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建国四十年来清前史研究述评（上）
李治亭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1996年02期
【原文出处】《历史教学》(津)1995年12期第46-49页
【作者简介】李治亭 吉林省社科院历史所
综述
清前史是有清一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属清史的“源头”。建国40多年来，国内学术界对这段清史的研究几经变化，尤以近10余年来形成研究热潮，成就斐然，举世瞩目。现对此作一简要回顾，对继续推进清史特别是清前史研究不无益处。
一、清前史的科学界定
清代史的时间断限，有三种计算方法：一是安通常所计，以清入关之时即1644年（顺治元年）四月为起点，直至1911年（宣统三年）逊国，共为268年，其中，又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限，前段为清史，不足200年，后段为“中国近代史”，则有71年；二是，从清朝的前身后金建国之年即1616年作为开始，清史应为295年；三是，大清国号是从清太宗皇太极即皇帝位之时即1636年（崇德元年）改称的，以下称清史，则有275年。按第一种方法，实际是把清史斩头去尾。学术界一般主张，将1644年清入关前这段历史不作为清史的一部分，而附入明史之内；1840年以后，到1911年这段70余年的历史划入“中国近代史”，好像它已不是清史，却是另个范畴的历史了，真正的清史只剩下中间的一段。如此割裂历史，分解清史，其主要根据是清朝所处时代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就是清处于古代与近代的分界线，跨越了两个时代，故有清史（古代）与近代史之分。清入关前，与明朝并存，尚未君临天下，只能归入到明史，故又有入关前史与清史之别。
现今通用的三段式，即清入关前史、清史、近代史，已历有年，约定俗成，就不必强行改变它。其实无论入关前，入关后，还是近代，都是清朝的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实质而言，我们也应该这样看待清史，保持她的完整性与历史发展的连贯性。
清入前关，作为一个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有其时间断限。如何划分，学术界尚存分岐。如郑天挺主张，从1616年到1644年，共28年，为“关外期”，归入明史（见《清史简述》，中华书局，1980）。戴逸认为，1583年（明万历十一年）努尔哈赤起兵复仇，应为清入关前史的上限时间（《谈清史研究》，载《文史知识》1983.3）。这样，清入关前史就不止28年，应加上自努尔哈赤起兵至建后金时1616年，为33年，再加上28年，共61年。两说相较，戴说符合历史实际，准确地反映了清入关前史的全藐。努尔哈赤起兵复仇，亦即开始了后金国创建与满族形成的历程，如果将后金建国前33年和历史置而不取，那么，后金建国史与满族形成史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末，显然是不妥的。
清入关前还有几种叫法，如清入关前史、清前史、前清史，前些年又出来一种“先清史”。既然通常把清史纪元定为1644年入关，自然把此前的清史称为“清入关前史”，简称“清前史”。顺便指出，此说还是源于以长城为区域界标的传统观念。长城之设，原为防御北方游牧民族“内侵”，实则是把中原的农业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限隔开来，形成两大不同的经济与政治区域。至明，加筑山海关、与长城连为一体，以防东北的“夷人”（女真）与蒙古。山海关亦成内外之分的战略关口。在中国历史上，谁领有中原，谁就取得了中央的地位，而长城以外的民族只能依附或接受中原政权的统治。因此，长城对于历代王朝来说，就成了中央与地方的两种不同地位的分水岭。显然，长城已超越其军事防御的范围，而成为一道政治界限了。处在山海关，长城以外的清（后金）政权，以山海关为界限，入关前的历史，就称为“清入关前史”，即清朝前期或早期的历史，含义明确，无庸置疑。
至于“前清史”，虽与“清前史”的字颠倒一下，却易引起误解。民国初年，人们对已逊国的清朝习称“前清”，并非专指入关前。所说“先清史”之界定，从字面理解，是指先于清朝的历史，与“前”字含义不同，况且“先”与“前”字居“清”字前后位置不同，却造成两个不同的历史概念。故“先清史”之说，乃属杜撰，不被学术界所接受。
二、清前史研究的若干阶段
清史包括清前史在我国断代史研究中，起步最晚。自清逊国后迄今也不过80余年。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限，此前之研究尚不足40年，而建国后截止1995年，已有46年。所以，清史研究是最年轻的学科。
建国前，有关清前史研究，略而不论。建国40多年来尤其是近10多年来对这一阶段的清史研究值得认真总结。40多年的清前史研究，可划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1949年建国，至1965年“文革”前夕的17年。在这一时期，我国史学呈现出复兴、发展与繁荣的盛况。广大史学工作者热烈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学会应用其立场、观点和方法，全面展开史学研究，百花齐放，硕果累累。清史研究也以崭新的面貌，跻身于史学园地，与各断代史研究竞相斗妍。总的来说，当时的学术界注意力多倾注于中国古代史，诸如古史分期，历代土地制度、资本主义萌牙、农民战争等重大问题，是讨论的热点。刚建立的新中国，无疑要清算近百年西方帝国主义侵华罪行，所以，清史的后半段即近代史受到特别关注，研究成果十分丰富。
对比之下，清前史研究显得薄弱，研究人员甚少，队伍尚未形成，又被其他断代史或通史中的重大问题的讨论所吸引，尚未引起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尽管如此，毕竟这项研究业已开始，由一批满族史与清史专家带头，作了开拓性研究，将清前史研究引向新的发展道路。当代著名的满族史与清史专家王钟翰的《清史杂考》、莫东寅的《满族史论丛》，以及清史与满族史研究的先躯、著名学者郑天挺、张维华、李燕光等，对清入关前社会性质、社会形态进行了探讨，发表了一系列专论，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李光璧与赖家度的《清朝建国及天聪时期的侵明战争》（《明清史论丛》，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就后金的创立与对明战争的经过及性质，首次作了阐述。史苏苑的《吴三桂勾引满清入关事件的分析》（《新史学通讯》1951.7.）、姚定九的《略论吴三桂降清的动因》、沈星棣等的《叛徒吴三桂政治活动中的阶级根源》（《江西大学学报》1963.1）诸文相继发表，给予吴三桂以严厉地批判。这些论著，是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尝试应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对清前史的一些重大问题，做出自己的结论。今天看来，有些观点未必正确，但他们的开拓精神，首创之功，实不可没。
第二阶段，自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至1976年粉碎“四人帮”的“动乱时期”。在这10年中，中国史学遭到空前地摧残。大多研究机构均被解散，研究人员下放劳动。史学一片荒芜，清前史研究也是一片空白。间或有一些史学论著出现，多属影射史学的产物。
第三阶段，自1976年粉碎“三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至今，可称为“史学新时期”。不仅在建国40多年中是最重要的时期，而且必将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占有无与伦比的地位。
在清史研究领域，掀起了自清逊国以来未曾有过的研究热潮，在整个80年代，持续保持发展势头的“清史热”，有压倒群芳之势！从北方的京津地区，到南京，远至厦门，许多高校及研究机构各自形成清史的优势；各省社科院相继成立，各文科大学、师院大多设有清史专业，吸引了众多的学者尤其是青年投入到清史研究领域。研究队伍空前壮大。清史研究的园地、清史学者之家——《清史研究通讯》应运而生，由初创的不定期的油印内刊，发展成铅印的正式刊物，改为现今刊名的《清史研究》，发行海内外，成为世界了解中国清史研究的主要窗口！1979年，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清史室推出《清史论丛》第一辑（中华书局版），共主体内容为清入关前满族社会性质。此后，每年一期，为国内清史研究又增加一个论坛。而中国人大清史所编辑的《清史研究集》至今已刊出9集，与《清史论丛》并驾齐驱。
自1980年始，由已故郑天挺为号召，主持召开了首次国际明清史学术讨论会，开新时期清史研究之先河（10年后，即1991年在天津以冯尔康为首，主持召开了第二届明清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次年，在北戴河举行首届全国清史讨论会，迄今已开过七届，清史研究已走出国门，成为一门在国内外都有重要影响的学术活动之一。
1981年，孙文良（已故）与李治亭合著的《清太宗全传》（吉林文史社，1983）问世，是清史人物研究的第一部专著。其后。阎崇年著《努尔哈赤传》（北京人民社，1984）、滕绍箴的《努尔哈赤评传》（辽宁人民社，1986）、周远廉、赵世瑜的《多尔衮大传》（吉林文史社，1988）、李治亭的《吴三桂大传》（吉林文史社，1990）、王宏志的《洪承畴传》（红旗出版社，1992）等，都是对入关前历史人物研究的力作。这些人物传记，各从不同角度透视了清建国与满族形成及其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彩的内容。除此，诸如范文程、宁完我、代善、多尔衮、何和礼、尚可喜等一大批建国初年的重要人物，一再为研究者所关注，纷纷发表评论文章。由中国人大清史所与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清史室合作编著、有王思治等一批著名清史专家为主编的《清代人物传稿》（分别由中华书局、辽宁人民社出版），是清史人物研究之集大成。共15卷本，其中上篇从满族形成到鸦片战争前夕，共选千余人传稿，清前史人物则占十分之一左右。显然，研究人物已成为学者们共同感兴趣的课题。
各类专题研究的展开，又把清前史的研究引向深入。如，以王钟翰为通纂的《满族简史》（中华书局，1979）、滕绍箴的《满族发展史初稿》（天津古籍社，1990）、王思治的《清史论稿》（巴蜀出版社，1988）、孙文良等的《明清战争史略》（辽宁人民社，1980），各从一个或几个领域，向清前史的深处开掘。周远廉相继出版《清朝开国史研究》（辽宁人民社，1981），《清朝兴起史》（吉林文史社，1986）两部专著，阐述清朝建国始末，着重论证入关前的社会性质八旗等制度创立的过程。尤其是郑天挺的《控微集》（中华书局，1980）、王钟翰的《清史新考》（辽大出版社，1990）两书，内中大多篇章对清史的重大问题和典章制度做了极为精确地考辨，堪称清史的经典。清朝断代史之作，首推郑天挺的《清史简述》。这部不到七万字的小书，却论及清前史及一代清史的各个领域的重大问题，实际已构建了大清史的理论框架。与此同时，戴逸主编的《简明清史》（人民出版社，1980）也已问世，持论允当，多抒新见，给予清前史以重要地位。
清前的研究论文，散见全国主要是东北、京津等地区的各类社会科学刊物或高校学报，尤以《清史研究》为主要园地。论及问题之广，数量之多，是“文革”前17年所不能比拟的。举凡清入关前的八旗制度、建州女真、扈伦四部、社会形态、明清（后金）的重大战役与和谈、满族的形成、满文的创制、国名与族名考、后金与蒙古的关系，以及人物评价等等，无所不及。
在这一时期，清入关前史料的整理与出版，也创下了空前的记录。中国人大清史所编辑的《清入关前史料》（中国人大出版社），精选了明清两代官书如《实录》、私人著述与李氏朝鲜对后金（清）的记录。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清史室也编辑《清史资料》，由中华书局出版10余集，辑入了部分清前史料。著名明史专家吴晗生前辑录的大型史料集《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还有王钟翰辑录的《朝鲜李朝实录之女真史料选编》（辽大历史系印本，1979），是研究清前史的极为重要的史料。吉林师院古籍所以《先清史料》（吉林文史社，1990）为总题，辑录了《三朝辽事实录》和《山中闻见录》两部史料，合为一辑出版。最有价值的是，满文老档的翻译与出版，为清前史研究开拓了道路。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为主要阵地，集中了一批满文学者，翻译和摘编了部分入关前的满文档案《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选编》（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等。在东北，有辽大历史系翻译并印行了太祖、太宗两朝的满文老档及朝鲜人的部分著作（如《沈阳状启》、《燃黎室日记》等）计10余种。著名满文学者吴嘉禄与佟永功先后合译并出版了《天聪九年档》（天津古籍社，1987）；另一著名满文专家刘厚生也从事满文翻译与研究，以他多年的实践，撰成《旧满洲档研究》（吉林文史社，1994），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有关清前史研究的工具书也适应其需要而相继问世，有刘厚生编定的《简明满汉辞典》（河大出版社，1988）、商鸿逵等编著的《清史满语辞典》（上海古籍社，1990）、孙文良与李治亭主编的《满族大辞典》（辽大出版社，1990）等，为清前史研究必备的工具书。我们在这方面所取得的进展，较之日本毫不逊色。
进入90年代以后，清前史研究较之80年代热潮，渐趋回落。所以近五年及稍后，应是这一阶段的后半段。虽说不如前期那么热烈，仍然产生出不少重大成果。王钟翰再推出《清史续考》（台湾华世出版社，1994），王戎生主持的多卷本《清代全史》（辽宁人民社，1991），孙文良的《满族的崛起与明清兴亡》（辽大出版社，1993）与《1644年中国大动荡》（辽宁人民社，1994）等，堪称是近五年来具有开拓性的代表作。据《清史研究》（1995.2）“1994年清史论文索文（上编）”部分统计，发表在全国各报刊上的有关清前史论文，约计60余篇。可见，清前史研究仍保持一定的势头。
清前史研究在近20年中，以极其丰富的成果，展现出了它的辉煌。同时，也培育和造就了一批清前史学者，其中一些学者已享誉海内外。这也是新时期清史研究所取得的一个重大成就。（待续）^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1996年02期
【原文出处】《历史教学》(津)1995年12期第46-49页
【作者简介】李治亭 吉林省社科院历史所
清前史是有清一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属清史的“源头”。建国40多年来，国内学术界对这段清史的研究几经变化，尤以近10余年来形成研究热潮，成就斐然，举世瞩目。现对此作一简要回顾，对继续推进清史特别是清前史研究不无益处。
一、清前史的科学界定
清代史的时间断限，有三种计算方法：一是安通常所计，以清入关之时即1644年（顺治元年）四月为起点，直至1911年（宣统三年）逊国，共为268年，其中，又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限，前段为清史，不足200年，后段为“中国近代史”，则有71年；二是，从清朝的前身后金建国之年即1616年作为开始，清史应为295年；三是，大清国号是从清太宗皇太极即皇帝位之时即1636年（崇德元年）改称的，以下称清史，则有275年。按第一种方法，实际是把清史斩头去尾。学术界一般主张，将1644年清入关前这段历史不作为清史的一部分，而附入明史之内；1840年以后，到1911年这段70余年的历史划入“中国近代史”，好像它已不是清史，却是另个范畴的历史了，真正的清史只剩下中间的一段。如此割裂历史，分解清史，其主要根据是清朝所处时代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就是清处于古代与近代的分界线，跨越了两个时代，故有清史（古代）与近代史之分。清入关前，与明朝并存，尚未君临天下，只能归入到明史，故又有入关前史与清史之别。
现今通用的三段式，即清入关前史、清史、近代史，已历有年，约定俗成，就不必强行改变它。其实无论入关前，入关后，还是近代，都是清朝的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实质而言，我们也应该这样看待清史，保持她的完整性与历史发展的连贯性。
清入前关，作为一个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有其时间断限。如何划分，学术界尚存分岐。如郑天挺主张，从1616年到1644年，共28年，为“关外期”，归入明史（见《清史简述》，中华书局，1980）。戴逸认为，1583年（明万历十一年）努尔哈赤起兵复仇，应为清入关前史的上限时间（《谈清史研究》，载《文史知识》1983.3）。这样，清入关前史就不止28年，应加上自努尔哈赤起兵至建后金时1616年，为33年，再加上28年，共61年。两说相较，戴说符合历史实际，准确地反映了清入关前史的全藐。努尔哈赤起兵复仇，亦即开始了后金国创建与满族形成的历程，如果将后金建国前33年和历史置而不取，那么，后金建国史与满族形成史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末，显然是不妥的。
清入关前还有几种叫法，如清入关前史、清前史、前清史，前些年又出来一种“先清史”。既然通常把清史纪元定为1644年入关，自然把此前的清史称为“清入关前史”，简称“清前史”。顺便指出，此说还是源于以长城为区域界标的传统观念。长城之设，原为防御北方游牧民族“内侵”，实则是把中原的农业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限隔开来，形成两大不同的经济与政治区域。至明，加筑山海关、与长城连为一体，以防东北的“夷人”（女真）与蒙古。山海关亦成内外之分的战略关口。在中国历史上，谁领有中原，谁就取得了中央的地位，而长城以外的民族只能依附或接受中原政权的统治。因此，长城对于历代王朝来说，就成了中央与地方的两种不同地位的分水岭。显然，长城已超越其军事防御的范围，而成为一道政治界限了。处在山海关，长城以外的清（后金）政权，以山海关为界限，入关前的历史，就称为“清入关前史”，即清朝前期或早期的历史，含义明确，无庸置疑。
至于“前清史”，虽与“清前史”的字颠倒一下，却易引起误解。民国初年，人们对已逊国的清朝习称“前清”，并非专指入关前。所说“先清史”之界定，从字面理解，是指先于清朝的历史，与“前”字含义不同，况且“先”与“前”字居“清”字前后位置不同，却造成两个不同的历史概念。故“先清史”之说，乃属杜撰，不被学术界所接受。
二、清前史研究的若干阶段
清史包括清前史在我国断代史研究中，起步最晚。自清逊国后迄今也不过80余年。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限，此前之研究尚不足40年，而建国后截止1995年，已有46年。所以，清史研究是最年轻的学科。
建国前，有关清前史研究，略而不论。建国40多年来尤其是近10多年来对这一阶段的清史研究值得认真总结。40多年的清前史研究，可划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1949年建国，至1965年“文革”前夕的17年。在这一时期，我国史学呈现出复兴、发展与繁荣的盛况。广大史学工作者热烈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学会应用其立场、观点和方法，全面展开史学研究，百花齐放，硕果累累。清史研究也以崭新的面貌，跻身于史学园地，与各断代史研究竞相斗妍。总的来说，当时的学术界注意力多倾注于中国古代史，诸如古史分期，历代土地制度、资本主义萌牙、农民战争等重大问题，是讨论的热点。刚建立的新中国，无疑要清算近百年西方帝国主义侵华罪行，所以，清史的后半段即近代史受到特别关注，研究成果十分丰富。
对比之下，清前史研究显得薄弱，研究人员甚少，队伍尚未形成，又被其他断代史或通史中的重大问题的讨论所吸引，尚未引起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尽管如此，毕竟这项研究业已开始，由一批满族史与清史专家带头，作了开拓性研究，将清前史研究引向新的发展道路。当代著名的满族史与清史专家王钟翰的《清史杂考》、莫东寅的《满族史论丛》，以及清史与满族史研究的先躯、著名学者郑天挺、张维华、李燕光等，对清入关前社会性质、社会形态进行了探讨，发表了一系列专论，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李光璧与赖家度的《清朝建国及天聪时期的侵明战争》（《明清史论丛》，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就后金的创立与对明战争的经过及性质，首次作了阐述。史苏苑的《吴三桂勾引满清入关事件的分析》（《新史学通讯》1951.7.）、姚定九的《略论吴三桂降清的动因》、沈星棣等的《叛徒吴三桂政治活动中的阶级根源》（《江西大学学报》1963.1）诸文相继发表，给予吴三桂以严厉地批判。这些论著，是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尝试应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对清前史的一些重大问题，做出自己的结论。今天看来，有些观点未必正确，但他们的开拓精神，首创之功，实不可没。
第二阶段，自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至1976年粉碎“四人帮”的“动乱时期”。在这10年中，中国史学遭到空前地摧残。大多研究机构均被解散，研究人员下放劳动。史学一片荒芜，清前史研究也是一片空白。间或有一些史学论著出现，多属影射史学的产物。
第三阶段，自1976年粉碎“三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至今，可称为“史学新时期”。不仅在建国40多年中是最重要的时期，而且必将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占有无与伦比的地位。
在清史研究领域，掀起了自清逊国以来未曾有过的研究热潮，在整个80年代，持续保持发展势头的“清史热”，有压倒群芳之势！从北方的京津地区，到南京，远至厦门，许多高校及研究机构各自形成清史的优势；各省社科院相继成立，各文科大学、师院大多设有清史专业，吸引了众多的学者尤其是青年投入到清史研究领域。研究队伍空前壮大。清史研究的园地、清史学者之家——《清史研究通讯》应运而生，由初创的不定期的油印内刊，发展成铅印的正式刊物，改为现今刊名的《清史研究》，发行海内外，成为世界了解中国清史研究的主要窗口！1979年，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清史室推出《清史论丛》第一辑（中华书局版），共主体内容为清入关前满族社会性质。此后，每年一期，为国内清史研究又增加一个论坛。而中国人大清史所编辑的《清史研究集》至今已刊出9集，与《清史论丛》并驾齐驱。
自1980年始，由已故郑天挺为号召，主持召开了首次国际明清史学术讨论会，开新时期清史研究之先河（10年后，即1991年在天津以冯尔康为首，主持召开了第二届明清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次年，在北戴河举行首届全国清史讨论会，迄今已开过七届，清史研究已走出国门，成为一门在国内外都有重要影响的学术活动之一。
1981年，孙文良（已故）与李治亭合著的《清太宗全传》（吉林文史社，1983）问世，是清史人物研究的第一部专著。其后。阎崇年著《努尔哈赤传》（北京人民社，1984）、滕绍箴的《努尔哈赤评传》（辽宁人民社，1986）、周远廉、赵世瑜的《多尔衮大传》（吉林文史社，1988）、李治亭的《吴三桂大传》（吉林文史社，1990）、王宏志的《洪承畴传》（红旗出版社，1992）等，都是对入关前历史人物研究的力作。这些人物传记，各从不同角度透视了清建国与满族形成及其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彩的内容。除此，诸如范文程、宁完我、代善、多尔衮、何和礼、尚可喜等一大批建国初年的重要人物，一再为研究者所关注，纷纷发表评论文章。由中国人大清史所与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清史室合作编著、有王思治等一批著名清史专家为主编的《清代人物传稿》（分别由中华书局、辽宁人民社出版），是清史人物研究之集大成。共15卷本，其中上篇从满族形成到鸦片战争前夕，共选千余人传稿，清前史人物则占十分之一左右。显然，研究人物已成为学者们共同感兴趣的课题。
各类专题研究的展开，又把清前史的研究引向深入。如，以王钟翰为通纂的《满族简史》（中华书局，1979）、滕绍箴的《满族发展史初稿》（天津古籍社，1990）、王思治的《清史论稿》（巴蜀出版社，1988）、孙文良等的《明清战争史略》（辽宁人民社，1980），各从一个或几个领域，向清前史的深处开掘。周远廉相继出版《清朝开国史研究》（辽宁人民社，1981），《清朝兴起史》（吉林文史社，1986）两部专著，阐述清朝建国始末，着重论证入关前的社会性质八旗等制度创立的过程。尤其是郑天挺的《控微集》（中华书局，1980）、王钟翰的《清史新考》（辽大出版社，1990）两书，内中大多篇章对清史的重大问题和典章制度做了极为精确地考辨，堪称清史的经典。清朝断代史之作，首推郑天挺的《清史简述》。这部不到七万字的小书，却论及清前史及一代清史的各个领域的重大问题，实际已构建了大清史的理论框架。与此同时，戴逸主编的《简明清史》（人民出版社，1980）也已问世，持论允当，多抒新见，给予清前史以重要地位。
清前的研究论文，散见全国主要是东北、京津等地区的各类社会科学刊物或高校学报，尤以《清史研究》为主要园地。论及问题之广，数量之多，是“文革”前17年所不能比拟的。举凡清入关前的八旗制度、建州女真、扈伦四部、社会形态、明清（后金）的重大战役与和谈、满族的形成、满文的创制、国名与族名考、后金与蒙古的关系，以及人物评价等等，无所不及。
在这一时期，清入关前史料的整理与出版，也创下了空前的记录。中国人大清史所编辑的《清入关前史料》（中国人大出版社），精选了明清两代官书如《实录》、私人著述与李氏朝鲜对后金（清）的记录。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清史室也编辑《清史资料》，由中华书局出版10余集，辑入了部分清前史料。著名明史专家吴晗生前辑录的大型史料集《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还有王钟翰辑录的《朝鲜李朝实录之女真史料选编》（辽大历史系印本，1979），是研究清前史的极为重要的史料。吉林师院古籍所以《先清史料》（吉林文史社，1990）为总题，辑录了《三朝辽事实录》和《山中闻见录》两部史料，合为一辑出版。最有价值的是，满文老档的翻译与出版，为清前史研究开拓了道路。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为主要阵地，集中了一批满文学者，翻译和摘编了部分入关前的满文档案《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选编》（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等。在东北，有辽大历史系翻译并印行了太祖、太宗两朝的满文老档及朝鲜人的部分著作（如《沈阳状启》、《燃黎室日记》等）计10余种。著名满文学者吴嘉禄与佟永功先后合译并出版了《天聪九年档》（天津古籍社，1987）；另一著名满文专家刘厚生也从事满文翻译与研究，以他多年的实践，撰成《旧满洲档研究》（吉林文史社，1994），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有关清前史研究的工具书也适应其需要而相继问世，有刘厚生编定的《简明满汉辞典》（河大出版社，1988）、商鸿逵等编著的《清史满语辞典》（上海古籍社，1990）、孙文良与李治亭主编的《满族大辞典》（辽大出版社，1990）等，为清前史研究必备的工具书。我们在这方面所取得的进展，较之日本毫不逊色。
进入90年代以后，清前史研究较之80年代热潮，渐趋回落。所以近五年及稍后，应是这一阶段的后半段。虽说不如前期那么热烈，仍然产生出不少重大成果。王钟翰再推出《清史续考》（台湾华世出版社，1994），王戎生主持的多卷本《清代全史》（辽宁人民社，1991），孙文良的《满族的崛起与明清兴亡》（辽大出版社，1993）与《1644年中国大动荡》（辽宁人民社，1994）等，堪称是近五年来具有开拓性的代表作。据《清史研究》（1995.2）“1994年清史论文索文（上编）”部分统计，发表在全国各报刊上的有关清前史论文，约计60余篇。可见，清前史研究仍保持一定的势头。
清前史研究在近20年中，以极其丰富的成果，展现出了它的辉煌。同时，也培育和造就了一批清前史学者，其中一些学者已享誉海内外。这也是新时期清史研究所取得的一个重大成就。（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