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明代江南地区的早期社会变迁
牛建强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1996年04期
【原文出处】《东北师大学报:哲社版》(长春)1996年03期第13～19页
内容提要 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人文因素的作用，以苏州府、松江府为中心的江南地区从15世纪50年代始大体早于其他一般地区约70年左右先期发生变化，为该区社会在明代中、后期的剧变铺垫了厚实的基础，从而使它实现了较高的发展水平和获得了典型的变化特征，映衬出了中国16世纪以后新的历史走向。本文集中探讨了江南地区早期社会变化的诸种表现，以见其与该区中后期变化间的密切联系。
关于江南地区早期的社会研究，还比较薄弱。对江南地区明中后期变化的研究（参见者：《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风尚取向的更移》，载于《史学月刊》1990年第5期）引发我们对其早期社会发展状况的探讨，遂搜集相关材料进行综合研究，分析结果表明：在其他大部分地区尚未发生显著变化的时候，江南地区已超前大约70年展开了它的渐变阶段；江南地区明中后期许多新的变化方面都能在这一阶段中寻觅到了它们的“原型”。现拟从市镇经济、商品农业、工商业、生活方式和人情世态几方面作一全面概述，以见其与明中后期该区社会变化间的关系。
一、江南地区早期社会变迁之表现
（一）市镇经济。从明初起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生产恢复、积蓄，进至天顺、成化年间，江南地区社会进入了较快的发展时期，这集中表现在传统城市的发展和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的市镇新城市类型的出现。传统城市的突破可以苏州城的发展作为典型。成化时，它的发展速度惊人，和天顺间比，已“迥若异境”。到弘治时，“愈益繁盛”。当时吴县人唐寅的一首小诗或可有助于对苏城西北门的商业繁盛的了解。它摄取的是阊门的“镜头”：“世间乐土是吴中，中有阊门更擅雄。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百万水西东。五更市买何曾绝，四远方言总不同。若使画师描作画，画师应道画难工。”[1]诗词格调恢宏、高亢，把苏州城阊门一带的都市繁盛活现了出来。苏城的西半部包括阊门、胥门、都属吴县的附郭部分，所以嘉靖八年所修《吴县志》对西半部的记载甚详，提供了苏城在弘治、正德基础上的新进展材料。当时有两大盛区，分布在以阊门为中介点的运河线两侧：一是位于苏州城内自阊门北马头（即北仓一带）抵胥门馆驿一段。这段长五六里，运河两岸，“居民栉比”，“西岸尤盛”。商船的停泊遵循一定的习惯，“荆襄、川蜀大船多于乐泊，盐艘商贾则于西泊”。另一区是自南濠街到枫桥镇一带。这段约长10里，“人烟相续”，“枫桥为盛”。由于枫桥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粮食和原料市场，从长江中游和江北通过运河运来的菽、麦、棉花也都集中此地，这是手工业人口和商业人口急剧递增，粮食、原料需求扩大的现实反映。同时也说明，苏城在嘉靖初年已经超出了旧城的围圈，改变了原先的中轴式建城模式。工商业规模的扩大和发展，城内湫隘局促的现状无以适应，便越出了阊门，沿运河线形成了一个新的条状商业贸易新区，成为沟通江南北、连接江东西物资交流的经济枢纽，形成和奠定了现代苏州城的范围，传统城市的政治性和消费性受到削弱，渐趋淡化。
另外，一批作为地方经济中心的新城市类型的市镇脱颖而出。这批市镇大体开始于15世纪60到80年代，此后使在此基础上展开它们的规模。弘治元年修成的《吴江县志》记载了苏州府吴江县成化年间市镇的状况，规模较大的有位于县治的县市和分布在治外各乡都的四大镇。这四镇分别是平望镇、黎里镇、同里镇和震泽镇。它们的居民都已达千百家，成为“舟楫辐辏、货物腾涌，喧盛不减城市”的一方巨镇。即使是那些较大的村落（吴江县志罗列了11个），也不比那些大市镇逊色多少，“商贾之往来，货物之贸易，红尘翕然，自朝至暮无虚日”。苏州府吴县的浒墅镇到弘治年间也已成为“吴中一大镇”。浒墅位于苏城西北境通往无锡的运河线上，也是江北和湖广地区物资聚集苏城的重要关口。优越的地理位置吸引了大量的商贾群集附著。长州人吴宽记载，这里“农贾杂处”，分居于运河的南北两岸，用于运漕粮、贡物的官河的船只来往不断，人们不能随时济渡，影响了两岸的来往和贸易，故于成化初年建造一座桥梁。而桥的位置远离居区，跨越两岸需要折旋一大圈子，仍感不便。于是，沈浩等人出面，告官募捐，弘治九年重修了另一座长12丈，宽2.3丈的普思桥。从为克服贸易中的不利因素而筑桥的举措中不难看出该镇的贸易盛况。
上面列举的吴江县市镇规模在千百家，反映了15世纪80年代末江南新城市类型的水平。半个世纪后，到16世纪30年代末时，江南的这种市镇又在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苏州府常熟县的市镇水平和规模便是这个时期的代表。据嘉靖十八年所修《常熟县志》提供的材料，市镇数目达到20个（除旧有市镇）；一般市的居民在数百家左右，大的市和镇的规模已达到或超过2000家。达到这个数字的市镇有沙头市；超过这个数字的市镇包括支塘市、梅李镇、福山镇。同期的昆山县的市镇规模缺乏具体记录，但市镇的数目除废弃者外也已达到10个。[2]
江南地区从15世纪60年代到16世纪30年代间城、镇的出现和发展，为16世纪30年代后的突飞猛进开辟了道路，奠定了基础。这一期间市镇的发展，和当地家庭手工业的发展、农业经营商品化、商业流动人口增加、经济活动变化连带的生活方式的转换和人情世态的更移是相关的和同步的。
（二）商品农业。江南地区超负荷的赋役承担使单一的农业经营面临困境，尤其是一般的中产之家。所以，他们为了保证再生产的延续和稳定，必须寻求其他途径的补充，这便造成江南地区家庭副业的发达，藉此他们也都掌握了农业之外的一些技能，也有相当一部分家庭通过转运贸易的商业活动方式来缓解这种拮据的局面。他们这种多种经营是出于维系家庭延续和交纳两税的需要，仍属于典型的家庭自然经济的范畴。但随着时间推移，总体物质财富的积累，商品经济比重的加大，贫富分化的悬殊，一些借助副业和商业积累一定资本的家庭就有可能超越原来的拘束，迈入以生产商品为经济主导的新阶段。
苏州府长洲县人吴宽记载了吴、长洲二县许多家庭如何积累资本，然后藉着那些丧失恒产的广大流民完成了由相对纯正的家庭经济向商品农业生产过渡的典型事例：陈氏，长洲县人（卒于成化五年），“极力田亩间，以赡其家。其妻钱氏躬纺织以助之”。完缴二税后仍勤劳不息，甚至无暇衣食。经过一段积累，农业饶裕，便开始置田买宅。[3]这是一个依靠力田和纺织勤俭发家，然后置买田产、扩大生产经营的家庭例子。
陆溥，字宗博，长洲人（卒于成化十三年），与弟宗涵协力治家，“钱帛无私藏，饮食必共享”，俭朴率下，家益振起，“田连阡陌”。使用大量“佣奴”从事生产。陆氏何以致富不得而知，但置有广田后采用了大量佣奴于生产领域则是事实。
汤溍，吴县人（卒于成化十七年）。兄弟八人，除汤渭一人入仕外，余“皆行货于外”，从事商业活动。汤溍还曾一度抵达京师，获赀归乡，“治生于内”。这是由经商致富，归里治生的例子。其是否用僮奴，语焉不详。
徐有贤，吴县人（卒于弘治二年），即徐有贞的哥哥。曾往来湖、湘间经商，后不复出，利用商资“买田课耕，日与农夫同其劳苦”。这是以经商致富，又参商资购田督课农夫耕种的例子。
这些事例（均选自吴宽《匏翁家藏集》）不是挑选出的个别现象，而是带有普遍性的典型。他们最初要么靠勤俭力田，要么倚经商贸迁，逐渐积累起财富，然后再投资于田地数量之增加和土地质量之改良，不免有一种追求恒产稳定的嫌疑。当然，不排除这种可能，关键应看到，这种田产经营的方式已经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
首先，经营规模远远超出了家庭经济经营的范围，有的家庭使用佣农数量以“千指”。
其次，业主有的与佣奴同其劳苦，大部分业主虽不躬耕，但对生产的规划、安排和管理非常经心。“虽未能躬耕以食力，亦必往来相视，冲风日，履泥涂”。[4]这种不辞劳苦的作风与他们注重生产和经济效益有关。在生活上，仍旧俭朴无华，保持原先开拓时期的精神岁月。正因如此，他们才把握住了田下农跨入到“上农”行列的机会。因此，他们已具备了经营地主或富农的一些特征。
第三，这些“佣奴”，或称为“僮奴”，有的地方称为“农夫”，他们的衣食由业主供给。这些业主和他们的身份原无大差，只不过因把握住了某些机会才幸运地保存下来并有所发展。所以，尽管与业主存在着地位上的差别，业主在某些方面对他们能够谅解也是可以推知的。在实际生活中，他们的关系可能是比较松散的。或许正因为如此，僮奴、佣农有时和中性词“农夫”通用。另外，业主以提高生产为目的，僮奴无非利用的手段。假如与僮奴关系的改善有利于增殖财富，他们将会乐意去调整。这就是说，这种与业主间的带有一定超经济强制性有关系，已包含着契约化的趋向。
第四，吴宽所记载的这些业主大都处在永乐至成化末、弘治初之间，但吴氏对他们何时积累起资本并开始大规模采用僮奴经营并未明确记载。这个起始时间直接关系着对僮奴的农业使用现象在江南地区存在历史的认识。不过，通过蛛丝蚂迹还是可以推知的。吴宽系长洲人，他的家庭也非素封，从父亲起，由荒落地方西迁，从此“遂拓，其家以大”。在母亲张氏事略写道：“勤劳内助，开拓产业。佣奴千指，衣食必均”。可见，吴宽父亲乔迁之后拓殖了农业，接着便利用大量的“佣奴”从事耕作，母亲调理得宜，配合默契，显然了是经营地主的身份。又据吴宽的另一则史料记载，吴宽的母亲张氏在景泰初年故逝。由此推测，吴宽父亲对田地的大规模经营的时间至迟也当在景泰初年，很可能在正统末年就已开始，也就是15世纪中期左右。此时正值大规模流民游离出土地，加入僮奴行列，为农业的大规模经营提供了劳动力条件。其他的经营地主的出现也当在这个时期。
同期吴江县的经营地主也有所发展，那些“投顾（雇）富家力田”的“无产小民”，被称为“长江”。这与吴、长洲二县所使用的“僮奴”、“佣奴”是相一致的。吴江县的许多一般家庭也都开始和市场发生联结。如二十五都的庞山村，居民大都“业圃种蔬，远近取给”。“每晨钟初静，黄童白叟累累数然百担入城交易”。所交易之物皆系“土产”。六都的吴溇村，居民事农、圃、亦有懋（贸）易者[5]。这里因是水乡地区，故“人多业渔”。尤其是那些靠借贷度日的农户，稻米既获，债还室罄，便不得不“采茆为薪，捕鱼易米”，客观上增加了市场的活力。
弘治年间，吴县所属的东、西洞庭山所经营的水果种植和蚕桑养植在当地经济中占据很大比重。“（太）湖中诸山，大概以橘、柚为产，以蚕桑为务”[6]。就前者言，太仓人陆容弘治初就发现这里“人以种橘为业”[7]。估计种橘的历史比这要早。橘树的管理是一种集约性质的经营，“凡橘一亩，培治之功视田数亩”[8]，比种植粮食作物要多耗费好几倍的人力和财力。但人们仍大量堡，“多或至千树，贫者亦无不种”。这即根因于种橘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栽橘可一树者，直千钱，或二三千钱，甚或万钱”。嘉靖初年的记载显示，该地除了柑、橘外，还种植杨梅、楷杷等水果，或许是弘治后增添的水果种类[9]。上述水果大都运销到苏州城和新兴的市镇。弘治年间，每年三四月份便有大量杨梅、楷杷等水果和各种蔬菜、海鲜上市，就是这种情形的写照[10]。弘治十四年到十六年间，连年大雪，气温反常，除橙树外，橘树大都冻死，这样就丧失了在江南所拥有的橘果市场，浙江衢州和江西的橘子便“盛行于吴下矣”[11]。这也是洞庭橘行销江南市镇的反证。
为了充分节省和利用劳动力，提高生产效率，原先只是承担做饭和家务的妇女也走出了厨屋，“勤稼穑，故女亦从事莳刈、桔槔，不止饷馌而已”[12]。为了增加收入而非家庭自足，既有商品农业又有手工业的多种经营是这一过渡期存在的一种普遍现象。弘治初，松江人徐民畏家中既有蚕缫绩织的工具，又有耙犁锄镢的农具，兼营农业和手工业，拥有田数百亩，并有家僮五、七人。安身田亩，肆力耕作。
不管是那些规模庞大的经营地主，还是一般规模的经营富农，抑或是实力单薄的农户在市镇繁荣的同时不断寻求更广阔的发展道路。商品农业的经营品类既有粮食，又有水果、蔬菜。对于水果、蔬菜的生产，特别注意到市镇消费的时节性以提高竞争能力。如王瓜、茄子、各类青豆、海鲜及枇杷、杨梅等水果三、四月间上市，品种之间更替的周期很短，“率五日而更一名”[13]。这时候，一定要抓住机会，先一筹，早日推出，占据市场，就能比正常上市多取得二三倍的利润。当时称为“卖时新”。同时掌握各种节令所需，及时供应。如七夕节，又称七巧节，此时许多妇女都争买巧果，以为吃这时的水果就会更加聪慧伶俐。
（三）手工业、商业。成化年间，位于吴江县十八都的檀丘，当地居民以铁冶为业。此外，二十五都的庉村也有从事铁冶的。弘治、正德时，江南棉、丝织业的优势开始显示出来。在松江府，不管是城中，还是乡落，都经营棉纺织业。许多民户把纺纱作为副业。“晨抱纱入市，易木绵（棉）以归，明旦复抱纱以出，无倾（顷）刻闲”，利用纺棉成纱这一环节取得加工报酬。也有一些人专一织布，“织者率日成一匹，有通宵不寝者”[14]所以，王鳌称该地“木绵（棉）文绫，衣被天下”，虽不无夸大之处，但也颇能反映出松江地区的棉织业兴盛的情形[15]。同期，苏州府的棉织业也具备了一定规模。各县增产棉花，而以嘉定和常熟二县为盛。工艺技术有了改进，推出了些新的花色品种，如用青、白线相间织成的棋花布和改变经纬线走向织成的斜纹布。与此相应，棉布的印染也达到一定水平。当时称印染布为药斑布，方法是预告准备一块和布幅宽狭相当的纸板，根据需要在板上刻出花样，放置布上，用灰药或是豆面刷糊，等干后再入蓝缸浸染。出缸将布晒干，拂去灰药或豆面。这样，就染成了上带白花的青布。还有楼阁、人物、花鸟、诗词等各种复杂的花样。
丝织业是苏州较著名的行业。弘治时已有7个品种，包括苎丝、罗、锦、纱、绫、绢、绸，每个种类又细分作不同品种。这些丝织品主要由吴、长洲二县生产，其中以长洲县的规模尤大。嘉靖初有载，“产兼两邑，而东城（指长洲县的苏城部分）为甚，比屋皆工织作”[16]，成为苏州赖依的重要行业。正德初，长洲县郑灏家里雇佣织帛工和挽丝佣各数十人，就是这种丝织发达的具体例证[17]。
此外，弘治年间苏州虎丘、浒墅的制席，苏城齐门的藤枕，吴县横塘的柳箱（可作妆奁），长洲陆墓镇的扇骨等都比较著名。嘉靖初年，吴县通过一定的工序将木香、豆蔻、金橘等置入酒中，以称酒名，总称苏州酒，远销北方，“齐、汴间尤贵之”[18]。
当时，那些手工业者已经懂得捕捉人们的消费观念，及时推出最时髦的产品，“市井多机巧繁华，而趋时应求，随人意指”[19]。各种工艺都比较考究，“雕、镂、涂、漆、必殚精巧”[20]。不惟满足一般需要，且有向高消费过渡的倾向。
江南地区早期的商业活动具有转运土产的传统商业特征。由于重赋役的特殊政治原因，为了维持生存，除经营副业外，商业贩运也是重要的补充手段。吴、长洲二县在景泰以前就有许多人运贩至京师、湖湘、闽瓯，获得商资后投入土地，大量使用僮奴进行商品农业经营。弘治年间的吴县沿庭山“土狭民稠”，所以“以商贾为业”，“民生十七八即挟资出商，楚、卫、齐、鲁，靡远不到。有数年不归者”[21]。从总体来说，由于江南地区商品经济尚处于积聚阶段，其他地区的整体水平还落后于江南。因此，以市镇为中心的近距离贸易应该说是当时主要的商业活动形式，并且这种商业形式往往和商品农业是联系在一起的。江南地区优良的水热资源的自然条件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潜力，集约经营既可达到经商同样的经济效果，又比较稳定，不担太大风险。他们依时将瓜果蔬菜推向市镇，或者到市镇中亲自发售，进行暂时的商业经营。从事专一商业经营的恐怕只是那些居住在大市镇和苏城中的坐贾。随着时间推移，商品数量的增加，获取商业利润渠道的增多，以及相对过剩的劳动力数量的增大，都将使远距离的行商数目不断扩大。
（四）生活方式。生活方式的变化体现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方面，有时两者很难分开。明初人们的生活崇尚俭朴。当时社会经济刚刚恢复，还没有太多积累用于消费，所以政府对社会各阶层的衣、食、住、行诸方面所作的等级限定才发生了效应。后来，社会基层控制体系遭受冲击，经济结构发生变动，市镇体系逐渐崛起，一些阶层的财富累积，便出现了对固有规约和条框的冲击和僭越。成化年间，苏州府吴江县“习俗奢磨，愈趋愈下”。嫁娶上，“婚则丰盛而杂以鄙俚”；服着上，“庶民之家僭用命妇服饰，加以钑、银带，恬不知愧”[22]。弘治年间，苏州城的情况是“其俗多奢少俭”，“精饮馔，鲜衣服，丽栋宇。婚丧嫁娶，下至宴集，务以华缛相高”[23]。而松江府的生活侈靡现象的出现不亚于苏州府。据正德初记载，“成化来渐侈靡，近岁益甚”[24]。弘治间所属上海县的情况即是例证。这里“颇崇华黜素”，大家右族“侈靡争雄长，往往逾越其分而皆然安之”[25]。所以，当时华亭人说悦揭约告知朋友“客至留饭，俭约适情”，“虽新亲不抬饭、大宾不宰牲”。正德初张骏作训告诫子孙，“娶妇必德门，不必富贵。嫁女仅给衣奁，不必过丰。”[26]从这些针贬时俗的主张折射出了当时侈靡的现实。风俗“奢靡”的范围广泛：接人待物、婚丧嫁娶、衣食住用。在物质消费方面，城市独特的文化也得到充分表现。如弘治年间，苏城的一些“粗俗官员”、“暴富子弟”穿一种称作“发裙”的服饰。这种发裙用马尾织成，用以系到衬衣里面。体胖的系一个，体瘦的系二三个。它的效果就是要“使外衣之张，俨如一伞”[27]。苏城市民高价尝鲜，买贫景置于几案间以示淡雅，春天喜欢买百花，所使用的雕、漆器具，更加精琢小巧。这些消费已包含了某种精神因素在内，表明消费中审美观念的渗入。
一定的资本积累往往和传统节日结合，表现出时代的特色。根据节日内容，集资举办一些规模盛大的群众性娱乐活动，成为江南地区市镇文化生活中极为重要的构成部分。成化间，吴江县的一、二、三都各村每年正月初一到初十，举行盛大集会。预先每人出米五升以为酿酒之用，等到正月十一日后开饮。从正月初一始，呼集少壮。以眉目俊秀的扮神仙、公子，“羽扇纶巾，锦衣花帽”；以年轻力壮的饰猎人、斗将，“竹弓泥弹，纸枪竹马”；还有人化妆成凹鼻深目的回回和高髻云鬟的妓女，搭配组合，呈示出“古人节义或孝顺故事”。其余的孩子们也都衣着锦绣，头插花朵，高擎旗幡，手拿桴鼓等乐器，声势浩大，锣鼓喧阗，沿街穿巷，遍走村落，清歌升平，到第十一日，会首设酒食，瓦盆木器杂陈，黄童白叟扶携而至，依老少次序就坐。先使稍通章句的人诵读大诰一章或教民榜文一过，接着便在锣鼓声中，狂歌醉饮，一连三日。当时称之为醵会，即酒会。而该县的六都每年九月初一到十五日举办灯会。集合少壮在八角亭上表演杂戏，锣鼓齐鸣。际至夜暮降临，人们手执华灯，串街游行，灯光万点，空中飘移，欢声雷动，气势壮观[28]。
江南地区自唐朝以来即“信鬼神”，“好淫祠”，流行着泛神崇尚的习俗。这种习惯几乎成为当地文化积淀的一部分而一直延续不衰。佛、道、五通神信仰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商品经济的发展又紧紧和这些宗教融贯、结缘。在他们看来，惟有神灵才是全能的，法术无边，力量无比，无所不能。祛疾惩邪，佑人平安。具体到佛教上，在人死后，还可将他的灵魂荐至天堂。而商业活动自身的偶然性和引起的社会骚动使这些信徒顶膜更加虔诚，不惜抛散大量钱财用于施舍和履行宗教仪典。如成化年间吴江的情况，“俗重五通之神、家立小庙，朝夕礼敬”。当人有了疾病，盛设宴席，请来巫祝，按照固定的仪式向神献飨[29]。正德七年所编《松江府志》记载松江情况，“信鬼好祀，至今为然，而乡落为甚。疾病专事祷祈，有破产、伤生而不悔者”[30]。华亭人张骏正德初年作成《归荣家训》，诫谕子孙“疾病必迎医，弗事祷禳。丧礼必依礼，弗用僧道”[31]。正是当时民间把大量资财浪费到佛道祷祈上面的反映。
位于苏城西南、居于太湖和行春桥之间的石湖，被誉为吴中胜景，仿佛杭州西湖。从成化年间起，每当上巳日（即正月第一个巳日）。苏倾城出动，到石湖一带玩赏山水，附近的县分也有人参加。这天热闹非凡，饮酒的、赌博的、闲观的不下万人，还有人借机进行交易。其他春日也是他们遨游的良机，三五成群，用楼船载上萧鼓，带上祭品先到上方山谒庙，然后用祭物为山水之游。
关于反映这一时期的江南市镇小说、戏剧方面文化娱乐的直接材料比较缺乏，只能根据一些片断的资料提供的线索进行描述。其中，小说、戏曲在江南市镇文化中的地位值得注意。天顺年间，苏州府昆山人叶盛曾载，书坊编刻小说一类通俗作品，在江南地区比较流行的有《汉小王》（演述东汉光武帝刘秀故事）、《蔡伯喈》（演述蔡邕故事）、《杨六使》（演述杨文广故事）。“农工商贩，抄写绘画，家畜（蓄）而人有之”。“女妇尤所酷好”，所以这些小说又有“女通鉴”之称[32]。弘治年间太仓人陆容和长洲人王锜都有关于小说《剪灯新话》的记载。王锜认为，《新话》非钱塘人瞿佑（宗吉）创作。陆容述及江西庐陵人李昌期有续《新话》之作《剪灯余话》，“各有刻板行世”[33]。可见，这二种小说弘治年间在江南是很流行的。戏曲方面，叶盛反映了天顺间的情况，时人以古先哲事迹为素材，发挥想象，“百态诬饰，作为戏剧，以为佐酒乐客之具。有官者不以禁杜，士大夫不以为非。或者以为敬世而忍为推波助澜者亦有之”。当时除了新作外，比较流行的传统剧目有《西厢记》、《碧云騢》之类[34]。正德、嘉靖之际，长洲人祝允明曾云：“数十年来，所谓南戏盛行，更为无端。于是声音大乱……盖已略无音律、腔调。愚人蠢工徇意更变，妄名余姚腔、海盐腔、弋阳腔、昆山腔之类。”[35]祝允明是用北曲弦索和严格的音律标准来衡量这些新兴起的民间剧种，必然得出“更为无端”、“声音大乱”的结论。但这段记载却揭明，至迟在弘治、正德年间，余姚等腔已进入江南地区，并和当地音律结合，改造出了昆山腔和南戏种类。当时，一些富室子弟豢养奴仆，让他们“习其声韵，每出入则笳鼓喧天”[36]。这是江南地区富室拥有家乐的较早的例子。
（五）人情世态。人们对商业性农业、市镇工商业的参与，商品经济程度的日益提高，拜金趋利意识的日益浓烈，人们固有的传统意识和伦理观念受到冲击。这种特殊的市镇文化环境也塑造了新一代，对他们的性格和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早在成化末叶，吴宽就发现苏州吴、长洲二县“民日滋繁，俗日滋降”，就连那些号称有修养的士夫阶层，也开始“矜夸矫诈，相习以非，相尚以利，曾不为怪”[37]。其他一般百姓的尚利情形就更可推知了。及至正、嘉之际，这种风气更为强化，“吴下风俗，大率以利相高，鲜尚奇节”[38]。在这种利欲意识充斥的市井中，人们的行为无不受到贯穿和熏梁。上面所述的工商业和商品农业的规模愈益扩展的情形同样是这种意识和价值观操纵作用的结果。譬如，成化年间，吴江县一些人讲求实利原则，在祭祀方面，“薄于先祖，厚于亲姻，急于鬼神”[39]。为什么会如此呢？“鬼神”比祖先的灵魂更好使，能够保佑平安，帮助获取财利。对亲姻的先祖的厚重，不是因那些死的有什么特别的能耐，而是看在活人面上。平常藉这些往来礼节拉好关系，一到用时就能奏效。长洲人文征明在为人作族谱跋时也上颇为感慨：“今吴中士大夫之家，有谱者无几”[40]。反映的也是因商品经济的冲击而出现的宗族间关系松散、淡薄的情况。
弘、正之际，苏城的一些手工业者或商人精于捕捉人们的消费心理，非常注意颜色、格调的调配使用，“缛采银黄，相射于市”。但他们也常常违背职业道德，夹杂制造“轻脆”的低劣产品，从外观上殊不易辨，却以次充好，要价相同，“最下者视最上者价相什百”[41]。
松江府一般富庶平民消费铺张的现实也刺激了士夫的胃口。据载，在成化、弘治两朝时，这里的士夫“尚未积聚”，致仕家居者无异于秀才之时。但到正德时便急转直下，“诸公竟营产谋利”，丢弃了传统的义利之防[42]。他们营产谋利的具体手段或掊克榨削百姓膏脂，或雇倩佣工耕织工商，不得而知，但这种行为的产生与为利环境的诱发直接相关则是肯定无疑的。
市镇文化环境对新一代士子成长的影响十分显著。城镇工商阶层攘攘熙熙，春和景明时的绿波山水，肆铺中商品的琳琅满目，买卖过程中的讨价还价，人际交往中的利益中介，各种现象纷呈杂陈，开阔了他们的视野，触发了无限联想，久而久之，便培养了他们无拘无束的性情和奔放洒脱的性格、广阔散泛的兴趣。在某些方面追逐新异，敢于突破。譬如，僵死枯燥的八股文的呆板乏味的形式的长期束缚，使他们无法施展宏大抱负，于是，弘治年间掀起一股“复古”的作文思潮，把心思转移到对古文的崇尚上面。正如《正德姑苏志》所云，“今后生晚学，文词动师古昔，而不梏于专经之陋”，这既适合了他们探求的口味，又被他们视为实学。不止在写作方面楷模古文，连书法也尽量返古，“书必篆隶，骎骎两汉之域，下逮唐、宋，未之或先”[43]。他们尚不具备正确的文学批评理论的指导，在文学体裁、风格的改造运用过程中软弱无力，除了机械模仿和气骨缺乏生气外，没有更多新的特色。尽管如此，他们企图打破旧的框架束缚的意图和愿望则是非常明确的，其中所表现出的开拓意识和批判精神也是显而易见的。
二、江南地区早期社会变迁之特征
由上面的论述，可以把江南地区早期社会变化的特征归纳以下三个方面：
（一）江南地区早期社会变化是16世纪以后中国许多地区开始发生社会变迁的先导。传统城市的纯粹消费性的淡化，专业经济商品化过程的开始，副业发达因而具备工商技巧者的游移出土地，新类型市镇的出现并得到发展，一定量的财富积累所带动的生活方式的变化以及新的市镇氛围对新一代的陶染和对人际关系的影响等等，无一不标识着社会变化的征候。基本上可以认为，这一过程开始于天顺、成化之际，约15世纪50年代，而所能看到的全国其他大部分地区开始发生逐渐变化的时间大体在嘉靖中叶，约16世纪30年代以后，也就是说，在其他地区仍在按照传统方式亦步亦趋地推进社会的时候，江南地区已经超前70年由固有社会风尚的稳定状态进入渐变过程；而当其他地区过渡到渐变阶段的前后，江南地区又迈入了社会风尚变化的显变时期。
经过70年左右时间对周围地区和对距江南较远地区（如长江中游地区和江北地区）的能量摄取，在江南地区渐渐出现了以苏、松二府为中心的社会风尚变化的能量极点的迹象。在积累期，它释放得少而吸收得多，故而积累了大量的社会风尚发生新变化的能量。待至积累期之后，即16世纪30年代时以数倍于吸附量的能量向外扩散、传播，依靠商人贩运商品的物态影响和语言效应，不仅向周围邻近地区，且向更遥远的地方推进。这种刺激社会风尚变化的信息能量和接受传播地区的正在潜动的各种因素结合，便形成各具特点的社会风尚变化的区域类型的现实。
（二）江南早期社会变化带有显著的过渡性特点。这个过渡性特点体现在经济活动、日常生活和人情世态各方面。经济活动变化中，商品农业产生于15世纪50年代，发展速度稍快，而手工业主要是在15世纪80年代即弘治后期市镇逐渐兴起后才有较大的进步，商品活动主要还限制在短距贸易的范围内，几方面间还未完全衔接。日常生活方面，江南地区各地的消费水平存在着较大的差异，除了苏城、吴江、华亭、上海的个别地方表现得稍稍明显外，大部分地区仍很朴实。如弘治末年吴县洞庭山，有人把它与苏城作了比较，“吴城之俗，文也，而（洞庭）山人近于陋。吴城之俗，夸也，而山人近于啬”[44]。即使变化相对充分的地方，差别还是不小。如弘、正之际苏城东、西两部分情形即是，“郡城之俗，大较尚文。而其西过华，其东近质”[45]。人情世态方面反差更大。比如，吴、长洲二县一些士夫成化时就与利调和了，华亭县士夫到了正德年间才对利加以认可，而这里更多的地方还在循履着传统的道德信条。如弘治年间，苏州府昆山县“仕者重名检，薄华利”[46]。所以，在这个阶段里，江南地区的社会变化带有显明的过渡期的积累特点。
（三）江南地区早期社会变化奠定了16世纪30年代后社会急遽变革的基础。由于江南地区早期社会变化的积累，为16世纪30年代该地区社会的剧烈变化准备了条件。随着市镇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农业规模在16世纪30年代后又有更大进展，经营地主和富农不断涌现；丝织、棉织品再加工方面由手工作坊到工场手工业的过渡，雇佣劳动市场的出现等都是进一步发展的标志；商业活动范围远超出江南范围，除开辟内地市场外，还通过海上交通线，加入到贩私队伍，把市场延伸到海外，极大刺激了该地区的手工业、商业以及连带的商品化农业的发展和市镇经济的繁荣。日常生活方面，16世纪30年代后奢靡程度大大升格。精神生活方面，出现了丰富多采、形式清新的各种市民文学的繁荣，万历三十八年浙江山阴人吕天成作成《曲品》一书，收曲作家（除南戏或传奇作家外，还包括散曲、小令和杂剧作家）共95人，戏剧（主要系南戏，也包括一些杂剧）185种，这些剧作家大都生长于江浙一带。他们根据历史题材和现实社会中的素才创作戏剧，在当地演出。有的文人不仅从事创作、度曲，而且还亲自登场表演。生当嘉、万之际的曾作《山人歌》大骂王稚登的长洲人张凤翼就是代表[47]。弘治间吴下士子对古文辞的嗜好开启了以太仓人王世贞为盟主的后七子的文学复古运动的先河；江南士子的批判精神逐渐成为传统，在嘉、万时期形成一股巨大的社会舆论力量，在反对官僚腐败、宦官掠夺和评议朝政的经世致用的实践中表现出了强烈的时代气息。
注释：
[1]唐寅：《唐伯虎全集》卷二，阊门即事。
[2]《嘉靖昆山县志》，卷四，市镇。
[3][4]吴宽：《匏翁家藏集》卷六五，除处士墓志铭；卷三六，心耕记。
[5]《弘治吴江县志》卷二，市镇。
[6][21]蔡升、王鳌：《震泽编》卷三，风俗。
[7]陆容《菽园杂记》卷一三。
[8][11]蔡升、王鳌：《震泽编》卷三，土产。
[9]《嘉靖吴邑志》卷一一，太湖中洞庭山。
[10][12][13][19][20][23][41][45]《正德姑苏志》卷一三，风俗。
[14]《正德松江府志》卷四，风俗。
[15]《弘治上海志》序。
[16][18]《嘉靖吴邑志》卷一四，土产物货。
[17]陆粲：《庚巳编》卷四，郑灏。
[22][28][29][39]《弘治吴江县志》卷六，风俗。
[24]《正德松江府志》卷四，风俗。
[25]《弘治上海志》卷一，疆域地，风俗。
[26]佚名：《云间杂志》卷中。
[27]王锜：《寓圃杂记》卷五，发裙。
[30]《正德松江府志》卷四，风俗。
[31]佚名：《云间杂志》卷中。
[32][34]叶盛《水东日记》卷二一，上说戏文。
[33]陆容：《菽园杂记》卷一三；王锜：《寓圃杂记》卷五，剪灯新话。
[35]祝允明：《猥谈》歌曲。
[36]王锜：《寓圃杂记》卷五，鼓吹。
[37]吴宽：《匏翁家藏集》卷六二，吴府君墓铭。
[38]《嘉靖吴邑志》卷一，风俗。
[40]文征明：《文重明集》卷二二，题香山潘氏族谱后。
[42]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三四，正俗一。
[43]王锜：《寓圃杂记》卷五，吴中近年之盛。
[44]蔡升、王鳌：《震泽编》卷三，风俗。
[46]《嘉靖昆山县志》卷一，风俗，引顾潜修弘治志。
[47]徐复祚：《花当阁丛谈》卷四，三张。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1996年04期
【原文出处】《东北师大学报:哲社版》(长春)1996年03期第13～19页
关于江南地区早期的社会研究，还比较薄弱。对江南地区明中后期变化的研究（参见者：《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风尚取向的更移》，载于《史学月刊》1990年第5期）引发我们对其早期社会发展状况的探讨，遂搜集相关材料进行综合研究，分析结果表明：在其他大部分地区尚未发生显著变化的时候，江南地区已超前大约70年展开了它的渐变阶段；江南地区明中后期许多新的变化方面都能在这一阶段中寻觅到了它们的“原型”。现拟从市镇经济、商品农业、工商业、生活方式和人情世态几方面作一全面概述，以见其与明中后期该区社会变化间的关系。
一、江南地区早期社会变迁之表现
（一）市镇经济。从明初起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生产恢复、积蓄，进至天顺、成化年间，江南地区社会进入了较快的发展时期，这集中表现在传统城市的发展和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的市镇新城市类型的出现。传统城市的突破可以苏州城的发展作为典型。成化时，它的发展速度惊人，和天顺间比，已“迥若异境”。到弘治时，“愈益繁盛”。当时吴县人唐寅的一首小诗或可有助于对苏城西北门的商业繁盛的了解。它摄取的是阊门的“镜头”：“世间乐土是吴中，中有阊门更擅雄。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百万水西东。五更市买何曾绝，四远方言总不同。若使画师描作画，画师应道画难工。”[1]诗词格调恢宏、高亢，把苏州城阊门一带的都市繁盛活现了出来。苏城的西半部包括阊门、胥门、都属吴县的附郭部分，所以嘉靖八年所修《吴县志》对西半部的记载甚详，提供了苏城在弘治、正德基础上的新进展材料。当时有两大盛区，分布在以阊门为中介点的运河线两侧：一是位于苏州城内自阊门北马头（即北仓一带）抵胥门馆驿一段。这段长五六里，运河两岸，“居民栉比”，“西岸尤盛”。商船的停泊遵循一定的习惯，“荆襄、川蜀大船多于乐泊，盐艘商贾则于西泊”。另一区是自南濠街到枫桥镇一带。这段约长10里，“人烟相续”，“枫桥为盛”。由于枫桥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粮食和原料市场，从长江中游和江北通过运河运来的菽、麦、棉花也都集中此地，这是手工业人口和商业人口急剧递增，粮食、原料需求扩大的现实反映。同时也说明，苏城在嘉靖初年已经超出了旧城的围圈，改变了原先的中轴式建城模式。工商业规模的扩大和发展，城内湫隘局促的现状无以适应，便越出了阊门，沿运河线形成了一个新的条状商业贸易新区，成为沟通江南北、连接江东西物资交流的经济枢纽，形成和奠定了现代苏州城的范围，传统城市的政治性和消费性受到削弱，渐趋淡化。
另外，一批作为地方经济中心的新城市类型的市镇脱颖而出。这批市镇大体开始于15世纪60到80年代，此后使在此基础上展开它们的规模。弘治元年修成的《吴江县志》记载了苏州府吴江县成化年间市镇的状况，规模较大的有位于县治的县市和分布在治外各乡都的四大镇。这四镇分别是平望镇、黎里镇、同里镇和震泽镇。它们的居民都已达千百家，成为“舟楫辐辏、货物腾涌，喧盛不减城市”的一方巨镇。即使是那些较大的村落（吴江县志罗列了11个），也不比那些大市镇逊色多少，“商贾之往来，货物之贸易，红尘翕然，自朝至暮无虚日”。苏州府吴县的浒墅镇到弘治年间也已成为“吴中一大镇”。浒墅位于苏城西北境通往无锡的运河线上，也是江北和湖广地区物资聚集苏城的重要关口。优越的地理位置吸引了大量的商贾群集附著。长州人吴宽记载，这里“农贾杂处”，分居于运河的南北两岸，用于运漕粮、贡物的官河的船只来往不断，人们不能随时济渡，影响了两岸的来往和贸易，故于成化初年建造一座桥梁。而桥的位置远离居区，跨越两岸需要折旋一大圈子，仍感不便。于是，沈浩等人出面，告官募捐，弘治九年重修了另一座长12丈，宽2.3丈的普思桥。从为克服贸易中的不利因素而筑桥的举措中不难看出该镇的贸易盛况。
上面列举的吴江县市镇规模在千百家，反映了15世纪80年代末江南新城市类型的水平。半个世纪后，到16世纪30年代末时，江南的这种市镇又在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苏州府常熟县的市镇水平和规模便是这个时期的代表。据嘉靖十八年所修《常熟县志》提供的材料，市镇数目达到20个（除旧有市镇）；一般市的居民在数百家左右，大的市和镇的规模已达到或超过2000家。达到这个数字的市镇有沙头市；超过这个数字的市镇包括支塘市、梅李镇、福山镇。同期的昆山县的市镇规模缺乏具体记录，但市镇的数目除废弃者外也已达到10个。[2]
江南地区从15世纪60年代到16世纪30年代间城、镇的出现和发展，为16世纪30年代后的突飞猛进开辟了道路，奠定了基础。这一期间市镇的发展，和当地家庭手工业的发展、农业经营商品化、商业流动人口增加、经济活动变化连带的生活方式的转换和人情世态的更移是相关的和同步的。
（二）商品农业。江南地区超负荷的赋役承担使单一的农业经营面临困境，尤其是一般的中产之家。所以，他们为了保证再生产的延续和稳定，必须寻求其他途径的补充，这便造成江南地区家庭副业的发达，藉此他们也都掌握了农业之外的一些技能，也有相当一部分家庭通过转运贸易的商业活动方式来缓解这种拮据的局面。他们这种多种经营是出于维系家庭延续和交纳两税的需要，仍属于典型的家庭自然经济的范畴。但随着时间推移，总体物质财富的积累，商品经济比重的加大，贫富分化的悬殊，一些借助副业和商业积累一定资本的家庭就有可能超越原来的拘束，迈入以生产商品为经济主导的新阶段。
苏州府长洲县人吴宽记载了吴、长洲二县许多家庭如何积累资本，然后藉着那些丧失恒产的广大流民完成了由相对纯正的家庭经济向商品农业生产过渡的典型事例：陈氏，长洲县人（卒于成化五年），“极力田亩间，以赡其家。其妻钱氏躬纺织以助之”。完缴二税后仍勤劳不息，甚至无暇衣食。经过一段积累，农业饶裕，便开始置田买宅。[3]这是一个依靠力田和纺织勤俭发家，然后置买田产、扩大生产经营的家庭例子。
陆溥，字宗博，长洲人（卒于成化十三年），与弟宗涵协力治家，“钱帛无私藏，饮食必共享”，俭朴率下，家益振起，“田连阡陌”。使用大量“佣奴”从事生产。陆氏何以致富不得而知，但置有广田后采用了大量佣奴于生产领域则是事实。
汤溍，吴县人（卒于成化十七年）。兄弟八人，除汤渭一人入仕外，余“皆行货于外”，从事商业活动。汤溍还曾一度抵达京师，获赀归乡，“治生于内”。这是由经商致富，归里治生的例子。其是否用僮奴，语焉不详。
徐有贤，吴县人（卒于弘治二年），即徐有贞的哥哥。曾往来湖、湘间经商，后不复出，利用商资“买田课耕，日与农夫同其劳苦”。这是以经商致富，又参商资购田督课农夫耕种的例子。
这些事例（均选自吴宽《匏翁家藏集》）不是挑选出的个别现象，而是带有普遍性的典型。他们最初要么靠勤俭力田，要么倚经商贸迁，逐渐积累起财富，然后再投资于田地数量之增加和土地质量之改良，不免有一种追求恒产稳定的嫌疑。当然，不排除这种可能，关键应看到，这种田产经营的方式已经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
首先，经营规模远远超出了家庭经济经营的范围，有的家庭使用佣农数量以“千指”。
其次，业主有的与佣奴同其劳苦，大部分业主虽不躬耕，但对生产的规划、安排和管理非常经心。“虽未能躬耕以食力，亦必往来相视，冲风日，履泥涂”。[4]这种不辞劳苦的作风与他们注重生产和经济效益有关。在生活上，仍旧俭朴无华，保持原先开拓时期的精神岁月。正因如此，他们才把握住了田下农跨入到“上农”行列的机会。因此，他们已具备了经营地主或富农的一些特征。
第三，这些“佣奴”，或称为“僮奴”，有的地方称为“农夫”，他们的衣食由业主供给。这些业主和他们的身份原无大差，只不过因把握住了某些机会才幸运地保存下来并有所发展。所以，尽管与业主存在着地位上的差别，业主在某些方面对他们能够谅解也是可以推知的。在实际生活中，他们的关系可能是比较松散的。或许正因为如此，僮奴、佣农有时和中性词“农夫”通用。另外，业主以提高生产为目的，僮奴无非利用的手段。假如与僮奴关系的改善有利于增殖财富，他们将会乐意去调整。这就是说，这种与业主间的带有一定超经济强制性有关系，已包含着契约化的趋向。
第四，吴宽所记载的这些业主大都处在永乐至成化末、弘治初之间，但吴氏对他们何时积累起资本并开始大规模采用僮奴经营并未明确记载。这个起始时间直接关系着对僮奴的农业使用现象在江南地区存在历史的认识。不过，通过蛛丝蚂迹还是可以推知的。吴宽系长洲人，他的家庭也非素封，从父亲起，由荒落地方西迁，从此“遂拓，其家以大”。在母亲张氏事略写道：“勤劳内助，开拓产业。佣奴千指，衣食必均”。可见，吴宽父亲乔迁之后拓殖了农业，接着便利用大量的“佣奴”从事耕作，母亲调理得宜，配合默契，显然了是经营地主的身份。又据吴宽的另一则史料记载，吴宽的母亲张氏在景泰初年故逝。由此推测，吴宽父亲对田地的大规模经营的时间至迟也当在景泰初年，很可能在正统末年就已开始，也就是15世纪中期左右。此时正值大规模流民游离出土地，加入僮奴行列，为农业的大规模经营提供了劳动力条件。其他的经营地主的出现也当在这个时期。
同期吴江县的经营地主也有所发展，那些“投顾（雇）富家力田”的“无产小民”，被称为“长江”。这与吴、长洲二县所使用的“僮奴”、“佣奴”是相一致的。吴江县的许多一般家庭也都开始和市场发生联结。如二十五都的庞山村，居民大都“业圃种蔬，远近取给”。“每晨钟初静，黄童白叟累累数然百担入城交易”。所交易之物皆系“土产”。六都的吴溇村，居民事农、圃、亦有懋（贸）易者[5]。这里因是水乡地区，故“人多业渔”。尤其是那些靠借贷度日的农户，稻米既获，债还室罄，便不得不“采茆为薪，捕鱼易米”，客观上增加了市场的活力。
弘治年间，吴县所属的东、西洞庭山所经营的水果种植和蚕桑养植在当地经济中占据很大比重。“（太）湖中诸山，大概以橘、柚为产，以蚕桑为务”[6]。就前者言，太仓人陆容弘治初就发现这里“人以种橘为业”[7]。估计种橘的历史比这要早。橘树的管理是一种集约性质的经营，“凡橘一亩，培治之功视田数亩”[8]，比种植粮食作物要多耗费好几倍的人力和财力。但人们仍大量堡，“多或至千树，贫者亦无不种”。这即根因于种橘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栽橘可一树者，直千钱，或二三千钱，甚或万钱”。嘉靖初年的记载显示，该地除了柑、橘外，还种植杨梅、楷杷等水果，或许是弘治后增添的水果种类[9]。上述水果大都运销到苏州城和新兴的市镇。弘治年间，每年三四月份便有大量杨梅、楷杷等水果和各种蔬菜、海鲜上市，就是这种情形的写照[10]。弘治十四年到十六年间，连年大雪，气温反常，除橙树外，橘树大都冻死，这样就丧失了在江南所拥有的橘果市场，浙江衢州和江西的橘子便“盛行于吴下矣”[11]。这也是洞庭橘行销江南市镇的反证。
为了充分节省和利用劳动力，提高生产效率，原先只是承担做饭和家务的妇女也走出了厨屋，“勤稼穑，故女亦从事莳刈、桔槔，不止饷馌而已”[12]。为了增加收入而非家庭自足，既有商品农业又有手工业的多种经营是这一过渡期存在的一种普遍现象。弘治初，松江人徐民畏家中既有蚕缫绩织的工具，又有耙犁锄镢的农具，兼营农业和手工业，拥有田数百亩，并有家僮五、七人。安身田亩，肆力耕作。
不管是那些规模庞大的经营地主，还是一般规模的经营富农，抑或是实力单薄的农户在市镇繁荣的同时不断寻求更广阔的发展道路。商品农业的经营品类既有粮食，又有水果、蔬菜。对于水果、蔬菜的生产，特别注意到市镇消费的时节性以提高竞争能力。如王瓜、茄子、各类青豆、海鲜及枇杷、杨梅等水果三、四月间上市，品种之间更替的周期很短，“率五日而更一名”[13]。这时候，一定要抓住机会，先一筹，早日推出，占据市场，就能比正常上市多取得二三倍的利润。当时称为“卖时新”。同时掌握各种节令所需，及时供应。如七夕节，又称七巧节，此时许多妇女都争买巧果，以为吃这时的水果就会更加聪慧伶俐。
（三）手工业、商业。成化年间，位于吴江县十八都的檀丘，当地居民以铁冶为业。此外，二十五都的庉村也有从事铁冶的。弘治、正德时，江南棉、丝织业的优势开始显示出来。在松江府，不管是城中，还是乡落，都经营棉纺织业。许多民户把纺纱作为副业。“晨抱纱入市，易木绵（棉）以归，明旦复抱纱以出，无倾（顷）刻闲”，利用纺棉成纱这一环节取得加工报酬。也有一些人专一织布，“织者率日成一匹，有通宵不寝者”[14]所以，王鳌称该地“木绵（棉）文绫，衣被天下”，虽不无夸大之处，但也颇能反映出松江地区的棉织业兴盛的情形[15]。同期，苏州府的棉织业也具备了一定规模。各县增产棉花，而以嘉定和常熟二县为盛。工艺技术有了改进，推出了些新的花色品种，如用青、白线相间织成的棋花布和改变经纬线走向织成的斜纹布。与此相应，棉布的印染也达到一定水平。当时称印染布为药斑布，方法是预告准备一块和布幅宽狭相当的纸板，根据需要在板上刻出花样，放置布上，用灰药或是豆面刷糊，等干后再入蓝缸浸染。出缸将布晒干，拂去灰药或豆面。这样，就染成了上带白花的青布。还有楼阁、人物、花鸟、诗词等各种复杂的花样。
丝织业是苏州较著名的行业。弘治时已有7个品种，包括苎丝、罗、锦、纱、绫、绢、绸，每个种类又细分作不同品种。这些丝织品主要由吴、长洲二县生产，其中以长洲县的规模尤大。嘉靖初有载，“产兼两邑，而东城（指长洲县的苏城部分）为甚，比屋皆工织作”[16]，成为苏州赖依的重要行业。正德初，长洲县郑灏家里雇佣织帛工和挽丝佣各数十人，就是这种丝织发达的具体例证[17]。
此外，弘治年间苏州虎丘、浒墅的制席，苏城齐门的藤枕，吴县横塘的柳箱（可作妆奁），长洲陆墓镇的扇骨等都比较著名。嘉靖初年，吴县通过一定的工序将木香、豆蔻、金橘等置入酒中，以称酒名，总称苏州酒，远销北方，“齐、汴间尤贵之”[18]。
当时，那些手工业者已经懂得捕捉人们的消费观念，及时推出最时髦的产品，“市井多机巧繁华，而趋时应求，随人意指”[19]。各种工艺都比较考究，“雕、镂、涂、漆、必殚精巧”[20]。不惟满足一般需要，且有向高消费过渡的倾向。
江南地区早期的商业活动具有转运土产的传统商业特征。由于重赋役的特殊政治原因，为了维持生存，除经营副业外，商业贩运也是重要的补充手段。吴、长洲二县在景泰以前就有许多人运贩至京师、湖湘、闽瓯，获得商资后投入土地，大量使用僮奴进行商品农业经营。弘治年间的吴县沿庭山“土狭民稠”，所以“以商贾为业”，“民生十七八即挟资出商，楚、卫、齐、鲁，靡远不到。有数年不归者”[21]。从总体来说，由于江南地区商品经济尚处于积聚阶段，其他地区的整体水平还落后于江南。因此，以市镇为中心的近距离贸易应该说是当时主要的商业活动形式，并且这种商业形式往往和商品农业是联系在一起的。江南地区优良的水热资源的自然条件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潜力，集约经营既可达到经商同样的经济效果，又比较稳定，不担太大风险。他们依时将瓜果蔬菜推向市镇，或者到市镇中亲自发售，进行暂时的商业经营。从事专一商业经营的恐怕只是那些居住在大市镇和苏城中的坐贾。随着时间推移，商品数量的增加，获取商业利润渠道的增多，以及相对过剩的劳动力数量的增大，都将使远距离的行商数目不断扩大。
（四）生活方式。生活方式的变化体现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方面，有时两者很难分开。明初人们的生活崇尚俭朴。当时社会经济刚刚恢复，还没有太多积累用于消费，所以政府对社会各阶层的衣、食、住、行诸方面所作的等级限定才发生了效应。后来，社会基层控制体系遭受冲击，经济结构发生变动，市镇体系逐渐崛起，一些阶层的财富累积，便出现了对固有规约和条框的冲击和僭越。成化年间，苏州府吴江县“习俗奢磨，愈趋愈下”。嫁娶上，“婚则丰盛而杂以鄙俚”；服着上，“庶民之家僭用命妇服饰，加以钑、银带，恬不知愧”[22]。弘治年间，苏州城的情况是“其俗多奢少俭”，“精饮馔，鲜衣服，丽栋宇。婚丧嫁娶，下至宴集，务以华缛相高”[23]。而松江府的生活侈靡现象的出现不亚于苏州府。据正德初记载，“成化来渐侈靡，近岁益甚”[24]。弘治间所属上海县的情况即是例证。这里“颇崇华黜素”，大家右族“侈靡争雄长，往往逾越其分而皆然安之”[25]。所以，当时华亭人说悦揭约告知朋友“客至留饭，俭约适情”，“虽新亲不抬饭、大宾不宰牲”。正德初张骏作训告诫子孙，“娶妇必德门，不必富贵。嫁女仅给衣奁，不必过丰。”[26]从这些针贬时俗的主张折射出了当时侈靡的现实。风俗“奢靡”的范围广泛：接人待物、婚丧嫁娶、衣食住用。在物质消费方面，城市独特的文化也得到充分表现。如弘治年间，苏城的一些“粗俗官员”、“暴富子弟”穿一种称作“发裙”的服饰。这种发裙用马尾织成，用以系到衬衣里面。体胖的系一个，体瘦的系二三个。它的效果就是要“使外衣之张，俨如一伞”[27]。苏城市民高价尝鲜，买贫景置于几案间以示淡雅，春天喜欢买百花，所使用的雕、漆器具，更加精琢小巧。这些消费已包含了某种精神因素在内，表明消费中审美观念的渗入。
一定的资本积累往往和传统节日结合，表现出时代的特色。根据节日内容，集资举办一些规模盛大的群众性娱乐活动，成为江南地区市镇文化生活中极为重要的构成部分。成化间，吴江县的一、二、三都各村每年正月初一到初十，举行盛大集会。预先每人出米五升以为酿酒之用，等到正月十一日后开饮。从正月初一始，呼集少壮。以眉目俊秀的扮神仙、公子，“羽扇纶巾，锦衣花帽”；以年轻力壮的饰猎人、斗将，“竹弓泥弹，纸枪竹马”；还有人化妆成凹鼻深目的回回和高髻云鬟的妓女，搭配组合，呈示出“古人节义或孝顺故事”。其余的孩子们也都衣着锦绣，头插花朵，高擎旗幡，手拿桴鼓等乐器，声势浩大，锣鼓喧阗，沿街穿巷，遍走村落，清歌升平，到第十一日，会首设酒食，瓦盆木器杂陈，黄童白叟扶携而至，依老少次序就坐。先使稍通章句的人诵读大诰一章或教民榜文一过，接着便在锣鼓声中，狂歌醉饮，一连三日。当时称之为醵会，即酒会。而该县的六都每年九月初一到十五日举办灯会。集合少壮在八角亭上表演杂戏，锣鼓齐鸣。际至夜暮降临，人们手执华灯，串街游行，灯光万点，空中飘移，欢声雷动，气势壮观[28]。
江南地区自唐朝以来即“信鬼神”，“好淫祠”，流行着泛神崇尚的习俗。这种习惯几乎成为当地文化积淀的一部分而一直延续不衰。佛、道、五通神信仰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商品经济的发展又紧紧和这些宗教融贯、结缘。在他们看来，惟有神灵才是全能的，法术无边，力量无比，无所不能。祛疾惩邪，佑人平安。具体到佛教上，在人死后，还可将他的灵魂荐至天堂。而商业活动自身的偶然性和引起的社会骚动使这些信徒顶膜更加虔诚，不惜抛散大量钱财用于施舍和履行宗教仪典。如成化年间吴江的情况，“俗重五通之神、家立小庙，朝夕礼敬”。当人有了疾病，盛设宴席，请来巫祝，按照固定的仪式向神献飨[29]。正德七年所编《松江府志》记载松江情况，“信鬼好祀，至今为然，而乡落为甚。疾病专事祷祈，有破产、伤生而不悔者”[30]。华亭人张骏正德初年作成《归荣家训》，诫谕子孙“疾病必迎医，弗事祷禳。丧礼必依礼，弗用僧道”[31]。正是当时民间把大量资财浪费到佛道祷祈上面的反映。
位于苏城西南、居于太湖和行春桥之间的石湖，被誉为吴中胜景，仿佛杭州西湖。从成化年间起，每当上巳日（即正月第一个巳日）。苏倾城出动，到石湖一带玩赏山水，附近的县分也有人参加。这天热闹非凡，饮酒的、赌博的、闲观的不下万人，还有人借机进行交易。其他春日也是他们遨游的良机，三五成群，用楼船载上萧鼓，带上祭品先到上方山谒庙，然后用祭物为山水之游。
关于反映这一时期的江南市镇小说、戏剧方面文化娱乐的直接材料比较缺乏，只能根据一些片断的资料提供的线索进行描述。其中，小说、戏曲在江南市镇文化中的地位值得注意。天顺年间，苏州府昆山人叶盛曾载，书坊编刻小说一类通俗作品，在江南地区比较流行的有《汉小王》（演述东汉光武帝刘秀故事）、《蔡伯喈》（演述蔡邕故事）、《杨六使》（演述杨文广故事）。“农工商贩，抄写绘画，家畜（蓄）而人有之”。“女妇尤所酷好”，所以这些小说又有“女通鉴”之称[32]。弘治年间太仓人陆容和长洲人王锜都有关于小说《剪灯新话》的记载。王锜认为，《新话》非钱塘人瞿佑（宗吉）创作。陆容述及江西庐陵人李昌期有续《新话》之作《剪灯余话》，“各有刻板行世”[33]。可见，这二种小说弘治年间在江南是很流行的。戏曲方面，叶盛反映了天顺间的情况，时人以古先哲事迹为素材，发挥想象，“百态诬饰，作为戏剧，以为佐酒乐客之具。有官者不以禁杜，士大夫不以为非。或者以为敬世而忍为推波助澜者亦有之”。当时除了新作外，比较流行的传统剧目有《西厢记》、《碧云騢》之类[34]。正德、嘉靖之际，长洲人祝允明曾云：“数十年来，所谓南戏盛行，更为无端。于是声音大乱……盖已略无音律、腔调。愚人蠢工徇意更变，妄名余姚腔、海盐腔、弋阳腔、昆山腔之类。”[35]祝允明是用北曲弦索和严格的音律标准来衡量这些新兴起的民间剧种，必然得出“更为无端”、“声音大乱”的结论。但这段记载却揭明，至迟在弘治、正德年间，余姚等腔已进入江南地区，并和当地音律结合，改造出了昆山腔和南戏种类。当时，一些富室子弟豢养奴仆，让他们“习其声韵，每出入则笳鼓喧天”[36]。这是江南地区富室拥有家乐的较早的例子。
（五）人情世态。人们对商业性农业、市镇工商业的参与，商品经济程度的日益提高，拜金趋利意识的日益浓烈，人们固有的传统意识和伦理观念受到冲击。这种特殊的市镇文化环境也塑造了新一代，对他们的性格和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早在成化末叶，吴宽就发现苏州吴、长洲二县“民日滋繁，俗日滋降”，就连那些号称有修养的士夫阶层，也开始“矜夸矫诈，相习以非，相尚以利，曾不为怪”[37]。其他一般百姓的尚利情形就更可推知了。及至正、嘉之际，这种风气更为强化，“吴下风俗，大率以利相高，鲜尚奇节”[38]。在这种利欲意识充斥的市井中，人们的行为无不受到贯穿和熏梁。上面所述的工商业和商品农业的规模愈益扩展的情形同样是这种意识和价值观操纵作用的结果。譬如，成化年间，吴江县一些人讲求实利原则，在祭祀方面，“薄于先祖，厚于亲姻，急于鬼神”[39]。为什么会如此呢？“鬼神”比祖先的灵魂更好使，能够保佑平安，帮助获取财利。对亲姻的先祖的厚重，不是因那些死的有什么特别的能耐，而是看在活人面上。平常藉这些往来礼节拉好关系，一到用时就能奏效。长洲人文征明在为人作族谱跋时也上颇为感慨：“今吴中士大夫之家，有谱者无几”[40]。反映的也是因商品经济的冲击而出现的宗族间关系松散、淡薄的情况。
弘、正之际，苏城的一些手工业者或商人精于捕捉人们的消费心理，非常注意颜色、格调的调配使用，“缛采银黄，相射于市”。但他们也常常违背职业道德，夹杂制造“轻脆”的低劣产品，从外观上殊不易辨，却以次充好，要价相同，“最下者视最上者价相什百”[41]。
松江府一般富庶平民消费铺张的现实也刺激了士夫的胃口。据载，在成化、弘治两朝时，这里的士夫“尚未积聚”，致仕家居者无异于秀才之时。但到正德时便急转直下，“诸公竟营产谋利”，丢弃了传统的义利之防[42]。他们营产谋利的具体手段或掊克榨削百姓膏脂，或雇倩佣工耕织工商，不得而知，但这种行为的产生与为利环境的诱发直接相关则是肯定无疑的。
市镇文化环境对新一代士子成长的影响十分显著。城镇工商阶层攘攘熙熙，春和景明时的绿波山水，肆铺中商品的琳琅满目，买卖过程中的讨价还价，人际交往中的利益中介，各种现象纷呈杂陈，开阔了他们的视野，触发了无限联想，久而久之，便培养了他们无拘无束的性情和奔放洒脱的性格、广阔散泛的兴趣。在某些方面追逐新异，敢于突破。譬如，僵死枯燥的八股文的呆板乏味的形式的长期束缚，使他们无法施展宏大抱负，于是，弘治年间掀起一股“复古”的作文思潮，把心思转移到对古文的崇尚上面。正如《正德姑苏志》所云，“今后生晚学，文词动师古昔，而不梏于专经之陋”，这既适合了他们探求的口味，又被他们视为实学。不止在写作方面楷模古文，连书法也尽量返古，“书必篆隶，骎骎两汉之域，下逮唐、宋，未之或先”[43]。他们尚不具备正确的文学批评理论的指导，在文学体裁、风格的改造运用过程中软弱无力，除了机械模仿和气骨缺乏生气外，没有更多新的特色。尽管如此，他们企图打破旧的框架束缚的意图和愿望则是非常明确的，其中所表现出的开拓意识和批判精神也是显而易见的。
二、江南地区早期社会变迁之特征
由上面的论述，可以把江南地区早期社会变化的特征归纳以下三个方面：
（一）江南地区早期社会变化是16世纪以后中国许多地区开始发生社会变迁的先导。传统城市的纯粹消费性的淡化，专业经济商品化过程的开始，副业发达因而具备工商技巧者的游移出土地，新类型市镇的出现并得到发展，一定量的财富积累所带动的生活方式的变化以及新的市镇氛围对新一代的陶染和对人际关系的影响等等，无一不标识着社会变化的征候。基本上可以认为，这一过程开始于天顺、成化之际，约15世纪50年代，而所能看到的全国其他大部分地区开始发生逐渐变化的时间大体在嘉靖中叶，约16世纪30年代以后，也就是说，在其他地区仍在按照传统方式亦步亦趋地推进社会的时候，江南地区已经超前70年由固有社会风尚的稳定状态进入渐变过程；而当其他地区过渡到渐变阶段的前后，江南地区又迈入了社会风尚变化的显变时期。
经过70年左右时间对周围地区和对距江南较远地区（如长江中游地区和江北地区）的能量摄取，在江南地区渐渐出现了以苏、松二府为中心的社会风尚变化的能量极点的迹象。在积累期，它释放得少而吸收得多，故而积累了大量的社会风尚发生新变化的能量。待至积累期之后，即16世纪30年代时以数倍于吸附量的能量向外扩散、传播，依靠商人贩运商品的物态影响和语言效应，不仅向周围邻近地区，且向更遥远的地方推进。这种刺激社会风尚变化的信息能量和接受传播地区的正在潜动的各种因素结合，便形成各具特点的社会风尚变化的区域类型的现实。
（二）江南早期社会变化带有显著的过渡性特点。这个过渡性特点体现在经济活动、日常生活和人情世态各方面。经济活动变化中，商品农业产生于15世纪50年代，发展速度稍快，而手工业主要是在15世纪80年代即弘治后期市镇逐渐兴起后才有较大的进步，商品活动主要还限制在短距贸易的范围内，几方面间还未完全衔接。日常生活方面，江南地区各地的消费水平存在着较大的差异，除了苏城、吴江、华亭、上海的个别地方表现得稍稍明显外，大部分地区仍很朴实。如弘治末年吴县洞庭山，有人把它与苏城作了比较，“吴城之俗，文也，而（洞庭）山人近于陋。吴城之俗，夸也，而山人近于啬”[44]。即使变化相对充分的地方，差别还是不小。如弘、正之际苏城东、西两部分情形即是，“郡城之俗，大较尚文。而其西过华，其东近质”[45]。人情世态方面反差更大。比如，吴、长洲二县一些士夫成化时就与利调和了，华亭县士夫到了正德年间才对利加以认可，而这里更多的地方还在循履着传统的道德信条。如弘治年间，苏州府昆山县“仕者重名检，薄华利”[46]。所以，在这个阶段里，江南地区的社会变化带有显明的过渡期的积累特点。
（三）江南地区早期社会变化奠定了16世纪30年代后社会急遽变革的基础。由于江南地区早期社会变化的积累，为16世纪30年代该地区社会的剧烈变化准备了条件。随着市镇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农业规模在16世纪30年代后又有更大进展，经营地主和富农不断涌现；丝织、棉织品再加工方面由手工作坊到工场手工业的过渡，雇佣劳动市场的出现等都是进一步发展的标志；商业活动范围远超出江南范围，除开辟内地市场外，还通过海上交通线，加入到贩私队伍，把市场延伸到海外，极大刺激了该地区的手工业、商业以及连带的商品化农业的发展和市镇经济的繁荣。日常生活方面，16世纪30年代后奢靡程度大大升格。精神生活方面，出现了丰富多采、形式清新的各种市民文学的繁荣，万历三十八年浙江山阴人吕天成作成《曲品》一书，收曲作家（除南戏或传奇作家外，还包括散曲、小令和杂剧作家）共95人，戏剧（主要系南戏，也包括一些杂剧）185种，这些剧作家大都生长于江浙一带。他们根据历史题材和现实社会中的素才创作戏剧，在当地演出。有的文人不仅从事创作、度曲，而且还亲自登场表演。生当嘉、万之际的曾作《山人歌》大骂王稚登的长洲人张凤翼就是代表[47]。弘治间吴下士子对古文辞的嗜好开启了以太仓人王世贞为盟主的后七子的文学复古运动的先河；江南士子的批判精神逐渐成为传统，在嘉、万时期形成一股巨大的社会舆论力量，在反对官僚腐败、宦官掠夺和评议朝政的经世致用的实践中表现出了强烈的时代气息。
注释：
[1]唐寅：《唐伯虎全集》卷二，阊门即事。
[2]《嘉靖昆山县志》，卷四，市镇。
[3][4]吴宽：《匏翁家藏集》卷六五，除处士墓志铭；卷三六，心耕记。
[5]《弘治吴江县志》卷二，市镇。
[6][21]蔡升、王鳌：《震泽编》卷三，风俗。
[7]陆容《菽园杂记》卷一三。
[8][11]蔡升、王鳌：《震泽编》卷三，土产。
[9]《嘉靖吴邑志》卷一一，太湖中洞庭山。
[10][12][13][19][20][23][41][45]《正德姑苏志》卷一三，风俗。
[14]《正德松江府志》卷四，风俗。
[15]《弘治上海志》序。
[16][18]《嘉靖吴邑志》卷一四，土产物货。
[17]陆粲：《庚巳编》卷四，郑灏。
[22][28][29][39]《弘治吴江县志》卷六，风俗。
[24]《正德松江府志》卷四，风俗。
[25]《弘治上海志》卷一，疆域地，风俗。
[26]佚名：《云间杂志》卷中。
[27]王锜：《寓圃杂记》卷五，发裙。
[30]《正德松江府志》卷四，风俗。
[31]佚名：《云间杂志》卷中。
[32][34]叶盛《水东日记》卷二一，上说戏文。
[33]陆容：《菽园杂记》卷一三；王锜：《寓圃杂记》卷五，剪灯新话。
[35]祝允明：《猥谈》歌曲。
[36]王锜：《寓圃杂记》卷五，鼓吹。
[37]吴宽：《匏翁家藏集》卷六二，吴府君墓铭。
[38]《嘉靖吴邑志》卷一，风俗。
[40]文征明：《文重明集》卷二二，题香山潘氏族谱后。
[42]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三四，正俗一。
[43]王锜：《寓圃杂记》卷五，吴中近年之盛。
[44]蔡升、王鳌：《震泽编》卷三，风俗。
[46]《嘉靖昆山县志》卷一，风俗，引顾潜修弘治志。
[47]徐复祚：《花当阁丛谈》卷四，三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