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学术论文] 毛奇龄与明末清初的学术
黄爱平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1997年02期
【原文出处】《清史研究》(京)1996年04期第1-10页
The period from the late Ming dynasty to the early Qing dynasty was a special eraduring which one feudal dynasty replaced another.It wasalso an important historical stage in Chinese traditional Learning during which Hanxue supplanted Songxue.Mao Qiling waw a representative scholar of this process of social and intellectual change.He opposed Lixue,stressed textual research,and opened up a new sphere of Learning for Later scholars.Although Mao Qiling's intellectual accomplishments were rather limited,h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Ming-Qing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明末清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动荡、大变化的特殊历史时期。伴随明王朝江山的倾覆和清统治政权的建立，当时的学术思想界进行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深刻反省。许多经历了“神州荡覆，宗社丘墟”这一血与火洗礼的思想家、学者，在痛定思痛的同时，不约而同地把批判的锋芒指向明末空疏的学风乃至数百年来占据思想界统治地位的理学。他们强调经世致用，注重解决现实社会问题，大力倡导读书，致力于开启新的治学途径和研究领域。风气所趋，不仅形成了明末清初具有批判和求实精神的崭新学风，而且最终促成了由宋明理学到清代汉学的转变。而在明末清初学风嬗变的过程中，毛奇龄起了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
（一）
毛奇龄（1623—1713年）[①]，字大可，又字初晴、秋晴，一名甡，字齐于，浙江萧山人，学者称西河先生。
毛奇龄出生于明末官宦之家，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他生性颖悟，幼年入学，试常第一，与其兄万龄皆有名一时，人称小毛生。崇祯十七年（1644年），腐朽的明朝政权在农民起义的烈焰中覆亡，江南江北各地，到处人心惶惶，民不聊生。毛奇龄虽然痛惜于大明江山的倾覆，然而却无力回天，面对动荡混乱的社会现实，他采取了消极的避世态度，与同县包秉德、沈禹锡、蔡用光诸人藏匿于南山土屋中，“聚南、北、唐、五代、辽、金、元史暨诸书其中，纵观之。”[②]顺治二年（1645年），清军下江南，江浙一带士民纷起抗清。族人毛有伦率军屯西陵，拥戴鲁王政权，檄召毛奇龄，欲授官职。毛奇龄“觇诸军所为不道，不足与计事，且天命已有在，匿不复出。”[③]不久，福州唐王政权建立，友人邀其前往投奔。毛奇龄再辞不赴，独自“亡走山寺”，髡首衣缁，藏匿坑中。其后又躲过清军屠杀，辗转回到萧山故里。
当时，清政权刚刚建立，民族矛盾还十分尖锐，江南地区的汉族知识分子，大多怀抱故国之思，或退隐林泉，或弃官归里，纷纷结社讲学，议论时政，品评人物。毛奇龄也参与了这些活动。但由于他“负才纵横”，早年即“好臧否人物，意稍不和，即不稍假颜色，人皆恨切齿”，[④]不久就因事得罪，遭人陷害，不得不改换名字，亡走他方。十余年间，先后游历江淮、山东、湖北、河南各地，“虽转徙落魄，而不忘其意趣所寄”，[⑤]所到之处，或拜师交友，或读书论学，或吟诗作文，先后得以结识阎若璩、姚际恒、朱彝尊、施闰章等著名学者、文人，并开始从事“考索经史”之学。
康熙十七年（1678年），清政府为了笼络汉族知识分子，巩固其政权统治，特开博学鸿儒制科，诏令各地荐举遗逸，搜访人才。毛奇龄被荐至京，试列上等，授职翰林院检讨，与同时被荐取中的五十名翰林一道，入馆纂修《明史》。在馆七年间，毛奇龄负责撰写弘治、正德两朝纪传以及《盗贼》、《土司》、《后妃》各大传，他博采群书，详核史料，先后起草二百余篇，受到同馆称许。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毛奇龄因事告归，后又称病不出，僦居杭州，日以著述授徒为业。但他一直念念不忘皇帝的恩宠，康熙帝于二十八年（1689年）、三十八年（1699）第二及第三次南巡时，毛奇龄不顾衰病之躯，先后两次赶赴行宫，又是迎驾，又是献书，受到皇帝奖劳。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毛奇龄在留下了数量可观的著述之后辞世，终年91岁。
（二）
明末清初，是学风由空转实的重要时期，也是由宋明理学过渡到乾嘉汉学的中间环节。置身于社会变革和学风变化的历史环境中，许多学者不同程度地冲出理学营垒，或为本学派补偏救弊，或与心学乃至理学彻底决裂。在整个学术思想界不约而同对理学进行清理批判的历史潮流中，毛奇龄无疑是一员“陷阵之猛将”。[⑥]
本来，就学术分野而言，应该说，毛奇龄属于王学派别。早在明代末年，毛奇龄尚为诸生，即欲聆刘宗周蕺山讲席。明亡后，毛奇龄于颠沛流离间结识施闰章等文人学士，“始得闻讲学之说”。[⑦]康熙初年，刘宗周高足张奠夫、徐泽蕴、赵禹功诸学者重开证人讲会，“敷扬程、朱、王、刘家法”。毛奇龄与黄宗羲、黄宗炎等著名学者“皆挈其弟子，自远而至”，“会者近千人”。[⑧]毛奇龄于座中“抗言高论，出入百子，融贯诸儒”，不遗余力地“推崇阳明，排斥异义”，以至“后进之士倚一言为泰山、北斗”。[⑨]
在心物之辨等哲学基本问题上，毛奇龄也极力维护、推阐阳明之说，以为“阳明谓事物在心上求，则有事物，而子必谓心当在事物上求，则不惟无心，并无事物。何则？心能有事物，事物不能有心也。”亦即“事物在心上求，则有心有事物，万物皆备，即反身而已，得之孟子之言也。若在事物上求，则天下事物必不能求，而此心已先失之矣。”[⑩]这实际上仍然是阳明“心外无物”、“心外无理”之说的发挥，故当时学者盛称其于心学“直标宗旨，即今无第二人。”(11)
但是，在明末清初学术界风气转换的历史潮流中，毛奇龄与当时冲出理学营垒的诸多学者同样，对本学派作了不同程度的修正。如知行问题，阳明心学主张知行合一，实际上是以知代行。毛奇龄虽然也强调知行合一，但却基本摆脱了以知代行的偏颇。他认为，知行合一“有二说”，其一谓言知已包括行。他引孟子之言说：“孟子曰：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孩提知爱亲，无所谓行也，然而行矣；且孩提之爱亲，无所谓知也，然而知矣。故孟子前说知能，此只说知，以知能合一也。”其二则为即知即行。所谓“知是理必行是理，知是事必行是事。此即紫阳注《中庸》所云，知所以知此也，行所以体此也，知在此，行即在此，凡所知所行当在一处，亦谓之合一。”可见，毛奇龄始终把“行”放在与“知”同等重要的位置，并且强调：“知贵乎行，儒者空讲理学，有知无行。”(12)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王学的轨道，而走向注重事功，强调实行的实学一途，诚如毛奇龄所言：“重事功，尚用世，以民物为怀，以家、国、天下为己任，圣学在此，圣道亦在此。”(13)
然而，毛奇龄对明末清初学术潮流转换的影响，并不在于他对王学的修正和改造，而在于他对理学，特别是对其代表人物朱熹的激烈批评和彻底清算。毛奇龄首先为“圣学”亦即儒学正名，指出“圣学”与理学家自诩的“道学”判然两途，所谓“道学”者，“本于老氏”，源于道教，实“道家之学”而已。他说：“圣学不明久矣。圣以道为学，而学进于道，然不名道学。凡道、学两字，六经皆分见之，即或并见，亦只称学道，而不称道学。如所云：君子学道，小人学道。盖以学该道，而不以道该学。其在《论语》，则曰：君子学以致其道。而在《学记》则曰：人不学不知道。如是而已。惟道家者说，自鬻子、老子而下，凡书七十八部，合三百二十五卷。虽传布在世，而官不立学，不能群萃州处，朝夕肄业，以成其学事，只私相授受以阴行其教，谓之道学。道学者，虽曰以道为学，实道家之学也。……逮至北宋，而陈抟以华山道士自号希夷，与种放、李溉辈张大其学，竟搜道书《无极尊经》及张角《九宫》，倡太极、河洛诸教，作《道学纲宗》，而周敦颐、邵雍与程颢兄弟师之，遂篡道教于儒书之间。至南宋，朱熹直丐史官洪迈，为陈抟特立一名臣大传。而周、程、朱子，则又倡道学总传于《宋史》中，使道学变作儒学。凡南宋儒人皆以得附希夷道学为幸。……是道学本道家学，两汉始之，历代因之，至华山而张大之，而宋人则又死心塌地以依归之，其为非圣学，断断如也。”毛奇龄还进一步指出：“圣学之中原该道学，初学圣人只谓之学，学圣既成，即谓之道。学者道之始，道者学之终。既非两途，又非两事，且并无两功夫。第从事于此，而学在是，道即在是焉。是以圣学、圣道只在忠恕，虽子告子贡，多学一贯，只是学字；惟告曾子，吾道一贯，则全现道字。然而道在忠恕，学亦在忠恕。忠者，中也，执道心以去人心。恕者，推也，去人心以推道心。此本尧、舜、禹、汤相传之道”，“是道全藉乎学，而忠又全藉乎恕，道学忠恕总是一贯。”而“道学则不然。并一道家，而各立名目。其在北宋，曰主静，清净教也；曰立极，无极之宗也；曰涵养用敬，则养以毓其气，敬以定其神，葆秘之事也。世无审动静，探主宰，且葆秘神气，而可云行圣学入圣道者。至南宋，云格物穷理，则又窃儒书名目以阴抒其万物之奥、圣人至赜之道教，其并非儒学早已显著。”(14)
在否定道学的同时，毛奇龄把批评的矛头直接指向朱熹。他驳斥朱熹的理说，谓“朱子谓天即是理，可以破千古之谬，补圣言之所不及。则理生德于予，理将以夫子为木铎，知我者其理乎，理丧予，理厌之，可通乎？理未欲平治天下，吾之不遇鲁侯理也，其子贤不肖皆理也，可通乎？此必不可通者。”(15)对朱熹等理学家倡导的理欲观，毛奇龄也深致不满，认为儒学只分“善恶”，不讲“理欲”。他说：“春秋以前，自尧、舜、禹、汤至夫子口中，并无有言理欲者，”(16)“圣学所分只是善恶，并无理欲对待语，理欲对待起于《乐记》，为西汉儒人之言，前古无是也。”(17)对元明以来一直悬为令甲的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毛奇龄更是予以猛烈抨击。他先后撰《论语稽求篇》、《大学证文》、《中庸说》、《四书剩言》、《圣门释非录》等著述，攻击朱熹臆改经文，擅解经义等种种谬妄，至晚年更集其平生讲《四书》诸书，撰为《四书改错》，斥责“《四书》无一不错。……然且日读《四书》，日读《四书注》，而其就注义以作八比，又无一不错。人错、天类错、地类错、物类错、官师错、朝庙错、邑里错、宫室错、器用错、衣服错、饮食错、井田错、学校错、郊社错、帝尝错、丧祭错、礼乐错、刑政错、典制错、故事错、记述错、章节错、句读错、引书错、据书错、改经错、改注错、添补经文错、自造典礼错、小诂大诂错、抄变词例错、贬抑圣门错。真所谓聚九州四海之铁，铸不成此错矣。”(18)如此激烈、大胆的言论，在明末清初学术界普遍批评理学的潮流中，可以说起到了振聋发聩、推波助澜的作用。全祖望称毛奇龄“所最切齿者为宋人，宋人之中所最切齿者为朱子。其实朱子亦未尝无可议，而西河则狂号怒骂，惟恐不竭其力，如市井无赖之叫嚣者，一时骇之。”(19)虽然全祖望对毛奇龄不无微词，但亦可窥见毛奇龄反程朱、反理学的言论在清初学界的影响。凌廷堪称其书“如医家之大黄，实有立起沉疴之效，为斯世不可无者”，(20)实非虚语。
（三）
在修正心学，批评理学的同时，毛奇龄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经学观以及经学研究的方法，并对明末清初学术潮流的转换产生了较大影响。在毛奇龄看来，儒家经籍经过二千多年的流传，至明末清初已皆“晦蚀”，而以“《易》、《春秋》为尤甚”。(21)毛奇龄认为，造成“六籍皆晦蚀”的原因，首先在于宋儒疑经、删经、改经，甚至毁经的习气。他批评说，宋儒“有疑《文言》非《十翼》文者，有疑《顾命》非周公所制《礼》者，有疑《春秋传》非左丘氏书，有疑《孝经》为六代后增改，非七十子所旧传者。而至于《士礼》则废之，《周官》经则明斥之，《王制》、《月令》、《明堂位》诸篇则直祛之、绌之。然且有误读《隋书经籍志》，而谓《尚书》为伪书，误读刘歆《让博士书》，而谓今所传《国风》为伪诗者。是无经也，无经安得有义？”(22)对宋儒删经、改经以至毁经的作法，毛奇龄更是深恶痛绝，认为“宋儒学问，专以非圣毁经为能事，即夫子手著《春秋》、《易大传》，亦尚有訾聱之不已者，何况《孝经》！故凡斥《尚书》，摈《国风》，改《大学》，删《孝经》，全无顾忌。此固不足据也。”(23)特别是朱熹，“于《大学》，于《孝经》，于《仪礼》、《周礼》、《礼记》则直取而分之”，而且“不止分之，直取而删之、改之、移易之，注经者当如是乎？”(24)毛奇龄以《大学》为例，抨击了朱熹及其宋学家擅改经文的危害。他说：“河南二程氏并读《大学》，疑其引经处参错不一，因各为移易，实未尝分经别传，指为谁作，且变置其文而加以增补。而朱氏元晦乃复为之割之、析之，迁徙颠倒，确然指定为谁经谁传，孰言孰意，孰衍当去，孰阙当补，而且推本师承，以为皆程子之所为。……而元明两代，则直主朱子改本而用以取士，且复勒之令甲，敕使共遵，一如汉代今学之所为设科射策劝以利禄者。而于是朱子有《大学》，五经无《大学》矣。……夫只一改经，而相沿祸烈至于如此，此不可不为之辨也。”(25)针对宋儒随意疑经改经，以至造成但有“宋儒之书”，而无“夫子之书”的状况，毛奇龄毅然以“卫圣匡经”自任，以“经世大业”自勉，多次“大声疾呼以救经，并救经义。”(26)为此，他极力主张恢复、保持经籍原貌，杜绝删改恶习。因为经藉作为历史文献，无论“删是亦是，删非亦非”，“盖所改虽尽善，犹启末流轻肆自大之弊，况未必尽善乎？”(27)若“儒者以解经之故，而至于改经，以改经之故，而至于改字”，则极易造成经书乃至小学“与之俱亡”的恶果，“著书者不可不慎也。”(28)
除宋儒任意删经、改经造成经籍沦丧而外，毛奇龄认为，后世经说的误解或不解，甚而“悖经”、“祸经”，也是导致“六籍晦蚀”的重要原因。所谓“圣学之亡，亡于儒说，非虚语也。”(29)他评论历代经说，“谓自汉迄今，从来误解者十居其九；自汉迄今，从来不解者十居其一。”(30)就连历代大儒及其经说，毛奇龄也多否少可。他说：“能通一经而称为儒，博通群经而称为大儒，则自汉迄今，惟西汉有孔安国、刘向，东汉有郑玄，魏有王肃，晋有杜预，唐有贾公彦、孔颖达，合七人。而他如赵岐、包咸、何休、范宁之徒，皆无预焉。即或博综典籍，胸有筐箧，如吴之韦昭，晋之郭璞，唐之李善、颜师古，宋之马端临、王应麟辈，并于经学无所预。降此而元明，则响绝矣。然且天生此七人，而六经得失尚未参半，《诗》、《书》得者十之五，三《礼》得者十之六，《左传》得者十之八，而《易》，而《春秋》，而《乐》，而《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则全无得焉。”(31)历代经说之所以多误解或不解经义，毛奇龄进一步分析了其中的原因。在他看来，“汉儒解经，惟过于求据，故反有失经义处。此正求据而失之者也。”(32)宋儒则恰恰相反，“第先立一义，而使诸经之为说者悉以就义，合则是，不合则非。是虽名为经义，而不以经为义。”(33)正是这种“六经注我”的解经方法，使得宋儒往往随意添设字句以成己意，或轻易扫灭前贤以伸己说，从而误解或曲解经义，造成“祸经”的严重后果。毛奇龄抨击说，朱熹“《集注》于诸贤所言，必尽情吹索，一概扫灭，自有子孝弟，子夏贤贤以后，并无一许可者。即夫子所言亦必藉其补救，以正阙失。岂儒者所学，原与夫子一门有异同与？抑亦儒者神圣，直接尧、舜、禹、汤，而于夫子以下多未当与？”(34)对宋儒解经随意添设字句之处，毛奇龄也多所指责。如解《论语》，“文犹质也。必添曰：文之不可去，犹质之不可独存也。质犹文也。必添曰：质之不独存，犹文之不可偏去也。且又必添曰：若欲尽去其文，而仅存其质。然后接下句。”“唐虞之际，于斯为盛”一段亦如此，“谓唐虞才盛于周，然于‘有妇人焉’二句，决接不下。必须添‘降而夏商，皆不能及’二句，然后可接。”毛奇龄于此“辄大愤懑，天下有圣贤措词如是阙落，必需在傍者添唇补舌而后能达意，岂可为训！”(35)
为了避免前代经说误解或不解经义的弊病，真正达到“儒者说经，本欲卫经，使圣贤言语了然，作斯世法式”的目的，毛奇龄提出了新的解经方法，这就是“以经解经”，兼及诸子百家及后儒经说。他说：“予之为经，必以经解经，而不自为说。苟说经，而坐与经忤，则虽合汉、唐、宋诸儒，并为其说，而予所不许。是必以此经质彼经而两无可解，夫然后旁及儒说。”(36)亦即说经必“以经证经，不得已而及传，又不得已而后及诸子百氏，以至汉后儒说之说经者。”(37)针对宋儒随意添设字句，曲解经义以就己说的做法，毛奇龄特别强调：“解经最患添设，圣人语言不容搀和，少加搀和，便是变乱。此不可不慎者。”(38)为了能够正确阐释经义，不至曲解先圣先贤，毛奇龄还制定了详细的规条，诸如勿杜撰，勿武断，勿误作解说，勿误章句，勿误说人伦序，勿因经误以误经，勿自误误经，勿因人之误以误经，勿改经以误经，勿诬经，勿借经，勿自造经，勿以误解经之故而复回护以害经，勿依违附经，勿自执一理以绳经，勿说一经碍一经等，(39)凡十六条，以为解经、说经者戒。不难看出，毛奇龄的经学主张，大多针对理学的空疏学风而发，而与其后继起的汉学途径相当接近，其积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值得注意的是，毛奇龄在推阐其治经方法时，已经汉宋并提，并在二者的对比中表现出明显的右汉左宋的倾向，尽管他本人否认这一点。在强调解经必“以经证经”，“夫然后旁及儒说”之时，毛奇龄明确指出：“然且儒说之中，汉取十三，宋取十一。”他认为，“此非右汉而左宋也。”而是因为“汉儒信经，必以经为义，凡所立说，惟恐其义之稍违乎经。而宋人则不然”，往往空凭胸臆，强就己说，“虽名为经义，而不以经为义”，(40)甚而“自矜所学直接尧舜，互相标榜”，于“先圣先贤恣情驳贬”。(41)二者相较，自然要“刻于宋而宽于汉”了。(42)可以说，毛奇龄的经学主张，对明末清初学术界由宋而汉的转变，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四）
明末清初，毛奇龄不仅以其反程朱、反理学的激烈言论和扫落宋明的经学主张名噪一时，而且以其广博的学术成就在当时的学术界占据一席之地。他博学多才，著述繁富，于经学、典制、史志、乐律、音韵、诗词等均有相当造诣，而尤“长于说经”。后人称其“淹贯群书，诗文皆推倒一世，而自负者在经学”。所撰文集“合诗、赋、序、记及他杂著，合二百三十四卷”，(43)经学则自《易》、《书》、《诗》、《礼》、《春秋》，至《论语》、《孟子》、《孝经》、《大学》、《中庸》，以及音韵、乐律，无不涉猎，著述达五十余种、二百余卷之富。在此，仅以毛奇龄对《易经》和《周礼》的研究为例，考察其对当时学术转变的影响。
清代初年，随着学风逐渐由空返实，经学复兴，学者纷纷抛弃理学，回归原典。然而，儒家经籍经过两千多年的流传，不仅其本身篇章错乱、字句讹舛之处所在多有，而且后人的附会、伪托亦不一而足，严重淆乱了经书的原貌。因此，清初学者回归原典的首要工作，就是辨伪考证，力求恢复其本来面目。诸如对《周易》、《尚书》、《诗经》、《周礼》、《大学》、《中庸》等经籍，陈确、黄宗羲、黄宗炎、朱彝尊、万斯大、胡渭、阎若璩、姚际恒等诸多学者，都曾分别作过辨伪考证、廓清讹误的工作。而在清初群经辨伪的潮流中，毛奇龄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研究《易经》，尤为致力于驳正宋儒图、书之说，廓清宋明以来种种谬误曲解。《易经》本为古代儒家重要典籍之一，相传为伏羲、文王、周公、孔子所作，因而位居六经之首，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自汉以来，疏解繁多。五代宋初，有华山道士陈抟者，始臆造出由黑白点子排列组成的河图、洛书，据此说《易》并传授其徒。此后，或许是为了强化儒学的哲学思辨，以弥补儒家宇宙论的不足，并与佛老思想相抗衡，邵雍、周敦颐、程颢、程颐等理学家都接受了陈抟的说法，辗转传授增益，附会出《河图》、《洛书》、《先天图》、《后天图》、《太极图》等凡九种。至朱熹作《易本义》、《易学启蒙》二书，即以九图冠其卷首，并据此推阐《易》理，解释宇宙万物化生之义。自此而后，图、书之说便随着理学的盛行而流传了几百年。当然，宋代以降，历代都有学者对这些图、书的来历以及图、书本身的真伪提出怀疑。清初黄宗羲著《易学象数论》，首开考辨《易》图之风，稍后，黄宗炎作《图书辨惑》，朱彝尊撰《太极图授受考》，均从不同角度，力斥图、书之非。毛奇龄与之并起，详加考辨。他说，先秦至两汉的典籍，如《易大传》、《尚书》、《论语》、《竹书纪年》、《帝王世纪》等，均未述及《河图》，汉唐学者，上自施雠、孟喜、梁丘贺、京房、费直、马融、郑玄、虞翻、荀爽各家，下至陆德明、孔颖达、李鼎祚诸人，也都未见《河图》、《洛书》。“乃赵宋之世，当太平兴国之年，忽有华山道士陈抟者，骤出《河图》、《洛书》，并《先天图》、古《易》以示世，称为三宝，并不言授自何人，得自何处，传自何家，出自何书之中，嬗自何方术技士之手。当时见之者亦未之信，惟游其门者，有种放、李溉二人，深契其说。而放受《先天》四图，溉受《图》、《书》，各得一宝。溉传许坚，坚传范谔昌，谔昌传刘牧，至牧而其说始行于时。于是庆历前后士子说《易》者始言图、书。”然而所言各异，有以四十五数者为《洛书》，五十五数者为《河图》，亦有颠倒相反者。毛奇龄批评说：“夫《图》、《书》非他，神圣之事也。岂有神圣之事而一人授之，一二人受之，授者无凭，受之者无据，而或四或五，或方或圆，或羲或禹，或卦或范，彼此可以争，先后可以易，一室两家，茫无定准，其为不足道亦可见矣。”(44)为揭穿华山道士臆造《河图》、《洛书》的依据，毛奇龄进一步追根溯源，指出《河图》系据《系辞传》“大衍之数”郑玄的注解推衍而来，《洛书》则取自纬书《乾凿度》中的“太乙下九宫法”。至于所谓的《太极图》，一源于道家《上方大洞真元妙经》里的“太极先天之图”，而后者又出自魏伯阳《参同契》中的“水火匡廓”和“三五至精”二图；另一来源则是佛教《圭峰禅源诠集》中的“十重图”。毛奇龄总结说：“是抟所为图，一本于道藏《真元品》，一本于《圭峰禅源诠集》，而总出于《参同契》。是真赃实据，凿凿要领”，(45)不可动摇。可以说，毛奇龄对图、书的考辨，与清初黄宗羲、黄宗炎、朱彝尊诸学者的考证辨伪互相发明，基本上揭穿了华山道士作伪的真面目以及图、书本身的渊源所自，为其后继起的学者进一步详加辨析，并最终使图、书之伪成为定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所谓“排击异学，殊有功于经义”，(46)当为定评。
摧陷廓清而外，毛奇龄还通过对《易经》的湛深研究，建立了自己的《易》学体系。他认为《易经》一书，实赅五义，即变易、交易、反易、对易、移易。其中变易、交易为伏羲之易，反易、对易、移易则为文王、周公之易。学者但知前者，不知后者，实未解《易经》“三古不传之蕴”。他说：“《易》有五易，世第知两易，而不知三易，故但可言《易》，而不可以言《周易》。夫所谓两易者何也？一曰变易，谓阳变阴，阴变阳也；一曰交易，谓阴交乎阳，阳交乎阴也。此两易者，前儒能言之，然此只伏羲氏之《易》也。是何也？则以画卦用变易，重卦用交易也。画卦、重卦，伏羲之事也。若夫三易，则一曰反易，谓相其顺逆，审其向背而反见之；一曰对易，谓比其阴阳，絜其刚柔而对观之；一曰移易，谓审其分聚，计其往来，而推移而上下之。此三易者，自汉魏迄今，多未之著，而《周易》之所为《易》，实本诸此。是何也？则以序卦用反易，分经用对易，演易系词用移易也。夫序卦分经者，文王之为《易》也，演易系词者，则亦文王之为《易》，而或云周公之为《易》也。夫文王、周公之为《易》，则正《周易》也，今既说《周易》，而曾不知周之为《易》也，而可乎？”(47)因此，毛奇龄据此五易之法，“旁搜两汉焦、京以后七十六家之学，片番只字，钩稽无剩，以致旁通、卦变、卦综、相生诸法，并皆罗缕而祛别之。三圣之秘，发挥备尽。著为《仲氏易》三十卷、《推易始末》四卷”，(48)在清初的《易》学研究中自成体系，独树一帜。当时及后世的学者评论其“《易》义一复汉、魏、隋、唐诸旧儒推《易》之法，以会之三圣之意，使三圣合一，无所谓羲有羲《易》，文有文《易》之谬说”，(49)“虽不勉牵合附会，以词求胜之失，而大致引据古人，终不同于冥心臆测者也。”(50)
在对《周礼》的研究中，毛奇龄同样致力于弄清其书“庐山真面目”。《周礼》又名《周官》，始见于《史记》、《汉书》之记载，其来历则说法不一，或云出自山岩屋壁，或云汉武帝时孔安国所献，或云河间献王得自民人李氏。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奉诏校理秘书，始将其著录于《别录》、《七略》，推之为“周公致太平之迹，迹具在斯”。王莽时立《周官》博士。其后，杜子春、郑兴、郑众、贾逵、马融等学者皆传其书，郑玄亦“遍览群经，知《周礼》者，乃周公致太平之迹”，于是“括囊大典，网罗众家”，为之作注，“是以《周礼》大行”。(51)但由于《周礼》一书来历不明，内容繁杂，故而时人已有不同看法，后世学者更是争论不休，誉之者认为系周公所作，所载乃周家制度，毁之者则目为“末世渎乱不验之书”，或“六国阴谋之书”，(52)斥为刘歆伪作。清代初年，学者大多持否定态度。姚际恒作《伪周礼论注》，“直绍述宋儒所言，以为刘歆作”。(53)万斯大作《周官辨非》，亦斥其非周公之书，所载“多自相谬戾，弊害丛生，不可一日行于天下”。(54)对此，毛奇龄明确指出，《周礼》非刘歆伪作。他列举《史记》、《汉书》的有关记载，证明汉武帝时已有是书，其出处踪迹历历可寻，非刘歆所能作伪者。毛奇龄认为，《周礼》既非刘歆伪作，亦非周公所作，而出自周末秦初儒者之手。他说：“《周礼》自非圣经，不特非周公所作，且并非孔孟以前之书，此与《仪礼》、《礼记》皆同时杂出于周秦之间，此在稍有识者皆能言之。若实指某作则自作诬妄，又何足以论此书矣。”(55)在毛奇龄看来，论证《周礼》不出自周公，非但不影响其书本身的价值，反而可以平息许多不必要的争辩，使得学者能以平和的态度去探讨研究有关问题。他说：“今天下攻《周礼》者众，总只‘周公之书’四字害之。周秦以前，并无周公作《周礼》、《仪礼》一语见于群书，亦并无周秦以前群书若孔、孟、老、荀、列、墨、管、韩诸百家及《礼记》、《大学》、《中庸》、《坊记》、《表记》、《孝经》所引经有《仪礼》、《周礼》一字一句，则周公不作此书明矣。《周礼》非周公作，何害？《大学》、《中庸》，不知何人作，其为经自在也。必欲争《周礼》为周公作，《大学》孔子作，则无据之言，人将无据以争之，事大坏矣。天下是非，原有一定，《周礼》惟非周公作，非圣经。然周人所言《周礼》，即周之礼也，其中虽有与《春秋》诸礼不甚相合，然亦周礼也。如《公羊》言礼，全与《左氏》、《策书》不相合，然亦周人之书也。况周礼全亡，所藉此一书，稍为周备，可为言礼考据，若又排击之，则无书矣。如此说《周礼》方是妥当。”(56)不仅《周礼》如此，《仪礼》、《礼记》二经亦同，毛奇龄强调说：“若夫《周礼》一书出自战国，断断非周公所作，予岂不晓。然周制全亡，所赖以略见大意，只此《周礼》、《仪礼》、《礼记》三经，以其所记者，虽不无参臆，而其为周制则尚居十七。此在有心古学者方护卫不暇，而欲迸绝之，则饩羊尽亡矣。”(57)这一看法，是颇有见地的。本来，自汉代开始，对《周礼》一书或誉或贬，已有不同看法。其中，疑其非周公所作，推测其为“战国阴谋之书”，或“六国纵横家之言”者，历代皆有学者言及，宋人尤甚。但他们几乎都未能走出这一误区：推为周公所作者，皆认为所载乃周家制度、圣人之法；指为刘歆伪作或秦汉人所作者，则认为所载皆不可信，甚而斥为“大乱之道”。毛奇龄在论证《周礼》一书“出自周末秦初儒者之手”的同时，能够跳出以往学者非褒即贬的藩篱，比较客观地肯定《周礼》一书的历史价值，不能不说是难能可贵的。当然，毛奇龄并未意识到《周礼》一书更多地反映了作者理想中的政治制度，因而多旁征博引，力辨为周家制度，不免有可议之处，但他对《周礼》以及相关的《仪礼》、《礼记》三书的看法，仍大体是正确的。后世学者评论说：“毛氏以《周官》为战国时书，不信为周公所作，又力辨非刘歆之伪，而谓周制全亡，赖有《周礼》、《仪礼》、《礼记》三经，有心古学，宜加护卫，最为持平之论。”(58)
他如考证《子贡诗传》、《申培诗说》均系明人伪作，其内容多袭宋儒之说，而与史实不合；分析《春秋》门类而该以义例，一反宋胡安国《春秋传》之深文，所论“皆有征据”，“多不失平允之意”；(59)精研四书，或辨正《大学》文本，论其“无古文今文之殊，其所传文，亦无石经本、注疏本之异”，(60)抨击宋儒随意割裂改易经文之谬；或考释《论语》、《孟子》、《中庸》，于攻驳朱注，批评理学而外，对其文字训诂、典制名物颇有发明，多为后世学者所采用。凡此种种，均辨伪考证，致力于恢复儒家经典的本来面目，在清初的学术界开一时风气，并为其后汉学的兴起，起到了创辟榛莽，前趋先路的作用。后世学者谓“奇龄著述时有可疵，然不失依据，后起者皆用其法，崇尚汉学，不敢以空言说经，则奇龄为有功于经义矣”，(61)是有一定道理的。
（五）
但是，毛奇龄毕竟是处在明末清初学术转型阶段的学者。当他冲出理学营垒，致力于廓清迷雾，开启新的学术领域和治学途径之时，仍然不可避免地带有旧有学风的痕迹，其经学研究粗疏错讹、卤莽灭裂之处，所在多有。全祖望曾严厉地批评毛奇龄经学著述的诸多错误：“有造为典故以欺人者，有造为师承以示人有本者，有前人之误已经辨正，而尚袭其误而不知者，有信口臆说者，有不考古而妄言者，有前人之言本有出，而妄斥为无稽者，有因一言之误而诬其终身者，有贸然引证而不知其非者，有改古书以就已者。”(62)全氏的指责或许不无过当之处，但却确实抓住了毛奇龄经学研究存在的问题。
如果说，在学术转型阶段旧有学风的痕迹尚不可避免，那么，学者自身的个性为人和治学品格，则足以影响其学术成就和地位。对毛奇龄而言，后者恰恰是他的弱点所在。本来，毛奇龄才思敏捷，学识广博，在经学、史学、文学各方面均有成就，也颇得当时学界人士推重。但他却俨然以“大儒”自命，以“真读书人”自居，恃才傲物，目空一切，无论前人时贤，往往纵横驳辩，肆意排击。所著《经问》一书，讲论经义，于他人之说多所驳难，但却“多隐其名，而指名而攻者，惟顾炎武、阎若璩、胡渭三人。以三人皆博学重望，足以攻击，而余子则不足齿录”。(63)“若其人非雅士，便掷其书不观，不屑更置一词”。(64)不仅如此，毛奇龄还好为标新立异，负气求胜，“凡他人所已言者，必力反其词”。(65)阎若璩作《尚书古文疏证》，从该书渊源、传授、篇数、篇名、史实、文体、典制、地理、历法以及音韵、训诂等方面，考证出《古文尚书》及孔安国传是后世的伪作，“祛千古之大疑”，受到当时学术界的普遍重视和肯定。毛奇龄却执意与之为难，打着“卫经”的旗号，撰《古文尚书冤词》一书，“百计相轧”，试图翻案，最终仍无法以强词夺正理。当然，由于毛书先出，他对阎书的一些批评指责不无合理之处，其后阎若璩即据此对己作多所删改，因此，毛奇龄之于阎若璩，实际上起到了学术诤友的作用，从另一方面促进了考辨工作的进一步深入，这一点也是应当予以肯定的。全祖望说：“奇龄之才要非流辈所及，使其平心易气以立言，其足以羽翼儒苑无疑，”(66)决非无稽之言。
综而论之，毛奇龄是清末清初学术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个颇具代表性的人物。他反程朱，反理学，加速了宋明理学的衰亡；他辨正伪书，廓清迷雾，反映了清初学术界普遍回归经学原典的趋势；他博通群经，注重考据，提倡新的治经方法，为后世学者开启了新的学术领域和治学途径。但他又恃才傲物，争强好胜，宽于己而刻于人，其经学研究颇多粗疏讹误之处，因而不免招致物议。时人对其已颇有看法，后世学者更是毁誉不一，汉学家亦不以其为正宗。全祖望即对毛奇龄道德操守、立身大节，以及学术文章多所指责。江藩作《汉学师承记》，于毛奇龄亦摒弃不录。但平心而论，毛奇龄在明末清初学术史上的地位是应当予以肯定的。所谓“善论人者，略其短而著其功，表其长而正其误”，清代一些有识见的学者已然看到这一点。诚如阮元所言：“有明三百年，以时文相尚，其弊庸陋谫
，至有不能举经史名目者。国朝经学盛兴，检讨（毛奇龄）首出于东林、蕺山空文讲学之余，以经学自任，大声疾呼，而一时之实学顿起。当是时，充宗（万斯大）起于浙东，胐明（胡渭）起于浙西，宁人（顾炎武）、百诗（阎若璩）起于江淮之间，检讨以博辨之才，睥眤一切，论不相下而道实相成。迄今学者日益昌明，大江南北著书授徒之家数十，视检讨而精核者固多，谓非检讨开始之功则不可。检讨推溯《太极》、《河》、《洛》在胡胐明之先，发明荀、虞、干侯之《易》在惠定宇（栋）之先，于《诗》驳申氏（培）之伪，于《春秋》指胡氏（安国）之偏，三《礼》、《四书》所辨正尤博。至于古文诗词，后人得其一已足以自立于千古，而检讨犹不欲以留于世，则其长固不可以一端尽矣。”(67)
注释：
① 关于毛奇龄卒年的确定，参见陈祖武《清初学术思辨录》第28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② ③ (21) 毛奇龄：《西河合集·自为墓志铭》。
④ 《国朝耆献类征》卷一一九，郑方坤撰《小传》。
⑤ (61) (64) 钱林：《文献征存录》卷一。
⑥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⑦ (19) (62) (66) 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一二，《萧山毛检讨别传》。
⑧ 邵廷采：《思复堂文集》卷三，《东池董无休先生传》。
⑨ 《思复堂文集》卷七，《谒毛西河先生书》。
⑩ (12) 《西河合集·折客辨学文》。
(11) 《思复堂文集》卷七，《候毛西河先生书》。
(13) 《西河合集·圣门释非录》卷四。
(14) 《西河合集·辨圣学非道学文》。
(15) (17) 《西河合集·圣门释非录》卷一。
(18) 《四书改错》卷一。
(20) 凌廷堪：《校礼堂文集》卷二五，《与阮中丞论克己书》。
(22) (26) (33) (36) (40) 《西河合集·经义考序》。
(23) (24) (27) (41) 《西河合集·孝经问》。
(25) (60) 《西河合集·大学证文》卷首。
(28) 《西河合集·大学证文》卷四。
(29) 《西河合集·圣门释非录》卷一引颜元语。
(30) 《西河合集·与朱鹿田孝廉论论孟书》。
(31) 《西河合集·复章泰占质经问书》。
(32) 《西河合集·大学问》。
(34) (35) 《西河合集·四书剩言》卷四。
(37) 《西河合集·经问》卷四。
(38) 《西河合集·论语稽求篇》。
(39) (48) 《西河合集·西河经集凡例》。
(42) 《西河合集·经问》卷一四。
(43) 《清史列传》卷六八。
(44) 《西河合集·河图洛书原舛篇》。
(45) 《西河合集·复冯山公论太极图说、古文尚书冤词书》。
(46) 《四库全书总目》卷九。
(47) 《西河合集·仲氏易》卷一。
(49) 李塨：《西河合集总序》，载《西河合集》卷首。
(50) 《四库全书总目》卷六。
(51) (52) 贾公彦：《序周礼废兴》，载《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卷首。
(53) (56) 《西河合集·与李恕谷论周礼书》。
(54) 《周官辨非》卷一。
(55) (57) 《西河合集·周礼问》卷一。
(58) 皮锡瑞：《经学通论》三，《论周官当从何休之说出于六国时人非必出于周公亦非刘歆伪作》。
(59) 《四库全书总目》卷二九。
(63) 《四库全书总目》卷三三。
(65)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二。
(67) 阮元：《揅经室二集》卷七，《毛西河检讨全集后序》。案：据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此文系焦循代笔，收入《邧斋丛书·里堂先生逸文》中《见中华书局1986年版，上册第236页）。但无疑反映了阮元等学者的看法。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1997年02期
【原文出处】《清史研究》(京)1996年04期第1-10页
明末清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动荡、大变化的特殊历史时期。伴随明王朝江山的倾覆和清统治政权的建立，当时的学术思想界进行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深刻反省。许多经历了“神州荡覆，宗社丘墟”这一血与火洗礼的思想家、学者，在痛定思痛的同时，不约而同地把批判的锋芒指向明末空疏的学风乃至数百年来占据思想界统治地位的理学。他们强调经世致用，注重解决现实社会问题，大力倡导读书，致力于开启新的治学途径和研究领域。风气所趋，不仅形成了明末清初具有批判和求实精神的崭新学风，而且最终促成了由宋明理学到清代汉学的转变。而在明末清初学风嬗变的过程中，毛奇龄起了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
（一）
毛奇龄（1623—1713年）[①]，字大可，又字初晴、秋晴，一名甡，字齐于，浙江萧山人，学者称西河先生。
毛奇龄出生于明末官宦之家，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他生性颖悟，幼年入学，试常第一，与其兄万龄皆有名一时，人称小毛生。崇祯十七年（1644年），腐朽的明朝政权在农民起义的烈焰中覆亡，江南江北各地，到处人心惶惶，民不聊生。毛奇龄虽然痛惜于大明江山的倾覆，然而却无力回天，面对动荡混乱的社会现实，他采取了消极的避世态度，与同县包秉德、沈禹锡、蔡用光诸人藏匿于南山土屋中，“聚南、北、唐、五代、辽、金、元史暨诸书其中，纵观之。”[②]顺治二年（1645年），清军下江南，江浙一带士民纷起抗清。族人毛有伦率军屯西陵，拥戴鲁王政权，檄召毛奇龄，欲授官职。毛奇龄“觇诸军所为不道，不足与计事，且天命已有在，匿不复出。”[③]不久，福州唐王政权建立，友人邀其前往投奔。毛奇龄再辞不赴，独自“亡走山寺”，髡首衣缁，藏匿坑中。其后又躲过清军屠杀，辗转回到萧山故里。
当时，清政权刚刚建立，民族矛盾还十分尖锐，江南地区的汉族知识分子，大多怀抱故国之思，或退隐林泉，或弃官归里，纷纷结社讲学，议论时政，品评人物。毛奇龄也参与了这些活动。但由于他“负才纵横”，早年即“好臧否人物，意稍不和，即不稍假颜色，人皆恨切齿”，[④]不久就因事得罪，遭人陷害，不得不改换名字，亡走他方。十余年间，先后游历江淮、山东、湖北、河南各地，“虽转徙落魄，而不忘其意趣所寄”，[⑤]所到之处，或拜师交友，或读书论学，或吟诗作文，先后得以结识阎若璩、姚际恒、朱彝尊、施闰章等著名学者、文人，并开始从事“考索经史”之学。
康熙十七年（1678年），清政府为了笼络汉族知识分子，巩固其政权统治，特开博学鸿儒制科，诏令各地荐举遗逸，搜访人才。毛奇龄被荐至京，试列上等，授职翰林院检讨，与同时被荐取中的五十名翰林一道，入馆纂修《明史》。在馆七年间，毛奇龄负责撰写弘治、正德两朝纪传以及《盗贼》、《土司》、《后妃》各大传，他博采群书，详核史料，先后起草二百余篇，受到同馆称许。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毛奇龄因事告归，后又称病不出，僦居杭州，日以著述授徒为业。但他一直念念不忘皇帝的恩宠，康熙帝于二十八年（1689年）、三十八年（1699）第二及第三次南巡时，毛奇龄不顾衰病之躯，先后两次赶赴行宫，又是迎驾，又是献书，受到皇帝奖劳。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毛奇龄在留下了数量可观的著述之后辞世，终年91岁。
（二）
明末清初，是学风由空转实的重要时期，也是由宋明理学过渡到乾嘉汉学的中间环节。置身于社会变革和学风变化的历史环境中，许多学者不同程度地冲出理学营垒，或为本学派补偏救弊，或与心学乃至理学彻底决裂。在整个学术思想界不约而同对理学进行清理批判的历史潮流中，毛奇龄无疑是一员“陷阵之猛将”。[⑥]
本来，就学术分野而言，应该说，毛奇龄属于王学派别。早在明代末年，毛奇龄尚为诸生，即欲聆刘宗周蕺山讲席。明亡后，毛奇龄于颠沛流离间结识施闰章等文人学士，“始得闻讲学之说”。[⑦]康熙初年，刘宗周高足张奠夫、徐泽蕴、赵禹功诸学者重开证人讲会，“敷扬程、朱、王、刘家法”。毛奇龄与黄宗羲、黄宗炎等著名学者“皆挈其弟子，自远而至”，“会者近千人”。[⑧]毛奇龄于座中“抗言高论，出入百子，融贯诸儒”，不遗余力地“推崇阳明，排斥异义”，以至“后进之士倚一言为泰山、北斗”。[⑨]
在心物之辨等哲学基本问题上，毛奇龄也极力维护、推阐阳明之说，以为“阳明谓事物在心上求，则有事物，而子必谓心当在事物上求，则不惟无心，并无事物。何则？心能有事物，事物不能有心也。”亦即“事物在心上求，则有心有事物，万物皆备，即反身而已，得之孟子之言也。若在事物上求，则天下事物必不能求，而此心已先失之矣。”[⑩]这实际上仍然是阳明“心外无物”、“心外无理”之说的发挥，故当时学者盛称其于心学“直标宗旨，即今无第二人。”(11)
但是，在明末清初学术界风气转换的历史潮流中，毛奇龄与当时冲出理学营垒的诸多学者同样，对本学派作了不同程度的修正。如知行问题，阳明心学主张知行合一，实际上是以知代行。毛奇龄虽然也强调知行合一，但却基本摆脱了以知代行的偏颇。他认为，知行合一“有二说”，其一谓言知已包括行。他引孟子之言说：“孟子曰：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孩提知爱亲，无所谓行也，然而行矣；且孩提之爱亲，无所谓知也，然而知矣。故孟子前说知能，此只说知，以知能合一也。”其二则为即知即行。所谓“知是理必行是理，知是事必行是事。此即紫阳注《中庸》所云，知所以知此也，行所以体此也，知在此，行即在此，凡所知所行当在一处，亦谓之合一。”可见，毛奇龄始终把“行”放在与“知”同等重要的位置，并且强调：“知贵乎行，儒者空讲理学，有知无行。”(12)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王学的轨道，而走向注重事功，强调实行的实学一途，诚如毛奇龄所言：“重事功，尚用世，以民物为怀，以家、国、天下为己任，圣学在此，圣道亦在此。”(13)
然而，毛奇龄对明末清初学术潮流转换的影响，并不在于他对王学的修正和改造，而在于他对理学，特别是对其代表人物朱熹的激烈批评和彻底清算。毛奇龄首先为“圣学”亦即儒学正名，指出“圣学”与理学家自诩的“道学”判然两途，所谓“道学”者，“本于老氏”，源于道教，实“道家之学”而已。他说：“圣学不明久矣。圣以道为学，而学进于道，然不名道学。凡道、学两字，六经皆分见之，即或并见，亦只称学道，而不称道学。如所云：君子学道，小人学道。盖以学该道，而不以道该学。其在《论语》，则曰：君子学以致其道。而在《学记》则曰：人不学不知道。如是而已。惟道家者说，自鬻子、老子而下，凡书七十八部，合三百二十五卷。虽传布在世，而官不立学，不能群萃州处，朝夕肄业，以成其学事，只私相授受以阴行其教，谓之道学。道学者，虽曰以道为学，实道家之学也。……逮至北宋，而陈抟以华山道士自号希夷，与种放、李溉辈张大其学，竟搜道书《无极尊经》及张角《九宫》，倡太极、河洛诸教，作《道学纲宗》，而周敦颐、邵雍与程颢兄弟师之，遂篡道教于儒书之间。至南宋，朱熹直丐史官洪迈，为陈抟特立一名臣大传。而周、程、朱子，则又倡道学总传于《宋史》中，使道学变作儒学。凡南宋儒人皆以得附希夷道学为幸。……是道学本道家学，两汉始之，历代因之，至华山而张大之，而宋人则又死心塌地以依归之，其为非圣学，断断如也。”毛奇龄还进一步指出：“圣学之中原该道学，初学圣人只谓之学，学圣既成，即谓之道。学者道之始，道者学之终。既非两途，又非两事，且并无两功夫。第从事于此，而学在是，道即在是焉。是以圣学、圣道只在忠恕，虽子告子贡，多学一贯，只是学字；惟告曾子，吾道一贯，则全现道字。然而道在忠恕，学亦在忠恕。忠者，中也，执道心以去人心。恕者，推也，去人心以推道心。此本尧、舜、禹、汤相传之道”，“是道全藉乎学，而忠又全藉乎恕，道学忠恕总是一贯。”而“道学则不然。并一道家，而各立名目。其在北宋，曰主静，清净教也；曰立极，无极之宗也；曰涵养用敬，则养以毓其气，敬以定其神，葆秘之事也。世无审动静，探主宰，且葆秘神气，而可云行圣学入圣道者。至南宋，云格物穷理，则又窃儒书名目以阴抒其万物之奥、圣人至赜之道教，其并非儒学早已显著。”(14)
在否定道学的同时，毛奇龄把批评的矛头直接指向朱熹。他驳斥朱熹的理说，谓“朱子谓天即是理，可以破千古之谬，补圣言之所不及。则理生德于予，理将以夫子为木铎，知我者其理乎，理丧予，理厌之，可通乎？理未欲平治天下，吾之不遇鲁侯理也，其子贤不肖皆理也，可通乎？此必不可通者。”(15)对朱熹等理学家倡导的理欲观，毛奇龄也深致不满，认为儒学只分“善恶”，不讲“理欲”。他说：“春秋以前，自尧、舜、禹、汤至夫子口中，并无有言理欲者，”(16)“圣学所分只是善恶，并无理欲对待语，理欲对待起于《乐记》，为西汉儒人之言，前古无是也。”(17)对元明以来一直悬为令甲的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毛奇龄更是予以猛烈抨击。他先后撰《论语稽求篇》、《大学证文》、《中庸说》、《四书剩言》、《圣门释非录》等著述，攻击朱熹臆改经文，擅解经义等种种谬妄，至晚年更集其平生讲《四书》诸书，撰为《四书改错》，斥责“《四书》无一不错。……然且日读《四书》，日读《四书注》，而其就注义以作八比，又无一不错。人错、天类错、地类错、物类错、官师错、朝庙错、邑里错、宫室错、器用错、衣服错、饮食错、井田错、学校错、郊社错、帝尝错、丧祭错、礼乐错、刑政错、典制错、故事错、记述错、章节错、句读错、引书错、据书错、改经错、改注错、添补经文错、自造典礼错、小诂大诂错、抄变词例错、贬抑圣门错。真所谓聚九州四海之铁，铸不成此错矣。”(18)如此激烈、大胆的言论，在明末清初学术界普遍批评理学的潮流中，可以说起到了振聋发聩、推波助澜的作用。全祖望称毛奇龄“所最切齿者为宋人，宋人之中所最切齿者为朱子。其实朱子亦未尝无可议，而西河则狂号怒骂，惟恐不竭其力，如市井无赖之叫嚣者，一时骇之。”(19)虽然全祖望对毛奇龄不无微词，但亦可窥见毛奇龄反程朱、反理学的言论在清初学界的影响。凌廷堪称其书“如医家之大黄，实有立起沉疴之效，为斯世不可无者”，(20)实非虚语。
（三）
在修正心学，批评理学的同时，毛奇龄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经学观以及经学研究的方法，并对明末清初学术潮流的转换产生了较大影响。在毛奇龄看来，儒家经籍经过二千多年的流传，至明末清初已皆“晦蚀”，而以“《易》、《春秋》为尤甚”。(21)毛奇龄认为，造成“六籍皆晦蚀”的原因，首先在于宋儒疑经、删经、改经，甚至毁经的习气。他批评说，宋儒“有疑《文言》非《十翼》文者，有疑《顾命》非周公所制《礼》者，有疑《春秋传》非左丘氏书，有疑《孝经》为六代后增改，非七十子所旧传者。而至于《士礼》则废之，《周官》经则明斥之，《王制》、《月令》、《明堂位》诸篇则直祛之、绌之。然且有误读《隋书经籍志》，而谓《尚书》为伪书，误读刘歆《让博士书》，而谓今所传《国风》为伪诗者。是无经也，无经安得有义？”(22)对宋儒删经、改经以至毁经的作法，毛奇龄更是深恶痛绝，认为“宋儒学问，专以非圣毁经为能事，即夫子手著《春秋》、《易大传》，亦尚有訾聱之不已者，何况《孝经》！故凡斥《尚书》，摈《国风》，改《大学》，删《孝经》，全无顾忌。此固不足据也。”(23)特别是朱熹，“于《大学》，于《孝经》，于《仪礼》、《周礼》、《礼记》则直取而分之”，而且“不止分之，直取而删之、改之、移易之，注经者当如是乎？”(24)毛奇龄以《大学》为例，抨击了朱熹及其宋学家擅改经文的危害。他说：“河南二程氏并读《大学》，疑其引经处参错不一，因各为移易，实未尝分经别传，指为谁作，且变置其文而加以增补。而朱氏元晦乃复为之割之、析之，迁徙颠倒，确然指定为谁经谁传，孰言孰意，孰衍当去，孰阙当补，而且推本师承，以为皆程子之所为。……而元明两代，则直主朱子改本而用以取士，且复勒之令甲，敕使共遵，一如汉代今学之所为设科射策劝以利禄者。而于是朱子有《大学》，五经无《大学》矣。……夫只一改经，而相沿祸烈至于如此，此不可不为之辨也。”(25)针对宋儒随意疑经改经，以至造成但有“宋儒之书”，而无“夫子之书”的状况，毛奇龄毅然以“卫圣匡经”自任，以“经世大业”自勉，多次“大声疾呼以救经，并救经义。”(26)为此，他极力主张恢复、保持经籍原貌，杜绝删改恶习。因为经藉作为历史文献，无论“删是亦是，删非亦非”，“盖所改虽尽善，犹启末流轻肆自大之弊，况未必尽善乎？”(27)若“儒者以解经之故，而至于改经，以改经之故，而至于改字”，则极易造成经书乃至小学“与之俱亡”的恶果，“著书者不可不慎也。”(28)
除宋儒任意删经、改经造成经籍沦丧而外，毛奇龄认为，后世经说的误解或不解，甚而“悖经”、“祸经”，也是导致“六籍晦蚀”的重要原因。所谓“圣学之亡，亡于儒说，非虚语也。”(29)他评论历代经说，“谓自汉迄今，从来误解者十居其九；自汉迄今，从来不解者十居其一。”(30)就连历代大儒及其经说，毛奇龄也多否少可。他说：“能通一经而称为儒，博通群经而称为大儒，则自汉迄今，惟西汉有孔安国、刘向，东汉有郑玄，魏有王肃，晋有杜预，唐有贾公彦、孔颖达，合七人。而他如赵岐、包咸、何休、范宁之徒，皆无预焉。即或博综典籍，胸有筐箧，如吴之韦昭，晋之郭璞，唐之李善、颜师古，宋之马端临、王应麟辈，并于经学无所预。降此而元明，则响绝矣。然且天生此七人，而六经得失尚未参半，《诗》、《书》得者十之五，三《礼》得者十之六，《左传》得者十之八，而《易》，而《春秋》，而《乐》，而《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则全无得焉。”(31)历代经说之所以多误解或不解经义，毛奇龄进一步分析了其中的原因。在他看来，“汉儒解经，惟过于求据，故反有失经义处。此正求据而失之者也。”(32)宋儒则恰恰相反，“第先立一义，而使诸经之为说者悉以就义，合则是，不合则非。是虽名为经义，而不以经为义。”(33)正是这种“六经注我”的解经方法，使得宋儒往往随意添设字句以成己意，或轻易扫灭前贤以伸己说，从而误解或曲解经义，造成“祸经”的严重后果。毛奇龄抨击说，朱熹“《集注》于诸贤所言，必尽情吹索，一概扫灭，自有子孝弟，子夏贤贤以后，并无一许可者。即夫子所言亦必藉其补救，以正阙失。岂儒者所学，原与夫子一门有异同与？抑亦儒者神圣，直接尧、舜、禹、汤，而于夫子以下多未当与？”(34)对宋儒解经随意添设字句之处，毛奇龄也多所指责。如解《论语》，“文犹质也。必添曰：文之不可去，犹质之不可独存也。质犹文也。必添曰：质之不独存，犹文之不可偏去也。且又必添曰：若欲尽去其文，而仅存其质。然后接下句。”“唐虞之际，于斯为盛”一段亦如此，“谓唐虞才盛于周，然于‘有妇人焉’二句，决接不下。必须添‘降而夏商，皆不能及’二句，然后可接。”毛奇龄于此“辄大愤懑，天下有圣贤措词如是阙落，必需在傍者添唇补舌而后能达意，岂可为训！”(35)
为了避免前代经说误解或不解经义的弊病，真正达到“儒者说经，本欲卫经，使圣贤言语了然，作斯世法式”的目的，毛奇龄提出了新的解经方法，这就是“以经解经”，兼及诸子百家及后儒经说。他说：“予之为经，必以经解经，而不自为说。苟说经，而坐与经忤，则虽合汉、唐、宋诸儒，并为其说，而予所不许。是必以此经质彼经而两无可解，夫然后旁及儒说。”(36)亦即说经必“以经证经，不得已而及传，又不得已而后及诸子百氏，以至汉后儒说之说经者。”(37)针对宋儒随意添设字句，曲解经义以就己说的做法，毛奇龄特别强调：“解经最患添设，圣人语言不容搀和，少加搀和，便是变乱。此不可不慎者。”(38)为了能够正确阐释经义，不至曲解先圣先贤，毛奇龄还制定了详细的规条，诸如勿杜撰，勿武断，勿误作解说，勿误章句，勿误说人伦序，勿因经误以误经，勿自误误经，勿因人之误以误经，勿改经以误经，勿诬经，勿借经，勿自造经，勿以误解经之故而复回护以害经，勿依违附经，勿自执一理以绳经，勿说一经碍一经等，(39)凡十六条，以为解经、说经者戒。不难看出，毛奇龄的经学主张，大多针对理学的空疏学风而发，而与其后继起的汉学途径相当接近，其积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值得注意的是，毛奇龄在推阐其治经方法时，已经汉宋并提，并在二者的对比中表现出明显的右汉左宋的倾向，尽管他本人否认这一点。在强调解经必“以经证经”，“夫然后旁及儒说”之时，毛奇龄明确指出：“然且儒说之中，汉取十三，宋取十一。”他认为，“此非右汉而左宋也。”而是因为“汉儒信经，必以经为义，凡所立说，惟恐其义之稍违乎经。而宋人则不然”，往往空凭胸臆，强就己说，“虽名为经义，而不以经为义”，(40)甚而“自矜所学直接尧舜，互相标榜”，于“先圣先贤恣情驳贬”。(41)二者相较，自然要“刻于宋而宽于汉”了。(42)可以说，毛奇龄的经学主张，对明末清初学术界由宋而汉的转变，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四）
明末清初，毛奇龄不仅以其反程朱、反理学的激烈言论和扫落宋明的经学主张名噪一时，而且以其广博的学术成就在当时的学术界占据一席之地。他博学多才，著述繁富，于经学、典制、史志、乐律、音韵、诗词等均有相当造诣，而尤“长于说经”。后人称其“淹贯群书，诗文皆推倒一世，而自负者在经学”。所撰文集“合诗、赋、序、记及他杂著，合二百三十四卷”，(43)经学则自《易》、《书》、《诗》、《礼》、《春秋》，至《论语》、《孟子》、《孝经》、《大学》、《中庸》，以及音韵、乐律，无不涉猎，著述达五十余种、二百余卷之富。在此，仅以毛奇龄对《易经》和《周礼》的研究为例，考察其对当时学术转变的影响。
清代初年，随着学风逐渐由空返实，经学复兴，学者纷纷抛弃理学，回归原典。然而，儒家经籍经过两千多年的流传，不仅其本身篇章错乱、字句讹舛之处所在多有，而且后人的附会、伪托亦不一而足，严重淆乱了经书的原貌。因此，清初学者回归原典的首要工作，就是辨伪考证，力求恢复其本来面目。诸如对《周易》、《尚书》、《诗经》、《周礼》、《大学》、《中庸》等经籍，陈确、黄宗羲、黄宗炎、朱彝尊、万斯大、胡渭、阎若璩、姚际恒等诸多学者，都曾分别作过辨伪考证、廓清讹误的工作。而在清初群经辨伪的潮流中，毛奇龄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研究《易经》，尤为致力于驳正宋儒图、书之说，廓清宋明以来种种谬误曲解。《易经》本为古代儒家重要典籍之一，相传为伏羲、文王、周公、孔子所作，因而位居六经之首，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自汉以来，疏解繁多。五代宋初，有华山道士陈抟者，始臆造出由黑白点子排列组成的河图、洛书，据此说《易》并传授其徒。此后，或许是为了强化儒学的哲学思辨，以弥补儒家宇宙论的不足，并与佛老思想相抗衡，邵雍、周敦颐、程颢、程颐等理学家都接受了陈抟的说法，辗转传授增益，附会出《河图》、《洛书》、《先天图》、《后天图》、《太极图》等凡九种。至朱熹作《易本义》、《易学启蒙》二书，即以九图冠其卷首，并据此推阐《易》理，解释宇宙万物化生之义。自此而后，图、书之说便随着理学的盛行而流传了几百年。当然，宋代以降，历代都有学者对这些图、书的来历以及图、书本身的真伪提出怀疑。清初黄宗羲著《易学象数论》，首开考辨《易》图之风，稍后，黄宗炎作《图书辨惑》，朱彝尊撰《太极图授受考》，均从不同角度，力斥图、书之非。毛奇龄与之并起，详加考辨。他说，先秦至两汉的典籍，如《易大传》、《尚书》、《论语》、《竹书纪年》、《帝王世纪》等，均未述及《河图》，汉唐学者，上自施雠、孟喜、梁丘贺、京房、费直、马融、郑玄、虞翻、荀爽各家，下至陆德明、孔颖达、李鼎祚诸人，也都未见《河图》、《洛书》。“乃赵宋之世，当太平兴国之年，忽有华山道士陈抟者，骤出《河图》、《洛书》，并《先天图》、古《易》以示世，称为三宝，并不言授自何人，得自何处，传自何家，出自何书之中，嬗自何方术技士之手。当时见之者亦未之信，惟游其门者，有种放、李溉二人，深契其说。而放受《先天》四图，溉受《图》、《书》，各得一宝。溉传许坚，坚传范谔昌，谔昌传刘牧，至牧而其说始行于时。于是庆历前后士子说《易》者始言图、书。”然而所言各异，有以四十五数者为《洛书》，五十五数者为《河图》，亦有颠倒相反者。毛奇龄批评说：“夫《图》、《书》非他，神圣之事也。岂有神圣之事而一人授之，一二人受之，授者无凭，受之者无据，而或四或五，或方或圆，或羲或禹，或卦或范，彼此可以争，先后可以易，一室两家，茫无定准，其为不足道亦可见矣。”(44)为揭穿华山道士臆造《河图》、《洛书》的依据，毛奇龄进一步追根溯源，指出《河图》系据《系辞传》“大衍之数”郑玄的注解推衍而来，《洛书》则取自纬书《乾凿度》中的“太乙下九宫法”。至于所谓的《太极图》，一源于道家《上方大洞真元妙经》里的“太极先天之图”，而后者又出自魏伯阳《参同契》中的“水火匡廓”和“三五至精”二图；另一来源则是佛教《圭峰禅源诠集》中的“十重图”。毛奇龄总结说：“是抟所为图，一本于道藏《真元品》，一本于《圭峰禅源诠集》，而总出于《参同契》。是真赃实据，凿凿要领”，(45)不可动摇。可以说，毛奇龄对图、书的考辨，与清初黄宗羲、黄宗炎、朱彝尊诸学者的考证辨伪互相发明，基本上揭穿了华山道士作伪的真面目以及图、书本身的渊源所自，为其后继起的学者进一步详加辨析，并最终使图、书之伪成为定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所谓“排击异学，殊有功于经义”，(46)当为定评。
摧陷廓清而外，毛奇龄还通过对《易经》的湛深研究，建立了自己的《易》学体系。他认为《易经》一书，实赅五义，即变易、交易、反易、对易、移易。其中变易、交易为伏羲之易，反易、对易、移易则为文王、周公之易。学者但知前者，不知后者，实未解《易经》“三古不传之蕴”。他说：“《易》有五易，世第知两易，而不知三易，故但可言《易》，而不可以言《周易》。夫所谓两易者何也？一曰变易，谓阳变阴，阴变阳也；一曰交易，谓阴交乎阳，阳交乎阴也。此两易者，前儒能言之，然此只伏羲氏之《易》也。是何也？则以画卦用变易，重卦用交易也。画卦、重卦，伏羲之事也。若夫三易，则一曰反易，谓相其顺逆，审其向背而反见之；一曰对易，谓比其阴阳，絜其刚柔而对观之；一曰移易，谓审其分聚，计其往来，而推移而上下之。此三易者，自汉魏迄今，多未之著，而《周易》之所为《易》，实本诸此。是何也？则以序卦用反易，分经用对易，演易系词用移易也。夫序卦分经者，文王之为《易》也，演易系词者，则亦文王之为《易》，而或云周公之为《易》也。夫文王、周公之为《易》，则正《周易》也，今既说《周易》，而曾不知周之为《易》也，而可乎？”(47)因此，毛奇龄据此五易之法，“旁搜两汉焦、京以后七十六家之学，片番只字，钩稽无剩，以致旁通、卦变、卦综、相生诸法，并皆罗缕而祛别之。三圣之秘，发挥备尽。著为《仲氏易》三十卷、《推易始末》四卷”，(48)在清初的《易》学研究中自成体系，独树一帜。当时及后世的学者评论其“《易》义一复汉、魏、隋、唐诸旧儒推《易》之法，以会之三圣之意，使三圣合一，无所谓羲有羲《易》，文有文《易》之谬说”，(49)“虽不勉牵合附会，以词求胜之失，而大致引据古人，终不同于冥心臆测者也。”(50)
在对《周礼》的研究中，毛奇龄同样致力于弄清其书“庐山真面目”。《周礼》又名《周官》，始见于《史记》、《汉书》之记载，其来历则说法不一，或云出自山岩屋壁，或云汉武帝时孔安国所献，或云河间献王得自民人李氏。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奉诏校理秘书，始将其著录于《别录》、《七略》，推之为“周公致太平之迹，迹具在斯”。王莽时立《周官》博士。其后，杜子春、郑兴、郑众、贾逵、马融等学者皆传其书，郑玄亦“遍览群经，知《周礼》者，乃周公致太平之迹”，于是“括囊大典，网罗众家”，为之作注，“是以《周礼》大行”。(51)但由于《周礼》一书来历不明，内容繁杂，故而时人已有不同看法，后世学者更是争论不休，誉之者认为系周公所作，所载乃周家制度，毁之者则目为“末世渎乱不验之书”，或“六国阴谋之书”，(52)斥为刘歆伪作。清代初年，学者大多持否定态度。姚际恒作《伪周礼论注》，“直绍述宋儒所言，以为刘歆作”。(53)万斯大作《周官辨非》，亦斥其非周公之书，所载“多自相谬戾，弊害丛生，不可一日行于天下”。(54)对此，毛奇龄明确指出，《周礼》非刘歆伪作。他列举《史记》、《汉书》的有关记载，证明汉武帝时已有是书，其出处踪迹历历可寻，非刘歆所能作伪者。毛奇龄认为，《周礼》既非刘歆伪作，亦非周公所作，而出自周末秦初儒者之手。他说：“《周礼》自非圣经，不特非周公所作，且并非孔孟以前之书，此与《仪礼》、《礼记》皆同时杂出于周秦之间，此在稍有识者皆能言之。若实指某作则自作诬妄，又何足以论此书矣。”(55)在毛奇龄看来，论证《周礼》不出自周公，非但不影响其书本身的价值，反而可以平息许多不必要的争辩，使得学者能以平和的态度去探讨研究有关问题。他说：“今天下攻《周礼》者众，总只‘周公之书’四字害之。周秦以前，并无周公作《周礼》、《仪礼》一语见于群书，亦并无周秦以前群书若孔、孟、老、荀、列、墨、管、韩诸百家及《礼记》、《大学》、《中庸》、《坊记》、《表记》、《孝经》所引经有《仪礼》、《周礼》一字一句，则周公不作此书明矣。《周礼》非周公作，何害？《大学》、《中庸》，不知何人作，其为经自在也。必欲争《周礼》为周公作，《大学》孔子作，则无据之言，人将无据以争之，事大坏矣。天下是非，原有一定，《周礼》惟非周公作，非圣经。然周人所言《周礼》，即周之礼也，其中虽有与《春秋》诸礼不甚相合，然亦周礼也。如《公羊》言礼，全与《左氏》、《策书》不相合，然亦周人之书也。况周礼全亡，所藉此一书，稍为周备，可为言礼考据，若又排击之，则无书矣。如此说《周礼》方是妥当。”(56)不仅《周礼》如此，《仪礼》、《礼记》二经亦同，毛奇龄强调说：“若夫《周礼》一书出自战国，断断非周公所作，予岂不晓。然周制全亡，所赖以略见大意，只此《周礼》、《仪礼》、《礼记》三经，以其所记者，虽不无参臆，而其为周制则尚居十七。此在有心古学者方护卫不暇，而欲迸绝之，则饩羊尽亡矣。”(57)这一看法，是颇有见地的。本来，自汉代开始，对《周礼》一书或誉或贬，已有不同看法。其中，疑其非周公所作，推测其为“战国阴谋之书”，或“六国纵横家之言”者，历代皆有学者言及，宋人尤甚。但他们几乎都未能走出这一误区：推为周公所作者，皆认为所载乃周家制度、圣人之法；指为刘歆伪作或秦汉人所作者，则认为所载皆不可信，甚而斥为“大乱之道”。毛奇龄在论证《周礼》一书“出自周末秦初儒者之手”的同时，能够跳出以往学者非褒即贬的藩篱，比较客观地肯定《周礼》一书的历史价值，不能不说是难能可贵的。当然，毛奇龄并未意识到《周礼》一书更多地反映了作者理想中的政治制度，因而多旁征博引，力辨为周家制度，不免有可议之处，但他对《周礼》以及相关的《仪礼》、《礼记》三书的看法，仍大体是正确的。后世学者评论说：“毛氏以《周官》为战国时书，不信为周公所作，又力辨非刘歆之伪，而谓周制全亡，赖有《周礼》、《仪礼》、《礼记》三经，有心古学，宜加护卫，最为持平之论。”(58)
他如考证《子贡诗传》、《申培诗说》均系明人伪作，其内容多袭宋儒之说，而与史实不合；分析《春秋》门类而该以义例，一反宋胡安国《春秋传》之深文，所论“皆有征据”，“多不失平允之意”；(59)精研四书，或辨正《大学》文本，论其“无古文今文之殊，其所传文，亦无石经本、注疏本之异”，(60)抨击宋儒随意割裂改易经文之谬；或考释《论语》、《孟子》、《中庸》，于攻驳朱注，批评理学而外，对其文字训诂、典制名物颇有发明，多为后世学者所采用。凡此种种，均辨伪考证，致力于恢复儒家经典的本来面目，在清初的学术界开一时风气，并为其后汉学的兴起，起到了创辟榛莽，前趋先路的作用。后世学者谓“奇龄著述时有可疵，然不失依据，后起者皆用其法，崇尚汉学，不敢以空言说经，则奇龄为有功于经义矣”，(61)是有一定道理的。
（五）
但是，毛奇龄毕竟是处在明末清初学术转型阶段的学者。当他冲出理学营垒，致力于廓清迷雾，开启新的学术领域和治学途径之时，仍然不可避免地带有旧有学风的痕迹，其经学研究粗疏错讹、卤莽灭裂之处，所在多有。全祖望曾严厉地批评毛奇龄经学著述的诸多错误：“有造为典故以欺人者，有造为师承以示人有本者，有前人之误已经辨正，而尚袭其误而不知者，有信口臆说者，有不考古而妄言者，有前人之言本有出，而妄斥为无稽者，有因一言之误而诬其终身者，有贸然引证而不知其非者，有改古书以就已者。”(62)全氏的指责或许不无过当之处，但却确实抓住了毛奇龄经学研究存在的问题。
如果说，在学术转型阶段旧有学风的痕迹尚不可避免，那么，学者自身的个性为人和治学品格，则足以影响其学术成就和地位。对毛奇龄而言，后者恰恰是他的弱点所在。本来，毛奇龄才思敏捷，学识广博，在经学、史学、文学各方面均有成就，也颇得当时学界人士推重。但他却俨然以“大儒”自命，以“真读书人”自居，恃才傲物，目空一切，无论前人时贤，往往纵横驳辩，肆意排击。所著《经问》一书，讲论经义，于他人之说多所驳难，但却“多隐其名，而指名而攻者，惟顾炎武、阎若璩、胡渭三人。以三人皆博学重望，足以攻击，而余子则不足齿录”。(63)“若其人非雅士，便掷其书不观，不屑更置一词”。(64)不仅如此，毛奇龄还好为标新立异，负气求胜，“凡他人所已言者，必力反其词”。(65)阎若璩作《尚书古文疏证》，从该书渊源、传授、篇数、篇名、史实、文体、典制、地理、历法以及音韵、训诂等方面，考证出《古文尚书》及孔安国传是后世的伪作，“祛千古之大疑”，受到当时学术界的普遍重视和肯定。毛奇龄却执意与之为难，打着“卫经”的旗号，撰《古文尚书冤词》一书，“百计相轧”，试图翻案，最终仍无法以强词夺正理。当然，由于毛书先出，他对阎书的一些批评指责不无合理之处，其后阎若璩即据此对己作多所删改，因此，毛奇龄之于阎若璩，实际上起到了学术诤友的作用，从另一方面促进了考辨工作的进一步深入，这一点也是应当予以肯定的。全祖望说：“奇龄之才要非流辈所及，使其平心易气以立言，其足以羽翼儒苑无疑，”(66)决非无稽之言。
综而论之，毛奇龄是清末清初学术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个颇具代表性的人物。他反程朱，反理学，加速了宋明理学的衰亡；他辨正伪书，廓清迷雾，反映了清初学术界普遍回归经学原典的趋势；他博通群经，注重考据，提倡新的治经方法，为后世学者开启了新的学术领域和治学途径。但他又恃才傲物，争强好胜，宽于己而刻于人，其经学研究颇多粗疏讹误之处，因而不免招致物议。时人对其已颇有看法，后世学者更是毁誉不一，汉学家亦不以其为正宗。全祖望即对毛奇龄道德操守、立身大节，以及学术文章多所指责。江藩作《汉学师承记》，于毛奇龄亦摒弃不录。但平心而论，毛奇龄在明末清初学术史上的地位是应当予以肯定的。所谓“善论人者，略其短而著其功，表其长而正其误”，清代一些有识见的学者已然看到这一点。诚如阮元所言：“有明三百年，以时文相尚，其弊庸陋谫
，至有不能举经史名目者。国朝经学盛兴，检讨（毛奇龄）首出于东林、蕺山空文讲学之余，以经学自任，大声疾呼，而一时之实学顿起。当是时，充宗（万斯大）起于浙东，胐明（胡渭）起于浙西，宁人（顾炎武）、百诗（阎若璩）起于江淮之间，检讨以博辨之才，睥眤一切，论不相下而道实相成。迄今学者日益昌明，大江南北著书授徒之家数十，视检讨而精核者固多，谓非检讨开始之功则不可。检讨推溯《太极》、《河》、《洛》在胡胐明之先，发明荀、虞、干侯之《易》在惠定宇（栋）之先，于《诗》驳申氏（培）之伪，于《春秋》指胡氏（安国）之偏，三《礼》、《四书》所辨正尤博。至于古文诗词，后人得其一已足以自立于千古，而检讨犹不欲以留于世，则其长固不可以一端尽矣。”(67)注释：
① 关于毛奇龄卒年的确定，参见陈祖武《清初学术思辨录》第28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② ③ (21) 毛奇龄：《西河合集·自为墓志铭》。
④ 《国朝耆献类征》卷一一九，郑方坤撰《小传》。
⑤ (61) (64) 钱林：《文献征存录》卷一。
⑥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⑦ (19) (62) (66) 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一二，《萧山毛检讨别传》。
⑧ 邵廷采：《思复堂文集》卷三，《东池董无休先生传》。
⑨ 《思复堂文集》卷七，《谒毛西河先生书》。
⑩ (12) 《西河合集·折客辨学文》。
(11) 《思复堂文集》卷七，《候毛西河先生书》。
(13) 《西河合集·圣门释非录》卷四。
(14) 《西河合集·辨圣学非道学文》。
(15) (17) 《西河合集·圣门释非录》卷一。
(18) 《四书改错》卷一。
(20) 凌廷堪：《校礼堂文集》卷二五，《与阮中丞论克己书》。
(22) (26) (33) (36) (40) 《西河合集·经义考序》。
(23) (24) (27) (41) 《西河合集·孝经问》。
(25) (60) 《西河合集·大学证文》卷首。
(28) 《西河合集·大学证文》卷四。
(29) 《西河合集·圣门释非录》卷一引颜元语。
(30) 《西河合集·与朱鹿田孝廉论论孟书》。
(31) 《西河合集·复章泰占质经问书》。
(32) 《西河合集·大学问》。
(34) (35) 《西河合集·四书剩言》卷四。
(37) 《西河合集·经问》卷四。
(38) 《西河合集·论语稽求篇》。
(39) (48) 《西河合集·西河经集凡例》。
(42) 《西河合集·经问》卷一四。
(43) 《清史列传》卷六八。
(44) 《西河合集·河图洛书原舛篇》。
(45) 《西河合集·复冯山公论太极图说、古文尚书冤词书》。
(46) 《四库全书总目》卷九。
(47) 《西河合集·仲氏易》卷一。
(49) 李塨：《西河合集总序》，载《西河合集》卷首。
(50) 《四库全书总目》卷六。
(51) (52) 贾公彦：《序周礼废兴》，载《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卷首。
(53) (56) 《西河合集·与李恕谷论周礼书》。
(54) 《周官辨非》卷一。
(55) (57) 《西河合集·周礼问》卷一。
(58) 皮锡瑞：《经学通论》三，《论周官当从何休之说出于六国时人非必出于周公亦非刘歆伪作》。
(59) 《四库全书总目》卷二九。
(63) 《四库全书总目》卷三三。
(65)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二。
(67) 阮元：《揅经室二集》卷七，《毛西河检讨全集后序》。案：据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此文系焦循代笔，收入《邧斋丛书·里堂先生逸文》中《见中华书局1986年版，上册第236页）。但无疑反映了阮元等学者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