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指出，人类通常过分关注自己劳动的现实自然产品，以致于对这些现实自然产品据以产生的社会关系与社会过程茫然无知。马克思称这种习惯为“商品拜物教”（fetishismof commodities），人们注意到自从马克思时代以来，这一习惯仍在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不断出现。其中之一就是我们将要研究的科学发现领域，在这一领域，有一种“发明拜物教”（fetishismof invention）习惯，只注意过程的结果，忽视了构成那特定的具体产品据以创造的发现之社会心理学因素。这一章我们转入研究那构成发现过程之社会的、心理学的因素，以便能理解创造产品的快慢和在给定时间可能创造的产品的种类。科学发现不是那些不可解释的个人天才之神秘的产物；而是部分地能加以说明的社会过程的结果，在此过程中，个人与社会都各尽其能，各司其职。 当然，人类成为“发明拜物教”的牺牲品并不奇怪。虽然人们总是按常识认识事物，比如，如何着手开始一项发现，但是，人类远远不如像对寻找他想发明的特殊物感兴趣那样，对寻找怎样进行发明的方法感兴趣。他们的其它目的，所谓“实用”目的，在涉及到使他们的发现与发明的经验普遍化时，显得比理论目的更重要。正像怀特海所说的，或许直到十九世纪，人类才做出了最伟大的发现，即人类“发明了发明的方法”。我们将指出，这个判断并不完全正确，因为关于发现是如何产生的这一问题我们仍有许多东西不了解，无论如何，只是到最近，才有一些人象对发现的结果一样对发现的社会过程也开始感兴趣。 我们过多地强调发现的自然产品而不是发现的社会心理学过程，还有科学方面的内在原因。比如，科学中一个严格的惯例是，发现必须以完整的理性化的形式才能发表，逻辑结构和尽可能清楚而有力的证据支持是必需的。如果不是这样，就被认为偏离了科学的主要目的——证明一项发现的理论确实性。这一惯例使科学中大量最重要的东西漏掉了，漏掉了所有的错误；漏掉了科学发现者的所有丰富的想像力，巴斯德的传记作者，生理学家莱恩·杜波斯说过，“构成科学的原材料不仅是科学家的观察、实验、计算，而且还有他们的冲动、梦想和愚蠢”；也漏掉了许多对已经作出的发现的影响，以及对周围社会其它方面的影响。如果我们想理解科学创新的现实社会过程，这些漏掉的东西都是有必要加以研究的。 在应用科学中，发明过程漏掉大量东西有其别的理由。如在工业实验室中，专利部只接受要发表的论文，明确地为了省略掉一些关于所使用方法的不必要的说明，这是为了从商业竞争者手中夺走他们经常从此获得的宝贵资助。更进一步说，对纯粹科学与应用科学中失败的研究事例，简单地不予报道了事，有时候为了了解科学发现中实际发生了些什么，失败与成功同样具有启发性。我们将在下面看一个简短的失败的例子，它突出显示了科学发现中想像力的作用。显然，科学中的失败是大量的，或许失败的例子比成功更多。所有这些说明，为什么只能通过实验室的实际的第一手的经验，才能体察科学方法，并最好师从于某些被称为精于“发现的艺术”的技巧的人。通过正式教学手段，可以很好地学习已经确立的科学知识，而科学的方法，或发现的“艺术”，像所有其它“艺术”一样，最好通过非正式的师徒关系的形式去掌握。波拉尼说，“名家的日常工作将会揭示出他选题的方式，选择技巧的方法，如何对新的线索和未曾预料到的困难作出反应，如何讨论其他科学家的工作，并且对永远不会实现的数以百计的可能性持怀疑态度”，这样，“至少名家的基本风格的轮廓就传递给了他的学生，这说明了为什么一般来说是名师出高徒的道理”。 那么，什么叫发明或发现呢？首先，我们再次声明这个问题有二个方面，即过程与结果，这二个方面必须区分开来，否则会导致许多理解上的混乱。其次，我们把它们与思想联系在一起。照一般说法，“发明”一词用于指一架机器或其它物体；类似地，“发现”用于指一套新思想。这一用法不能接受，因为一套新思想是所有发现和发明的基础，而思想内含于其中的特定具体形式比起思想来说是不太重要的。这容易理解，当我们面对一架新机器时，我们没有“了解”它，因为我们不知道该机器据以工作的新思想；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在不同社会，工具与机器意味着不同的东西，而且更进一步地说，为什么受过训练的人陪伴着新机器去讲授新思想，以便赋予新机器以新意义并且能使用新机器。 在分析时，我们把科学“发明”与科学“发现”当作一回事，因而将互换使用。于是，我们把“发明”或“发现”定义为，人类对文化遗产中已经存在的科学要素所作的富于想像力的结合的结果，结合的产物是新颖之突现（emergentnovelty）。这个定义通过“想像力”这个词强调发明中思想的作用，表明其它文化领域中从科学创新到发现的类似性。发明来自那些构成文化遗产的各种类型的思想——关于自然、社会现象、美学与艺术现象和道德标准的思想。发明与发现不仅不限于科学领域，而且在作为一个过程时，科学发明与科学发现与其它文化领域的创新具有许多类似点，同时也有许多差异之处。比如，科学社会学家从约翰·利文斯通·洛（JohnLivingston Lowe）对科尔里奇（Col－eridge）的诗《通向哈那多之路》的研究中，学到了很多关于人类的想像过程的东西。隐喻不同于科学想像，虽然隐喻在诗中有不同的用法。英国数学家利维说，“最终分析起来，在直接把握问题时，艺术家与科学家之间的个体努力几乎没有什么差别，缺乏想像力的人既不可能成为科学家也不可能成为艺术家。” 有必要澄清一些误解，这对于科学发现非常重要。我们习惯于认为，只有宏大的一套思想或非常庞大的机器，尤其是很难达到什么实际结果的机器，才称得上发现或发明。然而，占压倒多数的科学创新，却都是极富想像力的结合，在新颖性方面也只有很小的进展。发现是一个永远脱离不了社会的过程；它无数次表现出对于人类文化遗产的变化与发展作出了所有的但却不易察觉的贡献。小的科学发现基本上以与大的科学发现同样的方式产生，在某种意义上小发现并不更次要，因为它们是一类科学元素，必然被归并到大发现之中去，大创新与小创新必然紧密联系在一起。 让我们来考虑一下小发明的问题，尤其在美国这样一个对各种发明都极力赞同，给发明提供如此之多便利的社会中，作出的发明非常之多。其中许多小发明甚至没有申请专利，虽然在工业技术中这些小发明也是无价之宝。如，“丹尼森制造公司（theDennison Manufacturing Company），雇佣了约三千名工作人员，仅1920年一年就收到来自雇员的三千七百零一项建议，其中的百分之十五被公司采纳”。这种为了发明所设立的“建议”系统，最近三十年在工业界广为流行，二次大战期间达到高潮，因为那时紧急要求充分挖掘效率与发明的源泉，以提高工业生产能力。其它类型的各种小发明在数目上比这些比较随便地产生的小发明更多，比如，仅在美国专利局就已经有了二百五十万件的专利发明，其中大部分都是小发明。举牙刷为例，在美国专利局里有近一千个关于牙刷的专利，一位研究专利问题的大学生说，“这些‘发明’中绝大部分只是对把的大小与形状，或名的数目、大小与配置的修正，总的说来，在所登记的专利中只有较少部分才有较大的技术上的重要性”。 这些情况同样发生在每年发表于科学杂志和技术杂志上的大量小发现中。据报道，“1933年，伦敦科学博物馆的布拉德福德（SC．Bradford）估计，每年会发表七十五万篇科学与技术论文，最近的估计表明，那时之后，增长率翻了一番。”这是极其多产的科学的特征，如1917年至1926年第二个十年的《化学文摘索引》，用了六千六百页缩微。 大部分发明和发现这样小，也就是说，这些发明和发现所包含的突现的新颖之要素这样小或模糊，以致于有时候很难甚至几乎不可能根据某种实用的目的而规定什么是一个真正的“发明”。美国专利局深受其苦，一份总结报告说道，“我们不知道‘发明’意味着什么”，法院和专利局试图采用多种不同的标准和定义，“人们经常单凭经验去判断，而同时却经常忽视经验方法。比如，认为仅仅是元素的加或减，仅仅是有别于组合的聚合，形式上的变化，零部件的更换；元素的被替换等，都不构成发明”。更多的肯定性检验也加以拒斥，如社会的满意程度、商业性成功，研究必需要素的数量（amountof research necessary）。 “如果采用更一般的不明确的从而对实际的操作检验帮助不大的用法的话，发明则被描述为‘比仅仅是机械技能的应用更多的东西’，‘天才的闪光’，‘不可捉摸的东西’等。事情结束之后，人们往往无可奈何、绝望地耸耸肩，并说，发明像宪法，法官说什么就是什么”。 当然，法官总以一定形式为社会说话的，这是我们关于发明与发现有必要认识到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使我们认识到，发明与发现的定义中另一基本的成分是，所谓突现的新颖性必须是社会承认因而受社会奖励的。当新颖性仅由个人掌握，没有为某些社会群体所享有时，它只是私人的想像力的产物，必须通过交流并获得社会承认，才成为发明。当然在任何社会，都会存在不同的社会群体，对它们来说新颖性是有用的而且是可接受的。在高度分化的美国社会，这类群体是很多的，这也说明了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发现和发明。但有些“发明”似乎对任何人都没用，甚至在专利发明中初期的“死亡率”是十分高的，许多专利仅仅对其持有者来说付出了精力，然而却从未被采用。令人惊讶的是，许多发明可被美国专利局接受而不能被任何制造公司或消费大众所接受。然而我们必须注意到，在做出对社会无用的创新与做出对社会有用的创新二种情况下，想像力或通常所称的“发明能力”，或许是一样大的。 我们已经指出过，已有的科学技术遗产对发明构成了另一种社会影响。一个发明的新颖程度通常显得比实际的要大，因为来自文化遗产的构元前件（thecomponent antecedents）比这些构元的新的合成形式更不清晰。尤其对于外行、非专家，发明只是成熟的创造物，所看缓慢的发展与进化过程都被目前的有用性与成功所掩盖了。然而，发明与发现的本质就在于先前已有的科学元素的累积，这种累积可能形成一定程度的新颖发现，但如果考虑到过去的遗产，这种新颖性或许就是相当小的。科学史家乔治·萨顿（Georgesarton）说，“仔细考察一下某一发现的产生，人们会发现，它是逐渐地积累若干小发现，然后进行深入的研究，找到更多的中间形态的过程”。二十世纪法国学者，夏尔特尔的伯纳德（Bernardof Chartres）说过，“与古人相比，我们是站在巨人肩上的矮子”。关于对自己工作的概括，牛顿曾说过类似的话。 于是，任何新颖性必定是一种“集体混合物”（compositecol-lective product），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对发明就是这么说的。一本科学书籍，至少由它所参考的所有其它的书和文章构成，虽然科学家们都知道，这只是关于本书重要构成的一个十分粗略的度量，对一部机器亦如此。霍布森（J．A.Hobson）曾指出，“现在的纺纱机器大概由八百项发明构成，现在的梳棉机是大约六十个专利的复合物”。汽车则是一系列的发明，几千个专利的产物，幸运的是这儿没有一个专利是独占的，因为汽车工业达成了一个互相特许的协定。最伟大的混合发明之一是船，但我们通常都认为它是单一的一个发明或发现。 现在，那些承认文化积淀（cultural antecedents）在发明中的重要性的人，有时宣称，某个社会的文化遗产越多，发明的数目也就越大。但是，现存的文化根基只是影响发明率的社会要素之一，况且，这一声称意味着发现具有某种社会自动性，而这并不是发现本质的精确描述。尽管与常识相反，甚至牛顿和爱因斯坦都依赖于他们各自的科学前辈，而这一声称却也解释不了牛顿和爱因斯坦的发现。科学进步的速度也依赖于社会中具有创造性想象力的个体的人数，文化遗产中的要素不会自发结合成新颖的发现，文化遗产只是使发明成为可能，而不是必然。稍后我们就详细讨论个体及其想像力在科学发现中的作用。 承认科学发现过程中文化积淀的重要性这一社会学观点，是对以前广泛流行的关于发明本质之观念的可贵转变。这种旧观念可称为发明的“英雄理论”（theheroic theory of inven－tion），蔓延于各种关于科学的自由读物之中，这种观点强调发明者的怪异天才，而不承认社会本身对发明作出的贡献。如十八世纪，据报道，L医院的侯爵（theMarquis de L’ Hopital）曾严肃地问牛顿是否像其他几人一样吃，睡。这种英雄理论最合谄媚式传记的简单性和流行的神话，尤其是民族沙文主义热衷者的口味。比如，历史上有几个人几乎在同一时期“发明”了汽轮，美国人会从历史教科书中读到是富尔顿（Fulton）发明的；英国人会从自己的教科书中发现是自己的同胞赛明顿（Symington）发明的；而法国人则在中学就学到了朱弗罗伊（Jouffroy）是汽轮的真正发明者的知识。当然，英雄理论现在不像过去那样普遍，虽然俄国人最近在大国荣耀利益指引下一直在复兴英雄理论。如他们的宣传员（如果不是科学家的话）正是极力争取发明无线电、飞机、蒸汽机和盘尼西林的优先权呢！ 我们刚说过有几个人几乎在同一时间“发明”了汽轮，这并非特例，这种现象称为“独立多重发现”（independentmultipleinvention）。实际上，发明社会学的学生近几年都注意到了这一现象，也就是说，二个或多个人几乎在同一时间做出了同样的发现，而不知道有其它地方也在做出这项发现或已经做出了发现。这一事实成了关于发现的社会学理论的主要证据之一。这是科学史和技术史上多次重复的东西，以后仍会出现这种现象，理由将简述于后，先看一看历史上的一些例子。 社会学家威廉·F·奥格本（William F．Ogburn），也许第一位列出一系列独立多重发现的案例。通过对最近几个世纪以来的天文学、数学、化学、物理学、电学、生理学、生物学、心理学的历史和实用机械发明的广泛搜猎，奥格本找到了一百四十八例独立多重发现，这恐怕还不是三十年前的一张多重发现的完整单子，而那时以来又出现了一些新案例。下例十四项只是奥格本单子中的一小部分，但至少显示了他收入的发现案例是相当广泛的： 海王星的发现: 亚当斯（Adams，1845）和勒维烈（Leverrier，1845） 对数:伯金（Burgi，1620）和内皮尔·布里格斯（Napier Briggs，1614） 微积分:牛顿（Newton，1671）和莱布尼兹（Leibniz，1676） 氧气的发现:席勒（Scheele，1774）和晋里斯特利（Priestley，1774） 分子理论:安培（Ampere，1814）和阿佛加德罗（Avogadro，1811） 摄影术:达格尔-尼培（DaguerreNiepe，1839）和塔尔博特（Talbot，1839） 气体分子运动论:克劳胥斯（Clausius，1850）和兰金（Rankine，1850） 热功当量:迈耶（Mayer，1842）、卡诺（Carnot，1830）、赛吉恩（Seguin，1839）和焦耳（Joule，1840） 电报:亨利（Henry，1831）、莫尔斯（Morse，1837）、库克-惠特斯通（Cooke－Wheatstone，1837）和斯坦海尔（Steiheil， 1837） 电动机:达尔·内格罗（Dal Negro，1830）、亨利（Henry，1831）、鲍邦泽（Bourbonze）和麦高利（McGawley，1835） 微生物与发酵、腐烂的关系:拉图尔（Latour，1837）和施旺（Schwann，1837） 遗传定律:孟德尔（Mendel，1865）、德弗里斯（DeVries）、科雷斯（Correns，1900）和奇尔马克（Tschermak，1900） 气球:蒙哥菲尔（Montgolfier，1783）和里滕豪斯－霍普金斯（Rittenhouse Hopkins，1783） 飞行器:赖特（Wright，1895－1901）、兰利（Langley，1893－1897）和其他人 收割机:赫西（Hussey，1833）和麦考密克（McCormick，1834） 简单提一下其它领域的情况。医学史上独立多重发明也很频繁。而最近的一个例子发生在无线电脉冲技术用于探测飞行物和轮船中，这种技术在美国和英国都叫雷达，该技术“似乎几乎同时地被美国、英格兰、法国和德国的科学家认识到”，这是一位研究美国在第二次大战期间的科学发展情况的历史学家得出的结论。最后，我们来看看专利档案的情况，据美国专利局的记录表明，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发明属于重新被发明的（reinvented）。有时候同一发明有时间差异，而有许多发明是几乎同时由住在不同地方彼此互不熟悉的人做出的，因此经常产生决定谁是发明者的困难，因而也就经常求助于专利章程中被称作“干涉”的方法，它是设计出来专门为了命名优先发明者的一种法律听证法（alegal hearing）。仅1920－1930这一时期，估计在所有专利申请中有百分之四属于独立多重发明。最近一个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说，“同时发明如此经常，以致于几乎成为毫无疑问的事物”。 如果从独立多重发现的频繁出现推断出太多的东西，可能会产生错误。独立多重发现这一现象并没有证明一种极端的社会学决定论观点，它把科学发现看作是由历史过程的非人格运动所自动抛出的一些产物；相反，这一现象倒表明，科学知识及其方法实体在任何给定时刻，都是相对结构化的，因而在内部发生的事并非完全随机。由于已有的科学理论与知识结构，使新颖性的形成具有很大的选择性，当然这一结构并非完全自动地演变的，它还要受社会的其它部分（如第二章和其它地方所见），如价值、宗教、经济和政治因素的影响。在下一章将更详细地研究社会对发现与发明的影响。另一方面，科学知识实体的确也有固有的相对自主性，自主性与社会影响的同时作用，产生了多种发现，发现者的活动部分受已有科学遗产的导引，部分由他们的创造性想像力所支配。 这里有必要提醒一下，对于社会对科学发现的影响作标语式的描述是无济于事的。如“发明必定合乎时代需要”，“发明的时机成熟了”，或“社会需要产生发明”等。这些陈述不明确，他们是在乞讨我们想要回答的问题，比如我们知道，“社会需要”并不总是产生发明，因为许多“社会需要”已经存在而且继续存在着，却没有招致相适应的发明。北美印第安像现代美国一样“需要”煤和汽车，但他们没有必需的科学基础，更不用说其它条件，来产生这些发现。今天，我们“需要”治癌和许多其它东西，但仅仅“需要”并不能实现我们的愿望。 无论个体的功能与特定问题如何受社会条件的支配，个体在科学研究中仍然起着主动积极的作用。这种研究活动，由于通常报道科学发现时的那种非人格的、完满主义的方式而被抹杀掉了，善于沉思的科学家总是注意发现活动过程中那活生生的方面。自然界不会很容易地屈服于那些为了理解自然界各部分的关系而已经形成的概念框架，科学家总是充分利用已有的概念框架，并且总是不断地向自然界发出疑问，以求发现各部分间的新的关系。科学中的疑问总是不清楚的，而且并不是对每个科学家都是理所当然的。成功的科学发现者总是利用R．杜波斯所说的“先行观念”（anticipatoryidea）的方法，也就是说科学家自己先构造一个问题，然后交付实验检验。只是在实验过程中，科学家才遵循被动地观察到的实验结果，如果实验结果与建立在“先行观念”或假设基础上的预期不一致，那么他就作出另一个预期，形成另一个假设交付实验检验。克劳德·伯纳德说，“经常发生不成功的实验产生杰出的观察的情况，因而，没有不成功的实验”。 在这些研究的全过程，个体研究者必须尽其所能发挥创造性想像力，以洞察已有理论与知识要素之间的新的重要的联系，只有依靠想像力去构造假设，才能突现新颖性，科学发现也就产生了。想像力在科学发现中的地位，尤其在浮现于有创造力之脑海的“洞察力之闪烁”（theflash of insisght）中明显地显示出来。一个最著名的例子是直觉中的“顿悟”（suddenflash），达尔文在一封给同事的信中提到这一点，正是依靠这种顿悟，1844年进化论首次浮现于他的脑际。许多其他科学家也列举了他们那种“突然预感”、“洞察力之闪烁”、对从未见过的可能关系之“直觉”的经验。有机化学结构式的创始人、苯环结构的发现者、伟大化学家凯库勒（Kekule）说到了这方面的问题，他说，“先生们，让我们学会做梦，或许真理就在梦中”。凯库勒所用的“做梦”是文字上的借喻，确实有许多科学家是在睡觉时获得奇妙的思想。然而，这种对新“整体”的突然把握，并非轻而易举地获得，它来自科学家长期沉溺于某些问题之后的瞬间。 科学发现过程中想像力的作用还可从所谓的“机遇类型”（theserendipity pattern）中清楚地看出。生理学家W．B坎农把“机遇”定义为“发现未曾预料到的某一想法的证据，或出乎意料地发现了不是正在寻求的新客体或新关系的巧妙幸运的才能或运气”。坎农在其科学自传中告诉我们，“在近五十年的科学实验生涯中，有几次我交上了机遇的好运”，如他的交感神经素的重要发现，就应归功于好运气。关于“机遇类型”的出现，与独立多重发现的出现一样，近来受到许多实际从事研究工作的科学家（Practicingscientists）和那些研究科学家之科学活动的学者的广泛注意。从这方面可以说，出现了独立多重发现的另一方面的案例，这一次是关于科学发现过程的本质。下面是一些有代表性的案例：伽伐尼（Galvani）发现电流；克劳德·伯纳德发现动物的糖原生成作用；伦琴（Roentgen）发现X－射线；查尔斯·里奇特（CharlesRichet）发现过敏症；亚历山大·弗莱明（AlexanderFleming）发现盘尼西林的抗菌作用；巴斯德在免疫和结晶结构方面的工作；威廉·博蒙特（WilliamBeau－mont）对消化过程的研究；达姆（Dam）发现维生素K；古德伊尔（Goodyear）发明硫化橡胶；诺贝尔（Nobel）发明火药；珀金首先合成苯胺染料。欧内斯特·马赫（ErnstMach）早在1896就列出了许多这类例子，他说，“这之后还有首次揭示电磁现象；格林马迪（Grimaldi）观察到干涉现象；阿拉贡（Arago）发现在手提箱中振动的磁针有一种牵制作用；福科（Foucault）观察到一根在转动车床上旋转的棒偶然地受到撞击时振动平面的稳定性；梅耶（Mayer）观察到静脉血在热带地区红色加深；基尔霍夫（Kirch－hoff）观察到太阳光谱经过钠灯后D－谱线域扩大；舍恩贝内（Schonbein）从空气由于受到电火花击穿而发射的含磷气味中发现了臭氧；等等。所有这些事实（其中许多无疑是在受到注意前已看见过好多次了），只是由偶然性导致重大发现的一些例子，并为科学研究时应集中注意力（strained attention）这一论点提供了光辉的论证”。 同时，正如马赫指出的，我们可以说，看见（seeing）与注意（noticing）之间的区别充分说明了个体创造性想像力的重要性。这些“意料不到”的偶然事件的出现被其他科学被动地看到了，然而却只被发现者主动地注意到。这些意外事件被主动注意到，说明科学家长时期仔细地研究了他的问题并作好了一定的准备，如果他能创造某些“先行观念”，那就可能抓住“意料不到”的事件。巴斯德很久前就对机遇的必要条件作过经典阐述，他说，机遇只偏爱有准备的头脑。当然，即使假说已构造出来，发现却还没有完成，还剩下用实验去证实或否决预期的关系。我们说“或否决”，那是因为肯定有许多我们称之为“负机遇”的例子，一些感觉到的事物之间的显然联系，在付诸实验检验时却得不到支持。 在科学史上经常发生这样的事，当一个发现由于“机遇”而作出时，其他一些科学家会猛然回忆起他们以前曾看见过的事情。工业科学家F·R·比乔斯基经历过一次，他的想像力没有抓住机遇呈送于他的好机会。他报告说，“那还是1912－1913年的事，当时氩、氖、氪和氙的发现者西·威廉·拉姆齐（SirWil-liam Ramsey）在波士顿洛厄尔学院前演讲。我帮助准备这次演讲的实验表演”。拉姆齐是个杰出的演讲家，他花了三至四次讲演这些惰性气体的发现，配合实验表演。他说，他命名氖意指新；命名氩意指懒惰；命名氪意指藏而不露；命名氙意指怪异。他告诉我们他是如何尝试把这些气体与其它物质相结合的，然而给我们留下的却是无用的科学好奇心，因为事实上不能结合。在最后一讲，他说，“你们当中有些人可能会问，我们怎么肯定这些气体是纯物质而不是混合物，我可以证明这一点。所有纯物质都有这样的特征，当它电离放电时，放出自己特有的光”。然后，他给一系列玻璃管子通上电，每一只管都放出颜色截然不同的微弱的辉光。他接着说，“在不同的放电条件下，这些颜色会加深”，然后他在线路上接上电容器，氖管立即闪烁着鲜艳的桔红色光。比乔斯基说，“这是非常明显的”，“我们当时都欢呼雀跃，然后各自回家了。五百人左右的听讲者中没有一人认识到我们所看到的氖的第一次信号，只是在几年之后，克劳德也观察到同一实验，然而却认识到它的商业重要性”。 机遇类型只是强调了一个对于理解科学具有头等重要性的一般事实。当人们通过个体研究者的职业生涯来看待科学发现的过程，而不是就把它看作一系列非人格的事件序列时，科学发现的进程就不会显得必然地沿着某些特殊方向前进，那种认为发明的社会过程是自动的观点恰恰就是这样主张的。回过头来再看巴斯德的发现，我们感到巴斯德的发现过程有一定的逻辑，但是这种逻辑，正像杜波斯所说，“不是不可避免的。巴斯德的生涯也许遵循许多方向，虽然每一个方向都具有逻辑性，并且与那个时代的科学相容”。杜波斯自己的职业生涯就刚好能说明这些其它的道路可能会怎样。社会对科学的影响使个体研究者只有有限的几条道路可供选择，但是他们仍有选择性，他们不会沿着既定的轨道滑行。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或许能更清楚地理解前已提到的怀特海的警句的意义，“十九世纪最伟大的发明是发明之方法的发明”。我们没有过多地去按我们所完全理解和完全控制的方式去发明发现的过程，像我们已经为更多地产生发明而创造了许多条件那样。我们有大批大学科学家、政府科学家和工业研究人员，他们都在致力于发现；他们具有想像力，有日益强有力的实验设备和广泛的概念框架，用试错法（trial－and-errormethods）取代经验；另外，我们还有积极支持科学创新之发展与使用的社会。由于拥有这些条件，发明与发现的社会过程必将以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方式兴隆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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