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清代西南移民会馆名实与职能研究
蓝勇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1997年01期
【原文出处】《中国史研究》(京)1996年04期第16-26页
明末清初的四川战乱造成四川人口大量耗损，土旷人稀，经济凋弊，以致出现了历史上的第二次“湖广填四川”，大量外省移民进入四川地区。元明清时期云贵地区设立行省后，大量汉族移民通过屯田、经商、戍边等方式进入云南、贵州地区，改变了云南、贵州地区“夷多汉少”的局面。由于语言、习俗等的差异，刚到一个陌生之地的移民群体与土著及其它省的移民间存在较大的隔阂，缺乏认同感和信任感，使得各省和各地区的移民内部需要有一种内聚的集体组织，互相帮助，共御外来势力，而对乡土的眷念和共同的本土民间信仰的因素，使这种组织以会馆及其相应的庙会出现。清代西南地区的会馆有“繁不胜举”之称[①]，清代吴好山《成都竹枝辞》：“争修会馆斗奢华，不惜金银亿万花”，正是对清代西南地区广置会馆的一个写照。
会馆主要有行业会馆和移民会馆两大类。关于会馆何炳棣先生曾有专书研究[②]，但就清代西南地区移民会馆的系统统计、移民会馆的称谓变化、移民会馆职能和体制、移民会馆与移民的地理分布等问题研究还十分不够或根本没有涉及，而这些问题的研究，对于中国社会史和历史移民地理的深入研究却有十分大的作用。由于篇幅有限，笔者在此仅对西南移民会馆称谓名实和职能作一初步研究，其它问题将在《清代四川土著与移民的地理特征研究》、《明清云贵地区移民会馆与移民》两文中阐述。
一
清代西南地区的众多方志中对于会馆的记载十分多，五省会馆、六省会馆、七省会馆、八省会馆之称屡见于方志中。乾隆《威远县志》卷一记载：“故邑称客民曰五省人，并蜀人实六省也，各建会馆，崇祀桑梓大神，蜀都曰惠民宫，两湖曰禹王宫，两粤曰南华宫，福建曰天后宫，江左曰万寿宫，贵州曰荣禄宫”，但实际上由于各地移民的信仰不同、移民来源的地区各异、移民进入居住的地区不同，使得清代西南地区移民会馆的名称十分复杂，首先需要认真考辨，使其明确。
（一）南方移民会馆名考
湖广籍人会馆名称：湖广籍移民会馆最常用的名称就是禹王宫，也有简称为“楚馆”的。其它还有寿佛寺、湖广馆、湖广会馆、两湖公所、湖北馆、湖南馆等名称。由于湖广籍移民在西南地区，尤其是四川地区特别多，同治《新宁县志》便称“邑多楚人，各别其郡，私其神，以祠庙分籍贯，故建置相望”[③]。这样湖广地区许多小地区的移民还有大量单独的会馆，最常见的便是湖广的黄州人兴建的帝王宫，也称黄州会馆。其它见名录的湖广籍会馆名称还有：真武宫，也称常澧会馆，开县的湖南常德、澧州人会馆。另灌县的湖广人会馆也称真武宫。石阳会馆，成都和叙府的湖北黄坡人会馆。靖天宫，绵阳的湖北武昌人会馆。石柱厅大禹庙和潼南县禹庙，湖广人会馆。邛峡的三楚公所，巧家县也称三楚宫，湖广人会馆；郴州馆，新都、安县和叙府的湖南郴州人会馆。夹江黑虎观，夹江的湖北会馆。威远宫，乐至的湖广靖州人会馆。梁山县威灵宫，黄州人会馆。梁山县玉皇宫，常德人会馆。长沙庙，云阳的湖北长沙县人会馆。大足宝靖宫，湖广宝庆府和靖州人会馆。岳常澧馆，云阳的湖广岳阳、常德、澧州人会馆。衡永宝馆，云阳的湖广衡州、永州、宝庆府人会馆。衡州会馆，泸县的湖广衡州人会馆。靖江庙，江津的湖广人会馆。福国寺，昆明黄州麻城会馆。楚圣宫，镇雄的湖广会馆。巧家三楚庙、兴仁和大定三楚宫、贞丰三楚宫，湖广人会馆。护国寺，毕节、新宁和叙永湖广黄州人会馆。紫竹庵，贵阳的湖广人会馆。三圣宫，大竹的湖北黄州人会馆。南溪县的濂公（溪）祠和大足濂溪祠，为永州人会馆。镇江王庙，渠县的湖广人会馆。纳溪县镇江庙和内江县镇江庙，湖广人会馆。两湖崇祠，达县湖人会馆。成都楚南宫和楚武宫，分别为湖南和湖北人会馆。另外中江县关圣宫也为湖广人会馆。屏山县禹王宫也称为“禹八同”，以八姓同乡会馆而命名[④]。
江西籍会馆：江西籍会馆最常用的名称是万寿宫，也有称江西馆、江西会馆的。其间往往取“豫章郡”之意，也简称为“豫馆”。同样由于江西籍移民会馆在西南地区十分多，形成了许多个别地区移民会馆，其名录见下：临江公所，南充县的江西籍人会馆。抚州馆，泸县、叙府、屏山县的江西抚州人会馆。成都吉水公所、叙府吉安馆、云南蒙自吉安公所，江西吉安人会馆，秀山萧公晏公庙、云南新平萧公祠，江西抚州人会馆。梁山县昭武宫、贵州独山县昭武馆、云南永昌昭武祠，江西抚州人会馆。会理州景庄王庙，江西人会馆。云阳庐陵公馆，江西人吉州人会馆。会理州、贵州黄平州仁寿宫，江西人会馆。会理州文公祠，江西吉州人会馆。南昌会馆，蒙自的江西南昌人会馆，也叫万寿宫。蒙自水府庙，江西抚州、瑞金人会馆。豫章会馆，四川泸县和云南镇雄的江西南昌人会馆。洪都祠，南充县的江西会馆分馆。玉龙万寿宫，云南新平的江西人会馆，又叫萧公祠。二忠祠，云南永昌的江西吉安会馆。江西庙，盐边江西人会馆。纳溪县许真君庙、什邡县真君庙，江西人会馆。思南府、荥经县水府祠、贵阳旌阳祠，江西人会馆[⑤]。顺宁县江西会馆又称江右会馆[⑥]。
广东籍会馆：广东籍移民会馆最常见的名称是南华宫，其它还有龙母宫、广东会馆、粤东馆、粤东庙、西粤会馆、粤西馆、广东馆等名称。由于广东移民特有语言和习俗特征，使其在西南地区的内聚力比其省移民更强，其移民会馆的名称也相对其它省来得更统一，变化不是太大，别名不是十分多。在西南地区见于史籍的有广安圣龙庙、冕宁粤东庙，渠县和梁山县元天宫、大竹县东粤宫、中江县天后宫[⑦]。另还有两广会馆，为广东广西移民会馆[⑧]。
福建籍会馆：福建籍移民会馆的名称最常用的是天后宫和天上宫，也常称福建会馆或福建馆。其移民会馆的名称比广东籍移民会馆的名称更统一，原因可能与广东移民会馆一样。其它见于记载的有岳池和青神县福圣宫、江油县天宫[⑨]。
江南籍会馆，江南籍移民会馆在西南地区，特别是四川地区相对不是太多，其名称除有江南会馆、浙江会馆、江浙会馆外，还有开县和巴县列圣宫，为浙江人会馆。巴县准提庵、成都泾县会馆，为今安徽泾县人会馆；奉节三元宫，又叫浙江会馆。西昌五显庙，江南人会馆。昆明福国寺，江南人会馆；昆明浙江先贤祠，贵州天柱县的吴会馆；兴仁县有“南京会馆”[⑩]。另成都小天竺，也是浙江同乡建，有会馆的性质[11]。
贵州籍会馆：贵州籍会馆最常用的名称是忠烈祠、忠烈宫、荣禄宫、贵州馆、黔阳宫、黑神庙和黑爷庙，其它秀山称南将军庙、简阳称黔西宫、潼南称惠民宫等[12]。
云南籍会馆：最常用的名称是滇南会馆和云南会馆，其它有米易所的盘龙寺之名[13]。
广西籍会馆，广西籍会馆没有较统一的名称，除较常用的如绵阳的湘山宫外，一般是用广东和贵州移民的会馆代名，如犍为的荣禄宫等[14]。合川也用寿福宫称广西人会馆[15]。
四川籍会馆，四川籍移民会馆最常用的名称是川主宫、川主庙和二郎庙。同时长寿、綦江、丰都和贵州正安州、桐梓称万天宫，西昌、冕宁、犍为、江津和云南宁洱、巧家、顺宁称惠民宫（一作璤珉宫），广安称为西蜀会馆，灌县称为华光祠，镇雄称川圣宫，宜威称财神庙，遵义称穆家庙、高崖祖庙，大定称川会馆，茂州称为川主楼[16]。
（二）北方移民会馆名考
北方籍移民会馆以陕西籍移民会馆在西南地区最多。
陕西籍会馆：陕西籍移民会馆的名称最常用的是武圣宫、三圣宫、忠义宫、陕西馆和关公庙、陕西庙。其它见于史籍的名称如下：什邡县玉清宫，万源县朝天宫，巴县三元庙、仁寿宫，芦山县秦晋宫，叙永、大方县和毕节县春秋祠，南充和岳池县三元宫，西昌北圣宫，自流井西秦会馆，温江秦晋会馆（又称大帝宫），茂州的秦晋香院，成都露泽寺[17]。
山西籍移民会馆，在西南地区不是十分多，成都平原上有成都的甘露寺，温江的秦晋会馆（大帝宫），万源县和三台县的山西会馆，芦山县的秦晋宫，叙府的文水馆[18]。
河北、河南会馆，只见于成都有二所河南会馆，成都有一燕鲁公所。
（三）西南区域内的移民会馆
除以上会馆外，在西南地区还有一些本区域内的移民会馆，如成都有川东公所和川北会馆，泸县有西昌馆、昆明和蒙自有建阳会馆、迤西会馆，他郎厅有新兴会馆、石屏会馆，顺宁有太和会馆，保山有腾阳会馆、迤东会馆、大理会馆（双鹤观）、四川会馆，会理有观音阁（大理太和人）[19]。
在清初，一些移民少的地区往往共建一馆。如成都燕鲁公所，为直隶、山东、八旗和奉天共同的会馆。有的较大的会馆则下面还分成许多小团体，如清代重庆江西会馆因规模较大，会馆内又分成八府。在清代末年，随着移民的不断同化，移民乡土观念的淡化，一些移民众多的地区移民也逐渐形成多地区商民共同合为一馆的趋势。如简阳黔西宫实际上是川黔二省的会馆，潼南惠民宫也是川黔二省人共用；南充县三元宫和绵阳的武圣宫，实则陕西山西共有会馆。峨边县有楚蜀宫和楚蜀江西的三省宫，犍为有吴楚宫和蜀楚宫，都匀有三省会馆，古厅州有五省会馆，罗平州有五省会馆，昭通有五省会馆。江油的五省联合会馆因奉祀火神也称为“火神庙”[20]。
还有部分区域性的会馆的籍贯地望一时难以考辨，如成都的三邑会馆、云阳历天会馆、齐安会馆、安邑会馆、大足的四府宫、叙州府三府宫等。
二
清代西南地区的移民会馆在近三百年的历史中，已形成一套较完整的社会组织体系。移民会馆的主要职能是联络乡谊，互通声息，扶持乡友，共御外乡人的侵扰。在清代，移民会馆已在“城乡市镇为社会一宗”[21]，移民们“遇有公事群集于此”[22]，会馆成为社会生活中十分重要的活动场所。
（一）西南地区移民会馆的基本情况
西南地区的移民会馆一般分成三类。一类是民建，主要是同籍商人和地主捐资建立，称为会馆；一类是官建，主要是同籍在当时作官的士人捐资建立，一般称为分所；一类是官民合建，多称为会馆，也有称为公所的。
移民会馆一般都有其本乡的领导者，以往都习惯以“客长”相称，但实际上在西南地区各个不同地区的移民会馆的领导者名称是不一样的。如犍为县的湖广会馆的首领，除称客长外还称为“值年”和“会首”，四川本地的首领则称为乡约，只有广东、福建、江西、广西、贵州等地移民首领称“客长”[23]。青神县禹王宫和江油县会馆的首领则称为“会首”[24]。清代四川有麻乡约的组织，可能湖广籍麻城移民会馆首领也有称为“乡约”的。
会馆一般按年用“衣幅银两”作为报酬给客长和乡约，而当时有称其为“官民上下间之枢纽”，故所谓“非公正素著之人不能膺斯选也”[25]。
会馆主要是由各省乡民共同募资兴建的，所谓“不分畛域，万姓集资建庙”[26]，“往往醵为公产，建为庙会”[27]，也有个别是由同籍的大户和官宦独资捐资的。一般来说各个会馆除自己的房产外，都有自己的田产和一定的资金作为活动费。田产主要靠租赁出去收取地租，以获得自己的基本维修、运转和活动经费。我们可以从下面清代长宁县乡场移民会馆的情况得到有关的参考数据[28]。
会馆的田产又称为香火田、祀田。从长宁有到会馆的情况来看，一些乡场移民会馆的资产已是十分雄厚了，有的拥有房产达26间，有的田产有8亩，有的动产达6000元左右。以贵州桐梓县的会馆来看，其一个禹王宫有寺租29斛，其松坎禹王宫有祀田20斛，万寿宫有祀田十斛，南华宫有水田三斛[29]。又如腾越厅清代各移民会馆都有“田亩坐落粮数”[30]。从下面长宁县移民会馆中可考的、拥有房产和动产的会馆，平均每个会馆的房产为9.24间，田产为3.54亩，动产为1418.61元。《长宁县志》还记载了长宁川主庙的情况，以可考的15座川主庙来看，平均拥有房产为5.26间，田产为1.82亩，动产为300元，较大地低于移民会馆的实力，这是同史籍“各省会馆惟川主庙小而且稀，足见明末靡有孑无”的记载相吻合的[31]。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清代外省移民在四川经济中的地位。
有的学者认为四川清代的移民会馆一般只有主体建筑，其它房屋甚少，规模显然比通都大邑的会馆要小得多[32]，但笔者以为这要具体作分析才能确定。从历史记载来看，四川的许多移民会馆的规模是十分大的，从下表长宁县的许多乡场的移民会馆来看，有的拥有房间数达26间之多，一般都在5至9间之间，还拥有田产。四川犍为县的禹王宫有三重两廊楼、戏台、客厅等，有的乡场的南华宫还附设有初小在内[33]。南溪县南华宫除正建筑外还有镇江楼[34]。比四川落后的贵州平远州的寿佛寺和万寿宫也有戏楼三间，正殿五间，后殿三间[35]。兴仁县的江西、两湖和四川会馆一般都有上殿、下殿、厢房和戏楼，每殿又有七至三间不等[36]。思南府的万寿宫则有山门、牌坊、门楼、正殿、厢楼、四个宫殿、僧舍、厨房等组成[37]。至于成都、重庆、江油等大中城市的移民会馆规模就更大了，一般都有戏楼、看楼，另大殿内有内殿和偏殿，一个会馆内殿一般有七八处，并各有戏台，重庆的江西会馆还办过四所中小学，其中两所是办在会馆内。江油县的一些移民会馆除主体的主殿、戏台以外，一般都有田产、铺面和仓库，如其中的湖广会馆拥有铺面达100余间，用以出租，江西会馆则有田产达400余亩之多[38]。
从西南地区现有的移民会馆遗址来看，金堂县土桥镇现存的湖广会馆面积达三千平方米，有正殿、戏台、厢房等建筑。富顺县大岩乡南华宫面积也有九百平方米左右。广汉市的南华宫则由乐楼、广庭、正街、正殿、玉皇楼、四合院和花园组成，规模十分宏大。至于著名的自贡西秦会馆，历时十六年耗资五万多两白银建成，规模宏大。云南会泽万寿宫主体建筑占地近1000平方米，保山腾阳会馆占地则达4000平方米之多。由此可见清代西南城市的移民会馆的规模由于特殊的移民历史，其规模并不一定比通都大邑的小得多，而乡场移民会馆也非只有主体建筑。
清代四川长宁县移民会馆情况统计表
（二）西南地区移民会馆的政治职能
移民会馆是在移民客长率领下从事维护同乡利益，调解同乡经济和家庭纠纷，参与各种社会事务的重要场所。会员入会并无明确的章程，只要是同乡都可参加会馆的活动，乡民“遇公事群集于此”[39]。清代的客长的地位十分重要，有“当时不可少之首人”之称[40]。如长乐钟氏入川三世，钟昌贤在担任客长期间，“数十年为诸客长之冠，其排难解纷之处，人多不及”[41]。云南昭通有八省客长“以调解其纠纷”为重要的职任[42]，以故“凡铺户居民人等小有牙角，即会五省客长、四街街保，评议是非”[43]。同时在一些地方，“以客长轮总之享荐，各有其时焉”[44]。每年初春时同籍官宦都要到同籍会馆团拜，观看戏剧，共叙乡谊。每当同籍集会时，要对全年的同籍政务作一通总结，对此民国《犍为县志·居民志》记载较具体：
每年庆神演戏……并查全年会内之事务，在科举时遇同籍人弋取科名者，除公众以私财致馈外，会馆例有公赠。他如争议事项必须先报约客，即乡约客长之简称，上庙评理（上庙是当时通俗语），如遇涉讼亦经官厅饬议而始受理焉。
随着移民们同化加快和经济的不断发展，移民社会活动的范围不断扩大，一些移民会馆开始热心于慈善公益事业，清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江油县《中坝场记》记载：“涪江江面甚阔，难造矼梁，故秦、豫、楚各会馆，胥修渡船便民”。江油江西会馆还成立了专门从事扶贫救济的“丰益社”，每遇灾年和岁尾，均对流落无依的人发放寒衣和赈米[45]。形势的发展需要各个不同省的移民会馆共同参加社会公务活动，如修建道路、码头、救灾等事务，这样便出现了各省移民会馆合并和共同参与社会事务的情况。如犍为县“道咸时，各场承办地方公务，有五省客长之目”[46]。大竹县在清末光绪年间由原来的五省会馆，议立“五省公所”，办理地方公务[47]。重庆则形成了八省会馆，积极参与地方事务，有时县衙和帮会处理地方事务若没有八省客长许可，也难以办妥[48]。同时移民客长权威十分重要，如天全州则“凡有命案重件……客长权柄最大，胥吏往拿案犯，非客长同去不能得手”[49]。
有时会馆成为一方对外应酬活动的重要场所，如江油县江西公馆成为一县上层人物欢送官府显要的宴饮之地。正因为此，会馆在清代的活动十分频繁，如重庆的江西会馆一年聚会达300次以上，湖广会馆200次，福建会馆在100次以上，其它会馆也在70至80次以上，而且还有特定全体休息宴会和庆祝生日。[50]。
西南地区移民会馆与行业会馆的职能有十分大的区别，不以从事经济贸易为主要职能，但一些经济实力较强的移民会馆拥有较多的铺面，也同时从事一些商业活动，如江油县陕西会馆多年从事粮、油经营，湖广会馆则从事特产附子的加工和运销活动[51]，犍为县一些乡镇南华宫前面便直接为铺面，并附设有行业帮会于其地[52]。这样移民会馆也有交流商业信息和从事商业洽谈的职能。
（三）西南地区移民会馆的文化宗教职能
对于一般移民来说，移民会馆是他们联络乡谊，共祀乡土的神灵和乡贤，从事娱乐活动的重要场所。由于自己家乡历史文化的不同，各自信仰的神灵和乡贤就不同。即“各从其籍而礼之”[53]，“崇祀桑梓大神”[54]，“各祀其乡之神望”[55]，所谓“杂供诸神，为释道两教分驰之表”[56]。在某种程度上讲，共同信仰是维系乡土感情的重要因素。
湖广移民主要是供祀大禹，这是与湖广地区河泽众多，洪患酷烈有关，所谓“两湖为水汇，故祀之”[57]。来到西南地区后，这种信仰依旧不改，故其会馆称为禹王宫。同时湖广移民又多供奉观音寿佛，也因此其会馆有寿佛寺之称。湖广籍黄州人供奉帝主，即张公名七，人尊为帝主，故其会馆名为帝主宫。还有供祀濂溪、镇江、观音、真武祖师诸神象。一般来说是永州人供濂溪周子，长沙人供奉禹王，黄州人供奉帝主。湖广会馆也有供奉关圣的，如中江县关圣宫为湖广会馆[58]。
广东移民主要是祭祀六祖慧能，因其道场在南华山，故其移民会馆为南华宫。除此以外，西南地区的广东移民会馆中还有供祀其它俗贤和神灵的，如名山县供奉庄子，中江县供奉天妃，简阳县石桥镇会馆供奉关羽、周仓、关平。同时广东地区与福建为邻，也有供奉天后林氏的，如中江县天后宫为广东会馆[59]。
江西移民主要供奉晋代汝南人许真君许逊，其居于洪州西山。也有供奉宋代萧公伯轩、晏公、药王孙思邈。名山县则供奉萧何。同时江西会馆又有称为水府庙和水府祠，祀水神英佑候。有时会馆内也供奉关羽，如思南府[60]。
福建移民主要供奉宋福建莆田县林氏女，后封为天妃和天后，即民间供奉的妈祖神，也有称为武则天。
陕西移民会馆主要供祀三元，即取东汉五斗米道三通，即为三元。更多的供奉关羽，如泸县祀关壮缪。有的陕西会馆供奉三圣，即川主李冰、土主冯绲、药王孙思邈，称为三圣宫[61]。
四川移民会馆主要供奉李冰和二郎，也有供奉隋代眉州太守赵昱。
贵州移民会馆主要供奉唐南霁云；又供奉黑神。黑神本指明代富顺刘本，他曾任贵州按察巡史，多惠政，死后授荣禄大夫，后人奉为黑煞福神，故称其祭祀庙为荣禄宫或黑神庙。
其它江南、山西、浙江会馆一般多供奉关帝，江油五省会馆供奉火神。
会馆重要的文化活动是庙会。据记载“县属各乡场镇会馆及乡下寺庙，每年大约以某神生日为会期，演剧报赛”[62]，所谓“岁时聚宴有余乐焉”[63]，“岁时祭祀演剧燕会，用联乡谊”[64]，“各宗一神，至其诞日而祀之，办筵演戏”[65]，“每年庆神演戏，同籍诸人长幼咸集，酒食晏会无虚日。”[66]到时一般都要“ 杀鸡买酒为之”[67]，人们“少长咸集”，“以为饮福受胙之所”[68]。以下是犍为县移民庙会的活动情况[69]：
犍为县除以上的会馆庙会活动外，还有湖广籍人的罗城的宝庆会和长沙会。犍为县江西籍人的萧公会又叫西昌会，九月初一至初九男女吃素，又号称九皇素。而广东人的六祖会则又称圣母会或林姑会[70]。泸县江西吉安人还在四月有专门的吉安人私会，供奉的神为福王[71]。大竹县湖广籍人还在六月六日致祭诸神[72]，筠连县则是在九月十二日举行禹王会，六月二十四日举行川主会（有的地方是在六月六日，如乐山县）[73]。南充县正月十三有禹王会，八月一日有许真君会，广汉三月十八日有圣母会[74]。有的陕西会馆供奉药王孙思邈，故四月二十八日药王会期间最为热闹。成都江西会馆的九月九皇会也最为热闹[75]。
参加这些活动一般都要每个人出一些钱，所谓“醵赀而为之”，但若会馆有一定的“ 底款者，则所垫少”[76]，正因为这样，一般会馆都要置田产，所谓“置田产，修邸舍，岁税其租，以为赛神、饮福之用”[77]。
庙会的另一重要活动是举办大型灯会和乡土戏剧演出，如绵阳广东会馆每年正月十五上元节期间灯会，咏唱笙歌。彭山和合川县八月初三六祖会期间，也要演戏、咏唱和举办酒席，特别是合川县的在会期会馆演戏达半月之久，各街演秋报戏则有时长达三月[78]。成都黄州会馆正月的灯会十分热闹，所谓“鞭炮连声灯烛亮，黄州会馆果堪称”便是指此。四川的川剧形成于清代中后期，其形成与移民进入后当时外省戏剧进入有十分大的关系。正是四川原来的本土戏剧与移民的戏剧，特别是昆戏、秦腔的融合，才形成今天四川的川剧。而清代的移民会馆在清后期为这种融合提供了必要的场所。因后期各移民会馆逐渐变为多地移民共同活动的场所，每当会期，会馆纷纷为壮自己会馆的声势，暗中互赛，各自自带乡班或尽量聘请名角、名班演出。清末成都福建、山西、陕西等会馆“在太平全盛时，无日不演剧，且有一馆数台同日皆演者”，故称“会戏无日无之，且有一日之间，多至七八处者”。正因为如此，一般会馆都修有戏台，成为会馆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所谓“每一庙、馆大殿对面，必皆有戏楼”，还有有外台、内台之分[79]。成都清代陕西会馆戏剧最为丰富，所谓“会馆虽多数陕西，秦腔梆子响高低。”便是指此。清代史次星《自流井竹枝词》称“千尺彩旗川主庙，十番画鼓禹王宫”正是对当时会馆文化活动的写照。
移民会馆在发展清代地方教育方面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特别是在清代末年，会馆掀起了一个大建同乡学校的风潮，如江油县，光绪时江西会馆建有建武小学[80]，犍为县一些乡场禹王宫也设有小学[81]，重庆江西会馆光绪三十一年建泰邑小学，光绪三十三年建有昭武小学和临江小学，民国十九年建有赣江中学[82]。民国时期安县大量会馆变成学校，无疑是与清代当地会馆发展普遍有关系[83]。
三
西南地区移民会馆的建立，使乡土观念在一定时间内较久保存下来，以至今日仍可在西南地区找到移民语言的许多存留。移民会馆最初的活动是“少长皆集，泯南北之畛域，叙水木之本源，并思缔造艰难”[84]，以“为联系乡谊及护持初来乡之人”为目的[85]，进而使“使有统摄于以坚团结而通情谊”[86]。正是因为此，移民会馆的建立使移民的乡土观念得以较长期地保留下来，移民与土著及各移民团体之间的同化有所减慢。这可以从至今西南地区许多外籍语言的保留中得到印证。移民内部内聚力的强大，对于当时传统的封建宗法制度和建立在经济政治地位上的等级制度有所削弱，而对于广大平民和贫苦农民则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照顾，特别是对于小生产者提高抗御自然灾害等意外打击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另外，移民会馆对今天川剧的形成和发展都有积极的作用。但同时应看到，同乡团体这种割裂社会的作用，对于社会的稳定、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大规模集约生产，有一定的消极作用。
会馆的消失是历史的必然。随着西南地区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移民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增多，导致乡土观念减弱，而经济的发展又要求各地移民间有进一步加强合作的必要，因此移民会馆的功能逐渐削弱。前面我们谈到出现了多省籍的移民会馆，正是这种联系加强而乡土观念淡薄的表现。同时有的客长会首趁人们乡土观念淡薄，将会馆大权独揽，所谓“久则为有力者所把持”[87]，逐渐变成为私产。民国以后，由于种种原因，会馆被占为私产，或被有关部门改作其它用途的，就更为普遍[88]。而南溪县的天上宫则多次成为驻军军营，致“毁损殊甚”，其贵州会馆亦因“黔省籍人少渐夷为民居矣”[89]。
今天移民会馆的兴盛已成为了历史，但我们从西南地区还残存的一些会馆遗址，可看出我国古代人民在建筑上的聪明才智。如成都陕西街的陕西会馆遗址，金堂县土桥镇的湖广会馆遗址，自贡市的西秦会馆、富顺县的南华宫遗址，重庆市的万寿宫遗址，广汉市的南华宫遗址，云南保山腾阳会馆、四川会馆、大理会馆、迤东会馆遗址，云南蒙自建阳会馆、会泽万寿宫遗址等。
注释：
① [26] [56] 民国《南充县志》卷五《舆地》。
② 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台湾学生书局，一九六六年二月。
③ 同治《新宁县志·庙坛》。
④ 咸丰《开县志》卷九，民国《广安县志》卷一八，民国《灌县志》卷二，傅崇矩：《成都通览》，光绪《叙州府志》卷一二，民国《绵阳县志》卷二，道光《辑补石柱厅志》卷五，民国《邛崃县志》卷二，民国《巧家县志》卷二，民国《新都县志》第三篇，民国《安县志》卷一六，嘉庆《夹江县志》卷三，民国《续增乐至县志》卷二，光绪《梁山县志》卷三，民国《云阳县志》卷二一，民国《重修大足县志》卷二，民国《泸县志》卷一，民国《江律县志》卷四，《新纂云南通志·祠祀考》，民国《兴仁县志》卷二，民国《大定县志》卷六，咸丰《兴义府志》卷三一至三三，同治《毕节县志稿》卷一○，同治《新宁县志·庙坛》，民国《叙永县志》卷一，道光《贵阳府志》卷四一，民国《大竹县志》卷三，民国《南溪县南》卷一，民国《渠县志》卷五，民国《纳溪县志》卷二，光绪《直隶资州志》卷四，民国《达县志》卷一○，同治《重修成都县志》卷二，民国《中江县志》卷四，《四川省志·文物志》（一九九○年报审稿）上册页三二九。
⑤ 民国《南充县志》卷五，光绪《叙州府志》卷一二，民国《泸县志》卷一，光绪《屏山县续志》卷下，傅宗矩：《成都通览》，民国《续修蒙自县志》卷三，光绪《秀山县志》卷七，《新纂云南通志·祠祀考》，民国《梁山县志》卷三，民国《独山县志》卷九，光绪《永昌府志》卷二六，光绪《邛巂野录》卷二一，民国《云阳县志》卷二一，同治《会理州志》卷二，嘉庆《黄平州志》卷一二，民国《盐边县乡土志》，民国《纳溪县志》卷二，道光《思南府续志》卷二，民国《荥经县志》卷二，道光《贵阳府志》卷四一。
⑥ 光绪《续修顺宁府志》卷一九《祠祀志》。
⑦ 民国《广安县志》卷一八，咸丰《冕宁县志》卷五，民国《渠县志》卷五，光绪《梁山县志》卷三，民国《大竹县志》卷三，民国《中江县志》卷四。
⑧ [75] 傅崇矩：《成都通览》，巴蜀书社，一九八七年。
⑨ 光绪《岳池县志》卷九，光绪《青神县志》卷一七，康昭宣：《漫话中坝的会馆》（《江油文史资料》第一一辑）。
⑩ 咸丰《开县志》卷九，民国《巴县志》卷二，傅崇矩：《成都通览》，光绪《奉节县志》卷一九，民国《西昌县志》卷六，《新纂云南通志·祠祀考》，乾隆《镇远府志》卷一九，民国《兴仁县志》卷二。
[11] 张学君：《成都城市史》页一一○，成都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
[12] 光绪《秀山县志》卷七，民国《简阳县志》卷二，民国《潼南县志》卷一。
[13] 光绪《邛巂野录》卷二一《祠庙》。
[14] [33] [52] [81] 民国《犍为县志·建置志》。
[15] 民国《新编合川县志》卷三五《民俗》。
[16] 民国《长寿县志》卷五，道光《綦江县志》卷九，民国《丰都县志》卷三，道光《遵义府志》卷八，民国《桐梓县志》卷三，民国《西昌县志》卷六，光楮《邛巂野录》卷二一，民国《犍为县志·建置志》，民国《江津县志》卷四，民国《广安县志》卷三，民国《灌国志》卷二，民国《宣威县志》卷三，民国《大定县志》卷六，道光《茂州志》卷二。
[17] 民国《重修什邡县志》卷七，光绪《万源县志》卷二，民国《巴县志》卷二，民国《芦山县志》卷二，民国《叙永县志》卷一，民国《大定县志》卷六，同治《毕节县志稿》卷一○，民国《南充县志》卷五，光绪《岳池县志》卷九，民国《西昌县志》卷六，樵斧：《自流井》，民国《温江县志》卷三，道光《茂州志》卷二，张学君：《成都城市史》页一一○。
[18] 张学君：《成都城市史》一一○页，光绪《叙州府志》卷二一，民国《温江县志》卷三，光绪《万源县志》卷二，民国《三台县志》卷四，民国《芦山县志》卷二。
[19] 傅崇矩：《成都通览》，民国《泸县志》卷一，《新纂云南通志·祠祀考》，光绪《续修顺宁府志》卷一九，光绪《永昌府志》卷二六，同治《会理州志》卷二，《云南文物古迹大全》页三五○。云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
[20] 民国《简阳县志》卷二，民国《潼南县志》卷一，民国《南充县志》卷五，民国《绵阳县志》卷二，民国《峨边县志》卷二，民国《犍为县志·建置志》，民国《都匀县志》卷一一，光绪《古城厅志》卷二，《新纂云南通志·祠祀考》，民国《昭通县志稿》卷二，康昭宣：《漫话中坝的会馆》（《江油文史资料》第一一辑）。
[21] [27] [55] 乾隆《富顺县志》卷四《庙坛》。
[22] [39] 同治《毕节县志稿》卷一○《秩祀》。
[23] [25] [40] [46] [66] [69] [70] 民国《犍为县志·居民志》。
[24] 光绪《青神县志》卷一七《祠庙》，康昭宣：《漫话中坝的会馆》。
[28] 民国《长宁县志》卷一《建置志》。
[29] 民国《桐梓县志》卷三《建置》。
[30] 光绪《腾越厅志》卷九《祠祀志》。
[31] [54] 乾隆《威远县志》卷一《建置志》。
[32] 吕作燮：《明清时期的会馆并非工商会业行会》，《中国史研究》一九八二年第二期。
[34] [89] 民国《南溪县志》卷一《舆地志》。
[35] 乾隆《平远州志》卷一三《祠祀》。
[36] 民国《兴仁县志》卷二《建置》。
[37] [60] 道光《思南府续志》卷二《坛庙》。
[38] 周询：《芙蓉话旧录》卷三，彭伯通：《古城重庆》页一二二，重庆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康昭宣：《漫话中坝的会馆》。
[41] 民国《钟氏族谱》，四川省图书馆藏。
[42] [65] [76] [87] 民国《昭通县志稿》卷六《氏族》。
[43] 民国《邛崃县志》卷二《建置志》。
[44] [86] 民国《灌县志》卷一六《礼俗志》。
[45] [51] [80] 康昭宣：《漫话中坝的会馆》（《江油文史资料》第一一辑）。
[47] 民国《大竹县志》卷二。
[48] 刘正刚：《清代四川的广东移民会馆》，《清史研究》一九九一年第一期。
[49] 咸丰《天全州志》卷二。
[50] 周勇、刘景修译：《近代重庆经济与社会发展》页七二，四川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七年。
[53] [57] 民国《新繁县志》卷四《礼俗记》。
[58] 民国《大竹县志》卷三《祠祀志》，光绪《兴义府志·续志》卷一，民国《筠连县志》卷三《舆地志》。民国《重修什邡县志》卷七之上《礼俗》。
[59] 民国《名山县新志》卷一四《古迹》，道光《中江县新志》卷二《建置》，《简阳县石桥镇志·文物古迹》，一九八五年版。
[61] 民国《泸县志》卷一，民国《大竹县志》卷三。
[62] [83] 民国《安县志》卷五六《礼俗门》，卷一六《寺观》。
[63] 民国《灌县志》卷二《营缮志》。
[64] 民国《金堂县续志》卷二《建置志》。
[67] 民国《筠连县志》卷三《舆地志》。
[68] [84] 民国《达县志》卷一○《礼俗门》。
[71] 民国《泸县志》卷三《礼俗》。
[72] 民国《大竹县志》卷三《祠祀志》。
[73] 民国《筠连县志》卷七《人文志》。
[74] 段玉明：《西南寺庙文化》页二七一，云南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二年。
[77] 民国《大定县志》卷六《秩祀志》。
[78] 嘉庆《直隶绵州志》卷一二《风俗》，民国《新修合川县志》卷三五《风俗》。
[79] 周询：《芙蓉话旧录》卷三《戏剧》。
[82] 彭伯通：《古城重庆》页一二二，重庆出版社，一九八一年。
[85] 民国《姚安县志》卷四九《礼俗志》。
[88] 有关情况请参看：民国《重修广元县志稿》第二编，民国《犍为县志·建置志》，民国《安县志》，民国《南溪县志·舆地志》，民国《兴仁县志·建置》，民国《剑河县志·地理志》。^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1997年01期
【原文出处】《中国史研究》(京)1996年04期第16-26页
会馆主要有行业会馆和移民会馆两大类。关于会馆何炳棣先生曾有专书研究[②]，但就清代西南地区移民会馆的系统统计、移民会馆的称谓变化、移民会馆职能和体制、移民会馆与移民的地理分布等问题研究还十分不够或根本没有涉及，而这些问题的研究，对于中国社会史和历史移民地理的深入研究却有十分大的作用。由于篇幅有限，笔者在此仅对西南移民会馆称谓名实和职能作一初步研究，其它问题将在《清代四川土著与移民的地理特征研究》、《明清云贵地区移民会馆与移民》两文中阐述。
一
清代西南地区的众多方志中对于会馆的记载十分多，五省会馆、六省会馆、七省会馆、八省会馆之称屡见于方志中。乾隆《威远县志》卷一记载：“故邑称客民曰五省人，并蜀人实六省也，各建会馆，崇祀桑梓大神，蜀都曰惠民宫，两湖曰禹王宫，两粤曰南华宫，福建曰天后宫，江左曰万寿宫，贵州曰荣禄宫”，但实际上由于各地移民的信仰不同、移民来源的地区各异、移民进入居住的地区不同，使得清代西南地区移民会馆的名称十分复杂，首先需要认真考辨，使其明确。
（一）南方移民会馆名考
湖广籍人会馆名称：湖广籍移民会馆最常用的名称就是禹王宫，也有简称为“楚馆”的。其它还有寿佛寺、湖广馆、湖广会馆、两湖公所、湖北馆、湖南馆等名称。由于湖广籍移民在西南地区，尤其是四川地区特别多，同治《新宁县志》便称“邑多楚人，各别其郡，私其神，以祠庙分籍贯，故建置相望”[③]。这样湖广地区许多小地区的移民还有大量单独的会馆，最常见的便是湖广的黄州人兴建的帝王宫，也称黄州会馆。其它见名录的湖广籍会馆名称还有：真武宫，也称常澧会馆，开县的湖南常德、澧州人会馆。另灌县的湖广人会馆也称真武宫。石阳会馆，成都和叙府的湖北黄坡人会馆。靖天宫，绵阳的湖北武昌人会馆。石柱厅大禹庙和潼南县禹庙，湖广人会馆。邛峡的三楚公所，巧家县也称三楚宫，湖广人会馆；郴州馆，新都、安县和叙府的湖南郴州人会馆。夹江黑虎观，夹江的湖北会馆。威远宫，乐至的湖广靖州人会馆。梁山县威灵宫，黄州人会馆。梁山县玉皇宫，常德人会馆。长沙庙，云阳的湖北长沙县人会馆。大足宝靖宫，湖广宝庆府和靖州人会馆。岳常澧馆，云阳的湖广岳阳、常德、澧州人会馆。衡永宝馆，云阳的湖广衡州、永州、宝庆府人会馆。衡州会馆，泸县的湖广衡州人会馆。靖江庙，江津的湖广人会馆。福国寺，昆明黄州麻城会馆。楚圣宫，镇雄的湖广会馆。巧家三楚庙、兴仁和大定三楚宫、贞丰三楚宫，湖广人会馆。护国寺，毕节、新宁和叙永湖广黄州人会馆。紫竹庵，贵阳的湖广人会馆。三圣宫，大竹的湖北黄州人会馆。南溪县的濂公（溪）祠和大足濂溪祠，为永州人会馆。镇江王庙，渠县的湖广人会馆。纳溪县镇江庙和内江县镇江庙，湖广人会馆。两湖崇祠，达县湖人会馆。成都楚南宫和楚武宫，分别为湖南和湖北人会馆。另外中江县关圣宫也为湖广人会馆。屏山县禹王宫也称为“禹八同”，以八姓同乡会馆而命名[④]。
江西籍会馆：江西籍会馆最常用的名称是万寿宫，也有称江西馆、江西会馆的。其间往往取“豫章郡”之意，也简称为“豫馆”。同样由于江西籍移民会馆在西南地区十分多，形成了许多个别地区移民会馆，其名录见下：临江公所，南充县的江西籍人会馆。抚州馆，泸县、叙府、屏山县的江西抚州人会馆。成都吉水公所、叙府吉安馆、云南蒙自吉安公所，江西吉安人会馆，秀山萧公晏公庙、云南新平萧公祠，江西抚州人会馆。梁山县昭武宫、贵州独山县昭武馆、云南永昌昭武祠，江西抚州人会馆。会理州景庄王庙，江西人会馆。云阳庐陵公馆，江西人吉州人会馆。会理州、贵州黄平州仁寿宫，江西人会馆。会理州文公祠，江西吉州人会馆。南昌会馆，蒙自的江西南昌人会馆，也叫万寿宫。蒙自水府庙，江西抚州、瑞金人会馆。豫章会馆，四川泸县和云南镇雄的江西南昌人会馆。洪都祠，南充县的江西会馆分馆。玉龙万寿宫，云南新平的江西人会馆，又叫萧公祠。二忠祠，云南永昌的江西吉安会馆。江西庙，盐边江西人会馆。纳溪县许真君庙、什邡县真君庙，江西人会馆。思南府、荥经县水府祠、贵阳旌阳祠，江西人会馆[⑤]。顺宁县江西会馆又称江右会馆[⑥]。
广东籍会馆：广东籍移民会馆最常见的名称是南华宫，其它还有龙母宫、广东会馆、粤东馆、粤东庙、西粤会馆、粤西馆、广东馆等名称。由于广东移民特有语言和习俗特征，使其在西南地区的内聚力比其省移民更强，其移民会馆的名称也相对其它省来得更统一，变化不是太大，别名不是十分多。在西南地区见于史籍的有广安圣龙庙、冕宁粤东庙，渠县和梁山县元天宫、大竹县东粤宫、中江县天后宫[⑦]。另还有两广会馆，为广东广西移民会馆[⑧]。
福建籍会馆：福建籍移民会馆的名称最常用的是天后宫和天上宫，也常称福建会馆或福建馆。其移民会馆的名称比广东籍移民会馆的名称更统一，原因可能与广东移民会馆一样。其它见于记载的有岳池和青神县福圣宫、江油县天宫[⑨]。
江南籍会馆，江南籍移民会馆在西南地区，特别是四川地区相对不是太多，其名称除有江南会馆、浙江会馆、江浙会馆外，还有开县和巴县列圣宫，为浙江人会馆。巴县准提庵、成都泾县会馆，为今安徽泾县人会馆；奉节三元宫，又叫浙江会馆。西昌五显庙，江南人会馆。昆明福国寺，江南人会馆；昆明浙江先贤祠，贵州天柱县的吴会馆；兴仁县有“南京会馆”[⑩]。另成都小天竺，也是浙江同乡建，有会馆的性质[11]。
贵州籍会馆：贵州籍会馆最常用的名称是忠烈祠、忠烈宫、荣禄宫、贵州馆、黔阳宫、黑神庙和黑爷庙，其它秀山称南将军庙、简阳称黔西宫、潼南称惠民宫等[12]。
云南籍会馆：最常用的名称是滇南会馆和云南会馆，其它有米易所的盘龙寺之名[13]。
广西籍会馆，广西籍会馆没有较统一的名称，除较常用的如绵阳的湘山宫外，一般是用广东和贵州移民的会馆代名，如犍为的荣禄宫等[14]。合川也用寿福宫称广西人会馆[15]。
四川籍会馆，四川籍移民会馆最常用的名称是川主宫、川主庙和二郎庙。同时长寿、綦江、丰都和贵州正安州、桐梓称万天宫，西昌、冕宁、犍为、江津和云南宁洱、巧家、顺宁称惠民宫（一作璤珉宫），广安称为西蜀会馆，灌县称为华光祠，镇雄称川圣宫，宜威称财神庙，遵义称穆家庙、高崖祖庙，大定称川会馆，茂州称为川主楼[16]。
（二）北方移民会馆名考
北方籍移民会馆以陕西籍移民会馆在西南地区最多。
陕西籍会馆：陕西籍移民会馆的名称最常用的是武圣宫、三圣宫、忠义宫、陕西馆和关公庙、陕西庙。其它见于史籍的名称如下：什邡县玉清宫，万源县朝天宫，巴县三元庙、仁寿宫，芦山县秦晋宫，叙永、大方县和毕节县春秋祠，南充和岳池县三元宫，西昌北圣宫，自流井西秦会馆，温江秦晋会馆（又称大帝宫），茂州的秦晋香院，成都露泽寺[17]。
山西籍移民会馆，在西南地区不是十分多，成都平原上有成都的甘露寺，温江的秦晋会馆（大帝宫），万源县和三台县的山西会馆，芦山县的秦晋宫，叙府的文水馆[18]。
河北、河南会馆，只见于成都有二所河南会馆，成都有一燕鲁公所。
（三）西南区域内的移民会馆
除以上会馆外，在西南地区还有一些本区域内的移民会馆，如成都有川东公所和川北会馆，泸县有西昌馆、昆明和蒙自有建阳会馆、迤西会馆，他郎厅有新兴会馆、石屏会馆，顺宁有太和会馆，保山有腾阳会馆、迤东会馆、大理会馆（双鹤观）、四川会馆，会理有观音阁（大理太和人）[19]。
在清初，一些移民少的地区往往共建一馆。如成都燕鲁公所，为直隶、山东、八旗和奉天共同的会馆。有的较大的会馆则下面还分成许多小团体，如清代重庆江西会馆因规模较大，会馆内又分成八府。在清代末年，随着移民的不断同化，移民乡土观念的淡化，一些移民众多的地区移民也逐渐形成多地区商民共同合为一馆的趋势。如简阳黔西宫实际上是川黔二省的会馆，潼南惠民宫也是川黔二省人共用；南充县三元宫和绵阳的武圣宫，实则陕西山西共有会馆。峨边县有楚蜀宫和楚蜀江西的三省宫，犍为有吴楚宫和蜀楚宫，都匀有三省会馆，古厅州有五省会馆，罗平州有五省会馆，昭通有五省会馆。江油的五省联合会馆因奉祀火神也称为“火神庙”[20]。
还有部分区域性的会馆的籍贯地望一时难以考辨，如成都的三邑会馆、云阳历天会馆、齐安会馆、安邑会馆、大足的四府宫、叙州府三府宫等。
二
清代西南地区的移民会馆在近三百年的历史中，已形成一套较完整的社会组织体系。移民会馆的主要职能是联络乡谊，互通声息，扶持乡友，共御外乡人的侵扰。在清代，移民会馆已在“城乡市镇为社会一宗”[21]，移民们“遇有公事群集于此”[22]，会馆成为社会生活中十分重要的活动场所。
（一）西南地区移民会馆的基本情况
西南地区的移民会馆一般分成三类。一类是民建，主要是同籍商人和地主捐资建立，称为会馆；一类是官建，主要是同籍在当时作官的士人捐资建立，一般称为分所；一类是官民合建，多称为会馆，也有称为公所的。
移民会馆一般都有其本乡的领导者，以往都习惯以“客长”相称，但实际上在西南地区各个不同地区的移民会馆的领导者名称是不一样的。如犍为县的湖广会馆的首领，除称客长外还称为“值年”和“会首”，四川本地的首领则称为乡约，只有广东、福建、江西、广西、贵州等地移民首领称“客长”[23]。青神县禹王宫和江油县会馆的首领则称为“会首”[24]。清代四川有麻乡约的组织，可能湖广籍麻城移民会馆首领也有称为“乡约”的。
会馆一般按年用“衣幅银两”作为报酬给客长和乡约，而当时有称其为“官民上下间之枢纽”，故所谓“非公正素著之人不能膺斯选也”[25]。
会馆主要是由各省乡民共同募资兴建的，所谓“不分畛域，万姓集资建庙”[26]，“往往醵为公产，建为庙会”[27]，也有个别是由同籍的大户和官宦独资捐资的。一般来说各个会馆除自己的房产外，都有自己的田产和一定的资金作为活动费。田产主要靠租赁出去收取地租，以获得自己的基本维修、运转和活动经费。我们可以从下面清代长宁县乡场移民会馆的情况得到有关的参考数据[28]。
会馆的田产又称为香火田、祀田。从长宁有到会馆的情况来看，一些乡场移民会馆的资产已是十分雄厚了，有的拥有房产达26间，有的田产有8亩，有的动产达6000元左右。以贵州桐梓县的会馆来看，其一个禹王宫有寺租29斛，其松坎禹王宫有祀田20斛，万寿宫有祀田十斛，南华宫有水田三斛[29]。又如腾越厅清代各移民会馆都有“田亩坐落粮数”[30]。从下面长宁县移民会馆中可考的、拥有房产和动产的会馆，平均每个会馆的房产为9.24间，田产为3.54亩，动产为1418.61元。《长宁县志》还记载了长宁川主庙的情况，以可考的15座川主庙来看，平均拥有房产为5.26间，田产为1.82亩，动产为300元，较大地低于移民会馆的实力，这是同史籍“各省会馆惟川主庙小而且稀，足见明末靡有孑无”的记载相吻合的[31]。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清代外省移民在四川经济中的地位。
有的学者认为四川清代的移民会馆一般只有主体建筑，其它房屋甚少，规模显然比通都大邑的会馆要小得多[32]，但笔者以为这要具体作分析才能确定。从历史记载来看，四川的许多移民会馆的规模是十分大的，从下表长宁县的许多乡场的移民会馆来看，有的拥有房间数达26间之多，一般都在5至9间之间，还拥有田产。四川犍为县的禹王宫有三重两廊楼、戏台、客厅等，有的乡场的南华宫还附设有初小在内[33]。南溪县南华宫除正建筑外还有镇江楼[34]。比四川落后的贵州平远州的寿佛寺和万寿宫也有戏楼三间，正殿五间，后殿三间[35]。兴仁县的江西、两湖和四川会馆一般都有上殿、下殿、厢房和戏楼，每殿又有七至三间不等[36]。思南府的万寿宫则有山门、牌坊、门楼、正殿、厢楼、四个宫殿、僧舍、厨房等组成[37]。至于成都、重庆、江油等大中城市的移民会馆规模就更大了，一般都有戏楼、看楼，另大殿内有内殿和偏殿，一个会馆内殿一般有七八处，并各有戏台，重庆的江西会馆还办过四所中小学，其中两所是办在会馆内。江油县的一些移民会馆除主体的主殿、戏台以外，一般都有田产、铺面和仓库，如其中的湖广会馆拥有铺面达100余间，用以出租，江西会馆则有田产达400余亩之多[38]。
从西南地区现有的移民会馆遗址来看，金堂县土桥镇现存的湖广会馆面积达三千平方米，有正殿、戏台、厢房等建筑。富顺县大岩乡南华宫面积也有九百平方米左右。广汉市的南华宫则由乐楼、广庭、正街、正殿、玉皇楼、四合院和花园组成，规模十分宏大。至于著名的自贡西秦会馆，历时十六年耗资五万多两白银建成，规模宏大。云南会泽万寿宫主体建筑占地近1000平方米，保山腾阳会馆占地则达4000平方米之多。由此可见清代西南城市的移民会馆的规模由于特殊的移民历史，其规模并不一定比通都大邑的小得多，而乡场移民会馆也非只有主体建筑。
清代四川长宁县移民会馆情况统计表
（二）西南地区移民会馆的政治职能
移民会馆是在移民客长率领下从事维护同乡利益，调解同乡经济和家庭纠纷，参与各种社会事务的重要场所。会员入会并无明确的章程，只要是同乡都可参加会馆的活动，乡民“遇公事群集于此”[39]。清代的客长的地位十分重要，有“当时不可少之首人”之称[40]。如长乐钟氏入川三世，钟昌贤在担任客长期间，“数十年为诸客长之冠，其排难解纷之处，人多不及”[41]。云南昭通有八省客长“以调解其纠纷”为重要的职任[42]，以故“凡铺户居民人等小有牙角，即会五省客长、四街街保，评议是非”[43]。同时在一些地方，“以客长轮总之享荐，各有其时焉”[44]。每年初春时同籍官宦都要到同籍会馆团拜，观看戏剧，共叙乡谊。每当同籍集会时，要对全年的同籍政务作一通总结，对此民国《犍为县志·居民志》记载较具体：
每年庆神演戏……并查全年会内之事务，在科举时遇同籍人弋取科名者，除公众以私财致馈外，会馆例有公赠。他如争议事项必须先报约客，即乡约客长之简称，上庙评理（上庙是当时通俗语），如遇涉讼亦经官厅饬议而始受理焉。
随着移民们同化加快和经济的不断发展，移民社会活动的范围不断扩大，一些移民会馆开始热心于慈善公益事业，清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江油县《中坝场记》记载：“涪江江面甚阔，难造矼梁，故秦、豫、楚各会馆，胥修渡船便民”。江油江西会馆还成立了专门从事扶贫救济的“丰益社”，每遇灾年和岁尾，均对流落无依的人发放寒衣和赈米[45]。形势的发展需要各个不同省的移民会馆共同参加社会公务活动，如修建道路、码头、救灾等事务，这样便出现了各省移民会馆合并和共同参与社会事务的情况。如犍为县“道咸时，各场承办地方公务，有五省客长之目”[46]。大竹县在清末光绪年间由原来的五省会馆，议立“五省公所”，办理地方公务[47]。重庆则形成了八省会馆，积极参与地方事务，有时县衙和帮会处理地方事务若没有八省客长许可，也难以办妥[48]。同时移民客长权威十分重要，如天全州则“凡有命案重件……客长权柄最大，胥吏往拿案犯，非客长同去不能得手”[49]。
有时会馆成为一方对外应酬活动的重要场所，如江油县江西公馆成为一县上层人物欢送官府显要的宴饮之地。正因为此，会馆在清代的活动十分频繁，如重庆的江西会馆一年聚会达300次以上，湖广会馆200次，福建会馆在100次以上，其它会馆也在70至80次以上，而且还有特定全体休息宴会和庆祝生日。[50]。
西南地区移民会馆与行业会馆的职能有十分大的区别，不以从事经济贸易为主要职能，但一些经济实力较强的移民会馆拥有较多的铺面，也同时从事一些商业活动，如江油县陕西会馆多年从事粮、油经营，湖广会馆则从事特产附子的加工和运销活动[51]，犍为县一些乡镇南华宫前面便直接为铺面，并附设有行业帮会于其地[52]。这样移民会馆也有交流商业信息和从事商业洽谈的职能。
（三）西南地区移民会馆的文化宗教职能
对于一般移民来说，移民会馆是他们联络乡谊，共祀乡土的神灵和乡贤，从事娱乐活动的重要场所。由于自己家乡历史文化的不同，各自信仰的神灵和乡贤就不同。即“各从其籍而礼之”[53]，“崇祀桑梓大神”[54]，“各祀其乡之神望”[55]，所谓“杂供诸神，为释道两教分驰之表”[56]。在某种程度上讲，共同信仰是维系乡土感情的重要因素。
湖广移民主要是供祀大禹，这是与湖广地区河泽众多，洪患酷烈有关，所谓“两湖为水汇，故祀之”[57]。来到西南地区后，这种信仰依旧不改，故其会馆称为禹王宫。同时湖广移民又多供奉观音寿佛，也因此其会馆有寿佛寺之称。湖广籍黄州人供奉帝主，即张公名七，人尊为帝主，故其会馆名为帝主宫。还有供祀濂溪、镇江、观音、真武祖师诸神象。一般来说是永州人供濂溪周子，长沙人供奉禹王，黄州人供奉帝主。湖广会馆也有供奉关圣的，如中江县关圣宫为湖广会馆[58]。
广东移民主要是祭祀六祖慧能，因其道场在南华山，故其移民会馆为南华宫。除此以外，西南地区的广东移民会馆中还有供祀其它俗贤和神灵的，如名山县供奉庄子，中江县供奉天妃，简阳县石桥镇会馆供奉关羽、周仓、关平。同时广东地区与福建为邻，也有供奉天后林氏的，如中江县天后宫为广东会馆[59]。
江西移民主要供奉晋代汝南人许真君许逊，其居于洪州西山。也有供奉宋代萧公伯轩、晏公、药王孙思邈。名山县则供奉萧何。同时江西会馆又有称为水府庙和水府祠，祀水神英佑候。有时会馆内也供奉关羽，如思南府[60]。
福建移民主要供奉宋福建莆田县林氏女，后封为天妃和天后，即民间供奉的妈祖神，也有称为武则天。
陕西移民会馆主要供祀三元，即取东汉五斗米道三通，即为三元。更多的供奉关羽，如泸县祀关壮缪。有的陕西会馆供奉三圣，即川主李冰、土主冯绲、药王孙思邈，称为三圣宫[61]。
四川移民会馆主要供奉李冰和二郎，也有供奉隋代眉州太守赵昱。
贵州移民会馆主要供奉唐南霁云；又供奉黑神。黑神本指明代富顺刘本，他曾任贵州按察巡史，多惠政，死后授荣禄大夫，后人奉为黑煞福神，故称其祭祀庙为荣禄宫或黑神庙。
其它江南、山西、浙江会馆一般多供奉关帝，江油五省会馆供奉火神。
会馆重要的文化活动是庙会。据记载“县属各乡场镇会馆及乡下寺庙，每年大约以某神生日为会期，演剧报赛”[62]，所谓“岁时聚宴有余乐焉”[63]，“岁时祭祀演剧燕会，用联乡谊”[64]，“各宗一神，至其诞日而祀之，办筵演戏”[65]，“每年庆神演戏，同籍诸人长幼咸集，酒食晏会无虚日。”[66]到时一般都要“ 杀鸡买酒为之”[67]，人们“少长咸集”，“以为饮福受胙之所”[68]。以下是犍为县移民庙会的活动情况[69]：
会名 地点 参加者 首领名称 时间 资产情况 禹王会 各场禹王庙 湖广人 值年、会首客长 正月十三 各有底金 川主会 各场川主庙 本省人 乡约 六月二十三 同上 萧公会 各场万寿宫 江西人 客长 同上 六祖会 各场南华宫 广东人 客长 二月初八 同上 天后会 各场天上宫 福建人 客长 三月二十三 同上 荣禄会 罗城荣禄营 贵州人 客长 同上 寿福会 罗城磨子场 广西人 客长 同上 荣禄宫 |
犍为县除以上的会馆庙会活动外，还有湖广籍人的罗城的宝庆会和长沙会。犍为县江西籍人的萧公会又叫西昌会，九月初一至初九男女吃素，又号称九皇素。而广东人的六祖会则又称圣母会或林姑会[70]。泸县江西吉安人还在四月有专门的吉安人私会，供奉的神为福王[71]。大竹县湖广籍人还在六月六日致祭诸神[72]，筠连县则是在九月十二日举行禹王会，六月二十四日举行川主会（有的地方是在六月六日，如乐山县）[73]。南充县正月十三有禹王会，八月一日有许真君会，广汉三月十八日有圣母会[74]。有的陕西会馆供奉药王孙思邈，故四月二十八日药王会期间最为热闹。成都江西会馆的九月九皇会也最为热闹[75]。
参加这些活动一般都要每个人出一些钱，所谓“醵赀而为之”，但若会馆有一定的“ 底款者，则所垫少”[76]，正因为这样，一般会馆都要置田产，所谓“置田产，修邸舍，岁税其租，以为赛神、饮福之用”[77]。
庙会的另一重要活动是举办大型灯会和乡土戏剧演出，如绵阳广东会馆每年正月十五上元节期间灯会，咏唱笙歌。彭山和合川县八月初三六祖会期间，也要演戏、咏唱和举办酒席，特别是合川县的在会期会馆演戏达半月之久，各街演秋报戏则有时长达三月[78]。成都黄州会馆正月的灯会十分热闹，所谓“鞭炮连声灯烛亮，黄州会馆果堪称”便是指此。四川的川剧形成于清代中后期，其形成与移民进入后当时外省戏剧进入有十分大的关系。正是四川原来的本土戏剧与移民的戏剧，特别是昆戏、秦腔的融合，才形成今天四川的川剧。而清代的移民会馆在清后期为这种融合提供了必要的场所。因后期各移民会馆逐渐变为多地移民共同活动的场所，每当会期，会馆纷纷为壮自己会馆的声势，暗中互赛，各自自带乡班或尽量聘请名角、名班演出。清末成都福建、山西、陕西等会馆“在太平全盛时，无日不演剧，且有一馆数台同日皆演者”，故称“会戏无日无之，且有一日之间，多至七八处者”。正因为如此，一般会馆都修有戏台，成为会馆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所谓“每一庙、馆大殿对面，必皆有戏楼”，还有有外台、内台之分[79]。成都清代陕西会馆戏剧最为丰富，所谓“会馆虽多数陕西，秦腔梆子响高低。”便是指此。清代史次星《自流井竹枝词》称“千尺彩旗川主庙，十番画鼓禹王宫”正是对当时会馆文化活动的写照。
移民会馆在发展清代地方教育方面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特别是在清代末年，会馆掀起了一个大建同乡学校的风潮，如江油县，光绪时江西会馆建有建武小学[80]，犍为县一些乡场禹王宫也设有小学[81]，重庆江西会馆光绪三十一年建泰邑小学，光绪三十三年建有昭武小学和临江小学，民国十九年建有赣江中学[82]。民国时期安县大量会馆变成学校，无疑是与清代当地会馆发展普遍有关系[83]。
三
西南地区移民会馆的建立，使乡土观念在一定时间内较久保存下来，以至今日仍可在西南地区找到移民语言的许多存留。移民会馆最初的活动是“少长皆集，泯南北之畛域，叙水木之本源，并思缔造艰难”[84]，以“为联系乡谊及护持初来乡之人”为目的[85]，进而使“使有统摄于以坚团结而通情谊”[86]。正是因为此，移民会馆的建立使移民的乡土观念得以较长期地保留下来，移民与土著及各移民团体之间的同化有所减慢。这可以从至今西南地区许多外籍语言的保留中得到印证。移民内部内聚力的强大，对于当时传统的封建宗法制度和建立在经济政治地位上的等级制度有所削弱，而对于广大平民和贫苦农民则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照顾，特别是对于小生产者提高抗御自然灾害等意外打击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另外，移民会馆对今天川剧的形成和发展都有积极的作用。但同时应看到，同乡团体这种割裂社会的作用，对于社会的稳定、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大规模集约生产，有一定的消极作用。
会馆的消失是历史的必然。随着西南地区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移民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增多，导致乡土观念减弱，而经济的发展又要求各地移民间有进一步加强合作的必要，因此移民会馆的功能逐渐削弱。前面我们谈到出现了多省籍的移民会馆，正是这种联系加强而乡土观念淡薄的表现。同时有的客长会首趁人们乡土观念淡薄，将会馆大权独揽，所谓“久则为有力者所把持”[87]，逐渐变成为私产。民国以后，由于种种原因，会馆被占为私产，或被有关部门改作其它用途的，就更为普遍[88]。而南溪县的天上宫则多次成为驻军军营，致“毁损殊甚”，其贵州会馆亦因“黔省籍人少渐夷为民居矣”[89]。
今天移民会馆的兴盛已成为了历史，但我们从西南地区还残存的一些会馆遗址，可看出我国古代人民在建筑上的聪明才智。如成都陕西街的陕西会馆遗址，金堂县土桥镇的湖广会馆遗址，自贡市的西秦会馆、富顺县的南华宫遗址，重庆市的万寿宫遗址，广汉市的南华宫遗址，云南保山腾阳会馆、四川会馆、大理会馆、迤东会馆遗址，云南蒙自建阳会馆、会泽万寿宫遗址等。
注释：
① [26] [56] 民国《南充县志》卷五《舆地》。
② 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台湾学生书局，一九六六年二月。
③ 同治《新宁县志·庙坛》。
④ 咸丰《开县志》卷九，民国《广安县志》卷一八，民国《灌县志》卷二，傅崇矩：《成都通览》，光绪《叙州府志》卷一二，民国《绵阳县志》卷二，道光《辑补石柱厅志》卷五，民国《邛崃县志》卷二，民国《巧家县志》卷二，民国《新都县志》第三篇，民国《安县志》卷一六，嘉庆《夹江县志》卷三，民国《续增乐至县志》卷二，光绪《梁山县志》卷三，民国《云阳县志》卷二一，民国《重修大足县志》卷二，民国《泸县志》卷一，民国《江律县志》卷四，《新纂云南通志·祠祀考》，民国《兴仁县志》卷二，民国《大定县志》卷六，咸丰《兴义府志》卷三一至三三，同治《毕节县志稿》卷一○，同治《新宁县志·庙坛》，民国《叙永县志》卷一，道光《贵阳府志》卷四一，民国《大竹县志》卷三，民国《南溪县南》卷一，民国《渠县志》卷五，民国《纳溪县志》卷二，光绪《直隶资州志》卷四，民国《达县志》卷一○，同治《重修成都县志》卷二，民国《中江县志》卷四，《四川省志·文物志》（一九九○年报审稿）上册页三二九。
⑤ 民国《南充县志》卷五，光绪《叙州府志》卷一二，民国《泸县志》卷一，光绪《屏山县续志》卷下，傅宗矩：《成都通览》，民国《续修蒙自县志》卷三，光绪《秀山县志》卷七，《新纂云南通志·祠祀考》，民国《梁山县志》卷三，民国《独山县志》卷九，光绪《永昌府志》卷二六，光绪《邛巂野录》卷二一，民国《云阳县志》卷二一，同治《会理州志》卷二，嘉庆《黄平州志》卷一二，民国《盐边县乡土志》，民国《纳溪县志》卷二，道光《思南府续志》卷二，民国《荥经县志》卷二，道光《贵阳府志》卷四一。
⑥ 光绪《续修顺宁府志》卷一九《祠祀志》。
⑦ 民国《广安县志》卷一八，咸丰《冕宁县志》卷五，民国《渠县志》卷五，光绪《梁山县志》卷三，民国《大竹县志》卷三，民国《中江县志》卷四。
⑧ [75] 傅崇矩：《成都通览》，巴蜀书社，一九八七年。
⑨ 光绪《岳池县志》卷九，光绪《青神县志》卷一七，康昭宣：《漫话中坝的会馆》（《江油文史资料》第一一辑）。
⑩ 咸丰《开县志》卷九，民国《巴县志》卷二，傅崇矩：《成都通览》，光绪《奉节县志》卷一九，民国《西昌县志》卷六，《新纂云南通志·祠祀考》，乾隆《镇远府志》卷一九，民国《兴仁县志》卷二。
[11] 张学君：《成都城市史》页一一○，成都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
[12] 光绪《秀山县志》卷七，民国《简阳县志》卷二，民国《潼南县志》卷一。
[13] 光绪《邛巂野录》卷二一《祠庙》。
[14] [33] [52] [81] 民国《犍为县志·建置志》。
[15] 民国《新编合川县志》卷三五《民俗》。
[16] 民国《长寿县志》卷五，道光《綦江县志》卷九，民国《丰都县志》卷三，道光《遵义府志》卷八，民国《桐梓县志》卷三，民国《西昌县志》卷六，光楮《邛巂野录》卷二一，民国《犍为县志·建置志》，民国《江津县志》卷四，民国《广安县志》卷三，民国《灌国志》卷二，民国《宣威县志》卷三，民国《大定县志》卷六，道光《茂州志》卷二。
[17] 民国《重修什邡县志》卷七，光绪《万源县志》卷二，民国《巴县志》卷二，民国《芦山县志》卷二，民国《叙永县志》卷一，民国《大定县志》卷六，同治《毕节县志稿》卷一○，民国《南充县志》卷五，光绪《岳池县志》卷九，民国《西昌县志》卷六，樵斧：《自流井》，民国《温江县志》卷三，道光《茂州志》卷二，张学君：《成都城市史》页一一○。
[18] 张学君：《成都城市史》一一○页，光绪《叙州府志》卷二一，民国《温江县志》卷三，光绪《万源县志》卷二，民国《三台县志》卷四，民国《芦山县志》卷二。
[19] 傅崇矩：《成都通览》，民国《泸县志》卷一，《新纂云南通志·祠祀考》，光绪《续修顺宁府志》卷一九，光绪《永昌府志》卷二六，同治《会理州志》卷二，《云南文物古迹大全》页三五○。云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
[20] 民国《简阳县志》卷二，民国《潼南县志》卷一，民国《南充县志》卷五，民国《绵阳县志》卷二，民国《峨边县志》卷二，民国《犍为县志·建置志》，民国《都匀县志》卷一一，光绪《古城厅志》卷二，《新纂云南通志·祠祀考》，民国《昭通县志稿》卷二，康昭宣：《漫话中坝的会馆》（《江油文史资料》第一一辑）。
[21] [27] [55] 乾隆《富顺县志》卷四《庙坛》。
[22] [39] 同治《毕节县志稿》卷一○《秩祀》。
[23] [25] [40] [46] [66] [69] [70] 民国《犍为县志·居民志》。
[24] 光绪《青神县志》卷一七《祠庙》，康昭宣：《漫话中坝的会馆》。
[28] 民国《长宁县志》卷一《建置志》。
[29] 民国《桐梓县志》卷三《建置》。
[30] 光绪《腾越厅志》卷九《祠祀志》。
[31] [54] 乾隆《威远县志》卷一《建置志》。
[32] 吕作燮：《明清时期的会馆并非工商会业行会》，《中国史研究》一九八二年第二期。
[34] [89] 民国《南溪县志》卷一《舆地志》。
[35] 乾隆《平远州志》卷一三《祠祀》。
[36] 民国《兴仁县志》卷二《建置》。
[37] [60] 道光《思南府续志》卷二《坛庙》。
[38] 周询：《芙蓉话旧录》卷三，彭伯通：《古城重庆》页一二二，重庆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康昭宣：《漫话中坝的会馆》。
[41] 民国《钟氏族谱》，四川省图书馆藏。
[42] [65] [76] [87] 民国《昭通县志稿》卷六《氏族》。
[43] 民国《邛崃县志》卷二《建置志》。
[44] [86] 民国《灌县志》卷一六《礼俗志》。
[45] [51] [80] 康昭宣：《漫话中坝的会馆》（《江油文史资料》第一一辑）。
[47] 民国《大竹县志》卷二。
[48] 刘正刚：《清代四川的广东移民会馆》，《清史研究》一九九一年第一期。
[49] 咸丰《天全州志》卷二。
[50] 周勇、刘景修译：《近代重庆经济与社会发展》页七二，四川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七年。
[53] [57] 民国《新繁县志》卷四《礼俗记》。
[58] 民国《大竹县志》卷三《祠祀志》，光绪《兴义府志·续志》卷一，民国《筠连县志》卷三《舆地志》。民国《重修什邡县志》卷七之上《礼俗》。
[59] 民国《名山县新志》卷一四《古迹》，道光《中江县新志》卷二《建置》，《简阳县石桥镇志·文物古迹》，一九八五年版。
[61] 民国《泸县志》卷一，民国《大竹县志》卷三。
[62] [83] 民国《安县志》卷五六《礼俗门》，卷一六《寺观》。
[63] 民国《灌县志》卷二《营缮志》。
[64] 民国《金堂县续志》卷二《建置志》。
[67] 民国《筠连县志》卷三《舆地志》。
[68] [84] 民国《达县志》卷一○《礼俗门》。
[71] 民国《泸县志》卷三《礼俗》。
[72] 民国《大竹县志》卷三《祠祀志》。
[73] 民国《筠连县志》卷七《人文志》。
[74] 段玉明：《西南寺庙文化》页二七一，云南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二年。
[77] 民国《大定县志》卷六《秩祀志》。
[78] 嘉庆《直隶绵州志》卷一二《风俗》，民国《新修合川县志》卷三五《风俗》。
[79] 周询：《芙蓉话旧录》卷三《戏剧》。
[82] 彭伯通：《古城重庆》页一二二，重庆出版社，一九八一年。
[85] 民国《姚安县志》卷四九《礼俗志》。
[88] 有关情况请参看：民国《重修广元县志稿》第二编，民国《犍为县志·建置志》，民国《安县志》，民国《南溪县志·舆地志》，民国《兴仁县志·建置》，民国《剑河县志·地理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