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才学高卓识精审 史义昭然鉴世明
——读张显清先生《严嵩传》
战继发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1996年03期
【原文出处】《北方论丛》(哈尔滨)1996年02期第34-36页
【作者简介】战继发 哈尔滨师范大学《北方论丛》编辑部
清代袁枚在《小仓山房集·答兰坨第二书》中指出：“作史者，才学识缺一不可；而识为尤。……作者有识，则不徇人，不矜己、不受古欺、不为习囿。”清人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亦称：“认题立意，非识之高卓精审，无以中要。”袁、刘高见，精辟人理。读罢张显清先生的《严嵩传》（1992年7月由黄山书社出版，全书约35万字）， 再与袁、刘之论相对照，则知张先生实得史识之精髓者，且已达到“高卓精审”的境界。
在选题立意上，便充分显示了张先生史识的独到精审之处。近年来，随着史学研究领域的拓宽和研究层次的深入，人物传记如同雨后春笋般地破土问世。我们认为对这些人物的研究都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历史是由人所创造，因此个人的活动在历史上不能不发生作用”，“个人往往能对社会命运发生重大的影响”（普列汉诺夫《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但如果你捎加留意就会发现呈现在你面前的传记大都是作者所要正面肯定的人物，或是贤君名相，或是在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领域为中华民族作出过贡献的人物。为这些人立传本无可非议，但作为历史研究的整体而言，则是偏重了一端，而忽视了另一端。在以皇权为中心的封建官僚体制下，活跃在我国历史政治舞台上并对历史起着重要作用的既有像海瑞那样的忠诚正直者，也有像严嵩那样的曲学阿世者；既有英雄伟人，也有权奸败类。无论忽视了任何一面，都难以科学地解释许许多多的历史现象，更难正确地总结历史规律。正如张先生在《严嵩传·前言》中所说：“所谓‘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既包括正面人物推动历史前进的积极作用，也包括反面人物阻碍历史发展的消极作用。历史正是在进步与反动，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的激烈斗争中前进的。因此历史学家在着意以浓墨重彩撰述正面历史人物的同时，还应对重要的反面历史人物作必要的考察，对他们的社会活动给予科学的解释，以便了解纷繁复杂的历史全貌，加深对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和理解。”可见，张先生“认题立意”之先机便不同凡响。
如果说历史上的正面人物反映了历史的一个侧面，那么反面人物则构成了另一个侧面，而《严嵩传》恰是这方面凤毛麟角般的杰作。正如明史学家王毓铨老先生在该书的《序》中所言：“历史上的严嵩虽然只有一个，但具有‘严嵩品格’（作者的命词）的、大大小小的严嵩却多的（得）赛如牛毛。这类人物形成了一个历史政治现象，在历史上也起过作用，虽然是消极的。”可见张先生写《严嵩传》不仅是研究严嵩个人，而且是对这一历史政治现象和这类人物在历史中所起的作用予以研究和阐释。之所以选择严嵩为研究的突破点，还因为其在明史中具有特殊的历史位置。这恰如作者在《前言》中所云：“严嵩当政的嘉靖年间实是朱明皇朝走向败落的开始。后来虽有张居正力挽狂澜，但终未能扭转日益衰败的历史趋势。因此研究明代历史，不可不研究嘉靖朝；研究嘉靖朝，不可不研究严嵩。笔者正是希望通过研究严嵩这个关键人物的生平来研究嘉靖朝这个关键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社会，进而把握明代的历史发展脉络，探索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政治经济体制的特征。”
由上可知，张先生著《严嵩传》目的在于深入研究明史，探索中国历史的政治现象和历史规律。此种不同寻常的选题立意精神，足见作者史识精审，匠心独运之功。
张先生所著《严嵩传》不仅体现出卓而不群的史识，而且体现出作者非凡的史才。首先，张先生的史才体现在《严嵩传》对有关史实的精辟入理的分析上。兹仅以严嵩钤山“养病”为例证之。当严嵩科举高中，以庶吉士人翰林院之后，严嵩竟出人意料地放弃了仕途的奋进，在家乡一住就是八年。严嵩自称是“卧疾田里”，事实上严嵩也确实是体弱多病，看来也似乎是顺理成章。但张先生并未被这种历史假象所迷惑，而是透过现象见本质，认为在“有病”的背后隐藏着更深刻的政治原因，那就是当时前有刘瑾乱政，后有江彬、钱宁肆虐，清流被祸。在这种局势面前，严嵩深知若批鳞折槛，则横祸立降；依附投靠，则遗臭史册。因此他决定暂时离开政治漩涡，归栖田里。如此既可躲避虐焰，又可赢得清誉。于是便借丁忧之机，以养病为名，在家乡久住下来。直到政局好转，时机成熟才重返仕途攀登。作者不仅挖掘出严嵩“养病”的这一真正原因，而且还将其与他一生的品格联系在一起，进一步分析道：“钤山时期的严嵩虽然保持着不与朝廷腐败势力同流合污的操节，但其品格上的某些弱点也已初露端倪。以归隐取誉于社会与日后以柔佞取宠于皇帝；逆境归隐，顺境出仕，看风转舵，随机应变，与日后政治斗争中狡诈多端的权术，在品格和手法上不能不说没有某种内在的历史联系”。作者这种层层深入的分析真可谓穷究人情，洞察幽微，非具突出的史才则无以为之。似此分析透彻入理之处，于书中随处可见，篇幅所限，不能枚举。
其次，作者的史才还体现在对严嵩一生的把握与评价上。作者通过对严嵩青少年时期，钤山养望时期，任职翰林院、国子监时期，礼部侍郎、南京礼部吏部尚书、礼部尚书时期，内阁大学士、内阁首辅时期，败落时期六个阶段的论述，揭示了严嵩堕落为一代奸雄的自身的发展过程。其中将严嵩狡猾奸诈、不择手段以及凶狠残暴的大奸大恶的行径暴露无遗。但作者也并未因此将这位权奸说得一无是处，而是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其作出理智的评价，而不抹灭其仅有的些许建树。既承认其“书法享有盛名”，也承认“其钤山诗文，曾在诗坛一放异采，为其漫长的生命历程投下一束光辉”；既承认其在国子监祭酒任上对国子监建设提出过一些有益的并为朝廷采纳的建议，也承认其在礼部尚书任上曾作过一些有益的事情，多次奏准在各边远州县和卫建立学校，为明朝发展教育事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作者能够以科学的态度对传主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不因人废言、因人废事，能在其大奸大恶的黑暗人生历程中见其生命中仅有的几丝灵光，而不是一味抹杀，对严嵩做出了极为理智而客观的评价。
此外，《严嵩传》在写作手法与语言文字的运用上也表现出作者极强的驾御能力和深厚的功底，体现出治繁以简，深入浅出，文字清新婉丽的鲜明特点，将学术性与可读性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颇有乃师吴晗之风。
《严嵩传》不但体现了作者出色的史识和史才，还体现出深厚的史学功底。作者以严嵩为研究基点，以明史为研究层面，以点带面，对整个明史特别是对处在明代重大转折的嘉靖朝历史进行了充分的研究，使其成为关于整个明史的学问。这就要求作者必须具备渊博的明史知识和深厚的史学功底。张先生从事明史研究几十年，成果卓著，而《严嵩传》正是在其几十年研究基础上用心血凝成的结晶，并成为研究严嵩个人历史与整个明史有机结合的典范，从而体现出其渊博高深的学问。《严嵩传》不仅缕析出严嵩从呱呱坠地到悄然离开人世的生平，而且论证了与之相关的明史中许多重大问题，诸如震惊朝野的“大礼仪”之争、内阁的沿革及与皇权的斗争、嘉靖朝内阁首辅的争夺、议复河套所引起的轩然大波以及东南倭患、北方蒙古的侵扰等重大问题都论述有据，颇见深度，体现了作者渊博与精深的学问。
张先生的治史学问还体现在《严嵩传》史料翔实、研究角度开阔、功夫深厚方面。该书除了大量征引明史研究者所熟知的基本史料外，还大量引用各种文集、诏令、奏疏、笔记及其它野史稗乘。广泛占有第一手资料，是本书的成功之处之一。同时研究角度也极为开阔，不仅以史证史，而且以诗文证史、以文学作品证史。书中辟有专章来阐述文学作品中的严嵩父子，把《宝剑记》、《鸣凤记》、《金瓶梅》、《沈小霞相会出师表》及《一棒雪》中描述的严嵩父子也展现在读者面前，开阔了读者的视野，从另一个层面加深了对这个历史人物的立体认识。此外，书中还列有许多表格，仅第22章第1 节中就列有关于严家被抄没金银器物、珠宝书画以及各地宅第、房店等十个统计表。若无广泛占有资料和极深的学问功夫，列出这些细微的表格是不可想象的。
《严嵩传》不仅是对我国传统史学才、学、识继承的佳著，也是对传统史学史义继承的杰作。史义又称史意，即史家著述的经世宗旨。自孔子作《春秋》开史学经世之先河，历代杰出的史家不忘其义。司马迁所著《史记》“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在上起黄帝下至当世的历史长河中“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衰之纪”（司马迁《报任安书》），以“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光之《资治通鉴》亦“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之史事，以“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史学经世之义不独上述史著具备，而是贯穿于整个传统史学之中，所以全祖望在《补历代史表序》中称：“夫二十一史所载，凡经世之业无不备矣。”也正因如此，我国史学才具有极强的生命力，长盛不衰。但由于受乾嘉考据学派的影响及“文革”时大批“影射史学”的影响，一些史学研究者自觉不自觉地忘却了治史的经世要义，只是为著述而著述，贬低了史学的社会价值。而张先生的《严嵩传》则是一部史义鲜明的著作，不仅有学术价值，而且有很高的社会价值。严嵩是历史上典型的权奸，以损人始，以害己终；以害国始，以败家终，并落得个“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的下场。此千古明鉴，不可不察！正因如此，王毓铨老先生在《序》中称：“张显清同志之为《严嵩传》，不仅在述说往事，也是为了儆省后世。”
总而言之，张先生的《严嵩传》不愧是熔才、学、识于一炉，史义昭明，将学术功能与社会功能有机结合的史学杰作。其在选题立意、研究方法、研究角度等方面也能给人启迪，嘉惠后学，值得拜读。
读罢全书，仅有的一点憾意是该书未能把历史上各个时期及当今海内外学者对严嵩评价上的分歧介绍给读者。《后记》中虽然提到：“早在清朝纂修《明史》时，史馆中就曾为此发生过争议。时至今日，海内外学人对他的看法仍然存在分歧，或基本否定，或褒贬相间，或为之‘翻案’”，但却未能展开详述。若能另辟一章，对此作专门介绍，势必有助于读者对其研究动态有整体上的把握，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我们希望该书若有再版机会，能补进这一章。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1996年03期
【原文出处】《北方论丛》(哈尔滨)1996年02期第34-36页
【作者简介】战继发 哈尔滨师范大学《北方论丛》编辑部
在选题立意上，便充分显示了张先生史识的独到精审之处。近年来，随着史学研究领域的拓宽和研究层次的深入，人物传记如同雨后春笋般地破土问世。我们认为对这些人物的研究都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历史是由人所创造，因此个人的活动在历史上不能不发生作用”，“个人往往能对社会命运发生重大的影响”（普列汉诺夫《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但如果你捎加留意就会发现呈现在你面前的传记大都是作者所要正面肯定的人物，或是贤君名相，或是在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领域为中华民族作出过贡献的人物。为这些人立传本无可非议，但作为历史研究的整体而言，则是偏重了一端，而忽视了另一端。在以皇权为中心的封建官僚体制下，活跃在我国历史政治舞台上并对历史起着重要作用的既有像海瑞那样的忠诚正直者，也有像严嵩那样的曲学阿世者；既有英雄伟人，也有权奸败类。无论忽视了任何一面，都难以科学地解释许许多多的历史现象，更难正确地总结历史规律。正如张先生在《严嵩传·前言》中所说：“所谓‘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既包括正面人物推动历史前进的积极作用，也包括反面人物阻碍历史发展的消极作用。历史正是在进步与反动，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的激烈斗争中前进的。因此历史学家在着意以浓墨重彩撰述正面历史人物的同时，还应对重要的反面历史人物作必要的考察，对他们的社会活动给予科学的解释，以便了解纷繁复杂的历史全貌，加深对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和理解。”可见，张先生“认题立意”之先机便不同凡响。
如果说历史上的正面人物反映了历史的一个侧面，那么反面人物则构成了另一个侧面，而《严嵩传》恰是这方面凤毛麟角般的杰作。正如明史学家王毓铨老先生在该书的《序》中所言：“历史上的严嵩虽然只有一个，但具有‘严嵩品格’（作者的命词）的、大大小小的严嵩却多的（得）赛如牛毛。这类人物形成了一个历史政治现象，在历史上也起过作用，虽然是消极的。”可见张先生写《严嵩传》不仅是研究严嵩个人，而且是对这一历史政治现象和这类人物在历史中所起的作用予以研究和阐释。之所以选择严嵩为研究的突破点，还因为其在明史中具有特殊的历史位置。这恰如作者在《前言》中所云：“严嵩当政的嘉靖年间实是朱明皇朝走向败落的开始。后来虽有张居正力挽狂澜，但终未能扭转日益衰败的历史趋势。因此研究明代历史，不可不研究嘉靖朝；研究嘉靖朝，不可不研究严嵩。笔者正是希望通过研究严嵩这个关键人物的生平来研究嘉靖朝这个关键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社会，进而把握明代的历史发展脉络，探索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政治经济体制的特征。”
由上可知，张先生著《严嵩传》目的在于深入研究明史，探索中国历史的政治现象和历史规律。此种不同寻常的选题立意精神，足见作者史识精审，匠心独运之功。
张先生所著《严嵩传》不仅体现出卓而不群的史识，而且体现出作者非凡的史才。首先，张先生的史才体现在《严嵩传》对有关史实的精辟入理的分析上。兹仅以严嵩钤山“养病”为例证之。当严嵩科举高中，以庶吉士人翰林院之后，严嵩竟出人意料地放弃了仕途的奋进，在家乡一住就是八年。严嵩自称是“卧疾田里”，事实上严嵩也确实是体弱多病，看来也似乎是顺理成章。但张先生并未被这种历史假象所迷惑，而是透过现象见本质，认为在“有病”的背后隐藏着更深刻的政治原因，那就是当时前有刘瑾乱政，后有江彬、钱宁肆虐，清流被祸。在这种局势面前，严嵩深知若批鳞折槛，则横祸立降；依附投靠，则遗臭史册。因此他决定暂时离开政治漩涡，归栖田里。如此既可躲避虐焰，又可赢得清誉。于是便借丁忧之机，以养病为名，在家乡久住下来。直到政局好转，时机成熟才重返仕途攀登。作者不仅挖掘出严嵩“养病”的这一真正原因，而且还将其与他一生的品格联系在一起，进一步分析道：“钤山时期的严嵩虽然保持着不与朝廷腐败势力同流合污的操节，但其品格上的某些弱点也已初露端倪。以归隐取誉于社会与日后以柔佞取宠于皇帝；逆境归隐，顺境出仕，看风转舵，随机应变，与日后政治斗争中狡诈多端的权术，在品格和手法上不能不说没有某种内在的历史联系”。作者这种层层深入的分析真可谓穷究人情，洞察幽微，非具突出的史才则无以为之。似此分析透彻入理之处，于书中随处可见，篇幅所限，不能枚举。
其次，作者的史才还体现在对严嵩一生的把握与评价上。作者通过对严嵩青少年时期，钤山养望时期，任职翰林院、国子监时期，礼部侍郎、南京礼部吏部尚书、礼部尚书时期，内阁大学士、内阁首辅时期，败落时期六个阶段的论述，揭示了严嵩堕落为一代奸雄的自身的发展过程。其中将严嵩狡猾奸诈、不择手段以及凶狠残暴的大奸大恶的行径暴露无遗。但作者也并未因此将这位权奸说得一无是处，而是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其作出理智的评价，而不抹灭其仅有的些许建树。既承认其“书法享有盛名”，也承认“其钤山诗文，曾在诗坛一放异采，为其漫长的生命历程投下一束光辉”；既承认其在国子监祭酒任上对国子监建设提出过一些有益的并为朝廷采纳的建议，也承认其在礼部尚书任上曾作过一些有益的事情，多次奏准在各边远州县和卫建立学校，为明朝发展教育事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作者能够以科学的态度对传主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不因人废言、因人废事，能在其大奸大恶的黑暗人生历程中见其生命中仅有的几丝灵光，而不是一味抹杀，对严嵩做出了极为理智而客观的评价。
此外，《严嵩传》在写作手法与语言文字的运用上也表现出作者极强的驾御能力和深厚的功底，体现出治繁以简，深入浅出，文字清新婉丽的鲜明特点，将学术性与可读性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颇有乃师吴晗之风。
《严嵩传》不但体现了作者出色的史识和史才，还体现出深厚的史学功底。作者以严嵩为研究基点，以明史为研究层面，以点带面，对整个明史特别是对处在明代重大转折的嘉靖朝历史进行了充分的研究，使其成为关于整个明史的学问。这就要求作者必须具备渊博的明史知识和深厚的史学功底。张先生从事明史研究几十年，成果卓著，而《严嵩传》正是在其几十年研究基础上用心血凝成的结晶，并成为研究严嵩个人历史与整个明史有机结合的典范，从而体现出其渊博高深的学问。《严嵩传》不仅缕析出严嵩从呱呱坠地到悄然离开人世的生平，而且论证了与之相关的明史中许多重大问题，诸如震惊朝野的“大礼仪”之争、内阁的沿革及与皇权的斗争、嘉靖朝内阁首辅的争夺、议复河套所引起的轩然大波以及东南倭患、北方蒙古的侵扰等重大问题都论述有据，颇见深度，体现了作者渊博与精深的学问。
张先生的治史学问还体现在《严嵩传》史料翔实、研究角度开阔、功夫深厚方面。该书除了大量征引明史研究者所熟知的基本史料外，还大量引用各种文集、诏令、奏疏、笔记及其它野史稗乘。广泛占有第一手资料，是本书的成功之处之一。同时研究角度也极为开阔，不仅以史证史，而且以诗文证史、以文学作品证史。书中辟有专章来阐述文学作品中的严嵩父子，把《宝剑记》、《鸣凤记》、《金瓶梅》、《沈小霞相会出师表》及《一棒雪》中描述的严嵩父子也展现在读者面前，开阔了读者的视野，从另一个层面加深了对这个历史人物的立体认识。此外，书中还列有许多表格，仅第22章第1 节中就列有关于严家被抄没金银器物、珠宝书画以及各地宅第、房店等十个统计表。若无广泛占有资料和极深的学问功夫，列出这些细微的表格是不可想象的。
《严嵩传》不仅是对我国传统史学才、学、识继承的佳著，也是对传统史学史义继承的杰作。史义又称史意，即史家著述的经世宗旨。自孔子作《春秋》开史学经世之先河，历代杰出的史家不忘其义。司马迁所著《史记》“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在上起黄帝下至当世的历史长河中“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衰之纪”（司马迁《报任安书》），以“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光之《资治通鉴》亦“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之史事，以“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史学经世之义不独上述史著具备，而是贯穿于整个传统史学之中，所以全祖望在《补历代史表序》中称：“夫二十一史所载，凡经世之业无不备矣。”也正因如此，我国史学才具有极强的生命力，长盛不衰。但由于受乾嘉考据学派的影响及“文革”时大批“影射史学”的影响，一些史学研究者自觉不自觉地忘却了治史的经世要义，只是为著述而著述，贬低了史学的社会价值。而张先生的《严嵩传》则是一部史义鲜明的著作，不仅有学术价值，而且有很高的社会价值。严嵩是历史上典型的权奸，以损人始，以害己终；以害国始，以败家终，并落得个“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的下场。此千古明鉴，不可不察！正因如此，王毓铨老先生在《序》中称：“张显清同志之为《严嵩传》，不仅在述说往事，也是为了儆省后世。”
总而言之，张先生的《严嵩传》不愧是熔才、学、识于一炉，史义昭明，将学术功能与社会功能有机结合的史学杰作。其在选题立意、研究方法、研究角度等方面也能给人启迪，嘉惠后学，值得拜读。
读罢全书，仅有的一点憾意是该书未能把历史上各个时期及当今海内外学者对严嵩评价上的分歧介绍给读者。《后记》中虽然提到：“早在清朝纂修《明史》时，史馆中就曾为此发生过争议。时至今日，海内外学人对他的看法仍然存在分歧，或基本否定，或褒贬相间，或为之‘翻案’”，但却未能展开详述。若能另辟一章，对此作专门介绍，势必有助于读者对其研究动态有整体上的把握，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我们希望该书若有再版机会，能补进这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