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清朝前期治藏特点及相关问题
石硕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1996年03期
【原文出处】《西藏研究》(拉萨)1996年01期第43-50页
【作者简介】石硕，西南民族学院民研所副教授。
综观历史上西藏与中原政治关系，元、明、清三代对西藏的治理虽各有其长处和特点，但却数清朝、特别是清朝前期（康、雍、乾时期）对西藏的治理最具特点和最为成功，其时西藏与中原政治关系也最为融洽和密切。我认为，大体说来清朝前期治藏有三个突出特点：一、其治藏是以蒙古为中介和出发点来进行的；二、是由间接治理逐渐过渡到直接治理；三、是由政教分离到实施政教合一。其治藏政策也多围绕这三者逐步发展演变。为此，本文将着重从上述三个方面对清朝前期治藏特点及相关问题作一分析和论述。
一、蒙古因素既是清朝前期治藏的出发点，也是其实施治藏的中介途径
清乾隆帝撰于1792年的《喇嘛说》一文中曾写道：“盖中外黄教，总司以此二人（指达赖喇嘛和班禅二人）。各部蒙古一心归之。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1】这段话， 可以说道出了清朝前期统治者对西藏予以特殊关注的动机和目的，也道出了当时清朝对蒙藏两大地区实施治理的基本方针和策略。那么，清朝前期统治者这种兴格鲁派（黄教）以安众蒙古的方针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形成的？它对清朝的治藏产生了什么样的作用和影响？
我们知道，就民族属性与成份而言，清政权与明政权有所不同，明政权基本上是一个汉族主体政权，而清政权却是一个以满族贵族为主并联合蒙古贵族与汉族上层而组成的政权。而且从时间上说，蒙古贵族加入清政权要早于汉族上层。远在清入关以前，蒙古贵族即已大量加入到清政权之中，成为清政权在政治、军事上的一支重要辅佐力量。而汉族上层加入清政权则主要在清入关以后。同时在清政权内部，尤其是清朝前期，满、蒙贵族关系的密切程度要远超过汉族上层。【2】从清政权在构成上的这一特点我们不难看出，满、蒙关系及对蒙古的统辖，对于清前期其自身政权的巩固与发展具有特殊意义。这成为清前期统治者处理民族关系和制定边疆政策的一个基本背景。
明代中国的基本格局可以说是明朝政权与北方蒙古势力的南、北对峙。但这一格局至明后期以来却因西北和东北两地出现的新情况而开始发生变化。一个变化是：在西北地区，自16世纪后半期以来西藏佛教新兴教派格鲁派开始向蒙古地区大规模传播和发展，并逐渐取代蒙古原有的萨满教而成为蒙古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宗教。蒙藏宗教上形成的这种特殊联系，很快导致了二者在政治上的结合。一些蒙古部落开始由北方南下，入据青海。1642年，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率大军入藏，帮助格鲁派建立起了以五世达赖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自此，宗教上五世达赖成为蒙古各部的膜拜偶像和精神领袖，而政治上西藏则处于蒙古力量的保护和控制之下。蒙藏在宗教和政治上的这种紧密结合，是明中叶以来中国边疆政治格局的一个重要变化。另一个变化是：在东北地区，由满族贵族建立的后金（即前清）其势力迅速掘起、壮大，并呈向外发展之势。但当时以满州为根据地的后金政权向外发展面临的首要威胁是与之毗邻的北方蒙古。明清之际，蒙古势力分为漠南、漠北和漠西三大系统，漠南有察哈尔、科尔沁等16部；漠北有喀尔喀3部； 漠西有准噶尔、和硕特等4部。蒙古雄居北方至新疆一线，占地辽阔，势力强大。 蒙古内部各部不相统属，彼此间伙并和争战频繁。前清统治者在向外开拓之际，对于蒙古的实力和它在当时中国政局上的特殊地位与作用予以了高度的重视和充分估价，并由此确定了一项以后对清朝前期立国具有重大影响的决策：这就是收服蒙古，联合并借助蒙古力量来进取中原。所以，清政权在入关以前，首先把收服和联合蒙古作为其根本发展战略。当时，清统治者收服和联合蒙古的手段，除了政治上的优遇、加官封爵和利用蒙古各部间内部矛盾进行分化瓦解外，还采取了两个重要政策。一是广泛与蒙古各部王公联姻，以此来加强和维系满蒙贵族的政治联盟。清初，清皇室与蒙古王公的大量联姻，成为当时清朝政治的突出特点【3】。二是大力尊崇藏传佛教以笼络和接纳蒙古人心。 这些政策获得了巨大成效。1632年，清皇太极借助与之结盟的蒙古喀尔喀、科尔沁等部力量，击败长期与清为敌的蒙古察哈尔部，赢得漠南蒙古各部的归顺，取得对长城以北广大蒙古地区的控制。但是很显然，清入关前其实力的壮大和发展，很大程度是以满蒙贵族之间的政治联盟为基础的。随着满蒙政治联盟的扩大和蒙古日益成为清政权在政治、军事上的重要辅助力量，蒙古人心的背向和满蒙政治联盟能否继续得到巩固和发展对于清政权的前途就越来越具有决定性意义。在这一背景之下，清统治者所奉行的尊崇格鲁派以笼络蒙古的政策，很自然地使其对作为格鲁派发祥地和中心的西藏给予了一种积极的、特殊的关注。
1639年，清皇太极首次派出以察汉喇嘛为首的使团前往西藏，要求西藏“掌佛法大喇嘛”派高僧到满州传播佛法【4】。
1644年，清朝入关伊始，又“遣使偕喇嘛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往迎达赖喇嘛。”【5】
1648年，“遣喇嘛席喇布格等赍书存问达赖喇嘛，并敦请之。又遗书存问班禅胡土克图讷门汗，俾劝达赖喇嘛来京”。【6】1651年4月，“遣官赍敕谕、礼物，往召达赖喇嘛。”【7】同年5月，又“遣多卜臧古西等赍谕书、礼物，往召达赖喇嘛。”【8】
1652年，又“遣理藩院侍郎沙济达喇同户、礼、兵、工四部理事官往迎汤古忒部落达赖喇嘛。”【9】
从1639-1652的9年间，清朝即前后6次派人往迎达赖喇嘛来京，其迫切程度不言而喻。关于迎请达赖喇嘛来京的目的，顺治帝在1652年下的一道诏谕中作了明确表述：“当太宗皇帝（即皇太极）时，尚有喀尔喀一隅未服，以外藩蒙古惟喇嘛之言是听，因往召达赖喇嘛。”【10】此目的在同年满汉大臣就接待五世达赖事宜展开的讨论中也有充分反映。满族大臣认为五世达赖进京，皇帝“亲往迎之”，“喀尔喀亦从之归来”。汉族大臣则认为：“遣一大臣迎接，已足见优待之意，亦可服蒙古之心。”【11】正因为清朝以五世达赖进京朝见事关蒙古之背向，故在五世达赖进京后，予以了极高的接待规格和礼遇。五世达赖离京前，大臣们还建议皇帝亲自询问达赖喇嘛关于时局的意见，认为：“傥不一加询问，使喇嘛含愠而去，则外国喀尔喀、厄鲁特必叛。”【12】可见，清朝直接与西藏建立关系并竭力促成五世达赖进京，主要是以治理蒙古为目的，是要利用西藏、尤其是达赖喇嘛对蒙古的宗教影响力来收服和笼络蒙古，这可以说是清朝前治藏的一个基本的出发点。
1653年，清朝以五世达赖进京朝觐为契机，分别对五世达赖和当时掌握西藏军政大权的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进行了正式册封【13】，并以此确立了对西藏的政治统治地位。这与当时清朝入关后所获得的强大政治地位和实力是相匹配的。但我们同时应看到，清朝能在西藏当时尚为蒙古势力控制和保护的情况下，顺利建立起与西藏的直接政治关系并非易事。这之中，一个重要的起积极作用的潜在因素仍在于清初统治者采取的联蒙政策和在收服蒙古方面的所取得的成功。1632年，清皇太极借助蒙古喀尔喀、科尔沁等部击败察哈尔部之后，使漠南蒙古各部尽归顺于清，从而成为对蒙古各部具有较大威慑力的一支新兴政治力量。这对西部蒙古各部产生了较大震慑。1635年，西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曾派人与清联系，表示听命于清【14】，这足以说明固始汗对清朝实力的重视。1639年，与格鲁派集团结盟并正欲进兵西藏、控制藏区的固始汗再次采取了一个结援清朝的重要行动，他与西藏方面联合派出一个以和硕特部喇嘛、固始汗侄孙伊拉古克三为首的使团前往清朝联系。就在该使团前往满州途中，固始汗遂率兵入藏，击败与格鲁派为敌的藏巴汗政权，建立了受其支持的以五世达赖为首的西藏地方政权，并将西藏纳入自己的控制之下。1643年9月， 固始汗又遣人向清朝奏报：“达赖喇嘛功德甚大，请延至京师，令其讽诵经文，以资福佑。”【15】可见，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无论在进兵西藏之前还是之后，均采取了主动结援清朝并促成达赖喇嘛与清朝建立关系的行动。这是因为当时漠南蒙古各部归顺于清之后，清朝已对蒙古各部形成较大威慑力，故固始汗需要利用清朝这一外援作后盾来防范其它蒙古诸部与其争夺对藏区的控制权，同时也需要借助达赖喇嘛的威望在清朝那里确立其作为西藏保护者的地位。所以，清朝在联合和收服蒙古方面取得的成功，既是固始汗主动结援清朝的原因，也是清朝在西藏尚为蒙古势力控制的前提下能成功地建立起与西藏的直接政治关系的原因。
由上可见，明末以来由于蒙藏在宗教上形成的特殊联系，同时由于前清联蒙政策导致满蒙贵族在政治、军事上结成的同盟关系，故满、蒙、藏三者之间遂发生了一种有机联系。在这一联系中，以满族贵族为主导的清政权一方面凭籍其联合和收服蒙古所获得的优势来建立与西藏的直接政治关系，另一方面又努力通过与西藏及达赖喇嘛建立直接政治关系来进一步笼络和收服蒙古各部，这种以蒙治藏、又以藏治蒙的政策彼此促成，相得益彰，使清朝一开始即牢牢掌握了治理蒙藏的主动权。同时这种蒙藏兼治政策也是清朝前期治藏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
二、由间接治理过渡到直接治理
显然，1653年五世达赖进京和同年清朝对达赖和固始汗进行的册封，为清朝对西藏进一步实施治理开辟了道路。但是我们应看到，由于当时清朝实力还尚未直接达到青海、西藏，故其对和硕特蒙古控制西藏的现实暂时予以承认，并通过固始汗对西藏实施间接的统治和治理。这种局面也是当时漠北和漠西蒙古势力强大且尚未彻底归服清朝所决定的。所以，清朝能否在治藏方面继续取得突破并最终实施直接治理，很大程度取决于其在收服漠北和漠西蒙古方面是否能获得重大进展。
不过，清朝入关和同西藏建立的直接政治关系，显然已使其对于蒙古获得了一种更加有恃无恐的优势地位。清朝也利用这一优势力，很快在收服漠西蒙古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1688年，西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率部攻击漠北喀尔喀各部，喀尔喀诸部南迁寻求清朝保护，噶尔丹遂东侵与清朝为敌。为此，清朝倾其全力，并联合和调动内外蒙古力量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围剿噶尔丹的战争。这场战争持续了近10年，康熙帝曾两次率大军亲征，战争最终以清朝的全面胜利和噶尔丹穷蹙自杀而告结束。这场战争的胜利使清朝获得了两个重大成果：
一、漠北喀尔喀蒙古各部悉归顺于清，被纳入清朝中央的统一管辖之下，而且继承准噶尔部汗位的策妄阿拉布坦也向清朝俯首称臣，并成为清朝围剿噶尔丹的同盟。这样，西蒙古中最具实力的和硕特和准噶尔两部也均与清朝保持着良好的臣属关系。所以，剿灭噶尔丹，标志着清朝已在政治、军事上取得对广大蒙古的绝对支配地位。
二、征讨噶尔丹的战争，直接导致了清朝实力向西北的发展。在乌兰布通战役后，为防止噶尔丹败后逃往青海和西藏，清朝在1693-1694年间派大军开赴西北，驻守西宁和西宁以北的大通一带【16】，以截断噶尔丹南下之路。这样，清朝军队实际上已直抵西藏大门，故为其直接在西藏行使权力创造了条件。
上述两个成果显然使清朝在实施治藏方面处于了更为有利的地位。而此时，西藏内部政局的变化也为清朝在西藏直接行使权力提供了机会。1654年固始汗病逝后，因其子孙政治能力较弱，西藏地方行政大权遂转于由五世达赖任命的第巴桑结嘉措手中。1682年五世达赖圆寂后，桑结嘉措采取匿丧方式继续执政，并在清朝征讨噶尔丹的战争中暗中支持噶尔丹，以图借助噶尔丹的力量来驱逐和硕特蒙古在西藏的势力。但在击败噶尔丹前夕，清朝终于得知五世达赖已圆寂的消息。清朝原本已对桑结嘉措支持噶尔丹不满，而五世达赖圆寂消息的传出，不但造成桑结嘉措执政地位的虚弱，也暂时削弱了西藏在宗教上对蒙古的影响和号召力。故清朝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利用其剿灭噶尔丹的巨大声威开始了直接在西藏行使权力的行动。
1696年，康熙帝派人前往西藏，赍诏书于桑结嘉措，对其匿五世达赖之丧和帮助噶尔丹的行动予以严厉斥责，要其速将五世达赖圆寂始末奏报并将支持噶尔丹的济隆活佛执送北京处置。还令其速请五世班禅主持格鲁派事务，并让五世班禅进京朝见。诏书最后称：“不然，数者或缺其一，朕必问尔诡诈欺达赖喇嘛、班禅胡土克图，助噶尔丹之罪，发云南、四川、陕西等处大兵，如破噶尔丹之例，或朕亲行讨尔，或遣诸大臣讨尔。”【17】桑结嘉措接诏后甚为恐慌，迅速对清朝要求一一作答并基本予以满足，且“奏词甚恭”，康熙帝遂以“第巴如此恳奏，事亦可行”而宽宥之【18】。
次年，康熙帝派理藩院主事保住等人进藏，任务是“宣问第巴，并将转生之小达赖喇嘛看明回奏”【19】。这是清朝首次派人入藏对新转世的达赖喇嘛进行察看和过问。
1706年，因桑结嘉措在与和硕特部汗王拉藏汗争夺权力的斗争中被杀，清朝派大臣入藏封拉藏汗为“翊法恭顺汗”，并令人送六世达赖仓央嘉措赴京【20】。
次年，因拉藏汗新立六世达赖意希嘉措遭到西藏民众和青海蒙古王公反对，清朝派大臣率青海蒙古王公之使入藏，对意希嘉措进行察看和验证【21】。
1709年，清朝以“青海众台吉等与拉藏不睦，西藏事务不便令拉藏独理”，遂派侍郎赫寿“前往西藏协同拉藏汗办理事务”。【22】这是清朝派大臣直接管理西藏事务的重要开端。
次年，清朝派大臣入藏，册封意希嘉措为六世达赖喇嘛。
1713年，为稳定西藏局势，清朝又派使臣赴藏册封五世班禅为“班禅额尔德尼”，并赐金册金印【23】。
1716年，清朝下令将拉萨三大寺喇嘛在理塘新找到的仓央嘉措的转世灵童格桑嘉措送往北京，以防拉藏汗与青海和硕特蒙古王公之间因拥立达赖喇嘛之事发生冲突，并派人入藏就格桑嘉措之真假询问五世班禅。后因青海王公一再吁请，方令暂送格桑嘉措至青海塔尔寺居住。
由上可见，在从1696年到1717年的20年间，清朝在西藏采取了一系列直接行使权力的行动。这些行动包括：以严厉措辞直接对西藏执政者桑结嘉措下达命令并基本得到执行；两次下令将达赖喇嘛送往北京（后一次因青海王公的吁请方作罢）；三次对西藏政教领袖进行册封（即对拉藏汗、五世班禅和意希嘉措进行册封）；两度派使臣入藏对新选立的达赖喇嘛进行察验和甄别；并首次派大臣以“管理西藏事务”头衔入藏，协同拉藏汗直接管理西藏事务。当时，清朝虽以拉藏汗为其在西藏的代理人，但是鉴于拉藏汗在拥立达赖喇嘛问题上与西藏格鲁派上层及青海诸蒙古王公之间发生的严重分歧，清朝一方面采取了直接在西藏行使权力的做法来稳定西藏局势，一方面也在拉藏汗与格鲁派上层及青海蒙古王公之间采取了调解和维持平衡的做法。例如清朝虽对拉藏汗所立六世达赖意希嘉措进行册封，但同时对格鲁派上层及青海蒙古王公拥立的达赖转世灵童格桑嘉措也下令送往塔尔寺予以保护。这样，清朝遂在真假达赖纷争中成为受拉藏汗与格鲁派上层及青海王公各方共同拥戴的最高仲裁权威。在这一背景下，突发的准噶尔军队入侵西藏事件，遂成为清朝最终实现对西藏直接行使统治和治理权的一个重大契机。
1717年，蒙古准噶尔部军队在拉萨三大寺上层的暗中支持下由新疆南下入藏，攻入拉萨，拉藏汗被杀。准噶尔军队随即在拉萨大肆抢劫掠夺，西藏政局大乱。清朝遂前后两次派大军入藏，在西藏僧俗民众和各地方首领的配合和支持下，最终击败和驱逐准噶尔军队。由于清朝大军入藏并直接控制了西藏局势，清朝已再无必要通过和硕特蒙古汗王来行使对西藏的统治权。所以，在驱逐准噶尔军队以后，清朝取消了和硕特蒙古对西藏的统治权，而在西藏组建了一个直接受清政府控制的由前后藏贵族组成的西藏地方噶伦政府。自此清朝建立起对西藏的直接统治。1723年，青海蒙古和硕特部首领罗卜藏丹津等人因不满于清朝取消其对西藏的统治权而发动判乱，清朝与西藏方面联合对叛乱进行了镇压。其后，清朝在青海采取了蒙藏隔离政策，实行蒙、藏分治，并对西藏与准噶尔部的政治性交往进行严加防范。这种蒙、藏隔离与蒙、藏分治政策，遂成为清朝取得对西藏直接统治权以后对西藏和蒙藏地区的一个基本政策。
由上可见，蒙古对西藏的统治权向清朝转移，亦即清朝对西藏由间接统治过渡到直接统治大约经历了70余年时间。在这一过程中，清朝一方面成功地利用收服蒙古尤其是平定噶尔丹取得的巨大政治优势来大幅度加强在西藏的权力；另一方面对于西藏格鲁派上层与和硕特蒙古汗王之间不断酝酿的矛盾，清朝既进行调和以维持其平衡，同时也充分利用二者矛盾来加强对西藏的直接管理。而当准噶尔军入侵并导致西藏方面与蒙古上层的矛盾激化和不可调和之际，清朝遂派大军入藏并最终取消了蒙古对西藏的统治权，建立起对西藏的直接统治。所以，蒙古对西藏统治权向清朝的转移，既是清朝在政治、军事上对蒙古取得绝对支配地位的必然结果，也是其巧妙地利用蒙藏矛盾来实施治藏一个成功范例。
三、由政教分离政策到实施政教合一。
在1751年以前，清朝在实施治藏问题上，可以说始终贯穿了一个主导思想，那就是实施政、教分离的政策。尽管要在西藏这样一个宗教与政治关系至为密切的社会中实行严格的政教分离有极大困难并且几乎不可能，但在主观上，清朝的这一意图和政策却表现得极为显著，并对当时的西藏政局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1653年，清朝对五世达赖和固始汗二人进行的分封有严格区别。对五世达赖，清朝封其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并在册封文诰中仅称其为“禅林山斗”，希望他“应劫现身，兴隆佛化，随机说法，利济群生”【24】。这意味着对五世达赖，清朝仅封其为西藏宗教领袖，即只承认其宗教领袖地位，而未赋予他任何政治上的权力。而对固始汗，清朝封其为“遵行文义敏慧顾实汗”，并在册封文诰中明确要求他“作朕屏辅，辑乃封圻”【25】。这说明清朝是将固始汗作为一位领有封地的汗王来对待的，即承认他在西藏的政治领袖地位。尽管五世达赖在世时其手中仍握有一定的行政权力【26】，但从清朝对二人分封的区别来看，其显然是想要在西藏实行一种严格的将宗教和政治权力分开的政策。清朝实行这一政策的意图，一方面是要限制达赖喇嘛的政治权力以有利于对达赖喇嘛和蒙古的控制，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清朝对西藏实行间接控制。
这一政策在后来清朝对桑结嘉措和拉藏汗的册封上也得到了体现。1693年，桑结嘉措为稳固其地位，假借五世达赖名义（是时五世达赖已圆寂）请求清朝赐予其封号，康熙帝遂赐给桑结嘉措“掌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教弘宣佛法王”的封号【27】。“掌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教”，即掌管格鲁派事务；所以清朝虽赐给桑结嘉措“王”的封号，但是宗教事务方面的王，而不是行政方面的王。尽管当时桑结嘉措实际上已掌握西藏行政大权，但清朝对其政治权力并不予以承认，原因在于清朝是将桑结嘉措视为五世达赖的代理人，这同先前清朝对五世达赖的册封仅承认其宗教权力是相一致的。1706年，当拉藏汗杀死桑结嘉措后，清朝封拉藏汗为“翊法恭顺汗”并赐金印，从这个封号的字面意思已表明是要让拉藏汗做在政治上听命于清朝的西藏行政代理人。原因是拉藏汗是固始汗的后裔，这与清朝先前册封固始汗为西藏政治领袖是一脉相承的。
如果说在1720年以前，清朝将西藏宗教与政治权力分开的这种政策还主要体现于其对西藏政教领袖的册封上，那么，当1720年清朝取得对西藏的直接统治和治理权以后，在其对西藏作出的政治安排上，这一政策则得到了更为直接的体现和贯彻。1721年清朝在西藏组建了新的西藏地方政府，这个政府基本上由前、后藏贵族代表组成，后藏贵族有康济鼐、颇罗鼐，他们分别代表西藏西部和后藏的贵族势力；前藏贵族则有阿尔布巴、隆布鼐，他们是前藏地区大贵族的代表。政府噶伦中虽有一名僧官扎尔鼐，即唯一的格鲁派寺院集团的代表，但他在政府中的地位微不足道，其行动主要受七世达赖父亲索南达结操纵。政府的首席噶伦是康济鼐，他主要按清朝的指令行事。显然，七世达赖在这个新组建的西藏地方政府中没有什么权力，清朝的这种安排显然是在新政府的组织机构中，有意识地进一步实施政教分权原则。这一点，从1727年卫藏战争后清朝对西藏政局的处置和调整上可进一步得到证实。1727年前藏贵族阴谋杀害康济鼐，引起卫、藏间的冲突和战争，战争以最终以颇罗鼐率领的后藏军队攻入拉萨、控制局面及清军的入藏而告结束。清朝在对这一事件的善后处理和调整措施中，除让颇罗鼐总理全藏政务和惩处阿尔布巴及党羽外，还有一个令人瞩目的举动，这就是将七世达赖由拉萨转移到理塘惠远寺驻锡。采取这项行动是因为七世达赖的父亲索南达结卷入了杀害康济鼐事件，这在一直努力将达赖喇嘛的权力限制于宗教范围的清朝看来显然是一个危险倾向。所以在将七世达赖由拉萨转移后，雍正帝随即命索南达结赴京并斥责其干预政务【28】。在索南达结向清朝作出今后不再干预政务的保证后，清朝遂封其为辅国公以示对达赖喇嘛的安抚。1735年，七世达赖受命自理塘返回拉萨后，清朝对七世达赖与其父索南达结的交往进行了严格限制。索南达结奉清朝之命常住桑耶寺，每年只允许他到拉萨一次，看视达赖喇嘛一个月，以防其干预政务。对这一情况，当时身在拉萨的意大利传教士贝纳神父作了如下记载：“达赖喇嘛虽已回复到以前在拉萨的状况，但他受到严格的限制，他只能从事宗教活动。只允许他父亲每年来拉萨一趟，并只能住在离拉萨三日远的村庄里。”【29】由此举措可见，清朝显然是强烈和有意识地要排除达赖喇嘛在西藏政治事务中的影响，将其权力和活动严格限制于宗教事务方面。
但是，清朝这种竭力将西藏政、教权力相分离的政策并未一直延续下去。自1751年起清朝在治藏政策上有一个重大改变，这就是一返过去将政、教权力系统严格分离的做法，而正式授权七世达赖喇嘛掌握西藏地方政权，即将西藏地方政、教两方面的权力均授予了七世达赖喇嘛。促成清朝在治藏政策上作出这一重大改变的直接原因，应是发生于1750年的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事件。卫藏战争后，颇罗鼐独揽行政大权达20年，这导致了世俗贵族权力的极度膨胀和发展，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世俗贵族势力同以达赖喇嘛为首的宗教寺院集团的矛盾。在颇罗鼐执政后期，他与达赖喇嘛之间的矛盾已日渐酝酿。1747年颇罗鼐病逝，其子珠尔默特那木扎勒继承其权位后，更是公开与达赖喇嘛为敌，并拼命扫除异己，企图在西藏实现彻底的世俗权力独裁统治，造成西藏政局动荡。珠尔默特那木扎勒由反对达赖喇嘛进而发展到反对清朝，并企图勾结准噶尔部发动叛乱。在此情形下，驻藏大臣率先处决了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达赖喇嘛也在清朝的支持迅速平定其叛党并控制了局势。这一事件带来了两个重要结果：一、平定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及其党羽后，达赖喇嘛在西藏已是众望所归，并充分得到清朝的倚重、信任和支持；二、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事件使清朝最终认识到贵族政治的弊端，认识到世俗贵族权力的极度发展终将导致世俗权力独裁倾向并必将同达赖喇嘛的宗教权力产生排斥和冲突，从而给西藏社会带来动荡和混乱【30】。这既不利于西藏社会的稳定，也不利于清朝对西藏的统治。故清朝最终在西藏实施了政教合一政策。
显然，与政教分离相比，政教合一的做法更为符合于西藏的社会特点，因而清朝这一举措在西藏受到普遍欢迎和拥护。四噶伦之一策仁旺杰在《噶伦传》中写道：“诸位官员（指策楞等清朝官员）为西藏人民特地来到西藏，废除所有的罪恶制度（指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时的制度），据实情发扬良好矩制，宣布公告，发布命令，恩情大无比。”【31】格鲁派大喇嘛阿旺却丹也对七世达赖言道：“当今，大皇帝发心极佳，……今后喇嘛之事业必定发达，佛教兴旺，一切众生守法享乐。在此良辰，我死足矣。”【32】
清朝摒除贵族政治而建立以达赖喇嘛为首的政教合一政权体制，无疑标志着清朝对西藏社会特点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也标志着清朝对西藏的治理朝着更有效、更切实际的方向发展并臻于成熟。在此后的一个半世纪中，西藏社会不但未再出现像卫藏战争那种来自内部的社会动荡，同时清朝与西藏的关系也基本上未再发生像1750年那样的波折。由此不难看出，1751年清朝对西藏政体的重大调整，无论对西藏社会或西藏与清朝的关系均产生了积极效果，并使西藏政治走上了一种较为正常的稳定发展的轨道。
四、结语
从上述清朝前期治藏的三个特点我们可以看到，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清朝治理西藏的政策是有所区别和变化的。这种变化往往因时、因势而定，并无定式。但大体说来，其发展和演变的脉络可归纳为以下三点：
第一，清朝前期治藏绝不是孤立和单一进行的，而是始终从蒙藏这一大格局出发，采取治藏与治蒙紧密结合的做法，并且其政策经历了一个由蒙藏兼治到蒙藏隔离的发展变化过程。在清入关前后，鉴于蒙藏紧密结合的政治局面，也鉴于清与蒙古在政治、军事上结成的同盟关系，清朝采取了以针对蒙古为目标的治藏政策，即通过与西藏和达赖喇嘛建立直接政治隶属关系来笼络和收服蒙古，这可以说是以藏制蒙政策；与此同时，清朝也利用同西藏的政治关系及以此在收服蒙古方面取得的成功和优势来不断扩大和加强在西藏的政治权力，这种以收服蒙古来加强对西藏政治权力的政策，对当时尚处于蒙古势力控制下的西藏来说显然是非常有效和必要的。所以，清朝一方面是以藏制蒙，另一方面又以蒙治藏，二者相互促进，同步发展，从而使清朝对西藏的权力在这一良性循环中呈不断递增和强化趋势，这是清朝前期治藏取得成功的根本所在。但是一当清朝取得对西藏的直接控制权以后，却改变做法，而采取了对蒙藏实施政治隔离和蒙藏分治政策。应当说这一政策在当时对防止蒙藏再度政治联合、稳定边疆政局确有积极的作用。
第二，在对西藏由间接治理向直接治理过度过程中，清朝充分利用了西藏内部蒙藏首领之间的矛盾从而掌握了治藏主动权。在此过程中，清朝一方面是利用西藏内部蒙藏首领之间的矛盾来直接扩大其在藏权力，但另一方面，对蒙藏首领尤其是拉藏汗与桑结嘉措及同格鲁派集团之间的矛盾，清朝并未简单地支持某一方而排斥另一方，而是大体采取调解和维持平衡的做法，如既对拉藏汗拥立的达赖喇嘛进行册封，也对格鲁派上层选立的达赖喇嘛下令予以保护，这样清朝的权威始终得到了矛盾双方的一致认同和拥戴，使清朝牢牢掌握了治藏主动权。这是清朝顺利对西藏实现由间接治理向直接治理转换一个关键。
第三，从清朝对西藏由政教分离到实施政教合一这一政策的变化，可以看到清朝的治藏政策是具有灵活性的，既不墨守成规，也不以单纯以主观为依据。尽管这一政策变化反映了清朝对西藏政体及其社会特点有一个曲折的认识过程，但也说明清朝的治藏政策是伴随着这一认识过程的深化而不断进行调整和变化的。这种因势、因时而不断调整所表现的政策上的灵活性，也可以说是清朝前期在治藏方面颇具活力并不断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注释：
【1】此碑现存北京雍和宫，用满、汉、蒙藏四种文字书写。 此处引自张羽新著《清政府与喇嘛教（附：清代喇嘛教碑刻录）》， 第340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清朝前期对蒙古贵族的优待远高于其它民族的上层贵族， 他们可以充任朝廷要职，也可执掌兵权。清前期汉族不能与皇室通婚，而蒙古贵族却享有这一特权。
【3】如清太祖努尔哈赤娶有两位蒙古格格； 清太宗皇太极的后妃中有六位来自蒙古，并有九个外蕃蒙古女婿；清顺治帝的后妃中也有许多是蒙古女子；康熙之女中也有七人嫁与蒙古亲王和郡王，故当时人称清帝室与蒙古王公有“甥舅之谊”。
【4】【5】【6】【7】【8】【9】《清实录》太宗卷49， 世祖卷3，世祖卷38，世祖卷55，世祖卷56，世祖卷63。
【10】【11】《清实录》世祖卷68。
【12】【13】【14】【15】《清实录》世祖卷71，世祖卷74，太宗卷39，世祖卷2。
【16】《清史稿》卷522，《蕃部五》。
【17】【18】【19】【20】【21】【22】【23】【27】《清实录》圣祖卷175，圣祖卷180，圣祖卷182，圣祖卷227，圣祖卷236， 圣祖卷253，圣祖卷163。
【24】【25】《清实录》世祖卷74。
【26】参见王森《西藏佛教发展史略》，第188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28】《七世达赖喇嘛传》，第134页，蒲文成译， 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清实录》世宗卷82。
【29】转引自（意）伯戴克《十八世纪前期的中原和西藏》， 第205页，周秋有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30】参见拙著《西藏文明东向发展史》，第396-398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3月版。
【31】多喀尔·策仁旺杰著《噶伦传》，第36页，周秋有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32】《七世达赖喇嘛传》，第378页，蒲文成译， 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1996年03期
【原文出处】《西藏研究》(拉萨)1996年01期第43-50页
【作者简介】石硕，西南民族学院民研所副教授。
一、蒙古因素既是清朝前期治藏的出发点，也是其实施治藏的中介途径
清乾隆帝撰于1792年的《喇嘛说》一文中曾写道：“盖中外黄教，总司以此二人（指达赖喇嘛和班禅二人）。各部蒙古一心归之。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1】这段话， 可以说道出了清朝前期统治者对西藏予以特殊关注的动机和目的，也道出了当时清朝对蒙藏两大地区实施治理的基本方针和策略。那么，清朝前期统治者这种兴格鲁派（黄教）以安众蒙古的方针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形成的？它对清朝的治藏产生了什么样的作用和影响？
我们知道，就民族属性与成份而言，清政权与明政权有所不同，明政权基本上是一个汉族主体政权，而清政权却是一个以满族贵族为主并联合蒙古贵族与汉族上层而组成的政权。而且从时间上说，蒙古贵族加入清政权要早于汉族上层。远在清入关以前，蒙古贵族即已大量加入到清政权之中，成为清政权在政治、军事上的一支重要辅佐力量。而汉族上层加入清政权则主要在清入关以后。同时在清政权内部，尤其是清朝前期，满、蒙贵族关系的密切程度要远超过汉族上层。【2】从清政权在构成上的这一特点我们不难看出，满、蒙关系及对蒙古的统辖，对于清前期其自身政权的巩固与发展具有特殊意义。这成为清前期统治者处理民族关系和制定边疆政策的一个基本背景。
明代中国的基本格局可以说是明朝政权与北方蒙古势力的南、北对峙。但这一格局至明后期以来却因西北和东北两地出现的新情况而开始发生变化。一个变化是：在西北地区，自16世纪后半期以来西藏佛教新兴教派格鲁派开始向蒙古地区大规模传播和发展，并逐渐取代蒙古原有的萨满教而成为蒙古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宗教。蒙藏宗教上形成的这种特殊联系，很快导致了二者在政治上的结合。一些蒙古部落开始由北方南下，入据青海。1642年，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率大军入藏，帮助格鲁派建立起了以五世达赖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自此，宗教上五世达赖成为蒙古各部的膜拜偶像和精神领袖，而政治上西藏则处于蒙古力量的保护和控制之下。蒙藏在宗教和政治上的这种紧密结合，是明中叶以来中国边疆政治格局的一个重要变化。另一个变化是：在东北地区，由满族贵族建立的后金（即前清）其势力迅速掘起、壮大，并呈向外发展之势。但当时以满州为根据地的后金政权向外发展面临的首要威胁是与之毗邻的北方蒙古。明清之际，蒙古势力分为漠南、漠北和漠西三大系统，漠南有察哈尔、科尔沁等16部；漠北有喀尔喀3部； 漠西有准噶尔、和硕特等4部。蒙古雄居北方至新疆一线，占地辽阔，势力强大。 蒙古内部各部不相统属，彼此间伙并和争战频繁。前清统治者在向外开拓之际，对于蒙古的实力和它在当时中国政局上的特殊地位与作用予以了高度的重视和充分估价，并由此确定了一项以后对清朝前期立国具有重大影响的决策：这就是收服蒙古，联合并借助蒙古力量来进取中原。所以，清政权在入关以前，首先把收服和联合蒙古作为其根本发展战略。当时，清统治者收服和联合蒙古的手段，除了政治上的优遇、加官封爵和利用蒙古各部间内部矛盾进行分化瓦解外，还采取了两个重要政策。一是广泛与蒙古各部王公联姻，以此来加强和维系满蒙贵族的政治联盟。清初，清皇室与蒙古王公的大量联姻，成为当时清朝政治的突出特点【3】。二是大力尊崇藏传佛教以笼络和接纳蒙古人心。 这些政策获得了巨大成效。1632年，清皇太极借助与之结盟的蒙古喀尔喀、科尔沁等部力量，击败长期与清为敌的蒙古察哈尔部，赢得漠南蒙古各部的归顺，取得对长城以北广大蒙古地区的控制。但是很显然，清入关前其实力的壮大和发展，很大程度是以满蒙贵族之间的政治联盟为基础的。随着满蒙政治联盟的扩大和蒙古日益成为清政权在政治、军事上的重要辅助力量，蒙古人心的背向和满蒙政治联盟能否继续得到巩固和发展对于清政权的前途就越来越具有决定性意义。在这一背景之下，清统治者所奉行的尊崇格鲁派以笼络蒙古的政策，很自然地使其对作为格鲁派发祥地和中心的西藏给予了一种积极的、特殊的关注。
1639年，清皇太极首次派出以察汉喇嘛为首的使团前往西藏，要求西藏“掌佛法大喇嘛”派高僧到满州传播佛法【4】。
1644年，清朝入关伊始，又“遣使偕喇嘛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往迎达赖喇嘛。”【5】
1648年，“遣喇嘛席喇布格等赍书存问达赖喇嘛，并敦请之。又遗书存问班禅胡土克图讷门汗，俾劝达赖喇嘛来京”。【6】1651年4月，“遣官赍敕谕、礼物，往召达赖喇嘛。”【7】同年5月，又“遣多卜臧古西等赍谕书、礼物，往召达赖喇嘛。”【8】
1652年，又“遣理藩院侍郎沙济达喇同户、礼、兵、工四部理事官往迎汤古忒部落达赖喇嘛。”【9】
从1639-1652的9年间，清朝即前后6次派人往迎达赖喇嘛来京，其迫切程度不言而喻。关于迎请达赖喇嘛来京的目的，顺治帝在1652年下的一道诏谕中作了明确表述：“当太宗皇帝（即皇太极）时，尚有喀尔喀一隅未服，以外藩蒙古惟喇嘛之言是听，因往召达赖喇嘛。”【10】此目的在同年满汉大臣就接待五世达赖事宜展开的讨论中也有充分反映。满族大臣认为五世达赖进京，皇帝“亲往迎之”，“喀尔喀亦从之归来”。汉族大臣则认为：“遣一大臣迎接，已足见优待之意，亦可服蒙古之心。”【11】正因为清朝以五世达赖进京朝见事关蒙古之背向，故在五世达赖进京后，予以了极高的接待规格和礼遇。五世达赖离京前，大臣们还建议皇帝亲自询问达赖喇嘛关于时局的意见，认为：“傥不一加询问，使喇嘛含愠而去，则外国喀尔喀、厄鲁特必叛。”【12】可见，清朝直接与西藏建立关系并竭力促成五世达赖进京，主要是以治理蒙古为目的，是要利用西藏、尤其是达赖喇嘛对蒙古的宗教影响力来收服和笼络蒙古，这可以说是清朝前治藏的一个基本的出发点。
1653年，清朝以五世达赖进京朝觐为契机，分别对五世达赖和当时掌握西藏军政大权的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进行了正式册封【13】，并以此确立了对西藏的政治统治地位。这与当时清朝入关后所获得的强大政治地位和实力是相匹配的。但我们同时应看到，清朝能在西藏当时尚为蒙古势力控制和保护的情况下，顺利建立起与西藏的直接政治关系并非易事。这之中，一个重要的起积极作用的潜在因素仍在于清初统治者采取的联蒙政策和在收服蒙古方面的所取得的成功。1632年，清皇太极借助蒙古喀尔喀、科尔沁等部击败察哈尔部之后，使漠南蒙古各部尽归顺于清，从而成为对蒙古各部具有较大威慑力的一支新兴政治力量。这对西部蒙古各部产生了较大震慑。1635年，西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曾派人与清联系，表示听命于清【14】，这足以说明固始汗对清朝实力的重视。1639年，与格鲁派集团结盟并正欲进兵西藏、控制藏区的固始汗再次采取了一个结援清朝的重要行动，他与西藏方面联合派出一个以和硕特部喇嘛、固始汗侄孙伊拉古克三为首的使团前往清朝联系。就在该使团前往满州途中，固始汗遂率兵入藏，击败与格鲁派为敌的藏巴汗政权，建立了受其支持的以五世达赖为首的西藏地方政权，并将西藏纳入自己的控制之下。1643年9月， 固始汗又遣人向清朝奏报：“达赖喇嘛功德甚大，请延至京师，令其讽诵经文，以资福佑。”【15】可见，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无论在进兵西藏之前还是之后，均采取了主动结援清朝并促成达赖喇嘛与清朝建立关系的行动。这是因为当时漠南蒙古各部归顺于清之后，清朝已对蒙古各部形成较大威慑力，故固始汗需要利用清朝这一外援作后盾来防范其它蒙古诸部与其争夺对藏区的控制权，同时也需要借助达赖喇嘛的威望在清朝那里确立其作为西藏保护者的地位。所以，清朝在联合和收服蒙古方面取得的成功，既是固始汗主动结援清朝的原因，也是清朝在西藏尚为蒙古势力控制的前提下能成功地建立起与西藏的直接政治关系的原因。
由上可见，明末以来由于蒙藏在宗教上形成的特殊联系，同时由于前清联蒙政策导致满蒙贵族在政治、军事上结成的同盟关系，故满、蒙、藏三者之间遂发生了一种有机联系。在这一联系中，以满族贵族为主导的清政权一方面凭籍其联合和收服蒙古所获得的优势来建立与西藏的直接政治关系，另一方面又努力通过与西藏及达赖喇嘛建立直接政治关系来进一步笼络和收服蒙古各部，这种以蒙治藏、又以藏治蒙的政策彼此促成，相得益彰，使清朝一开始即牢牢掌握了治理蒙藏的主动权。同时这种蒙藏兼治政策也是清朝前期治藏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
二、由间接治理过渡到直接治理
显然，1653年五世达赖进京和同年清朝对达赖和固始汗进行的册封，为清朝对西藏进一步实施治理开辟了道路。但是我们应看到，由于当时清朝实力还尚未直接达到青海、西藏，故其对和硕特蒙古控制西藏的现实暂时予以承认，并通过固始汗对西藏实施间接的统治和治理。这种局面也是当时漠北和漠西蒙古势力强大且尚未彻底归服清朝所决定的。所以，清朝能否在治藏方面继续取得突破并最终实施直接治理，很大程度取决于其在收服漠北和漠西蒙古方面是否能获得重大进展。
不过，清朝入关和同西藏建立的直接政治关系，显然已使其对于蒙古获得了一种更加有恃无恐的优势地位。清朝也利用这一优势力，很快在收服漠西蒙古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1688年，西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率部攻击漠北喀尔喀各部，喀尔喀诸部南迁寻求清朝保护，噶尔丹遂东侵与清朝为敌。为此，清朝倾其全力，并联合和调动内外蒙古力量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围剿噶尔丹的战争。这场战争持续了近10年，康熙帝曾两次率大军亲征，战争最终以清朝的全面胜利和噶尔丹穷蹙自杀而告结束。这场战争的胜利使清朝获得了两个重大成果：
一、漠北喀尔喀蒙古各部悉归顺于清，被纳入清朝中央的统一管辖之下，而且继承准噶尔部汗位的策妄阿拉布坦也向清朝俯首称臣，并成为清朝围剿噶尔丹的同盟。这样，西蒙古中最具实力的和硕特和准噶尔两部也均与清朝保持着良好的臣属关系。所以，剿灭噶尔丹，标志着清朝已在政治、军事上取得对广大蒙古的绝对支配地位。
二、征讨噶尔丹的战争，直接导致了清朝实力向西北的发展。在乌兰布通战役后，为防止噶尔丹败后逃往青海和西藏，清朝在1693-1694年间派大军开赴西北，驻守西宁和西宁以北的大通一带【16】，以截断噶尔丹南下之路。这样，清朝军队实际上已直抵西藏大门，故为其直接在西藏行使权力创造了条件。
上述两个成果显然使清朝在实施治藏方面处于了更为有利的地位。而此时，西藏内部政局的变化也为清朝在西藏直接行使权力提供了机会。1654年固始汗病逝后，因其子孙政治能力较弱，西藏地方行政大权遂转于由五世达赖任命的第巴桑结嘉措手中。1682年五世达赖圆寂后，桑结嘉措采取匿丧方式继续执政，并在清朝征讨噶尔丹的战争中暗中支持噶尔丹，以图借助噶尔丹的力量来驱逐和硕特蒙古在西藏的势力。但在击败噶尔丹前夕，清朝终于得知五世达赖已圆寂的消息。清朝原本已对桑结嘉措支持噶尔丹不满，而五世达赖圆寂消息的传出，不但造成桑结嘉措执政地位的虚弱，也暂时削弱了西藏在宗教上对蒙古的影响和号召力。故清朝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利用其剿灭噶尔丹的巨大声威开始了直接在西藏行使权力的行动。
1696年，康熙帝派人前往西藏，赍诏书于桑结嘉措，对其匿五世达赖之丧和帮助噶尔丹的行动予以严厉斥责，要其速将五世达赖圆寂始末奏报并将支持噶尔丹的济隆活佛执送北京处置。还令其速请五世班禅主持格鲁派事务，并让五世班禅进京朝见。诏书最后称：“不然，数者或缺其一，朕必问尔诡诈欺达赖喇嘛、班禅胡土克图，助噶尔丹之罪，发云南、四川、陕西等处大兵，如破噶尔丹之例，或朕亲行讨尔，或遣诸大臣讨尔。”【17】桑结嘉措接诏后甚为恐慌，迅速对清朝要求一一作答并基本予以满足，且“奏词甚恭”，康熙帝遂以“第巴如此恳奏，事亦可行”而宽宥之【18】。
次年，康熙帝派理藩院主事保住等人进藏，任务是“宣问第巴，并将转生之小达赖喇嘛看明回奏”【19】。这是清朝首次派人入藏对新转世的达赖喇嘛进行察看和过问。
1706年，因桑结嘉措在与和硕特部汗王拉藏汗争夺权力的斗争中被杀，清朝派大臣入藏封拉藏汗为“翊法恭顺汗”，并令人送六世达赖仓央嘉措赴京【20】。
次年，因拉藏汗新立六世达赖意希嘉措遭到西藏民众和青海蒙古王公反对，清朝派大臣率青海蒙古王公之使入藏，对意希嘉措进行察看和验证【21】。
1709年，清朝以“青海众台吉等与拉藏不睦，西藏事务不便令拉藏独理”，遂派侍郎赫寿“前往西藏协同拉藏汗办理事务”。【22】这是清朝派大臣直接管理西藏事务的重要开端。
次年，清朝派大臣入藏，册封意希嘉措为六世达赖喇嘛。
1713年，为稳定西藏局势，清朝又派使臣赴藏册封五世班禅为“班禅额尔德尼”，并赐金册金印【23】。
1716年，清朝下令将拉萨三大寺喇嘛在理塘新找到的仓央嘉措的转世灵童格桑嘉措送往北京，以防拉藏汗与青海和硕特蒙古王公之间因拥立达赖喇嘛之事发生冲突，并派人入藏就格桑嘉措之真假询问五世班禅。后因青海王公一再吁请，方令暂送格桑嘉措至青海塔尔寺居住。
由上可见，在从1696年到1717年的20年间，清朝在西藏采取了一系列直接行使权力的行动。这些行动包括：以严厉措辞直接对西藏执政者桑结嘉措下达命令并基本得到执行；两次下令将达赖喇嘛送往北京（后一次因青海王公的吁请方作罢）；三次对西藏政教领袖进行册封（即对拉藏汗、五世班禅和意希嘉措进行册封）；两度派使臣入藏对新选立的达赖喇嘛进行察验和甄别；并首次派大臣以“管理西藏事务”头衔入藏，协同拉藏汗直接管理西藏事务。当时，清朝虽以拉藏汗为其在西藏的代理人，但是鉴于拉藏汗在拥立达赖喇嘛问题上与西藏格鲁派上层及青海诸蒙古王公之间发生的严重分歧，清朝一方面采取了直接在西藏行使权力的做法来稳定西藏局势，一方面也在拉藏汗与格鲁派上层及青海蒙古王公之间采取了调解和维持平衡的做法。例如清朝虽对拉藏汗所立六世达赖意希嘉措进行册封，但同时对格鲁派上层及青海蒙古王公拥立的达赖转世灵童格桑嘉措也下令送往塔尔寺予以保护。这样，清朝遂在真假达赖纷争中成为受拉藏汗与格鲁派上层及青海王公各方共同拥戴的最高仲裁权威。在这一背景下，突发的准噶尔军队入侵西藏事件，遂成为清朝最终实现对西藏直接行使统治和治理权的一个重大契机。
1717年，蒙古准噶尔部军队在拉萨三大寺上层的暗中支持下由新疆南下入藏，攻入拉萨，拉藏汗被杀。准噶尔军队随即在拉萨大肆抢劫掠夺，西藏政局大乱。清朝遂前后两次派大军入藏，在西藏僧俗民众和各地方首领的配合和支持下，最终击败和驱逐准噶尔军队。由于清朝大军入藏并直接控制了西藏局势，清朝已再无必要通过和硕特蒙古汗王来行使对西藏的统治权。所以，在驱逐准噶尔军队以后，清朝取消了和硕特蒙古对西藏的统治权，而在西藏组建了一个直接受清政府控制的由前后藏贵族组成的西藏地方噶伦政府。自此清朝建立起对西藏的直接统治。1723年，青海蒙古和硕特部首领罗卜藏丹津等人因不满于清朝取消其对西藏的统治权而发动判乱，清朝与西藏方面联合对叛乱进行了镇压。其后，清朝在青海采取了蒙藏隔离政策，实行蒙、藏分治，并对西藏与准噶尔部的政治性交往进行严加防范。这种蒙、藏隔离与蒙、藏分治政策，遂成为清朝取得对西藏直接统治权以后对西藏和蒙藏地区的一个基本政策。
由上可见，蒙古对西藏的统治权向清朝转移，亦即清朝对西藏由间接统治过渡到直接统治大约经历了70余年时间。在这一过程中，清朝一方面成功地利用收服蒙古尤其是平定噶尔丹取得的巨大政治优势来大幅度加强在西藏的权力；另一方面对于西藏格鲁派上层与和硕特蒙古汗王之间不断酝酿的矛盾，清朝既进行调和以维持其平衡，同时也充分利用二者矛盾来加强对西藏的直接管理。而当准噶尔军入侵并导致西藏方面与蒙古上层的矛盾激化和不可调和之际，清朝遂派大军入藏并最终取消了蒙古对西藏的统治权，建立起对西藏的直接统治。所以，蒙古对西藏统治权向清朝的转移，既是清朝在政治、军事上对蒙古取得绝对支配地位的必然结果，也是其巧妙地利用蒙藏矛盾来实施治藏一个成功范例。
三、由政教分离政策到实施政教合一。
在1751年以前，清朝在实施治藏问题上，可以说始终贯穿了一个主导思想，那就是实施政、教分离的政策。尽管要在西藏这样一个宗教与政治关系至为密切的社会中实行严格的政教分离有极大困难并且几乎不可能，但在主观上，清朝的这一意图和政策却表现得极为显著，并对当时的西藏政局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1653年，清朝对五世达赖和固始汗二人进行的分封有严格区别。对五世达赖，清朝封其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并在册封文诰中仅称其为“禅林山斗”，希望他“应劫现身，兴隆佛化，随机说法，利济群生”【24】。这意味着对五世达赖，清朝仅封其为西藏宗教领袖，即只承认其宗教领袖地位，而未赋予他任何政治上的权力。而对固始汗，清朝封其为“遵行文义敏慧顾实汗”，并在册封文诰中明确要求他“作朕屏辅，辑乃封圻”【25】。这说明清朝是将固始汗作为一位领有封地的汗王来对待的，即承认他在西藏的政治领袖地位。尽管五世达赖在世时其手中仍握有一定的行政权力【26】，但从清朝对二人分封的区别来看，其显然是想要在西藏实行一种严格的将宗教和政治权力分开的政策。清朝实行这一政策的意图，一方面是要限制达赖喇嘛的政治权力以有利于对达赖喇嘛和蒙古的控制，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清朝对西藏实行间接控制。
这一政策在后来清朝对桑结嘉措和拉藏汗的册封上也得到了体现。1693年，桑结嘉措为稳固其地位，假借五世达赖名义（是时五世达赖已圆寂）请求清朝赐予其封号，康熙帝遂赐给桑结嘉措“掌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教弘宣佛法王”的封号【27】。“掌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教”，即掌管格鲁派事务；所以清朝虽赐给桑结嘉措“王”的封号，但是宗教事务方面的王，而不是行政方面的王。尽管当时桑结嘉措实际上已掌握西藏行政大权，但清朝对其政治权力并不予以承认，原因在于清朝是将桑结嘉措视为五世达赖的代理人，这同先前清朝对五世达赖的册封仅承认其宗教权力是相一致的。1706年，当拉藏汗杀死桑结嘉措后，清朝封拉藏汗为“翊法恭顺汗”并赐金印，从这个封号的字面意思已表明是要让拉藏汗做在政治上听命于清朝的西藏行政代理人。原因是拉藏汗是固始汗的后裔，这与清朝先前册封固始汗为西藏政治领袖是一脉相承的。
如果说在1720年以前，清朝将西藏宗教与政治权力分开的这种政策还主要体现于其对西藏政教领袖的册封上，那么，当1720年清朝取得对西藏的直接统治和治理权以后，在其对西藏作出的政治安排上，这一政策则得到了更为直接的体现和贯彻。1721年清朝在西藏组建了新的西藏地方政府，这个政府基本上由前、后藏贵族代表组成，后藏贵族有康济鼐、颇罗鼐，他们分别代表西藏西部和后藏的贵族势力；前藏贵族则有阿尔布巴、隆布鼐，他们是前藏地区大贵族的代表。政府噶伦中虽有一名僧官扎尔鼐，即唯一的格鲁派寺院集团的代表，但他在政府中的地位微不足道，其行动主要受七世达赖父亲索南达结操纵。政府的首席噶伦是康济鼐，他主要按清朝的指令行事。显然，七世达赖在这个新组建的西藏地方政府中没有什么权力，清朝的这种安排显然是在新政府的组织机构中，有意识地进一步实施政教分权原则。这一点，从1727年卫藏战争后清朝对西藏政局的处置和调整上可进一步得到证实。1727年前藏贵族阴谋杀害康济鼐，引起卫、藏间的冲突和战争，战争以最终以颇罗鼐率领的后藏军队攻入拉萨、控制局面及清军的入藏而告结束。清朝在对这一事件的善后处理和调整措施中，除让颇罗鼐总理全藏政务和惩处阿尔布巴及党羽外，还有一个令人瞩目的举动，这就是将七世达赖由拉萨转移到理塘惠远寺驻锡。采取这项行动是因为七世达赖的父亲索南达结卷入了杀害康济鼐事件，这在一直努力将达赖喇嘛的权力限制于宗教范围的清朝看来显然是一个危险倾向。所以在将七世达赖由拉萨转移后，雍正帝随即命索南达结赴京并斥责其干预政务【28】。在索南达结向清朝作出今后不再干预政务的保证后，清朝遂封其为辅国公以示对达赖喇嘛的安抚。1735年，七世达赖受命自理塘返回拉萨后，清朝对七世达赖与其父索南达结的交往进行了严格限制。索南达结奉清朝之命常住桑耶寺，每年只允许他到拉萨一次，看视达赖喇嘛一个月，以防其干预政务。对这一情况，当时身在拉萨的意大利传教士贝纳神父作了如下记载：“达赖喇嘛虽已回复到以前在拉萨的状况，但他受到严格的限制，他只能从事宗教活动。只允许他父亲每年来拉萨一趟，并只能住在离拉萨三日远的村庄里。”【29】由此举措可见，清朝显然是强烈和有意识地要排除达赖喇嘛在西藏政治事务中的影响，将其权力和活动严格限制于宗教事务方面。
但是，清朝这种竭力将西藏政、教权力相分离的政策并未一直延续下去。自1751年起清朝在治藏政策上有一个重大改变，这就是一返过去将政、教权力系统严格分离的做法，而正式授权七世达赖喇嘛掌握西藏地方政权，即将西藏地方政、教两方面的权力均授予了七世达赖喇嘛。促成清朝在治藏政策上作出这一重大改变的直接原因，应是发生于1750年的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事件。卫藏战争后，颇罗鼐独揽行政大权达20年，这导致了世俗贵族权力的极度膨胀和发展，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世俗贵族势力同以达赖喇嘛为首的宗教寺院集团的矛盾。在颇罗鼐执政后期，他与达赖喇嘛之间的矛盾已日渐酝酿。1747年颇罗鼐病逝，其子珠尔默特那木扎勒继承其权位后，更是公开与达赖喇嘛为敌，并拼命扫除异己，企图在西藏实现彻底的世俗权力独裁统治，造成西藏政局动荡。珠尔默特那木扎勒由反对达赖喇嘛进而发展到反对清朝，并企图勾结准噶尔部发动叛乱。在此情形下，驻藏大臣率先处决了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达赖喇嘛也在清朝的支持迅速平定其叛党并控制了局势。这一事件带来了两个重要结果：一、平定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及其党羽后，达赖喇嘛在西藏已是众望所归，并充分得到清朝的倚重、信任和支持；二、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事件使清朝最终认识到贵族政治的弊端，认识到世俗贵族权力的极度发展终将导致世俗权力独裁倾向并必将同达赖喇嘛的宗教权力产生排斥和冲突，从而给西藏社会带来动荡和混乱【30】。这既不利于西藏社会的稳定，也不利于清朝对西藏的统治。故清朝最终在西藏实施了政教合一政策。
显然，与政教分离相比，政教合一的做法更为符合于西藏的社会特点，因而清朝这一举措在西藏受到普遍欢迎和拥护。四噶伦之一策仁旺杰在《噶伦传》中写道：“诸位官员（指策楞等清朝官员）为西藏人民特地来到西藏，废除所有的罪恶制度（指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时的制度），据实情发扬良好矩制，宣布公告，发布命令，恩情大无比。”【31】格鲁派大喇嘛阿旺却丹也对七世达赖言道：“当今，大皇帝发心极佳，……今后喇嘛之事业必定发达，佛教兴旺，一切众生守法享乐。在此良辰，我死足矣。”【32】
清朝摒除贵族政治而建立以达赖喇嘛为首的政教合一政权体制，无疑标志着清朝对西藏社会特点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也标志着清朝对西藏的治理朝着更有效、更切实际的方向发展并臻于成熟。在此后的一个半世纪中，西藏社会不但未再出现像卫藏战争那种来自内部的社会动荡，同时清朝与西藏的关系也基本上未再发生像1750年那样的波折。由此不难看出，1751年清朝对西藏政体的重大调整，无论对西藏社会或西藏与清朝的关系均产生了积极效果，并使西藏政治走上了一种较为正常的稳定发展的轨道。
四、结语
从上述清朝前期治藏的三个特点我们可以看到，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清朝治理西藏的政策是有所区别和变化的。这种变化往往因时、因势而定，并无定式。但大体说来，其发展和演变的脉络可归纳为以下三点：
第一，清朝前期治藏绝不是孤立和单一进行的，而是始终从蒙藏这一大格局出发，采取治藏与治蒙紧密结合的做法，并且其政策经历了一个由蒙藏兼治到蒙藏隔离的发展变化过程。在清入关前后，鉴于蒙藏紧密结合的政治局面，也鉴于清与蒙古在政治、军事上结成的同盟关系，清朝采取了以针对蒙古为目标的治藏政策，即通过与西藏和达赖喇嘛建立直接政治隶属关系来笼络和收服蒙古，这可以说是以藏制蒙政策；与此同时，清朝也利用同西藏的政治关系及以此在收服蒙古方面取得的成功和优势来不断扩大和加强在西藏的政治权力，这种以收服蒙古来加强对西藏政治权力的政策，对当时尚处于蒙古势力控制下的西藏来说显然是非常有效和必要的。所以，清朝一方面是以藏制蒙，另一方面又以蒙治藏，二者相互促进，同步发展，从而使清朝对西藏的权力在这一良性循环中呈不断递增和强化趋势，这是清朝前期治藏取得成功的根本所在。但是一当清朝取得对西藏的直接控制权以后，却改变做法，而采取了对蒙藏实施政治隔离和蒙藏分治政策。应当说这一政策在当时对防止蒙藏再度政治联合、稳定边疆政局确有积极的作用。
第二，在对西藏由间接治理向直接治理过度过程中，清朝充分利用了西藏内部蒙藏首领之间的矛盾从而掌握了治藏主动权。在此过程中，清朝一方面是利用西藏内部蒙藏首领之间的矛盾来直接扩大其在藏权力，但另一方面，对蒙藏首领尤其是拉藏汗与桑结嘉措及同格鲁派集团之间的矛盾，清朝并未简单地支持某一方而排斥另一方，而是大体采取调解和维持平衡的做法，如既对拉藏汗拥立的达赖喇嘛进行册封，也对格鲁派上层选立的达赖喇嘛下令予以保护，这样清朝的权威始终得到了矛盾双方的一致认同和拥戴，使清朝牢牢掌握了治藏主动权。这是清朝顺利对西藏实现由间接治理向直接治理转换一个关键。
第三，从清朝对西藏由政教分离到实施政教合一这一政策的变化，可以看到清朝的治藏政策是具有灵活性的，既不墨守成规，也不以单纯以主观为依据。尽管这一政策变化反映了清朝对西藏政体及其社会特点有一个曲折的认识过程，但也说明清朝的治藏政策是伴随着这一认识过程的深化而不断进行调整和变化的。这种因势、因时而不断调整所表现的政策上的灵活性，也可以说是清朝前期在治藏方面颇具活力并不断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注释：
【1】此碑现存北京雍和宫，用满、汉、蒙藏四种文字书写。 此处引自张羽新著《清政府与喇嘛教（附：清代喇嘛教碑刻录）》， 第340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清朝前期对蒙古贵族的优待远高于其它民族的上层贵族， 他们可以充任朝廷要职，也可执掌兵权。清前期汉族不能与皇室通婚，而蒙古贵族却享有这一特权。
【3】如清太祖努尔哈赤娶有两位蒙古格格； 清太宗皇太极的后妃中有六位来自蒙古，并有九个外蕃蒙古女婿；清顺治帝的后妃中也有许多是蒙古女子；康熙之女中也有七人嫁与蒙古亲王和郡王，故当时人称清帝室与蒙古王公有“甥舅之谊”。
【4】【5】【6】【7】【8】【9】《清实录》太宗卷49， 世祖卷3，世祖卷38，世祖卷55，世祖卷56，世祖卷63。
【10】【11】《清实录》世祖卷68。
【12】【13】【14】【15】《清实录》世祖卷71，世祖卷74，太宗卷39，世祖卷2。
【16】《清史稿》卷522，《蕃部五》。
【17】【18】【19】【20】【21】【22】【23】【27】《清实录》圣祖卷175，圣祖卷180，圣祖卷182，圣祖卷227，圣祖卷236， 圣祖卷253，圣祖卷163。
【24】【25】《清实录》世祖卷74。
【26】参见王森《西藏佛教发展史略》，第188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28】《七世达赖喇嘛传》，第134页，蒲文成译， 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清实录》世宗卷82。
【29】转引自（意）伯戴克《十八世纪前期的中原和西藏》， 第205页，周秋有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30】参见拙著《西藏文明东向发展史》，第396-398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3月版。
【31】多喀尔·策仁旺杰著《噶伦传》，第36页，周秋有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32】《七世达赖喇嘛传》，第378页，蒲文成译， 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