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俺答汗在明代蒙汉关系中的作用
唐玉萍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1997年01期
【原文出处】《社会科学辑刊》(沈阳)1996年06期第107-112页
【作者简介】昭乌达蒙族师范专科学校。邮编：024001
内容提要：俺答汗是16世纪蒙古史上一位影响深远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在蒙古封建主群雄并立、割据混战的纷乱形势下，他率先振兴蒙古右翼土默特部，以库库河屯（今呼和浩特市）为中心，建立了漠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及宗教中心，并以此为基础，努力争取改善与明朝的紧张关系。经过数十年的不懈努力，终于促成了明蒙之间的和平通贡互市，开创了蒙汉之间60余年友好交往的新局面。
俺答汗（1508—1582）[①]，亦译称阿勒坦汗，明人记载中作俺答、谙达等。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他迫使小王子——徒具虚位的蒙古大汗授他“索多汗”的称号，故他亦被称作“汗”，是蒙古著名的中兴之主达延汗的第三子巴尔斯博罗特的次子。从16世纪中叶至末期，在漠南蒙古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发生的诸多变化，无不与之相关。他是继其祖父达延汗之后在蒙古历史上又一位影响深远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在他一生的活动中，最具色彩的是他主动改善与明朝的关系。本文拟对俺答汗在明代中后期的蒙汉关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做一论述，以求方家教正。
一、历史的回顾——明蒙间的紧张关系
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明军攻入大都，蒙古贵族弃大都北奔蒙古草原，元朝对中原地区的统治宣告结束。然而，元顺帝“北出渔阳，旋舆大漠，整复故都，不失旧物，元亡实未始亡耳”[②]。成吉思汗黄金家族世袭可汗代代相传，延续267年，史称“北元”。元廷北迁之后，仍保存着完整的统治机构。并且拥有相当的军事力量，“引弓之士，不下百万众”[③]。与此同时，明朝也始终没有放松对北退的蒙古各部的军事行动。明太祖数次大举用兵，把蒙古军队从陕、甘、宁一线赶走，但最终仍不能彻底消灭北元军事力量，而自身损伤又很惨重。朱元璋深感平定北元并非易事，因而改变战略策略，以防御为主，分别遣将在山西、北平等处练兵备边，沿长城修筑九边重镇，并在长城以北建立了大宁卫、开平卫、东胜卫三个军事重地，以防蒙古南进。
明成祖朱棣继位后，利用蒙古各部封建主之间的矛盾，转守为攻，力图趁机彻底消灭北元势力。成祖组织数次大规模“北征”，其中有五次是御驾亲征。然而明朝对北元的征伐在经济上的消耗已大大超出中原经济实力所能承担的负荷，军事战线过长、兵力不足、军辎供给不足，明军虽已深入蒙古腹地作战，但并没有能够摧毁蒙古军事实力和其赖以生存的畜牧业经济；同时，明朝北征使中原人民承担着繁重的赋役，激化了阶级矛盾；加之南方沿海一带“倭寇”不断侵扰，内忧外患使明朝处于危机之中。在这种形势下，明朝改变军事上大规模进攻的策略，实施了诸多政治怀柔政策。明朝对已归降的蒙古封建主封爵、封王，以招徕更多的蒙古贵族归顺；在已降蒙古地区建立羁縻卫所，以夷制夷，进行有效统治。尽管如此，仍旧没有从根本上改善蒙汉之间的关系，即使是接受明朝所封之爵位、王位的蒙古封建主们，对明朝亦是时降时叛。早在永乐十一年（1413年）即已接受明成祖封为特进光禄大夫、太师和宁王的东蒙古权臣阿鲁台的数次反目，就是很突出的例证。明初所设兀良哈三卫对明朝的臣服态度亦反复无常，当蒙古汗廷强大时，三卫之地即成为蒙古铁骑南下的跳板，对明朝构成极大威胁。
当时，在蒙古地区分成的蒙古本部（即东蒙古，明朝自永乐以后，称大汗直接统治的蒙古本部为鞑靼）和西部蒙古（明朝称为瓦剌）之间的长期混战以及东西蒙古内部封建主之间的相互征伐，构成了达延汗统一蒙古本部之前显著的政治特点。在封建混战中，下层诸爱马克纷纷割据自雄，上层则是同姓宗王、异姓贵族等争夺霸权、争夺汗位的互相残杀；在此期间，西部蒙古瓦剌一度控制全蒙古，也先汗亦曾试图通过南下攻明恢复对中原地区的统治。因此与明朝关系异常紧张，最终发生了“土木之变”（1449年）。一日之间，明朝皇帝被俘，京军数十万溃灭。也先声势咄咄逼人，明朝上下如惊雷贯顶，“时京师劲甲精骑皆陷没，所余疲卒不及十万，人心震恐，上下无固志”[④]，竟至“群臣聚哭于朝”[⑤]。如果不是脱脱不花汗的掣肘、于谦率领军民的奋力抗击，也先恐怕要通过明英宗进而控制大明王朝了。
“土木之变”后，蒙古内部汗位争夺更加激烈，也先击败了脱脱不花汗而登基称汗（脱脱不花汗为沙不丹所杀）。也先称汗后的主要战略目标是明朝，他在收复兀良哈三卫之后，纠集重兵屯驻明朝北边之地，向明朝施加压力。明朝已经察觉到“兀良哈三卫头目遣使烦数，前使未去，后使复来。名虽进贡，实则窥边。其暗受也先约束，探听中国消息，不言可知”[⑥]。也先亦“累遣使以进贡为名，而实觇我虚实”[⑦]。如果不是景泰五年（1454年）八月也先在突然爆发的内讧中被杀，明蒙间的一场恶战在所难免。由此可见，明蒙之间的关系在俺答封贡之前的紧张程度。也先之后的数十年中，蒙古之地先后出现了孛来、毛里孩、癿加思兰、亦思马因等权臣相继擅政的局面，他们挟制大汗，甚至弑杀大汗，独揽朝政，使得蒙古汗廷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成化十五年（1479年）达延汗（把秃猛可）继位，遂开始了他的政治改革。由于他英才早慧，贤智卓越，故改革成效显著。不但从根本上改变了太师专权，汗权旁落的局面，而且将其所辖之地分封为六万户，进行有效统治（其中五万户由自己的儿子领有）。此时的蒙古六万户、四卫拉特、大兴安岭东西蒙古各部皆在他的统治之下。然而，达延汗的主要政绩在于蒙古内部的统一和发展方面，与明朝的关系则是时战时贡，或边战边贡，并且朝贡的目的似乎尚停留在取得某种经济利益、满足消费，并以此维系统治的阶段。达延汗曾分别于弘治元年、三年、四年、九年、十一年（1488年、1490年、1491年、1496年、1498年）遣使朝贡。在明蒙间二百余年的通贡关系上，或多或少都带有某种政治上隶属关系的印记，惟达延汗时期不同。《明实录》载：弘治元年小王子“奉番书求贡，书辞悖慢。自称大元大可汗，……兵部覆奏谓，北虏虽有入贡之意，然以敌国自居”[⑧]。达延汗在遣使朝贡的同时，继续侵边掠夺财富。弘治六年夏，入甘、凉、永昌、庄浪等处，“抢去头畜十万之上”，次年又两次入境，“抢掠头畜约十万有余，人口不知其数”[⑨]。弘治十一年的朝贡是达延汗的最后一次朝贡。之后，他借口明朝的“宴赏薄恶”[⑩]，连年大规模进攻明朝边城，掠夺财富、人口无数。总之，在达延汗统治期间，明蒙关系比较紧张，双方战争不断。
二、俺答封贡——缓和蒙汉关系的艰辛历程
俺答汗诞生在动荡不安的年代，蒙古各部封建主与明朝的战争、蒙古领主内部的战争等几方面纵横交错，无休止的战乱已延续了近一个半世纪。到了16世纪中叶后，俺答汗消除了蒙古社会内部的封建割据混战状态，基本上控制了漠南蒙古诸部，又降服了西北蒙古诸部，最终实现了其“长北方诸部”的战略目的。在明代，明蒙间的经济联系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朝贡”，一种是“互市”。“朝贡”是以政治上的某种程度的臣服为前提，而且是单一方面即蒙古封建主对明朝的臣服，但同时对于明蒙双方的统治者来说，其经济目的仍很突出，也就是说“朝贡”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的经济交往方式，这种方式是明前期明蒙之间经济交往的主要方式。“互市”则是一种比较明确而且能够照顾到一般农牧民的贸易活动。早在永乐三年（1405年），明朝已在开原和广宁开设马市，供兀良哈三卫与中原地区互市；永乐六年（1408年）在甘州、凉州、兰州、宁夏等处，亦准蒙汉人民进行贸易[11]；正统三年（1438年）在大同正式开设马市[12]。后来由于达延汗时期明蒙之间的紧张关系，从弘治十二年（1499年）以后，这种朝贡互市关系基本上中断，致使广大蒙古牧民“爨无釜，衣无帛”[13]。俺答汗亦同历代蒙古封建主一样，采取战争手段来获取 中原的农工产品，以解燃眉之急。然而他又有别于其他蒙古封建主，更有远见卓识。在明蒙之间战争频仍的年代，他清楚地认识到：只有走和平的通贡互市之路，才能稳定而大量获得中原的农工产品，也才能够从中原这个广大市场中获厚利，保证稳固的畜产品销售市场，进而稳定其在蒙古地区的统治。于是他开始走上艰辛而又不平坦的求贡之路。
嘉靖十三年（1534年）“四月，俺答挟众欲入贡”[14]，这是文献记载中俺答汗最早提出的入贡要求。嘉靖二十年俺答汗派石天爵、肯切两人至大同阳和要塞要求通贡并明确提出其和平主张，并保证今后“令边民垦田塞中，夷众牧马塞外，永不相犯……”[15]。然而以明世宗为首的明朝统治者具有很深的民族偏见，他们认为“虏情多诈”、“其请贡不可信”，不仅拒绝了俺答汗的请示，而且扣留俺答使臣肯切，并悬赏千金求索俺答首级。俺答遂怒，挥兵南下，大掠山西朔州、石州等地而去。嘉靖二十一年闰五月，俺答复遣使三请通贡不得，则以30万众兵攻掠明山西诸镇，明廷盲目地“磔天爵及肯切于市，传首九边枭市”[16]。两军对垒，不斩来使。俺答汗因此大怒，六月即大举进攻山西，入太原，下晋南，掳掠财富人口无数。此时明朝拒蒙更加严厉，悬赏万金求取俺答首级。嘉靖二十五、二十六年，俺答汗二次遣使至宣府、大同要求通贡互市，在此前专设蒙古封建领主贵族会议，在会上提出了公平互市的盟约，“进贡讲和”，“边内种田，边外牧马，夷汉不相害”，“各守信誓”等等，并向明廷进九白大贡（即白骆驼九头、白马九匹、白牛九只及金银锅各一，此乃蒙古族最隆重的礼节）。嘉靖二十七年、二十八年俺答汗又遣使求贡。总之，在这七、八年的时间里，俺答汗向明廷提出的互市请求数十余次。据宣府、大同总督翁万达说：“虏（指俺答）自冬春以来，游骑信使，款塞求贡，不下数十余次，词颇恭顺”[17]。从嘉靖二十年到庚戌事变之前，俺答几乎无岁不求贡市。
俺答汗的屡次请示，均遭明廷拒绝，他的和平通贡的美好愿望难以实现。他为了对明廷进行报复，便率兵大举攻掠明边诸郡，企图以此迫使明廷作出让步，以达到通贡互市的目的。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俺答汗又亲率10余万精骑攻至明京师，全国震惊，史称“庚戌之变”（农历庚戌年）。在他围困京城之时，仍然奉行着和平通贡互市的初衷，遣所俘明将向明廷提出通贡互市的要求。当时，明廷鉴于形势紧迫，答复俺答：先退兵，后和谈。于是俺答率军由古北口出塞。
嘉靖三十年（1551年）春，明蒙双方经和谈达成协议，明在大同、延绥、宁夏等地开放互市。[18]。据史籍记载，俺答约束部落，保持良好的互市秩序。蒙古各部赶来大量马匹交易农工产品，边地互市出现了繁荣景象。
然而，当俺答自京师撤兵、京师的威胁解除之后，一贯坚持狭隘的民族统治政策的明世宗及其统治集团，背信弃义，不久便又关闭了边境互市，双方的和平贸易断绝，又开始了长达20年的战争。当时，明廷中一些有识之臣曾多次上疏世宗：“……自古帝王安定天下，未有不以克诘戒兵为至要者也”。督劝世宗“切念营中要务”，“选将练兵”[19]；宣大总督王崇古力陈：“有险不修，有边不守，与无险无边同；养兵不战，督兵无略，与无兵无战同”[20]。然而，这些颇有见地的上疏都被世宗搁置一旁，不屑一顾。由此可见，明世宗及其最高统治集团的腐败、昏愦，是导致嘉靖时期蒙明关系紧张、战争升级的根由所在。嘉靖三十一年以后的长期战争，给蒙古地区的损害极其严重。明朝罢停边境各市，使蒙古牧民衣用匮乏，加之明朝边军时常深入蒙古草原捣巢杀口、赶马烧草，使得俺答等部冬春人畜难过。在连续不断的自然灾害的袭击、困扰下，俺答汗的统治出现了危机，蒙古内部矛盾激化，俺答苦不堪言。严酷的现实迫使俺答再次考虑与明朝建立和平通贡互市关系，以摆脱困境，摆脱危机。
与此同时，明朝政治形势的变化也给俺答再次请求贡市提供了机遇。明朝在独断专行的世宗服丹中毒死后，明穆宗继位，改元隆庆。开明派高拱、张居正先后入阁担任首辅，主持对蒙事宜。他们开始审慎考虑俺答的请求，一致认识到在对蒙问题上，“拒虏甚易，而灭虏实难”[21]。在他们的主张下，明廷决定与俺答恢复互市，以保边塞安宁，进而稳固统治。
隆庆四年（1570年）九月十三日，发生了俺答汗的孙子把汉那吉投明事件，明朝以此为契机，圆满解决了这一事件，进一步促进明蒙和议。当明朝将把汉那吉送还俺答时，俺答大喜，亲至河边迎接，祖孙相拥而哭，俺答对明朝送还孙儿感激无限，忙遣使到明营致谢。
稍后，俺答即向明请求“封贡”。在高拱、张居正、王崇古等人全力支持下，穆宗于隆庆五年（1571年）三月十八日下诏：封俺答为“顺义王”，封俺答弟昆都力哈（老把都）、长子黄台吉为都督同知，其余子侄和部下63人分别受官封赏。明朝“兵部采崇古议，定市令”[22]。此后，明蒙边境之地先后设互市市场，俺答等部每年“入贡”，并制定“规矩条约”13条，“市法五款”，约束其部众。在俺答主持下，蒙汉人民交易不绝，“东自海冶，西尽甘州，延袤五千里，无烽火警”[23]。
“俺答封贡”在明朝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首先，它结束了自明初以来蒙古各部与中原明王朝之间近200年兵戈相加的战争局面。俺答受封后向明廷宣誓永不犯边；明朝也申令今后禁止捣巢、烧荒，停止招徕逃民，使汉族居民就地安心生产。自俺答封贡以后，出现了“数月之间，三陲晏然，一尘不扰，边氓释戈而荷锄，关城熄烽而安枕，此自古希觏之事而今有之”的局面[24]。它对促进蒙汉人民的友好关系起了重要作用。其次，“俺答封贡”也促进了蒙汉两族人民经济、文化的交流。隆庆年间的明蒙互市除了官方的马市、互市外，民间私市遍布长城内外。明政府鼓励商人就市；同时明政府派遣官员组织互市，调剂余缺。在隆庆五年明朝开设的六个互市场所中，蒙古以马易布帛、粮盐等，规模逐年扩大。
为了进一步促进蒙汉关系的发展，明朝还派遣官员、学者到蒙古各部惠赠书籍，传播文化。明四夷馆翻译丛文尧长时间在蒙古各部“传授番文，校对字意，讲忠孝大义”[25]，深受俺答等蒙古封建主的欢迎。俺答还数次向明朝请教《金刚经》及喇嘛僧，明朝皆应允。明朝这些举措无疑有利于加强蒙汉两族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其三，“俺答封贡”从政治上确立了蒙古各部政权与明朝中央政权的隶属关系，从长远的观点看，巩固和发展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较之蒙古各部，明王朝无论从政治、军事、经济及科技文化上都居领先地位，是当时的正统王朝，这一点已为世人所共识。俺答能够在其祖先与明朝的抗争中总结经验，寻求出路，识大体、顾大局，最终完成与明和好，接受封爵，达成封贡互市协议，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为维护祖国的统一做出了重大贡献。清人魏源曾评价说：“高拱、张居正、王崇古张驰驾驭，因势推移，不独明塞息五十年之烽燧，且为本朝开二百年之太平”[26]。这里魏源只偏重明朝一方来评价，却忽视了其间的主角人物俺答汗，对他的偏见与局限，我们不能苛求。
三、结语——俺答汗名垂青史
万历九年十二月十九日（1582年1月13日），俺答汗因病逝世，享年75岁[27]。蒙古右翼各部举部痛悼，都为失去一代俊杰和英明领袖而惋惜。他的去世也引起了明朝上下强烈的震动。为表彰顺义王俺答汗对加强明蒙关系所作出的贡献，明神宗“特命赐祭七坛、彩缎十二表里、布百匹”，以示优恤[28]。在此之前，享有明帝赐祭的蒙古领主是极少的，这说明明朝对俺答汗的高度重视和高度评价，也寓有明朝希望与蒙古继续保持友好关系的意图，鼓励俺答汗的后人继续执行俺答的政策。
俺答汗生前对其后继者未作妥善安排，因此，在他逝世后，土默特部的首领（即顺义王）三次传位都不是很顺利，其中矛盾的焦点是俺答汗年轻的遗孀钟金哈屯（即三娘子）与土默特传统势力之间为争夺王位与领地的斗争。按照蒙古族当时的传统，继承王位的应是俺答汗长子黄台吉一系。然而黄台吉一直与其父不和，与钟金哈屯亦龃龉多年，他曾多次阻止俺答汗与明和好，因此，明朝此时寄希望于俺答汗孙把汉那吉或钟金哈屯，希望他们能继承王位。但是当时蒙古各部的传统势力仍是人多势众，如果黄台吉一系不能继承王位，土默特内部的分裂与火并在所难免。明朝在经过审慎考虑之后，终于寻得一条上策，派遣宣大总督郑洛力劝钟金哈屯按照蒙古民族传统风俗与王位继承人合婚（父死，儿子可以收纳非亲生的后母），钟金哈屯再三思考，权衡轻重，最后决定委曲求全，“历配三王”[29]。又先后同第二代顺义王、俺答汗长子黄台吉（又名辛爱，死于1585年）和第三代顺义王、黄台吉长子扯力克（死于1607年）一起，继续维持同明朝的密切关系，并一直保持了右翼蒙古内部的稳定。
俺答汗逝世后，钟金哈屯继续执行其与明朝和平通贡互市的政策，她严格约束部众，严厉处罚违约犯法者，在她的带动下，扯力克于万历十五年和三十一年两次设誓重申俺答汗与明朝的盟约，并增订了四项新的规定。万历年间，明朝在东自宣府、西至陕西的千里边界上又设立了十余处互市市场，明蒙双方在官市、民市、月市、小市上频繁交易，既促进了北方经济的发展，又稳定了明朝的统治，蒙汉两族人民得以安心生产和生活。
综上所述，俺答汗顺应历史发展的主流，经过数十年的不懈努力，终于促成了明蒙之间、蒙汉之间的持久和平，促进了蒙汉双方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俺答汗的业绩是我国民族关系史上值得称颂的一页，俺答汗在明朝蒙汉关系史中立有不可磨灭的功勋，俺答汗名垂青史。
注释：
①参见《阿勒坦汗传》（蒙文本）第37章；或《万历武功录》“俺答列传下”卷8。
② ③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10《故元遗兵》。
④《明史》卷170《于谦传》。
⑤《明英宗实录》正统十四年八月癸亥。
⑥《明英宗实录》景泰四年正月戊辰。
⑦《明英宗实录》景泰四年二月庚寅。
⑧《明孝宗实录》弘治元年五月乙酉。
⑨《明孝宗实录》弘治七年十二月乙卯。
⑩《明孝宗实录》弘治十三年六月壬寅。
[11]《明成祖实录》卷55，永乐六年三月壬戌条。
[12]《明英宗实录》卷41，正统三年四月癸未条。
[13] [21] [25]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8，《俺答列传下》。
[14]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7，《俺答列传上》。
[15]《明世宗实录》卷251，嘉靖二十年七月丁酉。
[16]《明世宗实录》卷262，嘉靖二十一年闰五月戊辰。
[17]方孔昭《全边略记》卷2《大同略》。
[18] [22] [29]《明史》卷327，《鞑靼传》。
[19]《明经世文编》卷252《赵恭襄文集》——《戎务》。
[20]《明经世文编》卷318《王鉴川集》三。
[23]方孔昭《全边略纪》卷二《大同略》。
[24]《明穆宗实录》卷59，隆庆五年七月戊寅。
[26]魏源《圣武记》卷12，《武事余记》。
[27]俺答卒年据《俺答汗传》、《万历武功录》、《全边略记》三书记载。
[28]《明神宗实录》卷121，万历十年二月癸巳。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1997年01期
【原文出处】《社会科学辑刊》(沈阳)1996年06期第107-112页
【作者简介】昭乌达蒙族师范专科学校。邮编：024001
俺答汗（1508—1582）[①]，亦译称阿勒坦汗，明人记载中作俺答、谙达等。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他迫使小王子——徒具虚位的蒙古大汗授他“索多汗”的称号，故他亦被称作“汗”，是蒙古著名的中兴之主达延汗的第三子巴尔斯博罗特的次子。从16世纪中叶至末期，在漠南蒙古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发生的诸多变化，无不与之相关。他是继其祖父达延汗之后在蒙古历史上又一位影响深远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在他一生的活动中，最具色彩的是他主动改善与明朝的关系。本文拟对俺答汗在明代中后期的蒙汉关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做一论述，以求方家教正。
一、历史的回顾——明蒙间的紧张关系
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明军攻入大都，蒙古贵族弃大都北奔蒙古草原，元朝对中原地区的统治宣告结束。然而，元顺帝“北出渔阳，旋舆大漠，整复故都，不失旧物，元亡实未始亡耳”[②]。成吉思汗黄金家族世袭可汗代代相传，延续267年，史称“北元”。元廷北迁之后，仍保存着完整的统治机构。并且拥有相当的军事力量，“引弓之士，不下百万众”[③]。与此同时，明朝也始终没有放松对北退的蒙古各部的军事行动。明太祖数次大举用兵，把蒙古军队从陕、甘、宁一线赶走，但最终仍不能彻底消灭北元军事力量，而自身损伤又很惨重。朱元璋深感平定北元并非易事，因而改变战略策略，以防御为主，分别遣将在山西、北平等处练兵备边，沿长城修筑九边重镇，并在长城以北建立了大宁卫、开平卫、东胜卫三个军事重地，以防蒙古南进。
明成祖朱棣继位后，利用蒙古各部封建主之间的矛盾，转守为攻，力图趁机彻底消灭北元势力。成祖组织数次大规模“北征”，其中有五次是御驾亲征。然而明朝对北元的征伐在经济上的消耗已大大超出中原经济实力所能承担的负荷，军事战线过长、兵力不足、军辎供给不足，明军虽已深入蒙古腹地作战，但并没有能够摧毁蒙古军事实力和其赖以生存的畜牧业经济；同时，明朝北征使中原人民承担着繁重的赋役，激化了阶级矛盾；加之南方沿海一带“倭寇”不断侵扰，内忧外患使明朝处于危机之中。在这种形势下，明朝改变军事上大规模进攻的策略，实施了诸多政治怀柔政策。明朝对已归降的蒙古封建主封爵、封王，以招徕更多的蒙古贵族归顺；在已降蒙古地区建立羁縻卫所，以夷制夷，进行有效统治。尽管如此，仍旧没有从根本上改善蒙汉之间的关系，即使是接受明朝所封之爵位、王位的蒙古封建主们，对明朝亦是时降时叛。早在永乐十一年（1413年）即已接受明成祖封为特进光禄大夫、太师和宁王的东蒙古权臣阿鲁台的数次反目，就是很突出的例证。明初所设兀良哈三卫对明朝的臣服态度亦反复无常，当蒙古汗廷强大时，三卫之地即成为蒙古铁骑南下的跳板，对明朝构成极大威胁。
当时，在蒙古地区分成的蒙古本部（即东蒙古，明朝自永乐以后，称大汗直接统治的蒙古本部为鞑靼）和西部蒙古（明朝称为瓦剌）之间的长期混战以及东西蒙古内部封建主之间的相互征伐，构成了达延汗统一蒙古本部之前显著的政治特点。在封建混战中，下层诸爱马克纷纷割据自雄，上层则是同姓宗王、异姓贵族等争夺霸权、争夺汗位的互相残杀；在此期间，西部蒙古瓦剌一度控制全蒙古，也先汗亦曾试图通过南下攻明恢复对中原地区的统治。因此与明朝关系异常紧张，最终发生了“土木之变”（1449年）。一日之间，明朝皇帝被俘，京军数十万溃灭。也先声势咄咄逼人，明朝上下如惊雷贯顶，“时京师劲甲精骑皆陷没，所余疲卒不及十万，人心震恐，上下无固志”[④]，竟至“群臣聚哭于朝”[⑤]。如果不是脱脱不花汗的掣肘、于谦率领军民的奋力抗击，也先恐怕要通过明英宗进而控制大明王朝了。
“土木之变”后，蒙古内部汗位争夺更加激烈，也先击败了脱脱不花汗而登基称汗（脱脱不花汗为沙不丹所杀）。也先称汗后的主要战略目标是明朝，他在收复兀良哈三卫之后，纠集重兵屯驻明朝北边之地，向明朝施加压力。明朝已经察觉到“兀良哈三卫头目遣使烦数，前使未去，后使复来。名虽进贡，实则窥边。其暗受也先约束，探听中国消息，不言可知”[⑥]。也先亦“累遣使以进贡为名，而实觇我虚实”[⑦]。如果不是景泰五年（1454年）八月也先在突然爆发的内讧中被杀，明蒙间的一场恶战在所难免。由此可见，明蒙之间的关系在俺答封贡之前的紧张程度。也先之后的数十年中，蒙古之地先后出现了孛来、毛里孩、癿加思兰、亦思马因等权臣相继擅政的局面，他们挟制大汗，甚至弑杀大汗，独揽朝政，使得蒙古汗廷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成化十五年（1479年）达延汗（把秃猛可）继位，遂开始了他的政治改革。由于他英才早慧，贤智卓越，故改革成效显著。不但从根本上改变了太师专权，汗权旁落的局面，而且将其所辖之地分封为六万户，进行有效统治（其中五万户由自己的儿子领有）。此时的蒙古六万户、四卫拉特、大兴安岭东西蒙古各部皆在他的统治之下。然而，达延汗的主要政绩在于蒙古内部的统一和发展方面，与明朝的关系则是时战时贡，或边战边贡，并且朝贡的目的似乎尚停留在取得某种经济利益、满足消费，并以此维系统治的阶段。达延汗曾分别于弘治元年、三年、四年、九年、十一年（1488年、1490年、1491年、1496年、1498年）遣使朝贡。在明蒙间二百余年的通贡关系上，或多或少都带有某种政治上隶属关系的印记，惟达延汗时期不同。《明实录》载：弘治元年小王子“奉番书求贡，书辞悖慢。自称大元大可汗，……兵部覆奏谓，北虏虽有入贡之意，然以敌国自居”[⑧]。达延汗在遣使朝贡的同时，继续侵边掠夺财富。弘治六年夏，入甘、凉、永昌、庄浪等处，“抢去头畜十万之上”，次年又两次入境，“抢掠头畜约十万有余，人口不知其数”[⑨]。弘治十一年的朝贡是达延汗的最后一次朝贡。之后，他借口明朝的“宴赏薄恶”[⑩]，连年大规模进攻明朝边城，掠夺财富、人口无数。总之，在达延汗统治期间，明蒙关系比较紧张，双方战争不断。
二、俺答封贡——缓和蒙汉关系的艰辛历程
俺答汗诞生在动荡不安的年代，蒙古各部封建主与明朝的战争、蒙古领主内部的战争等几方面纵横交错，无休止的战乱已延续了近一个半世纪。到了16世纪中叶后，俺答汗消除了蒙古社会内部的封建割据混战状态，基本上控制了漠南蒙古诸部，又降服了西北蒙古诸部，最终实现了其“长北方诸部”的战略目的。在明代，明蒙间的经济联系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朝贡”，一种是“互市”。“朝贡”是以政治上的某种程度的臣服为前提，而且是单一方面即蒙古封建主对明朝的臣服，但同时对于明蒙双方的统治者来说，其经济目的仍很突出，也就是说“朝贡”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的经济交往方式，这种方式是明前期明蒙之间经济交往的主要方式。“互市”则是一种比较明确而且能够照顾到一般农牧民的贸易活动。早在永乐三年（1405年），明朝已在开原和广宁开设马市，供兀良哈三卫与中原地区互市；永乐六年（1408年）在甘州、凉州、兰州、宁夏等处，亦准蒙汉人民进行贸易[11]；正统三年（1438年）在大同正式开设马市[12]。后来由于达延汗时期明蒙之间的紧张关系，从弘治十二年（1499年）以后，这种朝贡互市关系基本上中断，致使广大蒙古牧民“爨无釜，衣无帛”[13]。俺答汗亦同历代蒙古封建主一样，采取战争手段来获取 中原的农工产品，以解燃眉之急。然而他又有别于其他蒙古封建主，更有远见卓识。在明蒙之间战争频仍的年代，他清楚地认识到：只有走和平的通贡互市之路，才能稳定而大量获得中原的农工产品，也才能够从中原这个广大市场中获厚利，保证稳固的畜产品销售市场，进而稳定其在蒙古地区的统治。于是他开始走上艰辛而又不平坦的求贡之路。
嘉靖十三年（1534年）“四月，俺答挟众欲入贡”[14]，这是文献记载中俺答汗最早提出的入贡要求。嘉靖二十年俺答汗派石天爵、肯切两人至大同阳和要塞要求通贡并明确提出其和平主张，并保证今后“令边民垦田塞中，夷众牧马塞外，永不相犯……”[15]。然而以明世宗为首的明朝统治者具有很深的民族偏见，他们认为“虏情多诈”、“其请贡不可信”，不仅拒绝了俺答汗的请示，而且扣留俺答使臣肯切，并悬赏千金求索俺答首级。俺答遂怒，挥兵南下，大掠山西朔州、石州等地而去。嘉靖二十一年闰五月，俺答复遣使三请通贡不得，则以30万众兵攻掠明山西诸镇，明廷盲目地“磔天爵及肯切于市，传首九边枭市”[16]。两军对垒，不斩来使。俺答汗因此大怒，六月即大举进攻山西，入太原，下晋南，掳掠财富人口无数。此时明朝拒蒙更加严厉，悬赏万金求取俺答首级。嘉靖二十五、二十六年，俺答汗二次遣使至宣府、大同要求通贡互市，在此前专设蒙古封建领主贵族会议，在会上提出了公平互市的盟约，“进贡讲和”，“边内种田，边外牧马，夷汉不相害”，“各守信誓”等等，并向明廷进九白大贡（即白骆驼九头、白马九匹、白牛九只及金银锅各一，此乃蒙古族最隆重的礼节）。嘉靖二十七年、二十八年俺答汗又遣使求贡。总之，在这七、八年的时间里，俺答汗向明廷提出的互市请求数十余次。据宣府、大同总督翁万达说：“虏（指俺答）自冬春以来，游骑信使，款塞求贡，不下数十余次，词颇恭顺”[17]。从嘉靖二十年到庚戌事变之前，俺答几乎无岁不求贡市。
俺答汗的屡次请示，均遭明廷拒绝，他的和平通贡的美好愿望难以实现。他为了对明廷进行报复，便率兵大举攻掠明边诸郡，企图以此迫使明廷作出让步，以达到通贡互市的目的。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俺答汗又亲率10余万精骑攻至明京师，全国震惊，史称“庚戌之变”（农历庚戌年）。在他围困京城之时，仍然奉行着和平通贡互市的初衷，遣所俘明将向明廷提出通贡互市的要求。当时，明廷鉴于形势紧迫，答复俺答：先退兵，后和谈。于是俺答率军由古北口出塞。
嘉靖三十年（1551年）春，明蒙双方经和谈达成协议，明在大同、延绥、宁夏等地开放互市。[18]。据史籍记载，俺答约束部落，保持良好的互市秩序。蒙古各部赶来大量马匹交易农工产品，边地互市出现了繁荣景象。
然而，当俺答自京师撤兵、京师的威胁解除之后，一贯坚持狭隘的民族统治政策的明世宗及其统治集团，背信弃义，不久便又关闭了边境互市，双方的和平贸易断绝，又开始了长达20年的战争。当时，明廷中一些有识之臣曾多次上疏世宗：“……自古帝王安定天下，未有不以克诘戒兵为至要者也”。督劝世宗“切念营中要务”，“选将练兵”[19]；宣大总督王崇古力陈：“有险不修，有边不守，与无险无边同；养兵不战，督兵无略，与无兵无战同”[20]。然而，这些颇有见地的上疏都被世宗搁置一旁，不屑一顾。由此可见，明世宗及其最高统治集团的腐败、昏愦，是导致嘉靖时期蒙明关系紧张、战争升级的根由所在。嘉靖三十一年以后的长期战争，给蒙古地区的损害极其严重。明朝罢停边境各市，使蒙古牧民衣用匮乏，加之明朝边军时常深入蒙古草原捣巢杀口、赶马烧草，使得俺答等部冬春人畜难过。在连续不断的自然灾害的袭击、困扰下，俺答汗的统治出现了危机，蒙古内部矛盾激化，俺答苦不堪言。严酷的现实迫使俺答再次考虑与明朝建立和平通贡互市关系，以摆脱困境，摆脱危机。
与此同时，明朝政治形势的变化也给俺答再次请求贡市提供了机遇。明朝在独断专行的世宗服丹中毒死后，明穆宗继位，改元隆庆。开明派高拱、张居正先后入阁担任首辅，主持对蒙事宜。他们开始审慎考虑俺答的请求，一致认识到在对蒙问题上，“拒虏甚易，而灭虏实难”[21]。在他们的主张下，明廷决定与俺答恢复互市，以保边塞安宁，进而稳固统治。
隆庆四年（1570年）九月十三日，发生了俺答汗的孙子把汉那吉投明事件，明朝以此为契机，圆满解决了这一事件，进一步促进明蒙和议。当明朝将把汉那吉送还俺答时，俺答大喜，亲至河边迎接，祖孙相拥而哭，俺答对明朝送还孙儿感激无限，忙遣使到明营致谢。
稍后，俺答即向明请求“封贡”。在高拱、张居正、王崇古等人全力支持下，穆宗于隆庆五年（1571年）三月十八日下诏：封俺答为“顺义王”，封俺答弟昆都力哈（老把都）、长子黄台吉为都督同知，其余子侄和部下63人分别受官封赏。明朝“兵部采崇古议，定市令”[22]。此后，明蒙边境之地先后设互市市场，俺答等部每年“入贡”，并制定“规矩条约”13条，“市法五款”，约束其部众。在俺答主持下，蒙汉人民交易不绝，“东自海冶，西尽甘州，延袤五千里，无烽火警”[23]。
“俺答封贡”在明朝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首先，它结束了自明初以来蒙古各部与中原明王朝之间近200年兵戈相加的战争局面。俺答受封后向明廷宣誓永不犯边；明朝也申令今后禁止捣巢、烧荒，停止招徕逃民，使汉族居民就地安心生产。自俺答封贡以后，出现了“数月之间，三陲晏然，一尘不扰，边氓释戈而荷锄，关城熄烽而安枕，此自古希觏之事而今有之”的局面[24]。它对促进蒙汉人民的友好关系起了重要作用。其次，“俺答封贡”也促进了蒙汉两族人民经济、文化的交流。隆庆年间的明蒙互市除了官方的马市、互市外，民间私市遍布长城内外。明政府鼓励商人就市；同时明政府派遣官员组织互市，调剂余缺。在隆庆五年明朝开设的六个互市场所中，蒙古以马易布帛、粮盐等，规模逐年扩大。
为了进一步促进蒙汉关系的发展，明朝还派遣官员、学者到蒙古各部惠赠书籍，传播文化。明四夷馆翻译丛文尧长时间在蒙古各部“传授番文，校对字意，讲忠孝大义”[25]，深受俺答等蒙古封建主的欢迎。俺答还数次向明朝请教《金刚经》及喇嘛僧，明朝皆应允。明朝这些举措无疑有利于加强蒙汉两族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其三，“俺答封贡”从政治上确立了蒙古各部政权与明朝中央政权的隶属关系，从长远的观点看，巩固和发展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较之蒙古各部，明王朝无论从政治、军事、经济及科技文化上都居领先地位，是当时的正统王朝，这一点已为世人所共识。俺答能够在其祖先与明朝的抗争中总结经验，寻求出路，识大体、顾大局，最终完成与明和好，接受封爵，达成封贡互市协议，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为维护祖国的统一做出了重大贡献。清人魏源曾评价说：“高拱、张居正、王崇古张驰驾驭，因势推移，不独明塞息五十年之烽燧，且为本朝开二百年之太平”[26]。这里魏源只偏重明朝一方来评价，却忽视了其间的主角人物俺答汗，对他的偏见与局限，我们不能苛求。
三、结语——俺答汗名垂青史
万历九年十二月十九日（1582年1月13日），俺答汗因病逝世，享年75岁[27]。蒙古右翼各部举部痛悼，都为失去一代俊杰和英明领袖而惋惜。他的去世也引起了明朝上下强烈的震动。为表彰顺义王俺答汗对加强明蒙关系所作出的贡献，明神宗“特命赐祭七坛、彩缎十二表里、布百匹”，以示优恤[28]。在此之前，享有明帝赐祭的蒙古领主是极少的，这说明明朝对俺答汗的高度重视和高度评价，也寓有明朝希望与蒙古继续保持友好关系的意图，鼓励俺答汗的后人继续执行俺答的政策。
俺答汗生前对其后继者未作妥善安排，因此，在他逝世后，土默特部的首领（即顺义王）三次传位都不是很顺利，其中矛盾的焦点是俺答汗年轻的遗孀钟金哈屯（即三娘子）与土默特传统势力之间为争夺王位与领地的斗争。按照蒙古族当时的传统，继承王位的应是俺答汗长子黄台吉一系。然而黄台吉一直与其父不和，与钟金哈屯亦龃龉多年，他曾多次阻止俺答汗与明和好，因此，明朝此时寄希望于俺答汗孙把汉那吉或钟金哈屯，希望他们能继承王位。但是当时蒙古各部的传统势力仍是人多势众，如果黄台吉一系不能继承王位，土默特内部的分裂与火并在所难免。明朝在经过审慎考虑之后，终于寻得一条上策，派遣宣大总督郑洛力劝钟金哈屯按照蒙古民族传统风俗与王位继承人合婚（父死，儿子可以收纳非亲生的后母），钟金哈屯再三思考，权衡轻重，最后决定委曲求全，“历配三王”[29]。又先后同第二代顺义王、俺答汗长子黄台吉（又名辛爱，死于1585年）和第三代顺义王、黄台吉长子扯力克（死于1607年）一起，继续维持同明朝的密切关系，并一直保持了右翼蒙古内部的稳定。
俺答汗逝世后，钟金哈屯继续执行其与明朝和平通贡互市的政策，她严格约束部众，严厉处罚违约犯法者，在她的带动下，扯力克于万历十五年和三十一年两次设誓重申俺答汗与明朝的盟约，并增订了四项新的规定。万历年间，明朝在东自宣府、西至陕西的千里边界上又设立了十余处互市市场，明蒙双方在官市、民市、月市、小市上频繁交易，既促进了北方经济的发展，又稳定了明朝的统治，蒙汉两族人民得以安心生产和生活。
综上所述，俺答汗顺应历史发展的主流，经过数十年的不懈努力，终于促成了明蒙之间、蒙汉之间的持久和平，促进了蒙汉双方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俺答汗的业绩是我国民族关系史上值得称颂的一页，俺答汗在明朝蒙汉关系史中立有不可磨灭的功勋，俺答汗名垂青史。
注释：
①参见《阿勒坦汗传》（蒙文本）第37章；或《万历武功录》“俺答列传下”卷8。
② ③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10《故元遗兵》。
④《明史》卷170《于谦传》。
⑤《明英宗实录》正统十四年八月癸亥。
⑥《明英宗实录》景泰四年正月戊辰。
⑦《明英宗实录》景泰四年二月庚寅。
⑧《明孝宗实录》弘治元年五月乙酉。
⑨《明孝宗实录》弘治七年十二月乙卯。
⑩《明孝宗实录》弘治十三年六月壬寅。
[11]《明成祖实录》卷55，永乐六年三月壬戌条。
[12]《明英宗实录》卷41，正统三年四月癸未条。
[13] [21] [25]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8，《俺答列传下》。
[14]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7，《俺答列传上》。
[15]《明世宗实录》卷251，嘉靖二十年七月丁酉。
[16]《明世宗实录》卷262，嘉靖二十一年闰五月戊辰。
[17]方孔昭《全边略记》卷2《大同略》。
[18] [22] [29]《明史》卷327，《鞑靼传》。
[19]《明经世文编》卷252《赵恭襄文集》——《戎务》。
[20]《明经世文编》卷318《王鉴川集》三。
[23]方孔昭《全边略纪》卷二《大同略》。
[24]《明穆宗实录》卷59，隆庆五年七月戊寅。
[26]魏源《圣武记》卷12，《武事余记》。
[27]俺答卒年据《俺答汗传》、《万历武功录》、《全边略记》三书记载。
[28]《明神宗实录》卷121，万历十年二月癸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