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明朝灶丁免田制考
刘淼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1996年01期
【原文出处】《文史》(京)1995年39期第165-179页
自唐肃宗时第五琦行亭户之法，沿海办盐亭户得“免杂徭”。 〔1〕此制历代相沿，明朝亦如是。洪武十七年，即令各产盐地方，“优免盐丁杂泛差役。”〔2〕但明朝优免灶丁杂役， 究竟是优免丁役还是灶田役，免多少，怎么免法，殊不可知。明中期，因此法实难通行，乃改行免田法，以期便利。至条鞭法施行，免田制亦废而不行。由此可知，免田法乃是介于优免杂役和条鞭法之间的免役法，这对於我们认识明代灶户役制的演变，以释上述疑难，颇有帮助。
关於明朝灶户免田制，日本学者藤井宏《明代盐场の研究》、 〔3〕佐伯富《中国盐政史の研究》〔4〕诸力作中有所涉及， 然对其制度本身，尚未深入探究。迄今为止，亦未见有专论。本文拟就明朝免田制的内容以及免什么、如何免法、免田量、免田法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诸问题，〔5〕试作考析。
一
关於免田制始行年代，迄今不明。前学者论及免田，多以师存智的《修举盐法疏》为代表性依据。奏疏中关於免田的部分，为诸盐法关系史书及当代盐法研究者所引录。其内容是：“凡灶户，一丁至三丁者，每丁免田五十亩；四丁至一十丁者，每丁免田三十亩；十一丁至二十丁者，每丁免田二十五亩；二十一丁至三十丁以上者，全户优免，俱归有司当差。催徵税粮，存留本县，免其起运，杂泛差役，尽行优免。”姑且不论此奏疏内容如何，仅以此作为免田制始行年代，却大成问题。师存智，字汝愚，正德九年任雨浙巡盐御史，次年即去职，为赵春所代。〔6〕师存智任期仅一年，即上《两浙盐法疏》，〔7〕“奏六事”，其中当有免田之议。但绝不可据此即认为免田法始行於正德九年。现今有确切年代记载的是弘治二年。谢肇浙《福建运司志》卷六《经制·攒造盐册》有云：“弘治二年，户部题准：灶户若办全课，二十、三十丁以上者，通户优免，其余每丁贴与私丁三丁，除田二十五亩，免其差徭夫马。”这里所说“通户优免”，是指灶户有成丁二十丁以上煎盐供役者，其杂役全免。只是二十丁以下的灶户，除每一正丁贴与三丁余丁外，每一正丁免田二十五亩。谢氏所记弘治二年免田法，显然与前引师存智正德九年奏疏有较大差异。不过，谢氏之所以引弘治二年例，是要指责福建上里等盐场有达祖制。他说：“盐户每一成丁一丁办盐，例该免田二十五亩，其见在有田一顷者，该报册丁四丁，方准全免。今上里等场盐户，不论丁之多寡，概将田亩尽数优免，不当民差。”如果理解不错的话，明朝灶丁免田仅限於成丁，且每一成丁免田二十五亩，其余“私丁”、“余丁”均不在免田之例。由此可以想见，免田达制现象，绝非仅见於福建上里诸场，其他盐运司不问成丁、余丁一概免田，当是极为普遍的。但问题是，既然谢氏认为上里等场免田达制，每一成丁免田二十五亩，当是弘治二年以前的旧例，依此推测弘治二年前已推行免田法，只是每一成丁免田二十五亩而已。再者，谢氏所言弘治二年免田法，乃与《明会典》、《皇明世法录》系统记载有异。〔8〕据《明会典》记载：“弘治二年，令灶户除全课二十丁、三十丁以上，通户优免逋欠。若殷实灶户，止当灶丁数名，亦止照见当丁数贴灶，此外多余丁田，俱发有司当差。其余全课盐丁，亦照原议丁田津贴，免其差役夫马。”这段文字，该作何解呢？如其中说“通户优免逋欠”，所言与免田为两码事，且“逋欠”的是“盐课”，抑或是灶田“正役里甲该办粮草”呢？不得而知。而《皇明世法录》的“盐法”部分抄录此节时，则索性删去“逋欠”二字，大概也是难以理解的缘故。这样一删，此段文字似就成为免田的法的规定了。然据笔者所见，“逋欠”二字，实不可删。因为这里的“通户优免逋欠”，实际上是指免除“追补逃灶盐课”而言，这在弘治元年著名的史简《盐法疏》〔9〕中说得很明白。 其疏言：灶户有二十或三十丁以上认办盐课全额的见在户，“成化十五年以前亏折盐课，量免追补”。希图以此确保灶户完纳弘治以来的盐课。这完全与免田无关。至於下文所说“殷实灶户”即丁多田多的户，因户下办盐额丁数少，所以采取按旧例每一正丁以二、三余丁帮贴之法，〔10〕以吸收多余人丁办盐，此外再有“多余丁田”，才“俱发有司当差”，拨发地方府县的多余丁田，自然要按民户例纳粮当差，而对承办全额盐课的“盐丁”（即正丁、成丁），则照例免除“差役夫马”。所谓“原议”“丁田津贴”，无疑是指每一成丁免田二十五亩而言。
无论怎样讲，弘治二年免田法，不但今人难以理解，即便是明人，也未必明白。法制上的模糊性，也必然导致现实中的多样化。前述福建上里诸场即是极显然的例证。正因为此，至弘治十八年又重颁免田法，较前似更完备。关於此法，《续文献通考》卷二十《征榷考三》〔11〕记曰：
弘治十八年，令办纳盐课灶丁，一丁至三丁者，每丁免田七十亩；四丁至六丁者，每丁免田六十亩；七丁至十一丁者，每丁免田五十亩；十一丁至十五丁者，每丁免田四十亩；十六丁至十九丁者，每丁免田三十亩；二三十丁者，全户优免。中间该免之外，若有多余田亩，方许派差。如有将田准丁办盐者，一体照数除免。
所谓弘治十八年六月的免田法，本是两浙巡盐御史邢昭提出的，实录亦见有记述。《明武宗实录》卷二“弘治十八年六月癸未”条云：“浙江巡盐御史邢昭与布、按二司、运司官议宽恤灶户事宜。言：盐课办纳之难易，视人丁之多寡。今拟灶户三丁以下，人免田七十亩，勿事徭役。或六丁或十丁、十五丁、十九丁以下，凡四等，所免田各处减十亩。二三十丁以上，全户免之。或无余田，则止免其所有，既免而有余田，乃听派差。若将田准丁办课者，免如数。或有丁无田者，毋得以他户田诡寄免役，违者究问，拟充灶户，庶惠均而弊可革。”然是年五月，弘治帝已崩，由太子朱厚照即帝位，邢昭等奏议，无疑是武宗批准施行的，并被录入《明会典》。按理说，经武宗批准户部拟定的免田法，当行於天下各运司、提举司，但奇怪的是，即便在两浙，亦未见施行。如《（万历）杭州府志》卷三一《徵役》记各盐场，“每遇丁田均徭二次，免田五十亩，十丁则免田五百亩矣。”这里所说“二次”“免田五十亩”，一次当为二十五亩，与旧例同。又，同书还记曰：“旧制：每灶丁一人，给草荡九亩或八亩，仍免田二十五亩。”亦可佐证。又如明人徐元暘《剂和悃诚》所载两浙都转运盐使司《为恳救偏患裕国苏灶事》节录海宁县申称：“查西路场所额灶丁五千三百七十三丁，照例每丁免田二十五亩。”又同书载星石《上陆都运灶议》云：“遵照每丁二十五亩之规，免其丁产。”〔12〕此外，嘉靖十八年两浙巡盐御史陈世辅《清诡寄以除弊端》疏中，曾记载正德十年两浙巡盐御史赵春为革除灶户田产诡寄之弊，议改旧制，倡行“每丁止免田十亩”，后“题行户部议拟，二十丁以上者，每丁除田二十五亩”。由此可见，至少在两浙大部分盐场中，依然盛行“灶户办盐人丁，一丁免田二十五亩。”〔13〕的旧规，而弘治十八年的等次免田法，却如同具文，终未通行。其原因何在？如果把弘治十八年免田法列表分析，就不难发现问题所在。
弘治十八年灶丁免田分析表
表既成，需作如下说明：
一、如前所述，明朝统治者都十分清楚灶户办纳盐课“在丁而不在田”。按办盐丁数多寡来确定免田额亩，是很自然的。但为了保证民户杂役徵发，又不得不对丁多的富裕灶户的免田额进行限制。换言之，丁越多，免田越少，反之亦然。上表所反映的丁田比例，惟有十丁至十五丁的灶户最为有利。如果仅有十九丁，免田共五百七十亩，反较十五丁户少三十亩，倘若某灶户有十几丁，例该免田五百七十亩，如拥有灶田七十亩，又可折算一正丁，认办二十丁盐课，则可以得到“通户优免”的待遇。当然，二十丁以上灶户认办的课额与其他灶户也是有区别的。
二、如果认为前述明前期实行每丁免田二十五亩是正确的话，那么，弘治十八年的免田法则无法理解。因为按每丁二十亩计算，弘治十八年免田法显然是增加了免田额，这对以控制灶民田诡寄为自的的免田法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这样，我们必须重新检讨明初以来的免田额的法的规定究竟是多少亩。依《明史》的赋役原则，田一顷出丁夫一人，如果按此折算，弘治十八年免田总额折算差役正丁额，则远远少于免田丁额。假设这一原则不变，弘治十八年的免田额则低于明初的赋役原则，这是不言而喻的。更进一步说，明初每一正丁免田百亩的原则，是因为余丁帮贴制的同时施行而被改变了。
三、明制：灶户正丁一丁，余丁二、三丁帮贴。姑且不论帮贴制本身如何，至少在前述福建、两浙等盐区是施行三丁帮贴制的。但在明初，只是正丁才享有免田百亩之优待，余丁被排斥在外，这不过是法的规定而已。随着年代的推移，法的松弛，余丁也渐渐加入免田之例。明确地说，余丁与正丁成为一免田单位，由正丁一丁、余丁三丁共同分享免田百亩的优待。这样解释，可能更容易理解谢肇浙等人对余丁参加免田的指责了。因此说，自弘治二年以来邢昭、师存智等官僚提出的免田方案，均旨在减少灶户的免田额，以保障地方有司徵发民役（即有一定量的丁田）的基础上，维护十五丁以下中等灶户的丁役额，适当限制二十丁以上富灶经济的发展。这样做，是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背景的。
四、灶户免田百亩，盐法关系文献中也见有记载。林希元《陈民便以答明诏疏》〔14〕云：“盐丁户内田产，每办盐一丁，除民田一百亩，不当差役，其余一体扣算当差。”对于灶买民田，“查洪武年间原额优免户内，若有续买民田，亦准前例，除一百亩，准其赡灶，余田方令与民出办均平钱（役钱）”。〔15〕又，《（万历）琼州府志》卷五《盐课》记曰：“灶户赋役，除十年一次里甲正役依期轮当，并甲内给出军人照旧领解。其办盐一丁，准其二丁帮贴，每户除民田一百亩不当差役。多余人丁，签补逃亡灶丁，多余田土，扣算纳银，不许编充民壮、永马、站夫、解银、大户等役。”
此外，余丁参加免田以及每丁免田百亩的力证，还见于两浙运司施行的大丁、小丁〔16〕纳银免田法。
嘉靖二十八年，经鄢懋卿奏准，两浙施行根据灶丁纳银额数多寡，以折算小丁，仍按成丁（正丁、大丁）免田百亩的免田法。这样，所谓余丁（小丁）即享受免田法的优待。按鄢懋卿的说法：“今后除原额大丁外，止以实徵小丁纳银之数为主。”这就是说，过去原额大丁免田百亩的旧制不变，小丁纳银多则折大丁额少，反之亦然。其具体折算免田等级是：余丁纳银“六钱至七钱者，照旧三丁折算原额一大丁，免田一百亩。四钱至五钱者，四丁折算原额一大丁。二钱至三钱者，五丁折算原额一大丁。其余一钱者，必朋足一两八钱之数，方准原额一大丁，俱免田一百亩。”〔17〕很清楚，成丁免田百亩，已毋庸置疑。至於纳银与折丁的关系，亦如下表：
嘉万时期大丁、小丁免田分析表
如表所示，小丁纳银一两八钱，当是嘉靖纳银免田法的标准额，其标准的确定，乃与灶丁年纳盐价银有关。关於此，正德十一年浙江右参政詹玺、副使高贯《均科差议》有云：“编佥灶户，每户办盐有一二丁者，有三四丁者，每年例该盐价一两五钱。”〔18〕此处的盐价，即系“灶课折银”，实际上是指“丁盐”部分。嘉靖时，正午年纳丁盐银亦改为一两八钱。因此说，如果余丁（小丁）能够缴纳成丁的盐课银，同样可取得免田百亩的资格。而免田百亩的最低价，即是一两八钱。但如果丁多银少，最低的纳银价则为二钱。如此说来，灶户无疑会采取最为有利的五丁每丁纳银二钱之项，因为年纳银一两即可免田百亩。假设某灶户有正丁十丁，其帮贴余丁则为三十丁，五丁纳银一两，共纳银六两，可免田六百亩。加之正丁免田额，此灶户则可免田一千六百亩。十丁之家，乃是中等户，对於二三十丁之家，其免田总额当十分可观。所以说，嘉靖纳银免田法对富灶更为有利。诚如两浙都转运盐使司《为恳救偏患裕国苏灶事》所说：“富者田多免多，而课不少增；贫者田少免少，而课不少减。”〔19〕
万历九年行条鞭法，灶户免役田改为按亩徵银，由地方有司解送运司。关於此，可以两浙西路场为例。行条鞭后，“灶里田地徭银总於条鞭银内，照丁扣纳海宁县，竟解运司”。名为“有司秋粮包补课银”。此项银共为八百五两九钱五分。〔20〕这一记载，与《重订两浙鹾规》相一致。据《重订两浙鹾规》记载，万历二十五年五月，两浙西路场灶户徐嘉建言：该场灶丁五千三百七十三丁，每丁仍免田二十五亩， 〔21〕共一千三百四十三项二十五亩，“灶愿与民一体徵银， 每亩六厘，共银八百五两九钱五分”。并申明：“自二十五年为始，并入本县条鞭徭银内通徵扣出，竟给县批，着灶里领解本司，俱给商。”〔22〕由此可知，由于条鞭法的施行，灶丁的免役田，实际上已演变成纳银代役。这一转化的契机，当与嘉靖时纳银免田有关。
二
在对明朝灶户免田制的基本内容概述之后，有必要继续考究到底免什么田的问题。
众所周知，明代田土，分官、民二种。〔23〕然具有“户役”身份的灶户田土的具体情况，却不清楚。就灶户论，其田土地权，也当有官、民二种。先看官田地。官田地有二：一是“赡盐田土”。此类田土，多为官授。如正统三年巡抚直隶行在工部右侍郎周忱上言盐课四事，其中亦云：“卤丁谙练煎盐，然贫困者多，使其食足，何患盐课不完？前代尝有赡盐宫田，洪武初虽给耕种，俱起科纳粮。”〔24〕可知元代遗留“赡盐官田”，至朱明时已准许灶户垦种，但要升科纳粮（即上纳正役粮草，或称夏税秋粮）。可资佐证的实例，如福建上里场，即有官田6115.945亩，亩受盐20.8斤。〔25〕此类田土，固然不同於官拨荡地，〔26〕因官拨荡地在嘉万前俱不起科纳粮，嘉万后占种甚多，熟荡亦如前述“赡盐田土”，起科纳粮。此外，明初编佥灶籍时，民户所有的“民田地”也随之入灶，此类田土，称为“灶田”，也称作“赡盐田土”。《明太祖实录》卷二二“吴元年春正月戊寅”条记曰：“浙东……每田八亩，办盐一引。田入盐籍，谓之赡盐田土。”这里所说的“盐籍”即系灶籍。由于明初编佥附近州县“丁田相应”之家的民户入灶的范围相当广泛，而入灶的民户又多有事产，所以此类田土当视作“赡盐田土”的主体。但如何“赡”法，说穿了，无非是减免差役。这可以从林希元《陈民便以答明诏疏》中对灶买民田，“亦准前例，除一百亩准其赡灶”一语得到证明。由此推知，明朝人说的“赡盐田土”，当是朝廷优免每丁一百亩不当差役的灶籍田土（水田称灶田，旱地称灶地），这同周忱所说的“前代”“赡盐田土”并不是一回事。而免田也绝不是免官拨荡地，也不是像上里场那样的官田。
免田既然是免灶田，究竟是免什么呢？是免田粮，还是免力役，或是赋役全免呢？
如前所述，灶田本系民田，而民田的封建义务就是纳粮当差，承当赋役。民田入灶后，其丁身为朝廷办盐，其田所负担的赋役，如按《明史》所记，至少下户是全免的。《明史·食货志》“赋役”条说，灶户因丁多寡不同，所以分为上、中、下三户等，上、中户贴与余丁，“下户概予优免”。所言自然指田粮差役全免。但弘治二年免田法，却记二三十丁以上灶户“通户优免”，尚不知是赋役全免还是仅免役。又如嘉靖二十三年正月清理四川、云南盐法户部主事陈惟誉奏疏说：“云南课灶既无优免田粮，亦无可差财力。”〔27〕这话给人的印象，似乎在其他盐区是既免田粮，又免力役。
应当承认，封建王朝取制於民，一是丁身，二是田地。朝廷所需一切物料及差发使役，都由丁田承当。对丁田的支配，丁为主体，田地为从属。具体到明朝灶户田土，自然也存在纳粮当差问题。但灶户既煎办盐课，其丁身也就成为特殊的“役户”，且煎盐户役远较民户、军户、匠户役为繁重，世人目之为“苦役”“重役”。朝廷为最大限度地获取生产盐，〔28〕不得不优免其灶田所担负的杂役，但正额田粮（或称正役、正役里甲，正役税粮）却是绝对不优免的。灶田仍须缴纳税粮的例证，如正统四年令“两淮贫难灶丁户下，该徵税粮，於本州县存收，免令远运”。〔29〕这里所说“该徵税粮”，即系“正役”的“夏税秋粮”。“税粮”之说，还见弘治十六年“奏准：淮扬二府各场灶丁有欠税粮者，止许催促，不许拘拿盐追”的诏令。〔30〕关於“夏税秋粮”的表述，如林希元《陈民便以答明诏疏》引述洪武二十三年广东潮州府海阳县小江场百夫长余必美奏称：“本场灶户，专一办盐，於内有田地者，已经有司作数，送纳夏税秋粮。”〔31〕其文意十分明白，毋庸解说。又“正役里甲”的说法，如正统十二年奏准：“河东运司盐丁，除正役里甲该办粮草外，其余柴夫、弓兵、皂隶一应杂泛差役，丁少者俱蠲免，丁多者亦量减除。”〔32〕称“正纳”者，如景泰五年兵科给事中奏行天下有司：“凡灶户之家，除正纳外，其余长解隶、兵、禁、仓库役一应杂泛差役，并科派等项，尽行优免。”〔33〕由此可知，所谓“税粮”、“夏税秋粮”、“正纳”、“正役里甲该办粮草”，都不过是灶田“赋”的别称，而“赋”都是“该办粮草”，绝不优免，能够优免的仅仅是“一应杂泛差役”“并科派等项”，这一点亦毋庸置疑。
灶丁优免“一应杂泛差役”，并不能说不应役。除前述灶户承当里甲正役该办税粮外，丁多田多的上户还应佥发总催役，此项役相当於民户里甲，〔34〕这是应当申明的。按明朝役法，杂泛差役远较里甲役为繁，役目甚夥，是名副其实的“杂泛”，诸如只应、禁子、弓兵、解户、马船头、馆夫、皂隶、库子、门子、厨夫、仓库斗级等，均系杂役中的“常役”；还有“因事编佥”的不时差役，如斫柴，抬柴、修河、修仓、运料、接递、站铺、牐版夫之类。〔35〕以上役目，不过仅就一般民户应役情况而言，灶户是否免应这些役？不得而知。查明朝优免灶丁杂役条文，似较民户更繁。如洪武二十七年正月户部议准优免灶丁杂役，如民壮、水夫、大汉、皂隶、门、库、弓兵、快手、斗级、赍夫、馆夫、大户司兵、听差银两、劝借杂粮等。〔36〕正统十二年，免柴夫、弓兵、皂隶一应杂泛差役。〔37〕宣德二年，“免淮扬灶户养马”。〔38〕三年，“蠲免一切夫役”。〔39〕景泰五年，免除长解隶，兵、禁、仓库役。〔40〕正德十一年，议准“一切夫役、民快、边饷、马价、军器等杂差，俱与优免”。〔41〕万历时，“如粮、里长，解牢、解匠，及收银、柜头、滋塘大户、总书、算手之类，凡系力差者，不得编及灶户”。〔42〕以上仅是灶丁杂役的大致役目，实际上远不止於此。然仅从所见役目，不难看出明朝灶户供应朝廷和府县衙门的杂役，不但有身役，还有“银差”。如“听差银两，劝借杂粮、边饷、马价、军器”，都属於“出银津贴，不许力差烦扰”的杂役，实即科派。〔43〕
明朝为什么施行免除灶户杂役（即每丁除百亩不当杂役）政策呢？其免田制的立法基础则是殊值深究的问题。
前引林希元《陈民便以答明诏疏》，记录了朱元璋洪武二十三年关於灶户免杂役的圣旨，耐人寻味。其广东潮州海阳县“有司仍将灶户编充里甲、巡拦、库子等项，盐课难办。钦领太祖高皇帝圣旨是：准他既作盐户，如何又着它当差杂役？钦此。”〔44〕与太祖说法相同者，实录中多有记述。如宣德三年，山东灶户“以民夫起赴京供役，有误盐课”，宣宗即论行在户部尚书夏原吉曰：“素闻灶户验丁煎盐，岁办不给，岂可别役？”於是诏令“蠲其夫役”。〔45〕这起码可证明朱明皇帝们都清楚灶户煎盐办课，是不应当杂役的。既然如此，我们即可推论灶丁办盐课与杂役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
就明朝经济体制而言，朝廷及地方司布按，府州县各级衙门所需一切物料及人力驱使，是通过配户当差制实现的，〔46〕户役制可说是封建王朝经济运行的基本制度。具体到灶户，其户役就是供办盐课，这是对灶户丁所徵发的役，所以又称丁役，其办纳盐课即称作“丁盐”。然按明朝役法，其丁役则按田徵发，田一顷出一丁，这是徵发多少丁的标准。灶户田产称为灶田，灶田承当里甲正役，但正役不属於户役范围，而是属於地方有司的里甲役。由于灶户丁役是认办盐课，而其田产又供纳粮草正役，这样，其认办的盐课丁役，也就如同民户民田承当朝廷赋役一样，均有正杂两役。所不同的是，灶户办盐归盐运司衙门管辖，其役较民户杂役更为苦重，但从制度上讲，办盐课就如同民户应杂役。正因为如此，明朝政府才免除灶户的“一应杂泛差役”，道理也很明白。同时，朱元璋所说“准它既作盐户，如何又着它当差杂役”和宣宗所说“岂可别役？”也得以合理的解释。
更进一步说，灶户所免灶田杂役，是由灶户的户役盐课来补偿的，这对政府更为有利。明朝灶户盐课，洪武中期行“计丁徵盐”法，兼行“按亩课盐”。按丁徵的盐课即是“正盐”，也作“正丁盐课”。丁盐徵发的标准，即“日办三斤，夜办四两”。关於此，《（万历）琼州府志》卷五《盐课》云：“国朝洪武初，灶户除里甲正役纳粮外，其余杂泛差役、科派等项，悉皆蠲免。后来州县不体盐丁日办三斤，夜办四两，无分昼夜寒暑之苦，科役增。”这里所说的“日办三斤，夜办四两”，即是灶户丁的“丁盐”。这类记述，又见於《（万历）广东通志》。其书记曰：“每灶户日办盐三斤，夜办四两。”〔47〕按此计算，广东、海北盐场灶丁昼夜办纳丁盐为三斤二两五钱，〔48〕以全年三百六十日计，丁盐为一千一百七十斤，合小引盐五引又一百七十斤。除广东外，在淮浙，洪武初以户计课，二十三年，两浙始推行“计丁办课”。据《宪章录》记载：洪武二十三年三月，两浙盐运使吕本奏言：“国初旧额以四百斤为一引，官给工本米一石，以米价低昂为准，兼支钱钞，以资灶民。然其间有丁产多而额盐少者，有丁产少而额盐多者，未经核实。今与各道分司即盐场所属地方，验其丁产多寡，地利有无，官田、草荡除额免科，薪卤得宜，约量增额，分为等则，逐一详定均平，实为民便。诏从之。”依此记述，两浙“计丁办课”，实始于吕本奏议。至于“丁盐”课额，《明会典》言：洪武二十三年，“定两浙各灶户每丁岁办小引盐十六引，引重二百斤。复盐工丁半之，其余工丁四引”。〔49〕这就是说，两浙成丁（正丁）岁办盐十六小引，共三千二百斤；盐工丁岁办八小引，共一千六百斤；余工丁（小丁）岁办四小引，为八百斤。这一记述，则与《实录》略有出入。两淮施行“计丁办课”，也在洪武二十三年，是由盐察御史陈宗礼提出仿效两浙“计丁办课”法，以便“均劳役”的。〔50〕同年七月，从淮安府海州临洪场灶户纪德山建言中说“近者增添盐课，计丁煎办”〔51〕一语，可知两淮亦行“计丁办课”法。其每丁的丁盐额，经户部议覆奏准，则与两浙同。〔52〕在此之后，山东、长芦、福建、河东也相继施行“计丁办课”制。其法的推行，大概不光是为了“均劳役”，应该说是确定了有明一代的灶户劳役制的原则。这个原则即是，灶户的“户役”，按丁徵发盐课，其中“丁盐”的“日办三斤，夜办四两”，乃是与其灶田所担负的杂役相等的。既然灶丁“计丁办盐”，那就必须计丁免除其田之杂役，而免田的原则，乃是明朝役法规定的每丁免田百亩。这样解释，其灶田免役与灶丁办课的关系就一目了然了。
从量的方面考察，明朝免田额与灶丁丁盐额，都同灶丁额有关。可以说，在明朝盐法关系文献中，并未见有免田额及丁盐额〔53〕的记载。因此，有必要根据灶丁额进行推算。其结果，亦如下表。
以上统计，尚不包括陕西灵州小盐池的盐丁，其主要盐区的灶丁则近三十万丁。如果依免田法每丁免田百亩，弘治时当免田二千九百八十九万五千余亩，万历时则为三千八百六十六万二千四百余亩。如果以丁计之，则有三十万正丁免除杂役。〔61〕但这些免杂役灶丁却为军国提供了亿万斤丁盐。具体讲，弘治时为三亿二千九百零四万一千五百四十斤，折合小引盐当为一百六十四万五千二百零八引；万历时岁办丁盐四亿五千二百一十五万零八十斤，倘若加上广东、海北二提举司之额，丁盐总量当在五亿斤以上，折合小引盐约为二百五十余万引。由此可见，明朝廷通过免田法，则获取了相当巨大的盐利益，这自然比民户杂役的获益大得多。不过，上表仅是对免田常态的分析，嘉靖施行纳银免田法后，随着灶丁纳银的多寡，免田的丁额与亩额亦处在变态之下，其总量也无法统计，然免田额处於上升趋势则是可以推知的。
三
无论怎样说，盐课总是朝廷的收入，这种收入是建立在灶户劳役制基础之上的。至於灶田，其担负的赋役的“赋”的部分即里甲正役粮草，往往也按亩折纳盐课（有一部分上纳本色粮草），而“役”的部分，则一概办纳盐课，这就是灶户的“户役”，其与民户不同之处，亦在於此。〔62〕但是由于灶户田地本是民田，其原田所应当的杂役，则是由县编派，所以称为“县役”，同时，灶户上纳粮草，也由府州县地方官府徵收。这样，府州县在徵粮派役时，为取得更多的人丁驱使或最大量的代役金，就势必不顾及免役户的所谓免田法，依然编发灶户杂役。可以说，终明一代，地方有司的“差役勾扰”问题始终很严重，这表明了朝廷与地方有司在利益上的争夺实态。
地方有司“差役勾扰”的记述，可说史不绝书。最早的见有洪武十七年浙江布政使王纯《恤灶疏》。〔63〕其疏言：“灶丁煎盐之苦，不分冬夏昼夜，比之工役，有何轻重？有司杂泛差役，全无优免，是以灶丁分力，额课常亏。”这里所说的“比之工役”，则是指比民户所应杂役之意，意思很明白。又如宣德二年，两淮都转运盐使司判官杨陵奏疏云：“比来有司概令（灶户）养马当差，不获安生，以致盐课日亏。”〔64〕正统二年，刑部右侍郎何文渊奏言：“旧制：煮盐之家，复其他役。今有司奉行不至，是以人多贫窘，盐课逋负。”〔65〕景泰五年，兵科给事中王铉《优恤灶丁议》曰：“近者，灶户与民一体当差，又煎办盐课，且如他人犯徒罪问发煎盐，只办本身盐课，并无份外差科，其灶户系平民点充，反加别役，虽经奏准优免，有司妄执不从，是以逃半，仅存者贫苦莫胜，以致课额不能完。”〔66〕此疏对灶户办盐同民户应役的关系阐说再清楚不过了，毋需赘释。至弘治元年，巡按直隶监察御史史简《盐法疏》还力论“差役勾扰”事。疏曰：“近年以来，有司多不遵守（免役法），将各场灶丁，或佥点解军等役，或小事一概勾扰，或税粮借辏起运，间有存者，却又多收加耗、脚价，以致灶民流徙，盐课拖欠。”〔67〕史简此疏，是指陈明朝最大的两淮盐运司，而在两浙，亦不例外。如《（嘉靖）定海县志》卷八说，灶户“身应二役，县有里长，场有总催；县有甲首，场有头目；县有收头，场有解户；县有支应，场有直日；县有见递年，场亦有见递年，则灶之与民，其苦乐已倍矣。为有司者，又以灶得盐利而每困苦之，凡徵输杂办，咸欲与民相埒”。可知灶户与民户一样编派杂役。与此相近者，还有明人黄绾《明道编》卷四云：“吾乡府县欲迎上司取财之意，又有掣盐、馆盐、铺户之役。”姜准《岐海琐谈》卷一也说：“有司以灶得盐利，多方困抑。凡杂办差徭，悉与民等。”以上赘引诸说，无非证明“差役勾扰”乃是具有普遍性的现象。当然，论者大多站在维护朝廷盐利的立场，极力抨击地方有司违制编发灶户差役，以致“盐课不完”。在这里，仅从现象即不难看出明代差役繁重是致使灶户逃移盐课逋欠的原因，但从制度深究，且不说明前期“优免灶丁杂役”缺乏具体内容，以致现实中难以遵行，仅就府县能够违制编派灶丁杂役，而且屡禁不止，至少有以下四方面原因。
其一，就制度论，明朝对灶户管理的双重性，无疑是差役勾扰的直接原因。〔68〕关於此，前学者已有论说，当不赘述。
其二，在盐场内，因盐场及盐运司衙门也需要一定量的杂役使唤，而这些杂役丁身是不能向地方有司所辖之民户徵发的，所以也采取在灶户中编排总催（相当民户里甲），向灶丁编派杂役。此种役虽不可等同於前述有司差役勾扰，但灶丁必须以丁身应役（即力差）这一点则是相同的。以两淮为例。两淮灶丁盐场杂役，“各场因课多寡设立，以守仓库，便搬运，或程递公文，解送盐价於京”。〔69〕与民户不同的是，承当此役多佥灶户中之富裕户，贫难户不在此列。仅洪武初，就额定四百六十三户，共一千零八十二丁。此种情况不限於两淮，其它盐区亦然。如长芦南北各场，“则有往来运载、看守、伺候、交纳等费，其总催解京交纳，又有沿途起运车船大小使用”。既有“力差”身役，也有科派杂费。后因此等“灶户”多“在场扰害”，经都御史李嗣奏准，此种役户才改由州县佥拨民户承当。这里至少应该承认，明朝灶户群中有一部分富灶是承当盐场役的户。
其三，具体到灶户而言，实际上明朝灶户分为二大类，即煎盐灶丁（又称卤丁）和永乡灶丁。〔70〕无论各地永乡灶丁成因如何，总是“不谙煎晒”却“户在灶籍”的人户，且多系田多丁多的富灶。这样，朝廷对这两种灶户不得不区别对待。即：办纳正额盐课的卤丁或附海户，照例优免杂泛差役，免田百亩，而“永乡灶丁，例不免差”。〔71〕其实例，如《（嘉靖）浙江通志》卷十八记载，嘉靖二十一年，松江府知府樊莹疏请，以“荡价抵水乡盐课之半”。於是将水乡灶丁“尽归有司应民役”。此即不免水乡灶户杂役之意。除两浙外，其他盐区的水乡户恐还是“只办盐粮，不派民差”。尽管如此，在有司编派民差时，水乡灶丁与煎盐灶丁的界限也是不容易划清的，因为水乡灶户也承“办盐粮”。
其四，明朝民田允许自由典卖，灶买民田，或民买灶田现象十分普遍。随着年代的推移，无论灶田还是民田，产权关系亦变得十分复杂。按明朝易产制度，民田因有正役粮草及杂役科差，所以田地买卖交易，必须将粮差推收过割，不得脱役，否则即视为违法。灶买民田，也同民户一样编发民差；而民买灶田，就得认办盐粮，道理很明白。正因为如此，灶买民田远较民买灶田为盛，原因很简单，因为灶户田可以免除杂役。灶买民田趋势扩大化，不能不引起朝廷的注意。嘉靖三十二年，“令灶户新买民田，不拘年月久远，亩数多寡，照例与民编派”。〔72〕“编派”一词，显然是指编派杂役。但细查各盐区的记载，灶买民田的处置似有差异。如在山东、长芦北方盐区，“各场现行旧制，凡灶户所有灶地、草荡、滩池，止办盐课，绝无民粮；其灶户置买民地，名为‘灶产’者，照常办纳粮马，免其杂差”。〔73〕这是说灶买民田只办正役，仍免杂差。但在两淮，灶买民田也当杂差。嘉靖三十六年与化县知县胡顺华《附本县本府申请兼抚按依准事宜》说扬州府高邮州与化县之淮南盐场，“灶户置买民田，不复应当科差”。〔74〕可以证明灶买民田不免杂役、科派是存在的，而且可以肯定地说这是明中期以后的主流，因与制度相合，覆盖面自然要大些。
灶买民田的普遍化，无疑是免田制的结果。虽然不能说明朝灶民间的丁田诡寄、逃避差役现象的日趋严重是由免田法引起的，但起码可以说免田法加速了丁田诡寄现象的扩大化。当然，无论从什么角度看，明朝灶民丁田诡寄都是对明朝灶户劳役制的巨大冲击，是使其制解体的重要因素之一，这是令人十分感兴趣的问题。但另一方面，作为明朝统治者，对维护其统治基础的赋役就更加重视了。在弘治二年行免田法的同时，即规定：“若奸民诡寄田粮，及豪强灶户全家隐占差徭者，就将多余丁田，照数收补。逃故灶丁诡寄不多者，依律问罪，田粮改正。”〔75〕至弘治十八年，又规定：“其有丁无田者，不许他人将田诡寄户下，影射差役。违者问罪，照例充灶。”〔76〕可见在具体规定免役田亩数之时，田粮诡寄已成为普遍的社会经济现象。
稍加归纳，灶民田粮诡寄，大体有四种形式：
一、诡报多丁。《（万历）杭州府志》卷三一《徵役》云：“自立法以来，贫灶无力置田，无田可免。而豪灶生奸，至有一户诡报二十丁，少亦不下十丁者，盖未离襁褓，俱已挂名，义男女婿，一概混列。每遇审编丁田均徭，田连阡陌者概得冒免。上司惟知恤灶，不知所恤者皆豪灶，非贫灶也。”《（万历）杭州府志》所述情况，在徐元暘《剂和悃诚》中得以证实。据载海宁县有田灶丁为二千八百六十六丁，无田灶丁则有一千七百九十八丁，如按免田法，无田灶丁的免田额则为十七万九千八百亩。又如西路场，灶册所载额丁为四千六百六十四丁，而见在丁则为五千三百七十三丁，若按见在丁免田，则多免田七万零九百亩。这多免的田，无疑为有田之“豪灶”提供隐占丁田的机会。此外，隐占帮贴余丁，也是隐丁手段之一。如两淮，嘉靖八年两淮巡盐御史朱廷立《禁约》“四曰均灶课”云：“灶丁有贫富之分，课程无彼此之别。访得：各场有等冠带义民及散官名色，假以优免为名，及豪民跟随场官，隐占帮丁，希图免课，不无偏累，贫灶负屈无伸。”〔77〕这都是在“计丁免田”下的隐丁冒免。
二、富灶田产诡寄。按照“计丁免田”，自然“不分贫富”，然“惟免田一节，止及富户，不及贫丁”。〔78〕富灶多余之田，往往诡寄贫灶。詹玺、高贯《均科差议》有云：“各灶乘其优免之例，或大户贿赂，或受亲戚嘱托，故将田亩恣意寄受户内，有五七十亩者，有二三十亩者，一应科差，概予优免，小民差徭，未免愈重。”〔79〕这里所说的“大户”，可能也有部分民户，不惟富灶。这种情况，亦见於福建。谢肇浙《福建运司志》卷六《经制·清核诡寄》曰：“盐场灶丁有田粮者，照丁优免，往往奸顽富户私通贫灶，嘱托飞诡田亩，在户幸求优免。俾小灶徒负有田之虚名，富豪反受免田之实惠。”
三、民田灶田互寄。万历三十三年七月星石《上陆都运灶议》有言：“灶田故寄民图，民田亦诡寄灶户”，其结果，“每岁编徭，三年一发，耳目易眩，虚实难查”。而灶民田互寄，於双方均有利。两浙都转运盐使司《为恳救偏患裕国苏灶事》说：“或本无田，而诡民田於灶户，希求冒免之恩；或本有田，而诡灶田於民间，规免总催之役”。〔80〕而灶田民田互寄情况，并不仅限於多田之富灶。富灶诡寄向贫灶诡寄的移行，当是值得注意的问题，对於这种转化，嘉靖十八年两浙巡盐御史陈也辅《清诡寄以除弊端》疏记述甚详。疏云：
田有全户优免之例，则其间诡寄之弊，不在数丁以下穷户之内，多在二三十丁以上田多之家。该前御史赵春〔81〕灼见前弊，改以二三十丁以上者，每丁止免田一十亩。题行户部议拟，二十丁以上者，每丁除田二十五亩，以课尽而止，其余田亩，俱发有司当差。其法尽善。故丁多大户，优免有限，莫遂影射之奸。近年以来，诡寄之弊，不在二三十丁以上当灶之家，反在数丁以下穷户之内。或小灶明受亲戚嘱托，而容寄在户者有之；或里书受人私贿，及将自己田亩暗寄，而灶户不知者有之；或附场卫所豪富官军承买灶田，不行过割者有之；或灶买灶田，仍存原户，以彀优免之数者有之；或田多富民，因其灶户办盐人丁，一丁免田二十五亩，而每户花寄田一二十亩，或三四十亩者有之。一遇编佥均徭、水马等差，有司验其丁田俱免，致使小灶徒负有田之虚名，富豪反受免田之实惠。〔82〕
恐在现实中，灶民田产诡寄情形较以上所说要复杂的多。但殊值注意的是，灶买民田趋势的发展。
四、灶买民田。此种情况，明中叶以后日益普遍。如在广东，前引林希元《陈民便以答明诏疏》有云：“殷实灶户，多买民田，全免科差，府县官遂将灶户与民一般编差。”可见灶买民田不在少数。又如长芦，段如蕙《（雍正）初修长芦盐法志》卷之六《灶籍·各场地亩》记弘治免田后，“奸灶置有民田，意欲欺隐税粮。执全户优免之说，概称灶产为灶地，〔83〕亦或奸民凯免粮差，称民田为灶地，年久地更两相混淆，致亏国课”。又如两淮，“灶户置买民田，不复应当科差，以致小民独累，其害有不可胜言者。”〔84〕
综上所述，劳役制下的免田法，终因诡寄而失败。灶户为摆脱劳役制的束缚，最简单的方法无过於隐占丁田。这一点，连明朝官吏也大为感叹。星石《上陆都运灶议》中不得不承认：“祖制，免田恤灶，而反滋民间诡寄之奸。”於是，万历十四、五年间，改制为“灶田概不优免，与民一体徵银，发场抵课”。其具体方法是，由盐运司“通行各县，查将属县之灶，每年审编之期，将场灶免田银数，造册发场，於业户名下追银，以抵众灶应纳之数”。〔85〕但无论是“变免田为徵银”，还是“改发场为县解”，尽管明朝官吏们说“法愈变愈精美”，可是所谓“诡寄”“隐占”诸弊端并没有消除。从灶户方面讲，由於灶丁优免杂役制根本无法实行，灶丁备受有司差役勾扰，负担沉重，不得不以逃移的方式进行反抗，这是促进明朝灶户役制解体的重要因素。应该承认，明初佥民为灶的“民”，本系沿海地区的富裕自耕农阶层，他们不从事煎盐作业，却承担朝廷盐课，同时也享受免田优待，然其盐课则大部分转移到煎盐的“穷丁”“贫丁”头上，不煎盐的“水乡灶户”则承担煎盐灶的“工本”，朝廷实行免田制，恰恰是朝廷已无力支付灶户工本，而不得不依赖於水乡灶户，可以说水乡灶户是明朝名副其实的杂役优免户，是免田法中受惠的主体。明中后期灶户役制的失败、富灶经济的兴起，当与免田制有着直接的关系。
注释：
〔1〕（明）朱廷立《盐政志》卷三《制度上》。 《唐书》亦多有记述。
〔2〕《（万历）明会典》卷三四， 又见（嘉庆）两淮盐法志》卷一《历代盐法源流考》。关於洪武十七年优免令，当与同年浙江布政使王纯上奏《恤灶疏》有关。见前引《盐政志》卷七《疏议下》。
〔3〕参见〔日〕藤井宏《明代盐场の研究》下， 《北海道大学文学部纪要》3，1952年。
〔4〕参见〔日〕佐伯富《中国盐政史の研究》第四节“明代の盐政”，法律文化社1987年版。
〔5〕除云南外，全国盐区均行免田法。 《明世宗实录》卷四○六“嘉靖二十三年正月”条载清理四川、云南盐法户部主事陈惟誉奏疏云：“云南课灶既无优免田粮，亦无可差财力，而所司科扰多方，致损正课。”可证四川行免田，而独云南未行。
〔6〕《敕修两浙盐法志》卷十四《职官》。
〔7〕师存智《两浙盐法疏》为朱廷立《盐政志》卷七《疏议下》收录。朱廷立编纂是书，并非有文必录，而是多有选择。不合其意者，删削甚多。师存智疏，《盐政志》仅存“一曰定引价”、“二曰清滩荡”，余皆不存，故无法观其全貌。
〔8〕陈仁锡《皇明世法录》之《盐法》部分， 多抄录於《明会典》，故可视二书为一系统。
〔9〕弘治二年免田法， 显然是在元年史简上疏建言盐法十事后颁行的。关於此，见《盐政志》卷七。
〔10〕明制：灶户正丁办盐，每正丁一丁，许二、三余丁帮贴。正丁每丁岁办盐八小引，余丁每丁岁办四小引，但余丁没有免田优待。此制与军户“垛集法”相类。
〔11〕参见《明会典》及《皇明世法录》卷二八《盐法·凡优处灶丁》。
〔12〕原书作“一十五亩”，“一”字当为“二”字之误。
〔13〕〔82〕陈仁锡《皇明世法录》卷二九《盐法》。
〔14〕〔15〕〔31〕〔44〕《明经世文编》卷一六三。
〔16〕“大丁”，指原额灶丁，亦称作“正丁”、“成丁”；“小丁”：即系“余丁”、帮贴余丁”。
〔17〕〔29〕〔30〕〔32〕〔37〕〔41〕陈仁锡《皇明世法录》卷二八《盐法》。
〔18〕朱廷立《盐政志》卷七《疏议下》。这里的“盐价”，是指成丁（正丁）年纳灶课银，余丁（小丁）每丁年纳银则减其半，与实物盐课徵收原则相同。
〔19〕徐元暘《剂和悃诚》。此外，星石《上陆都运灶议》亦有相类的说法。
〔20〕〔80〕徐元暘《剂和悃诚》
〔21〕在两浙、福建等地，免田仍不分正余，每丁免田二十五亩。
〔22〕《重订两浙鹾规》卷三。灶课银的分配，一是解京；二是给付边商。称为“库价偿商”；三是“备荒银”。这里的“给商”，即“库价偿商”银。
〔23〕明朝“民田”，并不是“民户”之田，当泛指人户的私有田土。以灶户言之，其灶田当系民田之类。
〔24〕《明英宗实录》卷四七，“正统三年冬十月乙丑”条。
〔25〕谢肇浙《福建运司志》卷八《课程志》。
〔26〕关於官拨荡地，参见拙作《明代盐业土地关系研究》，刊於《盐业史研究》1990年2期。
〔27〕《明世宗实录》卷四○六，“嘉靖二十三年正月”条。
〔28〕不单指法定的盐课额，其它名目的科派盐以及“余盐收买”，也应包括在内。
〔33〕〔40〕谢肇浙《福建运司志》卷六《经制·优免差役》。
〔34〕关於总催役，不属本文讨论范围，姑不赘述。
〔35〕参见李洵《明史食货志校注》第87.90页。中华书局1982 年版。
〔36〕〔69〕朱廷立《盐政志》卷四《制度下·工脚》。
〔38〕〔64〕《明宣宗实录》卷三三，“宣德二年十一月丙申”条。
〔39〕〔45〕同上书卷四一“宣德三年夏四月”条。
〔42〕〔43〕〔71〕〔78〕《重订两浙鹾规》卷三《优恤灶丁》。
〔46〕参见王毓铨《明朝的配户当差制》， 刊於《中国史研究》1991年1期。
〔47〕《（万历）广东通志》卷七，又见《（嘉靖）广东通志》卷二六《盐法》。
〔48〕明代计盐重量为十六两制，当合十进制3.25斤。
〔49〕又见《敕修两浙盐法志》卷三《沿革》。
〔50〕《明太祖实录》卷一九九，“洪武二十三年春正月”条。
〔51〕同上书卷二○二，“洪武二十三年秋七月”条。
〔52〕陈宗礼主张两淮灶丁每丁岁办大引盐十引，共四千斤，为户部否定。
〔53〕这里所说的“丁盐”额，仅是“日办三斤，夜办四两”的日定额盐，这个盐额当与杂役田有关。除丁盐外，灶户事产、官拨荡地也徵收盐课（明初，官田、官拨荡地不承担里甲正役即正纳粮草，但必须徵发盐课）并未计算进去。关於明朝盐课统计，参见拙作《明代灶课研究》，刊於《盐业史研究》1991年2期。
〔54〕〔63〕〔66〕〔67〕〔79〕朱廷立《盐政志》卷七。
〔55〕嘉靖九年两淮巡盐御史李士翱《盐法疏》说嘉靖前有灶丁三万六千余丁，嘉靖初“灶丁仅二万三千一百有奇”。此说与朱廷立统计相去甚远，故依朱廷立《盐政志》的统计。
〔56〕《（万历）重订两浙鹾规》卷三《清理丁荡规则》。
〔57〕觉罗石麟《（雍正）初修河东盐法志》卷三《种冶》。嘉万时期河东盐户为一万三千零四十九户。因以户计，其具体丁额不详，故未计入。
〔58〕段如蕙《新修长芦盐法志》卷六《灶籍》。
〔59〕谢肇浙《福建运司志》卷六《经制·攒造盐册》。
〔60〕广东、海北盐课提举司弘治时有灶户二万二千三百九十三户。嘉万时为一万三千零四十九户。因以户计，丁额不详，故未计入。
〔61〕如果加上余丁帮贴（仍以一正丁贴三余丁计），明朝办盐人丁当在九十万人左右。
〔62〕按明朝配户当差制，承当朝廷特需的人户，如看守陵墓的陵户，供办鱼的鱼户以及瓜果户、菜户、柴户之类，大都根据其户役的轻重，免除其田产人丁杂役。
〔65〕《明英宗实录》卷二八，“正统二年三月壬申”条。
〔68〕关於灶户管理的双重性问题，参见前引藤井宏《明代盐场の研究》下。
〔70〕福建称之为“附海”“依山”。“水乡灶丁”是淮浙的称谓。
〔72〕陈仁锡《皇明世法录》卷三九《赋役》。
〔73〕莽鹄立《（雍正）山东盐法志》卷六《灶籍·灶户差徭》，又见段如蕙《新修长芦盐法志》。
〔74〕〔84〕《（万历）与化县志》卷三《田赋》。
〔75〕〔76〕陈仁锡《皇明世法录》卷二八《盐法·凡优处灶丁》。
〔77〕朱廷立《盐政志》卷十。其中说“冠带义民及散官名色”所免丁役，亦仿照盐生家免丁例。此制最早见行於正统十年“令监生家免差役二丁”。至嘉靖九年，优免范围扩大到灶户。陈仁锡《皇明世法录》卷三九《赋役》云：“各该灶户内，有举人、监生、生员、省祭吏役，照有司事例，一体优免”。说明灶户免丁与民户开始一致。嘉靖四十一年，户长亦免一丁。户部覆御史徐爌《条陈盐政事宜》载：“其免丁各以户头为据，止免户长一名。生员之家，亦照见行事例，於民田议加优免。”（见《明世宗实录》卷五一六，“嘉靖四十一年十二月”条）所谓灶户免丁，不过如此。
〔81〕赵春，字体仁，四川巴县人。正德十年任两浙巡盐御史。见《（雍正）两浙盐法志》卷十四《职官》。
〔83〕此“灶产”即“事产”，多为灶户私有田地。而“灶地”也包括官拨荡地、滩池地之类。官地概不应粮差，故有指灶产为灶地者。
〔85〕两浙都转运盐使司《为恳救偏患裕国苏灶事》，载徐元暘《剂和悃诚》。^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1996年01期
【原文出处】《文史》(京)1995年39期第165-179页
关於明朝灶户免田制，日本学者藤井宏《明代盐场の研究》、 〔3〕佐伯富《中国盐政史の研究》〔4〕诸力作中有所涉及， 然对其制度本身，尚未深入探究。迄今为止，亦未见有专论。本文拟就明朝免田制的内容以及免什么、如何免法、免田量、免田法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诸问题，〔5〕试作考析。
一
关於免田制始行年代，迄今不明。前学者论及免田，多以师存智的《修举盐法疏》为代表性依据。奏疏中关於免田的部分，为诸盐法关系史书及当代盐法研究者所引录。其内容是：“凡灶户，一丁至三丁者，每丁免田五十亩；四丁至一十丁者，每丁免田三十亩；十一丁至二十丁者，每丁免田二十五亩；二十一丁至三十丁以上者，全户优免，俱归有司当差。催徵税粮，存留本县，免其起运，杂泛差役，尽行优免。”姑且不论此奏疏内容如何，仅以此作为免田制始行年代，却大成问题。师存智，字汝愚，正德九年任雨浙巡盐御史，次年即去职，为赵春所代。〔6〕师存智任期仅一年，即上《两浙盐法疏》，〔7〕“奏六事”，其中当有免田之议。但绝不可据此即认为免田法始行於正德九年。现今有确切年代记载的是弘治二年。谢肇浙《福建运司志》卷六《经制·攒造盐册》有云：“弘治二年，户部题准：灶户若办全课，二十、三十丁以上者，通户优免，其余每丁贴与私丁三丁，除田二十五亩，免其差徭夫马。”这里所说“通户优免”，是指灶户有成丁二十丁以上煎盐供役者，其杂役全免。只是二十丁以下的灶户，除每一正丁贴与三丁余丁外，每一正丁免田二十五亩。谢氏所记弘治二年免田法，显然与前引师存智正德九年奏疏有较大差异。不过，谢氏之所以引弘治二年例，是要指责福建上里等盐场有达祖制。他说：“盐户每一成丁一丁办盐，例该免田二十五亩，其见在有田一顷者，该报册丁四丁，方准全免。今上里等场盐户，不论丁之多寡，概将田亩尽数优免，不当民差。”如果理解不错的话，明朝灶丁免田仅限於成丁，且每一成丁免田二十五亩，其余“私丁”、“余丁”均不在免田之例。由此可以想见，免田达制现象，绝非仅见於福建上里诸场，其他盐运司不问成丁、余丁一概免田，当是极为普遍的。但问题是，既然谢氏认为上里等场免田达制，每一成丁免田二十五亩，当是弘治二年以前的旧例，依此推测弘治二年前已推行免田法，只是每一成丁免田二十五亩而已。再者，谢氏所言弘治二年免田法，乃与《明会典》、《皇明世法录》系统记载有异。〔8〕据《明会典》记载：“弘治二年，令灶户除全课二十丁、三十丁以上，通户优免逋欠。若殷实灶户，止当灶丁数名，亦止照见当丁数贴灶，此外多余丁田，俱发有司当差。其余全课盐丁，亦照原议丁田津贴，免其差役夫马。”这段文字，该作何解呢？如其中说“通户优免逋欠”，所言与免田为两码事，且“逋欠”的是“盐课”，抑或是灶田“正役里甲该办粮草”呢？不得而知。而《皇明世法录》的“盐法”部分抄录此节时，则索性删去“逋欠”二字，大概也是难以理解的缘故。这样一删，此段文字似就成为免田的法的规定了。然据笔者所见，“逋欠”二字，实不可删。因为这里的“通户优免逋欠”，实际上是指免除“追补逃灶盐课”而言，这在弘治元年著名的史简《盐法疏》〔9〕中说得很明白。 其疏言：灶户有二十或三十丁以上认办盐课全额的见在户，“成化十五年以前亏折盐课，量免追补”。希图以此确保灶户完纳弘治以来的盐课。这完全与免田无关。至於下文所说“殷实灶户”即丁多田多的户，因户下办盐额丁数少，所以采取按旧例每一正丁以二、三余丁帮贴之法，〔10〕以吸收多余人丁办盐，此外再有“多余丁田”，才“俱发有司当差”，拨发地方府县的多余丁田，自然要按民户例纳粮当差，而对承办全额盐课的“盐丁”（即正丁、成丁），则照例免除“差役夫马”。所谓“原议”“丁田津贴”，无疑是指每一成丁免田二十五亩而言。
无论怎样讲，弘治二年免田法，不但今人难以理解，即便是明人，也未必明白。法制上的模糊性，也必然导致现实中的多样化。前述福建上里诸场即是极显然的例证。正因为此，至弘治十八年又重颁免田法，较前似更完备。关於此法，《续文献通考》卷二十《征榷考三》〔11〕记曰：
弘治十八年，令办纳盐课灶丁，一丁至三丁者，每丁免田七十亩；四丁至六丁者，每丁免田六十亩；七丁至十一丁者，每丁免田五十亩；十一丁至十五丁者，每丁免田四十亩；十六丁至十九丁者，每丁免田三十亩；二三十丁者，全户优免。中间该免之外，若有多余田亩，方许派差。如有将田准丁办盐者，一体照数除免。
所谓弘治十八年六月的免田法，本是两浙巡盐御史邢昭提出的，实录亦见有记述。《明武宗实录》卷二“弘治十八年六月癸未”条云：“浙江巡盐御史邢昭与布、按二司、运司官议宽恤灶户事宜。言：盐课办纳之难易，视人丁之多寡。今拟灶户三丁以下，人免田七十亩，勿事徭役。或六丁或十丁、十五丁、十九丁以下，凡四等，所免田各处减十亩。二三十丁以上，全户免之。或无余田，则止免其所有，既免而有余田，乃听派差。若将田准丁办课者，免如数。或有丁无田者，毋得以他户田诡寄免役，违者究问，拟充灶户，庶惠均而弊可革。”然是年五月，弘治帝已崩，由太子朱厚照即帝位，邢昭等奏议，无疑是武宗批准施行的，并被录入《明会典》。按理说，经武宗批准户部拟定的免田法，当行於天下各运司、提举司，但奇怪的是，即便在两浙，亦未见施行。如《（万历）杭州府志》卷三一《徵役》记各盐场，“每遇丁田均徭二次，免田五十亩，十丁则免田五百亩矣。”这里所说“二次”“免田五十亩”，一次当为二十五亩，与旧例同。又，同书还记曰：“旧制：每灶丁一人，给草荡九亩或八亩，仍免田二十五亩。”亦可佐证。又如明人徐元暘《剂和悃诚》所载两浙都转运盐使司《为恳救偏患裕国苏灶事》节录海宁县申称：“查西路场所额灶丁五千三百七十三丁，照例每丁免田二十五亩。”又同书载星石《上陆都运灶议》云：“遵照每丁二十五亩之规，免其丁产。”〔12〕此外，嘉靖十八年两浙巡盐御史陈世辅《清诡寄以除弊端》疏中，曾记载正德十年两浙巡盐御史赵春为革除灶户田产诡寄之弊，议改旧制，倡行“每丁止免田十亩”，后“题行户部议拟，二十丁以上者，每丁除田二十五亩”。由此可见，至少在两浙大部分盐场中，依然盛行“灶户办盐人丁，一丁免田二十五亩。”〔13〕的旧规，而弘治十八年的等次免田法，却如同具文，终未通行。其原因何在？如果把弘治十八年免田法列表分析，就不难发现问题所在。
弘治十八年灶丁免田分析表
表既成，需作如下说明：
一、如前所述，明朝统治者都十分清楚灶户办纳盐课“在丁而不在田”。按办盐丁数多寡来确定免田额亩，是很自然的。但为了保证民户杂役徵发，又不得不对丁多的富裕灶户的免田额进行限制。换言之，丁越多，免田越少，反之亦然。上表所反映的丁田比例，惟有十丁至十五丁的灶户最为有利。如果仅有十九丁，免田共五百七十亩，反较十五丁户少三十亩，倘若某灶户有十几丁，例该免田五百七十亩，如拥有灶田七十亩，又可折算一正丁，认办二十丁盐课，则可以得到“通户优免”的待遇。当然，二十丁以上灶户认办的课额与其他灶户也是有区别的。
二、如果认为前述明前期实行每丁免田二十五亩是正确的话，那么，弘治十八年的免田法则无法理解。因为按每丁二十亩计算，弘治十八年免田法显然是增加了免田额，这对以控制灶民田诡寄为自的的免田法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这样，我们必须重新检讨明初以来的免田额的法的规定究竟是多少亩。依《明史》的赋役原则，田一顷出丁夫一人，如果按此折算，弘治十八年免田总额折算差役正丁额，则远远少于免田丁额。假设这一原则不变，弘治十八年的免田额则低于明初的赋役原则，这是不言而喻的。更进一步说，明初每一正丁免田百亩的原则，是因为余丁帮贴制的同时施行而被改变了。
三、明制：灶户正丁一丁，余丁二、三丁帮贴。姑且不论帮贴制本身如何，至少在前述福建、两浙等盐区是施行三丁帮贴制的。但在明初，只是正丁才享有免田百亩之优待，余丁被排斥在外，这不过是法的规定而已。随着年代的推移，法的松弛，余丁也渐渐加入免田之例。明确地说，余丁与正丁成为一免田单位，由正丁一丁、余丁三丁共同分享免田百亩的优待。这样解释，可能更容易理解谢肇浙等人对余丁参加免田的指责了。因此说，自弘治二年以来邢昭、师存智等官僚提出的免田方案，均旨在减少灶户的免田额，以保障地方有司徵发民役（即有一定量的丁田）的基础上，维护十五丁以下中等灶户的丁役额，适当限制二十丁以上富灶经济的发展。这样做，是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背景的。
四、灶户免田百亩，盐法关系文献中也见有记载。林希元《陈民便以答明诏疏》〔14〕云：“盐丁户内田产，每办盐一丁，除民田一百亩，不当差役，其余一体扣算当差。”对于灶买民田，“查洪武年间原额优免户内，若有续买民田，亦准前例，除一百亩，准其赡灶，余田方令与民出办均平钱（役钱）”。〔15〕又，《（万历）琼州府志》卷五《盐课》记曰：“灶户赋役，除十年一次里甲正役依期轮当，并甲内给出军人照旧领解。其办盐一丁，准其二丁帮贴，每户除民田一百亩不当差役。多余人丁，签补逃亡灶丁，多余田土，扣算纳银，不许编充民壮、永马、站夫、解银、大户等役。”
此外，余丁参加免田以及每丁免田百亩的力证，还见于两浙运司施行的大丁、小丁〔16〕纳银免田法。
嘉靖二十八年，经鄢懋卿奏准，两浙施行根据灶丁纳银额数多寡，以折算小丁，仍按成丁（正丁、大丁）免田百亩的免田法。这样，所谓余丁（小丁）即享受免田法的优待。按鄢懋卿的说法：“今后除原额大丁外，止以实徵小丁纳银之数为主。”这就是说，过去原额大丁免田百亩的旧制不变，小丁纳银多则折大丁额少，反之亦然。其具体折算免田等级是：余丁纳银“六钱至七钱者，照旧三丁折算原额一大丁，免田一百亩。四钱至五钱者，四丁折算原额一大丁。二钱至三钱者，五丁折算原额一大丁。其余一钱者，必朋足一两八钱之数，方准原额一大丁，俱免田一百亩。”〔17〕很清楚，成丁免田百亩，已毋庸置疑。至於纳银与折丁的关系，亦如下表：
嘉万时期大丁、小丁免田分析表
每丁纳银额(两) 折大丁额(丁) 纳银总额(两) 指数(%) 0.6—0.7 3 1.8—2.1 100—116.67 0.4—0.5 4 1.6—2.0 88.89—111.11 0.2—0.3 5 1.0—1.5 55.56—83.33 0.1 18 1.8 100 |
如表所示，小丁纳银一两八钱，当是嘉靖纳银免田法的标准额，其标准的确定，乃与灶丁年纳盐价银有关。关於此，正德十一年浙江右参政詹玺、副使高贯《均科差议》有云：“编佥灶户，每户办盐有一二丁者，有三四丁者，每年例该盐价一两五钱。”〔18〕此处的盐价，即系“灶课折银”，实际上是指“丁盐”部分。嘉靖时，正午年纳丁盐银亦改为一两八钱。因此说，如果余丁（小丁）能够缴纳成丁的盐课银，同样可取得免田百亩的资格。而免田百亩的最低价，即是一两八钱。但如果丁多银少，最低的纳银价则为二钱。如此说来，灶户无疑会采取最为有利的五丁每丁纳银二钱之项，因为年纳银一两即可免田百亩。假设某灶户有正丁十丁，其帮贴余丁则为三十丁，五丁纳银一两，共纳银六两，可免田六百亩。加之正丁免田额，此灶户则可免田一千六百亩。十丁之家，乃是中等户，对於二三十丁之家，其免田总额当十分可观。所以说，嘉靖纳银免田法对富灶更为有利。诚如两浙都转运盐使司《为恳救偏患裕国苏灶事》所说：“富者田多免多，而课不少增；贫者田少免少，而课不少减。”〔19〕
万历九年行条鞭法，灶户免役田改为按亩徵银，由地方有司解送运司。关於此，可以两浙西路场为例。行条鞭后，“灶里田地徭银总於条鞭银内，照丁扣纳海宁县，竟解运司”。名为“有司秋粮包补课银”。此项银共为八百五两九钱五分。〔20〕这一记载，与《重订两浙鹾规》相一致。据《重订两浙鹾规》记载，万历二十五年五月，两浙西路场灶户徐嘉建言：该场灶丁五千三百七十三丁，每丁仍免田二十五亩， 〔21〕共一千三百四十三项二十五亩，“灶愿与民一体徵银， 每亩六厘，共银八百五两九钱五分”。并申明：“自二十五年为始，并入本县条鞭徭银内通徵扣出，竟给县批，着灶里领解本司，俱给商。”〔22〕由此可知，由于条鞭法的施行，灶丁的免役田，实际上已演变成纳银代役。这一转化的契机，当与嘉靖时纳银免田有关。
二
在对明朝灶户免田制的基本内容概述之后，有必要继续考究到底免什么田的问题。
众所周知，明代田土，分官、民二种。〔23〕然具有“户役”身份的灶户田土的具体情况，却不清楚。就灶户论，其田土地权，也当有官、民二种。先看官田地。官田地有二：一是“赡盐田土”。此类田土，多为官授。如正统三年巡抚直隶行在工部右侍郎周忱上言盐课四事，其中亦云：“卤丁谙练煎盐，然贫困者多，使其食足，何患盐课不完？前代尝有赡盐宫田，洪武初虽给耕种，俱起科纳粮。”〔24〕可知元代遗留“赡盐官田”，至朱明时已准许灶户垦种，但要升科纳粮（即上纳正役粮草，或称夏税秋粮）。可资佐证的实例，如福建上里场，即有官田6115.945亩，亩受盐20.8斤。〔25〕此类田土，固然不同於官拨荡地，〔26〕因官拨荡地在嘉万前俱不起科纳粮，嘉万后占种甚多，熟荡亦如前述“赡盐田土”，起科纳粮。此外，明初编佥灶籍时，民户所有的“民田地”也随之入灶，此类田土，称为“灶田”，也称作“赡盐田土”。《明太祖实录》卷二二“吴元年春正月戊寅”条记曰：“浙东……每田八亩，办盐一引。田入盐籍，谓之赡盐田土。”这里所说的“盐籍”即系灶籍。由于明初编佥附近州县“丁田相应”之家的民户入灶的范围相当广泛，而入灶的民户又多有事产，所以此类田土当视作“赡盐田土”的主体。但如何“赡”法，说穿了，无非是减免差役。这可以从林希元《陈民便以答明诏疏》中对灶买民田，“亦准前例，除一百亩准其赡灶”一语得到证明。由此推知，明朝人说的“赡盐田土”，当是朝廷优免每丁一百亩不当差役的灶籍田土（水田称灶田，旱地称灶地），这同周忱所说的“前代”“赡盐田土”并不是一回事。而免田也绝不是免官拨荡地，也不是像上里场那样的官田。
免田既然是免灶田，究竟是免什么呢？是免田粮，还是免力役，或是赋役全免呢？
如前所述，灶田本系民田，而民田的封建义务就是纳粮当差，承当赋役。民田入灶后，其丁身为朝廷办盐，其田所负担的赋役，如按《明史》所记，至少下户是全免的。《明史·食货志》“赋役”条说，灶户因丁多寡不同，所以分为上、中、下三户等，上、中户贴与余丁，“下户概予优免”。所言自然指田粮差役全免。但弘治二年免田法，却记二三十丁以上灶户“通户优免”，尚不知是赋役全免还是仅免役。又如嘉靖二十三年正月清理四川、云南盐法户部主事陈惟誉奏疏说：“云南课灶既无优免田粮，亦无可差财力。”〔27〕这话给人的印象，似乎在其他盐区是既免田粮，又免力役。
应当承认，封建王朝取制於民，一是丁身，二是田地。朝廷所需一切物料及差发使役，都由丁田承当。对丁田的支配，丁为主体，田地为从属。具体到明朝灶户田土，自然也存在纳粮当差问题。但灶户既煎办盐课，其丁身也就成为特殊的“役户”，且煎盐户役远较民户、军户、匠户役为繁重，世人目之为“苦役”“重役”。朝廷为最大限度地获取生产盐，〔28〕不得不优免其灶田所担负的杂役，但正额田粮（或称正役、正役里甲，正役税粮）却是绝对不优免的。灶田仍须缴纳税粮的例证，如正统四年令“两淮贫难灶丁户下，该徵税粮，於本州县存收，免令远运”。〔29〕这里所说“该徵税粮”，即系“正役”的“夏税秋粮”。“税粮”之说，还见弘治十六年“奏准：淮扬二府各场灶丁有欠税粮者，止许催促，不许拘拿盐追”的诏令。〔30〕关於“夏税秋粮”的表述，如林希元《陈民便以答明诏疏》引述洪武二十三年广东潮州府海阳县小江场百夫长余必美奏称：“本场灶户，专一办盐，於内有田地者，已经有司作数，送纳夏税秋粮。”〔31〕其文意十分明白，毋庸解说。又“正役里甲”的说法，如正统十二年奏准：“河东运司盐丁，除正役里甲该办粮草外，其余柴夫、弓兵、皂隶一应杂泛差役，丁少者俱蠲免，丁多者亦量减除。”〔32〕称“正纳”者，如景泰五年兵科给事中奏行天下有司：“凡灶户之家，除正纳外，其余长解隶、兵、禁、仓库役一应杂泛差役，并科派等项，尽行优免。”〔33〕由此可知，所谓“税粮”、“夏税秋粮”、“正纳”、“正役里甲该办粮草”，都不过是灶田“赋”的别称，而“赋”都是“该办粮草”，绝不优免，能够优免的仅仅是“一应杂泛差役”“并科派等项”，这一点亦毋庸置疑。
灶丁优免“一应杂泛差役”，并不能说不应役。除前述灶户承当里甲正役该办税粮外，丁多田多的上户还应佥发总催役，此项役相当於民户里甲，〔34〕这是应当申明的。按明朝役法，杂泛差役远较里甲役为繁，役目甚夥，是名副其实的“杂泛”，诸如只应、禁子、弓兵、解户、马船头、馆夫、皂隶、库子、门子、厨夫、仓库斗级等，均系杂役中的“常役”；还有“因事编佥”的不时差役，如斫柴，抬柴、修河、修仓、运料、接递、站铺、牐版夫之类。〔35〕以上役目，不过仅就一般民户应役情况而言，灶户是否免应这些役？不得而知。查明朝优免灶丁杂役条文，似较民户更繁。如洪武二十七年正月户部议准优免灶丁杂役，如民壮、水夫、大汉、皂隶、门、库、弓兵、快手、斗级、赍夫、馆夫、大户司兵、听差银两、劝借杂粮等。〔36〕正统十二年，免柴夫、弓兵、皂隶一应杂泛差役。〔37〕宣德二年，“免淮扬灶户养马”。〔38〕三年，“蠲免一切夫役”。〔39〕景泰五年，免除长解隶，兵、禁、仓库役。〔40〕正德十一年，议准“一切夫役、民快、边饷、马价、军器等杂差，俱与优免”。〔41〕万历时，“如粮、里长，解牢、解匠，及收银、柜头、滋塘大户、总书、算手之类，凡系力差者，不得编及灶户”。〔42〕以上仅是灶丁杂役的大致役目，实际上远不止於此。然仅从所见役目，不难看出明朝灶户供应朝廷和府县衙门的杂役，不但有身役，还有“银差”。如“听差银两，劝借杂粮、边饷、马价、军器”，都属於“出银津贴，不许力差烦扰”的杂役，实即科派。〔43〕
明朝为什么施行免除灶户杂役（即每丁除百亩不当杂役）政策呢？其免田制的立法基础则是殊值深究的问题。
前引林希元《陈民便以答明诏疏》，记录了朱元璋洪武二十三年关於灶户免杂役的圣旨，耐人寻味。其广东潮州海阳县“有司仍将灶户编充里甲、巡拦、库子等项，盐课难办。钦领太祖高皇帝圣旨是：准他既作盐户，如何又着它当差杂役？钦此。”〔44〕与太祖说法相同者，实录中多有记述。如宣德三年，山东灶户“以民夫起赴京供役，有误盐课”，宣宗即论行在户部尚书夏原吉曰：“素闻灶户验丁煎盐，岁办不给，岂可别役？”於是诏令“蠲其夫役”。〔45〕这起码可证明朱明皇帝们都清楚灶户煎盐办课，是不应当杂役的。既然如此，我们即可推论灶丁办盐课与杂役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
就明朝经济体制而言，朝廷及地方司布按，府州县各级衙门所需一切物料及人力驱使，是通过配户当差制实现的，〔46〕户役制可说是封建王朝经济运行的基本制度。具体到灶户，其户役就是供办盐课，这是对灶户丁所徵发的役，所以又称丁役，其办纳盐课即称作“丁盐”。然按明朝役法，其丁役则按田徵发，田一顷出一丁，这是徵发多少丁的标准。灶户田产称为灶田，灶田承当里甲正役，但正役不属於户役范围，而是属於地方有司的里甲役。由于灶户丁役是认办盐课，而其田产又供纳粮草正役，这样，其认办的盐课丁役，也就如同民户民田承当朝廷赋役一样，均有正杂两役。所不同的是，灶户办盐归盐运司衙门管辖，其役较民户杂役更为苦重，但从制度上讲，办盐课就如同民户应杂役。正因为如此，明朝政府才免除灶户的“一应杂泛差役”，道理也很明白。同时，朱元璋所说“准它既作盐户，如何又着它当差杂役”和宣宗所说“岂可别役？”也得以合理的解释。
更进一步说，灶户所免灶田杂役，是由灶户的户役盐课来补偿的，这对政府更为有利。明朝灶户盐课，洪武中期行“计丁徵盐”法，兼行“按亩课盐”。按丁徵的盐课即是“正盐”，也作“正丁盐课”。丁盐徵发的标准，即“日办三斤，夜办四两”。关於此，《（万历）琼州府志》卷五《盐课》云：“国朝洪武初，灶户除里甲正役纳粮外，其余杂泛差役、科派等项，悉皆蠲免。后来州县不体盐丁日办三斤，夜办四两，无分昼夜寒暑之苦，科役增。”这里所说的“日办三斤，夜办四两”，即是灶户丁的“丁盐”。这类记述，又见於《（万历）广东通志》。其书记曰：“每灶户日办盐三斤，夜办四两。”〔47〕按此计算，广东、海北盐场灶丁昼夜办纳丁盐为三斤二两五钱，〔48〕以全年三百六十日计，丁盐为一千一百七十斤，合小引盐五引又一百七十斤。除广东外，在淮浙，洪武初以户计课，二十三年，两浙始推行“计丁办课”。据《宪章录》记载：洪武二十三年三月，两浙盐运使吕本奏言：“国初旧额以四百斤为一引，官给工本米一石，以米价低昂为准，兼支钱钞，以资灶民。然其间有丁产多而额盐少者，有丁产少而额盐多者，未经核实。今与各道分司即盐场所属地方，验其丁产多寡，地利有无，官田、草荡除额免科，薪卤得宜，约量增额，分为等则，逐一详定均平，实为民便。诏从之。”依此记述，两浙“计丁办课”，实始于吕本奏议。至于“丁盐”课额，《明会典》言：洪武二十三年，“定两浙各灶户每丁岁办小引盐十六引，引重二百斤。复盐工丁半之，其余工丁四引”。〔49〕这就是说，两浙成丁（正丁）岁办盐十六小引，共三千二百斤；盐工丁岁办八小引，共一千六百斤；余工丁（小丁）岁办四小引，为八百斤。这一记述，则与《实录》略有出入。两淮施行“计丁办课”，也在洪武二十三年，是由盐察御史陈宗礼提出仿效两浙“计丁办课”法，以便“均劳役”的。〔50〕同年七月，从淮安府海州临洪场灶户纪德山建言中说“近者增添盐课，计丁煎办”〔51〕一语，可知两淮亦行“计丁办课”法。其每丁的丁盐额，经户部议覆奏准，则与两浙同。〔52〕在此之后，山东、长芦、福建、河东也相继施行“计丁办课”制。其法的推行，大概不光是为了“均劳役”，应该说是确定了有明一代的灶户劳役制的原则。这个原则即是，灶户的“户役”，按丁徵发盐课，其中“丁盐”的“日办三斤，夜办四两”，乃是与其灶田所担负的杂役相等的。既然灶丁“计丁办盐”，那就必须计丁免除其田之杂役，而免田的原则，乃是明朝役法规定的每丁免田百亩。这样解释，其灶田免役与灶丁办课的关系就一目了然了。
从量的方面考察，明朝免田额与灶丁丁盐额，都同灶丁额有关。可以说，在明朝盐法关系文献中，并未见有免田额及丁盐额〔53〕的记载。因此，有必要根据灶丁额进行推算。其结果，亦如下表。
以上统计，尚不包括陕西灵州小盐池的盐丁，其主要盐区的灶丁则近三十万丁。如果依免田法每丁免田百亩，弘治时当免田二千九百八十九万五千余亩，万历时则为三千八百六十六万二千四百余亩。如果以丁计之，则有三十万正丁免除杂役。〔61〕但这些免杂役灶丁却为军国提供了亿万斤丁盐。具体讲，弘治时为三亿二千九百零四万一千五百四十斤，折合小引盐当为一百六十四万五千二百零八引；万历时岁办丁盐四亿五千二百一十五万零八十斤，倘若加上广东、海北二提举司之额，丁盐总量当在五亿斤以上，折合小引盐约为二百五十余万引。由此可见，明朝廷通过免田法，则获取了相当巨大的盐利益，这自然比民户杂役的获益大得多。不过，上表仅是对免田常态的分析，嘉靖施行纳银免田法后，随着灶丁纳银的多寡，免田的丁额与亩额亦处在变态之下，其总量也无法统计，然免田额处於上升趋势则是可以推知的。
三
无论怎样说，盐课总是朝廷的收入，这种收入是建立在灶户劳役制基础之上的。至於灶田，其担负的赋役的“赋”的部分即里甲正役粮草，往往也按亩折纳盐课（有一部分上纳本色粮草），而“役”的部分，则一概办纳盐课，这就是灶户的“户役”，其与民户不同之处，亦在於此。〔62〕但是由于灶户田地本是民田，其原田所应当的杂役，则是由县编派，所以称为“县役”，同时，灶户上纳粮草，也由府州县地方官府徵收。这样，府州县在徵粮派役时，为取得更多的人丁驱使或最大量的代役金，就势必不顾及免役户的所谓免田法，依然编发灶户杂役。可以说，终明一代，地方有司的“差役勾扰”问题始终很严重，这表明了朝廷与地方有司在利益上的争夺实态。
地方有司“差役勾扰”的记述，可说史不绝书。最早的见有洪武十七年浙江布政使王纯《恤灶疏》。〔63〕其疏言：“灶丁煎盐之苦，不分冬夏昼夜，比之工役，有何轻重？有司杂泛差役，全无优免，是以灶丁分力，额课常亏。”这里所说的“比之工役”，则是指比民户所应杂役之意，意思很明白。又如宣德二年，两淮都转运盐使司判官杨陵奏疏云：“比来有司概令（灶户）养马当差，不获安生，以致盐课日亏。”〔64〕正统二年，刑部右侍郎何文渊奏言：“旧制：煮盐之家，复其他役。今有司奉行不至，是以人多贫窘，盐课逋负。”〔65〕景泰五年，兵科给事中王铉《优恤灶丁议》曰：“近者，灶户与民一体当差，又煎办盐课，且如他人犯徒罪问发煎盐，只办本身盐课，并无份外差科，其灶户系平民点充，反加别役，虽经奏准优免，有司妄执不从，是以逃半，仅存者贫苦莫胜，以致课额不能完。”〔66〕此疏对灶户办盐同民户应役的关系阐说再清楚不过了，毋需赘释。至弘治元年，巡按直隶监察御史史简《盐法疏》还力论“差役勾扰”事。疏曰：“近年以来，有司多不遵守（免役法），将各场灶丁，或佥点解军等役，或小事一概勾扰，或税粮借辏起运，间有存者，却又多收加耗、脚价，以致灶民流徙，盐课拖欠。”〔67〕史简此疏，是指陈明朝最大的两淮盐运司，而在两浙，亦不例外。如《（嘉靖）定海县志》卷八说，灶户“身应二役，县有里长，场有总催；县有甲首，场有头目；县有收头，场有解户；县有支应，场有直日；县有见递年，场亦有见递年，则灶之与民，其苦乐已倍矣。为有司者，又以灶得盐利而每困苦之，凡徵输杂办，咸欲与民相埒”。可知灶户与民户一样编派杂役。与此相近者，还有明人黄绾《明道编》卷四云：“吾乡府县欲迎上司取财之意，又有掣盐、馆盐、铺户之役。”姜准《岐海琐谈》卷一也说：“有司以灶得盐利，多方困抑。凡杂办差徭，悉与民等。”以上赘引诸说，无非证明“差役勾扰”乃是具有普遍性的现象。当然，论者大多站在维护朝廷盐利的立场，极力抨击地方有司违制编发灶户差役，以致“盐课不完”。在这里，仅从现象即不难看出明代差役繁重是致使灶户逃移盐课逋欠的原因，但从制度深究，且不说明前期“优免灶丁杂役”缺乏具体内容，以致现实中难以遵行，仅就府县能够违制编派灶丁杂役，而且屡禁不止，至少有以下四方面原因。
其一，就制度论，明朝对灶户管理的双重性，无疑是差役勾扰的直接原因。〔68〕关於此，前学者已有论说，当不赘述。
其二，在盐场内，因盐场及盐运司衙门也需要一定量的杂役使唤，而这些杂役丁身是不能向地方有司所辖之民户徵发的，所以也采取在灶户中编排总催（相当民户里甲），向灶丁编派杂役。此种役虽不可等同於前述有司差役勾扰，但灶丁必须以丁身应役（即力差）这一点则是相同的。以两淮为例。两淮灶丁盐场杂役，“各场因课多寡设立，以守仓库，便搬运，或程递公文，解送盐价於京”。〔69〕与民户不同的是，承当此役多佥灶户中之富裕户，贫难户不在此列。仅洪武初，就额定四百六十三户，共一千零八十二丁。此种情况不限於两淮，其它盐区亦然。如长芦南北各场，“则有往来运载、看守、伺候、交纳等费，其总催解京交纳，又有沿途起运车船大小使用”。既有“力差”身役，也有科派杂费。后因此等“灶户”多“在场扰害”，经都御史李嗣奏准，此种役户才改由州县佥拨民户承当。这里至少应该承认，明朝灶户群中有一部分富灶是承当盐场役的户。
其三，具体到灶户而言，实际上明朝灶户分为二大类，即煎盐灶丁（又称卤丁）和永乡灶丁。〔70〕无论各地永乡灶丁成因如何，总是“不谙煎晒”却“户在灶籍”的人户，且多系田多丁多的富灶。这样，朝廷对这两种灶户不得不区别对待。即：办纳正额盐课的卤丁或附海户，照例优免杂泛差役，免田百亩，而“永乡灶丁，例不免差”。〔71〕其实例，如《（嘉靖）浙江通志》卷十八记载，嘉靖二十一年，松江府知府樊莹疏请，以“荡价抵水乡盐课之半”。於是将水乡灶丁“尽归有司应民役”。此即不免水乡灶户杂役之意。除两浙外，其他盐区的水乡户恐还是“只办盐粮，不派民差”。尽管如此，在有司编派民差时，水乡灶丁与煎盐灶丁的界限也是不容易划清的，因为水乡灶户也承“办盐粮”。
其四，明朝民田允许自由典卖，灶买民田，或民买灶田现象十分普遍。随着年代的推移，无论灶田还是民田，产权关系亦变得十分复杂。按明朝易产制度，民田因有正役粮草及杂役科差，所以田地买卖交易，必须将粮差推收过割，不得脱役，否则即视为违法。灶买民田，也同民户一样编发民差；而民买灶田，就得认办盐粮，道理很明白。正因为如此，灶买民田远较民买灶田为盛，原因很简单，因为灶户田可以免除杂役。灶买民田趋势扩大化，不能不引起朝廷的注意。嘉靖三十二年，“令灶户新买民田，不拘年月久远，亩数多寡，照例与民编派”。〔72〕“编派”一词，显然是指编派杂役。但细查各盐区的记载，灶买民田的处置似有差异。如在山东、长芦北方盐区，“各场现行旧制，凡灶户所有灶地、草荡、滩池，止办盐课，绝无民粮；其灶户置买民地，名为‘灶产’者，照常办纳粮马，免其杂差”。〔73〕这是说灶买民田只办正役，仍免杂差。但在两淮，灶买民田也当杂差。嘉靖三十六年与化县知县胡顺华《附本县本府申请兼抚按依准事宜》说扬州府高邮州与化县之淮南盐场，“灶户置买民田，不复应当科差”。〔74〕可以证明灶买民田不免杂役、科派是存在的，而且可以肯定地说这是明中期以后的主流，因与制度相合，覆盖面自然要大些。
灶买民田的普遍化，无疑是免田制的结果。虽然不能说明朝灶民间的丁田诡寄、逃避差役现象的日趋严重是由免田法引起的，但起码可以说免田法加速了丁田诡寄现象的扩大化。当然，无论从什么角度看，明朝灶民丁田诡寄都是对明朝灶户劳役制的巨大冲击，是使其制解体的重要因素之一，这是令人十分感兴趣的问题。但另一方面，作为明朝统治者，对维护其统治基础的赋役就更加重视了。在弘治二年行免田法的同时，即规定：“若奸民诡寄田粮，及豪强灶户全家隐占差徭者，就将多余丁田，照数收补。逃故灶丁诡寄不多者，依律问罪，田粮改正。”〔75〕至弘治十八年，又规定：“其有丁无田者，不许他人将田诡寄户下，影射差役。违者问罪，照例充灶。”〔76〕可见在具体规定免役田亩数之时，田粮诡寄已成为普遍的社会经济现象。
稍加归纳，灶民田粮诡寄，大体有四种形式：
一、诡报多丁。《（万历）杭州府志》卷三一《徵役》云：“自立法以来，贫灶无力置田，无田可免。而豪灶生奸，至有一户诡报二十丁，少亦不下十丁者，盖未离襁褓，俱已挂名，义男女婿，一概混列。每遇审编丁田均徭，田连阡陌者概得冒免。上司惟知恤灶，不知所恤者皆豪灶，非贫灶也。”《（万历）杭州府志》所述情况，在徐元暘《剂和悃诚》中得以证实。据载海宁县有田灶丁为二千八百六十六丁，无田灶丁则有一千七百九十八丁，如按免田法，无田灶丁的免田额则为十七万九千八百亩。又如西路场，灶册所载额丁为四千六百六十四丁，而见在丁则为五千三百七十三丁，若按见在丁免田，则多免田七万零九百亩。这多免的田，无疑为有田之“豪灶”提供隐占丁田的机会。此外，隐占帮贴余丁，也是隐丁手段之一。如两淮，嘉靖八年两淮巡盐御史朱廷立《禁约》“四曰均灶课”云：“灶丁有贫富之分，课程无彼此之别。访得：各场有等冠带义民及散官名色，假以优免为名，及豪民跟随场官，隐占帮丁，希图免课，不无偏累，贫灶负屈无伸。”〔77〕这都是在“计丁免田”下的隐丁冒免。
二、富灶田产诡寄。按照“计丁免田”，自然“不分贫富”，然“惟免田一节，止及富户，不及贫丁”。〔78〕富灶多余之田，往往诡寄贫灶。詹玺、高贯《均科差议》有云：“各灶乘其优免之例，或大户贿赂，或受亲戚嘱托，故将田亩恣意寄受户内，有五七十亩者，有二三十亩者，一应科差，概予优免，小民差徭，未免愈重。”〔79〕这里所说的“大户”，可能也有部分民户，不惟富灶。这种情况，亦见於福建。谢肇浙《福建运司志》卷六《经制·清核诡寄》曰：“盐场灶丁有田粮者，照丁优免，往往奸顽富户私通贫灶，嘱托飞诡田亩，在户幸求优免。俾小灶徒负有田之虚名，富豪反受免田之实惠。”
三、民田灶田互寄。万历三十三年七月星石《上陆都运灶议》有言：“灶田故寄民图，民田亦诡寄灶户”，其结果，“每岁编徭，三年一发，耳目易眩，虚实难查”。而灶民田互寄，於双方均有利。两浙都转运盐使司《为恳救偏患裕国苏灶事》说：“或本无田，而诡民田於灶户，希求冒免之恩；或本有田，而诡灶田於民间，规免总催之役”。〔80〕而灶田民田互寄情况，并不仅限於多田之富灶。富灶诡寄向贫灶诡寄的移行，当是值得注意的问题，对於这种转化，嘉靖十八年两浙巡盐御史陈也辅《清诡寄以除弊端》疏记述甚详。疏云：
田有全户优免之例，则其间诡寄之弊，不在数丁以下穷户之内，多在二三十丁以上田多之家。该前御史赵春〔81〕灼见前弊，改以二三十丁以上者，每丁止免田一十亩。题行户部议拟，二十丁以上者，每丁除田二十五亩，以课尽而止，其余田亩，俱发有司当差。其法尽善。故丁多大户，优免有限，莫遂影射之奸。近年以来，诡寄之弊，不在二三十丁以上当灶之家，反在数丁以下穷户之内。或小灶明受亲戚嘱托，而容寄在户者有之；或里书受人私贿，及将自己田亩暗寄，而灶户不知者有之；或附场卫所豪富官军承买灶田，不行过割者有之；或灶买灶田，仍存原户，以彀优免之数者有之；或田多富民，因其灶户办盐人丁，一丁免田二十五亩，而每户花寄田一二十亩，或三四十亩者有之。一遇编佥均徭、水马等差，有司验其丁田俱免，致使小灶徒负有田之虚名，富豪反受免田之实惠。〔82〕
恐在现实中，灶民田产诡寄情形较以上所说要复杂的多。但殊值注意的是，灶买民田趋势的发展。
四、灶买民田。此种情况，明中叶以后日益普遍。如在广东，前引林希元《陈民便以答明诏疏》有云：“殷实灶户，多买民田，全免科差，府县官遂将灶户与民一般编差。”可见灶买民田不在少数。又如长芦，段如蕙《（雍正）初修长芦盐法志》卷之六《灶籍·各场地亩》记弘治免田后，“奸灶置有民田，意欲欺隐税粮。执全户优免之说，概称灶产为灶地，〔83〕亦或奸民凯免粮差，称民田为灶地，年久地更两相混淆，致亏国课”。又如两淮，“灶户置买民田，不复应当科差，以致小民独累，其害有不可胜言者。”〔84〕
综上所述，劳役制下的免田法，终因诡寄而失败。灶户为摆脱劳役制的束缚，最简单的方法无过於隐占丁田。这一点，连明朝官吏也大为感叹。星石《上陆都运灶议》中不得不承认：“祖制，免田恤灶，而反滋民间诡寄之奸。”於是，万历十四、五年间，改制为“灶田概不优免，与民一体徵银，发场抵课”。其具体方法是，由盐运司“通行各县，查将属县之灶，每年审编之期，将场灶免田银数，造册发场，於业户名下追银，以抵众灶应纳之数”。〔85〕但无论是“变免田为徵银”，还是“改发场为县解”，尽管明朝官吏们说“法愈变愈精美”，可是所谓“诡寄”“隐占”诸弊端并没有消除。从灶户方面讲，由於灶丁优免杂役制根本无法实行，灶丁备受有司差役勾扰，负担沉重，不得不以逃移的方式进行反抗，这是促进明朝灶户役制解体的重要因素。应该承认，明初佥民为灶的“民”，本系沿海地区的富裕自耕农阶层，他们不从事煎盐作业，却承担朝廷盐课，同时也享受免田优待，然其盐课则大部分转移到煎盐的“穷丁”“贫丁”头上，不煎盐的“水乡灶户”则承担煎盐灶的“工本”，朝廷实行免田制，恰恰是朝廷已无力支付灶户工本，而不得不依赖於水乡灶户，可以说水乡灶户是明朝名副其实的杂役优免户，是免田法中受惠的主体。明中后期灶户役制的失败、富灶经济的兴起，当与免田制有着直接的关系。
注释：
〔1〕（明）朱廷立《盐政志》卷三《制度上》。 《唐书》亦多有记述。
〔2〕《（万历）明会典》卷三四， 又见（嘉庆）两淮盐法志》卷一《历代盐法源流考》。关於洪武十七年优免令，当与同年浙江布政使王纯上奏《恤灶疏》有关。见前引《盐政志》卷七《疏议下》。
〔3〕参见〔日〕藤井宏《明代盐场の研究》下， 《北海道大学文学部纪要》3，1952年。
〔4〕参见〔日〕佐伯富《中国盐政史の研究》第四节“明代の盐政”，法律文化社1987年版。
〔5〕除云南外，全国盐区均行免田法。 《明世宗实录》卷四○六“嘉靖二十三年正月”条载清理四川、云南盐法户部主事陈惟誉奏疏云：“云南课灶既无优免田粮，亦无可差财力，而所司科扰多方，致损正课。”可证四川行免田，而独云南未行。
〔6〕《敕修两浙盐法志》卷十四《职官》。
〔7〕师存智《两浙盐法疏》为朱廷立《盐政志》卷七《疏议下》收录。朱廷立编纂是书，并非有文必录，而是多有选择。不合其意者，删削甚多。师存智疏，《盐政志》仅存“一曰定引价”、“二曰清滩荡”，余皆不存，故无法观其全貌。
〔8〕陈仁锡《皇明世法录》之《盐法》部分， 多抄录於《明会典》，故可视二书为一系统。
〔9〕弘治二年免田法， 显然是在元年史简上疏建言盐法十事后颁行的。关於此，见《盐政志》卷七。
〔10〕明制：灶户正丁办盐，每正丁一丁，许二、三余丁帮贴。正丁每丁岁办盐八小引，余丁每丁岁办四小引，但余丁没有免田优待。此制与军户“垛集法”相类。
〔11〕参见《明会典》及《皇明世法录》卷二八《盐法·凡优处灶丁》。
〔12〕原书作“一十五亩”，“一”字当为“二”字之误。
〔13〕〔82〕陈仁锡《皇明世法录》卷二九《盐法》。
〔14〕〔15〕〔31〕〔44〕《明经世文编》卷一六三。
〔16〕“大丁”，指原额灶丁，亦称作“正丁”、“成丁”；“小丁”：即系“余丁”、帮贴余丁”。
〔17〕〔29〕〔30〕〔32〕〔37〕〔41〕陈仁锡《皇明世法录》卷二八《盐法》。
〔18〕朱廷立《盐政志》卷七《疏议下》。这里的“盐价”，是指成丁（正丁）年纳灶课银，余丁（小丁）每丁年纳银则减其半，与实物盐课徵收原则相同。
〔19〕徐元暘《剂和悃诚》。此外，星石《上陆都运灶议》亦有相类的说法。
〔20〕〔80〕徐元暘《剂和悃诚》
〔21〕在两浙、福建等地，免田仍不分正余，每丁免田二十五亩。
〔22〕《重订两浙鹾规》卷三。灶课银的分配，一是解京；二是给付边商。称为“库价偿商”；三是“备荒银”。这里的“给商”，即“库价偿商”银。
〔23〕明朝“民田”，并不是“民户”之田，当泛指人户的私有田土。以灶户言之，其灶田当系民田之类。
〔24〕《明英宗实录》卷四七，“正统三年冬十月乙丑”条。
〔25〕谢肇浙《福建运司志》卷八《课程志》。
〔26〕关於官拨荡地，参见拙作《明代盐业土地关系研究》，刊於《盐业史研究》1990年2期。
〔27〕《明世宗实录》卷四○六，“嘉靖二十三年正月”条。
〔28〕不单指法定的盐课额，其它名目的科派盐以及“余盐收买”，也应包括在内。
〔33〕〔40〕谢肇浙《福建运司志》卷六《经制·优免差役》。
〔34〕关於总催役，不属本文讨论范围，姑不赘述。
〔35〕参见李洵《明史食货志校注》第87.90页。中华书局1982 年版。
〔36〕〔69〕朱廷立《盐政志》卷四《制度下·工脚》。
〔38〕〔64〕《明宣宗实录》卷三三，“宣德二年十一月丙申”条。
〔39〕〔45〕同上书卷四一“宣德三年夏四月”条。
〔42〕〔43〕〔71〕〔78〕《重订两浙鹾规》卷三《优恤灶丁》。
〔46〕参见王毓铨《明朝的配户当差制》， 刊於《中国史研究》1991年1期。
〔47〕《（万历）广东通志》卷七，又见《（嘉靖）广东通志》卷二六《盐法》。
〔48〕明代计盐重量为十六两制，当合十进制3.25斤。
〔49〕又见《敕修两浙盐法志》卷三《沿革》。
〔50〕《明太祖实录》卷一九九，“洪武二十三年春正月”条。
〔51〕同上书卷二○二，“洪武二十三年秋七月”条。
〔52〕陈宗礼主张两淮灶丁每丁岁办大引盐十引，共四千斤，为户部否定。
〔53〕这里所说的“丁盐”额，仅是“日办三斤，夜办四两”的日定额盐，这个盐额当与杂役田有关。除丁盐外，灶户事产、官拨荡地也徵收盐课（明初，官田、官拨荡地不承担里甲正役即正纳粮草，但必须徵发盐课）并未计算进去。关於明朝盐课统计，参见拙作《明代灶课研究》，刊於《盐业史研究》1991年2期。
〔54〕〔63〕〔66〕〔67〕〔79〕朱廷立《盐政志》卷七。
〔55〕嘉靖九年两淮巡盐御史李士翱《盐法疏》说嘉靖前有灶丁三万六千余丁，嘉靖初“灶丁仅二万三千一百有奇”。此说与朱廷立统计相去甚远，故依朱廷立《盐政志》的统计。
〔56〕《（万历）重订两浙鹾规》卷三《清理丁荡规则》。
〔57〕觉罗石麟《（雍正）初修河东盐法志》卷三《种冶》。嘉万时期河东盐户为一万三千零四十九户。因以户计，其具体丁额不详，故未计入。
〔58〕段如蕙《新修长芦盐法志》卷六《灶籍》。
〔59〕谢肇浙《福建运司志》卷六《经制·攒造盐册》。
〔60〕广东、海北盐课提举司弘治时有灶户二万二千三百九十三户。嘉万时为一万三千零四十九户。因以户计，丁额不详，故未计入。
〔61〕如果加上余丁帮贴（仍以一正丁贴三余丁计），明朝办盐人丁当在九十万人左右。
〔62〕按明朝配户当差制，承当朝廷特需的人户，如看守陵墓的陵户，供办鱼的鱼户以及瓜果户、菜户、柴户之类，大都根据其户役的轻重，免除其田产人丁杂役。
〔65〕《明英宗实录》卷二八，“正统二年三月壬申”条。
〔68〕关於灶户管理的双重性问题，参见前引藤井宏《明代盐场の研究》下。
〔70〕福建称之为“附海”“依山”。“水乡灶丁”是淮浙的称谓。
〔72〕陈仁锡《皇明世法录》卷三九《赋役》。
〔73〕莽鹄立《（雍正）山东盐法志》卷六《灶籍·灶户差徭》，又见段如蕙《新修长芦盐法志》。
〔74〕〔84〕《（万历）与化县志》卷三《田赋》。
〔75〕〔76〕陈仁锡《皇明世法录》卷二八《盐法·凡优处灶丁》。
〔77〕朱廷立《盐政志》卷十。其中说“冠带义民及散官名色”所免丁役，亦仿照盐生家免丁例。此制最早见行於正统十年“令监生家免差役二丁”。至嘉靖九年，优免范围扩大到灶户。陈仁锡《皇明世法录》卷三九《赋役》云：“各该灶户内，有举人、监生、生员、省祭吏役，照有司事例，一体优免”。说明灶户免丁与民户开始一致。嘉靖四十一年，户长亦免一丁。户部覆御史徐爌《条陈盐政事宜》载：“其免丁各以户头为据，止免户长一名。生员之家，亦照见行事例，於民田议加优免。”（见《明世宗实录》卷五一六，“嘉靖四十一年十二月”条）所谓灶户免丁，不过如此。
〔81〕赵春，字体仁，四川巴县人。正德十年任两浙巡盐御史。见《（雍正）两浙盐法志》卷十四《职官》。
〔83〕此“灶产”即“事产”，多为灶户私有田地。而“灶地”也包括官拨荡地、滩池地之类。官地概不应粮差，故有指灶产为灶地者。
〔85〕两浙都转运盐使司《为恳救偏患裕国苏灶事》，载徐元暘《剂和悃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