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建国四十年来清前史研究述评（下）
李治亭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1996年02期
【原文出处】《历史教学》(津)1996年01期第53-56页
【作者简介】李治亭 吉林省社科院历史所
三、清前史研究若干重大问题
建国40多年来，就整体清史研究的成就而言，可以用数字来显示。据统计，截止到1989年，已经出版清史著作和资料（不含近代部分）约1000多种，发表的论文约12000多篇（肖黎：《中国史学四十年》，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自1989年到现在，又过去了6年，无论著作、论文、资料的发表肯定增加了很多。因为有很多成果是与研究入关后的成果混在一起的，不易分清，统计颇难。约而计之，可占清史成果的10%左右，特别是资料与满文老档的翻译占的比重要大些，约占1000多种的20%左右。
清前史是建国后新开辟的学术园地，难点多，争论大，岐见迭出。其难处首先是史料不足。后金建国前，女真文化落后，无法记“档子”；建国后，记史疏漏而简，且用满文记事，难免不准、不全；入关后，讳言他们的祖先曾隶属明朝，不惜将有关史料销毁，重新改写先世的历史，造成了一系列疑点，扑朔迷离，难见真象。还遇到理论上的困难，如，后金与明的关系，汉满矛盾渗透到各个方面，如何看待这些矛盾，又如如何认识后金的社会形态，怎样评价降后金（清）的汉官汉将，等等，都需要给予理论的回答。因此对入关前的每个重大 问题，即或一般问题，也常常是观点岐异，各持一端，很难达成共识。
以下，仅就其若干重大问题，略为推介。
（1）关于女真——满族史的研究。满族的由来与形成，是清前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没有女真（满族），就没有清朝的兴起。从某种意义上说，女真——满族史是清前史的“源头”。在后金创立前多少个世纪以来，满族的直接先世女真人——金代女真的后裔，早已散居在辽阔的东北大地。女真人怎样形成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族，学术界的一致意见是，明代建州女真为满族形成的本体。探讨这一问题的文论，呈连篇累牍之盛况。王钟翰的《明代女真人的分布》（《清史新考》）、已故薛虹的《明代初期建州女真的迁徒》、莫东寅的《明末建州女真的发展与建国》（均见《清史论文选集》，中国人大出版社，1979）、蒋秀松的《试论建州女真的集聚和组合》（白寿彝主编《清史论文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等文，分别对建州女真的生产发展水平、生产生活方式、内部组织，及南迁诸问题做了探源式的考证，论定与满族形成的渊源关系。郑天挺的《清代皇室之氏族与血系》（《探微集》），明确指出：“满州出于建州左卫，为女真支裔，即唐之靺鞨，周之肃慎，乃中结历史上宗族之一。”指斥“近世强以满族为地名，以统关外三省，更以之名国，于史无据，最为谬妄。”而今还有人把满族视为中国之外的“异族”，比起此论，不知倒退了多少年！
对满族之兴及其来源的考证，孙文良的《论满族的崛起》（《满族的崛起与明清兴亡》）最全面地论述了这一重大学术命题。此文与已往发表的见解不同之处，提出了“满族史的开端”的问题。已见的各个研究结果，或将信史与传说掺杂，或国家与民族并论，或先世与本体不分，“满族历史从何开始，还是没有明确答案。”该文认为，满族的历史“起源于明代女真的分化和重新组合”，约当17世纪之初，即明代末期。关于满族即满洲名称的来由，许多学者作过研究，颇似“哥德巴赫猜想”，提出许多说法，似是而非，无法确信。本文根据女真人以地为姓氏或部族名的传统，断论满洲本为一部族名，以共居地“蔓遮”而“演变为满洲的可能性极大”。这些见解正确与否，姑置不论，但所作的分析却开启了新思路，新的视野，亦标志着对这一问题研究的深入。
（2）关于清入关前的社会性质研究。这是讨论最热烈、争论最大的一个问题。分岐就在于，清入关前的28年中，满族社会包括在后金（清）统治下的辽东汉人地区，究竟发展到什么阶段，是属于何种性质的社会。争论的焦点则集中在后金进入了辽沈地区之前，再向前追溯到后金建国前的女真社会；是否经过奴隶制阶段。早在50年代，张维华发表《满族未统治中国前的社会形态》一文（《文史哲》，54.10），认为清入关前，满族社会没有经过奴隶制，努尔哈赤建后金时，即已由家族族长制向封建制转化，到皇太极时，已过渡到高度专制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社会。莫东寅亦主此说，认为努尔哈赤建后金时，已飞跃到封建社会，（见《满族论丛》）。李洵（已故）进而说：清入关前的社会，既不是由氏族制飞跃到封建制，也不是由奴隶制到封建制的变革，而是由前期的封建制向发达的封建制演进。（《公元15世纪到17世纪中叶建州女真社会问题性质的探讨》，《吉林师大学报》78.4）。他们都否认后金前的社会有过奴隶制时期。王钟翰连续撰写两文：《满族在努尔哈赤时代的社会经济形态》和《皇太极时代满族向封建制的过渡》（《清史杂考》），首次提出奴隶制说。他认为，后金政权建立前后50年间，约从16世纪70年代到17世纪20年代，满族社会仍属于奴隶制社会，1621年（天命六年），进入辽沈地区，以颁布“计丁授田”为标志，向封建化过渡而完成于黄太极时期。周远廉的《从“诸申”身份的变化看入关前满族的社会性质》和《关于满族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问题》（《社会科学辑刊》79年1期、4期），也主奴隶制说，不过，他认为16世纪80年代以前，满族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到1587年，已进入奴隶制社会；进入辽沈地区，始向封建制过渡。李鸿彬的《清入关前满族的社会性质》（《社会科学辑刊》79.2）提出，其奴隶制的特点是家内种族奴隶制，真正的封建化，至康熙初年才完成。郑天挺于1962年发表《清入关前满族社会性质》一文（《历史研究》6期），与王钟翰等说法相同的是，满族社会经历了原始氏族社会、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其差别在于，他认为在努尔哈赤时已进入封建社会。1979年，他又发表了《清入关前满族的社会性质续探》（《南开学报》4期，结论没有变。
这个问题的讨论，最为热烈，成果很多，分岐很大。即使看法相同，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如时代断限，也存在分岐。但有一点大体一致，这就是后金进入辽沈地区后已开始或已经是封建化。该问题还将争论下去。
（3）关于八旗制度的研究。八旗制度为满族所独创，是清朝立国的一项带有根本性的制度、具有军事、行政、经济及民族的广泛内容和职能。这已为清前史学者所认同。首先是八旗制度创立的时间。清官书载：努尔哈赤于辛丑年（1601）始建四旗，至甲寅年（1615）增设为八旗（《大清会典事例》卷1110）。学术界多持此说，如周远廉的《关于八旗制度的几个问题》（《清史论丛》第3辑）、孙文良等《清开国勋臣何和礼》（《社会科学战线》84.4）等文，给予了论证。郭成康、李鸿彬对此提出了疑问。他们在《努尔哈赤1601年建旗考辨》（《故宫博物院刊》81.4）《也谈八旗旗纛》（《社会科学辑刊》82.1）与《八旗建立的年代考异》（同刊，84.1）诸文中认为，1622年2月以后，努尔哈赤才将八旗改为四正色与四镶边旗。又说，初建四旗，是为旗纛，不具有后来八旗组织固山的含义。关于八旗成立的时间，在日本，说法更多，亦成为国际争论的问题之一。
八旗之创，先有满洲，到天聪时续建八旗蒙古、八旗汉军。王钟翰以《清初八旗蒙古考》为题（《清史杂考》），详考满蒙关系之确立及八旗创立的经过，确指其创立时间为天聪九年（1635）二月。郭成康发表《清初蒙古因山额真考》（《清史研究通讯》85.2），详考各旗主，详前人所略，多有填补空白之义。对八旗汉军的论证，当推陈佳的《八旗汉军考略》（《民族研究》81.5），就汉军成立的时间及内部编制，所处地位，给予了详细考辨。全面论述八旗制度的，是李旭的《论八旗制度》。此文原作于1963年，先发表于《中华文史论丛》第五辑，1979年重载于《清史论文选集》。该文探讨了八旗的起源，与辽金元的兵制有“因袭沿革”的关系。文中所论，亦有前人所未及，或首次提出。
与八旗制度密切相关的土地制度，如旗地、王庄、皇庄等土地性质和经营状况等，均有专文讨论。值得推重的是韦庆远等合编《清代的旗地》上中下三册（中华书局，1989），内含清入关前旗地形成等内容。此书据现存档案撰成，弥足珍贵。刁树仁著《东北旗地研究》（吉林文史社，1993），内辟一编，首论“清入关前旗地设置与发展”，至为详备，足以弥补以往诸书之缺略。
（4）关于明清战争问题研究。自后金天命三年（1618）与明首次交锋于抚顺、清河、拉开明清（后金）战争的序幕，迄至1644年入关，双方战争连绵，势力消长，为明清兴亡所系，满族发展之关键，历来为学者所重视，著论颇丰。孙文良等所著《明清战争史略》，是国内研究明清战争的第一部著作。其中涉及问题不少，但争议最大的是对战争性质的认识。该书认为，这场持续数十年的战争（包括进关后），从根本上说，是双方为领有全国统治权而展开的全面斗争，不能说是什么民族战争，尤不能说成民族征服战争。李鸿彬是研究明清战争最富成果的学者之一。他对萨尔浒、宁远、松锦、宁锦等重大战役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阐述其战事起因、战略战术及对明清（后金）的影响，强调清为夺取政权、族学明为维持自身统治的政治目的（详见《中央民院学报》79.1—2、《北大学报》83.5、《史学集刊》87.2、《清史研究通讯》89.1）。刘建新在《论明清之际的松锦决战》一文中指出：此次决战为一个新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开辟了历史道路（《清史研究集》第四辑）。张玉兴以萨尔浒之战为例，阐明此役是明朝中央政府对后金“地方叛乱”的征战（《关于萨尔浒战役性质的商榷》，《北大学报》81.4）。薛虹在《中国古代史上的民族关系和坚持民族原则问题》（《史学集刊》84.4），论证八旗满洲对明的战争是“民族征服”战争。
（5）关于清军入关问题的研究，也是清前史研究的主题之一。1985年在长春举行的第三次全国清史讨论会，中心议题就是明清之际的历史发展趋势。1994年恰逢清军入关350年，在沈阳举行第七次全国暨国际清史会，主题专论清军入关。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为王思治等所论《明清之际的历史应置于世界范围来考察》（《史学集刊》85.3），肯定清军入关重建统一的政权，对已东来的西方殖民主义势力起到了抵御的作用。当然，肯定清朝的统一，并不意味着肯定清朝的全部政策。1994年，孙文良等推出新著《1644年，中国社会大动荡》（辽宁大学出版社）系统地表述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给予清朝统一以充分肯定，也批判清朝的某些极端错误的政策。陈生玺的力作《明清易代史独见》（中州古籍社，1991）对清军入关前后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给予深刻的论证，肯定清朝入关，明朝灭亡的必然性。与此结论相反，李洵发表《40天与一百年》（《史学集刊》85.1）。所说40天，是指农民军进北京到被迫撤离，让位给清朝（1644年3月19日——5月1日），是历史的关键时刻，该文断言，由于清朝夺取了政权，使封建社会解体延缓了一个世纪，因而否定了清入关和统一全国的必要性。这方面的成果不多，但却反映了学术界两种意见的尖锐对立。
（6）关于人物的评价问题。如前已举例，对清入关前人物的研究最为活跃，成果也最多。这里，既涉及理论问题如何评价标准，也有史实考订的问题。王思治的《关于明清之际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清史研究通讯》83.4）从理论上探讨了评价的标准，其主旨是，处于明清鼎革之际的人物，所处地位不同，遇到的矛盾不同，其业绩和表现因人而异，因事而异，他举例说，多尔衮有功于国家重新统一，但所行政策不能肯定。史可法是个肯定的人物，并不是从明朝的立场出发，而是肯定他至死不出屈的精神，含有“爱国主义”的内容。王宏志的《论贰臣》（《社会科学研究》88.5），是针对被清朝定为“贰臣”的人即降清的汉官汉将做出评价。她指出，清朝是用儒家的传统气节观把他们划入“贰臣”之列，我们不加分析，甚至岐视，是不妥的，一概肯定或一概否定，也不科学，应具体分析。如，不愿仕清的故明士大夫，表现出“狭隘民族思想”，“不值得称道”（《中国史学四十年》）。
对吴三桂的评价而引发出激烈地争论，深刻地反映了学术界不同的历史观。1986——1987年，在近二年的时间里，《北方论丛》展开对吴三桂的讨论，掀起了又一热潮。左书谔首发《吴三桂“降清”考辨》，断论吴氏始终没有降清，时刻准备反清复明。实际是为吴氏翻案。此文一发，迅速引发一场大讨论。黄岩峰、李兴祥、杨丽华、李士龙、战继发、邓中绵、李治亭等纷纷著文（详见该刊各期）从不同角度予以反驳。吴氏降清与否，不值一辨，重要的问题是，吴氏降清如何评价。在吴氏降清之前，早有范文程、洪承畴、尚可喜等一批重要人物加入清政权。学术界有一种意见，把他们统统定为“汉奸”，十恶不赦的“刽子手”，其中最受批判的要数吴三桂。还在建国初，已对吴氏展开批判。（详见前述），至今还在继续，香港特别是台湾学术界对这些人物也持否定态度。如前已提到李治亭、王宏志，各对吴三桂、洪承畴给予了新的评价。他们完全不同意“汉奸论”，明确地说，满族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一员，不是“异民族”，不可同西方等国外异民族同日而语。明清的斗争，是中国内部之争，有正确与错误或先进与腐败的区别，所谓“汉奸”之说就不能成立。陈生玺指出，不能“把一切的历史罪责都推在吴三桂一人身上”（《明清易代史独见》）。吴三桂等人降清各有原因，不能以降清与否做为评价的根据。至于吴氏反复无常，是个人品质问题，固然不足取，也须分清主次和功过。归根到底，还是如何看待清朝与满族的崛起。40多年过去了，尤其在新时期，还坚持300年前故明部分士大夫的观点，未免落后于时代。
四、清前史研究的展望
过去40多年来我们对清前史的研究，业已取得了巨大成就。我们还须努力开拓，期待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新的进展。
第一，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提高理论素养。在极“左”思潮盛行的年代，教条主义泛滥，把马克思、列宁的话当标戳，现在已不时兴了，但这并不意味着不需要理论，恰恰相反，理论对于我们仍然是指南，不仅有助于我们改进研究方法，更为重要的是改革旧的史观，以全新的眼光重新审视清前史。理论要上去，研究才能深入。对于一个史实清楚而又简单的问题，往往看法不同，乃至尖锐对立，实际反映了我们的理论素养的差别。如清入关前的社会性质，人物评价等，没有理论的指导，就很难解释清楚，更不用说破了。尤其是新一代史学工作者，总的来看，理论素养不高，加强学习理论，实在是刻不容缓。
第二，基础研究，有待继续加强。上面提到的若干问题，仍然是清前史的研究基础。以往，我们只解决了部分问题，还有许多问题正在争论，而未知的问题尚未触及。我们应循着已走过的路，继续探索，必有发现。
第三，开拓新领域，研究新课题。清前史尚有空白领域，诸多薄弱环节，未被重视。清前史文化即是其一。近年来，我们已做过满族文化的少量研究，但并不等于清前史的文化，两者有联系也有区别；过去10余年，我们重视对其社会性质的研究，却忽略对后金时期的经济状况的研究，显然是个偏差。女真史的研究，我们只研究了建州女真，对于海西和“野人”女真研究甚少。再追溯到元明之际东北女真人的状况，几乎无人问津。因为女真人演变为满族，不搞清女真的社会，就无法阐述满族的形成史。清入关前的民族关系，相互融事，以及它的民族政策和策略，与明的政策进行比较研究，我们的研究并不深入。清前史的宗教、艺术、风俗等，也甚少研究。类似的问题不少，需要我们开辟新领域，进行多学科交叉研究，提高研究的质量。
第四，古籍发掘、整理与实地调查。此项对今后清前史研究关系极大。在新时期，已整理出现的这方面典籍不下百种。但这些远远不能适应研究的需要。除了继续发掘文献资料，搞史迹调查，不失为一途径。清前时期距离我们今天并不遥远，地面上留下大量遗迹，还有世族家传的口稗及文字资料（如家谱）仍然不少，散布民间，通过调查，不难获得，以弥补资料的不足。《抚顺地区清前遗迹考察纪实》（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为我们提供了经验借鉴，证明此一途径可行。日本满族研究会一行数人花费近10年的时间，对东北的“满洲实迹”做了普查，有关清前史遗迹尽在掌握之中。日本学者能做到的，我们当然应该做到，而且做得更好。因此，我们要改变以往的工作方式和习惯，既重视古籍的整理，挖掘新史料，也重视实地调查，会有助于我们做开拓性研究。（续完）^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1996年02期
【原文出处】《历史教学》(津)1996年01期第53-56页
【作者简介】李治亭 吉林省社科院历史所
建国40多年来，就整体清史研究的成就而言，可以用数字来显示。据统计，截止到1989年，已经出版清史著作和资料（不含近代部分）约1000多种，发表的论文约12000多篇（肖黎：《中国史学四十年》，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自1989年到现在，又过去了6年，无论著作、论文、资料的发表肯定增加了很多。因为有很多成果是与研究入关后的成果混在一起的，不易分清，统计颇难。约而计之，可占清史成果的10%左右，特别是资料与满文老档的翻译占的比重要大些，约占1000多种的20%左右。
清前史是建国后新开辟的学术园地，难点多，争论大，岐见迭出。其难处首先是史料不足。后金建国前，女真文化落后，无法记“档子”；建国后，记史疏漏而简，且用满文记事，难免不准、不全；入关后，讳言他们的祖先曾隶属明朝，不惜将有关史料销毁，重新改写先世的历史，造成了一系列疑点，扑朔迷离，难见真象。还遇到理论上的困难，如，后金与明的关系，汉满矛盾渗透到各个方面，如何看待这些矛盾，又如如何认识后金的社会形态，怎样评价降后金（清）的汉官汉将，等等，都需要给予理论的回答。因此对入关前的每个重大 问题，即或一般问题，也常常是观点岐异，各持一端，很难达成共识。
以下，仅就其若干重大问题，略为推介。
（1）关于女真——满族史的研究。满族的由来与形成，是清前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没有女真（满族），就没有清朝的兴起。从某种意义上说，女真——满族史是清前史的“源头”。在后金创立前多少个世纪以来，满族的直接先世女真人——金代女真的后裔，早已散居在辽阔的东北大地。女真人怎样形成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族，学术界的一致意见是，明代建州女真为满族形成的本体。探讨这一问题的文论，呈连篇累牍之盛况。王钟翰的《明代女真人的分布》（《清史新考》）、已故薛虹的《明代初期建州女真的迁徒》、莫东寅的《明末建州女真的发展与建国》（均见《清史论文选集》，中国人大出版社，1979）、蒋秀松的《试论建州女真的集聚和组合》（白寿彝主编《清史论文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等文，分别对建州女真的生产发展水平、生产生活方式、内部组织，及南迁诸问题做了探源式的考证，论定与满族形成的渊源关系。郑天挺的《清代皇室之氏族与血系》（《探微集》），明确指出：“满州出于建州左卫，为女真支裔，即唐之靺鞨，周之肃慎，乃中结历史上宗族之一。”指斥“近世强以满族为地名，以统关外三省，更以之名国，于史无据，最为谬妄。”而今还有人把满族视为中国之外的“异族”，比起此论，不知倒退了多少年！
对满族之兴及其来源的考证，孙文良的《论满族的崛起》（《满族的崛起与明清兴亡》）最全面地论述了这一重大学术命题。此文与已往发表的见解不同之处，提出了“满族史的开端”的问题。已见的各个研究结果，或将信史与传说掺杂，或国家与民族并论，或先世与本体不分，“满族历史从何开始，还是没有明确答案。”该文认为，满族的历史“起源于明代女真的分化和重新组合”，约当17世纪之初，即明代末期。关于满族即满洲名称的来由，许多学者作过研究，颇似“哥德巴赫猜想”，提出许多说法，似是而非，无法确信。本文根据女真人以地为姓氏或部族名的传统，断论满洲本为一部族名，以共居地“蔓遮”而“演变为满洲的可能性极大”。这些见解正确与否，姑置不论，但所作的分析却开启了新思路，新的视野，亦标志着对这一问题研究的深入。
（2）关于清入关前的社会性质研究。这是讨论最热烈、争论最大的一个问题。分岐就在于，清入关前的28年中，满族社会包括在后金（清）统治下的辽东汉人地区，究竟发展到什么阶段，是属于何种性质的社会。争论的焦点则集中在后金进入了辽沈地区之前，再向前追溯到后金建国前的女真社会；是否经过奴隶制阶段。早在50年代，张维华发表《满族未统治中国前的社会形态》一文（《文史哲》，54.10），认为清入关前，满族社会没有经过奴隶制，努尔哈赤建后金时，即已由家族族长制向封建制转化，到皇太极时，已过渡到高度专制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社会。莫东寅亦主此说，认为努尔哈赤建后金时，已飞跃到封建社会，（见《满族论丛》）。李洵（已故）进而说：清入关前的社会，既不是由氏族制飞跃到封建制，也不是由奴隶制到封建制的变革，而是由前期的封建制向发达的封建制演进。（《公元15世纪到17世纪中叶建州女真社会问题性质的探讨》，《吉林师大学报》78.4）。他们都否认后金前的社会有过奴隶制时期。王钟翰连续撰写两文：《满族在努尔哈赤时代的社会经济形态》和《皇太极时代满族向封建制的过渡》（《清史杂考》），首次提出奴隶制说。他认为，后金政权建立前后50年间，约从16世纪70年代到17世纪20年代，满族社会仍属于奴隶制社会，1621年（天命六年），进入辽沈地区，以颁布“计丁授田”为标志，向封建化过渡而完成于黄太极时期。周远廉的《从“诸申”身份的变化看入关前满族的社会性质》和《关于满族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问题》（《社会科学辑刊》79年1期、4期），也主奴隶制说，不过，他认为16世纪80年代以前，满族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到1587年，已进入奴隶制社会；进入辽沈地区，始向封建制过渡。李鸿彬的《清入关前满族的社会性质》（《社会科学辑刊》79.2）提出，其奴隶制的特点是家内种族奴隶制，真正的封建化，至康熙初年才完成。郑天挺于1962年发表《清入关前满族社会性质》一文（《历史研究》6期），与王钟翰等说法相同的是，满族社会经历了原始氏族社会、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其差别在于，他认为在努尔哈赤时已进入封建社会。1979年，他又发表了《清入关前满族的社会性质续探》（《南开学报》4期，结论没有变。
这个问题的讨论，最为热烈，成果很多，分岐很大。即使看法相同，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如时代断限，也存在分岐。但有一点大体一致，这就是后金进入辽沈地区后已开始或已经是封建化。该问题还将争论下去。
（3）关于八旗制度的研究。八旗制度为满族所独创，是清朝立国的一项带有根本性的制度、具有军事、行政、经济及民族的广泛内容和职能。这已为清前史学者所认同。首先是八旗制度创立的时间。清官书载：努尔哈赤于辛丑年（1601）始建四旗，至甲寅年（1615）增设为八旗（《大清会典事例》卷1110）。学术界多持此说，如周远廉的《关于八旗制度的几个问题》（《清史论丛》第3辑）、孙文良等《清开国勋臣何和礼》（《社会科学战线》84.4）等文，给予了论证。郭成康、李鸿彬对此提出了疑问。他们在《努尔哈赤1601年建旗考辨》（《故宫博物院刊》81.4）《也谈八旗旗纛》（《社会科学辑刊》82.1）与《八旗建立的年代考异》（同刊，84.1）诸文中认为，1622年2月以后，努尔哈赤才将八旗改为四正色与四镶边旗。又说，初建四旗，是为旗纛，不具有后来八旗组织固山的含义。关于八旗成立的时间，在日本，说法更多，亦成为国际争论的问题之一。
八旗之创，先有满洲，到天聪时续建八旗蒙古、八旗汉军。王钟翰以《清初八旗蒙古考》为题（《清史杂考》），详考满蒙关系之确立及八旗创立的经过，确指其创立时间为天聪九年（1635）二月。郭成康发表《清初蒙古因山额真考》（《清史研究通讯》85.2），详考各旗主，详前人所略，多有填补空白之义。对八旗汉军的论证，当推陈佳的《八旗汉军考略》（《民族研究》81.5），就汉军成立的时间及内部编制，所处地位，给予了详细考辨。全面论述八旗制度的，是李旭的《论八旗制度》。此文原作于1963年，先发表于《中华文史论丛》第五辑，1979年重载于《清史论文选集》。该文探讨了八旗的起源，与辽金元的兵制有“因袭沿革”的关系。文中所论，亦有前人所未及，或首次提出。
与八旗制度密切相关的土地制度，如旗地、王庄、皇庄等土地性质和经营状况等，均有专文讨论。值得推重的是韦庆远等合编《清代的旗地》上中下三册（中华书局，1989），内含清入关前旗地形成等内容。此书据现存档案撰成，弥足珍贵。刁树仁著《东北旗地研究》（吉林文史社，1993），内辟一编，首论“清入关前旗地设置与发展”，至为详备，足以弥补以往诸书之缺略。
（4）关于明清战争问题研究。自后金天命三年（1618）与明首次交锋于抚顺、清河、拉开明清（后金）战争的序幕，迄至1644年入关，双方战争连绵，势力消长，为明清兴亡所系，满族发展之关键，历来为学者所重视，著论颇丰。孙文良等所著《明清战争史略》，是国内研究明清战争的第一部著作。其中涉及问题不少，但争议最大的是对战争性质的认识。该书认为，这场持续数十年的战争（包括进关后），从根本上说，是双方为领有全国统治权而展开的全面斗争，不能说是什么民族战争，尤不能说成民族征服战争。李鸿彬是研究明清战争最富成果的学者之一。他对萨尔浒、宁远、松锦、宁锦等重大战役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阐述其战事起因、战略战术及对明清（后金）的影响，强调清为夺取政权、族学明为维持自身统治的政治目的（详见《中央民院学报》79.1—2、《北大学报》83.5、《史学集刊》87.2、《清史研究通讯》89.1）。刘建新在《论明清之际的松锦决战》一文中指出：此次决战为一个新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开辟了历史道路（《清史研究集》第四辑）。张玉兴以萨尔浒之战为例，阐明此役是明朝中央政府对后金“地方叛乱”的征战（《关于萨尔浒战役性质的商榷》，《北大学报》81.4）。薛虹在《中国古代史上的民族关系和坚持民族原则问题》（《史学集刊》84.4），论证八旗满洲对明的战争是“民族征服”战争。
（5）关于清军入关问题的研究，也是清前史研究的主题之一。1985年在长春举行的第三次全国清史讨论会，中心议题就是明清之际的历史发展趋势。1994年恰逢清军入关350年，在沈阳举行第七次全国暨国际清史会，主题专论清军入关。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为王思治等所论《明清之际的历史应置于世界范围来考察》（《史学集刊》85.3），肯定清军入关重建统一的政权，对已东来的西方殖民主义势力起到了抵御的作用。当然，肯定清朝的统一，并不意味着肯定清朝的全部政策。1994年，孙文良等推出新著《1644年，中国社会大动荡》（辽宁大学出版社）系统地表述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给予清朝统一以充分肯定，也批判清朝的某些极端错误的政策。陈生玺的力作《明清易代史独见》（中州古籍社，1991）对清军入关前后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给予深刻的论证，肯定清朝入关，明朝灭亡的必然性。与此结论相反，李洵发表《40天与一百年》（《史学集刊》85.1）。所说40天，是指农民军进北京到被迫撤离，让位给清朝（1644年3月19日——5月1日），是历史的关键时刻，该文断言，由于清朝夺取了政权，使封建社会解体延缓了一个世纪，因而否定了清入关和统一全国的必要性。这方面的成果不多，但却反映了学术界两种意见的尖锐对立。
（6）关于人物的评价问题。如前已举例，对清入关前人物的研究最为活跃，成果也最多。这里，既涉及理论问题如何评价标准，也有史实考订的问题。王思治的《关于明清之际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清史研究通讯》83.4）从理论上探讨了评价的标准，其主旨是，处于明清鼎革之际的人物，所处地位不同，遇到的矛盾不同，其业绩和表现因人而异，因事而异，他举例说，多尔衮有功于国家重新统一，但所行政策不能肯定。史可法是个肯定的人物，并不是从明朝的立场出发，而是肯定他至死不出屈的精神，含有“爱国主义”的内容。王宏志的《论贰臣》（《社会科学研究》88.5），是针对被清朝定为“贰臣”的人即降清的汉官汉将做出评价。她指出，清朝是用儒家的传统气节观把他们划入“贰臣”之列，我们不加分析，甚至岐视，是不妥的，一概肯定或一概否定，也不科学，应具体分析。如，不愿仕清的故明士大夫，表现出“狭隘民族思想”，“不值得称道”（《中国史学四十年》）。
对吴三桂的评价而引发出激烈地争论，深刻地反映了学术界不同的历史观。1986——1987年，在近二年的时间里，《北方论丛》展开对吴三桂的讨论，掀起了又一热潮。左书谔首发《吴三桂“降清”考辨》，断论吴氏始终没有降清，时刻准备反清复明。实际是为吴氏翻案。此文一发，迅速引发一场大讨论。黄岩峰、李兴祥、杨丽华、李士龙、战继发、邓中绵、李治亭等纷纷著文（详见该刊各期）从不同角度予以反驳。吴氏降清与否，不值一辨，重要的问题是，吴氏降清如何评价。在吴氏降清之前，早有范文程、洪承畴、尚可喜等一批重要人物加入清政权。学术界有一种意见，把他们统统定为“汉奸”，十恶不赦的“刽子手”，其中最受批判的要数吴三桂。还在建国初，已对吴氏展开批判。（详见前述），至今还在继续，香港特别是台湾学术界对这些人物也持否定态度。如前已提到李治亭、王宏志，各对吴三桂、洪承畴给予了新的评价。他们完全不同意“汉奸论”，明确地说，满族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一员，不是“异民族”，不可同西方等国外异民族同日而语。明清的斗争，是中国内部之争，有正确与错误或先进与腐败的区别，所谓“汉奸”之说就不能成立。陈生玺指出，不能“把一切的历史罪责都推在吴三桂一人身上”（《明清易代史独见》）。吴三桂等人降清各有原因，不能以降清与否做为评价的根据。至于吴氏反复无常，是个人品质问题，固然不足取，也须分清主次和功过。归根到底，还是如何看待清朝与满族的崛起。40多年过去了，尤其在新时期，还坚持300年前故明部分士大夫的观点，未免落后于时代。
四、清前史研究的展望
过去40多年来我们对清前史的研究，业已取得了巨大成就。我们还须努力开拓，期待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新的进展。
第一，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提高理论素养。在极“左”思潮盛行的年代，教条主义泛滥，把马克思、列宁的话当标戳，现在已不时兴了，但这并不意味着不需要理论，恰恰相反，理论对于我们仍然是指南，不仅有助于我们改进研究方法，更为重要的是改革旧的史观，以全新的眼光重新审视清前史。理论要上去，研究才能深入。对于一个史实清楚而又简单的问题，往往看法不同，乃至尖锐对立，实际反映了我们的理论素养的差别。如清入关前的社会性质，人物评价等，没有理论的指导，就很难解释清楚，更不用说破了。尤其是新一代史学工作者，总的来看，理论素养不高，加强学习理论，实在是刻不容缓。
第二，基础研究，有待继续加强。上面提到的若干问题，仍然是清前史的研究基础。以往，我们只解决了部分问题，还有许多问题正在争论，而未知的问题尚未触及。我们应循着已走过的路，继续探索，必有发现。
第三，开拓新领域，研究新课题。清前史尚有空白领域，诸多薄弱环节，未被重视。清前史文化即是其一。近年来，我们已做过满族文化的少量研究，但并不等于清前史的文化，两者有联系也有区别；过去10余年，我们重视对其社会性质的研究，却忽略对后金时期的经济状况的研究，显然是个偏差。女真史的研究，我们只研究了建州女真，对于海西和“野人”女真研究甚少。再追溯到元明之际东北女真人的状况，几乎无人问津。因为女真人演变为满族，不搞清女真的社会，就无法阐述满族的形成史。清入关前的民族关系，相互融事，以及它的民族政策和策略，与明的政策进行比较研究，我们的研究并不深入。清前史的宗教、艺术、风俗等，也甚少研究。类似的问题不少，需要我们开辟新领域，进行多学科交叉研究，提高研究的质量。
第四，古籍发掘、整理与实地调查。此项对今后清前史研究关系极大。在新时期，已整理出现的这方面典籍不下百种。但这些远远不能适应研究的需要。除了继续发掘文献资料，搞史迹调查，不失为一途径。清前时期距离我们今天并不遥远，地面上留下大量遗迹，还有世族家传的口稗及文字资料（如家谱）仍然不少，散布民间，通过调查，不难获得，以弥补资料的不足。《抚顺地区清前遗迹考察纪实》（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为我们提供了经验借鉴，证明此一途径可行。日本满族研究会一行数人花费近10年的时间，对东北的“满洲实迹”做了普查，有关清前史遗迹尽在掌握之中。日本学者能做到的，我们当然应该做到，而且做得更好。因此，我们要改变以往的工作方式和习惯，既重视古籍的整理，挖掘新史料，也重视实地调查，会有助于我们做开拓性研究。（续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