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论正德十六年皇位空缺时期明廷政局的走向
田澍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1997年03期
【原文出处】《西北师大学报：社科版》(兰州)1997年02期第51-57页
【作者简介】田澍 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 兰州 730070
【关 键 词】明代/皇位空缺/杨廷和集团/政局走向
正德十六年（1521年），因明武宗猝死和无子，使明朝皇位空缺长达37天（三月十四日至四月二十二日）之久，出现了明代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无皇帝主政的特殊历史时期。当时，有五种政治力量试图扮演特殊角色，控制政局。这五种政治力量分别是：皇太后、宦官、武宗生前的佞臣、内阁大学士和九卿。但是，在这一特殊时期，任何一种政治力量都不可能独自左右政局。诸势力的聚合与分化便成为必然。其中内廷势力——慈寿皇太后（孝宗之后，武宗之母）和宦官——与接近内廷的内阁大学士迅速联合起来，排斥武宗时的佞臣和九卿，形成了皇太后、宦官、阁臣三者联合专政的格局。对于这一政局特点的研究向来是明史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要真正扭转长期以来明代中后期历史研究的停滞局面，无疑地，正德十六年皇位空缺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是最佳的切入点。本文旨在通过对正德十六年皇位空缺时期政局走向的分析，引发人们对明代中后期政局走向特别是对嘉靖政治的重新思考和全新认识。
一、阁臣与宦官的联合与斗争
当明武宗猝死的消息一传出，接近内廷的内阁大学士杨廷和等人便在“仓皇”与“惊悸失措”当中与内廷势力结成暂时的联盟，控制了政局。在这一特殊时期，阁臣的地位和作用与武宗在位时的情形相比，有显著的提高和增强。皇位的空缺客观上为阁臣恢复行使正常的权力提供了可能性，也为阁臣洗刷其在武宗在位时无能的形象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杨廷和久居武宗内阁，因“无所建白，人易之。武皇南巡，天下汹汹，倖臣窃国柄，有狂生上书数其过，公（指杨廷和）延礼生，泣下曰：‘久当不负良意’”[1]。杨廷和对自己的严重失职也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他说：
伏念臣供事内阁，历有岁年，中遭权奸，相继擅政，事多至于变乱，心徒切于匡持。服满召起之后，奸党愈炽，政令所出，不忍见闻。卧病乞休，疏凡十上。私情未遂，隐忍班行。钱宁、张锐每每假传上令，胁制外廷，期于必行，以窃威柄，每日票本拟进，径从豹房改出。臣与大学士蒋冕、毛纪随事执奏，多不奉行。……去既不得遂其情，又不能尽其职。心口相语，踪迹孤危，进退之间，狼狈万状。[2]
所以，杨廷和等人不会轻易地放弃这一改变自我形象的特殊机会。武宗亡音一出，杨廷和便在惊悸痛哭之余，“私念危急时天下事须吾辈当之，惊悸何为”[3]？试图扮演这一非常时期的主要角色。然而，当时的政治形势不允许也不可能使杨廷和等阁臣独揽大权，被武宗所倚重的宦官势力仍然具有异常强大的力量，他们决不会轻易地交出或放弃其长期拥有的政治特权。在这一特殊时期，宦官仍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宦官干政的格局不仅没有因武宗的物故而有所改变，而且因皇位空缺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武宗亡故后，宦官以当然的身分参与大政的讨论与决策，得不到宦官的支持，阁臣难行其志，以妥协求合作，是阁臣的唯一选择。长期以来，人们只强调阁权的强化，而忽视宦官对阁权的束缚。似乎武宗一死，政局便在一夜之间恢复了正常，被压制的阁臣因此轻而易举地获得了权力，长期猖獗的宦官势力顷刻间土崩瓦解。这种一味地凸现阁臣的作用而视宦官势力如无有的看法显然与当时的政情不符。比如在决定去湖北安陆迎取新君的人选问题上，宦官指手画脚，肆意干预。杨廷和无可奈何，只有忍气吞声，顺从宦官之意。杨廷和本人对此做了如下记述：
予遂言内阁遣同官蒋（冕）、魏（英）云：“谷哥（指谷大用）你去。”又云：“韦家（指韦霦）你也去，驸马命崔元。”予言：“见任大臣中武臣须皇亲定国公徐光祚，文臣须礼部毛澄。”尚书诸公皆应曰：“诺。”谷（大用）之遣，予意不欲，危疑之时，恐拂其意，遂不敢更。[4]
如果说在迎取人选问题上宦官跋扈难制，阁臣敢怒不敢言的话，那么，在擒拿武宗佞臣江彬的问题上，阁臣更是对宦官小心翼翼，待之甚谨。因为只有宦官参与这一逮捕行动，才能确保逮捕计划的顺利进行。无庸置疑，宦官是实施这一计划的关键力量之一。所以，在事成之后，杨廷和对宦官积极参与逮捕活动并迅速地完成这一计划深表感激之情。他对温祥等人说：“诸公扶持社稷，竭尽忠诚，同干好事，太祖、太宗、孝宗在天之灵，亦知诸公之心千万。”[5]杨氏此言，并非敷衍客套之语，而是彼时其真实心态的自然表露，亦是当时实情的客观反映。
按照明朝惯例，在新君即位之际，必须宣布革除前朝弊政的即位诏书，以示更始革新。随着新君即位的临近，草拟即位诏书便成为一件紧要之事。虽然草拟权属于阁臣，但宦官绝不会袖手旁观。因为涉及武宗弊政，必然要叙及宦官害政的问题。为了避免宦官对草拟即位诏书内容的过分干预，阁臣背着宦官在秘密状态下草拟，甚至违制在阁臣私宅中草拟部分条款[6]。即使如此，最终还必须经过宦官之手转入内廷来批红。所以，宦官仍然能够干预有损于自身利益的所有条款。当宦官要求删去某些条款时，杨廷和等人拒绝从命。他说：
数年以来，事有龃龉者，皆曰朝廷不从，今日朝廷到，便有此等事，乃知前日亏了朝廷多少？即此一事，廷和便当出去，不可在此地，但未拜新天子，今日礼贺后，明日跪于奉天门前乞休，且奏陛下初到，如何更改诏书，务见明白，虽死亦甘心也。[7]
由于新君行将主政，杨廷和才敢于倾吐长久被宦官压制欺凌的愤懑之情。在杨廷和等人的再三敦促下，世宗即位诏书最终被批准。但是洋洋80条的世宗即位诏书竟然没有提出如何解决长期以来镇守中官害政问题的对策，相比于宪宗、孝宗、武宗诸帝即位诏书中对镇守中官“召还”、“严肃”、“裁减”之类的对策，世宗即位诏书在对待镇守中官的问题上是大大地倒退了。之所以出现这种不正常的情形，除了宦官干预即位诏书的草拟事宜而外，也集中地反映了杨廷和等人与宦官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及与武宗弊政之间的瓜葛。当杨廷和等人在新朝的地位还未稳固以前，他们不敢贸然地清洗宦官势力。如何通过宦官来联络慈寿皇太后以控制14岁的新君明世宗，是摆在杨廷和等人面前的又一棘手问题。所以，在世宗即位之后，除了惩处个别罪大恶极的宦官以平民愤而外，对宦官害政的根本——镇守中官之制——丝毫没有触动。杨廷和等人仍然沿袭孝宗宽纵镇守中官之习，认为无需革除镇守中官之制，只要撤换个别败坏法纪者就可以了，并极力要求世宗固守所谓的这一祖宗“成法”。正德十六年六月，杨廷和对世宗说：“臣等窃见我朝命各处镇守总兵官统领军马，防御战守，巡抚都御史抚安军民，禁革奸弊，镇守太监托以腹心之寄，各有一定职掌，固祖宗累朝之成法，亦皇上世守之成法也。”[8]杨廷和此论，集中地反映了他在对待镇守中官这一重大弊政问题上的因循态度，也反映了他还没有从对宦官的恐惧当中完全解脱出来的真实心态。
二、阁臣对皇太后扩张权力的遏制
武宗崩逝之后，皇室中无人能够代行皇权，只有慈寿皇太后以其特殊身分暂时代理朝政。武宗临终前对此做了明确的安排。他对太监陈敬、苏进二人说：“朕疾殆不可为也，尔等与张锐可召司礼官来，以朕意达皇太后，天下事重，其与内阁辅臣共处之。”[9]武宗遗诏据此规定：“嗣君未到京之日，凡有重大紧急事情，该衙门具本暂且奏知皇太后而行。”[10]依明制，太后不得干政，只因武宗无子，慈寿皇太后才破例地代行皇权。总的说来，慈寿皇太后在这一特殊时期与阁臣和宦官保持了最大限度的合作，使迎立世宗与擒拿江彬等事得以顺利地进行，确保了在朝中无主的情况下政局的平稳过渡。但这只是事情的一方面，事情的另一方面是皇太后并不满足于这一本不属于她的权力，试图进一步将其扩张，拥有名符其实的皇权。
明孝宗在位时，对慈寿皇太后宠爱有加，其弟张鹤龄与张延龄亦因此得到了孝宗的庇护和宽纵，使他们得以狐假虎威，无恶不作。明武宗时期，更是厚待戚畹，张氏兄弟愈发猖獗，怙恶不悛，尽管他们受到了正直之士的指斥，但因慈寿皇太后之故，无人能够动其毫发。由于武宗亡故而无子，如何避免张氏家族因这一变故而遭到不测，是慈寿皇太后最为关注的事情。对于选立的新君、孝宗皇帝的侄子朱厚熜能否像自己的亲生骨肉那样听命于自己，自己在新朝能否继续受到尊重并享有特权，自己作恶多端的两位弟弟能否继续受到新皇帝的庇护等诸多问题，不能不使她感到极度的忧虑。为了将来的自我利益，她必须趁世宗未即位之时，确立自己的特殊权威，造成新的权力格局，使世宗一时难以改变。所以，当武宗归天不过几日，她便迫不及待地传言要改“懿旨”为“圣旨”。对于这一违背明王朝根本之制的非分之求，想急于改变自我形象的杨廷和等人当然不能顺从。一旦顺从了慈寿皇太后的这一无理要求，杨廷和等人便成为败坏祖制的千古罪人。尽管杨廷和等人需要慈寿皇太后的支持，并能为她的切身利益处处着想，但在这一问题上，他们必须极力劝阻，以避免酿成不幸的政治灾难。杨廷和等人便依据祖训奋力劝谏。他们疏言：“今日之事，祖宗功德深厚，上天眷佑，宗社灵长，有老太后在上，当此大变，嗣君未至，凡事皆以懿旨行之，尽善尽美，万世称颂。若欲改称圣旨，事体似有未安。”[11]并以祖训“皇后不许干预朝政”和《大明律》中“皇后称懿旨”等条文对她施加压力。但是，慈寿皇太后并不理会这些，她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干脆撇开明朝祖训和《大明律》，从明代以前的历史中寻找根据。杨廷和等人则始终坚持以祖训和《大明律》来反驳之。当慈寿皇太后以明代以前太后称圣旨来诘问杨廷和等人时，他们说道：“世代不同，法度亦异。如前代宰相封王，童贯内臣亦封王，此等事今日行得否？老太后盛德大功，为今日女中尧舜，我辈岂敢不成就盛美，以致贻讥后世耶？”[12]经过杨廷和等人的反复劝谏，慈寿皇太后深知其愿难遂，便放弃了她的无理要求，使明王朝度过了一次严重的政治危机，为皇权的顺利过渡减少了不必要的阻力，亦为世宗即位后迅速恢复政治秩序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阁臣之间及阁部臣之间的权力斗争
在皇位空缺时期，尽管阁臣与宦官和皇太后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和斗争，但由于阁臣自身受制于内廷，阁臣不得不采取灵活的手段，设法与内廷势力修好关系，以求保持最大可能的合作。与这一情形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阁臣之间、阁部臣之间的矛盾与斗争则形同水火，不可调和。这样，外廷势力在皇位空缺时期便存在着急剧的分化与聚合。杨廷和等人以非常时期的特殊需要为名，趁势加强与壮大本集团的势力，排斥并打击异己力量，使阁臣之间以及阁部臣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
首先为杨廷和等人所忌恨的是次辅梁储。在确立迎取人选时，杨廷和的心态无疑与司礼监魏英让其同党去迎接世宗一样，试图派遣追随自己的蒋冕代表内阁前往。对于在武宗时无所建树的杨廷和来说，他决不会放弃这一难得的接近新君的机会。所以，派遣蒋冕前去迎接新君是杨廷和的本意，而非如王世贞所说的那样，是一出被杨廷和所导演的假戏真做[13]。在决定迎取人选的问题上，杨廷和的意图不仅受到了宦官的干扰，而且也受到了阁臣梁储的有力挑战。梁储按照旧例决意前往，杨廷和无奈，只有顺从其意。在临行前，梁储向杨廷和道别时说：“至彼将为先生道达奉迎之意。”杨廷和则回答：“天命所在，谁敢贪天之功耶？异日府中入相见，亦不敢承也。”[14]从中可以看出奉迎新帝的特殊意义和杨廷和与梁储之间关系的冷漠。在迎取人选问题上，杨廷和集团以失败而告终。但是，梁储的离京，为进一步密切杨、蒋、毛（纪）三人之间的关系创造了意外的良机，杨廷和认为这是天赐良机。他说：在梁储离京后，“百凡议拟，予与蒋、毛二人惟善是主，无所乖戾。要之，天意所在，非偶然也”[15]！从此，便确立了杨、蒋、毛“内阁三党”完全控制内阁的新格局。在内阁三党控制内阁时期，部臣的权力受到了极大的削弱，部臣被阁臣完全排挤出非常时期的特殊权力圈之外。
对于杨廷和等人排斥部臣的做法，以吏部尚书王琼为首的部臣表示了极大的不满。在决定嗣君人选时，王琼与兵部尚书王宪等九卿官员来到左顺门，王琼大声喊道：“九卿在廷，我为长，今谁当立者，而不使闻？”杨廷和则以沉默对待九卿的抗议，他“左右目，遂皆不对，乃皆散去”[16]。杨廷和对王琼的忌恨由来已久。在武宗时期，面对朝中佞臣和宦官权势的显赫，杨、蒋、毛三人明哲保身，称病不出。相反，兵部尚书王琼“才高，善结纳，厚事钱宁、江彬等，因得自展，所奏请辄行，其能为兵部者，亦彬等力也”[17]。王琼之所以能在震惊朝野的宸濠之变中沉着应对，主要在于他善于与武宗的亲信打交道，借助他们的力量做有益于朝廷的事情，这与助纣为虐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特别是当武宗内阁毫无作为之时，王琼只有依靠武宗亲信来寻求皇帝的支持。当宸濠反叛的消息传到京城之时，“诸大臣惊惧，以为濠事十成八九”[18]。唯独王琼临危不乱，“慷慨陈计，中外恃以无恐”[19]。在平定叛乱之后，王守仁在捷奏中“归功本兵，新都（指杨廷和）故不喜晋溪（指王琼），见阳明奏，遂怒，故（王守仁）封爵久不行”[20]。为此，《明史·王琼传》的作者认为：杨廷和以王琼“所诛赏，多取中旨，不关内阁，弗能堪”[21]。所以，杨廷和利用皇位空缺时期依靠与内廷的特殊关系，成功地将王琼等部臣排挤于外。在杨廷和所著《杨文忠三录》第四卷中，随处可见杨廷和在皇位空缺时期因处处成功地排斥王琼之后所表现出的得意和快感。
当世宗即位后不久，杨廷和等人便利用世宗立足未稳、不谙朝政的时机急速地对异己力量进行了全面的清洗。大学士梁储以“结附权奸，持禄固宠”，吏部尚书王琼以“滥鬻将官，依附权倖”，户部尚书杨潭、兵部尚书王宪、工部尚书李鐩、都御史陈金和王璟等以“庸陋不职”，被追随杨廷和的言官张九叙所弹劾。于是，梁储、王琼等21位阁部大臣先后或被罢黜，或被投入牢狱[22]，王琼坐交结近侍律差一点被斩首！杨廷和等人试图将造成正德时期弊政的全部责任推到梁储、王琼等人身上，把自己打扮成为出污泥而不染的正人君子。
当把异己者驱逐之后，在新君世宗即位之初，便迅速形成了强大的杨廷和集团。在这个集团中只有一种声音即杨廷和一人的声音，以杨廷和为核心的这一集团暂时控制了朝政。
四、皇位空缺时期的政局特点
武宗的猝死和无子所造成的皇位空缺，给当时的臣民造成了心理上的极度恐慌，我们之所以把这一时期称之为非常时期或特殊时期，主要是从这一角度来认识的。但是，这并不是说在这一非常时期明王朝因朝中无主而失去了控制力量。当时，由于各种政治势力为了各自在新朝的利益和洗刷在武宗时期败政或怠政的劣迹，他们在这一时期或不敢公然地为非作歹，或不再在武宗坏政的道路上继续滑行。不论慈寿皇太后、宦官，还是阁臣，都与即将即位的新君没有任何交往与联系。皇太后不是新君的母后，宦官不是新君的侍从，阁臣亦不是新君的东宫旧僚，这三种势力中的任何一方在新君面前都不居优势地位，谁也不能保证将来能够真正得到新君的赏识而确立新的地位。三者之间既联合又斗争的权力格局使这一非常时期呈现着权力的平衡态，任何一种力量都不能脱离另外两种力量而独立执政，三者间的相互制约使这一非常时期恰恰是比较稳定的时期。这是皇位空缺时期一大显著的政局特点。
皇位空缺时期政局的又一特点是任何一种势力都试图做一些有益于朝廷的事情，以示与武宗弊政划清界限。最具代表性的事例就是逮捕江彬一事。这一行动之所以能够顺利、迅速地完成，就在于皇太后、宦官和阁臣三者之间保持了密切的配合。当然，在这三种势力中，作为外廷力量的代表，杨廷和等阁臣是最急于改变自我形象的一股力量。当他们在迎取人选上没有占到任何便宜之后，便策划了擒拿江彬的行动。同时，他们以非常时期为借口，决定抛弃武宗遗诏“一应事务俱待嗣君至日处分”的规定，在梁储等人离京之后，杨廷和等人便匆匆地利用遗旨形式，“罢威武团练营，官军还营，各边及保定官军还镇；革各处皇店管店官校并军门办事官旗、校尉等各还卫，其各边镇守太监留京者亦遣之；哈密及土鲁番、佛郎机等处进贡夷人俱给赏，令还国；豹房番僧及少林寺和尚，各处随着匠役、水手及教坊司人、南京马快船非常例者，俱放遣”[23]。对于杨廷和等人的这些做法，前往安陆迎取新君的梁储听到后便说：“此等事何不少留待嗣君行耶！”[24]梁储此言，并非没有道理，因为武宗遗诏是奉皇太后之命由阁臣共同拟定的，在这一非常时期，各种势力应该按照武宗遗诏来规范各自的行为。杨廷和等人之所以抢先一步而行之，是由其求功急切的心理特点所决定的。因杨廷和等人的这一举措能够顺应民意，故人们对其评价甚高。事实上，杨廷和等人的这些除弊之举，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而非影响明代政局走向的大事。
在皇位空缺时期，阁臣与宦官、皇太后之间又矛盾又利用的联合专政，顺利地完成了皇位的更替。这是这三种政治势力最大的政治功绩。因为在这一特殊时期，摆在他们面前最大的难题就是如何确保政局的平稳过渡，而不是趁此进行变革。当时的条件不允许杨廷和等人按照自己的意图来从事变革活动。在皇位空缺时期，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以稳定眼前的政局为出发点的。他们将皇位移交于世宗之后，也就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使命。如果说杨廷和等阁臣平生有什么建树的话，那就是他们与内廷势力一道控制了政局，比较出色地完成了皇位继承人的选立事宜，并使其顺利地登上了皇帝宝座，为明王朝的皇统延续做出了重大贡献。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将这一功绩归美于杨廷和的做法则是不符合实情的。不能因为宦官是一个腐朽阶层而认为他们只能干坏事，而不能做好事。在世宗即位之初，朝野对宦官随从武宗作威作福大为不满，当时的史臣出于抑制宦官势力的政治需要考虑，故不提宦官在皇位空缺时期的功绩。
当世宗顺利地即位之后，臣民因朝中无主而极度恐慌的心绪才得以安定下来，出现了“京师老稚皆踊跃欢庆”的热闹情景。与此同时，这三大势力随着世宗的即位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他们的联合必须被打破。虽然宦官势力率先受到了世宗的打击，但是，杨廷和等人可以借助本集团的力量为慈寿皇太后制造舆论上的支持，以此来强化彼此间的联系。在杨廷和等人以所谓的“拥立”之功暂时确立自己在新朝的地位之后，他们便淡化自己的“拥立”之功，而将其归美于慈寿皇太后，并一再地证明她在选立嗣君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杨廷和对世宗说：“圣母昭圣慈寿作配皇考孝宗，母仪天下将近四十年，去岁首定大策，有安社稷之大功，陛下入继中统，奉圣母之命而行也。”[25]蒋冕也说：如果没有“圣母昭圣皇太后懿旨与武宗皇帝遗诏，（世宗）则将无所受命”[26]为了死去的明孝宗和活着的慈寿皇太后的利益，也为了自身的利益，杨廷和等人试图建立一个由其和慈寿皇太后共同控制明世宗的嘉靖政权。然而，这一背离明代君主专制制度的企图并不能得逞。尽管杨廷和等人利用皇位空缺时期构建了明代历史上最为强大的文臣集团，但这一貌似强大的官僚集团只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产物，其生命力是脆弱而短暂的。要真正清除洪武以来特别是正德时期的积弊，与这一时期弊政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杨廷和集团不可避免地亦将受到沉重的打击，而取代杨廷和集团的新生力量在大礼议中迅速崛起。
从明武宗猝死到世宗即位之初，与正德弊政有密切联系的武宗佞臣、九卿、宦官、阁臣和慈寿皇太后依次被清除出政坛。不管是阁臣、宦官和慈寿皇太后联合起来打击武宗佞臣和排斥九卿，还是世宗与张熜等“大礼新贵”打击宦官、杨廷和集团和外戚势力，都反映了打击武宗时期诸势力的客观要求。不能说杨廷和等人打击武宗佞臣和排斥阁部大臣是正确的，而世宗和“大礼新贵”打击杨廷和集团是错误的。新臣取代旧臣是历史的必然。只有将强大的杨廷和集团击败，新君新臣才能对洪武以来所形成的政治危机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学术界一向评价甚高的由杨廷和等人依据世宗即位诏书所进行的对正德时期部分弊政的匡正，则与当时要求彻底变革的社会潮流相去甚远。在杨廷和集团败灭之后，明代历史上真正的变革活动随即出现。对此问题的详细论述，另有专文，兹不赘述。
注释：
[1] 《国琛集》下卷《杨廷和》。
[2] 《杨文忠三录》卷8《辞谢录四》。
[3] 《杨文忠三录》卷4《视草余录》。
[4] 《杨文忠三录》卷4《视草余录》。
[5] 《杨文忠三录》卷4《视草余录》。
[6] 《杨文忠三录》卷4《视草余录》。
[7] 《杨文忠三录》卷4《视草余录》。
[8] 《杨文忠三录》卷4《论镇守官敕第二疏》。
[9] 《明武宗实录》卷197。
[10] 《明武宗实录》卷197。
[11] 《杨文忠三录》卷4《视草余录》。
[12] 《杨文忠三录》卷4《视草余录》。
[13] 见《嘉靖以来首辅传》卷1《杨廷和传》。
[14] 《杨文忠三录》卷4《视草余录》。
[15] 《杨文忠三录》卷4《视草余录》。
[16] 《西园闻见录》卷27《杨廷和》。
[17] 《明史》卷198《王琼传》。
[18] 《今言》卷4第313条。
[19] 《明武宗实录》卷140。
[20] 《今言》卷4第313条。
[21] 《明史》卷198《王琼传》。
[22] 《明世宗实录》卷1。
[23] 《明武宗实录》卷197。
[24] 《杨文忠三录》卷4《视草余录》。
[25] 《杨文忠三录》卷2《论大婚诰谕疏》。
[26] 《明史》卷190《蒋冕传》。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1997年03期
【原文出处】《西北师大学报：社科版》(兰州)1997年02期第51-57页
【作者简介】田澍 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 兰州 730070
【关 键 词】明代/皇位空缺/杨廷和集团/政局走向
一、阁臣与宦官的联合与斗争
当明武宗猝死的消息一传出，接近内廷的内阁大学士杨廷和等人便在“仓皇”与“惊悸失措”当中与内廷势力结成暂时的联盟，控制了政局。在这一特殊时期，阁臣的地位和作用与武宗在位时的情形相比，有显著的提高和增强。皇位的空缺客观上为阁臣恢复行使正常的权力提供了可能性，也为阁臣洗刷其在武宗在位时无能的形象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杨廷和久居武宗内阁，因“无所建白，人易之。武皇南巡，天下汹汹，倖臣窃国柄，有狂生上书数其过，公（指杨廷和）延礼生，泣下曰：‘久当不负良意’”[1]。杨廷和对自己的严重失职也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他说：
伏念臣供事内阁，历有岁年，中遭权奸，相继擅政，事多至于变乱，心徒切于匡持。服满召起之后，奸党愈炽，政令所出，不忍见闻。卧病乞休，疏凡十上。私情未遂，隐忍班行。钱宁、张锐每每假传上令，胁制外廷，期于必行，以窃威柄，每日票本拟进，径从豹房改出。臣与大学士蒋冕、毛纪随事执奏，多不奉行。……去既不得遂其情，又不能尽其职。心口相语，踪迹孤危，进退之间，狼狈万状。[2]
所以，杨廷和等人不会轻易地放弃这一改变自我形象的特殊机会。武宗亡音一出，杨廷和便在惊悸痛哭之余，“私念危急时天下事须吾辈当之，惊悸何为”[3]？试图扮演这一非常时期的主要角色。然而，当时的政治形势不允许也不可能使杨廷和等阁臣独揽大权，被武宗所倚重的宦官势力仍然具有异常强大的力量，他们决不会轻易地交出或放弃其长期拥有的政治特权。在这一特殊时期，宦官仍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宦官干政的格局不仅没有因武宗的物故而有所改变，而且因皇位空缺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武宗亡故后，宦官以当然的身分参与大政的讨论与决策，得不到宦官的支持，阁臣难行其志，以妥协求合作，是阁臣的唯一选择。长期以来，人们只强调阁权的强化，而忽视宦官对阁权的束缚。似乎武宗一死，政局便在一夜之间恢复了正常，被压制的阁臣因此轻而易举地获得了权力，长期猖獗的宦官势力顷刻间土崩瓦解。这种一味地凸现阁臣的作用而视宦官势力如无有的看法显然与当时的政情不符。比如在决定去湖北安陆迎取新君的人选问题上，宦官指手画脚，肆意干预。杨廷和无可奈何，只有忍气吞声，顺从宦官之意。杨廷和本人对此做了如下记述：
予遂言内阁遣同官蒋（冕）、魏（英）云：“谷哥（指谷大用）你去。”又云：“韦家（指韦霦）你也去，驸马命崔元。”予言：“见任大臣中武臣须皇亲定国公徐光祚，文臣须礼部毛澄。”尚书诸公皆应曰：“诺。”谷（大用）之遣，予意不欲，危疑之时，恐拂其意，遂不敢更。[4]
如果说在迎取人选问题上宦官跋扈难制，阁臣敢怒不敢言的话，那么，在擒拿武宗佞臣江彬的问题上，阁臣更是对宦官小心翼翼，待之甚谨。因为只有宦官参与这一逮捕行动，才能确保逮捕计划的顺利进行。无庸置疑，宦官是实施这一计划的关键力量之一。所以，在事成之后，杨廷和对宦官积极参与逮捕活动并迅速地完成这一计划深表感激之情。他对温祥等人说：“诸公扶持社稷，竭尽忠诚，同干好事，太祖、太宗、孝宗在天之灵，亦知诸公之心千万。”[5]杨氏此言，并非敷衍客套之语，而是彼时其真实心态的自然表露，亦是当时实情的客观反映。
按照明朝惯例，在新君即位之际，必须宣布革除前朝弊政的即位诏书，以示更始革新。随着新君即位的临近，草拟即位诏书便成为一件紧要之事。虽然草拟权属于阁臣，但宦官绝不会袖手旁观。因为涉及武宗弊政，必然要叙及宦官害政的问题。为了避免宦官对草拟即位诏书内容的过分干预，阁臣背着宦官在秘密状态下草拟，甚至违制在阁臣私宅中草拟部分条款[6]。即使如此，最终还必须经过宦官之手转入内廷来批红。所以，宦官仍然能够干预有损于自身利益的所有条款。当宦官要求删去某些条款时，杨廷和等人拒绝从命。他说：
数年以来，事有龃龉者，皆曰朝廷不从，今日朝廷到，便有此等事，乃知前日亏了朝廷多少？即此一事，廷和便当出去，不可在此地，但未拜新天子，今日礼贺后，明日跪于奉天门前乞休，且奏陛下初到，如何更改诏书，务见明白，虽死亦甘心也。[7]
由于新君行将主政，杨廷和才敢于倾吐长久被宦官压制欺凌的愤懑之情。在杨廷和等人的再三敦促下，世宗即位诏书最终被批准。但是洋洋80条的世宗即位诏书竟然没有提出如何解决长期以来镇守中官害政问题的对策，相比于宪宗、孝宗、武宗诸帝即位诏书中对镇守中官“召还”、“严肃”、“裁减”之类的对策，世宗即位诏书在对待镇守中官的问题上是大大地倒退了。之所以出现这种不正常的情形，除了宦官干预即位诏书的草拟事宜而外，也集中地反映了杨廷和等人与宦官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及与武宗弊政之间的瓜葛。当杨廷和等人在新朝的地位还未稳固以前，他们不敢贸然地清洗宦官势力。如何通过宦官来联络慈寿皇太后以控制14岁的新君明世宗，是摆在杨廷和等人面前的又一棘手问题。所以，在世宗即位之后，除了惩处个别罪大恶极的宦官以平民愤而外，对宦官害政的根本——镇守中官之制——丝毫没有触动。杨廷和等人仍然沿袭孝宗宽纵镇守中官之习，认为无需革除镇守中官之制，只要撤换个别败坏法纪者就可以了，并极力要求世宗固守所谓的这一祖宗“成法”。正德十六年六月，杨廷和对世宗说：“臣等窃见我朝命各处镇守总兵官统领军马，防御战守，巡抚都御史抚安军民，禁革奸弊，镇守太监托以腹心之寄，各有一定职掌，固祖宗累朝之成法，亦皇上世守之成法也。”[8]杨廷和此论，集中地反映了他在对待镇守中官这一重大弊政问题上的因循态度，也反映了他还没有从对宦官的恐惧当中完全解脱出来的真实心态。
二、阁臣对皇太后扩张权力的遏制
武宗崩逝之后，皇室中无人能够代行皇权，只有慈寿皇太后以其特殊身分暂时代理朝政。武宗临终前对此做了明确的安排。他对太监陈敬、苏进二人说：“朕疾殆不可为也，尔等与张锐可召司礼官来，以朕意达皇太后，天下事重，其与内阁辅臣共处之。”[9]武宗遗诏据此规定：“嗣君未到京之日，凡有重大紧急事情，该衙门具本暂且奏知皇太后而行。”[10]依明制，太后不得干政，只因武宗无子，慈寿皇太后才破例地代行皇权。总的说来，慈寿皇太后在这一特殊时期与阁臣和宦官保持了最大限度的合作，使迎立世宗与擒拿江彬等事得以顺利地进行，确保了在朝中无主的情况下政局的平稳过渡。但这只是事情的一方面，事情的另一方面是皇太后并不满足于这一本不属于她的权力，试图进一步将其扩张，拥有名符其实的皇权。
明孝宗在位时，对慈寿皇太后宠爱有加，其弟张鹤龄与张延龄亦因此得到了孝宗的庇护和宽纵，使他们得以狐假虎威，无恶不作。明武宗时期，更是厚待戚畹，张氏兄弟愈发猖獗，怙恶不悛，尽管他们受到了正直之士的指斥，但因慈寿皇太后之故，无人能够动其毫发。由于武宗亡故而无子，如何避免张氏家族因这一变故而遭到不测，是慈寿皇太后最为关注的事情。对于选立的新君、孝宗皇帝的侄子朱厚熜能否像自己的亲生骨肉那样听命于自己，自己在新朝能否继续受到尊重并享有特权，自己作恶多端的两位弟弟能否继续受到新皇帝的庇护等诸多问题，不能不使她感到极度的忧虑。为了将来的自我利益，她必须趁世宗未即位之时，确立自己的特殊权威，造成新的权力格局，使世宗一时难以改变。所以，当武宗归天不过几日，她便迫不及待地传言要改“懿旨”为“圣旨”。对于这一违背明王朝根本之制的非分之求，想急于改变自我形象的杨廷和等人当然不能顺从。一旦顺从了慈寿皇太后的这一无理要求，杨廷和等人便成为败坏祖制的千古罪人。尽管杨廷和等人需要慈寿皇太后的支持，并能为她的切身利益处处着想，但在这一问题上，他们必须极力劝阻，以避免酿成不幸的政治灾难。杨廷和等人便依据祖训奋力劝谏。他们疏言：“今日之事，祖宗功德深厚，上天眷佑，宗社灵长，有老太后在上，当此大变，嗣君未至，凡事皆以懿旨行之，尽善尽美，万世称颂。若欲改称圣旨，事体似有未安。”[11]并以祖训“皇后不许干预朝政”和《大明律》中“皇后称懿旨”等条文对她施加压力。但是，慈寿皇太后并不理会这些，她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干脆撇开明朝祖训和《大明律》，从明代以前的历史中寻找根据。杨廷和等人则始终坚持以祖训和《大明律》来反驳之。当慈寿皇太后以明代以前太后称圣旨来诘问杨廷和等人时，他们说道：“世代不同，法度亦异。如前代宰相封王，童贯内臣亦封王，此等事今日行得否？老太后盛德大功，为今日女中尧舜，我辈岂敢不成就盛美，以致贻讥后世耶？”[12]经过杨廷和等人的反复劝谏，慈寿皇太后深知其愿难遂，便放弃了她的无理要求，使明王朝度过了一次严重的政治危机，为皇权的顺利过渡减少了不必要的阻力，亦为世宗即位后迅速恢复政治秩序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阁臣之间及阁部臣之间的权力斗争
在皇位空缺时期，尽管阁臣与宦官和皇太后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和斗争，但由于阁臣自身受制于内廷，阁臣不得不采取灵活的手段，设法与内廷势力修好关系，以求保持最大可能的合作。与这一情形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阁臣之间、阁部臣之间的矛盾与斗争则形同水火，不可调和。这样，外廷势力在皇位空缺时期便存在着急剧的分化与聚合。杨廷和等人以非常时期的特殊需要为名，趁势加强与壮大本集团的势力，排斥并打击异己力量，使阁臣之间以及阁部臣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
首先为杨廷和等人所忌恨的是次辅梁储。在确立迎取人选时，杨廷和的心态无疑与司礼监魏英让其同党去迎接世宗一样，试图派遣追随自己的蒋冕代表内阁前往。对于在武宗时无所建树的杨廷和来说，他决不会放弃这一难得的接近新君的机会。所以，派遣蒋冕前去迎接新君是杨廷和的本意，而非如王世贞所说的那样，是一出被杨廷和所导演的假戏真做[13]。在决定迎取人选的问题上，杨廷和的意图不仅受到了宦官的干扰，而且也受到了阁臣梁储的有力挑战。梁储按照旧例决意前往，杨廷和无奈，只有顺从其意。在临行前，梁储向杨廷和道别时说：“至彼将为先生道达奉迎之意。”杨廷和则回答：“天命所在，谁敢贪天之功耶？异日府中入相见，亦不敢承也。”[14]从中可以看出奉迎新帝的特殊意义和杨廷和与梁储之间关系的冷漠。在迎取人选问题上，杨廷和集团以失败而告终。但是，梁储的离京，为进一步密切杨、蒋、毛（纪）三人之间的关系创造了意外的良机，杨廷和认为这是天赐良机。他说：在梁储离京后，“百凡议拟，予与蒋、毛二人惟善是主，无所乖戾。要之，天意所在，非偶然也”[15]！从此，便确立了杨、蒋、毛“内阁三党”完全控制内阁的新格局。在内阁三党控制内阁时期，部臣的权力受到了极大的削弱，部臣被阁臣完全排挤出非常时期的特殊权力圈之外。
对于杨廷和等人排斥部臣的做法，以吏部尚书王琼为首的部臣表示了极大的不满。在决定嗣君人选时，王琼与兵部尚书王宪等九卿官员来到左顺门，王琼大声喊道：“九卿在廷，我为长，今谁当立者，而不使闻？”杨廷和则以沉默对待九卿的抗议，他“左右目，遂皆不对，乃皆散去”[16]。杨廷和对王琼的忌恨由来已久。在武宗时期，面对朝中佞臣和宦官权势的显赫，杨、蒋、毛三人明哲保身，称病不出。相反，兵部尚书王琼“才高，善结纳，厚事钱宁、江彬等，因得自展，所奏请辄行，其能为兵部者，亦彬等力也”[17]。王琼之所以能在震惊朝野的宸濠之变中沉着应对，主要在于他善于与武宗的亲信打交道，借助他们的力量做有益于朝廷的事情，这与助纣为虐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特别是当武宗内阁毫无作为之时，王琼只有依靠武宗亲信来寻求皇帝的支持。当宸濠反叛的消息传到京城之时，“诸大臣惊惧，以为濠事十成八九”[18]。唯独王琼临危不乱，“慷慨陈计，中外恃以无恐”[19]。在平定叛乱之后，王守仁在捷奏中“归功本兵，新都（指杨廷和）故不喜晋溪（指王琼），见阳明奏，遂怒，故（王守仁）封爵久不行”[20]。为此，《明史·王琼传》的作者认为：杨廷和以王琼“所诛赏，多取中旨，不关内阁，弗能堪”[21]。所以，杨廷和利用皇位空缺时期依靠与内廷的特殊关系，成功地将王琼等部臣排挤于外。在杨廷和所著《杨文忠三录》第四卷中，随处可见杨廷和在皇位空缺时期因处处成功地排斥王琼之后所表现出的得意和快感。
当世宗即位后不久，杨廷和等人便利用世宗立足未稳、不谙朝政的时机急速地对异己力量进行了全面的清洗。大学士梁储以“结附权奸，持禄固宠”，吏部尚书王琼以“滥鬻将官，依附权倖”，户部尚书杨潭、兵部尚书王宪、工部尚书李鐩、都御史陈金和王璟等以“庸陋不职”，被追随杨廷和的言官张九叙所弹劾。于是，梁储、王琼等21位阁部大臣先后或被罢黜，或被投入牢狱[22]，王琼坐交结近侍律差一点被斩首！杨廷和等人试图将造成正德时期弊政的全部责任推到梁储、王琼等人身上，把自己打扮成为出污泥而不染的正人君子。
当把异己者驱逐之后，在新君世宗即位之初，便迅速形成了强大的杨廷和集团。在这个集团中只有一种声音即杨廷和一人的声音，以杨廷和为核心的这一集团暂时控制了朝政。
四、皇位空缺时期的政局特点
武宗的猝死和无子所造成的皇位空缺，给当时的臣民造成了心理上的极度恐慌，我们之所以把这一时期称之为非常时期或特殊时期，主要是从这一角度来认识的。但是，这并不是说在这一非常时期明王朝因朝中无主而失去了控制力量。当时，由于各种政治势力为了各自在新朝的利益和洗刷在武宗时期败政或怠政的劣迹，他们在这一时期或不敢公然地为非作歹，或不再在武宗坏政的道路上继续滑行。不论慈寿皇太后、宦官，还是阁臣，都与即将即位的新君没有任何交往与联系。皇太后不是新君的母后，宦官不是新君的侍从，阁臣亦不是新君的东宫旧僚，这三种势力中的任何一方在新君面前都不居优势地位，谁也不能保证将来能够真正得到新君的赏识而确立新的地位。三者之间既联合又斗争的权力格局使这一非常时期呈现着权力的平衡态，任何一种力量都不能脱离另外两种力量而独立执政，三者间的相互制约使这一非常时期恰恰是比较稳定的时期。这是皇位空缺时期一大显著的政局特点。
皇位空缺时期政局的又一特点是任何一种势力都试图做一些有益于朝廷的事情，以示与武宗弊政划清界限。最具代表性的事例就是逮捕江彬一事。这一行动之所以能够顺利、迅速地完成，就在于皇太后、宦官和阁臣三者之间保持了密切的配合。当然，在这三种势力中，作为外廷力量的代表，杨廷和等阁臣是最急于改变自我形象的一股力量。当他们在迎取人选上没有占到任何便宜之后，便策划了擒拿江彬的行动。同时，他们以非常时期为借口，决定抛弃武宗遗诏“一应事务俱待嗣君至日处分”的规定，在梁储等人离京之后，杨廷和等人便匆匆地利用遗旨形式，“罢威武团练营，官军还营，各边及保定官军还镇；革各处皇店管店官校并军门办事官旗、校尉等各还卫，其各边镇守太监留京者亦遣之；哈密及土鲁番、佛郎机等处进贡夷人俱给赏，令还国；豹房番僧及少林寺和尚，各处随着匠役、水手及教坊司人、南京马快船非常例者，俱放遣”[23]。对于杨廷和等人的这些做法，前往安陆迎取新君的梁储听到后便说：“此等事何不少留待嗣君行耶！”[24]梁储此言，并非没有道理，因为武宗遗诏是奉皇太后之命由阁臣共同拟定的，在这一非常时期，各种势力应该按照武宗遗诏来规范各自的行为。杨廷和等人之所以抢先一步而行之，是由其求功急切的心理特点所决定的。因杨廷和等人的这一举措能够顺应民意，故人们对其评价甚高。事实上，杨廷和等人的这些除弊之举，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而非影响明代政局走向的大事。
在皇位空缺时期，阁臣与宦官、皇太后之间又矛盾又利用的联合专政，顺利地完成了皇位的更替。这是这三种政治势力最大的政治功绩。因为在这一特殊时期，摆在他们面前最大的难题就是如何确保政局的平稳过渡，而不是趁此进行变革。当时的条件不允许杨廷和等人按照自己的意图来从事变革活动。在皇位空缺时期，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以稳定眼前的政局为出发点的。他们将皇位移交于世宗之后，也就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使命。如果说杨廷和等阁臣平生有什么建树的话，那就是他们与内廷势力一道控制了政局，比较出色地完成了皇位继承人的选立事宜，并使其顺利地登上了皇帝宝座，为明王朝的皇统延续做出了重大贡献。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将这一功绩归美于杨廷和的做法则是不符合实情的。不能因为宦官是一个腐朽阶层而认为他们只能干坏事，而不能做好事。在世宗即位之初，朝野对宦官随从武宗作威作福大为不满，当时的史臣出于抑制宦官势力的政治需要考虑，故不提宦官在皇位空缺时期的功绩。
当世宗顺利地即位之后，臣民因朝中无主而极度恐慌的心绪才得以安定下来，出现了“京师老稚皆踊跃欢庆”的热闹情景。与此同时，这三大势力随着世宗的即位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他们的联合必须被打破。虽然宦官势力率先受到了世宗的打击，但是，杨廷和等人可以借助本集团的力量为慈寿皇太后制造舆论上的支持，以此来强化彼此间的联系。在杨廷和等人以所谓的“拥立”之功暂时确立自己在新朝的地位之后，他们便淡化自己的“拥立”之功，而将其归美于慈寿皇太后，并一再地证明她在选立嗣君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杨廷和对世宗说：“圣母昭圣慈寿作配皇考孝宗，母仪天下将近四十年，去岁首定大策，有安社稷之大功，陛下入继中统，奉圣母之命而行也。”[25]蒋冕也说：如果没有“圣母昭圣皇太后懿旨与武宗皇帝遗诏，（世宗）则将无所受命”[26]为了死去的明孝宗和活着的慈寿皇太后的利益，也为了自身的利益，杨廷和等人试图建立一个由其和慈寿皇太后共同控制明世宗的嘉靖政权。然而，这一背离明代君主专制制度的企图并不能得逞。尽管杨廷和等人利用皇位空缺时期构建了明代历史上最为强大的文臣集团，但这一貌似强大的官僚集团只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产物，其生命力是脆弱而短暂的。要真正清除洪武以来特别是正德时期的积弊，与这一时期弊政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杨廷和集团不可避免地亦将受到沉重的打击，而取代杨廷和集团的新生力量在大礼议中迅速崛起。
从明武宗猝死到世宗即位之初，与正德弊政有密切联系的武宗佞臣、九卿、宦官、阁臣和慈寿皇太后依次被清除出政坛。不管是阁臣、宦官和慈寿皇太后联合起来打击武宗佞臣和排斥九卿，还是世宗与张熜等“大礼新贵”打击宦官、杨廷和集团和外戚势力，都反映了打击武宗时期诸势力的客观要求。不能说杨廷和等人打击武宗佞臣和排斥阁部大臣是正确的，而世宗和“大礼新贵”打击杨廷和集团是错误的。新臣取代旧臣是历史的必然。只有将强大的杨廷和集团击败，新君新臣才能对洪武以来所形成的政治危机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学术界一向评价甚高的由杨廷和等人依据世宗即位诏书所进行的对正德时期部分弊政的匡正，则与当时要求彻底变革的社会潮流相去甚远。在杨廷和集团败灭之后，明代历史上真正的变革活动随即出现。对此问题的详细论述，另有专文，兹不赘述。
注释：
[1] 《国琛集》下卷《杨廷和》。
[2] 《杨文忠三录》卷8《辞谢录四》。
[3] 《杨文忠三录》卷4《视草余录》。
[4] 《杨文忠三录》卷4《视草余录》。
[5] 《杨文忠三录》卷4《视草余录》。
[6] 《杨文忠三录》卷4《视草余录》。
[7] 《杨文忠三录》卷4《视草余录》。
[8] 《杨文忠三录》卷4《论镇守官敕第二疏》。
[9] 《明武宗实录》卷197。
[10] 《明武宗实录》卷197。
[11] 《杨文忠三录》卷4《视草余录》。
[12] 《杨文忠三录》卷4《视草余录》。
[13] 见《嘉靖以来首辅传》卷1《杨廷和传》。
[14] 《杨文忠三录》卷4《视草余录》。
[15] 《杨文忠三录》卷4《视草余录》。
[16] 《西园闻见录》卷27《杨廷和》。
[17] 《明史》卷198《王琼传》。
[18] 《今言》卷4第313条。
[19] 《明武宗实录》卷140。
[20] 《今言》卷4第313条。
[21] 《明史》卷198《王琼传》。
[22] 《明世宗实录》卷1。
[23] 《明武宗实录》卷197。
[24] 《杨文忠三录》卷4《视草余录》。
[25] 《杨文忠三录》卷2《论大婚诰谕疏》。
[26] 《明史》卷190《蒋冕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