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个多世纪以来，尽管科学与社会之间的互动一直是学者们偶尔感兴趣的一个主题，但是，在为构成这个主题——科学社会学——的事实和观念提供一种系统的组织方面，人们付出的努力却不多。特别是近年来，为数颇多的著作都各自涉及这个主题的一个或另一个部分——例如贝尔纳（Bernal）、克劳瑟（Crowther）和法林顿（Farrington）的著作，利莱（Lilley）、普莱奇（Pledge）和霍格本（Hogben）的著作。但是这些著作除利莱的“科学史的社会方面”是个重要例外，都没有借助于一种在社会学的其他分支被证明是有效的概念框架来考察科学与社会结构之间的联系。这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使关于科学与社会相互影响的其他零散的和不协调的资料的积累，有了暂时确定下来的秩序。

   当一本书的结构是清晰的和严密的时候，再在前言中概述它的写作方案就变得多余了。当然，巴伯先生的书就是这种情况。没有必要在这里列举出本书的重要主题，因为巴伯先生自己已经清楚而简明地这样做了。但是，试图指出这本书的地位以及它在其社会背景中代表什么，试图考虑为什么我们要为这样一本书等待那么久，这可能是有某种价值的。这本书试图实现巴伯先生给自己提出的任务，这就是：“应用一种社会学的分析（这种分析在面向许多其他的社会活动时已被证明是富有成效的）方法于科学，以更好地理解科学。”科学社会学依然基本上处于没有充分的成功希望的境地，它不是一门高度发达的、由社会学、物理学和生物学的科学家们共同充实起来的特殊知识领域，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它目前的对策和前景是什么呢？   说这个领域长期处于被明显忽视的情境之中，这毫不新鲜。

   例如，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新近在对“美国社会学现状”的判断中认为，对“科学和科学建制”的研究处在社会学研究的很不发达的区域之中。这样一种判断的根据是多种多样但又是始终如一的。让我们考虑一下教学这个领域：在美国的学院和大学中，数千班级致力于社会学的这个或那个分支，极少数人致力于科学社会学。教科书虽然有明显的时滞，但通常反映着在一门学科中的注意焦点，它同样证实了这种忽视印象。在现行的社会学入门教材中，特别规定了使学生们认识这一领域中要关心的专门范围，这些教材都详细地论述了家庭、国家和经济建制，许多教材还论述了宗教建制，但却很少把科学当做现代社会中一个较为重要的建制。这些教材只是偶而谈到科学是使社会变得丰裕起来的“重要作用”，但却很少对这种作用加以系统的分析。

   还是看看研究领域中的证据吧。当然，这一相对薄弱的研究已经确实被引入到整个社会学之中。与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中成千上万的年度报告相比，或者，与数千的关于历史和英国文学的论文相比，整个社会学领域的报告只有几百份。其中，研究的核心涉及婚姻和家庭的社会学，人口和犯罪的社会学，论述宗教社会学的也有相当的数量，但在社会学研究的年鉴目录中，科学社会学仍然没有引起人们充分的兴趣，认为它值得加以单独介绍。

   忽视这一研究的另一个显著的迹象，可以从社会学研究的社会组织方面看出来。在社会科学中，专门的研究学会一般是做为对社会、经济和政治需要的反应而建立起来的，这一点即使不是排他的，也是特别显著的，因为这些学会被认为是社会上一些有影响的团体。每一种“社会问题”似乎都导致其自身的研究中心的建立。于是，当公众被警告说家庭的不稳定性和离婚率上升的时候，大学里就建立起专门研究家庭问题的学会；当世界事务的焦点集中在俄国、近东或远东的时候，大学就建立专门从事这些地区的社会研究的学会。然而，在社会科学中，这些研究中心没有一个是以相当的规摸专门研究科学社会学。

   不必继续开列这种忽视的清单了。这些多种多样的证据全都反映了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呼吁对科学社会学予以专门注意的专家的数量微不足道，而其中的多数又集中在英国和欧洲的其他地方。在美国的几千名社会学家当中，甚至只有不到一打的人宣称科学社会学是他们的主要兴趣之所在。的确，科学社会学已经近乎于形成，但这与其说是靠社会学家，还不如说是靠一些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在业余偶尔从事这个学科的工作。

   我们能够从巴伯先生的批判性地挑选出来的文献目录中，看到在这个领域中那些当前著名的、贡献最多的科学家。在他所描述的许多书籍和论文当中，粗略地说大约一半是由从事物理学和生命科学的科学家或者已经转向管理的科学家撰写的；四分之一以上是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撰写的；只有剩下的一小部分是社会学家写的。假定这些数字大体上是相近的。假定这些数字也许反映了巴伯先生因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偏爱于由自然科学家撰写的著作。但是，在更庞杂和更欠精确的范围来看，科学社会学的文献目录也有许多同样的性质：没有多少人完全从事这个领域的耕耘工作，而且，正是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而不是社会科学家做了最大部分的工作。

   所有这一切都在现有的科学社会学材料的状况中留下了印记。许多人在兴趣转移到科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之前，主要忙于别的领域的研究，他们通常无法以花费大量时间的方式表示在这个学科研究上的兴趣。做为代替，他们使用手头的历史证据，写出思辨性著作与文章。因此，在这些著作中，历史上的轶事常常代替了系统的论据与见解的位置，代替了从大量文献资料中推断出的结论的位置。从几个挑选出来的例子做出概括是容易的。于是，牛顿是著名的未婚男子，那么他就是为了全心全意献身于科学而过独身生活，拿破仑入侵埃及时，伴随他的几乎有两百个天文学家、考古学家、化学家、几何学家和矿物学家，由此就说这场战争一般地推动了科学的进步。这些著作还一次又一次地利用同样微不足道的若干经验研究，要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做出为数众多的结论是不稳定、不够份量的。

   这个领域中的许多资料，是由一些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提供的，对于这些人来说，它是一种副业而不是主要关心的问题，这种情况留下了另一种标记，巴伯先生试图消除掉这种标记。与在牢固确立的学科中的模式不同，在科学社会学中，事实一般是与系统的理论相脱离的。经验的观察和假说并不能相互提供支持。如果不直接影响有助于积累知识的理论主体，自然科学的此时彼刻的经验研究就导致了一些浅薄零散的发现，而不是密切相联的一系列发现。

   做为所有这些的后果，科学社会学长期以来总是处于混乱状态：一方面，它过于思辨，一共只有很少被确认的事实；另一方面，它遭受到经验主义的过度侵袭，因为这些事实一般形不成理论。在这个领域中，极缺乏的是富有成果的研究模式，正如已经说过的，在这一模式中，人们可以从事实追究到揭示观念，或者从追究观念到揭示理论。

   数年或几十年以来，在这个主题上绝没有一致性，这就导致我们关于科学与社会相互联系的知识积累得相对很少。更确切地说，这是持续忽视的自然结果。由于具有必要的理论基础的社会科学家通常不从事科学社会学中的经验研究，由于那些进行这种经验研究的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通常都缺乏所需的理论，这个学科领域的成长受到阻碍就不足为奇了。仅仅是献身于专门知识分支的学生数量不足以保证它的快速增长——这是一些仍然难于很快解决的问题，但是逆命题却是自明之理：如果忽视某个知识领域，它就不会繁荣。

   科学社会学的缓慢、不确定和零星的发展，意味着其占有重要地位的那些思想由于重复而变得陈腐。做为许多这类事例中的一个例子，可以考虑一下从相同的科学发现或发明多次独立地出现引出推论的历史。关于创新的文化背景之含义也许是不必多说的，这种含义是来自这种具有重要意义的事实，它要在科学社会学的更重要的概念中间来发现。这些概念完全能够把下列社会学家们联合在一起。威廉·F·奥格本（William F Og一hurn）和多萝西·S·托马斯（DorothyS Thomas）列举出差不多一百五十个独立重复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并指出这些创新事实上已成为不可避免的，就像文化继承中知识积累的某些类型一样，就像社会需要予以注意的那些特殊问题一样。

   这种思想史从两方面说明了科学社会学进展的步伐缓慢：第一，在一代人以前，这个思想就被奥格本和托马斯强调过，但它很少得到详尽的阐述或展开；第二，关于多次重复的独立发现的社会学意义的本质上相同的思想，已得到多次阐述，特别是在本世纪之前。早在1828年，麦考利（Macaulay）在他的关于德莱登（Dryden）的文章中，就提到了由牛顿和莱布尼茨分别独立地发明微积分这件事，这属于一个更大一类的实例。在这些实例中，同样的发现和发明可以由彼此独立工作的科学家创造出来。这一点同麦考利归因于公共知识的积累储备和公众注意的共同焦点的观点相吻合。正如他所表述的：“的确，数学科学当时已经达到这样的地步，即假如〔莱布尼兹和牛顿〕两人都不存在，那么在几十年之内原则上不可避免地也会出现某个这种人。”这种话由于不断重复现在已经成了套话。有这种思想的不止麦考利一个人，英国社会的绝大部分都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尽管有卡莱尔（carlyle）的文化英雄学说，但这种非英雄的思想被维多利亚时代在皇家委员会面前做证的制造商们看成是有用的平凡事物，他们证明，发明毕竟只是构成了现有技术中小小的不可避免的增长，正如在实际上同时却又各自独立出现同样的发明这种一再重复的例证中所能看到的那样。没过多久，一位憎恶他自己的著名作家表达了同曼彻斯特制造商一样的观点，他在描写其伙伴的思想时说：“在马克思发现唯物史观的同时，有证据表明蒂列（Thierry）、米格尼特（Mignet）、吉佐特（Guizot）和直至1850年的全体英国历史学家，都在为此做出努力；摩尔根（Morgan）发现同样的观点也证明，对它来说时机已经成熟，并且确实也必须被发现了。”同样，基于同一类证据的相同的观念，也开始在美国得到传播。1885年，威廉·H·巴布科克（WilliamH．Babcock）和皮尔斯（P．B．Pierce）在华盛顿人类学会上向他的同事们报告说：“发明的同时性”证明：“某一工艺的进步已达到这样的地步，即采取一定的步骤已成为不可避免的了”以及“这显示出在发明中个别的人比起他周围的环境来说，重要性较小”。此后不久，法国的加布里埃尔·塔尔迪（Gabriel Tarde）和阿贝尔·雷伊（Abel Rey）也分别在1902年和1922年得出同样的结论，他们注意到，发现和发明的同时性是文化积累之决定性作用的充分证据。

  当然，这并不是说麦考利或维多利亚时代的制造商、恩格斯或美国的人类学家们首先说到这一点，也不是说这种重复以及（在某些例子中）相同思想的独立的再发现，可以被看成是一种为其自身的历史证明的假说。这也不是要贬低奥格本和托马斯的真正贡献，正是他们为在社会学思想中确立这个假说做了这么多的工作。更确切地说，正是同样的这个假说一再被重复发现，特征性地缘自社会学家们对科学社会学和技术社会学的忽视，以致于同其他社会学的专门分支相比，这一专门领域近年很少发展出新的成就。例如，很少有人探究这一假说的内在含义，通过实际的经验研究来决定（如假说所设想的）同样的成分究竟在出现相同发现或发明的不同文化中相对发达到什么程度。因而，这个假说就像科学社会学中其他的假说一样，一个多世纪以来实质上仍然没有得到扩展。

   说明科学社会学为什么在如此长的时期仍然处于一个比较荒漠的状态，这不是容易的事情。这种状况是特别反常的，因为人们似乎广泛地同意科学构成了现代社会的较为重要的动力之一。也许存在着一些尚未得到注意的社会与制度的环境因素结合起来转移了学者和科学家的对某个主题的注意，而人们本来会预期这个主题在一个科学显得十分突出的世界中会得到关注。

   至于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对这个主题的相对忽视，也许不需要做多少解释。毕竟，科学的专门化要求精力专一集中，科学社会学不是他们的专长（metier）。由于在自己的科学研究上的勤奋工作，他们几乎不像社会学家那样能过问别的领域。而且，自然科学领域中流行的习惯和想法甚至会妨碍他们发展出对于科学与社会结构之关系的偶然的兴趣。例如，在这些科学家当中也许盛行着科学史是由一系列伟人所构成这种想法——鉴于科学史上的转折点确实是与伟大的科学家联系在一起，这种想法看起来似乎是有理的。如果立足于这样一种假设，科学家们就很容易看不到不太明显的社会过程，而这些过程却起着它们必不可少的作用。在向这些伟人表示敬意的时候，社会可能漫不经心地强化了这些假设。实行以一位科学家的名字对他的发现加以命名的命名法则（Eponymy），如波义耳定律、普朗克常数；诺贝尔奖金以及其他一些较次要的奖励；国家呼吁卓越的科学人才集中全力为本国做出贡献；实际上无名的第二流科学家的工作对科学知识的积累是不可或缺的——所有这些以及类似的事实也许使得伟大的科学人物显得更加突出，并且强化对于社会和文化背景的忽视，而这种背景曾经严重地帮助或者遏止过他们的成功。

   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完全可能为另外一套理由勉强去考虑社会环境对科学的关系。他们也许担心自己工作的高贵性或完整性会由于认识到这样一种事实的内在含意而受到损害，正如巴伯先生指出的，这种事实即科学是一种有组织的社会活动，它以社会的支持为先决条件。这种支持的份量以及它所支持的科学工作的类型，在不同的社会结构中是不相同的，因此科学发展的方向可以受到所有这些因素的显著影响。或许他们的勉强来自广为流传的、错误的信念，这种信念就是认为探索科学与社会的联系就是要责难科学家的动机。但是，就像巴伯先生和其他人所表明的，这一信念是对科学家的动机和影响科学进程的社会环境二者的混淆。也可以假定科学家们一贯地意识到社会对他们行为的影响，这绝不是一个自明的真理。考虑各种不同的社会结构怎样影响科学研究的方向以及这种影响有多深，这不是要指责科学家的动机。就像巴伯先生通过强调科学的相对自主性而提醒我们的那样，这也不是使科学建制成为政治、经济和其他社会建制的附属物。

   不管这些是不是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忽视科学社会学的理由；它们很少有可能是社会学家为什么很少注意这个领域的理由。好几代人以来，神话时代历史观很少停留在社会学家们中间——如果有的话，他们更喜欢低估社会变革中伟大人物的与众不同的作用。这并不是说社会科学家都普遍假定，研究人类行为的社会类型是对这些类型之外的行为动机加以谴责——他们更喜欢采取相对主义的见解：即理解就是辩解，个人责任的概念是与社会决定论相异的。因此，看起来在社会学家当中，对这个领域缺乏一致的兴趣必定还有另外的理由。

   尽管没有多少证据来做为某种解释的基础，但事实本身却是如此明显和奇妙，这就引起了猜测。科学与社会的联系可能成为这样一个课题，它对于那些学院式的社会学家们来说是黯然失色的，这些社会学家认为这个课题接近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核心。这种态度并不一定植根于恐惧，即害怕因与政治上受谴责的思想有牵连而遭罪，虽然这一点也可能起一部分作用。就像对最革命的态度一样，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长期以来也两极分化了：这些态度一般是要求人们完全接受或全盘否定马克思主义。不加思索地拒绝马克思主义概念的社会学家们还并非寻常地拒绝了与这些概念密切相关的课题：美国的社会学家不大研究社会阶层之间的冲突问题，正如他们不大研究科学与社会的关系一样。在另一个极端，那些把自己看作是马克思学说之信徒的人们，似乎仅仅像一个信徒那样行动，甘愿重复大师说过的东西，或者以新挑出来的例子来说明老的结论，而不去仔细想一下这些结论可能只是一种假说，必须通过实际的经验研究加以检验、发展甚至修正。在这两个极端，科学社会学要么遭到忽视，要么遇到先入之见。

   这个领域也可以部分地说成是现有高等教育计划的受害者。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一般都使他们的严格训练局限在他们领域的专门技能和知识方面，很少有人稍微更多地懂得一点社会科学。与此相类似，在许多精密的科学分支甚至在科学史方面，社会学家一般很少受到训练，因而对于处理自己没有准备的那些专业就觉得勉强。这样，科学社会学在这两个学术部门就不为人注意地落空了。

   还要强调一点，说这个领域受到相对的忽视并不是说它就完全贫乏，或者注定要缓慢地发展。巴伯先生的书会使任何这样轻率的主张落空。实际上，有许多迹象说明，这种忽视的状况正在结束，其发展的前景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好。

   各种各样的社会趋势虽然不是全新的但现在已是引人注目和令人感兴趣的了，这使得人们注意科学与其周围的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例如纳粹德国和苏联的科学政治化使人们普遍感兴趣于考察科学在何种特殊类型的社会背景中得到繁荣，这是科学社会学中的一个中心问题，也是巴伯先生比以往更系统地考察的一个问题。同样，在自由社会中，最近的变化迫使科学家们陷入他们的根深蒂固的某些社会角色和价值标准之间的突然冲突之中。早在从事学习的时期，科学家就共同接受了某些价值标准，由于社会条件发生了变化，他们被要求在他们的生涯后期忘记和放弃这些价值。例如，要求科学上的知识成为共同科学财富之一部分的价值，现在正与已经要求他们做为公民的角色要做的事情相冲突，作为公民，他们有责任保守这种知识的某些秘密。人们明显地感到由于社会的应力与压力而使他们对自己的目标失去信心的时候，他们就容易敏锐地意识到先前并不了解的其态度与价值的社会背景。即使最朴实和最专心一致的科学家们把自己的一生的事业和生活局限在实验室的范围之内，现在也必定知道去适应巴特菲尔德（Batterfield）由所做的一个评论，他们“不是在无条件的自由世界中行动的、绝对自主的和神仙般的生物”。

   更为特别的是，在科学家们当中，这些历史的发展引起了一场关于“科学的社会控制”的争论和论战——巴伯先生在本书的第十章中对这场炽烈的冲突给予了颇有见识的分析。无论如何，停留在已经提出的观点之上可能是没有结果的，这些对立的观点是对于科学的社会关系的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高的、令人兴奋和持久的兴趣的附带结果。

   不止是科学家，而且广大公众也都由于新近的事件而把注意力集中在科学的社会意义方面。广岛和其他试验性的原子弹爆炸的附带结果，就是使处于休眠状态的不关心科学的公众也觉醒了。许多人除了偶尔对科学奇迹感到不可思议之外，他们总是把科学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但这种人对毁灭人类的表演也变得警觉和沮丧了。科学已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就像战争、家庭的不断衰落或者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事件一样。

   就像我们已经注意到的那样，当某种事情被广泛认为是现代西方社会的社会问题的时候，这种事情就成为专门研究的对象。特别是在美国社会学中，新的学科分支是在对新的一组问题做出的反应之中产生的。几代人之前，大量移民的涌入唤起了人们对同化与文化适应过程的极大的社会学兴趣，正如黑人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变化强化了种族关系的专门研究。同样，一些更加显著的城市生活问题引起了社会学家们的强烈注意，在一段时间，他们的研究地点一般是城市贫民区，主要来观察少年犯罪、成人犯罪以及其他可能发生的异常行为。由于电影的广泛普及和无线电的出现，一个协同研究大众传播和公众舆论的新阶段开始了，从而另一个社会学的专业以前所未闻的规模复兴起来了。在更近的若干年内，在这个国家中有效的工会组织以及引起工人与雇主冲突的附属组织，它们在活跃的过程中慢慢地导致了工业社会学这一专门领域。

   有迹象表明，科学社会学做为一个独特的专门研究领域，目前正处在与不足二十年前的工业社会学相类似的地位。过去对这一学科不定形的和零星的兴趣，正变得定形并且持续不断。然而，这两个领域的社会背景有着本质的区别，这可能有助于产生不同的效果：工业社会学本身主要关心有关工业的经济利益的问题——关心工人的士气问题，关心非正式群体的结构和生产率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关心劳资双方的关系问题。就像技术研究一样，社会学研究也是如此，当它产出许多丰硕的成果时，工业界就准备支持这些研究，因为这样做也是一桩好买卖。营利组织必须根据预期的利润来做出他们的决定，在这个狭隘的经济观念支配下，科学社会学的研究和科学家很难有什么指望。而对科学的支持必须来自一些不是为经济上有所得而建立的机构。

   除了最近历史发展的复杂情况以外——在这些情况当中，包括试图使科学服从政治的控制，人做为科学家的角色与做为公民的角色之间的深刻冲突，使得科学被广泛地看作是社会问题来源之一的那些事件——对科学社会学的兴趣开始出现了新生。因此，在与美国艺术与科学学会的合作中，菲力浦·弗兰克（PhilippFrank）联络了一大群学者支持促进这个领域中经验的和理论的研究。另一个小组也已成立，在美国学术理事会的赞助之下，研究科学的人文主义方面，包括社会方面。世界科学史家联合会扩大了它的范围以包括科学的社会关系史委员会，由利莱准备的该委员会的第一份重要报告，给予它的社会学方向以充分的论证。数量相对较少的一些大学的科学史系也开始关心社会学，可以期待，由于适当的研究材料的积累，科学社会学将更加迅速地得到发展。

   另一类学术的发展为及时提供这些研究材料提供了保证。十多年来，社会学家们已显示出对社会职业——医疗、法律、服务、工程以及其它职业的结构、作用和功能的日益增长的兴趣，并开始研究它们的社会意义。类似的研究也将会把科学和科学家做为对象。如果这能实现的话，它将进一步有利于对历史材料和第一手现场调查材料进行综合。到目前为止，科学社会学中相当大量的研究一直几乎以纯粹的历史资料为基础——这些资料是科学家留下来的文件、自传、日记和科学学会的报告。这当然是必不可少的材料，但这还不够。像别人一样，科学家同样倾向于深深地沉浸在自己的工作中，他们不能从中得到关于大量社会行动和社会互动的认识，这些行动和互动可能在实验室中产生，就像在工厂里产生一样，在很大程度上，这些行动和互动是在与之有关的那些人的认识限度之下。当然，已经有了大量关于“科学方法”的文献，据推断，还会有关于科学家的“态度”和“值价”的文献。但是，这些文献与社会科学家称之为理想类型的东西有关。即科学家本应照着这些方式去思索、感觉和行动。在细节上描述科学家们实际进行思索、感觉和行动的方式，并不一定是必要的。这些实际的类型很少得到系统的研究——罗依（Roy）所代表的对生物学家和物理学家的心理测试是一个罕见的例外。如果社会科学家开始在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的实验室和野外台站中进行观测，那么至少可能在短短几年中就会比过去全部的岁月学到更多的科学心理学和科学社会学的东西。

   从这一切可以看到，这本书几乎正是在一个非常恰当的时机出版的。在对这门学科的兴趣正在重新兴起的时代，甚至单独地对这一领域提供一个尝试性的系统看法的一本书，也会不成比例地产生巨大的反响。巴伯先生以及那些其他可能追随同一路线的书，很有可能会进一步促使大学开设引导学生们学习科学社会学的课程。很可能选修这些课程的学生也许是由于历史学的最新论题激起了他们对科学的社会环境的好奇心，从而产生了对这一学科的持续的兴趣。这样，这些人将是新的并且实质上是第一代新兵，他们既在社会科学方面又在某一物理或生物科学方面受到训练，当他们成为独立的学者的时候，科学社会学就会成为一门知识条理化的专门领域。巴伯先生的书朝这个方向前进了一大步。

罗伯特·K·默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