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毅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1997年03期
【原文出处】《南开学报：哲社版》(津)1997年02期第74-80页

    《明史》是历代官修纪传体史书中较好的一部，但也同样存在着脱漏和错误。四十余年来，一些明代藩王的陵墓相继被发掘，出土了一批颇有史料价值的墓志等文物资料，为订正《明史·诸王传》中的某些缺载和误载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资料。这里仅举五个比较典型的例子。
    1.关于晋藩末王的身世
    《明史》卷一一六《晋王传》云：“……求桂嗣，李自成陷山西，求桂与秦王存枢并为贼所执，不知所终。”同书卷一○○《诸王世表·晋王表》亦云：“王求桂，穆庶一子，万历三十九年请敕管理府事。四十一年袭封，崇祯末陷于贼”。
    明朝始封晋王为恭王朱棡，明太祖第三子。朱求桂是第十任、十一代晋王，父穆王敏淳。穆王卒于神宗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求桂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三年丧满后袭封。《明史》关于他“不知所终”、“陷于贼”的记载并不准确。1955年11月，山西省文管会在榆次县苏村清理了一座三室并连的明代大墓，从墓志得知，墓主为晋王求桂[1]。据墓志记载，朱求桂于万历四十一年嗣王位后，食禄十七年，于崇祯三年(1630年）十一月薨逝，谥“裕王”，五年八月下葬。可见，朱求桂并非末代晋王，他已在明亡前十余年死去，如礼殡葬。
    明末被李自成俘获的晋王不是求桂，而是求桂之子审烜。《晋裕王墓志》记载，朱审烜于裕王死前不久的崇祯三年八月被封为晋世子，则末代晋王当是此人。朱审烜被李自成带到北京，但没有随李军败走，而是在清兵入关后投降了清朝。张怡《謏闻续笔》记载，清顺治元年（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五月，摄政王多尔衮占领北京后曾令明“德、晋二王左右并座”。《清世祖实录》中有更明确的关于晋王审烜入清的记载：顺治元年（1644年）八月，摄政王多尔衮赐“晋王朱审煊及妃嫔范氏等银两有差”；九月，“摄政和硕睿亲王赏故明晋王朱审煊貂褂一领，貂蟒袍一袭”；次年五月，“赐故明晋王朱审烜银一千两，郡王、公主各五百两”；数日后，又“给故明晋王朱审烜家口月粮”[2]。《清实录》在顺治元年内将朱审烜之“烜”写作“煊”，实系一人。
    关于朱审烜的最终结局，《清世祖实录》中未见，清初谈迁《国榷》云：“戊子四月己丑，晋王□□、周王绍□、德王□□同遇害，是日大风。”[3]戊子即清顺治五年（1648年）。早在顺治三年（1646年），由于种种原因，清庭对故明宗藩的政策由笼络变为严酷迫害[4]，朱审烜当然也就不可能再长久地维持优裕的生活了。
    最后还有一点要说明的是，晋裕王墓清理简报误将晋裕王与晋藩新化恭裕王混为一人，应当纠正。晋裕王是亲王，按明制，封、谥各一字，而新化恭裕王为郡王，封、谥各两字。新化王是晋藩支派，《明史·诸王世表》记载，新化恭裕王名表槏，为晋靖王（朱棡玄孙）之子，其孙新后入袭晋王，郡王封除。新即晋简王，为裕王求桂之曾伯祖。
    2.关于鲁王肇煇的年齿及生母
    《明史》卷一一六《鲁王传》云：鲁国始封鲁荒王朱檀于太祖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死去，“子靖王肇煇，甫弥月。母妃汤，信国公和女，抚育教诲有度，永乐元年（1403年）三月始得嗣”。但对此《明实录》却有不同的记载，鲁靖王卒于宪宗 成化二年（1466年）七月十五日，当日的《明宪宗实录》附载其小传云：“王，荒王之庶长子也，母妃戈氏。洪武戊辰（1388年，洪武二十一年）生，岁庚辰（1400年，明惠宗建文二年）册封世子，永乐元年进封鲁王，至是薨，年七十九。讣闻，上辍朝三日，遣官谕祭，命有司营葬事，谥日靖。”[5]又查《明太祖实录》记鲁荒王之死在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十二月，“鲁王檀薨，上第十子也，生两月而受封，幼聪慧好文学，善歌诗，年十五之国，服金石药致毒伤目，至是疾作而薨”[6]。《明实录》的这两条记载与《明史·鲁王传》有较大的出入。
    山东邹城文管所收藏的《鲁靖王圹志》提供了重要的旁证材料。该《圹志》云：“王讳肇煇，鲁荒王之子，母戈氏。洪武二十一年六月十二日生，二十三年五月十三日封为世子，永乐元年二月初二日袭封鲁王，成化二年七月十五日以疾薨，享年七十有九。”此墓志发现于山东邹城云山前官庭村。1970年，山东省博物馆等单位发掘了位于邹城九龙山的鲁荒王陵，陵西六十余米的王妃戈氏墓也同时清理，出土的《鲁王妃圹志》云：“妃戈氏，以良家子入侍亲藩，洪武二十三年封为鲁荒王妃，子一人，肇煇，嗣封鲁王”[7]。
    拿《明实录》与戈氏、朱肇煇二人墓志对勘，我们可以发现，《明史·鲁王传》中关于靖王的记载明显有误。其一，鲁靖王朱肇煇生于洪武二十一年六月，当其父荒王死时即洪武二十二年十二月已经一岁有半，按当时的习惯应算两岁，而不是“甫弥月”。其二，肇煇的生母为戈氏，而非汤氏。据明《东瓯襄武王汤公圹志》云，汤氏为信国公、追赠东瓯襄武王汤和之次女，聘为鲁王妃[8]；戈氏可能原是侧室或媵妾，于丈夫死后封王妃，承担起抚育肇煇的重任，据戈氏《圹志》记载，她死于英宗正统五年（1440年）十月初九日，享年七十有二。
    关于肇煇受封世子的时间，其墓志云在洪武二十三年，而《明宪宗实录》则云在庚辰年，即建文二年，前后相差十年。查《明太祖实录》二十三年未有册封鲁世子的记载，结合明代亲王世子受封年龄来考察，《明宪宗实录》的记载应是正确的。又，明成祖“靖难”成功后革除建文纪元，而将洪武纪元顺延至三十五年，庚辰年又为洪武三十三年，如此，则《鲁靖王墓志》中“二十三年”或系“三十三年”之误写。
    3.关于宁王宸濠生母的身份
    朱宸濠为第四任、第五代宁王，宁国始封献王朱权之玄孙，武宗正德十四年（1519年）六月起兵谋反，仅四十余日即被汀赣巡抚佥都御史王守仁等击败，次年十二月被赐死，宁国封除。《明史》卷一一七，《宁王传》云：“……上高王宸濠嗣，其母，故娼也”。
    宸濠之父朱觐钧为第四代宁王，即宁康王，卒于孝宗弘治十年（1497年）六月廿九日，其原配王妃徐氏，为南城兵马副指挥同知徐洪之女。觐钧生一子二女，子即宸濠，生母冯氏，称“宁康王次妃”。冯氏墓志1962年在江西南昌市郊梅岭山麓发现，这里在明代称“梅岭青岚”。《冯氏墓志》记载，冯氏为“耆民冯忠之女，弘治十三年（1500年）七月十七日封为宁康王次妃，正德十一年（1516年）十一月初六日以疾薨，享年六十有二”[9]。又清修《朱氏八支宗谱》云，冯氏曾先于弘治十一年七月受封“夫人”。
    关于宸濠生母的身世，《冯氏墓志》提供了与《明史》有异的另外一说。《明武宗实录》中没有冯妃小传，同书记宸濠谋反时曾涉及到其母妃云：“西山青岚龙口穴，先朝所禁者，濠获以葬其母。”[10]但并未涉及其出身。此外，废宸濠为庶人的诏书以及宸濠被擒后《明武宗实录》附载其妃娄氏小传中也都没有谈到冯氏曾为娼。
    宸濠生母为娼之说见于明人私家记载。郑晓《今言》称：“宁庶人者，康王庶子，其母冯针儿，故娼也。”何乔远《名山藏》亦云：“宸濠立，是为宁庶人。庶人母冯针儿，故娼也。”[11]可见《明史》“故娼也”之说是有所本的。至于圹志“耆民女”之说虽缺乏佐证，但仍可备一说。因此，宁康王次妃、嗣宁王生母的身世，在没有发现新的材料之前，“故娼”与“耆民之女”二说似可并存。不过从冯氏在丈夫死后、儿子成为唯一合法王位继承人时才得封“夫人”、尔后进位次妃来看，她出身低微是无可置疑的。
    4.关于益定王由木及益藩诸王
    《明史》卷一一九《益王传》云：“益端王祐槟，宪宗第六子。弘治八年（1495年）之藩建昌（今江西南城），故荆邸也。性俭约，巾服浣至再，日一素食。好书史，爱民重士，无所侵扰，嘉靖十八年（1539年）薨。子庄王厚烨嗣，性朴素，外物无所嗜，三十五年（1556年）薨，无子。弟恭王厚炫嗣，自奉益俭，辞禄二千石，万历五年（1578年）薨。孙宣王翊鈏嗣，嗜结客，厚炫所积府藏悉斥以招宾从，通聘问于诸藩，不数年顿尽，三十一年（1603年）薨。子敬王常嗣，四十三年（1615年）薨。子由本嗣，国亡窜闽中”。
    《明史·益王传》说益藩末王名由本，明亡后逃往福建。同书卷一○四《诸王世表·益王表》亦云：“王由本，敬庶三子，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以镇国将军进封嘉善王，三十九年（1611年）改封世子，四十五年（1617年）袭封。”关于益末王，清修《建昌府志》有不同记载，该书卷六云：“益定王朱由木，号正寰，《明史》木作本，敬庶三子，万历三十五年以镇国将军进封世子，四十五年袭，崇祯七年（1634年）薨，谥曰定，子慈炱袭”；“益末王朱慈炱，号涵素，益府《世系》，定嫡一子，崇祯九年（1636年）袭封。乙酉（1645年，南明弘光元年）走闽，复入粤，次年死”。这两种不同的文献对于益府末王的名讳、在位时间的记载迥异。
    1982年3月，江西省文物工作队在南城清理了益王朱由木及其元妃黄氏（卒于天启五年，1625年）、待追封次妃王氏的合葬墓[12]，出土的三方圹志解决了史籍留下的疑问。翰林院撰写的益王圹志文谥号处留缺，二妃墓志则称其为“先王”，据此可知墓主下葬时尚未得谥，但益王圹志却明确镌有“王讳由木，于端王为六世孙”等字，据此可以肯定《明史》“由本”之名系误载。又圹志云：朱由木生于万历十六年（1588年）六月二十三日，卒于崇祯某年（志文残缺），某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合葬。另据保存完好的王妃墓志记载，她在朱由木死后“丧过乎哀”，“遂于今崇祯七年（1634年）甲戌十月初八日寅时，后先王二百六日而薨”。据此志文推算，朱由木当卒于崇祯七年三月，以陈垣先生《二十史朔闰表》核准，当为三月初十日。
    益王墓志证明，朱由木已先于明亡前十年以寿终，而并非“国亡窜闽中”，明亡时在位的末代益王是由木之子，即以“益世子”身份题立圹志的朱慈炱。朱由木圹志记载，墓主有七个儿子，另结合两妃残圹志体例推断，慈炱应为嫡出长子。《建昌府志》关于由木、慈炱父子的记载是基本正确的。末王慈炱于南明弘光元年（1645年）南京失守后“捐赀募士，以建昌起”[13]，举义抗清，后入福建投奔隆武帝，再随其残部逃至广东，隆武二年（1646年）在广州被清兵杀害。《清世祖实录》在记广州被杀明诸宗室时有“益王思”之名[14]，应即慈炱。
    关于益定王朱由木，还有一点要说明的是，“由木”并非其本名。明代宗室命名有一定规则，太祖诸子自太子以下每府各赐二十字为行辈用字，自太祖孙辈起每辈用一字为名上一字，其下一字则必用五行偏旁，取五行相生（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之意，世代相传。益定王为燕系第十一辈即“由”字辈，其名下一字当为“木”旁某字，按惯例不应直接用五行字。1979年，江西省文物工作队在南城清理了定王祖父宣王翊鈏的墓[15]，据出土的《益宣王墓志》云，益宣王卒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二月二十五日，有十八子、十四孙，长子即益世子（后来的敬王）常，“世子之子名由校，实元孙也”。如此，则“由校”即“由木”之本名。益宣王死后两年多，即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十一月十四日，当朝皇太子之长子（神宗长孙，即熹宗）诞生，次年二月初三日以皇长孙百日诏告天下臣民并朝鲜，二十五日皇长孙命名为由校[16]。益藩之由校大约在此时即以卑避尊，不敢再用本名，只好去“交”存“木”，名“由木”，尽管他已经十九岁。
    益藩共七王，传七世，其世系如下：
    
    历代益王墓皆在江西南城，除宣王、定王外，端王、庄王二人的墓葬也已经清理发掘[17]，其余几座王陵大多已遭破坏。历代益王墓的清理发掘，特别是诸王墓志的出土，为我们研究益藩诸王家族史提供了更多的资料，完全可以重写一篇更充实的《益王传》。现仅据四王墓志，将历代益王生卒及其妻、子情况简述如下：
    益端王朱祐槟，宪宗庶六子，母庄懿德妃张氏。生于成化十五年（1479年）正月初四日，二十三年（1487年）七月封益王，嘉靖十八年（1539年）八月二十四日薨。王妃彭氏。生四子二女。
    益庄王朱厚烨，端王嫡长子，母妃彭氏。生于弘治十一年（1498年）十月十一日，正德四年（1509年）封益世子，嘉靖二十年（1541年）二月十二日袭封益王，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五月二十二日薨。王妃王氏，继妃万氏。无嗣。
    益恭王朱厚炫，端王嫡次子，母妃彭氏。原封崇仁王，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继兄庄王嗣益王位。王妃吴氏。子五人。
    追封益昭王朱载增，恭王嫡长子，母妃吴氏。原封崇仁王长子，卒于父袭王位前。王妃郑氏。
    益宣王朱翊鈏，昭王嫡长子，母妃郑氏。生于嘉靖十六年（1537年）七月二十三日，初封崇仁王长孙，恭王即位后封益世孙，万历八年（1580年）六月初十日袭封益王。万历三十一年二月二十五日薨。王妃李氏、继妃孙氏、次妃李氏。子十八人（《明史·诸王世表》作十九人）。
    益敬王朱常，宣王嫡次子（《益宣王墓志》称为嫡长子，实际长子早夭未计入，此从《诸王世表》），母妃孙氏。卒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子十一人。王妃黄氏，次妃颜氏。
    益定王朱由木，敬王庶三子（《益宣王墓志》称为“元孙”），母妃颜氏，余俱见前。
    益末王朱慈炱，定王嫡长子，母妃黄氏，余俱见前。《罪惟录》云其世子后投奔永历帝。
    5.关于福王常洵的谥号
    福王常洵，明神宗第三子，是晚明宫廷斗争的核心人物之一，又因贪婪成性，故颇为时论所讥。崇祯十四年（1641年），李自成攻克洛阳，常洵被杀。《明史》中的《诸王传》、《诸王世表》都称之为“福恭王”，可知其谥曰“恭”。清初计六奇《明季南略》记载，福王由崧称帝南京后追尊先人时亦云：“尊福恭王为恭皇帝，王妃曰孝诚皇后，生母邹氏曰仁寿皇太后……。”[18]看来常洵的谥号在清初似无疑问。
    1924年，福王朱常洵的墓志在河南孟津被盗出土，1986年此志为孟津县文管会征集[19]。圹志榜题“大明福忠王圹志”，志文云：“王讳常洵，乃神宗显皇帝之第三子，母恭恪惠荣和靖皇贵妃郑氏。万历十四年（1586年）正月初五日生，二十九年（1601年）十月十五日册封为福王，四十二年（1614年）三月二十四日之国河南河南府。……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二十日突有流贼数万攻陷府城，民军逃窜，王独挺身抗节，指贼大骂，二十一日遂死难焉。一时宫眷内官相率赴义，冒刃投缳者百余人。王享年五十六岁，妃邹氏，子一人。讣闻，上辍朝三日，特遣戚监科诸臣诣府察勘，予祭葬从优，一切丧礼视诸藩倍厚，赐谥曰忠。……以崇祯十六年（1643年）正月初八日葬于邙山之原。”《福忠王圹志》谓常洵益曰“忠”，与史书所记不同。谥法乃国家大典，圹志虽多谀文，但断不敢任意改谥，所以常洵之谥当以“忠”为是，“恭王”或系由南明追封“恭皇帝”讹传而来。
    《福忠王圹志》对常洵的评价有很多言过其实的溢美之辞，仅以其被杀为例，《圹志》云：“王独挺身抗节、指贼大骂。”便与明清之际的文献记载严重相悖。一般都认为常洵在洛阳城破时逃匿至迎恩寺中，后被搜出。在农民军面前，常洵并没有“挺身抗节”，更不敢“指贼大骂”。《烈皇小识》云：“王见自成，泥首乞命，自成历数其罪，遂遇害。”[20]《明季北略》讲常洵被搜出时，在籍兵部尚书吕维祺告诫他“名义甚重，毋自辱”；十三岁的小太监崔升也劝他宁死勿屈，并“抱王不去”，但常洵还是希望能徼幸被饶过，结果被杀，“王体肥，重三百余斤，贼置酒大会，以王为?{，杂鹿肉食之，号‘福禄酒’”[21]。《鹿樵纪闻》也说常洵被“脔分股割，与鹿肉同烹，群贼胪食，名曰‘福鹿宴’”[22]。贪暴的常洵得到了酷虐的惩罚，故而明朝遗民多记此事以快笔端。不过，常洵是否真的被杀而分食，《明史·福王传》却?没有明确的记载，该《传》云，福王被杀后，“两承奉伏尸哭，贼捽之去。承奉呼曰：‘王死某不愿生，乞一棺收王骨，虀粉无所恨。’贼义而许之。桐棺一寸，载以断车，两人即其旁自缢死”[23]。看来，这个疑问的最终解决，还有待于更多的资料发现。
    从以上诸项考补中我们可以看出，《明史·诸王传》误载和缺载大多发生于明末诸王中，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史料不足征。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
    其一是晚明官私史书的缺乏。嘉靖万历时期，一些士大夫私修国史，其中虽有规模较大者，如徐学聚的《国朝典汇》、何乔远的《名山藏》等，但这些史书叙事多止于嘉、隆、万三朝。另外更重要的是，崇祯朝没有正规的《实录》，史语所校印本《明实录》的“附录”收有三种崇祯朝史料，其中《明□宗□皇帝实录》只有天启七年九月至十二月；《崇祯长编》六十六卷起于天启七年八月，止于崇祯五年十二月，另附《痛史》本《崇祯长编》两卷，起于崇祯十六年十月至十七年三月，都不完整；再有《崇祯实录·怀宗端皇帝实录》十七卷，崇祯十七年年各一卷，则又过于疏略。这种基本史料的匮乏为修治《明史》者带来了困难。因此，崇祯朝袭封诸王，如晋王审烜、德王由、益王慈炱、衡王由棷等多被漏载，他们的父兄被误指为该藩末代王。
    其二是清初形成、编辑的一些史料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众多的私家记载多在禁毁之列，收藏已冒风险，更不可能备史馆存查。官修《清实录》在对待故明诸藩王问题上则多有忌讳之辞和误记、漏记。以两次大规模集中屠杀故明藩王为例，一次是顺治三年（1646年）五月，查获鲁王、荆王、衡王世子金玉银印，于是“鲁王等十一人伏诛”[24]，但这十一人到底都是谁，却没有具列。第二次是这年岁末，广州被攻克，随唐王聿（绍武帝）逃至广州的诸王差不多全被屠杀；次年二月，征南大将军多罗贝勒博洛奏报：“广州府为唐王朱聿钊弟聿鐭僭号绍武，署两广总督事佟养甲、署提督李成栋帅师进剿，斩聿鐭并伪周王肃、益王思、辽王术雅、邓王器檙、钜野王寿锄、通山王蕴钺、高密王弘椅、仁化王慈魶、鄢陵王肃汭、南安王企垅、周王世子恭棎、辽王世子俨鐐、宗姓由梧、慈，获伪王及文武官员印记共三百九十颗，广郡悉平。”[25]以《明史》之《诸王传》、《诸王世表》等文献考之，这篇奏疏对于被杀诸王的封爵、名讳错写甚多[26]。到《明史》定稿时，清政府对大肆屠杀明宗藩的历史极力掩饰，史官们因而也不敢去详辨史料，甚至对那些见诸本朝《实录》先降后杀的故明诸藩也不予记载。于是明诸末代藩王的结局，不是说被李自成、张献忠所杀，便是以“被执”、“降于我大清”甚至“不知所终”等词为归结。
    墓志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它准确地提供了墓主的生卒年月和生平简历，据此足以补史传之缺误。明末一些藩王身世之谜，如查继佐《罪惟录》中“韩王本铉”的身世问题，《清世祖实录》中被杀之鲁王与《明史·诸王传》中崇祯十五年（1642年）清兵破兖州时“被执死”的鲁王以派及南明鲁监国以海三者的关系等，都可以借助于这些人本身或与之有关的墓志资料来破解。当然，墓志也有它的缺陷，最显著的莫过于谀辞充溢，这在前引《福忠王圹志》时已作了说明。这就要求我们在引用墓志时要慎重，务必佐以其它史料。另外，就笔者所知的明代宗藩圹志来看，所称墓主之齿序大多不是自然齿序。夭亡之子不被序齿，这种现象在前面益藩诸王事实考订时已涉及到，又比如湖北江陵出土的《辽简王圹志》称朱植为明太祖第十四子[27]、宁夏同心出土的《庆靖王圹志》称朱为太祖第十五子[28]、江西新建出土的《宁献王圹志》称朱权为太祖第十六子[29]等，这三人实际应为明太祖之第十五、十六、十七子，三方圹志均未将早夭之太祖第九子赵王朱杞序齿。由此看来，在明代宗藩圹志中夭亡者不序齿似乎是通例，但明历朝《实录》对于夭亡皇子序齿与否却是体例不一。因此，要考察明代帝王及其子孙的自然齿序、实际生育状况，并不能单凭墓志，还应与《明史》之《诸王传》、《诸王世表》及有关文献互校。
    注释：
    [1]郭勇等：《明晋裕王墓的清理工作》，《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6期。
    [2]《清世祖实录》卷七，顺治元年八月壬戌；卷八，顺治元年九月戊戌；卷十六，顺治二年五月已丑、五月丁酉。
    [3]清·谈迁：《国榷》卷一○四，弘光元年。
    [4]郑克晟：《试论多尔衮对明皇室态度之演变》，载《清王朝的建立、阶层及其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5]《明宪宗实录》卷三二，成化二年七月甲申。
    [6]《明太祖实录》卷一九八，洪武二十二年十二月庚戌。
    [7]山东省博物馆：《发掘明朱檀墓纪实》，《文物》1972年第5期。
    [8]此圹志见蚌埠市博物展览馆《明汤和墓清理简报》，《文物》1977年第2期。
    [9]郭远谓：《南昌明宁康王次妃冯氏墓》，《考古》1964年第4期。
    [10]《明武宗实录》卷一七五，正德十四年六月丙子。
    [11]明·郑晓：《今言》卷一；明·何乔远：《名山藏》卷三七《分藩记二》。
    [12]江西省文物工作队：《江西南城明益定王朱由木墓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2期。
    [13]清·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四，“益王”。
    [14]《清世祖实录》卷三○，顺治四年二月乙未。
    [15]江西省文物工作队：《江西南城明益宣王朱翊鈏夫妇合葬墓》，《文物》1982年第8期。
    [16]《明神宗实录》卷四一八，万历三十四年二月壬寅、甲子。
    [17]江西省博物馆：《江西南城明益王朱祐槟墓发掘报告》，《文物》1973年第3期；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西南城明益庄王墓出土文物》，《文物》1959年第1期；陈文华：《江西南城明代朱厚烨墓发掘简报》，载江西省博物馆：《江西省考古资料汇编·封建社会部分（下）》，1977年内部刊印。益恭王墓志1987年发现，见1988年第13期《中国文物报》，但志文未公布。
    [18]清·计六奇：《明季南略》卷二，“追尊帝后”。
    [19]李献奇等：《明福王朱常洵圹志》，《中原文物》1987年第3期。
    [20]清·文秉：《烈皇小识》卷七。
    [21]清·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一七，“李自成陷河南府”。
    [22]清·吴伟业：《鹿樵纪闻》卷下，“闯献发难”。
    [23]《明史》卷一二○，《福恭王传》。
    [24]《清世祖实录》卷二六，顺治三年五月壬戌。
    [25]《清世祖实录》卷三○，顺治四年二月乙未。
    [26]唐王聿键误写作聿钊，其弟聿误写为聿鐭；周王肃、周王世子恭棎应为周藩东会王肃、东会王长子恭棎；益王思应为益王慈炱；辽王术雅、辽王世子俨鐐应为废辽藩长阳王术雅、长阳王长子俨鐐；邓王器檙应为唐藩德安王器檙；钜野王寿锄应为鲁藩故钜野王位下某爵寿锄；通山王蕴钺应为楚藩通山王位下某爵蕴钺；高密王弘椅应为鲁藩故高密王位下某爵弘椅；南安王企垅应为岷藩废南安王彦泥之玄孙企。
    [27]荆州地区博物馆等：《江陵八岭山明代辽简王墓发掘简报》，《考古》1995年第8期。
    [28]牛达生：《宁夏同心县出土明庆王圹志》，《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4期。该文认为以朱为皇十五子是“靖难之变”的产物。
    [29]陈文华：《江西新建明朱权墓发掘》，《考古》196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