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对杨士奇应做全面评价
——兼谈三杨在正统初政中的失误
李凤飞/暴鸿昌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1996年04期
【原文出处】《北方论丛》(哈尔滨)1996年02期第28-33页
【作者简介】李凤飞 黑龙江大学历史系
暴鸿昌 黑龙江大学历史系
内容提要 对于“三杨”学界一向持肯定态度，但对其过失却很少论及。本文则通过对正统初政的考察，认为正统时期宦官坏政，而致“土木之变”，三杨尤其是杨士奇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王振乱政虽已渐昭彰，“三杨”不但未对其有任何抗争，反而多承奉容悦之态，因而助长了王振的气焰，终于酿成土木之祸。这种局面的出现，当与三杨一向软弱圆滑的辅政作风和手法、为政不能处以公心以及他们的人品有直接关系。在三杨之中，而以杨士奇的人品最差，而且学行有亏，他所负责纂修的《明太祖实录》、《明太宗实录》却有多处由于杨士奇“芟改失实”，曲笔回护。因此，对杨士奇的评价不应片面强调他在仁宣时期的功绩，也应看到他在正统初政中的过错和重大失误，从而对他做出全面的实事求是的评价。
明朝永乐中设内阁，简翰林官直文渊阁预机务，至仁、宣时期，阁权始重。三杨（杨荣、杨溥、杨士奇）久在内阁，“虽无相之名，而已有钧衡之重”。仁、宣之治，除了皇帝的作用外，后人多归美于三杨之辅政，“是以明称贤相，必首三杨”。英宗朝是明代由前期进入中期的转折时期，但正统之初，三杨皆在内阁，一般认为“正统之初，朝政清明，士奇等之力也。”〔1〕但仔细察来，宦官坏政，土木之祸， 皆萌发肇端于此时，三杨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尤其杨士奇更难辞其咎，分析三杨在正统初政的作用及杨士奇的人品与行事，有助于我们对这一重要历史时期的认识。
一
明宣宗死后，九岁的朱祁镇登上皇帝的宝座。当时宣宗的母亲诚孝张太后仍健在，委任三杨主持朝政，从表面上看此时朝政清明，社会升平，但王振擅权乱政之势焰也即形成于正统初年，至三杨身后发生的土木之变，只不过是王振擅政的结果而已。王振窃柄，又与三杨的软弱、牵就密切相关。所以“后起者争暴其短，以为依违中旨，酿成贼奄之祸。”〔2〕不是没有道理的，其中尤以杨士奇遭后人讥议最深。
正统之初，王振受宠，过问朝政，逮系大臣，献媚者见擢，抵牾者遭难，朝臣争相屈膝，百官望风而拜。据王世贞说：“国朝文武大臣见王振而跪者十之五，见汪直而跪者十之三，见刘瑾而跪者十之八。”〔3〕当时王振乱政已渐昭彰，却不见三杨对其有任何抗争之举。 诚孝张太后在时曾对其权势有所遏制，史书载太皇太后斥王振导帝不律，欲赐振死，英宗及三杨皆跪，为之请，遂赦王振。有人对此评论说：正统初“王振以青宫旧侍，俨然自负顾命，其时三杨犹在位也。太后贤明，有汉马氏、宋高后风，当其责振掖庭，呼刃加颈，三杨能叩首力争，远窜裔土，势如摧枯，非直、瑾城狐，外庭口舌比也。”三杨“所称舟楫之才，股肱之用者，……坐令勃靼之祸伏于多鱼，石显之专萌于病已，而仁、宣之业，则几乎熄，朝廷尚有人哉！”〔4〕
其实，三杨对王振不但无抗争，且多承奉容悦之态，因而助长了王振的气焰。据载，英宗始立，王振还未敢问政，“传旨每立阁外，不敢人，三杨呼人坐以宠异之，振自是权侵重。”〔5〕从一些具体事实中可以看出三杨对王振之承奉，王振曾问三杨，“吾乡亦有可为京官乎？”三杨荐薛瑄，乃召为大理寺卿，但这们王振同乡，清直耿介，并不去拜谢王振，于是三杨语薛瑄之仆曰：“若主之擢， 王太监力也，朝罢可诣谢。”薛瑄不为动，“明日退朝， 又使人语之，终不往。振至阁下，问薛少卿安在，三杨为谢，且曰：‘彼将来见也。’”弄得三杨十分为难，最后“知李贤与瑄厚，令转语之，贤往道三杨意，瑄曰：‘厚德亦为是言乎？拜爵公朝，谢恩私室，吾不为也。’”〔6〕由此可见三杨对王振之媚，与薛瑄相比，实应有愧。王振窃柄与三杨之委蛇有直接关系，陆廉伯语及杨士奇时说：“文贞功之首，罪之魁也。”“内阁故有丝纶簿，文贞晚年以子稷故，欲媚王振，以丝纶簿付之，故内阁之权尽移中官。”虽然后来有人对此事表示怀疑，不知“此说何所从授”，但此事却“天下皆传之”〔7〕。想必出处有自，依据杨士奇晚年庇护其子杨稷之罪而献媚王振，此事存在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自东汉来，士大夫矜名节，莫盛于明朝，而于宦官擅权时尤著风裁，只就阁臣而言，成化时宦官汪直擅权乱政，内阁大学士商辂率同列极论汪直十一罪，认为“直不去，天下安得无危？”就连万安、刘翊、刘吉那样的阁臣也俱以对，“引义慷慨”。正德间，刘瑾得宠窃权，内阁大学士谢迁、刘健，秉义固诤，誓不与阉竖同朝，致仕而去，其刚严之节令人钦佩。相比之下三杨于王振前，委蛇俯仰，不敢与抗，致使王振益肆。三杨听任王振势焰，说到底也就是为了讨好取悦皇帝，其私心可以洞见，所以史书评曰：“且太后闻振持上多不律，三杨独不闻乎？以太后命诛之易易，三杨未免以帝呢，太后春秋高，不足恃，宁存之以悦帝自便，则私帝以长振也，卒之反自厄，悔无为矣。”〔8〕
正统之初，三杨以垂暮之气，当奸人新发之锋，风裁已非曩时，自宣德七年至正统四年，内阁一直只其三人，三人虽皆年迈，但无身退之心，更无引荐同列与后劲之意，其以杨士奇为甚。这从王振与杨士奇、杨荣的下面对话可以看出，王振谓三杨曰：“朝廷事赖三先生，然皆高龄倦瘁矣。”杨士奇对曰：“老臣当尽瘁报国，”杨荣曰：“不然，当荐几个后生报主耳。”王振令具名，于是杨荣荐陈循、高谷、苗衷等。杨士奇以此责备杨荣，杨荣曰：“彼厌吾辈矣，一旦内中出片纸以某入阁，则吾辈束手而已，今数子皆是我辈人，当一心力。”〔9〕不难看出，杨士奇并没有荐后劲人阁的意思，推荐陈循等人，还是王振相逼问，最后由杨荣作出的决定。由于后人阁者在阁时短资浅，所以三杨身后，内阁已无力与王振相抗争，致使权归阉竖。
当时杨士奇等“未能汲汲畜养人才”，举贤以代，一些资历较深且清直端正，力持正议，可与宦官相抗衡的大臣被拒之阁外。如王直便是其中一位，“直以次当入阁，杨士奇不欲也”。据《玉堂漫笔》载：“王文端公抑庵知制诰几廿年，其出也，杨文贞公为之也。初，文端与文贞同闬里，且联姻，文贞雅重其人，欲留代已。文贞之子稷，恶状已盈，中朝士大夫皆知而不敢言，于是怂恿文端言，文端直谅人也，遂言于文贞，文贞甚德之，叹谢以为非君不能闻。文贞不久遂有省墓之行，实欲制其子也。稷之狡猾，已阴得文端之言而为之备，驿递中皆先置所亲，誉稷之贤，复扬言曰：‘人皆忌其功名之盛，故谤稷耳。’反以是中文端，文贞历数处皆然，稷复迎于数百里外，毡帽蜡油靴，旧青衫，朴纳循理，俨然谨愿人也，家中帷图书萧然，为恶之具悉屏去，而亲戚皆畏稷，交誉之，文贞遂不信文端之言，并以疑其妨已，及还朝，遂出之于吏部”。王直自己曾对其子孙说：“三杨不欲我同事内阁，出理部事，当时意不能无憾，若使不出部，丁丑正月当坐首祸，必有辽阳之行，安能与汝曹为乐！”〔10〕人才取舍，不是出以公心，而是挟带私意，以此可见。出以此心，使那些可与宦官抗衡的大臣未能得到重用，象李时勉那样方廉耿介，在王振面前宁死不屈者，未能得以重用反被杨士奇推为祭酒。〔11〕后人对杨士奇等倦恋权位无甚指责，而是责其未能举贤代己，“明代李贽曾对杨士奇评论道：“功成名遂身退难矣哉！然士奇实无可退之义也。唯有举贤以自代耳。……昭圣临朝，裕陵幼冲，既委仗公，公亦义不得去，未可遽以不知止足为公病，当病公不汲汲畜养人才，犹然溺爱倚势败家忤逆子也。时有李贤、王翱、商辂、彭时皆在，可曰无贤？特公不汲汲耳。”〔12〕所以三杨身后的内阁已无力矫正王振之害，朝政已不可收拾，土木之祸后，朝政不是由内阁主持，而是由兵部尚书于谦主持，这除了于谦的个人能力和景帝对其信任外，与当时内阁没有权威阁臣有关，这种现象在明代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以往学界对三杨一味称颂，缺少全面具体地分析，只看到杨士奇等在仁、宣时期的作用，而忽视了其在正统初政的过失。仁、宣朝与正统之初所处历史条件不同，三杨的表现与作用及其历史责任也有差异，与三杨同时代的人也曾指出过，土木之变后，学士周叙自南京贻书王直曰：“永乐、宣德间，尝仰望少师东里先生，然即其举措，究其底里，士大夫公论，不容掩也，……窃思三杨辅政之初一几也，不深思熟虑，自任其责，唯阳敛阴施，掩人耳目，虽曰自保，其实误国，致今岁七月之祸。此时先生与诸君子辅政之初，又一几也。”〔13〕此可谓允论。
二
在永乐、宣德间，颇有作为的三杨，何以至正统之初，任王振窃权，乃至阿意取容，依违蒙垢，致使朝政渐坏呢？
首先，从历史上看，这与三杨一贯的辅政作风与手法有关。永乐时，成祖英武自信，喜怒无常，大臣常得罪，三杨处此时，已养成谨慎行事，不敢抗争的习惯。洪熙、宣德时，仁、宣二帝信任三杨，君臣如鱼水，少抵牾与争辨之事，而多谋合之议，无须死谏之节。从而养成了小心进谏并进谏有方的习惯。三杨中杨荣是比杨士奇敢于进谏的人，但即使杨荣也十分注意御前进谏须小心谨慎，观察颜色。杨荣曾说：“吾见人臣以伉直受祸者，每深惜之。事人主自有体，进谏贵有方。譬若侍上读《千文》，上云‘天地玄红’，未可遽言也，安知不以尝我？安知上主意所自云何？安知‘玄黄’不可为‘玄红’？遽言之，无益。俟其至再至三，或有所询问，则应之曰：臣幼读《千文》，见书本是‘天地玄黄’，未知是否？”〔14〕此可谓在皇权专制下，明哲保身的经验之谈。三杨如此奉上，若遇英主明君，并不为过，所以在仁、宣御前能应对自若，即便皇帝不快时，也能婉转进言使其色霁。但若逢皇帝真正震怒时，也只能缄口沉默，如宣宗刚即位时，因李时勉曾触仁宗之愤，欲杀之，三杨无一解救之言，所以有人议道：李时勉“以得罪先帝、诏狱已甚则有之，乃狱未成，而驰命西市乎！此非法，而三杨不一苦口，何也？”〔15〕其实这是很符合三杨一贯作法的。到了正统时期，情况与仁、宣时又大不相同，英宗宠信王振益深，三杨不敢触其所昵，更不敢与之抗争，遂助长了王振乱政之气焰。
其次，三杨私心行事，为政不能处以公心，也是王振挟此预政的重要原因。如正统四年，福建按察佥事廖谟杖死驿丞，而“丞故杨溥乡里，佥事又士奇乡里也，溥怨谟，论死。士奇欲坐谟因公杀人，争议不决，请裁太后。”王振于太后前曰：“二人皆挟乡里，抵命太重，因公太轻，宜对品降调。”太后感觉王振之言较公允，于是“太后从之，降谟同知。振言既售，自是渐摭朝事”。有人议论道：三杨“乃竞庇乡曲，争辨朝堂，振阳持平允之名，阴得中宫之喜，然后知三杨之瑕，振固已窥之早矣。匡衡人相，不制弘恭，胡广之公，难除甫节，心薰禄位，志怵祸机，前有馋而不见，后有贼而不知，而小人遂乘其隙也。”〔16〕三杨中以杨士奇私心为重，杨士奇溺爱其子杨稷，同乡曹九鼎以典史人试礼部，“称稷循谨，文贞喜，廷试为预露题意于九鼎，九鼎得为状元”。曹九鼎称颂其子而夺魁，王直转述其子恶迹而出阁，西杨之私可见。又载杨士奇之婿客京师时，有知府赃败人狱，走赂其婿，“文贞不得已，当问理时，遣人饮知府，狱法官闻之，为停讯，卒脱还职”。以己之私，何以制止王振行私乱政呢？所以“至谓文贞因子故颇善当振，遂以丝纶簿付之”。〔17〕不是没有可能的。前面所述薛瑄因王振同乡而见擢，三杨曾再二再三授意薛瑄去诣谢王振， 其实杨士奇本人就很热衷于此道。如杨士奇“欲识吏部李贤，示意南阳守陈正伦，因邀往见，贤不肯，曰：‘无一面之雅而造门，是求知也。”〔18〕己亦如此，令薛瑄诣谢王振就不足为怪了。
每读《明史》杨士奇传，常百思不解，杨士奇平生无大功大德，何以誉满终身？细而察之，三杨中，若以能力论，西杨远逊东杨，杨荣最负经世之财，尤谙熟边事，遇事谋而能断，运筹猝应，“内阁顾独推荣，士奇诸不及”。成祖刚愎自用，“群臣奏对少称旨，独爱荣才，时怒他大臣不省事，荣至辄霁威”。历永、仁、宣数朝，翼赞之功“有大过文贞、文定者”。另外，杨荣还乐于解救因言获罪的清直之士，如李时勉、方贵、夏原吉等“皆以荣获解”。〔19〕有段文字很能说明杨荣的处政能力：“东杨天资明敏，有果断之才，中官有事来阁下议，必问曰：‘东杨先生在否？’知不在，即回。凡议事未尝不逊，西杨或执古以断，不可行，已而卒就东杨，灼然可行而无碍也。每秋，敕文武大臣赴宪台审录重狱，自英国公而下俱逊避，俟二杨先生决之。西杨讯之未尝决，至不可了，东杨一问即决，庶几子路片言折狱之才，众皆叹服。”〔20〕以《明史》西杨与东杨二传相比较，则西杨善处事而已，在君臣之间，尤其是在皇族与后宫问题上更是小心翼翼，处理得体，而在军政大事上的为政才识与能力则远逊杨荣。
以人品论，杨士奇也逊于杨荣、杨溥。杨士奇子稷恶贯满盈，但杨奇惑溺其子，助长了杨稷恶迹，使其为害一方。正统七年，江西泰和县民奏杨稷豪横不法百余事，讼词所连者竞达几千人。当时英宗命执杨稷并连重者三百余人，杨稷居乡横暴，“挟父势，掘他人墓葬己祖，多养无赖子为奴，强夺婚姻家田地子女，擅抽分商货，屡杀同乡无罪人。”〔21〕无恶不作。正统九年九月杨稷死于锦衣卫狱中，据《玉堂漫笔》载，当杨稷论死时，杨士奇仍欲援仁宗所赐子孙贷死赖赎罪，以救其子，其溺子之心可见。这位貌似公正无私的宰辅却因此受到舆论的谴责，当时一些在朝言官弹劾杨士奇“不能教子齐家，何以服人事？”正统九年，这位惑溺宦官的英宗皇帝以公正的口吻赐玺书曰：“卿历事祖宗，实惟简在，暨服朕继统，启沃弼赞，厥劳尤多，卿子既乖家训、干国纪，朕不敢私，卿其以礼自处，以副倚昆。”〔22〕杨士奇感泣积忧，遂大病以卒。这位辅弼永、仁、宣、正四朝，在内阁四十三年的阁臣，最终以其私而败，致使身后蒙诟，可为后世居官任子者戒。杨士奇溺子，誉其子者被擢，非其子者见忌，在这一点上，与杨溥待子相去甚远，据载，杨溥在内阁时，其子来自石首，备言所过州县官迎送馈遗之勤，独范理“时知江陵县，颇不为礼，公闻而异之，后廉知其贤，即荐知德安府，其为县才八月而已。”〔23〕士奇子横行乡里，百姓不能堪，其乡有口号“害民杨稷”，乡民预制祭文以待之。杨家居乡不仁，为害一方，在这方面，更远逊杨荣，据说杨荣奔父丧时，“既襄事，乃料检乡党平时有假贷钱谷弗能偿者，悉焚其卷，族人有丧不能举者，悉为葬之。贫弱不能自存，悉收养嫁娶之。有因产业致争者，割己业畀之。诏起公，宗戚乡邻送行者咸垂泣”。〔24〕以西杨与东杨、南杨行事相对照，则西杨人品何可称颂！明代何良俊在谈到杨士奇庇护逆子，阻止王直入阁时说：“由前二事观之，则三杨之中，文贞为最劣也。”〔25〕
三
《明史》记三杨各自长处：“时谓士奇有学行，荣有才识，溥有雅操，皆人所不及云。”〔26〕但杨士奇正是在学行一端有亏，尤以修《太祖实录》和《太宗实录》而见讥后世。杨士奇最初于建文朝为《太祖实录》纂修官，永乐间又再修、三修《太祖实录》均为总裁。至宣德间修《太宗实录》、《仁宗实录》以及正统间修《宣宗实录》又皆为总裁，凡握史权者六次。其中《太祖实录》与《太宗实录》败阙繁多，多有不实之处。
《太祖实录》再修、三修的用意即在窜改历史，所以，有人说此“罪在重修”。“盖重修之故，固一以建文遗臣之指斥，一欲隐太祖生前之过举，一以歌颂靖难之举之为应天顺人。而其最重要者，实为‘适出’（指证明成祖为高皇后所生——笔者）及伪撰太祖本欲立燕王之故事，以自解于天下后世也。”〔27〕另外沉韩林儿于水，胡惟庸、蓝玉、李善长之狱杀戮之残也均隐而不书，所以《太祖实录》已不能成为信史。孙承泽说：“《洪武实录》三修，总裁杨士奇，初修再修皆秉笔，以一人而前后依违者甚多。”〔28〕全祖望也说：“有明一代，艺文极繁，然《太祖实录》已为杨士奇芟改失实。至纂修《全传会选》诸臣姓名，因其中有殉让帝难者，尽削去之，则文籍之不足凭如此。”〔29〕
除了《太祖实录》之伪撰之外，《太宗实录》更以曲笔见诟，其诋诬方孝孺最遭人谴责。对方孝孺奇节忠烈的悲壮事迹，史书不乏记载，且汲汲表章，无须本文赘述，后人览其事迹，莫不肃然增敬。请看《太宗实录》是如何改窜燕王兵下京城这段历史及方孝孺之死节的：
明诸王及文武群臣父老人等皆来朝，建文君欲出迎，左右悉散
，惟内侍数人而已，乃叹曰：“我何面目相见耶！”遂阖宫自焚，
上（指燕王——笔者）望见宫中烟起，急遣中使往救，至已不及，
中使出其尸于火中，还白上，上哭曰：“果然若是痴騃耶！
吾来为扶翼尔为善，尔竞不亮而遽至此乎！”时有执方孝孺来献者，
上指宫中烟焰谓孝孺曰：“此皆汝辈所为，汝罪何逃！”孝孺叩头
祈哀，上顾左右曰：“勿令遽死，”遂收之……执奸臣齐泰、黄子
澄、方孝孺等至阙下，上数其罪，咸伏辜，遂戮于市。〔30〕
无须深察，这里的建文帝、燕王和方孝孺皆不是其真实面目，把方孝孺这样的忠烈之士丑诋到这种程度，更是使人愤然不平。此在明代已遭人谴责，郑晓说：“方逊志在翰林宠任时，荐西杨，西杨修《实录》，乃谤方叩头乞余生。”〔31〕又说：“彭惠安公《哀江南》词叙述建文死义之臣，至方逊志乃云：‘后来奸佞儒，巧言自粉饰，叩头乞余生，无乃非直笔。’盖指西杨辈修《实录》，书方再三叩头乞生者，非实事也。”〔32〕何良俊大概没有读过《太宗实录》，所以说：“郑淡泉《今言》中载西杨诬方逊志语，若果有此，文贞为千古罪人矣！”〔33〕沈德符说，三朝《实录》“杨文贞俱为纂修官，则前后三史，皆曾握管，是非何所取裁，真是厚颜。”〔34〕如果说永乐间再修、三修《太祖实录》是奉成祖敕命，意在改窜，杨士奇不敢违命，所以今人也不应强其所难，但宣德修《太宗实录》，情形已大不同，仁宗即位时对建文帝以及方孝孺等建文忠臣已有宽禁和平反，《今言》载：“仁宗撰《长陵神功圣德碑文》称建文君，虽追废，犹书其没曰崩，当其在位，犹尊之曰朝廷，又谕群臣曰：‘若方孝孺皆忠臣。’诏从宽典，于是天下始敢称孝孺诸死义者为忠臣云。”〔35〕仁宗已有此言，而西杨仍曲笔诋诬，其心何能折于公论哉！杨士奇有一句口头禅：“天下万世之事，当以天下万世之心处之，苟出于私意，无论厚薄，皆当获罪神明。”〔36〕不知杨士奇此语是说给别人听的，还是用来约束自身的，这“天下万世之心”于两《实录》中何以见之！
杨士奇以此史笔，改窜历史，诬毁忠烈，但对自己身后之名，却关切至深。他还健在时就选择了王直为他写传，但此传必须由他亲自把关，杨士奇“尝三致书商榷书削，再致润笔，且求其亲书，俾子孙宝藏。”〔37〕这就是说此传是按杨士奇的意思而写成，或者说是由杨士奇自撰，只是用王直之名而已，并由王直亲书一份，作为证据，永久保存，真是用心良苦。所以，王直《杨文贞公传》皆记其功德，有瑜无瑕，《明史》杨士奇传，大多取裁于此传之中。传中所记其他功德可以不辨，记其为《实录》总裁，有这样一段话：“三朝史事，皆公总裁，是非悉征诸实。”〔38〕诚如沈德符所说，“真是厚颜。”真不知杨士奇何“学行”之有？
综上所述，正统之初，三杨未能矫正弊政，从而酿成了明代历史上第一次宦官擅权和土木之祸的局面，王振乱政，三杨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尤其杨士奇的人品与行事，其私心自保，直接影响正统政治。笔者认为对杨士奇的评价不应偏面强调他在仁宣时期功绩，也应看到他在正统初政中的过错和重大失误，对他重新作全面的实事求是的评价是完全有必要的。
注释：
〔1〕〔2〕〔26〕《明史》卷148。
〔3〕《觚不觚录》。
〔4〕〔16〕《明史纪事本末》卷29、28、卷29。
〔5〕〔8〕〔15〕〔17〕〔19〕《罪惟录》列传卷29下、卷29下、卷13上、卷2、卷20。
〔6〕〔9〕〔13〕〔18〕〔20〕〔24〕《玉堂丛语》卷5、卷5、卷7、卷5、卷2、卷1。
〔7〕〔31〕〔32〕〔35〕《今言》卷2、卷3、卷1、卷4。
〔10〕〔38〕《献征录》卷24、卷12。
〔11〕〔12〕《续藏书》卷19、卷10。
〔14〕〔36〕〔37〕《水东日记》卷5、卷24、卷8。
〔21〕《明英宗实录》卷121。
〔22〕《明书》卷120。
〔23〕《菽园杂记》卷7。
〔25〕〔33〕《四友斋丛说》卷7。
〔27〕《记“明实录”》，见《吴晗史学论著选集》第二卷。
〔28〕《春明蔓全录》卷13。
〔29〕《鲒埼亭集外编》卷42。
〔30〕《明太宗实录》卷9下。
〔34〕《万历野获编》卷1。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1996年04期
【原文出处】《北方论丛》(哈尔滨)1996年02期第28-33页
【作者简介】李凤飞 黑龙江大学历史系
暴鸿昌 黑龙江大学历史系
明朝永乐中设内阁，简翰林官直文渊阁预机务，至仁、宣时期，阁权始重。三杨（杨荣、杨溥、杨士奇）久在内阁，“虽无相之名，而已有钧衡之重”。仁、宣之治，除了皇帝的作用外，后人多归美于三杨之辅政，“是以明称贤相，必首三杨”。英宗朝是明代由前期进入中期的转折时期，但正统之初，三杨皆在内阁，一般认为“正统之初，朝政清明，士奇等之力也。”〔1〕但仔细察来，宦官坏政，土木之祸， 皆萌发肇端于此时，三杨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尤其杨士奇更难辞其咎，分析三杨在正统初政的作用及杨士奇的人品与行事，有助于我们对这一重要历史时期的认识。
一
明宣宗死后，九岁的朱祁镇登上皇帝的宝座。当时宣宗的母亲诚孝张太后仍健在，委任三杨主持朝政，从表面上看此时朝政清明，社会升平，但王振擅权乱政之势焰也即形成于正统初年，至三杨身后发生的土木之变，只不过是王振擅政的结果而已。王振窃柄，又与三杨的软弱、牵就密切相关。所以“后起者争暴其短，以为依违中旨，酿成贼奄之祸。”〔2〕不是没有道理的，其中尤以杨士奇遭后人讥议最深。
正统之初，王振受宠，过问朝政，逮系大臣，献媚者见擢，抵牾者遭难，朝臣争相屈膝，百官望风而拜。据王世贞说：“国朝文武大臣见王振而跪者十之五，见汪直而跪者十之三，见刘瑾而跪者十之八。”〔3〕当时王振乱政已渐昭彰，却不见三杨对其有任何抗争之举。 诚孝张太后在时曾对其权势有所遏制，史书载太皇太后斥王振导帝不律，欲赐振死，英宗及三杨皆跪，为之请，遂赦王振。有人对此评论说：正统初“王振以青宫旧侍，俨然自负顾命，其时三杨犹在位也。太后贤明，有汉马氏、宋高后风，当其责振掖庭，呼刃加颈，三杨能叩首力争，远窜裔土，势如摧枯，非直、瑾城狐，外庭口舌比也。”三杨“所称舟楫之才，股肱之用者，……坐令勃靼之祸伏于多鱼，石显之专萌于病已，而仁、宣之业，则几乎熄，朝廷尚有人哉！”〔4〕
其实，三杨对王振不但无抗争，且多承奉容悦之态，因而助长了王振的气焰。据载，英宗始立，王振还未敢问政，“传旨每立阁外，不敢人，三杨呼人坐以宠异之，振自是权侵重。”〔5〕从一些具体事实中可以看出三杨对王振之承奉，王振曾问三杨，“吾乡亦有可为京官乎？”三杨荐薛瑄，乃召为大理寺卿，但这们王振同乡，清直耿介，并不去拜谢王振，于是三杨语薛瑄之仆曰：“若主之擢， 王太监力也，朝罢可诣谢。”薛瑄不为动，“明日退朝， 又使人语之，终不往。振至阁下，问薛少卿安在，三杨为谢，且曰：‘彼将来见也。’”弄得三杨十分为难，最后“知李贤与瑄厚，令转语之，贤往道三杨意，瑄曰：‘厚德亦为是言乎？拜爵公朝，谢恩私室，吾不为也。’”〔6〕由此可见三杨对王振之媚，与薛瑄相比，实应有愧。王振窃柄与三杨之委蛇有直接关系，陆廉伯语及杨士奇时说：“文贞功之首，罪之魁也。”“内阁故有丝纶簿，文贞晚年以子稷故，欲媚王振，以丝纶簿付之，故内阁之权尽移中官。”虽然后来有人对此事表示怀疑，不知“此说何所从授”，但此事却“天下皆传之”〔7〕。想必出处有自，依据杨士奇晚年庇护其子杨稷之罪而献媚王振，此事存在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自东汉来，士大夫矜名节，莫盛于明朝，而于宦官擅权时尤著风裁，只就阁臣而言，成化时宦官汪直擅权乱政，内阁大学士商辂率同列极论汪直十一罪，认为“直不去，天下安得无危？”就连万安、刘翊、刘吉那样的阁臣也俱以对，“引义慷慨”。正德间，刘瑾得宠窃权，内阁大学士谢迁、刘健，秉义固诤，誓不与阉竖同朝，致仕而去，其刚严之节令人钦佩。相比之下三杨于王振前，委蛇俯仰，不敢与抗，致使王振益肆。三杨听任王振势焰，说到底也就是为了讨好取悦皇帝，其私心可以洞见，所以史书评曰：“且太后闻振持上多不律，三杨独不闻乎？以太后命诛之易易，三杨未免以帝呢，太后春秋高，不足恃，宁存之以悦帝自便，则私帝以长振也，卒之反自厄，悔无为矣。”〔8〕
正统之初，三杨以垂暮之气，当奸人新发之锋，风裁已非曩时，自宣德七年至正统四年，内阁一直只其三人，三人虽皆年迈，但无身退之心，更无引荐同列与后劲之意，其以杨士奇为甚。这从王振与杨士奇、杨荣的下面对话可以看出，王振谓三杨曰：“朝廷事赖三先生，然皆高龄倦瘁矣。”杨士奇对曰：“老臣当尽瘁报国，”杨荣曰：“不然，当荐几个后生报主耳。”王振令具名，于是杨荣荐陈循、高谷、苗衷等。杨士奇以此责备杨荣，杨荣曰：“彼厌吾辈矣，一旦内中出片纸以某入阁，则吾辈束手而已，今数子皆是我辈人，当一心力。”〔9〕不难看出，杨士奇并没有荐后劲人阁的意思，推荐陈循等人，还是王振相逼问，最后由杨荣作出的决定。由于后人阁者在阁时短资浅，所以三杨身后，内阁已无力与王振相抗争，致使权归阉竖。
当时杨士奇等“未能汲汲畜养人才”，举贤以代，一些资历较深且清直端正，力持正议，可与宦官相抗衡的大臣被拒之阁外。如王直便是其中一位，“直以次当入阁，杨士奇不欲也”。据《玉堂漫笔》载：“王文端公抑庵知制诰几廿年，其出也，杨文贞公为之也。初，文端与文贞同闬里，且联姻，文贞雅重其人，欲留代已。文贞之子稷，恶状已盈，中朝士大夫皆知而不敢言，于是怂恿文端言，文端直谅人也，遂言于文贞，文贞甚德之，叹谢以为非君不能闻。文贞不久遂有省墓之行，实欲制其子也。稷之狡猾，已阴得文端之言而为之备，驿递中皆先置所亲，誉稷之贤，复扬言曰：‘人皆忌其功名之盛，故谤稷耳。’反以是中文端，文贞历数处皆然，稷复迎于数百里外，毡帽蜡油靴，旧青衫，朴纳循理，俨然谨愿人也，家中帷图书萧然，为恶之具悉屏去，而亲戚皆畏稷，交誉之，文贞遂不信文端之言，并以疑其妨已，及还朝，遂出之于吏部”。王直自己曾对其子孙说：“三杨不欲我同事内阁，出理部事，当时意不能无憾，若使不出部，丁丑正月当坐首祸，必有辽阳之行，安能与汝曹为乐！”〔10〕人才取舍，不是出以公心，而是挟带私意，以此可见。出以此心，使那些可与宦官抗衡的大臣未能得到重用，象李时勉那样方廉耿介，在王振面前宁死不屈者，未能得以重用反被杨士奇推为祭酒。〔11〕后人对杨士奇等倦恋权位无甚指责，而是责其未能举贤代己，“明代李贽曾对杨士奇评论道：“功成名遂身退难矣哉！然士奇实无可退之义也。唯有举贤以自代耳。……昭圣临朝，裕陵幼冲，既委仗公，公亦义不得去，未可遽以不知止足为公病，当病公不汲汲畜养人才，犹然溺爱倚势败家忤逆子也。时有李贤、王翱、商辂、彭时皆在，可曰无贤？特公不汲汲耳。”〔12〕所以三杨身后的内阁已无力矫正王振之害，朝政已不可收拾，土木之祸后，朝政不是由内阁主持，而是由兵部尚书于谦主持，这除了于谦的个人能力和景帝对其信任外，与当时内阁没有权威阁臣有关，这种现象在明代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以往学界对三杨一味称颂，缺少全面具体地分析，只看到杨士奇等在仁、宣时期的作用，而忽视了其在正统初政的过失。仁、宣朝与正统之初所处历史条件不同，三杨的表现与作用及其历史责任也有差异，与三杨同时代的人也曾指出过，土木之变后，学士周叙自南京贻书王直曰：“永乐、宣德间，尝仰望少师东里先生，然即其举措，究其底里，士大夫公论，不容掩也，……窃思三杨辅政之初一几也，不深思熟虑，自任其责，唯阳敛阴施，掩人耳目，虽曰自保，其实误国，致今岁七月之祸。此时先生与诸君子辅政之初，又一几也。”〔13〕此可谓允论。
二
在永乐、宣德间，颇有作为的三杨，何以至正统之初，任王振窃权，乃至阿意取容，依违蒙垢，致使朝政渐坏呢？
首先，从历史上看，这与三杨一贯的辅政作风与手法有关。永乐时，成祖英武自信，喜怒无常，大臣常得罪，三杨处此时，已养成谨慎行事，不敢抗争的习惯。洪熙、宣德时，仁、宣二帝信任三杨，君臣如鱼水，少抵牾与争辨之事，而多谋合之议，无须死谏之节。从而养成了小心进谏并进谏有方的习惯。三杨中杨荣是比杨士奇敢于进谏的人，但即使杨荣也十分注意御前进谏须小心谨慎，观察颜色。杨荣曾说：“吾见人臣以伉直受祸者，每深惜之。事人主自有体，进谏贵有方。譬若侍上读《千文》，上云‘天地玄红’，未可遽言也，安知不以尝我？安知上主意所自云何？安知‘玄黄’不可为‘玄红’？遽言之，无益。俟其至再至三，或有所询问，则应之曰：臣幼读《千文》，见书本是‘天地玄黄’，未知是否？”〔14〕此可谓在皇权专制下，明哲保身的经验之谈。三杨如此奉上，若遇英主明君，并不为过，所以在仁、宣御前能应对自若，即便皇帝不快时，也能婉转进言使其色霁。但若逢皇帝真正震怒时，也只能缄口沉默，如宣宗刚即位时，因李时勉曾触仁宗之愤，欲杀之，三杨无一解救之言，所以有人议道：李时勉“以得罪先帝、诏狱已甚则有之，乃狱未成，而驰命西市乎！此非法，而三杨不一苦口，何也？”〔15〕其实这是很符合三杨一贯作法的。到了正统时期，情况与仁、宣时又大不相同，英宗宠信王振益深，三杨不敢触其所昵，更不敢与之抗争，遂助长了王振乱政之气焰。
其次，三杨私心行事，为政不能处以公心，也是王振挟此预政的重要原因。如正统四年，福建按察佥事廖谟杖死驿丞，而“丞故杨溥乡里，佥事又士奇乡里也，溥怨谟，论死。士奇欲坐谟因公杀人，争议不决，请裁太后。”王振于太后前曰：“二人皆挟乡里，抵命太重，因公太轻，宜对品降调。”太后感觉王振之言较公允，于是“太后从之，降谟同知。振言既售，自是渐摭朝事”。有人议论道：三杨“乃竞庇乡曲，争辨朝堂，振阳持平允之名，阴得中宫之喜，然后知三杨之瑕，振固已窥之早矣。匡衡人相，不制弘恭，胡广之公，难除甫节，心薰禄位，志怵祸机，前有馋而不见，后有贼而不知，而小人遂乘其隙也。”〔16〕三杨中以杨士奇私心为重，杨士奇溺爱其子杨稷，同乡曹九鼎以典史人试礼部，“称稷循谨，文贞喜，廷试为预露题意于九鼎，九鼎得为状元”。曹九鼎称颂其子而夺魁，王直转述其子恶迹而出阁，西杨之私可见。又载杨士奇之婿客京师时，有知府赃败人狱，走赂其婿，“文贞不得已，当问理时，遣人饮知府，狱法官闻之，为停讯，卒脱还职”。以己之私，何以制止王振行私乱政呢？所以“至谓文贞因子故颇善当振，遂以丝纶簿付之”。〔17〕不是没有可能的。前面所述薛瑄因王振同乡而见擢，三杨曾再二再三授意薛瑄去诣谢王振， 其实杨士奇本人就很热衷于此道。如杨士奇“欲识吏部李贤，示意南阳守陈正伦，因邀往见，贤不肯，曰：‘无一面之雅而造门，是求知也。”〔18〕己亦如此，令薛瑄诣谢王振就不足为怪了。
每读《明史》杨士奇传，常百思不解，杨士奇平生无大功大德，何以誉满终身？细而察之，三杨中，若以能力论，西杨远逊东杨，杨荣最负经世之财，尤谙熟边事，遇事谋而能断，运筹猝应，“内阁顾独推荣，士奇诸不及”。成祖刚愎自用，“群臣奏对少称旨，独爱荣才，时怒他大臣不省事，荣至辄霁威”。历永、仁、宣数朝，翼赞之功“有大过文贞、文定者”。另外，杨荣还乐于解救因言获罪的清直之士，如李时勉、方贵、夏原吉等“皆以荣获解”。〔19〕有段文字很能说明杨荣的处政能力：“东杨天资明敏，有果断之才，中官有事来阁下议，必问曰：‘东杨先生在否？’知不在，即回。凡议事未尝不逊，西杨或执古以断，不可行，已而卒就东杨，灼然可行而无碍也。每秋，敕文武大臣赴宪台审录重狱，自英国公而下俱逊避，俟二杨先生决之。西杨讯之未尝决，至不可了，东杨一问即决，庶几子路片言折狱之才，众皆叹服。”〔20〕以《明史》西杨与东杨二传相比较，则西杨善处事而已，在君臣之间，尤其是在皇族与后宫问题上更是小心翼翼，处理得体，而在军政大事上的为政才识与能力则远逊杨荣。
以人品论，杨士奇也逊于杨荣、杨溥。杨士奇子稷恶贯满盈，但杨奇惑溺其子，助长了杨稷恶迹，使其为害一方。正统七年，江西泰和县民奏杨稷豪横不法百余事，讼词所连者竞达几千人。当时英宗命执杨稷并连重者三百余人，杨稷居乡横暴，“挟父势，掘他人墓葬己祖，多养无赖子为奴，强夺婚姻家田地子女，擅抽分商货，屡杀同乡无罪人。”〔21〕无恶不作。正统九年九月杨稷死于锦衣卫狱中，据《玉堂漫笔》载，当杨稷论死时，杨士奇仍欲援仁宗所赐子孙贷死赖赎罪，以救其子，其溺子之心可见。这位貌似公正无私的宰辅却因此受到舆论的谴责，当时一些在朝言官弹劾杨士奇“不能教子齐家，何以服人事？”正统九年，这位惑溺宦官的英宗皇帝以公正的口吻赐玺书曰：“卿历事祖宗，实惟简在，暨服朕继统，启沃弼赞，厥劳尤多，卿子既乖家训、干国纪，朕不敢私，卿其以礼自处，以副倚昆。”〔22〕杨士奇感泣积忧，遂大病以卒。这位辅弼永、仁、宣、正四朝，在内阁四十三年的阁臣，最终以其私而败，致使身后蒙诟，可为后世居官任子者戒。杨士奇溺子，誉其子者被擢，非其子者见忌，在这一点上，与杨溥待子相去甚远，据载，杨溥在内阁时，其子来自石首，备言所过州县官迎送馈遗之勤，独范理“时知江陵县，颇不为礼，公闻而异之，后廉知其贤，即荐知德安府，其为县才八月而已。”〔23〕士奇子横行乡里，百姓不能堪，其乡有口号“害民杨稷”，乡民预制祭文以待之。杨家居乡不仁，为害一方，在这方面，更远逊杨荣，据说杨荣奔父丧时，“既襄事，乃料检乡党平时有假贷钱谷弗能偿者，悉焚其卷，族人有丧不能举者，悉为葬之。贫弱不能自存，悉收养嫁娶之。有因产业致争者，割己业畀之。诏起公，宗戚乡邻送行者咸垂泣”。〔24〕以西杨与东杨、南杨行事相对照，则西杨人品何可称颂！明代何良俊在谈到杨士奇庇护逆子，阻止王直入阁时说：“由前二事观之，则三杨之中，文贞为最劣也。”〔25〕
三
《明史》记三杨各自长处：“时谓士奇有学行，荣有才识，溥有雅操，皆人所不及云。”〔26〕但杨士奇正是在学行一端有亏，尤以修《太祖实录》和《太宗实录》而见讥后世。杨士奇最初于建文朝为《太祖实录》纂修官，永乐间又再修、三修《太祖实录》均为总裁。至宣德间修《太宗实录》、《仁宗实录》以及正统间修《宣宗实录》又皆为总裁，凡握史权者六次。其中《太祖实录》与《太宗实录》败阙繁多，多有不实之处。
《太祖实录》再修、三修的用意即在窜改历史，所以，有人说此“罪在重修”。“盖重修之故，固一以建文遗臣之指斥，一欲隐太祖生前之过举，一以歌颂靖难之举之为应天顺人。而其最重要者，实为‘适出’（指证明成祖为高皇后所生——笔者）及伪撰太祖本欲立燕王之故事，以自解于天下后世也。”〔27〕另外沉韩林儿于水，胡惟庸、蓝玉、李善长之狱杀戮之残也均隐而不书，所以《太祖实录》已不能成为信史。孙承泽说：“《洪武实录》三修，总裁杨士奇，初修再修皆秉笔，以一人而前后依违者甚多。”〔28〕全祖望也说：“有明一代，艺文极繁，然《太祖实录》已为杨士奇芟改失实。至纂修《全传会选》诸臣姓名，因其中有殉让帝难者，尽削去之，则文籍之不足凭如此。”〔29〕
除了《太祖实录》之伪撰之外，《太宗实录》更以曲笔见诟，其诋诬方孝孺最遭人谴责。对方孝孺奇节忠烈的悲壮事迹，史书不乏记载，且汲汲表章，无须本文赘述，后人览其事迹，莫不肃然增敬。请看《太宗实录》是如何改窜燕王兵下京城这段历史及方孝孺之死节的：
明诸王及文武群臣父老人等皆来朝，建文君欲出迎，左右悉散
，惟内侍数人而已，乃叹曰：“我何面目相见耶！”遂阖宫自焚，
上（指燕王——笔者）望见宫中烟起，急遣中使往救，至已不及，
中使出其尸于火中，还白上，上哭曰：“果然若是痴騃耶！
吾来为扶翼尔为善，尔竞不亮而遽至此乎！”时有执方孝孺来献者，
上指宫中烟焰谓孝孺曰：“此皆汝辈所为，汝罪何逃！”孝孺叩头
祈哀，上顾左右曰：“勿令遽死，”遂收之……执奸臣齐泰、黄子
澄、方孝孺等至阙下，上数其罪，咸伏辜，遂戮于市。〔30〕
无须深察，这里的建文帝、燕王和方孝孺皆不是其真实面目，把方孝孺这样的忠烈之士丑诋到这种程度，更是使人愤然不平。此在明代已遭人谴责，郑晓说：“方逊志在翰林宠任时，荐西杨，西杨修《实录》，乃谤方叩头乞余生。”〔31〕又说：“彭惠安公《哀江南》词叙述建文死义之臣，至方逊志乃云：‘后来奸佞儒，巧言自粉饰，叩头乞余生，无乃非直笔。’盖指西杨辈修《实录》，书方再三叩头乞生者，非实事也。”〔32〕何良俊大概没有读过《太宗实录》，所以说：“郑淡泉《今言》中载西杨诬方逊志语，若果有此，文贞为千古罪人矣！”〔33〕沈德符说，三朝《实录》“杨文贞俱为纂修官，则前后三史，皆曾握管，是非何所取裁，真是厚颜。”〔34〕如果说永乐间再修、三修《太祖实录》是奉成祖敕命，意在改窜，杨士奇不敢违命，所以今人也不应强其所难，但宣德修《太宗实录》，情形已大不同，仁宗即位时对建文帝以及方孝孺等建文忠臣已有宽禁和平反，《今言》载：“仁宗撰《长陵神功圣德碑文》称建文君，虽追废，犹书其没曰崩，当其在位，犹尊之曰朝廷，又谕群臣曰：‘若方孝孺皆忠臣。’诏从宽典，于是天下始敢称孝孺诸死义者为忠臣云。”〔35〕仁宗已有此言，而西杨仍曲笔诋诬，其心何能折于公论哉！杨士奇有一句口头禅：“天下万世之事，当以天下万世之心处之，苟出于私意，无论厚薄，皆当获罪神明。”〔36〕不知杨士奇此语是说给别人听的，还是用来约束自身的，这“天下万世之心”于两《实录》中何以见之！
杨士奇以此史笔，改窜历史，诬毁忠烈，但对自己身后之名，却关切至深。他还健在时就选择了王直为他写传，但此传必须由他亲自把关，杨士奇“尝三致书商榷书削，再致润笔，且求其亲书，俾子孙宝藏。”〔37〕这就是说此传是按杨士奇的意思而写成，或者说是由杨士奇自撰，只是用王直之名而已，并由王直亲书一份，作为证据，永久保存，真是用心良苦。所以，王直《杨文贞公传》皆记其功德，有瑜无瑕，《明史》杨士奇传，大多取裁于此传之中。传中所记其他功德可以不辨，记其为《实录》总裁，有这样一段话：“三朝史事，皆公总裁，是非悉征诸实。”〔38〕诚如沈德符所说，“真是厚颜。”真不知杨士奇何“学行”之有？
综上所述，正统之初，三杨未能矫正弊政，从而酿成了明代历史上第一次宦官擅权和土木之祸的局面，王振乱政，三杨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尤其杨士奇的人品与行事，其私心自保，直接影响正统政治。笔者认为对杨士奇的评价不应偏面强调他在仁宣时期功绩，也应看到他在正统初政中的过错和重大失误，对他重新作全面的实事求是的评价是完全有必要的。
注释：
〔1〕〔2〕〔26〕《明史》卷148。
〔3〕《觚不觚录》。
〔4〕〔16〕《明史纪事本末》卷29、28、卷29。
〔5〕〔8〕〔15〕〔17〕〔19〕《罪惟录》列传卷29下、卷29下、卷13上、卷2、卷20。
〔6〕〔9〕〔13〕〔18〕〔20〕〔24〕《玉堂丛语》卷5、卷5、卷7、卷5、卷2、卷1。
〔7〕〔31〕〔32〕〔35〕《今言》卷2、卷3、卷1、卷4。
〔10〕〔38〕《献征录》卷24、卷12。
〔11〕〔12〕《续藏书》卷19、卷10。
〔14〕〔36〕〔37〕《水东日记》卷5、卷24、卷8。
〔21〕《明英宗实录》卷121。
〔22〕《明书》卷120。
〔23〕《菽园杂记》卷7。
〔25〕〔33〕《四友斋丛说》卷7。
〔27〕《记“明实录”》，见《吴晗史学论著选集》第二卷。
〔28〕《春明蔓全录》卷13。
〔29〕《鲒埼亭集外编》卷42。
〔30〕《明太宗实录》卷9下。
〔34〕《万历野获编》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