆·阿丰索·德·梅洛》(Martim Afonso de Mello)，德卡特，1972年，第9页。
[59]隆斯泰德(Anders Ljungstedt)：《葡萄牙在中国居留地的历史概述》(An Historial Stetch of the Portuguese Settlementsin China)，香港，1992年，第7页。
[61]葡萄牙国家档案馆藏(Arquivos Nacional Torre do Tombo)编年第一部分，第30包，49号(Corpo Cronologico Parte Ⅰ,Maco 30,Doc.n°49).
[62]克鲁斯(Gaspar da Cruz)：《中国志》(Tractado em queseCǒtam muito par estěso as cousas da China,CǒsuasParticularidades e assi do reino de Ormuz)，埃武拉，1569年，第23章；又参见洛雷罗(Rui Manuel Loureiro)《一名阿尔加维人在中国海》(Um Algarvio nos Mares da China)，《历史笔记》(Cadernos Históricos Ⅱ)1991年第2期。
[68]郑舜功：《日本—鉴穷河话海》卷六《海市》，据旧钞本1939年影印本。
[70]印光任、张汝霖撰《澳门纪略》上卷《官守篇》引《王希文〈重边方以苏民命疏〉》。清光绪六年江宁藩署重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