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论明代的内阁与党争
朱子彦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1996年03期
【原文出处】《社会科学战线》(长春)1996年01期第149-155页
【作者简介】朱子彦 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
中国历史上对朋党打击最厉害的莫过于明太祖朱元璋，他为了强化皇权，在他亲自主持制定的《大明律》中规定：“若在朝官员交结朋党，紊乱朝政者，皆斩，妻、子为奴，财产入官。凡诸衙门官吏，若与内官及近侍人员互相交结，漏泄事情，夤缘作弊而符同奏启者，皆斩，妻、子流三千里安置。”〔1〕尽管如此，并未起到多大作用，相反， 明朝党争的激烈程度超过了以往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2〕。 是何原因造成此种状况呢？稽考史实，笔者认为，党争和明朝废相后建立内阁制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一
明代的内阁制是在废除传统的丞相制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标志着封建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历史阶段。明初“析中书省之政归六部，以尚书任天下事”，内阁对于朝政国事并无独立裁决的法权，而是奉诏办事，其职责被明定为“掌献替可否，奉陈规诲，点检题奏，票拟批答，以平允庶政”〔3〕， 可见内阁并非是法定的最高行政机构，阁臣亦非宰相，不是最高行政长官。然而，随着时代的变化，阁权一代代的积累，渐渐突破了原先的规范，而沿着宰相化的道路发展。由于内阁“地居近密”，常侍天子殿阁之下，出谋划策，皇帝礼遇，虽无宰相之名，“然纶言批答，裁决机宜，悉由票拟”〔4〕，阁臣乃握枢衡之职。仁宣时期，大学士“累加至三孤”， 又多兼领尚书，内阁权限迅速提高。嘉靖时期又上升到新的高度，史云：“至嘉靖间始委政内阁，而居首揆者，责任尤专，凡一时政治得失皆视其人为轻重。”〔5〕内阁“朝位班次，俱列六部之上。”〔6〕“至世宗中叶，夏言、严嵩迭用事，遂赫然为宰相，压制六卿矣。”〔7〕其时，内阁权压六卿，而诸司奏事亦相关白，内阁对于军国大事无所不掌，刑名钱谷无所不问，至此，内阁无疑是握有一部分宰相之权，而非最初的皇帝“顾问”性质。
但是明代的内阁大学士毕竟无宰相之名。按照明朝制度规定：“六部分莅天下事，内阁不得侵”。六部尚书直接向皇帝负责，而绝不是内阁的属官。内阁与六部没有任何的隶属关系，内阁大学士兼尚书只是虚衔，不许实际掌管六部的事务。正如清人纪昀所说：“汉以来，六曹皆宰相之统属也。然自明革中书省，析其事权归之六部，始得专达于天子，而内阁惟司票拟之职，与古制迥异也。”〔8〕可见内阁并无对部臣发号施令之权，更无直接任免官吏的权限。朱元璋规定以部院“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9〕， 这成了部院行政独立的法宝。然而，随着内阁权势的不断扩张，内阁对部院之权不断侵夺。永乐时，内阁初设，“阁臣与部臣为平交，至严嵩始阴挠部权，迨张居正时，部权尽归内阁。”〔10〕甚至出现“各部之事，皆听命于阁下，所不待言，虽选曹有员缺也送揭与阁，然后注选”〔11〕的局面。对张居正的任何决策，六部尚书只能随声附和，而不敢有异议。“六卿伺色探旨，若六曹吏称次者，亦惕息屏气，而不敢有所异同，于是乎相之形张矣。”〔12〕这样，内阁与部院已不处于同一的权力层次，阁权已凌驾于部权之上。
明朝科道官专以建言纠劾、谏诤推弹为职能，必然会对内阁擅权与祖制成宪违悖的状况予以抨击，纵然皇帝优容默许，群臣亦难俯首诚服。于是乎朝廷众臣或攻讦、或抨击，阁部纷争不已，明廷则沦为朋党彼此倾轧之战场。万历年间，内阁权势最显赫之时，东林党人顾宪成、钱一本等人纷纷上疏指责阁臣侵犯部院之权。顾宪成说：“太祖罢中书省而设六部，惟恐其权不散，严嵩以来，内阁合六部而揽之，惟恐其权不聚。散则互钤，权臣不得行其乱，国家之利也，聚则独制，各人不得守其职，权臣之利也。”〔13〕钱一本上疏道：“部院即分职六卿，内阁即论道三公，未闻三公可尽揽六卿之权归一人掌握，而六卿又頫首屏气，唯唯听命于三公，必为请教而后行也。”〔14〕不少部院之官还援引明朝祖制，上疏道：“阁臣衔列翰林，止备顾问，从容论思而已，张居正专擅政事，胁制朝臣，祖宗之法若是乎”？〔15〕言官史孟麟在厉声指责“阁臣侵部院之权”的同时，要求内阁“与天下更始，政事归六部，公论付言官。”〔16〕但是阁部争斗不仅没有滞止，反而日益尖锐，迄明末更形同水火，形成“内阁所是，外论必以为非；内阁所非，外论必以为是”〔17〕的政治格局。
明代内阁为把持朝政，压制部院，除加紧勾结阉宦外，还经常使用两种手段。一是运用权势，桎梏群臣，打击政敌。如利用对官吏的考察任选制度，排斥异己。史载严嵩“握权久，遍引私人居要地，”〔18〕“文武迁除，悉出其手。”高拱为内阁首辅时，“追恨台省之聚劾，乃从中构得特旨，”严察言官。张居正“知天下不附己、思以考察劾之，”遂乘京察之际，尽除异己。二是呼朋引党，笼络言官，掌握舆论。由于言官往往代表朝廷舆论，容易影响皇帝，职位举足轻重，故阁臣除打击不附己的言官外，也常采用拉拢手段，扶植党羽，“广布腹心于科道”，利用言官来打击部院之臣。如弘治时，工部侍郎汤鼐疏攻内阁辅臣刘吉，刘吉怀恨在心，遂暗中指使给事中魏璋弹劾汤鼐，汤因此被革职〔19〕。嘉靖时，吏部尚书李默崇尚气节，持正不阿。严嵩当朝，擅揽官员选任黜陟之权，而李默不肯依附，严嵩恨之，遂授意赵文华及心腹言官诬奏李默“谤讪”皇上，李默因此被处死〔20〕。由于此类事件甚多，以致明廷朝野形成“大臣惟惮言官能劾己而轻视诸司，言官为恃大臣能庇己而蔑视公论”的状况。同时言官在阁臣或部臣的支持下，凭着他们的特殊地位，也纷纷结党营私，以个人爱憎和门户之见卷入朋党之争。他们“或一事而甲可乙否，或一人而朝由暮跖，或前后不觉背驰，或毁誉自为矛盾，是非淆于唇吻，用舍决于爱憎。”〔21〕御史沦为阁部斗争的打手，一切谏议、弹劾都从党派利益出发。“故其时，不患其不言，患其言愈多，而国是愈益淆乱矣。”万历后期，“帝怠于政事，章奏一概不省，廷臣益务为危言激论，以自标异。于是部党角立，另成一门户攻击之局。”〔22〕其时，齐、楚、浙、昆诸党的骨干人物都是御史、给事中一类言官，他们均依托某一阁臣或部臣，为其爪牙，党同伐异，于是乎内阁及台谏重地，成为官僚攻讦倾轧之阵地，整个朝廷“若市井喧哄。”〔23〕史称“明至中叶之后，建言者分曹为朋，率视阁臣为进退，依阿取宠则与之比，反是则争。故其时端揆之地，遂为抨击之丛。”〔24〕由此可见，明代党争之所以绵绵不止，除了在封建专制统治上具有必然性之外，其实就是与设立内阁大有关系。朱元璋废相之后，在皇帝与府、部、院之间必然出现一个权力真空，因为众多的军国大事必须有一个机构来协助皇帝加以处置。但是由什么机构来填补这个权力真空呢？在整个明代，由于有永远不准设丞相的祖制而一直未能很好的解决，因此在行政机构的运转上出现了很大的偏差。明代统治者为解决这一矛盾而设立的内阁并没有起到自身应有的作用，反而造成明代官僚集团争夺权力的斗争空前激烈，阁部斗争即是重要的表现形式，也是导致明朝党争异常激烈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
除了阁部之争外，明代内阁纷争也十分酷烈。内阁虽无法定的行政权力，但毕竟是朝廷中枢，在政府中有其特殊的地位，故内阁大学士便成了群臣觊觎垂涎的目标。由于阁臣必须由三品以上的大臣廷推产生，因而往往纷争不休，并拉帮成派，互相吹捧或攻讦倾轧，形成朋党势力。朝臣一旦入阁，便可上通天子，下视群僚，为巩固尊荣显贵之权位，阁臣又须网罗党羽，培植帮派势力，朝臣入阁途径除投靠内监外，还须依赖朋党门户之势去攀附援引。如万历年间，王钖爵就是靠御史李植、江东之的上疏吹捧，大力推荐才进入内阁的。崇祯六年（1633），朝廷荐举阁臣，“王应熊以望轻不与，”〔25〕故廷推时没有通过，但他朋比勾结首辅温体仁，温体仁竟不顾廷推会议的决定，在暗中做了一番手脚之后，将王应熊援引入阁，引起舆论哗然。万历末年，东林党人李三才的入阁事件更引起了举朝纷争，成为朋党门户争权夺利的典型。时阁臣叶向高、吏部尚书孙丕扬与东林党领袖顾宪成极力推荐淮抚李三才入阁，但遭到其他党派的拼命抵制。浙党官员邵辅忠参奏李三才是“大奸似忠，大诈似直，而为贪险假横之人。”〔26〕楚党官员徐兆魁弹劾李三才奸贪大著，浑身污秽”〔27〕而东林党人则竭力反驳，大肆赞颂李三才“廉直淡薄，勤学力行，孜孜不倦，古之醇儒。”〔28〕李为人“洁白出天性，其所察吏甚廉，贪敛屏迹。”〔29〕关于李三才入阁的争论，导致“朝端聚讼，迄数月未已，”进一步加深了士大夫中东林党与浙、楚、齐党的对立情绪，故有人评论说：“从此南北党论，不可复解。”〔30〕
明朝内阁无定员定制，内阁大学士多至七、八人，少则三、四人，或二、三人。他们同列枢要，均为皇帝顾问，参预机务，故基于不同的利益或观点，极易引起矛盾冲突，相互明争暗斗。如天顺间阁臣“同利则相趋，利尽则交疏”；成化时阁臣“同己者比，异己者忌，比者相援，忌者相轧。”仁宣以后，阁臣品高位重，“虽无相名，实有相职，”〔31〕在明代政务中起着中枢作用。史载：“阁权之重，偃然汉唐宰辅，特不居丞相名耳。诸辅之中，尤以首揆为重。”〔32〕首揆亦称首辅，即在阁臣中有一人为内阁首领。阁臣凭入阁先后、资历、才能、声望及皇帝旨意来确立谁任首辅。内阁大政均由首辅主持，执掌“票拟”之权，负主要责任。其余的阁臣称为次辅、群辅，权力比首辅小的多，是其助手。到了嘉靖、万历年间，首辅、次辅、群辅之间的权力越拉越大，“大事皆首辅主持，次揆以下不敢与较，”〔33〕“内阁调旨，惟出首辅一人，余但参论而已。”〔34〕如万历初，张居正为首辅，人称“张相公”，他认为自己“所理者，皇上之事也，所代者，皇上之言也，”〔35〕而次辅吕调阳对张居正卑躬屈膝，“恂恂如属吏。居正以母丧，三日不出阁，吏封章奏，就第票拟，调阳坐阁，候票至乃出。及居正归葬，大事必驰驿江陵听处分。”〔36〕可见首辅权力之重。
由于首辅位高权大，因此不仅是皇帝着重控制的对象，也是官僚们角逐争夺的最大目标。阁臣们为占据首辅席位，相互倾轧，愈演愈烈。甚至不惜党比阉宦，勾结台谏，结成各种党派集团。首辅之争成为明代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突出表现。如成化时，“万安为首辅，与南人相党附，刘珝与尚书尹旻，王越又以北人为党，互相倾轧。”〔37〕嘉靖初出现的所谓“大礼仪”之争，更是引起了内阁中朋党挟私攻讦，派系倾轧的混乱局面。首辅杨廷和因议礼不合世宗之意而失宠，张璁、桂萼趁机攻倒杨廷和而入阁，接替首辅之职的是杨一清。然而野心勃勃的张璁不甘居其之下，网罗党羽，竭尽全力攻讦，最后终于把杨一清赶下台，取而代之。以后夏言入阁，又斗倒张璁，当上了首辅。不久，严嵩与夏言两派之间的斗争更为激烈。严嵩行韬晦之计，表面上对夏言唯唯诺诺，暗中却勾结京山侯崔元、锦衣卫都督陆炳等人，以议复河套之事为由，将夏言置于死地。“言死，大权悉归嵩矣。”〔38〕严嵩虽然诡计多端，奸诈无比，但首辅之位最终亦未能保住。嘉靖四十一年（1562），阁臣徐阶授意御史邹应龙、林润等弹劾严氏父子，“嵩坐世蕃大逆，则徐阶意也。”〔39〕结果严世蕃被斩，严嵩被削籍。徐阶任内阁首辅时，竭力援引同乡官员胡应嘉、胡松、严纳、李春芳为党羽，力图使自己在内阁党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但徐阶的谋划也是枉费心机，阁臣高拱等见“徐阶独柄国，心不平，劾阶居乡子弟豪横，尽夺其田，戌其二子。”〔40〕徐阶也只得退出政坛，致仕而去。李春芳接替徐阶的首辅之职，但其庸碌无能，故很快就被高拱所取代。高拱是穆宗的老师，很有些政治才能，但他与张居正不睦，穆宗一死，高拱就失去了靠山，被张居正勾结司礼太监冯保而攻下台。张居正为首辅，大权独揽，其他阁臣“恂恂若属吏，不敢以僚自处。”〔41〕但张死后，尸骨未寒，就受到群臣攻击，惨遭抄家之祸。
为何嘉靖、隆庆、万历时期的首辅之争会如此激烈，如此残酷？笔者认为，这和内阁党争的特点密切相关。首先是每个阁臣为了巩固自己的权位，争夺首辅，都要拉帮结党，都有自己的小山头。明代阁臣都是翰林出身，在朝中长期任职，逐渐形成朋党势力。他们崭露头角，进入内阁之后，便有一些同僚、同乡、门生及亲信官员聚结在周围，形成门户。如严嵩掌权时，；“士大夫办事辐辏附嵩， 时称文选郎中万寀，职方郎中方祥等为嵩文武管家。尚书吴鹏、 欧阳必进、 高燿、许论辈，皆惴惴事嵩，”〔42〕为其鹰犬。严嵩父子还与鄢懋卿、赵文华、胡宗宪、仇鸾等人朋比为奸，结成一个势力庞大的严嵩集团，以打击政敌，锄除异己。甚至连改革家张居正亦不知不觉地卷入到封建官场朋党派系之争的漩涡之中，拉帮结派，重用亲信。《明史》云：“居正自夺情后，益偏恣。其所黜陟，多由爱憎，左右用事之人多通贿赂，冯保客徐爵擢用至锦衣卫指挥同知。”〔43〕张居正还竭力援引同乡官员以为党羽。史载“江陵作相，九列公卿半系楚人。”〔44〕张居正乃湖北江陵人，而湖北为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疆域。可见，张居正和他的前任首辅相同，以乡谊、亲谊及贿赂、请托关系为纽带，形成了一个依附他的朋党集团。
其次，在内阁纷争中，各派势力都充分意识到科道官的言事、弹劾之权在党争中的重要作用。史称，“大僚非其党不得安于其位。”〔45〕故凡为首辅大臣，总是竭力控制言路，“所爱者虽不肖必留，所憎者虽贤必去。”〔46〕选授给事中、御史、多切近乡人、亲友、党羽，有所欲为，则托之论罢。”〔47〕“而科道转为其鹰犬。”〔48〕遇有异己之政敌，言官就在内阁首辅的嗾使授意下，“群起而逐之。”在各个党派之间，还游离着一些相对独立的科道官员，从表面上看，他们是不偏不倚，不依附于哪个山头，实际上却是见风使舵，随机应变，一旦发现哪个首辅失宠于皇帝，权势地位岌岌可危，就纷纷上疏攻击，使其成为众矢之的，借以邀功请赏。
其三，首辅之争的参与者虽然都是具有很高文化水准的士大夫，他们同受儒家思想的熏陶，标榜以“仁、义、礼、智、信”为座右铭。但是在残酷的政治权力斗争中，几乎每一个人都结党挟私，从个人恩怨出发，伺机报复，不择手段地打击政敌，权力的欲望和政治野心使他们成为冷酷无情的政客，用阴谋残忍的手段置对手于死地，对他们来说是毫不奇怪的行为。即使未能达到目的，也是“非不为也，是不能也。”这些以儒学起家的阁臣大僚，虽然保持着道貌岸然的外表，但在心狠手毒这一点上是不亚于纠纷武夫和不通文墨的宦官的。
明末，党争酷烈，内阁纷争，科道攻讦，一片混乱。至崇祯皇帝即位，为了防止朝臣结党营私，更迭阁臣和首辅犹如走马灯。崇祯一朝十七年，阁臣旋任旋罢，前后达五十余人，欲求善治，已无可能。明朝至此，内有朋党之祸，外有清兵压境，国脉气数已尽。
三
有明一代，宦官势力日益猖獗。至明代中后期，一部分无耻的士大夫纷纷倒向宦官的怀抱，形成一个阉宦与官僚的结合体——阉党。天启年间，阉党权势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无恶不作，制造了无数起冤案大狱，残酷迫害和屠杀大批东林党人，把晚明政治搞得一团漆黑。当崇祯帝在铲除阉党，钦定逆案时，万分感慨地说：“忠贤不过一人耳，外廷诸臣附之，遂至于此，其罪何可胜诛。”〔49〕《明史》也云：“明代宦官之祸酷矣，然非诸党人附丽之，羽翼之，张其势而助之攻，虐焰不若是其烈也。”〔50〕其实把阉宦肆逆归咎于士大夫党附，并没有完全抓住问题的本质。因为产生阉党的根源则是君主专制政治造成的，阉党擅权也与明朝的内阁制度密切相关，笔者试作如下剖析：
明朝皇帝日常处理朝政，主要依赖两个机构。一是外朝的内阁，二是内朝的司礼监。内阁虽有票拟之权，但具有决定意义的批朱则“权在天子。”而实际执笔批朱的，往往不是皇帝本人，而是司礼监。司礼监为明代宦官廿四衙门之首，“其掌印掌理内外章奏及御前勘合。秉笔、随堂掌章奏文书，照阁票批朱。”〔51〕明中期后，“凡有政令下各衙门，均以旨意批红，经由内府司礼监传奉发出。”〔52〕它处于皇帝与内阁相连接的中枢部位，根据皇帝旨意批答臣工奏章，传谕诏书，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皇帝的代笔和代言人。这就为宦官假借皇权，操纵政务提供了方便。明代历史上先后出现的王振、曹吉祥、汪直、刘瑾、魏忠贤等大珰，都是以司礼太监的身份掌握批朱大权的。
与司礼监的这种决策权相比，内阁的票拟不过是建议权。而且明代中后期许多皇帝都昏愦不理政事，内阁票拟也形同虚设，诏令敕文完全出于内宦之手。如“英宗时批答，多参以中官。”〔53〕武宗时，刘瑾则将章奏“持归私第，与妹婿孙聪、华亭大猾张文冕相参决。”〔54〕熹宗时，魏忠贤专权，王体乾为司礼太监，“凡奏章入，体乾与秉笔李永贞选摘款要，以白忠贤议行。”〔55〕可见以司礼监的批朱大权制约内阁的票拟权，是皇帝制约、监视内阁的主要手段。
由于阉宦执掌中枢，“挟天子以令诸侯”，因而在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分配上，处于比阁臣更为优越的地位。正如赵翼所说：“明代首辅权虽重，而司礼监之权又在首辅上。”〔56〕《明史》也指出：“内阁之拟票不得不决于内监之批红，而相权转归于寺人，于是朝廷之纪纲，贤士大夫之进退，悉颠倒其手。伴食者承意之不暇，间有贤辅，卒蒿目而不能救。”〔57〕这里的批朱，毕竟还是奉皇帝之命，由宦官捉刀代笔。而有明一代，假传圣旨之事也屡屡发生。例如杨涟的《劾魏忠贤疏》云：“自（魏）忠贤专擅旨意，多出传奉，传奉而真，一字抑扬之间，判若天渊；传奉而伪，谁为辨之？近乃公然三五成群，勒逼喧嚷，朝廷政事之堂，几成哄市。甚至有径自内批，不相照会者。假若夜半出片纸杀人，皇上不得知，阁臣不及问，害岂渺小。”〔58〕诸如此类，宦官视阁臣如草芥，也就可想而知。
随着明朝政治的日益腐败，皇权与阁权的矛盾冲突日益尖锐，皇帝授予宦官权力以及宦官自我扩张的权力，都急剧膨胀起来。皇帝在内阁与宦官之间往往更多地偏袒于后者。明武宗说：“天下事岂内官专坏之乎？阁臣坏事者十常六七，先生辈自知之。”〔59〕崇祯帝多次对阁臣表示：“苟诸臣惮心为国，朕何事乎内臣！”皇帝重用宦官的结果，直接导致了宦官对内阁的轻视。史书对此情形有生动的记载。嘉靖年间，一个内侍不无炫耀地说：“昔日张先生（璁）进朝，我们要打恭，后夏先生（言）我们平眼看他， 今严先生（嵩）与我们拱手始进去。 ”〔60〕从嘉靖朝三任首辅对阉宦态度的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出宦官势力的迅猛发展。又据稗官野史记载，永乐年间，皇帝差内侍到五府六部时，内侍“离府部官一丈作揖，途遇公侯驸马，皆下马旁立，”十分谦卑恭顺。到了明中期，阉宦势焰逼人，“呼唤府部官如府吏，公侯驸马遇内官，反回避之，且称以翁父。”更荒唐的是，“国朝大臣见王振而跪者十之五，见汪直而跪者十之三，见刘瑾而跪者十之八。”〔61〕宪宗时，人们嘲笑“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62〕其实，这些阁老、尚书并非都是草包，关键是他们手中的权力都已转移到宦官手中了。
正是由于内阁的职能受制于阉宦的淫威，故内阁要想在国政朝局中有所作为，就必须先取媚于近侍内监，方可进而取信于皇帝。明代阁臣中趋奉宦官的颇多。有的沦为阉党，有的是靠阉宦援引才得以入阁。如景泰时王一宁入阁前，“以中官王诚辈尝受业，私相援引，遂至通显。”成化时万安“结诸阉为内援，”〔63〕被擢为内阁大学士。尹直“夤缘中官进用。”正德间杨廷和“纳贿刘瑾，不由推举，取入内阁。”〔64〕明中期以后，竟出现“今之大臣，其未进也，非夤缘内臣则不得进；其既进也，非依凭内臣则不得安。”〔65〕“阁臣被命，即投刺司礼大阉”〔66〕的局面。甚至内阁首辅亦得仰仗权阉鼻息。著名奸相严嵩千方百计讨好大珰权阉，由于他“巧为迎合，结诸阉人， ”才得以柄政二十余年。即使是赫赫有名的改革家张居正，也是在取得司礼太监冯保的支持之后，才能顺利地执掌国政。冯保贪财好货，张居正就满足他的奢欲，送给冯保的礼品有金3万两，银10万两，夜明珠九颗， 珍珠帘5副，“其他珍玩尤多。”〔67〕张居正还特地给冯保写了《司礼监太监冯公预作寿藏记》，字里行间，高唱颂歌不已。惟其如此，在冯保的穿针引线下，张居正才取得两宫太后的支持，将政敌高拱赶下台，坐上内阁的头把交椅。张居正的改革曾在历史上闪烁着耀眼的火花，但是，他如果不与冯保结成朋党，肯定寸步难行。所谓“居正固有才，其所以得委任专国柄者，由保为之左右也。”〔68〕这确是公允之论。
可见，明代阁臣取位保权皆须依附朋比权阉，这是由明代皇权政治下的内阁体制所造成的。当然阉宦为了能进一步扩张权势，亦需操纵利用内阁。“司礼诸大珰亦得借相公为重，以挽回于内。 ”如正德时，刘瑾窃权，即任命其亲信吏部尚书焦芳，兵部尚书刘宇兼文渊阁大学士，二人皆成为刘瑾心腹，焦芳尤其卑鄙无耻，其“居内阁数年，刘瑾浊乱海内，变置成法，荼毒缙绅，皆芳导之。”〔69〕再如天启时，魏忠贤为了牢牢把持权柄，便采取内外勾结的手法，和阁臣顾秉谦、魏广微等人结成死党，“秉廉票拟，事事徇忠贤指，初矫旨罪主考丁乾学，又调旨杀杨涟、左光斗等。”顾秉谦、魏广微“曲奉忠贤，若奴役然，”成了阉党的骨干，魏忠贤的走狗。此后入阁的黄立极、施凤来、张瑞图之流，“皆依媚取容”，魏阉“得内阁为羽翼，势益张。 ”〔70〕内阁完全成了阉党专权乱政的工具。
由此说明，内阁须夤缘内监，内监亦须利用内阁，双方为了各自的利益，珰阁表里，狼狈为奸，遂酿成阉党势力的日益猖獗。 至于那些不愿依附阉党或因事得罪权阉的阁臣、首辅，几乎一一遭到暗算〔71〕。轻则丢官罢职，重则脑袋搬家，如天顺时李贤不附曹吉祥，屡遭贬谪系狱；成化时商辂弹劾汪直，被逼辞职。嘉靖间夏言不把内宦放在眼里，皇帝派宦官至夏言家中，夏言“以奴视之，”宦官返宫后，尽说夏言坏话，夏言因此而失去皇帝的欢心，最后遭严嵩和宦官的诬陷而被杀。
总之，造成明朝党争绵延不断，虽有各种原因，但从官僚机构和政治制度上考察，和朱元璋废相集权有直接的联系。朱元璋废相之后，由于皇帝一人精力有限，绝不可能日理万机，他的后代子孙不得不设立内阁。内阁制一经确立，阁、部关系就十分紧张，迄明末更形同水火。阁臣之间亦勾心斗角，争权夺利，任用私党，排斥异已。从嘉靖至万历朝的首辅之争更为残酷，夏言、严嵩、徐阶、张居正执政之时，皆威风张扬，不可一世，但在激烈的权力斗争中，不是被对手打倒，就是被政敌置于死地。一个首辅垮台，往往牵连一大批官员被贬谪，以至党祸接踵而至，弄得国无宁日。明朝皇帝既然只给内阁以有限的权力，于是便对阉宦放纵，让其充当维护皇权的鹰犬。由于“朝廷政令不由朝臣，皆出自司礼监”〔72〕故内阁与司礼监既斗争又勾结的格局便成为必然。朱元璋从巩固皇权统治的目的出发，意欲建立相互牵制，内外相维，彼此颉颃的官僚机构，殊不料朋党迭兴，党争激烈，最终导致明王朝分崩离析，走向衰亡。
注释：
〔1〕《大明律》卷2，《职制》。
〔2〕《清圣祖实录》卷153。
〔3〕〔6〕〔7〕〔57〕《明史》卷72，《职官志》。
〔4〕〔32〕《明史》卷109，《宰辅年表序》。
〔5〕《四库全书总目》卷58，《嘉靖以来首辅》。
〔8〕《历代职官表》卷2，《内阁》。
〔9〕《明太祖实录》卷239。
〔10〕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9，《内阁》。
〔11〕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7。
〔12〕王世贞：《嘉靖以来首辅传序》。
〔13〕《东林书院志》卷7。
〔14〕《明史》卷231，《钱一本传》。
〔15〕陈鹤龄：《明纪》卷39。
〔16〕《明史》卷131，《史孟麟传》。
〔17〕《明儒学案》卷58。
〔18〕〔39〕〔42〕《明史》卷308，《严嵩传》。
〔19〕《万历野获编》卷19，《台省》。
〔20〕《明世宗实录》卷432。
〔21〕《张太岳集》卷36，《陈六事疏》。
〔22〕〔48〕《廿二史札记》卷35，《明言路习气先后不同》。
〔23〕《古今图书集成》卷358，《都察院名臣列传二十》。
〔24〕《明史》卷230，《列传赞语》。
〔25〕《明会要》卷48。
〔26〕〔27〕〔28〕《明神宗实录》卷465、466、471。
〔29〕赵南星：《味檗斋文集》卷5，《漕抚小草序》。
〔30〕〔46〕《定陵注略》卷9，《淮抚始末》、《癸已大计》。
〔31〕《明世宗肃皇帝宝训》，卷6。
〔33〕〔37〕《廿二史札记》卷33，《明内阁首辅权最重》。
〔34〕〔69〕〔70〕《明史》卷306，《顾秉谦传》、《焦芳传》。
〔35〕《张文忠公集·奏牍四》。
〔37〕〔62〕〔63〕《明史》卷168，《万安传》。
〔38〕《明史纪事本末》卷54。
〔40〕《明史》卷213，《徐阶传》。
〔41〕〔43〕《明史》卷213，《张居正传》。
〔44〕汪士性；《广志绎》卷4。
〔45〕《明通鉴》卷74。
〔47〕《西园闻见录》外编卷93。
〔49〕〔50〕《明史》卷306，《阉党传序》。
〔51〕《明史》卷74，《职官志》。
〔52〕《明武宗实录》卷168。
〔53〕〔54〕〔56〕《廿二史札记》卷33，《大臣荐举》。
〔55〕〔68〕《明史》卷305，《魏忠贤传》、《冯保传》。
〔58〕《杨大洪先生文集》卷上。
〔59〕《明史》卷181，《刘健传》。
〔60〕《廿二史札记》卷35，《明代宦官》。
〔61〕王世贞：《觚不觚录》。
〔64〕《稗史汇编》卷75。
〔65〕《明史》卷180，《李俊传》。
〔66〕《明史》卷251，《文震孟传》。
〔67〕佚名：《天山冰水录》附录，《籍没张居正数》。
〔71〕《明史》卷180，《王徽传》。
〔72〕《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5。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1996年03期
【原文出处】《社会科学战线》(长春)1996年01期第149-155页
【作者简介】朱子彦 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
一
明代的内阁制是在废除传统的丞相制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标志着封建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历史阶段。明初“析中书省之政归六部，以尚书任天下事”，内阁对于朝政国事并无独立裁决的法权，而是奉诏办事，其职责被明定为“掌献替可否，奉陈规诲，点检题奏，票拟批答，以平允庶政”〔3〕， 可见内阁并非是法定的最高行政机构，阁臣亦非宰相，不是最高行政长官。然而，随着时代的变化，阁权一代代的积累，渐渐突破了原先的规范，而沿着宰相化的道路发展。由于内阁“地居近密”，常侍天子殿阁之下，出谋划策，皇帝礼遇，虽无宰相之名，“然纶言批答，裁决机宜，悉由票拟”〔4〕，阁臣乃握枢衡之职。仁宣时期，大学士“累加至三孤”， 又多兼领尚书，内阁权限迅速提高。嘉靖时期又上升到新的高度，史云：“至嘉靖间始委政内阁，而居首揆者，责任尤专，凡一时政治得失皆视其人为轻重。”〔5〕内阁“朝位班次，俱列六部之上。”〔6〕“至世宗中叶，夏言、严嵩迭用事，遂赫然为宰相，压制六卿矣。”〔7〕其时，内阁权压六卿，而诸司奏事亦相关白，内阁对于军国大事无所不掌，刑名钱谷无所不问，至此，内阁无疑是握有一部分宰相之权，而非最初的皇帝“顾问”性质。
但是明代的内阁大学士毕竟无宰相之名。按照明朝制度规定：“六部分莅天下事，内阁不得侵”。六部尚书直接向皇帝负责，而绝不是内阁的属官。内阁与六部没有任何的隶属关系，内阁大学士兼尚书只是虚衔，不许实际掌管六部的事务。正如清人纪昀所说：“汉以来，六曹皆宰相之统属也。然自明革中书省，析其事权归之六部，始得专达于天子，而内阁惟司票拟之职，与古制迥异也。”〔8〕可见内阁并无对部臣发号施令之权，更无直接任免官吏的权限。朱元璋规定以部院“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9〕， 这成了部院行政独立的法宝。然而，随着内阁权势的不断扩张，内阁对部院之权不断侵夺。永乐时，内阁初设，“阁臣与部臣为平交，至严嵩始阴挠部权，迨张居正时，部权尽归内阁。”〔10〕甚至出现“各部之事，皆听命于阁下，所不待言，虽选曹有员缺也送揭与阁，然后注选”〔11〕的局面。对张居正的任何决策，六部尚书只能随声附和，而不敢有异议。“六卿伺色探旨，若六曹吏称次者，亦惕息屏气，而不敢有所异同，于是乎相之形张矣。”〔12〕这样，内阁与部院已不处于同一的权力层次，阁权已凌驾于部权之上。
明朝科道官专以建言纠劾、谏诤推弹为职能，必然会对内阁擅权与祖制成宪违悖的状况予以抨击，纵然皇帝优容默许，群臣亦难俯首诚服。于是乎朝廷众臣或攻讦、或抨击，阁部纷争不已，明廷则沦为朋党彼此倾轧之战场。万历年间，内阁权势最显赫之时，东林党人顾宪成、钱一本等人纷纷上疏指责阁臣侵犯部院之权。顾宪成说：“太祖罢中书省而设六部，惟恐其权不散，严嵩以来，内阁合六部而揽之，惟恐其权不聚。散则互钤，权臣不得行其乱，国家之利也，聚则独制，各人不得守其职，权臣之利也。”〔13〕钱一本上疏道：“部院即分职六卿，内阁即论道三公，未闻三公可尽揽六卿之权归一人掌握，而六卿又頫首屏气，唯唯听命于三公，必为请教而后行也。”〔14〕不少部院之官还援引明朝祖制，上疏道：“阁臣衔列翰林，止备顾问，从容论思而已，张居正专擅政事，胁制朝臣，祖宗之法若是乎”？〔15〕言官史孟麟在厉声指责“阁臣侵部院之权”的同时，要求内阁“与天下更始，政事归六部，公论付言官。”〔16〕但是阁部争斗不仅没有滞止，反而日益尖锐，迄明末更形同水火，形成“内阁所是，外论必以为非；内阁所非，外论必以为是”〔17〕的政治格局。
明代内阁为把持朝政，压制部院，除加紧勾结阉宦外，还经常使用两种手段。一是运用权势，桎梏群臣，打击政敌。如利用对官吏的考察任选制度，排斥异己。史载严嵩“握权久，遍引私人居要地，”〔18〕“文武迁除，悉出其手。”高拱为内阁首辅时，“追恨台省之聚劾，乃从中构得特旨，”严察言官。张居正“知天下不附己、思以考察劾之，”遂乘京察之际，尽除异己。二是呼朋引党，笼络言官，掌握舆论。由于言官往往代表朝廷舆论，容易影响皇帝，职位举足轻重，故阁臣除打击不附己的言官外，也常采用拉拢手段，扶植党羽，“广布腹心于科道”，利用言官来打击部院之臣。如弘治时，工部侍郎汤鼐疏攻内阁辅臣刘吉，刘吉怀恨在心，遂暗中指使给事中魏璋弹劾汤鼐，汤因此被革职〔19〕。嘉靖时，吏部尚书李默崇尚气节，持正不阿。严嵩当朝，擅揽官员选任黜陟之权，而李默不肯依附，严嵩恨之，遂授意赵文华及心腹言官诬奏李默“谤讪”皇上，李默因此被处死〔20〕。由于此类事件甚多，以致明廷朝野形成“大臣惟惮言官能劾己而轻视诸司，言官为恃大臣能庇己而蔑视公论”的状况。同时言官在阁臣或部臣的支持下，凭着他们的特殊地位，也纷纷结党营私，以个人爱憎和门户之见卷入朋党之争。他们“或一事而甲可乙否，或一人而朝由暮跖，或前后不觉背驰，或毁誉自为矛盾，是非淆于唇吻，用舍决于爱憎。”〔21〕御史沦为阁部斗争的打手，一切谏议、弹劾都从党派利益出发。“故其时，不患其不言，患其言愈多，而国是愈益淆乱矣。”万历后期，“帝怠于政事，章奏一概不省，廷臣益务为危言激论，以自标异。于是部党角立，另成一门户攻击之局。”〔22〕其时，齐、楚、浙、昆诸党的骨干人物都是御史、给事中一类言官，他们均依托某一阁臣或部臣，为其爪牙，党同伐异，于是乎内阁及台谏重地，成为官僚攻讦倾轧之阵地，整个朝廷“若市井喧哄。”〔23〕史称“明至中叶之后，建言者分曹为朋，率视阁臣为进退，依阿取宠则与之比，反是则争。故其时端揆之地，遂为抨击之丛。”〔24〕由此可见，明代党争之所以绵绵不止，除了在封建专制统治上具有必然性之外，其实就是与设立内阁大有关系。朱元璋废相之后，在皇帝与府、部、院之间必然出现一个权力真空，因为众多的军国大事必须有一个机构来协助皇帝加以处置。但是由什么机构来填补这个权力真空呢？在整个明代，由于有永远不准设丞相的祖制而一直未能很好的解决，因此在行政机构的运转上出现了很大的偏差。明代统治者为解决这一矛盾而设立的内阁并没有起到自身应有的作用，反而造成明代官僚集团争夺权力的斗争空前激烈，阁部斗争即是重要的表现形式，也是导致明朝党争异常激烈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
除了阁部之争外，明代内阁纷争也十分酷烈。内阁虽无法定的行政权力，但毕竟是朝廷中枢，在政府中有其特殊的地位，故内阁大学士便成了群臣觊觎垂涎的目标。由于阁臣必须由三品以上的大臣廷推产生，因而往往纷争不休，并拉帮成派，互相吹捧或攻讦倾轧，形成朋党势力。朝臣一旦入阁，便可上通天子，下视群僚，为巩固尊荣显贵之权位，阁臣又须网罗党羽，培植帮派势力，朝臣入阁途径除投靠内监外，还须依赖朋党门户之势去攀附援引。如万历年间，王钖爵就是靠御史李植、江东之的上疏吹捧，大力推荐才进入内阁的。崇祯六年（1633），朝廷荐举阁臣，“王应熊以望轻不与，”〔25〕故廷推时没有通过，但他朋比勾结首辅温体仁，温体仁竟不顾廷推会议的决定，在暗中做了一番手脚之后，将王应熊援引入阁，引起舆论哗然。万历末年，东林党人李三才的入阁事件更引起了举朝纷争，成为朋党门户争权夺利的典型。时阁臣叶向高、吏部尚书孙丕扬与东林党领袖顾宪成极力推荐淮抚李三才入阁，但遭到其他党派的拼命抵制。浙党官员邵辅忠参奏李三才是“大奸似忠，大诈似直，而为贪险假横之人。”〔26〕楚党官员徐兆魁弹劾李三才奸贪大著，浑身污秽”〔27〕而东林党人则竭力反驳，大肆赞颂李三才“廉直淡薄，勤学力行，孜孜不倦，古之醇儒。”〔28〕李为人“洁白出天性，其所察吏甚廉，贪敛屏迹。”〔29〕关于李三才入阁的争论，导致“朝端聚讼，迄数月未已，”进一步加深了士大夫中东林党与浙、楚、齐党的对立情绪，故有人评论说：“从此南北党论，不可复解。”〔30〕
明朝内阁无定员定制，内阁大学士多至七、八人，少则三、四人，或二、三人。他们同列枢要，均为皇帝顾问，参预机务，故基于不同的利益或观点，极易引起矛盾冲突，相互明争暗斗。如天顺间阁臣“同利则相趋，利尽则交疏”；成化时阁臣“同己者比，异己者忌，比者相援，忌者相轧。”仁宣以后，阁臣品高位重，“虽无相名，实有相职，”〔31〕在明代政务中起着中枢作用。史载：“阁权之重，偃然汉唐宰辅，特不居丞相名耳。诸辅之中，尤以首揆为重。”〔32〕首揆亦称首辅，即在阁臣中有一人为内阁首领。阁臣凭入阁先后、资历、才能、声望及皇帝旨意来确立谁任首辅。内阁大政均由首辅主持，执掌“票拟”之权，负主要责任。其余的阁臣称为次辅、群辅，权力比首辅小的多，是其助手。到了嘉靖、万历年间，首辅、次辅、群辅之间的权力越拉越大，“大事皆首辅主持，次揆以下不敢与较，”〔33〕“内阁调旨，惟出首辅一人，余但参论而已。”〔34〕如万历初，张居正为首辅，人称“张相公”，他认为自己“所理者，皇上之事也，所代者，皇上之言也，”〔35〕而次辅吕调阳对张居正卑躬屈膝，“恂恂如属吏。居正以母丧，三日不出阁，吏封章奏，就第票拟，调阳坐阁，候票至乃出。及居正归葬，大事必驰驿江陵听处分。”〔36〕可见首辅权力之重。
由于首辅位高权大，因此不仅是皇帝着重控制的对象，也是官僚们角逐争夺的最大目标。阁臣们为占据首辅席位，相互倾轧，愈演愈烈。甚至不惜党比阉宦，勾结台谏，结成各种党派集团。首辅之争成为明代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突出表现。如成化时，“万安为首辅，与南人相党附，刘珝与尚书尹旻，王越又以北人为党，互相倾轧。”〔37〕嘉靖初出现的所谓“大礼仪”之争，更是引起了内阁中朋党挟私攻讦，派系倾轧的混乱局面。首辅杨廷和因议礼不合世宗之意而失宠，张璁、桂萼趁机攻倒杨廷和而入阁，接替首辅之职的是杨一清。然而野心勃勃的张璁不甘居其之下，网罗党羽，竭尽全力攻讦，最后终于把杨一清赶下台，取而代之。以后夏言入阁，又斗倒张璁，当上了首辅。不久，严嵩与夏言两派之间的斗争更为激烈。严嵩行韬晦之计，表面上对夏言唯唯诺诺，暗中却勾结京山侯崔元、锦衣卫都督陆炳等人，以议复河套之事为由，将夏言置于死地。“言死，大权悉归嵩矣。”〔38〕严嵩虽然诡计多端，奸诈无比，但首辅之位最终亦未能保住。嘉靖四十一年（1562），阁臣徐阶授意御史邹应龙、林润等弹劾严氏父子，“嵩坐世蕃大逆，则徐阶意也。”〔39〕结果严世蕃被斩，严嵩被削籍。徐阶任内阁首辅时，竭力援引同乡官员胡应嘉、胡松、严纳、李春芳为党羽，力图使自己在内阁党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但徐阶的谋划也是枉费心机，阁臣高拱等见“徐阶独柄国，心不平，劾阶居乡子弟豪横，尽夺其田，戌其二子。”〔40〕徐阶也只得退出政坛，致仕而去。李春芳接替徐阶的首辅之职，但其庸碌无能，故很快就被高拱所取代。高拱是穆宗的老师，很有些政治才能，但他与张居正不睦，穆宗一死，高拱就失去了靠山，被张居正勾结司礼太监冯保而攻下台。张居正为首辅，大权独揽，其他阁臣“恂恂若属吏，不敢以僚自处。”〔41〕但张死后，尸骨未寒，就受到群臣攻击，惨遭抄家之祸。
为何嘉靖、隆庆、万历时期的首辅之争会如此激烈，如此残酷？笔者认为，这和内阁党争的特点密切相关。首先是每个阁臣为了巩固自己的权位，争夺首辅，都要拉帮结党，都有自己的小山头。明代阁臣都是翰林出身，在朝中长期任职，逐渐形成朋党势力。他们崭露头角，进入内阁之后，便有一些同僚、同乡、门生及亲信官员聚结在周围，形成门户。如严嵩掌权时，；“士大夫办事辐辏附嵩， 时称文选郎中万寀，职方郎中方祥等为嵩文武管家。尚书吴鹏、 欧阳必进、 高燿、许论辈，皆惴惴事嵩，”〔42〕为其鹰犬。严嵩父子还与鄢懋卿、赵文华、胡宗宪、仇鸾等人朋比为奸，结成一个势力庞大的严嵩集团，以打击政敌，锄除异己。甚至连改革家张居正亦不知不觉地卷入到封建官场朋党派系之争的漩涡之中，拉帮结派，重用亲信。《明史》云：“居正自夺情后，益偏恣。其所黜陟，多由爱憎，左右用事之人多通贿赂，冯保客徐爵擢用至锦衣卫指挥同知。”〔43〕张居正还竭力援引同乡官员以为党羽。史载“江陵作相，九列公卿半系楚人。”〔44〕张居正乃湖北江陵人，而湖北为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疆域。可见，张居正和他的前任首辅相同，以乡谊、亲谊及贿赂、请托关系为纽带，形成了一个依附他的朋党集团。
其次，在内阁纷争中，各派势力都充分意识到科道官的言事、弹劾之权在党争中的重要作用。史称，“大僚非其党不得安于其位。”〔45〕故凡为首辅大臣，总是竭力控制言路，“所爱者虽不肖必留，所憎者虽贤必去。”〔46〕选授给事中、御史、多切近乡人、亲友、党羽，有所欲为，则托之论罢。”〔47〕“而科道转为其鹰犬。”〔48〕遇有异己之政敌，言官就在内阁首辅的嗾使授意下，“群起而逐之。”在各个党派之间，还游离着一些相对独立的科道官员，从表面上看，他们是不偏不倚，不依附于哪个山头，实际上却是见风使舵，随机应变，一旦发现哪个首辅失宠于皇帝，权势地位岌岌可危，就纷纷上疏攻击，使其成为众矢之的，借以邀功请赏。
其三，首辅之争的参与者虽然都是具有很高文化水准的士大夫，他们同受儒家思想的熏陶，标榜以“仁、义、礼、智、信”为座右铭。但是在残酷的政治权力斗争中，几乎每一个人都结党挟私，从个人恩怨出发，伺机报复，不择手段地打击政敌，权力的欲望和政治野心使他们成为冷酷无情的政客，用阴谋残忍的手段置对手于死地，对他们来说是毫不奇怪的行为。即使未能达到目的，也是“非不为也，是不能也。”这些以儒学起家的阁臣大僚，虽然保持着道貌岸然的外表，但在心狠手毒这一点上是不亚于纠纷武夫和不通文墨的宦官的。
明末，党争酷烈，内阁纷争，科道攻讦，一片混乱。至崇祯皇帝即位，为了防止朝臣结党营私，更迭阁臣和首辅犹如走马灯。崇祯一朝十七年，阁臣旋任旋罢，前后达五十余人，欲求善治，已无可能。明朝至此，内有朋党之祸，外有清兵压境，国脉气数已尽。
三
有明一代，宦官势力日益猖獗。至明代中后期，一部分无耻的士大夫纷纷倒向宦官的怀抱，形成一个阉宦与官僚的结合体——阉党。天启年间，阉党权势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无恶不作，制造了无数起冤案大狱，残酷迫害和屠杀大批东林党人，把晚明政治搞得一团漆黑。当崇祯帝在铲除阉党，钦定逆案时，万分感慨地说：“忠贤不过一人耳，外廷诸臣附之，遂至于此，其罪何可胜诛。”〔49〕《明史》也云：“明代宦官之祸酷矣，然非诸党人附丽之，羽翼之，张其势而助之攻，虐焰不若是其烈也。”〔50〕其实把阉宦肆逆归咎于士大夫党附，并没有完全抓住问题的本质。因为产生阉党的根源则是君主专制政治造成的，阉党擅权也与明朝的内阁制度密切相关，笔者试作如下剖析：
明朝皇帝日常处理朝政，主要依赖两个机构。一是外朝的内阁，二是内朝的司礼监。内阁虽有票拟之权，但具有决定意义的批朱则“权在天子。”而实际执笔批朱的，往往不是皇帝本人，而是司礼监。司礼监为明代宦官廿四衙门之首，“其掌印掌理内外章奏及御前勘合。秉笔、随堂掌章奏文书，照阁票批朱。”〔51〕明中期后，“凡有政令下各衙门，均以旨意批红，经由内府司礼监传奉发出。”〔52〕它处于皇帝与内阁相连接的中枢部位，根据皇帝旨意批答臣工奏章，传谕诏书，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皇帝的代笔和代言人。这就为宦官假借皇权，操纵政务提供了方便。明代历史上先后出现的王振、曹吉祥、汪直、刘瑾、魏忠贤等大珰，都是以司礼太监的身份掌握批朱大权的。
与司礼监的这种决策权相比，内阁的票拟不过是建议权。而且明代中后期许多皇帝都昏愦不理政事，内阁票拟也形同虚设，诏令敕文完全出于内宦之手。如“英宗时批答，多参以中官。”〔53〕武宗时，刘瑾则将章奏“持归私第，与妹婿孙聪、华亭大猾张文冕相参决。”〔54〕熹宗时，魏忠贤专权，王体乾为司礼太监，“凡奏章入，体乾与秉笔李永贞选摘款要，以白忠贤议行。”〔55〕可见以司礼监的批朱大权制约内阁的票拟权，是皇帝制约、监视内阁的主要手段。
由于阉宦执掌中枢，“挟天子以令诸侯”，因而在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分配上，处于比阁臣更为优越的地位。正如赵翼所说：“明代首辅权虽重，而司礼监之权又在首辅上。”〔56〕《明史》也指出：“内阁之拟票不得不决于内监之批红，而相权转归于寺人，于是朝廷之纪纲，贤士大夫之进退，悉颠倒其手。伴食者承意之不暇，间有贤辅，卒蒿目而不能救。”〔57〕这里的批朱，毕竟还是奉皇帝之命，由宦官捉刀代笔。而有明一代，假传圣旨之事也屡屡发生。例如杨涟的《劾魏忠贤疏》云：“自（魏）忠贤专擅旨意，多出传奉，传奉而真，一字抑扬之间，判若天渊；传奉而伪，谁为辨之？近乃公然三五成群，勒逼喧嚷，朝廷政事之堂，几成哄市。甚至有径自内批，不相照会者。假若夜半出片纸杀人，皇上不得知，阁臣不及问，害岂渺小。”〔58〕诸如此类，宦官视阁臣如草芥，也就可想而知。
随着明朝政治的日益腐败，皇权与阁权的矛盾冲突日益尖锐，皇帝授予宦官权力以及宦官自我扩张的权力，都急剧膨胀起来。皇帝在内阁与宦官之间往往更多地偏袒于后者。明武宗说：“天下事岂内官专坏之乎？阁臣坏事者十常六七，先生辈自知之。”〔59〕崇祯帝多次对阁臣表示：“苟诸臣惮心为国，朕何事乎内臣！”皇帝重用宦官的结果，直接导致了宦官对内阁的轻视。史书对此情形有生动的记载。嘉靖年间，一个内侍不无炫耀地说：“昔日张先生（璁）进朝，我们要打恭，后夏先生（言）我们平眼看他， 今严先生（嵩）与我们拱手始进去。 ”〔60〕从嘉靖朝三任首辅对阉宦态度的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出宦官势力的迅猛发展。又据稗官野史记载，永乐年间，皇帝差内侍到五府六部时，内侍“离府部官一丈作揖，途遇公侯驸马，皆下马旁立，”十分谦卑恭顺。到了明中期，阉宦势焰逼人，“呼唤府部官如府吏，公侯驸马遇内官，反回避之，且称以翁父。”更荒唐的是，“国朝大臣见王振而跪者十之五，见汪直而跪者十之三，见刘瑾而跪者十之八。”〔61〕宪宗时，人们嘲笑“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62〕其实，这些阁老、尚书并非都是草包，关键是他们手中的权力都已转移到宦官手中了。
正是由于内阁的职能受制于阉宦的淫威，故内阁要想在国政朝局中有所作为，就必须先取媚于近侍内监，方可进而取信于皇帝。明代阁臣中趋奉宦官的颇多。有的沦为阉党，有的是靠阉宦援引才得以入阁。如景泰时王一宁入阁前，“以中官王诚辈尝受业，私相援引，遂至通显。”成化时万安“结诸阉为内援，”〔63〕被擢为内阁大学士。尹直“夤缘中官进用。”正德间杨廷和“纳贿刘瑾，不由推举，取入内阁。”〔64〕明中期以后，竟出现“今之大臣，其未进也，非夤缘内臣则不得进；其既进也，非依凭内臣则不得安。”〔65〕“阁臣被命，即投刺司礼大阉”〔66〕的局面。甚至内阁首辅亦得仰仗权阉鼻息。著名奸相严嵩千方百计讨好大珰权阉，由于他“巧为迎合，结诸阉人， ”才得以柄政二十余年。即使是赫赫有名的改革家张居正，也是在取得司礼太监冯保的支持之后，才能顺利地执掌国政。冯保贪财好货，张居正就满足他的奢欲，送给冯保的礼品有金3万两，银10万两，夜明珠九颗， 珍珠帘5副，“其他珍玩尤多。”〔67〕张居正还特地给冯保写了《司礼监太监冯公预作寿藏记》，字里行间，高唱颂歌不已。惟其如此，在冯保的穿针引线下，张居正才取得两宫太后的支持，将政敌高拱赶下台，坐上内阁的头把交椅。张居正的改革曾在历史上闪烁着耀眼的火花，但是，他如果不与冯保结成朋党，肯定寸步难行。所谓“居正固有才，其所以得委任专国柄者，由保为之左右也。”〔68〕这确是公允之论。
可见，明代阁臣取位保权皆须依附朋比权阉，这是由明代皇权政治下的内阁体制所造成的。当然阉宦为了能进一步扩张权势，亦需操纵利用内阁。“司礼诸大珰亦得借相公为重，以挽回于内。 ”如正德时，刘瑾窃权，即任命其亲信吏部尚书焦芳，兵部尚书刘宇兼文渊阁大学士，二人皆成为刘瑾心腹，焦芳尤其卑鄙无耻，其“居内阁数年，刘瑾浊乱海内，变置成法，荼毒缙绅，皆芳导之。”〔69〕再如天启时，魏忠贤为了牢牢把持权柄，便采取内外勾结的手法，和阁臣顾秉谦、魏广微等人结成死党，“秉廉票拟，事事徇忠贤指，初矫旨罪主考丁乾学，又调旨杀杨涟、左光斗等。”顾秉谦、魏广微“曲奉忠贤，若奴役然，”成了阉党的骨干，魏忠贤的走狗。此后入阁的黄立极、施凤来、张瑞图之流，“皆依媚取容”，魏阉“得内阁为羽翼，势益张。 ”〔70〕内阁完全成了阉党专权乱政的工具。
由此说明，内阁须夤缘内监，内监亦须利用内阁，双方为了各自的利益，珰阁表里，狼狈为奸，遂酿成阉党势力的日益猖獗。 至于那些不愿依附阉党或因事得罪权阉的阁臣、首辅，几乎一一遭到暗算〔71〕。轻则丢官罢职，重则脑袋搬家，如天顺时李贤不附曹吉祥，屡遭贬谪系狱；成化时商辂弹劾汪直，被逼辞职。嘉靖间夏言不把内宦放在眼里，皇帝派宦官至夏言家中，夏言“以奴视之，”宦官返宫后，尽说夏言坏话，夏言因此而失去皇帝的欢心，最后遭严嵩和宦官的诬陷而被杀。
总之，造成明朝党争绵延不断，虽有各种原因，但从官僚机构和政治制度上考察，和朱元璋废相集权有直接的联系。朱元璋废相之后，由于皇帝一人精力有限，绝不可能日理万机，他的后代子孙不得不设立内阁。内阁制一经确立，阁、部关系就十分紧张，迄明末更形同水火。阁臣之间亦勾心斗角，争权夺利，任用私党，排斥异已。从嘉靖至万历朝的首辅之争更为残酷，夏言、严嵩、徐阶、张居正执政之时，皆威风张扬，不可一世，但在激烈的权力斗争中，不是被对手打倒，就是被政敌置于死地。一个首辅垮台，往往牵连一大批官员被贬谪，以至党祸接踵而至，弄得国无宁日。明朝皇帝既然只给内阁以有限的权力，于是便对阉宦放纵，让其充当维护皇权的鹰犬。由于“朝廷政令不由朝臣，皆出自司礼监”〔72〕故内阁与司礼监既斗争又勾结的格局便成为必然。朱元璋从巩固皇权统治的目的出发，意欲建立相互牵制，内外相维，彼此颉颃的官僚机构，殊不料朋党迭兴，党争激烈，最终导致明王朝分崩离析，走向衰亡。
注释：
〔1〕《大明律》卷2，《职制》。
〔2〕《清圣祖实录》卷153。
〔3〕〔6〕〔7〕〔57〕《明史》卷72，《职官志》。
〔4〕〔32〕《明史》卷109，《宰辅年表序》。
〔5〕《四库全书总目》卷58，《嘉靖以来首辅》。
〔8〕《历代职官表》卷2，《内阁》。
〔9〕《明太祖实录》卷239。
〔10〕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9，《内阁》。
〔11〕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7。
〔12〕王世贞：《嘉靖以来首辅传序》。
〔13〕《东林书院志》卷7。
〔14〕《明史》卷231，《钱一本传》。
〔15〕陈鹤龄：《明纪》卷39。
〔16〕《明史》卷131，《史孟麟传》。
〔17〕《明儒学案》卷58。
〔18〕〔39〕〔42〕《明史》卷308，《严嵩传》。
〔19〕《万历野获编》卷19，《台省》。
〔20〕《明世宗实录》卷432。
〔21〕《张太岳集》卷36，《陈六事疏》。
〔22〕〔48〕《廿二史札记》卷35，《明言路习气先后不同》。
〔23〕《古今图书集成》卷358，《都察院名臣列传二十》。
〔24〕《明史》卷230，《列传赞语》。
〔25〕《明会要》卷48。
〔26〕〔27〕〔28〕《明神宗实录》卷465、466、471。
〔29〕赵南星：《味檗斋文集》卷5，《漕抚小草序》。
〔30〕〔46〕《定陵注略》卷9，《淮抚始末》、《癸已大计》。
〔31〕《明世宗肃皇帝宝训》，卷6。
〔33〕〔37〕《廿二史札记》卷33，《明内阁首辅权最重》。
〔34〕〔69〕〔70〕《明史》卷306，《顾秉谦传》、《焦芳传》。
〔35〕《张文忠公集·奏牍四》。
〔37〕〔62〕〔63〕《明史》卷168，《万安传》。
〔38〕《明史纪事本末》卷54。
〔40〕《明史》卷213，《徐阶传》。
〔41〕〔43〕《明史》卷213，《张居正传》。
〔44〕汪士性；《广志绎》卷4。
〔45〕《明通鉴》卷74。
〔47〕《西园闻见录》外编卷93。
〔49〕〔50〕《明史》卷306，《阉党传序》。
〔51〕《明史》卷74，《职官志》。
〔52〕《明武宗实录》卷168。
〔53〕〔54〕〔56〕《廿二史札记》卷33，《大臣荐举》。
〔55〕〔68〕《明史》卷305，《魏忠贤传》、《冯保传》。
〔58〕《杨大洪先生文集》卷上。
〔59〕《明史》卷181，《刘健传》。
〔60〕《廿二史札记》卷35，《明代宦官》。
〔61〕王世贞：《觚不觚录》。
〔64〕《稗史汇编》卷75。
〔65〕《明史》卷180，《李俊传》。
〔66〕《明史》卷251，《文震孟传》。
〔67〕佚名：《天山冰水录》附录，《籍没张居正数》。
〔71〕《明史》卷180，《王徽传》。
〔72〕《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