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我们一直在讨论所谓“自然料学”的社会方面，主要是物理科学与生物科学的社会方面，而只是偶而地稍微注意了一下所谓的“社会科学”，现在我们就直接研究这后一类科学的有关方面。对于那些认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有本质区别的人来说，研究自然科学后转而研究社会科学是很“自然的”，然而非常明显，我们对此持完全不同的观点。我们基于下列假设：社会科学不仅可能，甚至从本质上讲，是与自然科学一样的。我们一直所研究的有关科学的社会组织与社会关系的经验事实，与其它种类的经验现象一样，能经受科学的研究，无论科学所应用的对象是哪一类经验材料，科学是一个统一体，因而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原则上是同一的。 以上所述对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下列方面同样有效：它们的理性方法、支持价值（supportingvalues）、社会组织方式、后果及其社会控制。但是，虽然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原则上是同一的，但它们在现代社会却明显地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和不同的社会承认境况。这种不是基本性质上的不同、而是发展状况的差异性，正好说明我们必须区别对待社会科学。由于自然科学的许多方面对社会科学同样成立，因而在这一章我们要简略地谈谈社会科学的社会方面（socialaspects of social science），并集中关心目前社会科学的不发达状态所带来的一些特殊问题。 针对自然科学，我们曾明确指出它应该包括哪些活动，哪些已经包括了，对于社会科学就不必作这种清楚的划分了。科学作为整体，边界是模糊的，它溶合于普通、日常的实践活动之中。分支科学彼此之间以意料不到然而富有成果的方式相互重叠、渗透。这一切在社会科学中同样存在，因而我们就用社会科学这个词来粗略地代表一组学术学科——及其实际应用，它们是经济学、政治科学、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大量被称为“历史”的东西实际上与上述五门学科沿着同一方向发展，因而属于社会科学范畴。所有这些社会科学的一个基本特征是，都研究人类之间的社会关系，即研究存在于以相互归属的意义（mutu－allyattributed meanings）为基础而不是仅仅作为自然物的人类之间的那些关系。我们并不企求使这一极其简短的定义成为一个完全的、令人满意的定义，而只是想为划分与社会科学的概念框架有关的经验事实的类，提供一个必要的一级近似的定义。 我们在第一章已知道，唯一完全令人满意的关于科学的定义，是对其概念框架中的实质性理论作完全的陈述。我们目前没有必要为社会科学下这样一个定义。 我们再次指出，上述所指五门学术学科并没有穷尽那些声称其主要任务是要形成一门科学的各种活动：即企图构造更抽象、更普遍和更系统的概念框架。比如，法理学的有些部分、历史学家做的大量工作、像精神病学之类的应用性职业——所有这些以及其他研究，都直接或间接地对社会科学的基本目的作出贡献。但是我们将主要集中于这五门选定的学科，因为它们的主要努力和期望在于发展概念框架，并因而成为独立的社会科学。这五门学科——经济学、政治科学、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为我们提供了讨论社会科学（由于较不发达而区别于自然科学）的社会方面的充分机会。我们认为，有关这五门课所得出的结论，同样适用于那些亦致力于与这里所指的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的目标一样的其他学术学科的日常活动。 在继续讨论进一步发展社会科学的概念框架的可能性之前，先谈一下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的一些重要问题。值得注意的是，科学粗略地划分成这二类，并非像通常所假定的那样，这二类完全割裂。的确，这两类科学的概念框架是不同的，因为二者感兴趣的经验现象的特征就不同，当然，自然科学内部也存在概念框架不同的情况——如物理科学与生物科学之间——但在实践中，在实际研究专门的、具体的行为问题时，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彼此重叠，正像在研究生物化学时，生物学与化学彼此重叠并相互合作一样，因为有一些具体现象重叠，需要合作才能解决，因而，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也相互重叠，二者必须合作才能解决一些专门问题。事实上，已经有几例合作的情形，如现在日益兴起的身心医学（psychosomatic medicine）研究，这个名词就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不可分离性。身心医学的基本前提是，人类行为的有意义方面存在于与其物理的和生物的方面之直接相互作用之中。焦急和其它心理状况的效应通过一系列的生理症状如消化性溃疡、关节炎和敏感性的变态反应症等显示出来。科学的这种内在联系，使每一类科学的进步（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在某些领域有赖于另一方的进步，支持科学的科学家和外行应该考虑这一事实的重要性，即科学（sciences）比通常所认为的更像一个统一整体。 让我们更深入地讨论一下这一问题。在一些实际社会问题中，由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所得出的结果，似乎比我们刚才所说的更容易分开，但是，即使在此情况下，双方的合作也是富有成果的，而且对于实际的成功可能是必需的。在工业与管理工程的应用科学中，作为社会科学的心理学和社会学，现在已公认为与机械工程本身同样必需。“工业理性化”运动开始于工程师F·W·泰勒、甘特（Gantt）和弗兰克·吉尔布雷斯（FrankGi-lbreth），——他们事实上比人们所认为的更像社会科学家——但运动的发展，出现了一些出身是社会科学家的领导人物，如埃尔顿·梅奥（EltonMayo）和罗特利斯伯格（F.J．Roethlisber－ger）。梅奥、罗特利斯伯格与其他人一起在西部电气公司霍桑工厂（theHawthorne Plant of the Western Electric Com－pany）搞了一项著名研究，此研究始于灯光线路工程师企图找出光照与工作效率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社会因素”是工业场所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科学终于发现它必须把社会科学包括在内，事实上二次大战亦显示了这一事实。如，一位战时与自然科学家密切合作设计空中传播工具的心理学家说，“如果没有数学家、物理学家、工程师和心理学家的合作，空降武器的效率之实验研究就不可能成功”。现在举最后一个例子，最近越来越清楚，人口学（或这个领域常称的人口问题）中任何真正令人满意的研究，都发现社会科学与生物科学一样不可缺少，出生率和死亡率涉及到社会因素与生物因素的紧密相互作用。 现在回到那个基本问题上来，即社会科学的概念框架发展成几乎等同于自然科学的概念框架的可能性问题。无论对于外行或是见多识广的专家，现在都可以看到，社会科学在力度和自主性（Powerand autonomy）程度方面比自然科学要低得多。见多识广的专家认识到这一点，那是因为社会科学缺乏高度发达的、受经验检验的概念框架；外行知道这一点，那是因为社会科学缺乏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曾给予深刻印象的自然科学那样的广泛的实际应用。虽然每个人都确信社会科学处于相对薄弱的状态，然而一些专家和外行在其观点上走得太远了。有些人甚至觉得社会科学不仅是暂时薄弱的问题，它根本就是不可能成为科学；另一些坚信人类行为本质上是无规则的、反复无常的和不确定的，因而社会科学原则上是妄想，它只是愚蠢的浪费时间的一种追求。 如果我们的观点与此相反，认为社会现象是确定的，因而高度发达的社会科学是可能的，那么我们如何证实这一点呢？让我们先证明第一点，采用我们在第一章更直接地谈论自然科学与理性的社会根源时的方法。不仅社会现象与自然科学研究对象一样是经验事实（empiricalmatters），而且在所有社会中都有大量关于经验社会现象（empiricalsocial phenomena）的理性知识。的确，我们可以像对待自然科学的情形那样强调下列论点，如果没有大量的关于经验社会现象的理性知识及其相应的社会技术，人类社会就不可能存在。在所有社会中，至少有不发达的关于社会的科学。举一个最粗略和一般的例子，在任何社会，人们都知道如何培养年轻一代使他们担当基本的社会义务；知道如何安排日常事务和对付应急事件；知道如何实施统治；总之，他们知道如何至少尚可地使社会事务有秩序、可预见和稳定。当然，他们还没有高度抽象的、普遍的或系统化的这方面的知识，也就是说，他们还没有高等社会科学的概念框架。但是，不能因为现在没有高等的社会科学，就意味着原则上他们就不可能有，相反，就他们总是可能沿着科学的方法获得通常的理性知识并不断使之完善这一点来说，社会科学原则上是可能的，因为它现在至少已处于一个相对较不发达的阶段。 然而，社会科学原则上是可能的这一陈述只是最低限度的主张。假定社会科学在现时代比自然科学在智识上迟钝得多，但或许这并不是我们要作的唯一比较，如果我们把社会科学在现代西方社会的发展与在其它任何地方相比，与其它任何“文明”社会相比，甚至与“原始”社会相比，那么我们将对社会科学的真实可能性采取一种较为乐观的看法。从这种社会观出发，就容易明白，社会科学在我们美国社会比其它任何地方达到了较高的发展阶段。如果我们时常看一看现在的社会科学是怎么来的，比其它社会强多少，则一个令人满意的社会科学很可能就出现在我们面前，反之，如果我们只集中在离赶上自然科学还差多远这个问题上，恐怕不会有满意的结果。我们也最好记住与此相关的一个事实，即最近一百年来生物科学及其主要的直接得益者——医学科学，已经取得了如此巨大的进展！ 当然，这种对发展一种成熟的社会科学 （amature socialscience）持大有希望的观点，并不能解释为什么在我们的社会自然科学大大超越了社会科学，然而它却建议，由于在我们的社会这二类科学比在其它社会发展得快，因而现代西方社会显示了某些特征，它支持各种科学的发展——物理的，生物的和社会的。这种“某些特征”就是一套社会价值和社会环境，它十分有利于科学的发展（见第三章），并且我们认为，它有利于所有科学的发展，包括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即使如此，我们仍对社会科学为什么落后于自然科学不太明白，而且事实上一点不比我们至今对自然科学为什么没有更迅速地成熟、或生物科学为什么不比物理科学发达这些问题更明白。我们的社会科学至少不足以令人满意地解决这二个问题中的任何一个，我们所能说的只是，我们在第二章曾经粗糙地解释过为什么十六、十七世纪出现了高度发达的自然科学：大量不同的社会因素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我们简称之为“科学”的社会活动、社会价值与理论的复合体的出现。任何试图对社会科学发展的不足作出的解释，都必须超越一些简单化的公式（如社会科学就是不可能的），而深入到社会科学与其它一些社会因素之间的内在联系之中。着手这项任务的有效方法可能是研究社会科学的现状与前景。 社会科学家日益意识到他们所面临的科学任务的本质，这是一种较成熟的社会科学之成功发展的好征兆之一，他们的自我意识中所希望的成分越来越多的是像自然科学家那样，创造一套高度明确的理论，用来解释经验社会现象。社会科学家日益认识到，抽象的、系统化的概念框架的重要性及其作用；日益抛弃那仅仅是逻辑的、经院式的关于社会生活的猜测，去寻求工具，利用这些工具能够在可靠的社会资料中经验地检验他们的理论；能够自觉地把理论应用于经验研究的情况，则肯定地在社会科学各领域相当参差不齐。但是，我们所指的五门学科却都以各自的方式，努力去构造哪怕是有限的概念框架，并且都在寻求检验这些构造之正确性的新工具。其中一些新工具，如直接谈话法（interviewing）、问题调查法（questionnaire）和抽样技术（Pollingtechniques），这些工具对所有的社会科学都大有应用前途。事实上，现在甚至提供了作为所有社会科学的构成基础的一般的概念框架，也就是说现在已经形成了关于社会行动的一般理论，这种理论的明确目的是为社会科学的可能性提供最抽象、普遍和系统化的概念框架。这一概念框架的结果如何，只能通过长期的把这一框架置于进一步的经验确认之科学检验之下才能加以判断。无论如何，就目前来讲，它可以用作在社会科学中可能发生的理论掺杂（theoreticalsophistication）的模型，或许更重要的是，它将为不可避免的概念框架的进一步进展提供一个焦点，而这一概念框架的进展迟早将成为令人满意的社会科学的基础。 在第一章讨论科学的本质时提到，与系统化的自然科学相比，“常识”具有不确定性，我们还指出了自然科学影响和改变“常识”认为是正确的内容的方式。或许正是由于“常识”涉及的是社会现象，才使它显示明显的不确定性，表现为各种类型的不一致和情感表达，而不是关于社会事实的精确且真实的陈述。如果谁想弄明白“常识”有多真，那他所要考虑的就是许多被公认为“人类本性”的东西。这种不确定性正反映了社会科学的缺陷，而社会科学至今的确还不能近乎自然科学那样去影响“常识”。尽管如此，影响还是存在的，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并非微不足道，比如，比较老练成熟的弗洛伊德心理学理论，近年来已渗入我们全社会的人的思维方式和言语方式之中。也许随着社会科学的成长壮大，随着社会科学对“常识”公认的影响的增强，有一种至少还未形成的观点将会进入“常识”之中，即像自然科学一样，社会科学也比“常识”优越。无论社会科学在实际社会行为中的真正应用是多么少，仍然必须反对“常识”的信念，认为在社会事务中，每个人都是本行的最好的专家。实际上，许多关于社会行为的“常识”是过时的社会理论，如现今社会大量充斥着过时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一整套关于人与社会的本质的理论，这一理论已证明是不充分的。由于要抵消许多“常识”的信念和观念所形成的惰性，社会科学的观念进展步履艰难。 另一方面，我们的社会是大力支持社会科学的繁荣的。“自由”社会的社会价值和社会组织，与自然科学的发展和自主总体上一致这一结论（见第三章），也适用于社会科学。置于“批判理性”之上的价值和职业系统的结构——这里只择其我们曾讨论过的二种社会条件——都有利于社会科学的发展。比如职业系统，它不仅使一群专业社会科学家可以致力于社会研究，而且反过来需要大量的社会技术以使研究工作能有效地进行，这是社会科学进展的重要刺激力量。我们曾经指出，“工业理性化”运动有赖于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也有赖于机器技术的改善。我们的确很难想像，如果没有一个把社会价值置于“批判理性”之上的社会，社会科学也能达到甚至是现今相对低水平的发展阶段，在讨论科学的社会后果时我们看到，在马克斯·韦伯所谓的“理性化过程”的程度上，美国社会是绝无仅有的，这一过程包括并建立在对所有社会组织结构、所有社会价值的批判性审查基础之上；这是一项其它任何社会都没有像我们那样经历过的社会工程。正是由于能自由地理性地去研究社会的最基本的东西，才形成了社会科学，也由于有了这种自由，社会科学的未来发展才有了保障。 社会科学的社会组织，总的来讲也与自然科学的情形类似。社会科学家也在大学、学院、工业和政府机构进行研究活动，虽然在工业界，社会科学家比自然科学家少。职业社会科学象（Professionalsocial scientists）只是到十九世纪晚期才出现，与自然科学一样，在社会科学工作成为专业职业以前很长一段时间，社会科学只是“业余爱好者”的课题。下列数字（摘自：《国家科学人员名册》［NationalRoster of Scientific Personnel］）大致显示了专业社会科学家的人数： 人类学 683 经济学 7，349 政治科学与公共管理 2，742 心理学 6， 985 社会学 2，729 控制着社会科学家的行为的文化价值，与我们在第四章所说的对自然科学家很重要的文化价值一样；与较大的“自由”教会的价值有同样的重叠，也与比如我们称之为科学财产的“公有性”价值有同样的分歧。社会科学家在实践中恐怕不太能认识到自然科学家的某些价值，比方说情感中性价值；即使认识到，这种价值在他们之间也不会很强烈，因为社会科学的理论与研究技术不够强大，以致于不可能像比较发达的自然科学那样构筑起防卫外界侵扰之墙。自然科学那高度发达的概念框架的一个较重要的功能是，使科学研究以一定结构方式进行，按照这种结构方式，能消除错误和纠正对科学规范的偏离。 在对社会科学家的作用的公众评价上，情况有点比自然科学家的情形更加模棱两可。从诺斯和哈特关于公众对职业声望的评价的研究中，我们已经看到，社会科学家所列等级是高的，他们同自然科学家一起处于职业声望等级的较高的群体。但是，这种明显的同自然科学家的平等关系，这种在民意测验中表现的普遍尊重，似乎并不存在于美国公众的所有部分。在诺斯和哈特的民意测验中，社会科学家的职业声望等级之所以高，也许是因为社会科学家对许多人来说是一个相对模糊的群体，以及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使社会科学家职业地位类似于一般的“教授”或“科学家”的令人钦羡的地位。在美国社会中，某些有影响的群体所表达的对社会科学的评价，实际上涵盖了广泛范围的赞成与反对。因为这些群体可以对社会科学的发展施加影响，所以略微更仔细地考察一下某些这样的群体，对于我们将是有益的。 首先，在自然科学、教育以及把社会科学的地位安排得比较低的公共事务中，存在着一群有影响、有声望的人。例如，1946年就把社会科学包含在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提议举行了国会听证会（Congressionalhearings）至少从这次听证会上的言行一定可以推论出这一点。我们知道，这些人对待社会科学的态度在那天表达出来了，社会科学也就没有被包括在国家科学基金会里。这一群人在国会听证会上发表的观点，社会学家乔治·A·伦德伯格在一篇评论文章中作了如下总结：“（1）人类及其行为不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不可能像基础的，‘纯’自然科学研究自然界那样去研究它；因而，社会科学属于非描述范畴（anon－descr－ipt category），它主要包括改良主义与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及其学说。（2）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随着其它科学而广泛变化，于是企图在同一组织中管理社会科学研究是不明智的，因为（a）担心丧失其它科学的名誉；（b）能胜任指导其它科学的研究的人，不能裁决什么才构成正确的或人们希望的社会研究。（3）社会研究尤其面临陷入成为压力群体之牺牲品的危险，或面临被政府本身收买的危险。最后，（4）我们毕竟能通过过去与现代的圣哲们的历史性声明而获得社会问题的答案；然而要传播这些箴言并唤起社会对此的道德支持，需要大力发展教育。”我们已经研究了其中的一些批评意见，如认为“常识”要比科学好，稍后我们将考虑其它反对意见，现在先专门就这些意见作一说明。 这些关于社会科学的观点，在较少受到良好教育的公众中也有一些市场和影响力。虽然我们没有关于这些人想些什么的直接证据，但可以通过来自俄亥俄州的国会议员布朗在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听证会上关于这一问题的看法去推断这些人会说些什么。布朗在他那措辞有力而富有色彩的建议中指出，他对待社会科学的态度比起学术群体来更像一般公众的态度，他说，“除我之外，我想所有其他的人都自认为是一位社会科学家，我确信我不是，但我想所有其他的人似乎都相信自己具有上帝赋予的特殊权利，去决定其他人应该干什么。一般的美国人都不希望专家围绕着他们，窥视他们的个人生活和私人事务，并替他们决定应该怎样生活。如果下列印象在国会流行，即要为国家科学基金会立法，以便成立某种组织，以保证许多短发女人和长发男人侵入人们的个人事务和私生活，并调查询问是否爱他们的妻子或者不爱之类的问题，那么我敢说你们不会想让你们的立法通过”。以后我们还将谈及国会议员布朗提出的一些问题，尤其是关于社会科学似乎向已有的价值观念和社会惯例提出挑战的问题。 虽然一些很有影响的自然科学家对社会科学家持否定态度，但仍有许多自然科学家并非如此。据《幸福》杂志的抽样调查，有证据表明，希望政府既支持自然科学也支持社会科学的自然科学家事实上占多数，在回答“你认为社会科学是否应享受联邦研究基金？”这一问题时，百分之八十一的大学自然科学家，百分之八十三政府自然科学家和百分之七十六工业自然科学家回答说“是”。哈佛大学校长康南特最近表示了支持的看法，由于他不仅在自然科学家方面而且在一般受过教育的公众中都有广泛的影响，因而更具重要意义，同样重要的是必须注意到，康南特只是最近才改变了原先的看法，转而支持社会科学。他说，“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已经发展到这一步，通过应用这一方法，有才能的社会研究学者能为那些在与一系列人类关系问题作斗争的实际工作者提供基本的信息帮助，这是我的一个信念”。最后，看看J·赫胥黎，一位自然科学家，关于社会科学的可能性与前景所表达的最乐观的看法，他说，“我们不必为社会科学的未来担忧，它会从目前的幼稚期经历类似的阶段走向成熟。到那时，从事社会科学这一职业的人，无论是纯研究还是应用研究，将同现在从事自然科学的人一样多；它将解决其关于新方法的主要问题，它所获得的成果将改变整个智力环境。正像中世纪的庸医（barber－surgeon，兼外科医生与牙医的理发匠）已让位于今日在科学上训练有素的医学人士，今天那些基本上是业余的政治家与管理者（amateurpolitician and administrator）必将由新型的受过专业化科学训练的职业人士来替代。生活将会逆社会科学背景而继续下去。” 这些不同的态度，显示了社会科学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既不是截然分明，又不是像自然科学那样获得广泛支持。目前仍有一些有影响的观点，把社会科学的声望位置看得较低，并反对扩大社会科学的范围。然而从总体上看，社会科学不仅在现实可能性而且在现实必要性方面，正日益获得承认。 与自然科学家一样，社会科学家也可以划分为二类。一类对“纯”科学比较感兴趣；另一类主要致力于由第一类人发展起来的概念框架的实际应用。这二类科学家之间有很大重叠交叉之处，比两类自然科学家之间的重叠交叉更普遍，因为社会科学的概念框架目前还相对比较薄弱。当人们还不太明白什么是理论、什么是观点时，集中注意力于发展理论是比较困难的。然而，正像自然科学所必然显示的那样，“纯”社会科学与“应用”社会科学之间的重叠交叉和相互渗透，必定彼此获益。比如，在态度研究（attituderesearch）领域中，“纯”社会心理学与把这一纯理论应用于实际的舆论抽样调查之间，存在着紧密的、有益的联系。 “纯”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心在大学，我们称之为“社会科学”的学科的学术部门。对现代社会科学来说，这是一个不算小的有利条件，因为已经确立于大学之中，就不必再为进入大学而努力。在第六章我们看到，大学是文化遗产的主要受托人和革新者（trusteeand innovator），大学的支持与控制将是社会科学成功进展的重要保证。通过与大学联姻，就要求社会科学从总体上渴望并维持科学的价值与标准，但是，尽管社会科学比较强大，在大学的位置已不可动摇，但它仍没有获得公认的完全的支持，至少社会科学的某些方面不受赞同，有时遭到来自大学的二股势力的攻击。一方面，有些自然科学家不承认社会科学的现实可能性，如他们反对在国家科学基金会中包括社会科学；另一方面，一些人文科学系的学者把社会科学看作是一种道德训戒，因而对美国社会精心培育的价值是一种威胁。后面我们还要论及社会料学与价值的关系问题，这是一个任何关于社会科学的本质与前景的严肃的讨论总要涉及的问题。 “应用”社会科学研究（不是“纯”研究）的最广阔的领域或许在于政府的各种活动之中。政府经常而持久地雇佣社会科学家是一个相对来说新生的事物，但是政府一段时间来已经进行了大量的“应用”社会研究，这些研究通常是为了发现某些特定的立法建议所必须依据的社会条件，比如，国会主持了一系列关于广泛的社会与经济问题的调查研究，并写成了报告。仅追溯到二十世纪初期，经国会授权主持这类著名调查研究的单位就有：工业委员会（1907），国家金融委员会（1908），工业关系委员会（1917），农业调查联合委员会（1921）。而这类社会研究的范围是：工业委员会于1898年就搜集了大批的社会资料，集中于十九个报告中；移民委员会发表了四十二份报告；国家金融委员会发表了二十三份报告，这些报告曾导致了联邦储备系统（theFederalReserve System）的建立。当然，除了这些比较全面的报告外，国会的各委员会长期以来一直在进行有限范围内的专门的社会调查与研究。 除了政府的由国会主持的研究活动外，行政部门的各类机构也进行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如三十年代初胡佛总统委员会对最近社会趋势的预测研究；国家资源规划署的精彩研究，我们曾多次引用过；临时国家经济委员会对经济活动所作的大规模调查研究；安托尼将军的三卷本，专利调查报告；以及最近，胡佛总统委员会对政府行政组织问题的研究及建议。在所有这些政府调查研究活动中，社会科学研究一直显示其并不小的重要性。 然而，政府对社会科学家的使用，在三十年代大萧条时期渡过了一个关键性的转折点。随着开始于那个时期的政府活动范围的日益增加，大量来自经济学、政治科学与社会学领域的社会科学家，被政府终身雇佣，这些首批雇员（其中有些人在那以后离开政府机构去大学搞研究）形成了一个连续扩展的政府社会科学家大军，与政府自然科学家的情形一样，政府社会科学家在二次大战期间急剧增加。作为一个对“应用”社会科学家在政府中目前及其将来可能的用处的例证，我们在此较详细地考察一下他们在战时所做的工作。 在战时为政府做研究工作的社会科学家中，经济学家占了最大部分，他们研究诸如价格控制与粮食给养、税收与战时财政、战时生产、和人力计划等问题，他们还在军队智囊团、战略服务办公室（the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和国外经济管理局（ForeignEconomic Administration）工作。人类学家，尤其是那些拥有关于正在进行（或将要爆发）对外作战的地区的第一手知识的人类学家，在这些智囊团中也发挥着积极作用。然后，由人类学家进行的最主要的任务是在战争情报局（O W．I．）的外国道德分析部（the Foreign MoraleAnalysis Division），研究日本社会的道德风貌，以便揭示影响民众团体和战斗单位（fightingunits）的土气的方式。至于政治科学家，他们中的大部分被预算局行政管理处（theDivision of AdministrativeManagement of the Bureau of the Budget）所雇佣，目的是为了建立一个新的行政机构使旧机构提高效率。心理学家则在陆军、空军服役，他们进行人事分类测验，训练与选拔空军飞行员，尤其在陆军、空军，主要雇佣精神病学家和临床心理学家，帮助土兵维持恰当的心理状况，以激发高昂的战斗士气，社会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则大部分在陆军信息与教育处（the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Division of the Army）的研究部门里工作，这些学者从广泛的社会状况去研究士兵的态度与士气：装备使用情况、官兵关系、黑人-白人关系、点名的退伍制度（thepoint system for discharge）、以及战时表现。上面举例说明了社会科学家战时为政府做的一些工作，这并非是他们所实际完成的工作的详尽无遗的例举，但至少标志着社会科学之应用的开始，尽管相对于自然科学而言，社会科学的概念框架和研究工具不太发达。 社会科学知识及其研究方法的另一主要应用领域是工业和商业。在这一领域，要想获得有关社会科学的应用情况的信息，比得到自然科学的类似信息困难得多，至少国家资源规划署在完成《商业研究》（是三卷本的《美国科学研究》的第三卷）这份报告的过程中，强烈感受到了这一点。在写作前二卷分别关于工业与政府中的科学研究的报告时，研究人员能获得相当多的一般性资料，以及研究工作进行情况、科学资源情况的详尽的统计图表。而在完成“商业研究”时，最多只能研究三十三个匿名的商业公司的实践，这些公司也是尽可能地从资历较深的不同领域的商业公司中挑选出来的，它们分别是五个工业物品制造厂家、十三个消费品公司、三个零售商号、四个公用事业公司和八个服务性组织。 在这项关于社会科学之应用的研究中，发生了一些耐人寻味的事情。最重要的或许是下列事实，所进行的大量社会研究既非被商人普遍接受也得不到他们的承认，因为他们只把“研究”这个词与物理或化学实验室联系在一起，许多商人并不认为社会资料的收集是一项研究，因而商业中的社会研究通常被叫作“商业分析”或有时叫“经济分析”。然而，最近几年来，由于实际需求而对这种自觉的社会研究采取了较为积极的态度。在工业方面，社会研究也以非公认的方式进行。国家资源委员会的报告说，“大部分现存的商业研究单位，于1920年后建立，最初是由一位经济学家与一位重要的行政官员联合创办的”。至今，在商业与工业界的社会科学家中，人数最多的仍是经济学家，其次恐怕就是做人事工作的应用心理学家。商业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课题是人事、科学管理、运筹分析、行政组织、工业关系、市场与社会统计分析和政府关系，当然这些课题之间许多是有相互联系的。目前在商业中进行的社会研究的质量，在支持研究的各公司之间有巨大差异，因为几乎没有确定的标准，而且几乎各搞各的东西；但是其中的一些杰出研究的确相当不错，它所形成的方法和所收集的资料对于基础社会科学研究是非常有用的。与此相关，国家资源规划署在报告中说道，“在商业事务的卷宗中，留有宝贵的资料、精巧的方法和结论的实际应用，所有这些，作为对经济与社会环境的知识的贡献，将会受到专业知识界的热诚欢迎”。然而这些材料没有利用起来，或则因为认识不到其重要性，或则因为害怕竞争者。除了这些由单个商业公司进行的社会研究之外，商业贸易协会、商业咨询与研究组织和与商业有关的政府机构和大学，也进行大量的商业社会研究，这里我们又一次发现在应用社会科学中，也存在着与自然科学一样的不同组织之间的合作情形。 商业内部的对立面，即工会，也进行一些社会研究。但从总体上说，工会领导人并不比企业家或经理更能接受社会科学在商业的应用，近年来由于“工会与政府的联系增多；需要经常与各种公立的或私人机构进行书面往来联系；迫切希望对产生于磋商过程的经济与社会问题进行批判性评价；以及为了获得广泛的公众支持价值的承认，必须仔细全面地把工会的情况介绍给公众”，而鼓励工会在商业中使用应用社会科学。不幸的是，这种由劳动工会使用社会科学家来“证明某一案例”，在某种程度上加强了下列倾向，即认为社会科学不可能真正客观。 当然，这些问题并非工会所特有，应用社会科学家的作用问题在所有组织——政府、商业、或工会，它们希望雇佣社会研究者以形成社会政策，或管理执行既定的社会规划——都带来一些特殊困难，这些特殊困难正越来越引起社会科学家们的注意。针对这些特殊困难，目前还没有完全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但已经作了一些仔细的有价值的分析。 这些困难的基本原因是。大多数社会科学知识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社会科学家在充当政策制定者与管理者的顾问时，通常不能为他们所面临的选择提供很可靠的知识，因此，默顿认为，“针对社会科学家充当顾问，存在着不信任与充满期望的矛盾心理状态”；而且，政策制定者和管理者可能甚至非常可能会“曲解”社会科学研究（这些研究正是为了解决他们的一些当务之急）；因而进一步导致公众不愿支持据推测是由社会科学研究所牢固支持的政策。由于社会科学的相对不确定性，只能随着基础社会科学的进步而逐渐地减少，因而我们所指的特殊困难暂时只能尽量减少，而不能根除。另一方面，这些特殊困难在重要性方面也可以降低，也就是说社会科学家方面应小心谨慎地陈述自身工作的局限性，并且努力采取一些控制这类工作的措施。比如，人们日益期待着社会科学家应该使其专业团体对一些行动与“道德”行为之最低标准的形成与维持负责。专门进行公共舆论的测量与解释的社会学家与社会心理学家，最近在职业性自我控制（professionalself－control）方面作出了努力，另外一个例子是，临床心理学家也感到最近更关心职业学科及其自我控制（professionldiscipline and self control）问题。随着社会科学变得更强大有力，因而社会科学的应用“影响公众兴趣”，于是必须为这种应用建立并维持某些准则。由于这些准则基本上是技术性的，只有专业人员才能裁决，因而为了获得令人满意的公共控制（Publiccontrol），最好的方法是建立公共当局与专业社会科学组织之间的紧密合作。当然，这就是医学职业维持其技术才能与道德完整性准则的方法。 除了那些产生自社会科学之不确定性的特殊困难外，在把社会科学研究整合到社会决定（socialdecision）中的方式中，仍存在其他一些困难。如，社会科学家经常蒙受他对自己在所雇佣的组织中的作用模糊不清之苦，这一模糊不清有时候是由社会科学家自己引起的，但有时候却是由行政上级造成的。把自己想象成不仅仅是个技术员、并且希望影响那最终需要选择而不仅仅是“执行”的政策的科学家，像一个述语（thecant phra－se）所说，会发现自己正处于与不愿别人越俎代庖的行政官员的冲突之中。因而，应用社会科学的一个基本要求是，社会科学家必须找到自身价值及其作用、还有他们的“食客”（client）的准确本质。如理解这些社会科学家就能把自身与其管理食客（a－dministrator－client）和管理上司（administrator－superior）之间的潜在冲突降到最低限度（如果不是根除的话）；他就能（比如）消除那有时完全归咎于他自身与其他人之间交流上的失败的各种困难；他也就更能确信哪一类信息是其管理者真正想获得的，也就是说，是安排需要较长时间的“基础”研究，还是只需迅速呈送现存的已有的资料；更好地认识到自己在组织中的作用，社会科学家就能理解并顺应那些由其上司或决策事件施加于管理者的时间局限性和其它各种局限性；总之，当它以一般工作人员身分服务于某一组织时，社会科学家就能了解他在组织中的角色与作用究竟是什么。如果不理解或不接受其角色，社会科学家必然为自己和服务对象设置困难，如果他的价值使得他在组织中的作用不能令他满意，那么他必须抛弃这一角色，而去组织的其他地方或组织外去寻求另一角色，在这一新角色中他能充分认识到自身的价值。于是，那些希望影响他在其中工作的组织的政策的社会科学家，通过在别的地方（比如大学）进行研究工作，会发现能较容易地间接达到影响政策的目的，因为这些在别的地方进行的研究工作是那些他在其中工作的组织的决策者必须考虑的，当然，他在别的地方进行的研究仍然可能不被那些他想使之进入某一行动链条的人所承认或利用。与那些想影响组织政策的情形相反，那些只想提供技术性工具的社会科学家，应该避开需要作决定或者为作出的决策负责的组织角色。当然，技术性信息与决策之间总是存在某种程度的互动，但是由于不同的社会角色在作出决定过程中发挥不同的作用，因而社会科学家必须在各种角色中间作出决择。 现在我们转向考虑社会科学的发明与发现过程。我们在第九章所论述的有关自然科学的发明与发现的大多数结论，对于社会科学同样有效，当然两者之间的差别是有的。比如在社会科学方面，由于目前概念框架的相对不发达，在科学进步过程中，先前知识（antecedentknowledge）的所起的影响不如自然科学的情形大，外部社会因素却似乎更有影响力，事实上，这是通常对社会科学的指责之一，即社会科学的发展比起其它已经确立的知识来，过分地受其他社会因素的影响。我们已经看到，所有科学的发展进程，只是部分地受科学之外的社会价值与社会兴趣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不会使科学减少“科学性’，只要所发现的东西是建立在良好的概念框架之上的在经验上可检验的知识。社会科学应该也是如此，不论其进程在多大程度上受社会目的的支配，只要社会科学产品是在经验上可检验的、理论上有基础的，那么我们就有了真正的科学。与所有的自然科学一样，所有的社会科学都部分地是由于“实际”的社会利益的需求而产生的。弗洛伊德心理学来自医学上精神治疗的需要；某些人类学分支由于殖民统治的需求而产生；有些社会学理论完成于社会改革运动之时；而有些政治科学则由于实际的政治需要而产生。除了其起源有共性外，它们都具有科学确实性。这并不是说社会因素不会干涉社会科学的发展，而只是说，如果只是因为社会因素对社会科学的发展有影响，就认为社会科学一定是“非科学的”，这样一种观念是错误的。 我们发现，一个总是与科学有相互作用的社会因素，这就是社会价值。像在自然科学中的情形一样，在社会科学中，这二部分（社会科学与社会价值）也通常被当作似乎处于基本的对立位置来看待，或者说，一方是与价值相分离的社会科学，另一方是社会价值。但是，如我们在上一章所见，在科学与社会价值的相互作用中不会发生那么多的冲突，以及不同价值系统之间的可能的冲突。亚历山大·莱顿教授，精神病学家兼人类学家，曾负责主持了二次大战期间一项对日本的道德进行的社会研究，他说，“社会科学不会‘威胁基本的人类价值’；社会科学仅仅是通过推翻构成某些社会价值与社会教条的基础的假设后威胁这些价值与教条的许多社会力量中的一种。许多价值得到了加强”。 在美国，社会科学在一定程度上分享着我们给予所有科学与理性之活动的普遍的道德上的支持，这是加强社会科学与其它社会利益和社会价值之间的关系的一个源泉。但是这种普遍的道德支持，并没有像给予自然科学那样，给予社会科学以巨大的推动力，因而社会科学仍广遭攻击。一旦社会科学依据理性去研究其他社会价值，并且因而似乎在削弱社会价值的基础，那么由于这些价值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神圣的”，因而不会容忍那“渎神的”理性审查，那么社会科学就面临受限制的危险，甚至冒不问青红皂白被拒斥之险。具体地说，国会议员不愿意让“短发女人和长发男人”去窥视那“神圣的”私人家庭生活，因而投票反对国家科学基金会把社会科学包括在内。 对社会科学的反对、对其傲慢的担忧，并不限于政治家和那些在街上的大众。有好大一批艺术与人文科学方面的学者感到，社会科学尤其败坏了他们所持有的价值，他们觉得，社会科学使人类生活的情感的、道德的、艺术的和美学的方面的现实性与重要性减少到最低限度甚至根本否认之；他们觉得，社会科学想用那对价值实施活体解剖的致命的分析（analysis）去代替对道德价值和美学价值的欣赏（apprexiation）。在某些情况下，这些人由于恐惧在他们看来的社会科学对他的所持价值的毁灭性打击，而被逼到了对理性原则本身的反攻击方面去，并且进一步否认任何对社会生活进行理性把握的可能性。这最后一道防线，无论多么极端，并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社会科学的某些方面是以其忽视甚至否认人文学科的重要性为特征的。社会科学由于其十九世纪的大量社会理论而有其深刻的实证倾向根源，即使现在还没有完全摆脱这种对人类行为的误解的、有相当局限性的理解所造成的影响。现在仍有一些实证社会科学家，他们忽视甚至否认整个道德-美学-情感领域，并且试图完全从人类对于世界的理性侧面去理解人类行为。并非所有人类生活中的非理性的东西都是无知、谬误、不合理的；并非所有非经验的东西都是“不现实的”。 很清楚，按照这种理解，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就没有必然的冲突。与所有科学一样，社会科学主要关心分析、预见、和控制行为与价值；人文科学则主要关心综合与欣赏。在人类调整其与社会存在的关系时，二者都发挥各自必需的作用，作为生活手段，任一方都不能完全替代另一方。因此，社会科学家与人文科学的学者，都应抛弃存在于二者之间的反唇相讥和冲突，携手合作，确定各自然而又彼此互补的利益与活动范围。双方各自部分地按自己的合乎逻辑的方式发展；同时也能彼此获益——社会科学可以提出对于人类行为的系统的、实在的新理解；而人文科学则可以提供有时能预见社会科学的未来进程的真知灼见。 至于社会科学家对此采取防御策略（这方面比其他学者明显），如果他们还不明白社会科学必然经历来自其它社会活动与社会价值的阻碍甚至攻击，那么这些就是糟糕的社会科学家。我们发现这种情况也发生于自然科学中。对社会科学的阻碍作用究竟有多大，这个问题至今很少有强有力的证据证明，而且这一问题通常直接地产生了消极有害的后果，事实上，几乎可以肯定，这是社会科学目前智力相对滞钝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社会科学家的活动得不到支持，那是因为他们过多地怀疑各种社会价值。另外，如果社会科学家注意不到社会科学是多么地与我们最深刻的社会价值相一致这一点，那么这些也是差劲的社会科学家。认为社会科学没有价值，它建立在基本的道德相对主义基础之上的观点是不正确的，社会科学只在一种有限的意义上训诫道德相对主义，也就是说只是为了确立“批判理性”的道德价值而这样做。因此，社会科学不能是相对主义；社会科学是绝对的，或者说，当它采取道德价值的立场时，它是与所获得的价值一样是绝对的。甚至在某些社会科学家中间肯定存在一个错误的观念，即认为他们与价值无关，每一个人类社会图案与每一种人类社会活动，无论是其他社会的还是美国的，都一样完满。但是这一错误观念只存在于那些不承认科学（社会的与自然的）与社会的基本价值之间有根本性的内部联系的社会科学家之中。尽管社会科学创造了所有这些令人不安的东西，并且可能继续引起一些新的不安——虽然这些由社会科学本身造成的现实的和潜在的不利因素可能事实上比社会的无知与无能所带来的不利因素少——我们仍然必须支持社会科学的发展，这是我们的基本价值态度，也是实现社会科学的发展的根本条件。 我们已提过多次，科学使预测与控制成为可能。如果我们有更多的社会科学，那么就有更大的社会控制的可能性。我们能有多大的社会控制？我们希望多大？我们的价值能允许多大？支持社会科学的人与反对社会科学的人都必须以某种方式回答这些问题。无论对此持什么观点，这一科学使之可能的控制问题涉及二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对社会现象的部分理解与部分控制是否有价值，任何对社会整体的非完全控制对我们是否有利；其次，很多担心有此部分控制的人将实际上把我们引向完全控制，因而社会科学将把我们从金光大道引向蜂窝状社会（beehi-vesociety）的毁灭。这两方面问题相互联系，不过下面我们将分别考虑。 有些人认为社会科学价值不大，因为它绝不可能对社会行为实施完全控制。这一观点基于下列假设，即社会行为中未被控制的部分必然会使我们确实对之有所理解与控制的领域陷入混乱。然后这一假设对于自然科学，对于所研究与控制的物理与生物现象均不成立。所有科学都寻求发现存在于经验世界的整体之各个特定部分之间的确定的关系，自然科学至今并且永远不会使我们对生活于其中的物理与生物世界实施完全的控制，但是自然科学的巨大作用却丝毫没有减少。设想知识必须完全有效，是对理性知识之本质的一种误解，人类知识，无论只由理性“常识”构成，还是只由理性科学构成，肯定只是影响社会行为的几种力量中的一种，正是基于这一原因，社会科学本质上是有局限性的。 基于同样的理解，我们也就不必担心社会科学可能实现完全的社会控制。现代极权主义社会的讽刺家，如乔治·奥韦尔（Georgeorwell），过分轻信了理性知识的力量，因而认为极权社会已被完全控制，或至少以前从未这样被控制过。人类社会本质上是一个动态过程：在我们的价值、知识、社会组织以及作为社会基础的物理与生物环境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由于人类社会的本质，由于不断变动的社会价值（这些价值与人类的理性知识相互作用并且部分地决定这些知识的利用），人类蜂窝状结构（ahuman beehive）是不可能的。当然令人不幸的是，的确有一些部分控制的类型是我们所憎恨的，它超出我们的喜欢程度，而使我们形成非常接近于蜂窝状结构的社会，如纳粹德国与共产党苏联的令人可恶的“极权主义”社会。但是部分控制正好能使与我们的价值相一致的社会状况成为可能，社会科学使更“自由”与更可恨的“控制”同样成为可能。知识具有施行善或恶的力量，但我们不能由于它能行恶而抛弃这种力量。现在，我们正陷于与自然科学造成的后果一样的两难境地，对于社会科学带给我们的部分控制，我们也选择了我们应该选择的对付方法。我们可以消除对社会科学专家提出的蜂窝状社会的惧怕心理，之后，就可以集中精力推进社会科学的发展。发展到一定程度，社会科学就能帮助我们形成一个与我们的价值观念相一致的略微紧凑一些的社会。自然科学给我们带来了物质上的相对富有；我们也可以利用社会科学，给我们带来精神上的相对自由。 怀特海曾经指出，直到十七世纪，自然秩序（orderof Na－ture）的观念才在西方人中间广泛流行，并迎来自然科学发展的多产时期。我们要问：二十世纪是否可能标志着类似观念——人类秩序（Orderof Human Nature）——的出现？如果是，那么就会出现一个人类生活的重要进展时期。如果这一观念在社会中广泛传播，部分通过逐渐地显示社会科学在预见与控制人类事务方面是比“常识”更强的手段，那么，这对于社会科学以后的发展将产生巨大而有益的影响。在将来，我们完全可能看到这样一个相应的社会转变过程，在那个时候，社会科学由于其成就为自己赢得支持，并反过来由于这些成就而加强了对人类秩序观念的信仰。我们也可能逐渐地认识到，人类世界并不比物理世界和生物世界更武断、更变幻莫测、更偶然、更不确定、更随机、或更莫名其妙。只有社会科学与它的姐妹自然科学都走向成年，科学才能真正达到完全成熟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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