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这个集体性名词的诞生离我们并不十分久远。人们有时候把这个词的诞生归功于克列孟梭，有时候又归功于德雷福斯案件中公众所签署的抗议书，不管怎样，这个词诞生的时间，决不会早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起初，这一个新术语试图重新唤起在不同的职业、不同的社会地位中的男人与女人的广泛联合，若不是这样，那些科学家、政治家、作家、艺术家、哲学家、律师、建筑师和高级工程师依然只是各自去追求他们自己的职业目标，是不可能走到一起并互相合作的。在这个新术语中，隐含着这样的意思：在所有的这些职业当中，知识起着核心作用，这是一个使这些职业统一起来的要素。这种与知识之间的共同的密切关系，不但使这些男人与女人们从社会的其余部分中分离出来，还决定了他们在权利和义务方面有一种共同的特殊的相似性。最重要的是，这种密切关系赋予知识分子角色一种权利（和责任）：他们超越了各种不同的帮派利益和世俗的宗派主义，以理性代言人的名义，向全体国民说话。这种密切关系还把唯一的正确性和道德威望赋予了他们，只有作为理性的代言人，才能被赋予这种正确性和权威性。 由于无法忽视的社会利益，以及分工研究的重要性，才导致了如下现象的产生：原初的理性统一体处于一种逐渐加剧的瓦解状态，这个时候，才提出了知识分子在他们的身分和目的方面具有一种共同性的假设。科学话语、道德话语和审美话语三者的残酷分离，乃是现代性的核心特征之一。到知识分子概念形成的时候，三者的自主的发展已经使它们在实际上无法沟通。哈贝马斯说：“相互背离的多元化，尤其从属于现代的体验……现在，我们不能单纯地希望这种感受自己会消失；我们只能去否定它……”否定这种多元化，并且一而再，再而三地否定，公开地以一些共同前提的假设的名义——所有的理性思想必然蕴含着这样的变化过程或结果。创造（并积极地采纳）一个共同的名义，极力把其他各种纷繁错杂的截然不同的话语纳入到这个共同的名义之下，乃是一个宏伟的事业，而不仅仅是想单纯地否定（除非真的指望它自动消失）这一个已经顺利发展了一个多世纪，并且以不可阻挡之势继续发展下去的进程。 理性话语三种方式的分化，并没有使整个解体过程瓦解。新的话语离开原初的统一体（这里的“原初”可能是真实存在过的，也可能是想象中的），已经走了一段颇为漫长的道路。每一个“有智力的人”，只要付出应有的努力，就可以期待掌握当时的所有知识，只要通过接受学校教育和书本知识教育，就可以期望拥有百科全书式的知识（至少对所有的有价值的事物都有所知），这样的时代，上一世纪初便已终结了。从那时起，客观存在的知识总体，与主体掌握的知识（不管是已有的，还是可能的）相分离。所谓的理性思想的统一性，不再是在不同领域的知识生产者之间互惠合作的一个事实，而仅仅是一种假设，没有什么有效的控制手段。这个统一体的存在或不存在，无法通过经验归纳证明，它的存在只能诉诸于有限的权威性，并且建立在有限的权威性之上。 在众多可以被诉诸的因素中，“知识分子”这一集体名词的创造（及其后的种种复杂运用）具有特殊地位。一次命名就是一次分裂，但是，这次内含于知识分子集团之孤立性的分裂却直接地把一个有才智的、擅长思想、富于教养、有文化的精英集团劈为两半。它默认了一个多世纪以来，劳动被无情地分裂了。但是，在由专家们割据的碎片化了的领地的上方，却有“如此这般的思想家”的幽灵在游荡着：他们为了并依据思想而生活，他们的思想没有被局限于特定功能或利益的成见所污染；他们凭借着理性和普遍道德法则的名义，向其他所有人（包括文化精英中不同于他们的那部分人）讲话，他们保持着这种能力和权利。此类思想家中的每一个人，都有某种专业或职业，都从属于某种功能性专业团体，不过，除此之外，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把他或她自己提升至另一个更具普遍性的层次，在这个层次上，理性和道德的声音是纯粹的、没有任何干扰的。当然，在某一些职业中，这种自我提升比在另一些职业中更方便、更有可能，但在本质上，它并不完全视职业的世俗功能而定，这种自我提升，从根本上看，是一个个人选择并承担责任的问题。一个人接受了“知识分子”的称号，也就同时接受了该团体其他成员共同承认并承担的责任，这种接受在本质上是一种承诺。试图用枚举具体的职业、专业或受教育程度的方法，在知识分子集团周围划一条“客观的”界线，把他们从非知识分子中区分出来，是毫无意义的，并且，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失败之举。 知识分子概念被铸造成战斗号召，被铸造成复兴过去未竟意志的努力。作为战斗号召，这一概念和那些以前遭到忽视的民族是一样的，后者在本世纪初开始让世界听到了他们的声音，成为了公共语汇中的一分子；尽管可以用广播天线，把声音发往某个特定方向，传播到更为广阔的开放的社会空间，但是，声音之被听到，仍然要靠每一个接收者竖起他们的耳朵，这里的意思是说，知识分子作为一种宣传性概念，期待着它的听众。表面上看，这一概念所诉诸的那些特征，它所中意的接受者已齐备，而在实际上，知识分子概念暗含着指向未来的某些目的和行动。知识分子概念作为一种新的尝试，重新要求实现过去受挫的希望，它必须求助于对上一世纪的辉煌、令人振奋的记忆，以及那时的宏愿。当时，医生、科学研究者、工程技术人员、乡村绅士、牧师、作家，共同从属于lesphilosophes这个快乐的家族，他们彼此间相互交流研究著作，互相讨论，共同承担着作为集体性的价值评估者、指导者和人类良知的担纲者的责任。这个新生的概念的第二层意义也是指向未来的：这个真实的消息会让人重新想起那个已成为往事并迅速离我们远去的时代精神，更进一步说，在对往昔的追忆中，这一时代精神在今天这个日新月异几乎使我们无法辨识的世界中凸显出来。知识分子概念，或许能把有文化的和受教育者之间的破碎的关系重新缝合起来；或许能再现或再创一种共同话语，统一已泛滥成灾的专门话语；或许能在此基础上，奠定一个共同的目的和责任。只有共同承担起这一责任，责任才会转变成权利，这种权利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和社会地位，可以与lesphilosophes媲美。 不管历史学家如何解释从18世纪的哲学家到20世纪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专家这一令人费解的发展道路，也不管他们通过旁征博引论证这个过程是连续的，或者，是中断的，在现代知识分子自我建构的过程当中，lesphilosophes是实实在在的在场的，这一事实与我们所要讨论的主题直接相关。在知识分子的自我建构的过程当中，往昔的追忆、流传的神话、对过去的理想化的意象（就好像对过去岁月的回忆又重新浮现在今天的梦境之中）是最强有力的要素。通过对过去的追忆，或者，通过对追溯性的解释，lesphilosophes的生活方式及其作用，被视作是一种“积极有效的乌托邦”理想，是一种权衡、批判和匡正梦想和实践的准绳。可以设想，lesphilosophes这一最初的术语如果不曾直接运用于现代知识分子的自我集体命名，原因只能是，哲学本身已经变成为一种局限于狭隘范围之中的专门职业；从一个专业中发出的对统一性的呼唤，不可避免地会被理解为帝国主义式的活动，从而遭到抵制，或者，它会被一笑置之（历史上，这种情况曾不断地发生）。“知识分子”概念至少有希望复兴jeusans fron-tiers”的意识，这当然会使我们想到启蒙时代的哲学家。因此，现在我们需要通过这些哲学家，探索或许还能揭示在我们时代中支撑起知识分子观念的基本形态。 Les philosophes不是一个“思想流派”。因为事实上，对于一位philosophe笔下的任何一个论点或实证的观察，我们都可以从另一个philosophe的作品中，或者，在他本人的另一部著作中找到相反的意见。要清楚地阐明造成philosophe的联合，造成他们之间的无障碍的交流，造成对共同目标的献身的基本“范式”（库恩的意义上），是非常困难的。而在经历和教养方面，哲学家之间并不具有共同性。像在一个世纪后的俄罗斯的raznochintsy一样，lesphilosophes把所有现实的社会等级和社会阶层，都算作他们自己的成员（可能那些最卑微者除外）。他们的结合，也不是由于气质或品位的相似，在这一方面，正如其他方面一样，使他们相互分离的力量超过了使他们相互统一的力量。 另外，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时代或一个地区的有教养的思想家阶层，有像在18世纪大部分时间中的法国lerphilosophes一样，被看作是一个统一的、团结的团体——无论是在别人看来，还是他们自己看起来。什么力量使他们联合？这一力量在当时必定是公认的、众所周知的，同时，必定被后代的活生生的回忆有力地强化了。我以为，这个唯一的、坚强有力的统一的要素，不应到philosophes的话语中去寻找，甚至也不应到他们的表达方式中去寻找，而应到这种话语活动的意图和价值中去寻找。把某种意图与价值赋予这种话语活动，一方面出自philosophes自身，但是，从根本上说，是出于他们在政治史上的一段短暂而壮丽的、令人难以忘怀的遭遇。lesphilosophes（指作为一个哲学家群体，而不是哲学家个人）始终浮现在对历史的活生生的回忆之中，它是一种积极的乌托邦理想，是一个仍然期待着兑现的承诺，是一种自我定义的方式，是美好社会蓝图的基准，是特定状况下的产物，philosophes的活动只是部分地决定这种状况的形成，而使知识与权力在瞬间联系在一起的那些社会条件，对于上述状况的形成，也起了决定作用，后者的作用至少不会比前者更不重要。 在这些社会条件中，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其中的任何一个条件，都不是法兰西所独有的，也不是只是到了这个重要的1／4世纪才出现的，但是，这些条件同时出现，却只有在此时此地。这种巧合真的是独一无二的，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条件之一，专制君主政体即将发展到巅峰——它的弱点正如长处一样，毕露无遗，专制君主政体存在的前提条件尚未完全实现，同时，依然残存着革命的潜在的可能性。 条件之二，旧统治阶级——贵族——正进一步走向没落，在维持社会秩序的新陈代谢所必需的诸因素中，留有两个巨大的缺陷：为了弥补这两个缺陷，一方面需要一种全新的社会控制概念，另一方面需要一种全新的赋予政治权威合法性的法则。 条件之三，等到贵族完全丧失其政治价值之后，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力量，它的壮大使它要求成为那笔无主政治财产的继承人，也就是说，政治等级这一袍子被拿来公开拍卖，每一个前来竞争的投标者都可以获得它。这些投标者可能是一些激进分子，他们并不去迎合某一集团的确定的利益。 条件之四，法国philosophes的特点：“缺乏传统社会地位，缺乏专门适合于他们的特殊的社会职能。在德国，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通常为大学教授或政府官员，在新教国家，通常为牧师。但在法国，没有一种传统职业，可以从他们对自己的职业意象中，衍化出philosophes来，作为属于整个社会的自由知识分子阶层。” 条件之五，尽管没有任何制度约束，没有任何特殊的忠于职业的要求的限制，但philosophes远远不只是一群知识分子的个人的集合。他们组成了一个严密的团体，密切而频繁的交流构成了一个网络，其范围包括：larepublique des lettres，les societesde pensee，俱乐部，卷帙浩繁的信函，相互评论，互相造访。在费内（Feyney）的伏尔泰的家，是他们自己的教皇法庭，坐在陪审席上的那些人的意见，就是他们自己的审判和惩罚系统。他们是一个集团，一个自主集团，他们把舆论、著作、言语引为基本的社会粘合剂，并废除所有的其他的社会粘合方式。 条件之六，le republique deslettres的形成不可能有更好的时机了。这是一个经营、组织和管理的世纪；风俗成为了立法的对象，生活方式被视为文化现象而被质疑；在这个世纪中，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陈旧边界从根本上被重新描绘，从而公共领域得到了空前的扩张；这个世纪需要实践知识、技术技能来处理那些在以前只能算是自然而然、稀松平常的事件；这是一个追求权力、追求知识的世纪。 上面枚举的六个方面，并未穷尽一切社会条件，想必还可以找到更多。任何一个研究法国早期现代史的史学家（我并不属于这一群体）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另外一些方面是这一时代法国有别于其他时代，或有别于其他国家之处，它们或许还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上面枚举的六个方面，对于我们的研究看来是足够了。因为，首先，单从这几个方面的表现形式看，也足以把当时的历史背景及其意义告诉我们：一个充满张力的时代，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些问题在其他国家或其他时代，或者是相继发生的，或者根本没有发生过，但在这里却凝聚、碰撞并搅和到了一块儿；其次，上述的六个方面包含了足以解释“推动”这个势不可挡的历史进程的诸要素，“权力／知识”的融合是这一进程的永恒的遗产。 土地所有权和政府行政权力之间的联系这一封建制原则衰落了，继之而起（更难确地说，与此同时）的是，出现了对政治权力的重新配置，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专制主义的上升过程，从许多历史文献中都可以发现这一现象。权力从土地等级的手中转移出来；贵族保留了财产权和财产，丧失了作为“政治等级”的社会地位，至少是由于政治权力等级地位的失去使他们不再是“特权”贵族，而这原是他们这一社会等级世袭的一部分。从土地所有者手中分离出来的权力，在根本上被重新配置。专制君主制度是韦伯所谓“现代国家”的第一个样本，其特点是国家声称具有垄断暴力手段之权利；君主政体建立起一套法规，使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所有人臣服于一个君主的强权之下，在使这些民众从封建制度的臣民转化为现代国家的公民——从共同体的权利和义务的共享者转化为个体——的过程中，专制君主制度起了主要的作用。此时，公民个体与国家之间具有了一种直接的相互依赖关系：公民对国家负有义务，国家对公民负有义务——彼此既共生共存，又相互分离；行政机构在这个专制主义体系的两个极端之间折中调和，但不管如何，它的一切活动只能或者通过皇室的许可，或者出自后者的命令；一切权力源于最高者。 土地等级的“非政治化”使皇家法院（royalcourt）肩负起一项以往政府不曾面对过的工作——至少不曾对付过类似情况。阿列克谢·德·托克维尔可能是第一个强调这一专制主义的最重要的尽管是出人意料的后果的人。他说：在法国， 封建领主权力已经被剥夺，他们不再承担传统职责。没有任何的地方权威，没有任何贫民救济委员会或教区会议能够替代他们……中央政府毅然独自承担起这些责任。御前会议（theCouncil）每年从公共基金中拨款给各个省，用来赈济穷人……御前会议每年还要作出决定，在它专门指定的地区建立贫民救济所，穷困潦倒的农民可以在那里工作，挣些微薄的工资。 在中央政府必须承担的许多诸如此类的工作当中，赈济贫民只不过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国家到处充斥着这一类的事情。专制君主政体对于政治权力的垄断，并不只是依靠暴力手段这一要素。 政府大臣们始终警惕地注视着国内发生的所有事件，从巴黎对他们想到的每一个问题发出指令。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行政手段效率的提高，这种监管的习惯几乎成为了中央政府的成见。 这种新的前所未有的急需处理的国家事务，必然会导致政治体系中出现一种同样前所未有的“头重足轻”的现象。中央政府官员的数量和影响迅速膨胀。达尔让松在1733年已经看到： 压在政府大臣身上的公务多得惊人。他们事必躬亲，事无大小悉由他们裁决，倘他们有限的知识无法使他们对于手中的庞大权力运用自如时，他们便不得不把事情交给自己下属办理，于是后者逐渐成为了国家中真正的掌权者。 政府官员所面对的工作之艰巨性，既造成权力的惊人膨胀，又使专制主义统治令人震惊的脆弱。在当时人的眼中，权力看起来使他们感到困惑：政府被授予在广阔地区制定法律的权利，地方差异遭到忽视，政府所建立的法规具有普遍的约束力；此外，权力延伸到了一些先前从未被置于法律和外来权威统治之下的生活领域，从而，在表面上看，权力是在一个不受约束的、空旷无人的空间中驰骋，在一个无人的政治领域中运作，这里，立法者的意志不受任何约束。在这些政治的处女地上，国王至少扮演了上帝的角色；他的最大的责任，就是“从虚无”中造出人类社会。爱尔维修对这一点毫无怀疑：谁是立法者？“开明君主！”杜尔哥曾告诉路易十六：没有人“能够阻止体变革他们制定的法律或他们认同的制度，只要你认为变革是公正的、有益的和可行的”。专制权力把社会看作是一块有待殖民的荒凉的土地，它在这片荒地上面建立法律，选择政治模式，凝聚社会。 如果说，对于这种真实存在的令人震惊的力量的印象，反映了专制主义的一个侧面，那么，它的相反的侧面给人的则是一种虚弱的印象。其实，这两面是不可分离的。要在平地上凭空建起一座专制主义的大厦，需要一幅线条粗犷而又经过细致勾勒的设计图，这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工作，没有可资借鉴的经验。对这样一座大厦的设计，或许是一件令人却步的事业，对于它的管理技术的要求，要远远地高于那些很久之前曾经出现过的为了单一目的而协调起来的海上帝国（hydraulicempires）。这种管理技术当被创造时，需要对信息进行搜集、存贮和处理，而在封建制的等级分明的权力结构中，如此规模的信息搜集、存贮和处理，既无必要也无用处。无论是对制度的设计，还是管理技术或执行手段的提高，以及必要的信息的处理，没有一个是可以依靠传统技能或通常的做法去做的。传统的习俗和传统的管理社会的技术，看来已成为建立新秩序的障碍，必然会被看作迷信、偏见，被看作是为了保护帮派的或私人的存在而反对公共利益（即反对新秩序）的。因此，新的管理技术及新的管理人才是必需的；人一定得摆脱旧的特权体制，这样，才能不再为陈旧落伍的等级利益或地方利益所束缚。 最不可能创造这一新的管理技术的，也最不可能变成新的精英阶层的群体，就是土地贵族。托克维尔曾指出：“在封建时代，人们对待贵族的态度，正如今天我们对待政府的态度……贵族维护公共秩序，主持正义，执行法律，赈贫济弱，处理公共事务。”贵族的一项不可剥夺的行政权力，就是限于土地贵族范围的行政司法裁判权。只要社会依然由结成联盟的分离的一块一块的地区所构成，贵族政治的管理活动便只能保障这样的一种社会的维持。土地贵族的管辖范围及其行政热情，与他们的所有权密切相关，并受所有权范围的限制。他们本身没有基础，也没有足够的灵活性来轻而易举地适应并服务于中央集权政府和中央集权的法律体系，因为后者超越了贵族等级的限度。 埃勒里·沙尔克最近的研究发现，在法国现代史刚刚起步的时候，贵族“与其说被看作是一种通过继承而获得的身分，不如说被看作是一项职业或职能——被看作一种具体的实践活动”。确实，沙尔克搜集了充分的证据，这些证据明确显示，贵族被认为（他们也自己认为）是继承与这种实践活动的两者共存，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这种密切性（在“继承”与“这种实践行为”之间的不可分割的结合）是贵族形象和合法形式的最显著特征。当必须在“继承”与“实践行为”之间选择一个，当可以不需要通过他们的“实践行为”而只要通过“继承”（迟早也会发生不需“继承”这一因素，而只要通过“实践行为”）来认识贵族时，就标志着贵族统治时代的终结，标志着新兴精英阶层的兴起。 步入现代早期的贵族阶层，是一个“战士等级”。贵族家庭出身的人，从事并垄断了武装职能，“作为继承者”和“实践行为”这两个概念所意指的人的两种类型，依然是重叠在一起的，这两个概念依然具有相同的意义。在早期现代文献中，这两者的同义性得到了强有力的表述、论证和辩护，这是一个不祥的预兆，它表明两者之间的分离很快便会发生。在整个16世纪中，论证贵族政治合法性的话语是围绕着race和vertu这两个概念构成的；前者代表了与“血统”相关联的东西，后者源于拉丁文，它的含义与其词源密切相关（vir源自vis，vis的意思是“力量”，vir的含义是一个具有男性气慨的人；vertu暗含有“勇气”、敢于向强敌挑战并赢得胜利之意，这些含义在相对文明化了的virtuoso一词中依然被保存着。到现代的初期，可以用勇猛一词来描述的行为范围变小了：vertu一词只被用在了战争领域，vertu是骑士的所有物，是战士的特质）。贵族是race和uertu的统一，这是不言而喻的。不过，这种统一的思想，并且持续不断地重申对这种统一的要求，频繁地出现在当时大量书刊和论文中，这使我们想到，在这种统一中可能已经出现了罅隙。不是一个，而是有两个标准可以对贵族进行甄别，若这样的话，我们便可以合理地推论，这两个方面的内涵，可以同时在一个人（同一个人）身上具备，但也可能不是。如果欠缺了两者中的一个，那么，他的“贵族性”便有缺陷，并且令人怀疑。 Noblesse被愈来愈频繁地当作一个profession或vocation来讨论。例如，在蒙田看来，军事职能是法国贵族的“唯一正当的和根本的存在方式”。显然，至少在原则上，这一存在方式的正当性已不再能够自动获得保证。于是必然会出现这样的变化过程：先是警告两者的分离将会不被承认，随后是寻找导致分离的病症，以期对它进行治疗，最后是为两者的分离哀悼。起初，这些做法是遮遮掩掩地进行的，后来才动员了一切力量。早在1539－1540年，纪尧姆·德·拉·佩里埃尔出版了他的《政治宝鉴》（Lemirroir politique）一书，他在书中写道：“当前最大的谬误之一，就是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某些贵族，只是把自己的身分理解为通过遗传（race）获得的，他们想做一个贵族而不必具有美德。”这本书为其后的这一世纪中的关于合法性的讨论确定了主题，与此同时，它也超越了这些主题。德·拉·佩里埃尔在分析了这一现象发生的原因之后，提出的解决方法是：“如果他们的孩子（你们的孩子）受过良好教育，那么，这些孩子便会显得高贵，有着良好的美德和性情；反之，如果他们所受的教育有限，没有被很好地教养，他们便很容易成为恶棍、坏蛋、道德败坏的人。”德·拉·佩里埃尔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并不一定出于道德情操，而是有一些更现实的原因，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并感到事已迫在眉睫，他才提出这样的警世之言，正如弗朗索瓦·德·拉卢埃特数十年后（即1577年）出版的《贵族及作为其行为方式的美德之论文》（Traitedes nobler et des vertus dont ils sont formes）中所证明的：由于贵族背弃了具有美德的生活，结果，“那些出身于最高贵的和最古老的家族的成员，不再被看作是享有最高荣誉的，那些曾经掌握maisonde Roi要职的gentilhommes也不再担任法官的职务，相反，他们却往往成为了一些最臭名昭著的、vils毫无礼貌的人，或类似于roturiers的人。”1582年，路易·缪塞曾明确地说：不能只凭一个人的出身而不管他的所作所为来判断他是否高贵。 在整个16世纪中，合法性问题的讨论使许多新的革命性的观念得到阐发。它开始于使一个旧概念（vertu）从固有的军事内涵中摆脱出来，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vertu这一概念是过去关于统治权利及社会优势地位之合法性的讨论用来引证的核心要素。现在，这个概念被要求加入更广泛的内涵，被要求运用于公共生活必需的技术领域，尤其是运用于国王行政管理必需的那些技术领域。专制君主政治的出现，迅速改变了政治环境，骑士的勇武不再被需要，相反，迫切需要对政府行政和法律既有热情又具有相关知识的政府官员。如果说，原来意义上的vertu正适用于封建的权力等级体系，那么，涵义变更后的vertu则回应了新产生的需求。不过，还有一些新出现的讲法可能更加重要。首先，vertu不再被看作是与生俱来的才能，而是可以通过学习或竭力争取获得的，显然，在这里，讨论从归属性问题转向功绩取向。其次，这样的一种观念具有更大的开创性意义：vertu只有通过传授才能获得。于是，这就成为了一个引导教育的问题，而不只是使个人的天赋取向得以展现的问题。 这样，一种奇怪的语义混淆随之出现了。一方面，术语no－blesse仍然在一种描述性意义上被运用着，是拥有自己的血统和头衔的家族的总称，这些家族在传统与法律的共同作用下结成一个整体。同许多其他事物一样，noblesse也是一般等级（thees－tates general）这一结构所固有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结构并不是由于这里所讨论的这个剧烈变动的时代而被唤出的。由于所处的政治立场和阶级感情不同，对这一结构，有些作者赞美它，有些作者持激烈的反对态度，有些作者对它嘲讽和奚落。另一方面，noblesse现在却被作为一个规范性的或评价性的概念，作为一个理想性名词使用着，它是一种令人羡慕的理想人性，有着一种自由变动的特征，摆脱了与任何国家的法定阶层的“特定的联系”。如果说，第一种含义的noblesse渴望得到他人的认同，那么，第二种含义的noblesse正是前者必须竭力追求的。17世纪初，在皮埃尔·夏农的《智慧》（Dela sagesse）一书中，noblesse personelle或acquise的高贵，与noblessenaturelle被明确区分；忠诚尽管不曾妨碍他对事物的深刻洞察，却使他采用了一些相互对立的术语，使得上述的那种混淆不可能得到澄清。贵族，作为一种卓越，作为一种在公共生活中扮演着出类拔萃的角色和作用的人的名称，颠覆了血缘贵族赖以存在的根基，换句话说，贵族身分可以向所有人开放，只要那些提出要求者受过良好教育。 从16世纪末到17世纪中叶，整个法兰西到处开设贵族学校，贵族学校在这里异常繁荣。许多著作和论文在讨论教育制度、课程的设置和理想学校的教育纲要。普吕维内尔把它们叫作ecolesde la vertu。Vertu一词在其现代意义上被讨论：学校公开宣称其目的在于训练贵族的后代，使他们成为公共生活的管理者，把优美与雅致赋予他们的言行，这对于他们在宫廷（一个新的公共活动场所）的生存和发展，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在宫廷中，日常生活的粗俗，行为的不加修饰，都是极其不适宜的。虽然提议开设的课程中，有相当多被专门用来教授技击术，但与其说这是出于实践运用的考虑，不如说它被当成一种象征，当成一种社会地位的符号和留恋传统的标记。这里，骑术、狩猎和决斗技巧，优于那些与战场有着更直接关系的实用军事技术。这些新的技能跟一世纪之前的noblesse几乎没有任何关系，由此可见贵族角色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一份提议开设的课程设置中，我们可以发现，在学校中，贵族男子被传授“外国风俗与制度，贵族的政治与军事技能，古典学，荣誉的和高尚的行为举止（gentillesse），以及其他许多能够触发学生对美与善的追求的重要事情。” 综上所述，专制主义的兴起，使世袭贵族或爵位贵族丧失了作为政治等级的集体角色，需要补充的是，贵族地位渐渐削弱，他们那通过官职与爵位的联系，占有大量行政职位的现象已完全不见了。贵族性作为一种力求卓越的理想，一种影响政治的合法形式，并没有放弃其诉求，但现在，贵族的这一诉求与他们的遗传性和血统性已经不再有联系。相反，它需要一种新的同样本质的关联性：通过教育。要卓越，就要受优良的教育。贵族需要教师，需要学者。现在，接受教育这一经历，成为通往vertu之路的关键环节。至于教师何以在那些出身世族的人的。vertu观念的转换过程中，扮演了唯一的角色，原因尚需进一步探讨。 且让我们回过头来关注一下这些教师们。 奥古斯坦·科尚有一种在当时的史学家中非常罕见的社会学眼光，他写道：“要用肉体来说明精神，也就是说，要从lasocietede pensee来理解他们的共同信念。教会是在先的，它创造了福音；教会的统一，是为了形成真理，而不是通过真理使教会得以统一。复兴，或启蒙，是一种社会现象，而不是道德或知识的现象。”科尚是一位研究法国革命的史学家，在一战中死于战壕，正值盛年。他希望能够理解雅各宾派统治的短暂时期中的恐怖现象。正是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引导他把眼光转向了那个哲学家的群体（lesphilosophes）。他死后出版的那些充满热情的论文中，我们可以获知他的推断：只有把雅各宾派的政治看作lesphilosophes的生活方式的延续和现实化，才可能理解这一现象；同时，从雅各宾派的实践出发，来理解有关lesphilosophes的事件，雅各宾派的实践是解开哲学家之谜的钥匙。他的这些研究发现使我们意识到，启蒙并不是一些观念的组合，而是一种生活的方式。 事实上，科尚的这些小书一直被束之高阁，直到大约70年之后，弗朗索瓦·菲雷才重新发现了这些书。在菲雷自己的著作中，他们的观点与阿历克谢·德·托克维尔的一些几乎同样被人遗忘的观察不谋而合。他们不约而同地进入了一个超然的。具有自我意识的新的社会学概念，这个概念就是现代知识分子史的早期英雄时代，只有站在后现代及其“局部化的知识分子”的地位，才能发现这一概念。 德·托克维尔在我们刚才的贵族故事的结束之处引入了知识分子主题： 强盛期的贵族政治不仅领导公共事务的整个过程，而且还支配着舆论，为作家的写作定基调，为新观念提供权威性。到18世纪，法国贵族完全丧失了这方面的支配权，他们的声望随着权力的下降而下降，原先他们占有的对公共舆论的统治地位现已成真空，因此作家毫不费力地纂夺了这个位子，并且丝毫不必担心有朝一日被赶走。 对这些事件所发生的时代，没有什么疑问，但是对于这些事件所发生的实际进程，现在看起来，比德·托克维尔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仅仅把这一过程描绘成在一个固定不变的宫殿前面的“保卫者的更替”，就没有正确理解这场革命的真正意义，在这场革命中，那些“文人学者、穷人、出身低下的人、不承担责任的人或平民布衣，实际上成为了那个时代的政治领袖，尽管事实上另外一些人掌握了政府权力，但是只有前者才是以一种权威的口吻在说话。”那些文人学士是现代知识分子的先驱，是今天知识分子的原型，是乌托邦理想的发源地。他们并没有“接管”对公共舆论的领导权，他们成为了公众，创造了公共舆论，由于这种创造，他们赢得了一种权威身分，这种权威身分使他们能够与“掌握政府”大权的人进行谈判或者竞争。事实是，他们拿起了从世袭贵族的疲惫乏力的手上落下来的美德这一武器，对它进行重新设计，使之再度熠熠生辉；事实是，贵族的退位为他们重新设计和重新磨亮美德这件武器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对于知识分子的推理到此为止。甚至这种历史延续性的观点，也是难以证实的。旧贵族从来没有成为文人学士后来所成为的那种意义上的公共舆论领导者。政治的领导阶层不仅被更换了，而且政治本身也被改变，准确地说，不是政治领导阶层首先发生变化，而是政治本身率先被改变了。现在，与以往不同，政治为权威性的文人学者留出了空间。 弗朗索瓦·菲雷说，这种新的政治的主要内容是形成一种全新的“政治性交往”的世界，它建立于公共舆论之上——“这种纷乱噪杂的公共舆论，由咖啡馆、沙龙、剧院包厢和‘社交团体’构成”。这些完备的和自我封闭的新的政治世界，远离实际的行政权力和政治控制。因此，在这一新的政治空间中的人，能够用一种局外人的眼光来看问题，这些问题对于行政官员和立法者来说，是关系到在现实中如何有效行动的问题。与其说那些在新的政治空间中的人根据实用原则把政治看作一种可能性的艺术，不如说他们提供了一种根据原理体系思考政治问题的思路。他们从来没有机会使他们的观念受到现实可行性的考验，能否获得参与辩论的同调者的认同，是唯一有意义的检验。从而，产生了一种判断真理的新的、真正的革命性的标准：同意（consen－sus）。 这一新政治产生了一套生产和传播观念的新的社会架构，它截然不同于我们所能忆起的前现代欧洲的任何事物。它并不反对贵族政治的生存方式：贵族政治的权力是一种暴力的和行政操纵的权力，而不是观念性的权力。教会才是它所要反对的东西，教会才是它的对立面。lerepublique des lettres是观念生产机制的基础，他们提出了一种新的激进立场，要求取教会等级制而代之。教会的垂直结构，为思想家和作家提供了一种无法撼动的超验的真理基础：神性的智慧，确定性表现在教会的稳定性和延续性中。宗教改革破坏了这种稳定性，更严重的是，它在对上帝真理的一贯统一的解释中，引入了多元价值观。结果，对确定性的虔诚的信念，陷入了怀疑主义的危机之中，在16、17整整两个世纪中，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新出现的世俗哲学家的头脑中。出于对这一危机的回应，水平结构的larepublique deslettres给出了一个回答：同意是确定性的新的基石，是后者的新的上诉法院。 la republique des lettres的水平结构使那些参加进来的人摆脱了那种固定的、垂直的权力结构，他们的“思想自由”的自我意识，在垂直权力结构面前碰壁了。事实上，不管集体的意见一致，对于个人思想的强迫性限制有多么严重，似乎都要比以教会为典型的那种“思想管制系统”来得松散与柔和。摆脱了国家权力，极大地加深了对自由的感悟。不同于莱茵河东面的哲学家，法兰西philosophes没有担任公职；或者，更准确地说，由于larepublique的成员在许多行业和机构中谋生，抵消了他们对各自行业的依赖性；在所有的外来力量中，没有一种能够占有压倒一切的地位。当然，另一方面，相对而言，思想自由还不怎么引人瞩目，因而也没有受到广泛的赞扬，声势也不大。宗教的压力，或者世俗的压力，都尚未达到让人感到无法忍受的地步，它们离lesphilosophes还很远。 这一社会架构是独一无二的，它在为寻求现世真理所制定的一系列反事实的规范中找到了对于自身的表达，这些规范赋予了lesphilosophes在现代知识分子的产生和发展的进程中永恒的作用。今天，这些规范依然存在，它或者被明确阐述并且被公开而无声地遵循，或者被投射到所渴望的进步所指向的最遥远的地方，就像尤尔根·哈贝马斯的“本真的交往”这一著名的乌托邦理想。 科尚发现，societe de pensee的“成员似乎是自由的，他们摆脱了任何依附、强制和一切社会职责”。菲雷补充道：“为了扮演好他们的角色，每个成员必须经过净化，去除他们在真实生活中的具体形态和特殊性，……对于每个成员来说，societede pensee的特征就在于他们只与思想发生关联。”当然，这一反事实的假设是larepublique des lettres的公民所共有的，在除此之外的所有可以想到的地方，他们都是不同的。他们置身于广阔的社会领域中，有一些是穷人，有一些很富有，有人属于权势阶层，有人属于弱势群体，有人交际广泛，有人孑然而立，但是，在这个larepublique中，唯一被明确认可的权力就是思想、论证和逻辑的力量，通过运用这些力量来实现“同意”这一目标。科尚还指出，larepublique“是一个清谈的世界，除了清谈之外，还是清谈，在这里，一个知识之士，谋求他人的同意（舆论的赞同），与在现实世界寻求某种效果和某种影响的方法是完全一样的。”舆论是新的确定性的唯一的社会基础，论证因而是通向真理的最佳道路。真理是人创造的，人的理性是最高权威，作为人类现实的发号施令者，人是自足的，现实听命于人，被人类塑造，根据人的意愿（或是善良的，或是邪恶的），现实或者毁灭，或者被重建。这一套社会架构，只有通过在社会中的不确定的个人之间的相互讨论以及舆论而被整合，它反映了一种由主体意愿形成并改造世界的看法：这是一个没有任何限制，而仅仅是充斥着敌手的世界。 所以，la repulique des lettres是一种实践模式，它的社会基础是广泛而密切的彼此之间的沟通网络，它的思想基础是一套反事实性的约定，后者使这种密切沟通成为可行。这两个必需的存在条件来自于一种极其特殊的或许不可能再有的社会政治环境，这一环境开辟了一个摆脱政治权力干预的自治领域。其延续时间虽足以使这种新的实践模式形成为制度，并且获得某种力量以免于后来政治进程中各种颠簸动荡的侵害，但这还不足以使它对在它边缘所发生的种种变革安之若素，这些变革受到历史利益的推动，而不是受政治性因素的影响。 摆脱权力的过程（自治的体验）并没有延续很长时间，原因上面已略略提到。专制君主政治面对极其庞大的行政公务，无法用传统手段来对付。社会结构的错位，使传统的社会控制和整合机制的价值大大降低，许多新问题亟待解决，这些问题不仅数量众多，而且有质的变化。现在，集中在专制君主手中的权力似乎是无限的，无限权力使他被全面改造社会的实验所吸引，因为社会在强大权力面前，显得温顺而听人摆布。然而，这就需要为更加美好的社会提供一个宏大设计，因此，那些行家里手，专家顾问——他们“知道何谓更美好”——是必不可少的了。 当被问及何谓“更美好的社会”，lerepublique des lettres的公民对此的唯一回答是把他们的生活模式，投射到“美好社会”这一巨大的屏幕上，这是他们所知的最美好和最满意的生活。多年以后——1931年，维特根斯坦在笔记本上写道： 如果说我的书只是为一个小圈子而写的（倘若可以被称为一个小圈子的话），这并不意味着我认为在这个小圈子当中的人就是人类的精华。不过，他们确实是我渴望诉诸的人，不是因为他们比其他人更善或更恶，而是因为他们形成了我的Kulturkreis，他们是我的故乡人，而不同于他们的其他人对我而言不过是异乡人罢了。 这当然是对知识分子价值等级制度的心理条件的深刻洞察，只有当lesphilosophes发动的时代结束，才会有这样的洞察。当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交往圈，而不是一种普遍有效的生活方式时，知识分子团体才显出了其真实形态：一种通过相互理解和从容自在的纯熟交往而形成的温馨的亲密无间的人际关系。但是，上面所提到的那种把自己的生活方式投射为“美好社会”的心理条件，与维特根斯坦明确表达的那种类型何其相似，即使在维特根斯坦这里，这一特殊团体依然把自己打扮成一种人类所特有的品质，其成员依然戴着反事实性的面具，以体现“此类人”的纯净的本性。 不必再问les philosophes创造了什么，答案就在这里，唯有la
republique des lettres的集体经历，才造就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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