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关于明代急递铺的几个问题
林金树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1996年02期
【原文出处】《北方论丛》(哈尔滨)1995年06期第30-36页
【作者简介】林金树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内容提要 本文认为，作为中国古代邮驿组织之一的急递铺肇始于宋，元朝已普遍推广，至明代则成为与水马驿、递运所并称的邮驿三大机构之一，且居于首位，日夜不停地为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服务，在巩固封建政权中起着巨大作用。急递铺也是中国古代邮驿文化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对其中不甚明晰的问题诸如急递铺的数量、急递铺的递送手段、铺兵的负担与承充期限等问题做了较为充分的研究，还订正了过去人们长期认为明代急递铺是马递的误解，而得出了明代急递铺是步递的新结论。并指出急递铺的创立是邮驿发展史上的一个进步，它的广泛设立也有助于商业的贸易，促进沿途经济的交往、文化的融合和风俗的同化。
一
急递铺，为中国古代邮驿组织之一。它肇始于宋，迄元朝普遍推开。
宋代，邮驿组织由兵部驾部直接管理。“凡奉使之官赴阙，视其职治给马如格。官文书则量其迟速以附步马急递”[①]。邮驿组织的功用与效应，日益为全社会所关切，分工越细密。一种高速为军事目的服务的快速军邮制——急脚递，就在这时应运而生。这种急脚递，有步递，有马递，有急脚递。急脚递最快，日行四百里。递铺之间相距不一，有10里，有20里。但据说，这种快递只用于战争时期。至北宋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又有一种金字牌急递铺，如同古代羽檄一般，速度更快，每天可行五百里，专门递转皇帝下达的紧急军务。金国章宗泰和元年（1201年），设有都提控急递铺兵[②]。
元代，国家疆域广大，“东渐西被，暨于朔南，凡在属国，皆置邮传，星罗棋布，脉络通通，朝令夕至，声闻毕举”[③]。急递铺的作用极为显著。元世祖时，自燕京至开平府，复自开平府至京兆，每十里或十五里、二十里，则设一铺，于各州县所管民户及漏户内，签起铺兵[④]。至元九年（1272年），有人上疏说：诸路急递铺名，不合人情。急者急速也，国家设官署名字必须吉祥者为美，宜更定之。遂更为“通远铺”[⑤]。于是，后来又称急递铺为“通远铺”。
明太祖立国之初，为完成统一大业，复兴社会经济，在南征北战、发展生产的同时，对于邮驿事业亦看得十分要紧。治水，开山，修路，造桥，备马匹，置车船，一方面承元旧制，一方面有所创新。于洪武元年（1268年）正月二十九日，同时并“置各处水、马站及递运所、急递铺”[⑥]。后来，又分别在两京和各州县设立急递铺总铺。水、马站，洪武九年改为水马驿。水置船，陆用牛、马、车。
急递铺与水马驿、递运所，并称为明代邮驿三大机构，日夜不停地为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服务，在巩固封建政权中起着巨大作用。也是中国古代邮驿文化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可惜，《明实录》、《大明会典》等主要史籍，对于急递铺的情况缺乏完整的记录。有些问题说得比较清楚，有些则不甚明晰。例如：它的数量与递送手段、铺兵的负担与承充期限等，或是根本未予涉及，或多语焉不详。以致后人不能明其全貌，有的甚至造成误解。因此，很有必要加以勾画和研究。本文试就前述几个问题，略叙己见。不妥之处，敬希赐正。
二
急递铺的数量与分布，事关其在明代邮驿中的地位和作用。而其数量又与铺距不无关系。
有人说：“高皇帝（明太祖）混一区寓，幅员万里而遥，遐迩相联，将命之臣，奉公之役，趾日错于道而不休。自京师设会同馆外，每于边腹郡邑，村镇要会处所，设立水马驿、递运所，司递转运之役，所关军国机务最急”[⑦]。又有人说：“驿递者，国之脉络，不容壅滞者也。故在国初（明初），水马驿栉比蔓绵，恒处于有余”[⑧]。
《明史》卷七二《职官志一·兵部》言：“凡邮传，在京师曰会同馆，在外曰驿，曰递运所，皆以符验关券行之”。
以上都只提到水马驿、递运所。万历《大明会典》卷一四五《驿传一·水马驿上》、卷一四六《驿传二·水马驿下》、卷一四七《驿传三·递运所》，分别胪列了分布在全国各府州县水马驿、递运所的名称与数目。水马驿总计1032处，递运所146处。该书卷一四九《驿传五·急递铺》，却只寥寥数语，铺名、铺数，一概全无。《元史》、《永乐大典》编修于明初，二书对元代水马驿的名称与数目，记载甚为详备，唯独对元代急递铺的名目是空白。可见《明实录》与《大明会典》的做法，也是本于“明承元制”[⑨]。
汉制，每30里置一驿。唐与汉同，全国共有水、驿1639处。宋代，对驿站之间的距离做了更新，改为60里置一驿，不如汉、唐那般稠密。而其急递铺的建制，为10里，或25里，设一铺。从里距看，急递铺多于水马驿，应属无疑。
元朝建国以前，元世祖忽必烈于中统元年（1260年）下诏：“随处官司，设传递铺驿”，急递铺自是广泛建立。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进一步在元大都“设置总急递铺提领所，降九品铜印，设提领三员”，以加强对急递铺的管理。据《元史·兵志四·站赤》载：元代中书省所辖腹里各路，以及河南与江北等处、陕西、四川、云南诸路、甘肃等9个行中书省，所辖陆站、水站、牛站、狗站、马站、轿站、步站，总计为1401处。元代驿站的里距，史书（包括《永乐大典》在内）没有留下明确的文字。但由宋、明前后二代驿站的里距推测，元代驿站的里距，与宋、明当相去不远。元代急递铺的里距，一般是：“每十里或十五里、二十五里，则设一铺”[⑩]，铺兵5人。以此观之，元代急递铺的数量，亦将在水马驿之上。
明代驿递之制，基本上沿袭元代。急递铺尤其如是。从铺舍建设、内部经理、公文检验、包装、交接手续，到急递之法与对铺兵的具体要求等，几如出自同一模式。明代水马驿的里距，“陆站六十里或八十里”；水站一般比陆站长些。
急递铺的铺距。洪武元年正月规定：“急递铺，凡十里设一铺”。实际虽非如此划一，但以10里者居多，则是凿凿有据。
例如：北直隶顺天府宛平县万历时，有急递铺12处。其规制、职掌、铺兵额数、铺距、方位、邮递路线为：每铺设铺司（铺长）1名，掌送到官文书籍记件角时日而递发之。铺兵3名，轮次传送，凡46人。
自县前铺起，10里至施仁，分为二：
一自施仁10里至彰义铺，又10里至义井铺，又10里至芦沟桥铺，又10里至新店铺，通良乡；
一自施仁10里至高店铺，又40里至田家庄铺，又25里至黄垡铺，通固安县。
县北路：5里至石牌铺，又15里至双线铺，通昌平州。
县东路：18里至胡渠铺，通密云县[(12)]。
又如，浙江嘉兴府嘉兴县除分秀水、嘉善二县外，计有急递铺8处。
东塘三铺，达嘉善县；常丰铺，在县东10里；团港铺，在县东北20里；龙华铺，在县东北30里（秀水县给司工食）。
东南塘三铺，达平湖县；常丰铺（见前）；十八里铺，在县东南20里；新丰铺，在县东南40里。
南塘三铺，达海盐县；落纤铺，在县南10里；钟塘铺，在县南20里；马泾铺，在县南30里。
常丰，落纤二铺，冲要，每铺原设司兵9名，后各裁减1名。团港等5铺，偏僻，每铺原有司兵7名，后各减去1名[(13)]。
再如，广东惠州府各县急递铺数量甚多，而里距则颇为划一。
归善县，有急递铺19处：
府门铺东由县学前10里至响地；20里至冉棠；30里至莲塘，俱东里。40里至冷泉，在驯雉。50里至茶亭；60里至仙角，俱东里。70里至白花；80里至黄果；90里至平山；100里至迳心，俱内外管。110里至秀鹿；120里至笔山，在上下淮。130里至平桥；140里至白云；150里至分水；160里至梅实；170里至平政，俱内外管。
府少铺西由登云坊10里至北津；20里至清塘。
博罗县，有急递铺24处：
县东50步县东铺；10里汤泉铺，在罗溪。20里至小金；30里至迳心；40里至黄沙，俱铁治都。40里莲塘；50里清塘，俱罗溪。60里白茅；70里乌石；80里双江；90里黄塘；100里大桥；110里蓼洲，接河源界，俱长平县。
西10里万安；20里石田；30里冷水；40里槎冈；50里浮牌，俱罗仙。60里横沥；70里仙迹；80里松冈，俱仙福。90里徐衙冈；100里花园；110里官陂，俱神护。
海丰县，有急递铺30处：
县西10里佛岭；20里小液；30里垅春；40里王化；50里味田；60里茶亭；70里平安；80里梅挑；90里新迳；100里深涌；110里香抗；120里水尾；130里长垅；至归善界，接平政。
县东在城10里至赤岸；20里罗山；30里长桥；40里白沙；60里法留；70里沙塘；80里东海；90里麻海；105里廪头；120里涌口；135里砖头；150里蛟溪；165里碧沟；175里长山；185里南山；200里大陂，至惠来界。
河源县，急递铺14处：
县南50步为翔鸾；10里至石迳；20里至水东；30里至白石，接博罗蓼洲。
东10里至水京；20里至山塘；30里至和溪，在大洲都。40里至黄石；50里至白马；60里至右桑；70里至水图；80里至都罗；90里至杨柳；100里至柳城；俱蓝能都，接龙川界。
龙川县，有急递铺7处：
自县20步曰总铺。西20里曰官桥，接河源。东20里涧步；40里赤岭；60里乾坑；80里两头塘；100里通衙，接长乐。
长乐县，急递铺7处；
县门之左曰在城。西10里曰曾冈；20里曰高沙；30里曰清溪；40里曰黄沙；50里曰绿水，接龙川。
东10里接兴宁县。
兴宁县，急递铺7处：
曰县前。西曰茅塘，接长乐。南曰刀坊；曰官陂；曰大水坑；曰水口；曰小峰，接程乡。
和平县，急递铺8处：
曰总铺，在旌善亭后。曰合水；曰永丰；曰扬冈；曰梨树；曰浊溪；曰黄竹；曰石头塘，俱在县南，接龙川正北陆路。自本县东门水车头、石鼓皆山，高岭、中冈、岑冈、三角山。至赣州府龙南县界，地名阳陂，约100里；至龙南县治约200里[(14)]。
从以上3处不同时期的抽样，可以得到如下四点认识：
⒈明代各县急递铺，多以县城为中心，向四周辐射，连续周边邻县（或邻省），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快速邮递网络。
⒉铺兵额数有多寡，非尽如朝廷所立“要路十人，僻路或五人，或四人”。
⒊直至明后期和明末，各地方志对水马驿与急递铺仍明白分别记载，可证到了明代，急递铺与驿站虽然邮传道路多数互相重合，但机构、人员、管理等，并没有“合一”，还是分立两个系统，各司其职。
⒋各地急递铺的里距，均明显短于水马驿与递运所，绝大部分是10里，15里、20里、30里、40里等，只占极少数。可知急递铺之数必在水马驿与递运所之上。
据笔者统计，惠州府、潮州府、福宁州和嘉兴县二府一州一县，总计有急递铺296处，平均每县16处以上；水马驿与递运所共30处，平均每县不足2处。因材料与篇幅所限，不可能一一列举。透过这个抽样，大致可以获得一个粗略的概念，急递铺之数，大约比水马驿与递运所之和多出八九倍。
明代水马驿与递运所，合计1100余处。依此推算，急递铺当有万处左右。
三
一定的技术条件，是邮驿组织实施其任务的重要保证。
明代自京师至四方，都设有邮驿组织。在京师称会同馆[(15)]，在外叫水、马驿和递运所，以便公差人员往来，货物运载。至于公文递送，则置急递铺，“以免稽迟”。急递铺、水马驿、递运所三者，除机构设置、职责范围等各有差异外，递运技术也不一样。
水马驿、递运所，“专在递送使客，飞报军务，转运军需等物”[(16)]，日常事务繁忙，负荷最重。它们依靠的交通工具，主要是马、驴、牛、车、船。
急递铺任务单一，职专“公文递送”（主要是朝廷政令），而要求特别严格。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做到安全、快速；凡递送公文，照依古法，一昼夜通一百刻，每三刻行一铺，昼夜须行300里。但遇公文至铺，不问角数多少，须要随即递送，无分昼夜，鸣铃走递[(17)]。可见，急递铺的最大特点，就在一个“急”字，也就是“快”，“急者急速也”。“所谓铺之云者，急递公移”[(18)]。公文到铺，不论件数多少，不管白天黑夜，严寒酷暑，刮风下雨，都必须“随即递送”，不得滞留。面对如此严厉的特殊要求，急递铺采用什么技术完成任务？对此，以往一些研究者不无误解，故需再作探寻。
“古者置邮而传命，示速也”。设置邮递，传送政令，贵在迅速。所谓“照依古法”，急递铺创于宋，盛于元。宋、元两代之法，最根本的一条就是立限里程；“随到即行”。宋代有日行四百里、五百里。元代，“铺兵一昼夜行四百里”。明代，“昼夜行三百里”。为了按时到达目的地，宋代用马递、步递等多种形式。元代，没有见到用“马递”的记载。明代，究竟是用“马递”？还是步递？
根据各种事象研判，明代急递铺用的是人力转递，即“步递”。
第一，从急递铺的配备看
“古步递曰邮，马递曰驿。凡以羽檄不时，令缓亟无壅情也”[(19)]。邮与驿之差异在此。元代，驿站（站赤）均备有相应的马、牛、车、船交通工具及役户[(20)]。
明代，在这方面同样有明文规定：
凡陆站，“应用马、驴、船、车、人夫，必因地里量宜设置。如冲要处，或设马八十匹，六十匹，三十匹。其余非重要，亦系经行道路，或设马二十匹，十匹，五匹。驴亦如之。马有上、中、下三等，验民田粮出备。大率上马一匹，粮一百石；中马，八十石；下马，六十石。如一户粮数不及百石者，许众户合粮，并为一夫，视使事缓急，给上、中、下马”。
水驿，“如使客通行正路，或设船二十只，十五只，十只。其分行偏路，亦设船七只，五只。船以绘饰之。每船水夫十人，于民粮五石之上、十石之下者充之。不足者，众户合粮，并为一夫。余如马站之例”。
递运所，“置船，俱饰以红。如六百料者，每船水夫十三人；五百料者，十二人；四百料以下者十一人；三百料者，十人。皆选民粮五石以下者充之。陆递运所，如大车一辆载米十石者，夫三人，牛三头，布袋十条；小车一辆载米三石者，夫一人，牛一头。每夫一人，出牛一头，选民粮十五石者充之。如不足者，众户合粮，并为一夫”[(21)]。
尔后，于洪武二十六年又定：“凡新开地方堪设驿分、递运所，或旧设驿所相离窎远，往复不便，可以添设，差人踏勘明白，取勘彼处乡村、市镇画图帖说回报。验其里路，远近相同，应设驿所，船、车、马、驴数目具奏，移咨，工部盖造衙门，吏部铨官，礼部铸印，合用人夫行移有司照例佥点”[(22)]。
而在提到急递铺时，都是这样写的：
元代，“每铺置铺丁五人，安置十二时轮子一枚，红绰屑一座，并牌额及上司行下、诸路申上铺历二本。每遇夜，常明灯烛”[(23)]。
明代，亦如制：“每铺设十二时日晷，以验时刻。铺门置绰楔一座，常明灯烛一副，簿历二本”[(24)]。
自始至终，都见不到备有马、牛、驴、车、船之类的交通工具。
第二，从铺兵的选择标准看
元至元八年（1271年），“申命州县官，用心照刷及点视阙少铺司铺兵……随路铺兵，不许顾人领替，须要本户少壮人力正身应役”。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中书省定议：“铺兵须壮健善走，不堪之人，随即易换”[(25)]。
明代仍然坚持这个条件。
洪武元年正月规定：铺兵，“必少壮正身”[(26)]。
所谓“正身”，就是必须有户籍，没有犯罪前科，诚实可靠。无籍之徒不容混入。“少壮”，就是年青体壮，善于行走。
第三，从铺兵的装束特征看
《元史》对铺兵的装束是这样描绘的：“铺兵每各备夹板、攀铃各一副，缨枪一，软绢三尺。衣一领，回历一本。”又说：“凡铺卒皆腰革带，悬铃，持枪，挟雨衣，赍夜则持炬火，道狭则车、马者、负前者，闻铃避诸旁，夜亦以惊虎狼也。”若用马递，骑马或坐马车，似乎不必响铃“以惊虎狼”。
明代铺兵的形象，依然故旧：“各置夹板一副，铃攀一副，缨枪一把，棍一条，回历一本”，“鸣铃走递”。这副打扮模样，显然是徒步行走。
第四，从昼夜三百里的速度看
一昼夜通一百刻，每三刻行一铺。亦即四十五分钟行十里，每小时行十二点五里。因为是前、后铺交接、轮次传送，铺兵只负责本铺地面。这样的速度，对于少壮之人是绝对可以做到的，若是马递，速度应该快得多。
综上所述，明代急递铺是用步递，而非马递。那种以为明代急递铺，“从交通工具看，仍然是马递”，或“基本上还是依赖马力”云云，似与史有异。
要求急，为何不用马递，而用步递？万历三年（1575年）议准：“各衙门公文，悉照铺递之法，不得差人传送及马上飞递，以致骚扰驿传。违者，抚按访实参革”[(27)]。“铺递之法”，始于洪武元年正月建国后第25天，至200多年后的万历初年，进一步扩及到各衙门。不准“马上飞递”，除为避免“骚扰驿传”之外，尚找不到更有力的材料，故不敢妄断。然而，有一点可以肯定：不论道路宽广与狭窄，平坦与崎岖，就是高山峻岭，车、马不能通过的地方，人都能到达；也无论什么天气，狂风暴雨，冰天雪地，步递可以“全天候”艰难行进。
四
铺兵的负担与承充期限，是急递铺研究的另一个重要问题。
第一，铺兵的负担
明代急递铺纵横交错，从腹地伸延边疆，由平川接续山区，与水马驿、递运所共同覆盖在中华大地上，形成了一幅比较畅通的水、陆联络网。这幅网是用铺兵的血汗编织而成的。他们日日夜夜，风雨无阻，用自己的双腿，为封建王朝递转各种公文，传递上下信息。可以说，是当时“特种”通信兵。他们付出的多，而得到的回报少。元代，铺兵免差。明代没有寻到此类的资料。他们唯一的报酬，是勉强维持自身生存的工食钱。
工食银的数额，各地不一。有的地方，论地理险易。冲要之区，每名铺兵每年给银七两二钱；非冲要之处，每年六两[(28)]。有的地方，不分地段，一律均平：各铺司兵，每名各工食银七两二钱。徭编。但遇闰月不给工食银。
再者，居住条件困难。“铺陈置传或舍，一宿以去，遂有铺舍”。但是，有的地方虽有屋数楹，其实极弊，不可以居。有的因年久失修，竟成“败垣荒草，仅存遗址”，铺兵往往僦居旁舍。因所领工食有限，而赁价踊贵，不免星寄僻巷。每次邮件到达，呼召良久，始得给发，以致影响急递。[(29)]。
除此之外，余下的是来自顶头上司的压迫。
铺兵，不仅要耗尽体力，付出自己的青春年华。而且在精神上，时刻处于极度紧张状态，心理上承受着无比沉重的负担。
设急递铺，以达四方文书之往来，所系至重。元代铺兵就受到层层的严密监控。元英宗至治三年（1323年）令：“各处急递铺，每十铺设一邮长，于州县籍记司吏内差充，使之专督其事”[(30)]。
明代邮驿，实行中央与地方双层管理体制。中央的管理机构，为兵部车驾清吏司[(31)]。地方为省和府州县。省，由布政司与按察司分别命官监理[(32)]。府，由知府总领而稽核之[(33)]。在急递铺之内，洪武时命每铺设铺长一人，由各州县于额设司吏内选之。职在“专一巡点所辖辅分。督令各铺司兵，如法走递。亲临府州县提调官，常加检点。铺长失于整点，随即问罪。每月置立文簿，当该提调官署押写递过分文时刻、角数，以凭稽考”。为加强传送中央最高指令的能力，正统三年（1438年）奏准：各铺添设铺长一名，两京总铺添设三名，各布政司总铺添设二名，“专一赍送旨意公文，如有稽迟，依律问罪”[(34)]。
对于转递之传，也做了种种严格规定。洪武元年令：
（一）“前铺闻铃，铺司须先出铺交收，随即于封皮格眼内填写时刻，该递铺兵姓名，速令铺兵用袱及夹板裹紧，持小回历一本，急递至前铺交收，于回历上附写到铺时刻，毋致迷失停滞。若公文不即递送，因而失误事机及折动损坏者，罪如律”。
（二）“无印信文字，不许入递”[(35)]。
洪武二十五年又申明：
（一）急递铺接送公文，须辨认果是前铺铺兵，方许交领。但有诈冒，押解赴京”；
（二）“凡在外衙门有应递公文，令铺兵当官交领。其差使人员，遇有公文亦须经由所在官司辨验，方许入递”；
（三）“凡有于中途铺分投下公文，不系知识者，许本铺司兵拿解赴京”；
（四）“凡有司官吏、铺长、司兵，有公文不行明白辨验，轻易接递，致令别生事端者治罪”；
（五）“其各衙门，但有人递公文，须要坚厚好纸封裹转递各铺，明白附历于上开写并无破损，并不曾拆动原封。但有磨擦破坏，及拆动原封者，就将来文封皮上写记原递铺兵姓名递发，及将递来铺兵拘捉解官，有司即为追究”。
正统七年议准：各铺递送簿历，该管官司每月一次巡视刷勘，有将公文毁坏、增改、沉匿者，问拟明白，发口外充军。
总而言之，铺兵必须随时待命；处处小心谨慎，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护好公文，做到绝对安全，万无一失，原封不动，不得有丝毫破损。否则，就会大难临头。
第二，铺兵承充的期限
充当铺兵是一种苦役，其主体是下等民户。
宋代，以军士为驿递夫，铺兵也由士兵轮充。从元代开始，改为征发民夫。这些民夫，起初来自各州县所管民户及漏籍户，内中多系贫民。尔后，又有些富户充人其中。至元二十年（1283年），留守司官言：“初立急递铺时，取不能当差贫户，除其差发充铺兵。又不敷者，于漏籍户内贴补。今富人规避差发承元铺兵。乞择其富者，令充站户，站户之贫者，却充铺兵”[(36)]。
明代铺兵的征发，与元代比较，相同的是仍然坚持就近佥派。不同的是，概令有田之家承充：“于附近民有丁力，田粮一石五斗之上、二石之下者充之”。明太祖最初定天下官、民田赋时，“凡官田亩税五升三合五勺，民田减二升”。按民田亩税三升三合五勺计算，纳税粮一石五斗之上至二石之下者，大约有田五十至六十亩。由于各地亩有大小，租额有高低，土地有肥瘠，人均占有耕地面积更大小不一样，因而对有田五六十亩的人户，很难界定是哪个阶层的农户，但总算是有田之家，而非无田之民。需要指出的是，明代铺兵非清一色农户。除民户外，还有些军士：弘治十三年（1500年）奏准，“各铺司兵，若有无籍之徒不容正身应当用强包揽多取工钱，致将公文稽迟沉匿等项问罪，旗军发边卫、民并军工人等发附近，俱充军。其提调官、该吏铺长，各治以罪”[(37)]。明中叶以后，随着赋税日增，徭役日重，土地兼并之风盛行，豪强势要大量转嫁赋役，小土地占有者，乃至中产之人，多沦落破产。铺兵的签起，也因而不可能都是有田之家，破产农民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所以，到了明末裁革驿卒、铺兵时，大批仰赖邮驿维生者突然“无所得食，皆从贼”[(38)]，纷纷投入农民起义军。这种局面的形成，绝非偶然。一方面，是由于他们顿失衣食，成为无业之民。另一方面，又与他们所处的年龄段有关。因为铺兵都是青壮年，遇事颇为敏感，视野比较开阔，思想少有顾虑，感情丰富奔放，勇于发难，敢于冲锋。
铺兵年龄与身体条件的特殊要求，决定了其承充期限的特殊性。明代户口制度的核心，是人户以籍为断，分为军、民、匠三等。军、匠之役皆为永充。编制“赋役黄册”以后，里甲之役10年一轮换。男子年16曰成丁，成丁而役，60而免。对铺兵的佥派，洪武时已立下两条法令：第一，“须要少壮”。第二，不能缺额。若“铺兵数少及老弱之人在铺当役者”，有司提调官必须随时“佥点补替”。这说明：铺兵不是永充，也不是10年一轮换或者必年至60而免。凡“老”、“弱”者，要随时替换。为了适应“步递”与“急递”的双重需要，不仅要年青，而且要身强力壮。所以，也就不可能有固定的期限。凡是年龄超过青壮年，或者身患疾病者，皆在立即淘汰之列。
就邮驿组织的发展而言，急递铺的创立是一个进步。它表明邮驿形式趋于多样性，加快了政令传送。又当时商路与邮路，多为复合。急递铺的广为置立，也必然有助于商业贸易，促进沿途地区经济的交通，文化的融合，风俗的同化。而从铺兵历史命运考察，这种官营机构的存在与运转，完全是依靠残酷劳役剥削的结果。
注释：
①《宋史》卷一三六《职官志三·兵部》。
②《金史·章宗纪四》
③《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六《站赤一》
④⑤ (23) (25) (30) (36) 《元史》卷一○一《兵志四·急递铺兵》。
⑥《明太祖实录》卷二九，另《明史》卷七五《职官志四·递运所》云：“递运所。大使一人，副史一人，掌运递粮物。洪武九年始置。先是，在外多以卫所戌守军士传送军囚，太祖以其有妨练习守御，乃命兵部增置各处递运所；以便递送。设大使、副使各一人，验夫多寡，设百夫长以领之。后汰副使，革百夫长”。
⑦张萱：《西园闻见录》卷七二。
⑧王夫之：《恶梦·驿递》，引自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下册）第216—217页。
⑨郑晓：《皇明地理述》上卷云：“洪武二十七年《寰宇通衡》书成，书分为八目：东距辽东都司，又自辽东北至……又西北至陕西、甘肃，为驿九百四十。浙江、福建、江西、广东之道各一，河南、陕西、山东、山西、北平、湖广、广西、云南之道各二，四川之道三，为驿七百六十六。凡天下道理（里）纵一万九百里，横一万一千七百五十里。四夷之驿不焉”。
⑩《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二○《站赤五》谓：元时，“通州至临清水驿，近者二百里，远则三百里。过会通河以至扬州，不过七八十里”。急递铺的里距，崇祯《嘉兴县志》卷三《邮置》曰：“元嘉兴县有急递铺一十七处”。其中，东塘6处，铺距9里者5处，12里1处；西塘5铺，南塘3铺，北塘3铺，俱为10里。
(11) 《明太祖实录》卷二九，有些名虽为四五十里，实则“竟日方到”。也有在百里以上的。
(12) (18) (19) (29) 沈榜：《宛署杂记》卷五《铺舍》。
(13) 崇祯：《嘉兴县志》卷三《邮置》。
(14) 嘉靖：《惠州府志》卷六《公署志·铺舍附》。
(15) 公同馆，并非纯属邮驿机构。容另文论述。
(16) (21) (24) (26) (35) 《明太祖实录》卷二九。
(17) 万历《大明会典》卷一四九《驿传五·急递铺》；《明太祖实录》卷二九。
(20) 《元史》卷一○一《兵志四·站赤》曰：“凡站，陆则以马，以牛 ，或以驴，或以车，而水则以舟”。如中书省所辖腹里各路站赤，总计198处。陆站175处，马12298匹，车1069辆，牛1908轿站35处，轿148乘，步站11处，递运夫3032户。
(22) 万历《大明会典》卷一四五。
(27) (34) (37) 万历《大明会典》卷一四九《驿传五·急递铺》。
(28) 崇祯《嘉兴县志》卷三《邮置》。
(31) 《明史》卷七二《职官志一》。
(32) (33) 《明史》卷七五《职官志四》。
(38) 《明史》卷二四○《韩矿传》。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1996年02期
【原文出处】《北方论丛》(哈尔滨)1995年06期第30-36页
【作者简介】林金树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一
急递铺，为中国古代邮驿组织之一。它肇始于宋，迄元朝普遍推开。
宋代，邮驿组织由兵部驾部直接管理。“凡奉使之官赴阙，视其职治给马如格。官文书则量其迟速以附步马急递”[①]。邮驿组织的功用与效应，日益为全社会所关切，分工越细密。一种高速为军事目的服务的快速军邮制——急脚递，就在这时应运而生。这种急脚递，有步递，有马递，有急脚递。急脚递最快，日行四百里。递铺之间相距不一，有10里，有20里。但据说，这种快递只用于战争时期。至北宋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又有一种金字牌急递铺，如同古代羽檄一般，速度更快，每天可行五百里，专门递转皇帝下达的紧急军务。金国章宗泰和元年（1201年），设有都提控急递铺兵[②]。
元代，国家疆域广大，“东渐西被，暨于朔南，凡在属国，皆置邮传，星罗棋布，脉络通通，朝令夕至，声闻毕举”[③]。急递铺的作用极为显著。元世祖时，自燕京至开平府，复自开平府至京兆，每十里或十五里、二十里，则设一铺，于各州县所管民户及漏户内，签起铺兵[④]。至元九年（1272年），有人上疏说：诸路急递铺名，不合人情。急者急速也，国家设官署名字必须吉祥者为美，宜更定之。遂更为“通远铺”[⑤]。于是，后来又称急递铺为“通远铺”。
明太祖立国之初，为完成统一大业，复兴社会经济，在南征北战、发展生产的同时，对于邮驿事业亦看得十分要紧。治水，开山，修路，造桥，备马匹，置车船，一方面承元旧制，一方面有所创新。于洪武元年（1268年）正月二十九日，同时并“置各处水、马站及递运所、急递铺”[⑥]。后来，又分别在两京和各州县设立急递铺总铺。水、马站，洪武九年改为水马驿。水置船，陆用牛、马、车。
急递铺与水马驿、递运所，并称为明代邮驿三大机构，日夜不停地为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服务，在巩固封建政权中起着巨大作用。也是中国古代邮驿文化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可惜，《明实录》、《大明会典》等主要史籍，对于急递铺的情况缺乏完整的记录。有些问题说得比较清楚，有些则不甚明晰。例如：它的数量与递送手段、铺兵的负担与承充期限等，或是根本未予涉及，或多语焉不详。以致后人不能明其全貌，有的甚至造成误解。因此，很有必要加以勾画和研究。本文试就前述几个问题，略叙己见。不妥之处，敬希赐正。
二
急递铺的数量与分布，事关其在明代邮驿中的地位和作用。而其数量又与铺距不无关系。
有人说：“高皇帝（明太祖）混一区寓，幅员万里而遥，遐迩相联，将命之臣，奉公之役，趾日错于道而不休。自京师设会同馆外，每于边腹郡邑，村镇要会处所，设立水马驿、递运所，司递转运之役，所关军国机务最急”[⑦]。又有人说：“驿递者，国之脉络，不容壅滞者也。故在国初（明初），水马驿栉比蔓绵，恒处于有余”[⑧]。
《明史》卷七二《职官志一·兵部》言：“凡邮传，在京师曰会同馆，在外曰驿，曰递运所，皆以符验关券行之”。
以上都只提到水马驿、递运所。万历《大明会典》卷一四五《驿传一·水马驿上》、卷一四六《驿传二·水马驿下》、卷一四七《驿传三·递运所》，分别胪列了分布在全国各府州县水马驿、递运所的名称与数目。水马驿总计1032处，递运所146处。该书卷一四九《驿传五·急递铺》，却只寥寥数语，铺名、铺数，一概全无。《元史》、《永乐大典》编修于明初，二书对元代水马驿的名称与数目，记载甚为详备，唯独对元代急递铺的名目是空白。可见《明实录》与《大明会典》的做法，也是本于“明承元制”[⑨]。
汉制，每30里置一驿。唐与汉同，全国共有水、驿1639处。宋代，对驿站之间的距离做了更新，改为60里置一驿，不如汉、唐那般稠密。而其急递铺的建制，为10里，或25里，设一铺。从里距看，急递铺多于水马驿，应属无疑。
元朝建国以前，元世祖忽必烈于中统元年（1260年）下诏：“随处官司，设传递铺驿”，急递铺自是广泛建立。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进一步在元大都“设置总急递铺提领所，降九品铜印，设提领三员”，以加强对急递铺的管理。据《元史·兵志四·站赤》载：元代中书省所辖腹里各路，以及河南与江北等处、陕西、四川、云南诸路、甘肃等9个行中书省，所辖陆站、水站、牛站、狗站、马站、轿站、步站，总计为1401处。元代驿站的里距，史书（包括《永乐大典》在内）没有留下明确的文字。但由宋、明前后二代驿站的里距推测，元代驿站的里距，与宋、明当相去不远。元代急递铺的里距，一般是：“每十里或十五里、二十五里，则设一铺”[⑩]，铺兵5人。以此观之，元代急递铺的数量，亦将在水马驿之上。
明代驿递之制，基本上沿袭元代。急递铺尤其如是。从铺舍建设、内部经理、公文检验、包装、交接手续，到急递之法与对铺兵的具体要求等，几如出自同一模式。明代水马驿的里距，“陆站六十里或八十里”；水站一般比陆站长些。
急递铺的铺距。洪武元年正月规定：“急递铺，凡十里设一铺”。实际虽非如此划一，但以10里者居多，则是凿凿有据。
例如：北直隶顺天府宛平县万历时，有急递铺12处。其规制、职掌、铺兵额数、铺距、方位、邮递路线为：每铺设铺司（铺长）1名，掌送到官文书籍记件角时日而递发之。铺兵3名，轮次传送，凡46人。
自县前铺起，10里至施仁，分为二：
一自施仁10里至彰义铺，又10里至义井铺，又10里至芦沟桥铺，又10里至新店铺，通良乡；
一自施仁10里至高店铺，又40里至田家庄铺，又25里至黄垡铺，通固安县。
县北路：5里至石牌铺，又15里至双线铺，通昌平州。
县东路：18里至胡渠铺，通密云县[(12)]。
又如，浙江嘉兴府嘉兴县除分秀水、嘉善二县外，计有急递铺8处。
东塘三铺，达嘉善县；常丰铺，在县东10里；团港铺，在县东北20里；龙华铺，在县东北30里（秀水县给司工食）。
东南塘三铺，达平湖县；常丰铺（见前）；十八里铺，在县东南20里；新丰铺，在县东南40里。
南塘三铺，达海盐县；落纤铺，在县南10里；钟塘铺，在县南20里；马泾铺，在县南30里。
常丰，落纤二铺，冲要，每铺原设司兵9名，后各裁减1名。团港等5铺，偏僻，每铺原有司兵7名，后各减去1名[(13)]。
再如，广东惠州府各县急递铺数量甚多，而里距则颇为划一。
归善县，有急递铺19处：
府门铺东由县学前10里至响地；20里至冉棠；30里至莲塘，俱东里。40里至冷泉，在驯雉。50里至茶亭；60里至仙角，俱东里。70里至白花；80里至黄果；90里至平山；100里至迳心，俱内外管。110里至秀鹿；120里至笔山，在上下淮。130里至平桥；140里至白云；150里至分水；160里至梅实；170里至平政，俱内外管。
府少铺西由登云坊10里至北津；20里至清塘。
博罗县，有急递铺24处：
县东50步县东铺；10里汤泉铺，在罗溪。20里至小金；30里至迳心；40里至黄沙，俱铁治都。40里莲塘；50里清塘，俱罗溪。60里白茅；70里乌石；80里双江；90里黄塘；100里大桥；110里蓼洲，接河源界，俱长平县。
西10里万安；20里石田；30里冷水；40里槎冈；50里浮牌，俱罗仙。60里横沥；70里仙迹；80里松冈，俱仙福。90里徐衙冈；100里花园；110里官陂，俱神护。
海丰县，有急递铺30处：
县西10里佛岭；20里小液；30里垅春；40里王化；50里味田；60里茶亭；70里平安；80里梅挑；90里新迳；100里深涌；110里香抗；120里水尾；130里长垅；至归善界，接平政。
县东在城10里至赤岸；20里罗山；30里长桥；40里白沙；60里法留；70里沙塘；80里东海；90里麻海；105里廪头；120里涌口；135里砖头；150里蛟溪；165里碧沟；175里长山；185里南山；200里大陂，至惠来界。
河源县，急递铺14处：
县南50步为翔鸾；10里至石迳；20里至水东；30里至白石，接博罗蓼洲。
东10里至水京；20里至山塘；30里至和溪，在大洲都。40里至黄石；50里至白马；60里至右桑；70里至水图；80里至都罗；90里至杨柳；100里至柳城；俱蓝能都，接龙川界。
龙川县，有急递铺7处：
自县20步曰总铺。西20里曰官桥，接河源。东20里涧步；40里赤岭；60里乾坑；80里两头塘；100里通衙，接长乐。
长乐县，急递铺7处；
县门之左曰在城。西10里曰曾冈；20里曰高沙；30里曰清溪；40里曰黄沙；50里曰绿水，接龙川。
东10里接兴宁县。
兴宁县，急递铺7处：
曰县前。西曰茅塘，接长乐。南曰刀坊；曰官陂；曰大水坑；曰水口；曰小峰，接程乡。
和平县，急递铺8处：
曰总铺，在旌善亭后。曰合水；曰永丰；曰扬冈；曰梨树；曰浊溪；曰黄竹；曰石头塘，俱在县南，接龙川正北陆路。自本县东门水车头、石鼓皆山，高岭、中冈、岑冈、三角山。至赣州府龙南县界，地名阳陂，约100里；至龙南县治约200里[(14)]。
从以上3处不同时期的抽样，可以得到如下四点认识：
⒈明代各县急递铺，多以县城为中心，向四周辐射，连续周边邻县（或邻省），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快速邮递网络。
⒉铺兵额数有多寡，非尽如朝廷所立“要路十人，僻路或五人，或四人”。
⒊直至明后期和明末，各地方志对水马驿与急递铺仍明白分别记载，可证到了明代，急递铺与驿站虽然邮传道路多数互相重合，但机构、人员、管理等，并没有“合一”，还是分立两个系统，各司其职。
⒋各地急递铺的里距，均明显短于水马驿与递运所，绝大部分是10里，15里、20里、30里、40里等，只占极少数。可知急递铺之数必在水马驿与递运所之上。
据笔者统计，惠州府、潮州府、福宁州和嘉兴县二府一州一县，总计有急递铺296处，平均每县16处以上；水马驿与递运所共30处，平均每县不足2处。因材料与篇幅所限，不可能一一列举。透过这个抽样，大致可以获得一个粗略的概念，急递铺之数，大约比水马驿与递运所之和多出八九倍。
明代水马驿与递运所，合计1100余处。依此推算，急递铺当有万处左右。
三
一定的技术条件，是邮驿组织实施其任务的重要保证。
明代自京师至四方，都设有邮驿组织。在京师称会同馆[(15)]，在外叫水、马驿和递运所，以便公差人员往来，货物运载。至于公文递送，则置急递铺，“以免稽迟”。急递铺、水马驿、递运所三者，除机构设置、职责范围等各有差异外，递运技术也不一样。
水马驿、递运所，“专在递送使客，飞报军务，转运军需等物”[(16)]，日常事务繁忙，负荷最重。它们依靠的交通工具，主要是马、驴、牛、车、船。
急递铺任务单一，职专“公文递送”（主要是朝廷政令），而要求特别严格。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做到安全、快速；凡递送公文，照依古法，一昼夜通一百刻，每三刻行一铺，昼夜须行300里。但遇公文至铺，不问角数多少，须要随即递送，无分昼夜，鸣铃走递[(17)]。可见，急递铺的最大特点，就在一个“急”字，也就是“快”，“急者急速也”。“所谓铺之云者，急递公移”[(18)]。公文到铺，不论件数多少，不管白天黑夜，严寒酷暑，刮风下雨，都必须“随即递送”，不得滞留。面对如此严厉的特殊要求，急递铺采用什么技术完成任务？对此，以往一些研究者不无误解，故需再作探寻。
“古者置邮而传命，示速也”。设置邮递，传送政令，贵在迅速。所谓“照依古法”，急递铺创于宋，盛于元。宋、元两代之法，最根本的一条就是立限里程；“随到即行”。宋代有日行四百里、五百里。元代，“铺兵一昼夜行四百里”。明代，“昼夜行三百里”。为了按时到达目的地，宋代用马递、步递等多种形式。元代，没有见到用“马递”的记载。明代，究竟是用“马递”？还是步递？
根据各种事象研判，明代急递铺用的是人力转递，即“步递”。
第一，从急递铺的配备看
“古步递曰邮，马递曰驿。凡以羽檄不时，令缓亟无壅情也”[(19)]。邮与驿之差异在此。元代，驿站（站赤）均备有相应的马、牛、车、船交通工具及役户[(20)]。
明代，在这方面同样有明文规定：
凡陆站，“应用马、驴、船、车、人夫，必因地里量宜设置。如冲要处，或设马八十匹，六十匹，三十匹。其余非重要，亦系经行道路，或设马二十匹，十匹，五匹。驴亦如之。马有上、中、下三等，验民田粮出备。大率上马一匹，粮一百石；中马，八十石；下马，六十石。如一户粮数不及百石者，许众户合粮，并为一夫，视使事缓急，给上、中、下马”。
水驿，“如使客通行正路，或设船二十只，十五只，十只。其分行偏路，亦设船七只，五只。船以绘饰之。每船水夫十人，于民粮五石之上、十石之下者充之。不足者，众户合粮，并为一夫。余如马站之例”。
递运所，“置船，俱饰以红。如六百料者，每船水夫十三人；五百料者，十二人；四百料以下者十一人；三百料者，十人。皆选民粮五石以下者充之。陆递运所，如大车一辆载米十石者，夫三人，牛三头，布袋十条；小车一辆载米三石者，夫一人，牛一头。每夫一人，出牛一头，选民粮十五石者充之。如不足者，众户合粮，并为一夫”[(21)]。
尔后，于洪武二十六年又定：“凡新开地方堪设驿分、递运所，或旧设驿所相离窎远，往复不便，可以添设，差人踏勘明白，取勘彼处乡村、市镇画图帖说回报。验其里路，远近相同，应设驿所，船、车、马、驴数目具奏，移咨，工部盖造衙门，吏部铨官，礼部铸印，合用人夫行移有司照例佥点”[(22)]。
而在提到急递铺时，都是这样写的：
元代，“每铺置铺丁五人，安置十二时轮子一枚，红绰屑一座，并牌额及上司行下、诸路申上铺历二本。每遇夜，常明灯烛”[(23)]。
明代，亦如制：“每铺设十二时日晷，以验时刻。铺门置绰楔一座，常明灯烛一副，簿历二本”[(24)]。
自始至终，都见不到备有马、牛、驴、车、船之类的交通工具。
第二，从铺兵的选择标准看
元至元八年（1271年），“申命州县官，用心照刷及点视阙少铺司铺兵……随路铺兵，不许顾人领替，须要本户少壮人力正身应役”。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中书省定议：“铺兵须壮健善走，不堪之人，随即易换”[(25)]。
明代仍然坚持这个条件。
洪武元年正月规定：铺兵，“必少壮正身”[(26)]。
所谓“正身”，就是必须有户籍，没有犯罪前科，诚实可靠。无籍之徒不容混入。“少壮”，就是年青体壮，善于行走。
第三，从铺兵的装束特征看
《元史》对铺兵的装束是这样描绘的：“铺兵每各备夹板、攀铃各一副，缨枪一，软绢三尺。衣一领，回历一本。”又说：“凡铺卒皆腰革带，悬铃，持枪，挟雨衣，赍夜则持炬火，道狭则车、马者、负前者，闻铃避诸旁，夜亦以惊虎狼也。”若用马递，骑马或坐马车，似乎不必响铃“以惊虎狼”。
明代铺兵的形象，依然故旧：“各置夹板一副，铃攀一副，缨枪一把，棍一条，回历一本”，“鸣铃走递”。这副打扮模样，显然是徒步行走。
第四，从昼夜三百里的速度看
一昼夜通一百刻，每三刻行一铺。亦即四十五分钟行十里，每小时行十二点五里。因为是前、后铺交接、轮次传送，铺兵只负责本铺地面。这样的速度，对于少壮之人是绝对可以做到的，若是马递，速度应该快得多。
综上所述，明代急递铺是用步递，而非马递。那种以为明代急递铺，“从交通工具看，仍然是马递”，或“基本上还是依赖马力”云云，似与史有异。
要求急，为何不用马递，而用步递？万历三年（1575年）议准：“各衙门公文，悉照铺递之法，不得差人传送及马上飞递，以致骚扰驿传。违者，抚按访实参革”[(27)]。“铺递之法”，始于洪武元年正月建国后第25天，至200多年后的万历初年，进一步扩及到各衙门。不准“马上飞递”，除为避免“骚扰驿传”之外，尚找不到更有力的材料，故不敢妄断。然而，有一点可以肯定：不论道路宽广与狭窄，平坦与崎岖，就是高山峻岭，车、马不能通过的地方，人都能到达；也无论什么天气，狂风暴雨，冰天雪地，步递可以“全天候”艰难行进。
四
铺兵的负担与承充期限，是急递铺研究的另一个重要问题。
第一，铺兵的负担
明代急递铺纵横交错，从腹地伸延边疆，由平川接续山区，与水马驿、递运所共同覆盖在中华大地上，形成了一幅比较畅通的水、陆联络网。这幅网是用铺兵的血汗编织而成的。他们日日夜夜，风雨无阻，用自己的双腿，为封建王朝递转各种公文，传递上下信息。可以说，是当时“特种”通信兵。他们付出的多，而得到的回报少。元代，铺兵免差。明代没有寻到此类的资料。他们唯一的报酬，是勉强维持自身生存的工食钱。
工食银的数额，各地不一。有的地方，论地理险易。冲要之区，每名铺兵每年给银七两二钱；非冲要之处，每年六两[(28)]。有的地方，不分地段，一律均平：各铺司兵，每名各工食银七两二钱。徭编。但遇闰月不给工食银。
再者，居住条件困难。“铺陈置传或舍，一宿以去，遂有铺舍”。但是，有的地方虽有屋数楹，其实极弊，不可以居。有的因年久失修，竟成“败垣荒草，仅存遗址”，铺兵往往僦居旁舍。因所领工食有限，而赁价踊贵，不免星寄僻巷。每次邮件到达，呼召良久，始得给发，以致影响急递。[(29)]。
除此之外，余下的是来自顶头上司的压迫。
铺兵，不仅要耗尽体力，付出自己的青春年华。而且在精神上，时刻处于极度紧张状态，心理上承受着无比沉重的负担。
设急递铺，以达四方文书之往来，所系至重。元代铺兵就受到层层的严密监控。元英宗至治三年（1323年）令：“各处急递铺，每十铺设一邮长，于州县籍记司吏内差充，使之专督其事”[(30)]。
明代邮驿，实行中央与地方双层管理体制。中央的管理机构，为兵部车驾清吏司[(31)]。地方为省和府州县。省，由布政司与按察司分别命官监理[(32)]。府，由知府总领而稽核之[(33)]。在急递铺之内，洪武时命每铺设铺长一人，由各州县于额设司吏内选之。职在“专一巡点所辖辅分。督令各铺司兵，如法走递。亲临府州县提调官，常加检点。铺长失于整点，随即问罪。每月置立文簿，当该提调官署押写递过分文时刻、角数，以凭稽考”。为加强传送中央最高指令的能力，正统三年（1438年）奏准：各铺添设铺长一名，两京总铺添设三名，各布政司总铺添设二名，“专一赍送旨意公文，如有稽迟，依律问罪”[(34)]。
对于转递之传，也做了种种严格规定。洪武元年令：
（一）“前铺闻铃，铺司须先出铺交收，随即于封皮格眼内填写时刻，该递铺兵姓名，速令铺兵用袱及夹板裹紧，持小回历一本，急递至前铺交收，于回历上附写到铺时刻，毋致迷失停滞。若公文不即递送，因而失误事机及折动损坏者，罪如律”。
（二）“无印信文字，不许入递”[(35)]。
洪武二十五年又申明：
（一）急递铺接送公文，须辨认果是前铺铺兵，方许交领。但有诈冒，押解赴京”；
（二）“凡在外衙门有应递公文，令铺兵当官交领。其差使人员，遇有公文亦须经由所在官司辨验，方许入递”；
（三）“凡有于中途铺分投下公文，不系知识者，许本铺司兵拿解赴京”；
（四）“凡有司官吏、铺长、司兵，有公文不行明白辨验，轻易接递，致令别生事端者治罪”；
（五）“其各衙门，但有人递公文，须要坚厚好纸封裹转递各铺，明白附历于上开写并无破损，并不曾拆动原封。但有磨擦破坏，及拆动原封者，就将来文封皮上写记原递铺兵姓名递发，及将递来铺兵拘捉解官，有司即为追究”。
正统七年议准：各铺递送簿历，该管官司每月一次巡视刷勘，有将公文毁坏、增改、沉匿者，问拟明白，发口外充军。
总而言之，铺兵必须随时待命；处处小心谨慎，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护好公文，做到绝对安全，万无一失，原封不动，不得有丝毫破损。否则，就会大难临头。
第二，铺兵承充的期限
充当铺兵是一种苦役，其主体是下等民户。
宋代，以军士为驿递夫，铺兵也由士兵轮充。从元代开始，改为征发民夫。这些民夫，起初来自各州县所管民户及漏籍户，内中多系贫民。尔后，又有些富户充人其中。至元二十年（1283年），留守司官言：“初立急递铺时，取不能当差贫户，除其差发充铺兵。又不敷者，于漏籍户内贴补。今富人规避差发承元铺兵。乞择其富者，令充站户，站户之贫者，却充铺兵”[(36)]。
明代铺兵的征发，与元代比较，相同的是仍然坚持就近佥派。不同的是，概令有田之家承充：“于附近民有丁力，田粮一石五斗之上、二石之下者充之”。明太祖最初定天下官、民田赋时，“凡官田亩税五升三合五勺，民田减二升”。按民田亩税三升三合五勺计算，纳税粮一石五斗之上至二石之下者，大约有田五十至六十亩。由于各地亩有大小，租额有高低，土地有肥瘠，人均占有耕地面积更大小不一样，因而对有田五六十亩的人户，很难界定是哪个阶层的农户，但总算是有田之家，而非无田之民。需要指出的是，明代铺兵非清一色农户。除民户外，还有些军士：弘治十三年（1500年）奏准，“各铺司兵，若有无籍之徒不容正身应当用强包揽多取工钱，致将公文稽迟沉匿等项问罪，旗军发边卫、民并军工人等发附近，俱充军。其提调官、该吏铺长，各治以罪”[(37)]。明中叶以后，随着赋税日增，徭役日重，土地兼并之风盛行，豪强势要大量转嫁赋役，小土地占有者，乃至中产之人，多沦落破产。铺兵的签起，也因而不可能都是有田之家，破产农民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所以，到了明末裁革驿卒、铺兵时，大批仰赖邮驿维生者突然“无所得食，皆从贼”[(38)]，纷纷投入农民起义军。这种局面的形成，绝非偶然。一方面，是由于他们顿失衣食，成为无业之民。另一方面，又与他们所处的年龄段有关。因为铺兵都是青壮年，遇事颇为敏感，视野比较开阔，思想少有顾虑，感情丰富奔放，勇于发难，敢于冲锋。
铺兵年龄与身体条件的特殊要求，决定了其承充期限的特殊性。明代户口制度的核心，是人户以籍为断，分为军、民、匠三等。军、匠之役皆为永充。编制“赋役黄册”以后，里甲之役10年一轮换。男子年16曰成丁，成丁而役，60而免。对铺兵的佥派，洪武时已立下两条法令：第一，“须要少壮”。第二，不能缺额。若“铺兵数少及老弱之人在铺当役者”，有司提调官必须随时“佥点补替”。这说明：铺兵不是永充，也不是10年一轮换或者必年至60而免。凡“老”、“弱”者，要随时替换。为了适应“步递”与“急递”的双重需要，不仅要年青，而且要身强力壮。所以，也就不可能有固定的期限。凡是年龄超过青壮年，或者身患疾病者，皆在立即淘汰之列。
就邮驿组织的发展而言，急递铺的创立是一个进步。它表明邮驿形式趋于多样性，加快了政令传送。又当时商路与邮路，多为复合。急递铺的广为置立，也必然有助于商业贸易，促进沿途地区经济的交通，文化的融合，风俗的同化。而从铺兵历史命运考察，这种官营机构的存在与运转，完全是依靠残酷劳役剥削的结果。
注释：
①《宋史》卷一三六《职官志三·兵部》。
②《金史·章宗纪四》
③《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六《站赤一》
④⑤ (23) (25) (30) (36) 《元史》卷一○一《兵志四·急递铺兵》。
⑥《明太祖实录》卷二九，另《明史》卷七五《职官志四·递运所》云：“递运所。大使一人，副史一人，掌运递粮物。洪武九年始置。先是，在外多以卫所戌守军士传送军囚，太祖以其有妨练习守御，乃命兵部增置各处递运所；以便递送。设大使、副使各一人，验夫多寡，设百夫长以领之。后汰副使，革百夫长”。
⑦张萱：《西园闻见录》卷七二。
⑧王夫之：《恶梦·驿递》，引自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下册）第216—217页。
⑨郑晓：《皇明地理述》上卷云：“洪武二十七年《寰宇通衡》书成，书分为八目：东距辽东都司，又自辽东北至……又西北至陕西、甘肃，为驿九百四十。浙江、福建、江西、广东之道各一，河南、陕西、山东、山西、北平、湖广、广西、云南之道各二，四川之道三，为驿七百六十六。凡天下道理（里）纵一万九百里，横一万一千七百五十里。四夷之驿不焉”。
⑩《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二○《站赤五》谓：元时，“通州至临清水驿，近者二百里，远则三百里。过会通河以至扬州，不过七八十里”。急递铺的里距，崇祯《嘉兴县志》卷三《邮置》曰：“元嘉兴县有急递铺一十七处”。其中，东塘6处，铺距9里者5处，12里1处；西塘5铺，南塘3铺，北塘3铺，俱为10里。
(11) 《明太祖实录》卷二九，有些名虽为四五十里，实则“竟日方到”。也有在百里以上的。
(12) (18) (19) (29) 沈榜：《宛署杂记》卷五《铺舍》。
(13) 崇祯：《嘉兴县志》卷三《邮置》。
(14) 嘉靖：《惠州府志》卷六《公署志·铺舍附》。
(15) 公同馆，并非纯属邮驿机构。容另文论述。
(16) (21) (24) (26) (35) 《明太祖实录》卷二九。
(17) 万历《大明会典》卷一四九《驿传五·急递铺》；《明太祖实录》卷二九。
(20) 《元史》卷一○一《兵志四·站赤》曰：“凡站，陆则以马，以牛 ，或以驴，或以车，而水则以舟”。如中书省所辖腹里各路站赤，总计198处。陆站175处，马12298匹，车1069辆，牛1908轿站35处，轿148乘，步站11处，递运夫3032户。
(22) 万历《大明会典》卷一四五。
(27) (34) (37) 万历《大明会典》卷一四九《驿传五·急递铺》。
(28) 崇祯《嘉兴县志》卷三《邮置》。
(31) 《明史》卷七二《职官志一》。
(32) (33) 《明史》卷七五《职官志四》。
(38) 《明史》卷二四○《韩矿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