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清入关前军功集团与智囊集团比较研究
魏鉴勋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1996年01期
【原文出处】《社会科学辑刊》(沈阳)1995年05期第110-117页
【作者简介】魏鉴勋，现任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邮编：110031
内容提要 清入关前的军功集团与智囊集团，是清政权建立、扩展的两个主要因素。军功集团形成于努尔哈赤时期，智囊集团完善于皇太极时代。纵观军功集团由亲兵——牛录——八旗；智囊集团由巴克什——书房（文馆）——内三院的发展完善过程，可以见出皇太极称帝前，军功集团一直在后金政权中起主导作用，占据核心地位，其骨干人物由满人单一化向以满人为主、汉人为辅过渡，汉人始终居于辅助地位。智囊集团的骨干人物则由满人为主向以汉人为主过渡，最后形成满人为辅的局面。
军功集团与智囊集团根本目的、基本作用相同，但两个集团的具体作用却存在许多质的差异，表现在对后金政权的作用不同，对后金社会的作用不同，对领袖角色塑造的作用不同。军功集团与智囊集团有许多差异，但却有同一个归宿。清王朝定鼎燕京后，两个集团便开始消融，逐渐被满汉官僚集团所取代，官僚集团不再以职能划分，而以族籍为别了。
后金（清）政权的建立与扩展，因素固然很多，但是，披坚执锐攻城掠地的军功集团，运筹惟幄决胜千里的智囊集团，是诸多因素中较为重要的两个。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军功集团和智囊集团，或二者缺其一，后金（清）政权是难以建立的，即或得以幸存也是绝不可能发展壮大，更谈不上入主中原开200余年的帝王基业了。
研究清入关前军功集团与智囊集团的形成与作用，对于深刻认识后金由单一民族政权演变成多民族联合的清政权，以及清由地方割据政权扩展为统治全国的中央政权的历史进程，是至关重要的。
一、两个集团的形成
军功集团的形成较之智囊集团的形成要早。军功集团是在努尔哈赤起兵的过程中逐渐形成、扩大的，由归附的女真各部首领和明朝降将组成。其最初的骨干成员有舒尔哈齐、褚英、额亦都、费英东、何和哩、扈尔汉、安费扬古等人。努尔哈赤在公元1616年称汗时，军功集团已臻完善。
努尔哈赤军功集团的形成，是乱世的必然现象。在努尔哈赤崛起之时，“满洲国之苏克素护河部、浑河部、完颜部、栋鄂部、哲陈部、长白山纳殷部、鸭绿江部，东海窝集部、瓦尔喀部、库尔喀部，呼伦国之乌拉部、哈达部、叶赫部、辉发部，各地盗贼蜂起，各自僭称汗、贝勒、大人，每村每寨为主，各族为长，互相征伐，兄弟相杀，族众力强之人，欺凌、抢掠懦弱者，甚乱。”〔1〕努尔哈赤的兄弟子侄为了家族的生存及利益浴血疆场，自不待言。而异姓武士在混乱中选择了努尔哈赤，甘为前驱，不惜身冒矢石，甚至死而后已，表现虽然一样，动机却各有不同。要之有二，一为主动投靠；二为被俘归降，例如额亦都就是一个典型。此人姓钮祜禄氏，世居长白山。幼时，父母为人所害，邻人以匿之，得免。年十三，手刃其仇，避走嘉木瑚地，依于其姑。居数岁，太祖过其地，额亦都识为真主，请事太祖，白于姑，姑止之，不可，遂从行。〔2〕额亦都投靠努尔哈赤，目的在于谋求自身的发展， 自觉地把自己的前途与努尔哈赤的事业紧紧地联在了一起了。因此，他在历次征战中，冒险犯难，表现出超人的武勇。比如，在丁亥年（公元1587年）八月率军攻打巴尔达城时，“夜薄其城，率骁卒先登，城中兵猝惊起拒，跨堞而战，飞矢贯股，著于堞，挥刀断矢，战益力，被五十余创，不退，卒拔其城而还。”〔3〕额亦都骁勇善战，能挽强弓， 能以少击众，所向披靡，遇有征战辄为前锋，用兵40余年没有吃过败仗。因此深得努尔哈赤信赖，委以重任，妻以宗女，累官至一等内大臣，授爵一等子，是佐理国政的五大臣之一。死后，被皇太极追封为弘毅公。额亦都主动归附后的发迹与努尔哈赤事业的发展是同步的。
费英东、扈尔汉则又是另外的情形了。费英东，姓瓜尔佳氏，世居苏完。在努尔哈赤创业之初，费英东随父亲苏完部长索果尔率领所部军民500户归附了努尔哈赤，“费英东自少从太祖征讨诸国，三十余年， 身先士卒，冲突坚阵，当其锋者莫不披靡”，官至一等大臣，也是五大臣之一，“以功授三等子，世袭。”皇太极时追封直义公。〔4〕扈尔汉，姓佟佳氏，世居雅尔古寨。公元1588年从其父扈喇虎率所属归附努尔哈赤。扈尔汉被授予一等大臣，居五大臣之列，赐姓觉罗。他“誓以戎行效死。每出战辄为前锋”，曾率200军丁击败10000乌拉兵的截击。〔5〕费英东与扈尔汉归附努尔哈赤首先是为了在女真各部兼并斗争中保存本部的利益，而自己的部落又难以自立，为免于被吞并，沦为奴隶，被动地选择了主动归附之一途。这与额亦都为谋求个人出路自觉跟随努尔哈赤大有差异。
努尔哈赤进驻辽沈以后，在与明王朝的武装冲突中，他的军功集团又增加了一部分明朝的降将。这些人投降努尔哈赤主要是因兵败之后，为保住自己生命，进而用他们的军事才能和政治经验为后金服务，以换取荣华富贵。明朝抚顺所游击李永芳可称得上是个代表。他是明朝边将第一个投降努尔哈赤的，因此，格外受到优待。努尔哈赤把七儿子阿巴太的女儿许配给他，称为“西屋里额驸”，并任命他为三等副将，多次出征，以功升任三等总兵官。在民族压迫严重的后金社会，李永芳得天独厚，成了后金政权中的特权人物。但是，比起满族权贵及军功集团出身的女真人，明朝的降将无论在地位和权力等方面，终还稍逊一筹。
尽管努尔哈赤军功集团中的人物各有怀抱，但是，共同的利益把他们纽结在一起。他们对努尔哈赤的态度都是忠顺的，他们各展所长，效命疆场，甘以自己的血肉之躯为后金政权的建立奠基。
军功集团是努尔哈赤事业成功的首要保证，是后金政权的强大支柱。
在努尔哈赤创业过程中，身边集聚了一批文士。这些人不以武功见长，而以文事、外交为主，被赐号为“巴克什”。由他们组成了努尔哈赤的文秘班子。后来，在皇太极时期发展为智囊集团。努尔哈赤文秘班子的骨干主要是女真人，如额尔德尼、达海、希福等，汉人则只有龚正陆一个。
努尔哈赤起兵时，身边不乏武勇之人，但是却无文化之士。当时，女真族连文字都没有，更不用说学校了。所谓有文化的，也仅只是通蒙文的人。在公元1599年，即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各部之后，开始统一海西女真的时候，鉴于斗争的需要，努尔哈赤命令精通蒙语的额尔德尼和噶盖创制满文。此举可称得上是努尔哈赤文秘班子的第一个大的建树。
在努尔哈赤的文秘班子中，负责与明朝及朝鲜文书往来的是龚正陆。他本是浙江绍兴府会稽县的商人，“年少客于辽东，被抢在其处，有子姓群妾，家产致万金，老乙可赤号为师傅，方教老乙可赤儿子书，而老乙可赤极其厚待。虏中识字者，只有此人，而文理未尽通矣。 ”〔6〕龚正陆虽粗通文理，但他却是在后金传播汉文化的第一人，不仅辅佐努尔哈赤处理外交事宜，而且还培养了一批年轻的女真贵族使其通晓汉族文化。
严格说起来，努尔哈赤时期的智囊集团仅是个雏型，不仅建立的时间比军功集团晚了许多，而且在职能发挥上也并不全面，其作用与影响远远不如军功集团巨大。
努尔哈赤在兼并女真各部及与明王朝争独立的过程中，组建了军功集团与文秘班子，这犹如战车安上了两个轮子。在努尔哈赤的驾驭下，后金这辆战车所向披靡，终于把努尔哈赤送上了女真社会权力的顶峰，使他成为割据辽东的一代雄主。
在努尔哈赤时期，军功集团由形成、扩大到完善，所用的时日并不长，从以13副遗甲起兵到编牛录，历时不到20年，就是以八旗制度建立为下限，也不过30年。而智囊集团由雏型到完善所费时日则较多了，直到努尔哈赤死时，智囊集团始终也没有完善起来。由聘用龚正陆及创制满文算起，直到皇太极天聪末年设内三院，约用了50余年的时间。
在皇太极统治时期，军功集团的骨干人物虽有增多，但因为军功集团早已定型，可以说没有什么质的飞跃，不过率由旧章而已。当然，其地位与作用仍在日渐增强。而智囊集团则迥然不同了。以天聪三年（公元1629年）四月，皇太极建直房，“命儒臣分为两直，巴克什达海，笔贴式刚林、苏开、顾尔马浑、托布戚等四人翻译汉字书籍；巴克什库尔緾同笔贴式吴巴什、查素喀、胡球、詹霸等四人记注本朝政事，以昭信史”〔7〕为标志，比努尔哈赤的文秘班子扩大了， 但仍不能认为是智囊集团，后改直房（书房）为文馆，可视作文秘班子的进一步发展，但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智囊团，直到天聪十年（公元1636年）三月“改文馆为内三院：一名内国史院，一名内秘书院，一名内弘文院。”〔8〕智囊团才名符其实，臻于完善。
纵观军功集团由亲兵——牛录——八旗及智囊集团由巴克什——书房（文馆）——内三院的发展完善过程，可以见出在皇太极称帝以前，军功集团一直在后金政权中起着主导作用，占据核心地位，其骨干人物由满人单一化向以满人为主，汉人为辅过渡，而汉人始终居于辅助地位。智囊团的地位虽然一直没超过军功集团，但是其对决策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却与日俱增，尤其在崇德年间，更是如此。而智囊团的骨干人物则由满人为主向汉人为主过渡，最后形成了汉人为主，满人为辅的格局。
军功与智囊两个集团的形成尽管时间有先后，骨干有差异，但均是后金争生存、求发展的结果。
二、两个集团的作用
军功集团与智囊集团的形成虽然根本目的、基本作用是相同的，都是为了后金（清）的建立与发展，但是两个集团所起的具体作用却并不完全一样，甚至存在许多质的差异。
这种差异可归纳为三个方面：
第一，对后金政权的作用不同。军功集团的作用比较单一，主要表现为在战场上克敌制胜及管理国家。后金政权是用武力打出来的，在努尔哈赤时代自不待言，就是在皇太极即位之初，负责政务、军事、族务、生产的八大臣、十六大臣也均为军功集团成员。可以不夸张地说，没有军功集团就不可能有后金政权。而智囊集团对后金政权的作用则较为复杂了。不仅在战略的制定上、完善后金的军制上发挥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参谋作用，更主要的是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一系列重大政策的制定上，发挥了主导作用。
例如，在政治上，举凡“加强君权，限制权贵，完备统治机构等等，都是经智囊团的谋划完成的。”〔9〕皇太极及其智囊团为了发展后金（清）政权，最后达到统治全中国的目的，毅然决然对努尔哈赤亲手制定的八王置汗、共理国政的“大计”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革，取消了“国人朝见，上与三大贝勒俱南面坐受”〔10〕的制度，实行汗“南面独坐”，彻底改变了皇太极“虽有一汗之虚名，实无异正黄旗一贝勒也”〔11〕的地位，并进而实行了“定衣冠之制，使主权尊，民志定”〔12〕，确立了汗的至高无上专制地位，实现了与君主专制制度的接轨。
为了限制权贵，保证君主集权制在后金顺利推行，皇太极在智囊团骨干鲍承先、高鸿中、范文程、宁完我等的谋划下，仿明制建立了弹劾权贵的都察院，改变了“不敢是非官长”、轻议权贵的后金奴隶主专政条件下长时期普遍存在的现象。
为了健全后金（清）的统治机构，皇太极采纳了宁完我的建议，以“参汉酌金”为纲领，“就今日规模，立个金典出来，”“务使去因循之习，渐就中国之制。”〔13〕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皇太极建立了“三院八衙门”，把努尔哈赤时单一女真奴隶主的后金政权变成了以满洲贵族为核心，联合汉族地主、蒙古封建主及其他少数民族上层的封建割据政权，成为后来统治全中国的清王朝的雏形。
在经济上，智囊团辅佐皇太极革除了防碍后金生产力发展的一些弊政，如制定、推行轻徭薄赋政策，以苏民困，以利生产；颁布一系列法令，大力提倡开垦荒田、兴修水利，禁止高利贷，鼓励经商，强调改良农耕技术，以保证实现富国强兵。这一切措施，收到了立竿见影的实效。粮棉产量增加了，结束了后金靠外进粮食、布疋的被动局面；纺织、造船、冶铁、陶瓷等手工业日渐兴隆，手工匠人成为从事专门手工业的劳动者，手工技艺不断提高；商贸发达，沈阳成为后金最大的交易中心，与中原、蒙古、朝鲜地区的交易额不断上升，一改天聪初年社会经济调蔽的局面，出现了繁荣景象。
在文化上，智囊团帮助皇太极吸收、运用汉族地主阶级的统治经验，以孔孟之道为统治思想。一则巩固了后金的封建统治，再则为清兵入关后，满汉地主阶级合流奠定了思想基础。僻居关外的皇太极，正是在智囊人物的启迪下，“远效尧、舜、禹、汤、文、武之法，近仿汉高祖，宋太祖之制，”〔14〕“如要知正心、修身、齐家、治国的道理，则有孝经、学、庸、论、孟等书；如要益聪明智识、选练战攻的机权，则有三略、六韬、孙吴、素书等书；如要知古业兴废的事迹，则有通鉴一书。”〔15〕皇太极在智囊团的辅佐下，以历代帝王得失为鉴，熟黯汉族封建典籍，得心应手地运用汉族地主阶级的统治经验，发挥汉族封建思想文化的效应，“合满汉如臂指，”〔16〕成了一代崛起之君。
第二，对后金社会的作用不同。军功集团对后金奴隶制的建立与巩固，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也可以说，没有军功集团，后金的奴隶制不可能顺利发展，女真奴隶制国家更不可能建立。军功集团对后金奴隶制社会制度的建立起到了积极促进的作用。但是，在后金社会封建化的进程中，努尔哈赤为了保护、扩大后金奴隶主集团的既得利益，自觉与不自觉地阻碍了封建主义的滋长。在其进驻辽沈地区之后，逆历史潮流而动，表现得更为突出。他囿于历史的教训，极度担心女真族被汉化，竭力保持女真族的奴隶制度。努尔哈赤在顽固坚持这一排斥汉化（封建化）的基本国策的同时，对辽东汉族采取了疯狂的镇压措施，其中尤以“编庄戮儒”政策的实施，造成的社会危害最大。女真奴隶主在封建经济发达的辽沈地区强力推行落后的奴隶制及早期封建农奴制生产方式，使广大汉族农民沦为奴隶或农奴，即使降附后金的汉官也“米谷仍不足食，每至鬻仆典衣以自给”，甚至“其妻子皆给贝勒家为奴。”〔17〕努尔哈赤的倒行逆施，逼得汉民群起而反抗，就连归顺的绅紟也“屡煽惑降民，潜行叛逆”〔18〕，民族矛盾恶化到空前尖锐的程度。
与此同时，努尔哈赤还加重了阶级剥削，增加女真人的社会负担。据皇太极时的统计，当时女真人的各种徭役达三十多种，加上连年战争，直弄得女真人“家私荡然”。为数众多的包衣阿哈纷纷逃亡，甚至不少女真人皆欲杀努尔哈赤而后快。〔19〕在后金统治区内，出现了“金汉之民两相困毙”的局面。〔20〕
对这种局面，努尔哈赤及其军功集团采取一味高压的政策，结果事与愿违，激起了更普遍的反抗，造成社会经济破坏，秩序混乱。努尔哈赤及其军功集团以武力建立起来的后金社会，已到了崩溃的边缘。
在这关键时刻，努尔哈赤死了。皇太极继承了汗位。
为了走出困境，解决危机，皇太极完善了智囊团并在智囊的辅佐下，针对后金社会的弊端，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改革。在智囊人物的谋划下，皇太极突出抓了两件大事：一是缓和后金社会的民族矛盾。他发上谕提出“治国之要，莫先安民。我国中汉官汉民从前有私欲潜逃及与奸细往来者，事属以往，虽举首，概置不论。嗣后惟已经在逃而被缉获者论死，其未行者虽首告亦不论”〔21〕，规定“至于满汉之人，均属一体。凡审拟罪犯，差徭公务，毋致异同。”〔22〕从而安定了惶惶不可终日的汉官及群情汹汹的汉民。二是调整生产关系。实行重新编庄，分屯别居，恢复一部分汉民的民户身分，让汉官管汉民，使汉军旗与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具有了大体相同的地位。这样一来，“由是汉官汉民皆大悦，逃者皆止，奸细绝迹”〔23〕，社会很快安定下来了。
与此同时，皇太极大力加强智囊集团，重用智囊人物，屡屡强调“朕惟图治以人才为本，人臣以荐贤为要”、“朕将量才录用”，〔24〕并于天聪三年（公元1629年）设文馆，罗致智谋人才，后于天聪十年（公元1636年）将文馆改为内三院，以文馆诸臣为骨干，完备了智囊团。一时间，朱延庆、刘弘遇、刘奇遇、沈文奎、罗锦绣、马国柱、江云深、李栖凤、杨方兴、高士俊、马呜佩、雷兴、鲍承先、高鸿中、张存仁、宁完我、范文程等人，披肝沥胆昌言改革、司机要，成为皇太极进行改革、治理后金社会的中坚。其中，宁完我、范文程尤深得宠信。宁完我因才识非凡，被皇太极“出之奴隶，登之将列”〔25〕，官至内三院大学士，成为谋划改革的核心人物之一；范文程也官至大学士，被皇太极倚为心腹重臣，“每欲大政，太宗必曰：范某知否？公或未与议，则曰：何不与范某议之？公尝以病出直，诸务填委，待公病已决之。”〔26〕范文程作为皇太极智囊团的决策人物，不仅谋划了后金的改革，而且还制定了清入关的方略。清兵入关后，清政权推行“官来归者复其官，民来归者复其业”的大政方针，就是范文程谋划的。
后金社会在皇太极及其智囊团的引导下，很快摆脱了天命晚期及天聪初年的危机，并使后金社会实现了文明跃进，封建制迅速发展起来，完成了由奴隶制到封建制的转化。
第三，对领袖角色塑造的作用不同。军功集团活动的结果，使努尔哈赤由建州一个女真小头人成为割据一方的雄主。努尔哈赤生前的最高愿望就是统一女真各部，割据东北，雄踞山海关外，“听汉人居山海关以西，我自居辽东地方，满汉各自为国。”〔27〕《清实录》、《皇清开国方略》这些“官书”也都记述太祖未尝有必成帝业之心。皇太极则不然了。他已不再以割据一方为满足，他要取代明王朝，要成为天下共主。他不厌其烦地公开宣扬“天下非一人之天下，有德者居之”〔28〕这一儒家的政治伦理，为自己称帝大造舆论：“若谓我国偏小，不宜称帝，古之辽、金、元俱自小国而成帝业……岂有一姓受命，永久不移之理乎？天运循环，无往不复，有天子而废为匹夫者，亦有匹夫起而为天子者。”〔29〕后来，他在对明朝的军事斗争日益得手，在崇德四年（公元1639年）给明朝崇祯皇帝的信中，公然宣称：“自古天下非一姓所常有”，“岂有帝之裔常为帝，王之裔常为王哉？”〔30〕三年之后，他更咄咄逼人地宣言：“有德者受命，无德者废弃，从来帝王有一姓相传永不易位之理乎？自古及今，其间代兴之国，崛起之君，不可胜数。”〔31〕皇太极熟黯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史实，以儒家哲学为依据，把明王朝的天下共主崇祯皇帝视为废弃的无德者，把自己打扮成有德受命的一代崛起之君。他不同乃父以“满汉各自为国”为满足，而是以即将统治中国的皇帝角色出现在明清交锋的战场上了。
从努尔哈赤割据之君到皇太极天下共主的角色这一重大的质的转换，契机在于智囊团的启迪。
智囊团核心人物宁完成，不止一次地给皇太极建言学习儒家典籍，改革后金的典章制度，要皇太极以历代明君为楷模；六部、两院以《明会典》为主要依据，处理政务。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使后金的“一代君臣必有一代制作”，“庶日后得了蛮子地方，不至于手忙脚乱。”〔32〕皇太极在智囊团的启沃下，不仅使后金政权“渐就中国之制”，而且还拟定了推翻明王朝的战略，在割据东北的基础上，东征朝鲜，西联蒙古、西藏，对明朝实行半月形包围。他把攻明战略概括为“取北京如伐大树，先从两旁砍，则树自仆。”〔33〕不仅如此，皇太极还就进攻明朝将碰到的一些具体问题，指示高鸿中，鲍承先、宁完我、范文程研究，“朕反复思维，将来我国既定之后，大兵一举，彼明之若弃燕京而起，其追之乎？抑不追而竟攻京城；或攻之不克，即围而守之乎？彼明主若欲请和，其许之乎？抑拒之乎？若我不许，而彼逼迫求和，更当何以处之？倘蒙天佑，克取燕京，其民人应作何安辑？我国贝勒等皆以贪得为心，应作何禁止？”〔34〕要求智囊团拿出具体对策来。尽管皇太极由于突然发病而死，没有来得及实施他在智囊团辅佐下所制定取明而代之的方针，在他的继承者手中却得到了圆满的实施。当然，也是在智囊团辅佐下进行的。皇太极建立的清王朝终于发展成为统治全国的政权，皇太极的儿子终于成为统治全中国的皇帝。
这一切，如果没有智囊团的谋划，是绝对不能实现的。
三、两个集团的归宿
军功集团与智囊集团尽管有许多差异，但是，这两个集团却殊途同归，有着同一个归宿。
从清兵入关，清王朝定鼎燕京之时起，军功与智囊两个集团便开始消融，被满汉官僚集团所取代，而满汉官僚集团不再以职能区分，而以族籍为别了。
清朝入关前的军功集团与智囊集团之所以在清兵入关后消融，其原因有三：
第一，两个集团的根本利益一致，这是消融的基础。军功集团与智囊集团尽管职能、作用大不一样，但都是为了后金（清）政权的存在与发展而运作。后金（清）的存在与发展给两个集团带来了财产与权力。而实现财产与权力的再分配，正是军功集团与智囊集团活动的共同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两个集团只是分工的不同，而没有政治、经济、文化的根本冲突，即或有冲突，在实现财产与权力再分配这一根本利益面前，也会调和化解的。可以断言，正是财产与权力再分配的根本利益既使军功集团与智囊集团分工，又使两个集团消融。
第二，两个集团历史使命的完成，是消融的前提。虽然努尔哈赤时代，军功集团是为了割据而战，但是到了皇太极时代，军功集团已认同了智囊团的战略目的，为取代明王朝而战了。取代明王朝成了两个集团的一致的任务。
清兵入关，顺治皇帝即位燕京，清王朝由地方割据政权变成为统治全国的中央政权，实现了皇太极的夙愿，从而，军功集团与智囊集团的历史使命也宣告完成。这就为两个集团的消散，提供了前提条件。随着统治全国的清王朝的确立，官僚队伍随之重组，其任务与作用较入关前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所以军功集团与智囊集团失去存在的必要，乃是必然的了。
第三，统治全国的清王朝是以满洲贵族为核心，联合汉族地主、蒙古封建主及其他少数民族上层的联合专政。这种联合专政性质乃是军功集团与智囊集团消融的保障。清王朝的巩固与发展，不系于一个民族，而它维护的也不是单一民族的统治阶级的利益。清王朝是全国境内各个民族的剥削阶级的共同专政工具，自然要吸收各个民族的上层人物参与政权的活动。官僚队伍的急剧膨胀，官吏分工的空前细致，是清王朝面临的重大问题，而官僚队伍的骨干，对确保清朝统治则起到关键作用。因此，久经考验的军功集团及智囊集团中的人物，便自然成为清王朝宠大官僚集团的核心与骨干，而他们的职权范围也不能再象入关前那样狭窄了。随着战事的减少，军功集团成员主要不再以征战为业，而是以行政为主了。而智囊集团成员，更是广泛参与行政不再仅限于谋划了。比如，清入关后，各省督抚绝大多数均由文馆出身的人充任，便是最具说服力的一个证据了。军功集团成员也罢，智囊集团成员也罢，对于新的社会角色与位置是满足的，即是说无论在财产上抑或权力上，均较前有大幅度的增加。因此，他们对于原来带给他们权益的集团的消失，非但没有抵触，反而充满了欣喜。清王朝的官僚队伍基本上由满族官僚及汉族官僚构成，在旗籍的官员自然属于满官集团。军功集团成员大多数汇入了这个集团。而智囊集团成员尽管都有旗籍，但是，他们对新出现的汉族官僚集团毕竟有着更多的联系，更易沟通。清王朝入关后，官僚队伍只有“满班”、“汉班”之别，而入关前的军功集团与智囊集团的区分已不复存在了。军功与智囊两个集团虽然消散了，但两个集团中的人，却扮演了新角色，发挥着新作用。
通过清入关前军功集团与智囊集团的比较，可以看出清政权由割据一隅到入主中原的发展轨迹，不失为研究清前史的一个新角度。
注释：
〔1〕《满洲实录》卷1（周远廉先生译文）。
〔2〕〔3〕〔4〕〔5〕《清史列传》卷4。
〔6〕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6册，第2180页。
〔7〕〔29〕《清太宗实录》卷5。
〔8〕《清太宗实录》卷28。
〔9〕魏鉴勋、袁闾琨：《试论皇太极的改革及其智囊团》， 载《光明日报》1981年2月24日。
〔10〕《清太宗实录》卷13。
〔11〕〔20〕《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
〔12〕《清史稿》卷239。
〔13〕〔15〕〔32〕《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中。
〔14〕《清太宗实录》卷24。
〔16〕勒德洪等：《进实录表》。
〔17〕〔18〕王先谦：《东华录》天聪八年正月。
〔19〕《满文老档》卷52。
〔21〕〔22〕〔23〕《清太宗实录》卷1。
〔24〕《清太宗实录》卷18。
〔25〕《清史列传》卷78。
〔26〕《碑传集》卷4。
〔27〕王先谦：《东华录》天聪元年四月。
〔28〕《旧满洲档译注》天聪三年十一月。
〔30〕《清太宗实录》卷47。
〔31〕《清太宗实录》卷59。
〔33〕《开国方略》卷31。
〔34〕《清太宗实录》卷22。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1996年01期
【原文出处】《社会科学辑刊》(沈阳)1995年05期第110-117页
【作者简介】魏鉴勋，现任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邮编：110031
军功集团与智囊集团根本目的、基本作用相同，但两个集团的具体作用却存在许多质的差异，表现在对后金政权的作用不同，对后金社会的作用不同，对领袖角色塑造的作用不同。军功集团与智囊集团有许多差异，但却有同一个归宿。清王朝定鼎燕京后，两个集团便开始消融，逐渐被满汉官僚集团所取代，官僚集团不再以职能划分，而以族籍为别了。
后金（清）政权的建立与扩展，因素固然很多，但是，披坚执锐攻城掠地的军功集团，运筹惟幄决胜千里的智囊集团，是诸多因素中较为重要的两个。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军功集团和智囊集团，或二者缺其一，后金（清）政权是难以建立的，即或得以幸存也是绝不可能发展壮大，更谈不上入主中原开200余年的帝王基业了。
研究清入关前军功集团与智囊集团的形成与作用，对于深刻认识后金由单一民族政权演变成多民族联合的清政权，以及清由地方割据政权扩展为统治全国的中央政权的历史进程，是至关重要的。
一、两个集团的形成
军功集团的形成较之智囊集团的形成要早。军功集团是在努尔哈赤起兵的过程中逐渐形成、扩大的，由归附的女真各部首领和明朝降将组成。其最初的骨干成员有舒尔哈齐、褚英、额亦都、费英东、何和哩、扈尔汉、安费扬古等人。努尔哈赤在公元1616年称汗时，军功集团已臻完善。
努尔哈赤军功集团的形成，是乱世的必然现象。在努尔哈赤崛起之时，“满洲国之苏克素护河部、浑河部、完颜部、栋鄂部、哲陈部、长白山纳殷部、鸭绿江部，东海窝集部、瓦尔喀部、库尔喀部，呼伦国之乌拉部、哈达部、叶赫部、辉发部，各地盗贼蜂起，各自僭称汗、贝勒、大人，每村每寨为主，各族为长，互相征伐，兄弟相杀，族众力强之人，欺凌、抢掠懦弱者，甚乱。”〔1〕努尔哈赤的兄弟子侄为了家族的生存及利益浴血疆场，自不待言。而异姓武士在混乱中选择了努尔哈赤，甘为前驱，不惜身冒矢石，甚至死而后已，表现虽然一样，动机却各有不同。要之有二，一为主动投靠；二为被俘归降，例如额亦都就是一个典型。此人姓钮祜禄氏，世居长白山。幼时，父母为人所害，邻人以匿之，得免。年十三，手刃其仇，避走嘉木瑚地，依于其姑。居数岁，太祖过其地，额亦都识为真主，请事太祖，白于姑，姑止之，不可，遂从行。〔2〕额亦都投靠努尔哈赤，目的在于谋求自身的发展， 自觉地把自己的前途与努尔哈赤的事业紧紧地联在了一起了。因此，他在历次征战中，冒险犯难，表现出超人的武勇。比如，在丁亥年（公元1587年）八月率军攻打巴尔达城时，“夜薄其城，率骁卒先登，城中兵猝惊起拒，跨堞而战，飞矢贯股，著于堞，挥刀断矢，战益力，被五十余创，不退，卒拔其城而还。”〔3〕额亦都骁勇善战，能挽强弓， 能以少击众，所向披靡，遇有征战辄为前锋，用兵40余年没有吃过败仗。因此深得努尔哈赤信赖，委以重任，妻以宗女，累官至一等内大臣，授爵一等子，是佐理国政的五大臣之一。死后，被皇太极追封为弘毅公。额亦都主动归附后的发迹与努尔哈赤事业的发展是同步的。
费英东、扈尔汉则又是另外的情形了。费英东，姓瓜尔佳氏，世居苏完。在努尔哈赤创业之初，费英东随父亲苏完部长索果尔率领所部军民500户归附了努尔哈赤，“费英东自少从太祖征讨诸国，三十余年， 身先士卒，冲突坚阵，当其锋者莫不披靡”，官至一等大臣，也是五大臣之一，“以功授三等子，世袭。”皇太极时追封直义公。〔4〕扈尔汉，姓佟佳氏，世居雅尔古寨。公元1588年从其父扈喇虎率所属归附努尔哈赤。扈尔汉被授予一等大臣，居五大臣之列，赐姓觉罗。他“誓以戎行效死。每出战辄为前锋”，曾率200军丁击败10000乌拉兵的截击。〔5〕费英东与扈尔汉归附努尔哈赤首先是为了在女真各部兼并斗争中保存本部的利益，而自己的部落又难以自立，为免于被吞并，沦为奴隶，被动地选择了主动归附之一途。这与额亦都为谋求个人出路自觉跟随努尔哈赤大有差异。
努尔哈赤进驻辽沈以后，在与明王朝的武装冲突中，他的军功集团又增加了一部分明朝的降将。这些人投降努尔哈赤主要是因兵败之后，为保住自己生命，进而用他们的军事才能和政治经验为后金服务，以换取荣华富贵。明朝抚顺所游击李永芳可称得上是个代表。他是明朝边将第一个投降努尔哈赤的，因此，格外受到优待。努尔哈赤把七儿子阿巴太的女儿许配给他，称为“西屋里额驸”，并任命他为三等副将，多次出征，以功升任三等总兵官。在民族压迫严重的后金社会，李永芳得天独厚，成了后金政权中的特权人物。但是，比起满族权贵及军功集团出身的女真人，明朝的降将无论在地位和权力等方面，终还稍逊一筹。
尽管努尔哈赤军功集团中的人物各有怀抱，但是，共同的利益把他们纽结在一起。他们对努尔哈赤的态度都是忠顺的，他们各展所长，效命疆场，甘以自己的血肉之躯为后金政权的建立奠基。
军功集团是努尔哈赤事业成功的首要保证，是后金政权的强大支柱。
在努尔哈赤创业过程中，身边集聚了一批文士。这些人不以武功见长，而以文事、外交为主，被赐号为“巴克什”。由他们组成了努尔哈赤的文秘班子。后来，在皇太极时期发展为智囊集团。努尔哈赤文秘班子的骨干主要是女真人，如额尔德尼、达海、希福等，汉人则只有龚正陆一个。
努尔哈赤起兵时，身边不乏武勇之人，但是却无文化之士。当时，女真族连文字都没有，更不用说学校了。所谓有文化的，也仅只是通蒙文的人。在公元1599年，即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各部之后，开始统一海西女真的时候，鉴于斗争的需要，努尔哈赤命令精通蒙语的额尔德尼和噶盖创制满文。此举可称得上是努尔哈赤文秘班子的第一个大的建树。
在努尔哈赤的文秘班子中，负责与明朝及朝鲜文书往来的是龚正陆。他本是浙江绍兴府会稽县的商人，“年少客于辽东，被抢在其处，有子姓群妾，家产致万金，老乙可赤号为师傅，方教老乙可赤儿子书，而老乙可赤极其厚待。虏中识字者，只有此人，而文理未尽通矣。 ”〔6〕龚正陆虽粗通文理，但他却是在后金传播汉文化的第一人，不仅辅佐努尔哈赤处理外交事宜，而且还培养了一批年轻的女真贵族使其通晓汉族文化。
严格说起来，努尔哈赤时期的智囊集团仅是个雏型，不仅建立的时间比军功集团晚了许多，而且在职能发挥上也并不全面，其作用与影响远远不如军功集团巨大。
努尔哈赤在兼并女真各部及与明王朝争独立的过程中，组建了军功集团与文秘班子，这犹如战车安上了两个轮子。在努尔哈赤的驾驭下，后金这辆战车所向披靡，终于把努尔哈赤送上了女真社会权力的顶峰，使他成为割据辽东的一代雄主。
在努尔哈赤时期，军功集团由形成、扩大到完善，所用的时日并不长，从以13副遗甲起兵到编牛录，历时不到20年，就是以八旗制度建立为下限，也不过30年。而智囊集团由雏型到完善所费时日则较多了，直到努尔哈赤死时，智囊集团始终也没有完善起来。由聘用龚正陆及创制满文算起，直到皇太极天聪末年设内三院，约用了50余年的时间。
在皇太极统治时期，军功集团的骨干人物虽有增多，但因为军功集团早已定型，可以说没有什么质的飞跃，不过率由旧章而已。当然，其地位与作用仍在日渐增强。而智囊集团则迥然不同了。以天聪三年（公元1629年）四月，皇太极建直房，“命儒臣分为两直，巴克什达海，笔贴式刚林、苏开、顾尔马浑、托布戚等四人翻译汉字书籍；巴克什库尔緾同笔贴式吴巴什、查素喀、胡球、詹霸等四人记注本朝政事，以昭信史”〔7〕为标志，比努尔哈赤的文秘班子扩大了， 但仍不能认为是智囊集团，后改直房（书房）为文馆，可视作文秘班子的进一步发展，但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智囊团，直到天聪十年（公元1636年）三月“改文馆为内三院：一名内国史院，一名内秘书院，一名内弘文院。”〔8〕智囊团才名符其实，臻于完善。
纵观军功集团由亲兵——牛录——八旗及智囊集团由巴克什——书房（文馆）——内三院的发展完善过程，可以见出在皇太极称帝以前，军功集团一直在后金政权中起着主导作用，占据核心地位，其骨干人物由满人单一化向以满人为主，汉人为辅过渡，而汉人始终居于辅助地位。智囊团的地位虽然一直没超过军功集团，但是其对决策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却与日俱增，尤其在崇德年间，更是如此。而智囊团的骨干人物则由满人为主向汉人为主过渡，最后形成了汉人为主，满人为辅的格局。
军功与智囊两个集团的形成尽管时间有先后，骨干有差异，但均是后金争生存、求发展的结果。
二、两个集团的作用
军功集团与智囊集团的形成虽然根本目的、基本作用是相同的，都是为了后金（清）的建立与发展，但是两个集团所起的具体作用却并不完全一样，甚至存在许多质的差异。
这种差异可归纳为三个方面：
第一，对后金政权的作用不同。军功集团的作用比较单一，主要表现为在战场上克敌制胜及管理国家。后金政权是用武力打出来的，在努尔哈赤时代自不待言，就是在皇太极即位之初，负责政务、军事、族务、生产的八大臣、十六大臣也均为军功集团成员。可以不夸张地说，没有军功集团就不可能有后金政权。而智囊集团对后金政权的作用则较为复杂了。不仅在战略的制定上、完善后金的军制上发挥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参谋作用，更主要的是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一系列重大政策的制定上，发挥了主导作用。
例如，在政治上，举凡“加强君权，限制权贵，完备统治机构等等，都是经智囊团的谋划完成的。”〔9〕皇太极及其智囊团为了发展后金（清）政权，最后达到统治全中国的目的，毅然决然对努尔哈赤亲手制定的八王置汗、共理国政的“大计”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革，取消了“国人朝见，上与三大贝勒俱南面坐受”〔10〕的制度，实行汗“南面独坐”，彻底改变了皇太极“虽有一汗之虚名，实无异正黄旗一贝勒也”〔11〕的地位，并进而实行了“定衣冠之制，使主权尊，民志定”〔12〕，确立了汗的至高无上专制地位，实现了与君主专制制度的接轨。
为了限制权贵，保证君主集权制在后金顺利推行，皇太极在智囊团骨干鲍承先、高鸿中、范文程、宁完我等的谋划下，仿明制建立了弹劾权贵的都察院，改变了“不敢是非官长”、轻议权贵的后金奴隶主专政条件下长时期普遍存在的现象。
为了健全后金（清）的统治机构，皇太极采纳了宁完我的建议，以“参汉酌金”为纲领，“就今日规模，立个金典出来，”“务使去因循之习，渐就中国之制。”〔13〕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皇太极建立了“三院八衙门”，把努尔哈赤时单一女真奴隶主的后金政权变成了以满洲贵族为核心，联合汉族地主、蒙古封建主及其他少数民族上层的封建割据政权，成为后来统治全中国的清王朝的雏形。
在经济上，智囊团辅佐皇太极革除了防碍后金生产力发展的一些弊政，如制定、推行轻徭薄赋政策，以苏民困，以利生产；颁布一系列法令，大力提倡开垦荒田、兴修水利，禁止高利贷，鼓励经商，强调改良农耕技术，以保证实现富国强兵。这一切措施，收到了立竿见影的实效。粮棉产量增加了，结束了后金靠外进粮食、布疋的被动局面；纺织、造船、冶铁、陶瓷等手工业日渐兴隆，手工匠人成为从事专门手工业的劳动者，手工技艺不断提高；商贸发达，沈阳成为后金最大的交易中心，与中原、蒙古、朝鲜地区的交易额不断上升，一改天聪初年社会经济调蔽的局面，出现了繁荣景象。
在文化上，智囊团帮助皇太极吸收、运用汉族地主阶级的统治经验，以孔孟之道为统治思想。一则巩固了后金的封建统治，再则为清兵入关后，满汉地主阶级合流奠定了思想基础。僻居关外的皇太极，正是在智囊人物的启迪下，“远效尧、舜、禹、汤、文、武之法，近仿汉高祖，宋太祖之制，”〔14〕“如要知正心、修身、齐家、治国的道理，则有孝经、学、庸、论、孟等书；如要益聪明智识、选练战攻的机权，则有三略、六韬、孙吴、素书等书；如要知古业兴废的事迹，则有通鉴一书。”〔15〕皇太极在智囊团的辅佐下，以历代帝王得失为鉴，熟黯汉族封建典籍，得心应手地运用汉族地主阶级的统治经验，发挥汉族封建思想文化的效应，“合满汉如臂指，”〔16〕成了一代崛起之君。
第二，对后金社会的作用不同。军功集团对后金奴隶制的建立与巩固，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也可以说，没有军功集团，后金的奴隶制不可能顺利发展，女真奴隶制国家更不可能建立。军功集团对后金奴隶制社会制度的建立起到了积极促进的作用。但是，在后金社会封建化的进程中，努尔哈赤为了保护、扩大后金奴隶主集团的既得利益，自觉与不自觉地阻碍了封建主义的滋长。在其进驻辽沈地区之后，逆历史潮流而动，表现得更为突出。他囿于历史的教训，极度担心女真族被汉化，竭力保持女真族的奴隶制度。努尔哈赤在顽固坚持这一排斥汉化（封建化）的基本国策的同时，对辽东汉族采取了疯狂的镇压措施，其中尤以“编庄戮儒”政策的实施，造成的社会危害最大。女真奴隶主在封建经济发达的辽沈地区强力推行落后的奴隶制及早期封建农奴制生产方式，使广大汉族农民沦为奴隶或农奴，即使降附后金的汉官也“米谷仍不足食，每至鬻仆典衣以自给”，甚至“其妻子皆给贝勒家为奴。”〔17〕努尔哈赤的倒行逆施，逼得汉民群起而反抗，就连归顺的绅紟也“屡煽惑降民，潜行叛逆”〔18〕，民族矛盾恶化到空前尖锐的程度。
与此同时，努尔哈赤还加重了阶级剥削，增加女真人的社会负担。据皇太极时的统计，当时女真人的各种徭役达三十多种，加上连年战争，直弄得女真人“家私荡然”。为数众多的包衣阿哈纷纷逃亡，甚至不少女真人皆欲杀努尔哈赤而后快。〔19〕在后金统治区内，出现了“金汉之民两相困毙”的局面。〔20〕
对这种局面，努尔哈赤及其军功集团采取一味高压的政策，结果事与愿违，激起了更普遍的反抗，造成社会经济破坏，秩序混乱。努尔哈赤及其军功集团以武力建立起来的后金社会，已到了崩溃的边缘。
在这关键时刻，努尔哈赤死了。皇太极继承了汗位。
为了走出困境，解决危机，皇太极完善了智囊团并在智囊的辅佐下，针对后金社会的弊端，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改革。在智囊人物的谋划下，皇太极突出抓了两件大事：一是缓和后金社会的民族矛盾。他发上谕提出“治国之要，莫先安民。我国中汉官汉民从前有私欲潜逃及与奸细往来者，事属以往，虽举首，概置不论。嗣后惟已经在逃而被缉获者论死，其未行者虽首告亦不论”〔21〕，规定“至于满汉之人，均属一体。凡审拟罪犯，差徭公务，毋致异同。”〔22〕从而安定了惶惶不可终日的汉官及群情汹汹的汉民。二是调整生产关系。实行重新编庄，分屯别居，恢复一部分汉民的民户身分，让汉官管汉民，使汉军旗与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具有了大体相同的地位。这样一来，“由是汉官汉民皆大悦，逃者皆止，奸细绝迹”〔23〕，社会很快安定下来了。
与此同时，皇太极大力加强智囊集团，重用智囊人物，屡屡强调“朕惟图治以人才为本，人臣以荐贤为要”、“朕将量才录用”，〔24〕并于天聪三年（公元1629年）设文馆，罗致智谋人才，后于天聪十年（公元1636年）将文馆改为内三院，以文馆诸臣为骨干，完备了智囊团。一时间，朱延庆、刘弘遇、刘奇遇、沈文奎、罗锦绣、马国柱、江云深、李栖凤、杨方兴、高士俊、马呜佩、雷兴、鲍承先、高鸿中、张存仁、宁完我、范文程等人，披肝沥胆昌言改革、司机要，成为皇太极进行改革、治理后金社会的中坚。其中，宁完我、范文程尤深得宠信。宁完我因才识非凡，被皇太极“出之奴隶，登之将列”〔25〕，官至内三院大学士，成为谋划改革的核心人物之一；范文程也官至大学士，被皇太极倚为心腹重臣，“每欲大政，太宗必曰：范某知否？公或未与议，则曰：何不与范某议之？公尝以病出直，诸务填委，待公病已决之。”〔26〕范文程作为皇太极智囊团的决策人物，不仅谋划了后金的改革，而且还制定了清入关的方略。清兵入关后，清政权推行“官来归者复其官，民来归者复其业”的大政方针，就是范文程谋划的。
后金社会在皇太极及其智囊团的引导下，很快摆脱了天命晚期及天聪初年的危机，并使后金社会实现了文明跃进，封建制迅速发展起来，完成了由奴隶制到封建制的转化。
第三，对领袖角色塑造的作用不同。军功集团活动的结果，使努尔哈赤由建州一个女真小头人成为割据一方的雄主。努尔哈赤生前的最高愿望就是统一女真各部，割据东北，雄踞山海关外，“听汉人居山海关以西，我自居辽东地方，满汉各自为国。”〔27〕《清实录》、《皇清开国方略》这些“官书”也都记述太祖未尝有必成帝业之心。皇太极则不然了。他已不再以割据一方为满足，他要取代明王朝，要成为天下共主。他不厌其烦地公开宣扬“天下非一人之天下，有德者居之”〔28〕这一儒家的政治伦理，为自己称帝大造舆论：“若谓我国偏小，不宜称帝，古之辽、金、元俱自小国而成帝业……岂有一姓受命，永久不移之理乎？天运循环，无往不复，有天子而废为匹夫者，亦有匹夫起而为天子者。”〔29〕后来，他在对明朝的军事斗争日益得手，在崇德四年（公元1639年）给明朝崇祯皇帝的信中，公然宣称：“自古天下非一姓所常有”，“岂有帝之裔常为帝，王之裔常为王哉？”〔30〕三年之后，他更咄咄逼人地宣言：“有德者受命，无德者废弃，从来帝王有一姓相传永不易位之理乎？自古及今，其间代兴之国，崛起之君，不可胜数。”〔31〕皇太极熟黯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史实，以儒家哲学为依据，把明王朝的天下共主崇祯皇帝视为废弃的无德者，把自己打扮成有德受命的一代崛起之君。他不同乃父以“满汉各自为国”为满足，而是以即将统治中国的皇帝角色出现在明清交锋的战场上了。
从努尔哈赤割据之君到皇太极天下共主的角色这一重大的质的转换，契机在于智囊团的启迪。
智囊团核心人物宁完成，不止一次地给皇太极建言学习儒家典籍，改革后金的典章制度，要皇太极以历代明君为楷模；六部、两院以《明会典》为主要依据，处理政务。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使后金的“一代君臣必有一代制作”，“庶日后得了蛮子地方，不至于手忙脚乱。”〔32〕皇太极在智囊团的启沃下，不仅使后金政权“渐就中国之制”，而且还拟定了推翻明王朝的战略，在割据东北的基础上，东征朝鲜，西联蒙古、西藏，对明朝实行半月形包围。他把攻明战略概括为“取北京如伐大树，先从两旁砍，则树自仆。”〔33〕不仅如此，皇太极还就进攻明朝将碰到的一些具体问题，指示高鸿中，鲍承先、宁完我、范文程研究，“朕反复思维，将来我国既定之后，大兵一举，彼明之若弃燕京而起，其追之乎？抑不追而竟攻京城；或攻之不克，即围而守之乎？彼明主若欲请和，其许之乎？抑拒之乎？若我不许，而彼逼迫求和，更当何以处之？倘蒙天佑，克取燕京，其民人应作何安辑？我国贝勒等皆以贪得为心，应作何禁止？”〔34〕要求智囊团拿出具体对策来。尽管皇太极由于突然发病而死，没有来得及实施他在智囊团辅佐下所制定取明而代之的方针，在他的继承者手中却得到了圆满的实施。当然，也是在智囊团辅佐下进行的。皇太极建立的清王朝终于发展成为统治全国的政权，皇太极的儿子终于成为统治全中国的皇帝。
这一切，如果没有智囊团的谋划，是绝对不能实现的。
三、两个集团的归宿
军功集团与智囊集团尽管有许多差异，但是，这两个集团却殊途同归，有着同一个归宿。
从清兵入关，清王朝定鼎燕京之时起，军功与智囊两个集团便开始消融，被满汉官僚集团所取代，而满汉官僚集团不再以职能区分，而以族籍为别了。
清朝入关前的军功集团与智囊集团之所以在清兵入关后消融，其原因有三：
第一，两个集团的根本利益一致，这是消融的基础。军功集团与智囊集团尽管职能、作用大不一样，但都是为了后金（清）政权的存在与发展而运作。后金（清）的存在与发展给两个集团带来了财产与权力。而实现财产与权力的再分配，正是军功集团与智囊集团活动的共同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两个集团只是分工的不同，而没有政治、经济、文化的根本冲突，即或有冲突，在实现财产与权力再分配这一根本利益面前，也会调和化解的。可以断言，正是财产与权力再分配的根本利益既使军功集团与智囊集团分工，又使两个集团消融。
第二，两个集团历史使命的完成，是消融的前提。虽然努尔哈赤时代，军功集团是为了割据而战，但是到了皇太极时代，军功集团已认同了智囊团的战略目的，为取代明王朝而战了。取代明王朝成了两个集团的一致的任务。
清兵入关，顺治皇帝即位燕京，清王朝由地方割据政权变成为统治全国的中央政权，实现了皇太极的夙愿，从而，军功集团与智囊集团的历史使命也宣告完成。这就为两个集团的消散，提供了前提条件。随着统治全国的清王朝的确立，官僚队伍随之重组，其任务与作用较入关前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所以军功集团与智囊集团失去存在的必要，乃是必然的了。
第三，统治全国的清王朝是以满洲贵族为核心，联合汉族地主、蒙古封建主及其他少数民族上层的联合专政。这种联合专政性质乃是军功集团与智囊集团消融的保障。清王朝的巩固与发展，不系于一个民族，而它维护的也不是单一民族的统治阶级的利益。清王朝是全国境内各个民族的剥削阶级的共同专政工具，自然要吸收各个民族的上层人物参与政权的活动。官僚队伍的急剧膨胀，官吏分工的空前细致，是清王朝面临的重大问题，而官僚队伍的骨干，对确保清朝统治则起到关键作用。因此，久经考验的军功集团及智囊集团中的人物，便自然成为清王朝宠大官僚集团的核心与骨干，而他们的职权范围也不能再象入关前那样狭窄了。随着战事的减少，军功集团成员主要不再以征战为业，而是以行政为主了。而智囊集团成员，更是广泛参与行政不再仅限于谋划了。比如，清入关后，各省督抚绝大多数均由文馆出身的人充任，便是最具说服力的一个证据了。军功集团成员也罢，智囊集团成员也罢，对于新的社会角色与位置是满足的，即是说无论在财产上抑或权力上，均较前有大幅度的增加。因此，他们对于原来带给他们权益的集团的消失，非但没有抵触，反而充满了欣喜。清王朝的官僚队伍基本上由满族官僚及汉族官僚构成，在旗籍的官员自然属于满官集团。军功集团成员大多数汇入了这个集团。而智囊集团成员尽管都有旗籍，但是，他们对新出现的汉族官僚集团毕竟有着更多的联系，更易沟通。清王朝入关后，官僚队伍只有“满班”、“汉班”之别，而入关前的军功集团与智囊集团的区分已不复存在了。军功与智囊两个集团虽然消散了，但两个集团中的人，却扮演了新角色，发挥着新作用。
通过清入关前军功集团与智囊集团的比较，可以看出清政权由割据一隅到入主中原的发展轨迹，不失为研究清前史的一个新角度。
注释：
〔1〕《满洲实录》卷1（周远廉先生译文）。
〔2〕〔3〕〔4〕〔5〕《清史列传》卷4。
〔6〕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6册，第2180页。
〔7〕〔29〕《清太宗实录》卷5。
〔8〕《清太宗实录》卷28。
〔9〕魏鉴勋、袁闾琨：《试论皇太极的改革及其智囊团》， 载《光明日报》1981年2月24日。
〔10〕《清太宗实录》卷13。
〔11〕〔20〕《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
〔12〕《清史稿》卷239。
〔13〕〔15〕〔32〕《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中。
〔14〕《清太宗实录》卷24。
〔16〕勒德洪等：《进实录表》。
〔17〕〔18〕王先谦：《东华录》天聪八年正月。
〔19〕《满文老档》卷52。
〔21〕〔22〕〔23〕《清太宗实录》卷1。
〔24〕《清太宗实录》卷18。
〔25〕《清史列传》卷78。
〔26〕《碑传集》卷4。
〔27〕王先谦：《东华录》天聪元年四月。
〔28〕《旧满洲档译注》天聪三年十一月。
〔30〕《清太宗实录》卷47。
〔31〕《清太宗实录》卷59。
〔33〕《开国方略》卷31。
〔34〕《清太宗实录》卷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