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的人们常常倾向于对过去时代的愚昧落后嗤之以鼻，自以为已胜一筹。我们有很好的理由要求人们在做出这种估量时要慎重。必须承认，多数人福利的增进以及我们这一时代带来的巨大的技术进步确实为人们这种顽固不化的自负感提供了依据。但是，我们的后代们将对这一切做出怎样的评价呢？难道他们不会得出这一个世纪是放荡不羁的野蛮世纪的结论吗？美国历史学家鲁道夫·Ｊ·鲁梅尔在他1994年出版的《因政府而死》一书中估算了一个数字：在本世纪，单是种族杀戮的死难者就达1．7亿人。这一数字中几乎不含政治迫害和战争所造成的“正常”死难者人数，同样也不含该书出版后发生的种族杀戮死难者人数，比如在卢旺达或者巴尔干地区发生的种族杀戮死难者。在人类历史中，如此多的人死于暴政在此前是亘古未有的。这里，若要说这是在回退到那种昏暗年代，那是不贴切的，因为这种规模的大屠杀是一种现代现象。这种现象的存在归因于一种现代的、冷酷自私的逻辑。尤其是那些思想——危险和错误的思想——应该对本世纪这一可怕的统计数字承担连带责任。 几乎不曾有过任何一部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更为宏大的、反对这些作为本世纪暴行之基础的思想的作品。这部著作出版于1945年，那时候恰恰是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对世界的威胁已经日落西山、反纳粹和抗日战争达到尾声和高峰的时候。卡尔·波普尔，也就是这部著作的作者，后来有一次声称写作这部作品是“他为战争所尽的一份力”。最多可能还有一位同乡弗里德利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也许以其在1944年出版的著作《通往奴役之路》起过类似的振臂高呼的作用。 卡尔·波普尔1902年 7月28日出生于维也纳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与在这些知识分子圈子里如此多的人一样，他的家庭对奥匈帝国的专制政府制度持怀疑态度。由于波普尔的犹太血统，这种态度在他身上尤为强烈。这种犹太血统使得他在部分有影响的、日益热衷于反犹太主义的保守阶层中变得可疑。在他的年轻时代，波普尔最初倾向于社会主义思想（而且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历还变得强烈），但是，当他在战后时期的国内战争动乱中看清了信誓旦旦的“阶级斗争”所表现的藐视人的一面之后，他又抛弃了它。后来他承认，如果事实并未表明社会主义理想与个人自由水火不容的话，他还会一直乐于追求社会主义理想。 不过，政治最初并非处于波普尔的知识兴趣的中心。他从1922年开始学习数学和物理，然后修完了木工学专业，然后暂时从教，以便在1930年取得博士学位。1930年，他与约瑟芬·阿娜·海宁格结婚。直至她在1985年逝世，她始终不渝地支持他的工作，夫妇俩携手度过了一个美满的婚姻生活。 1935年，波普尔《研究的逻辑》一书出版，该书树立了他作为重要哲学家和科学理论家的国际声望。在该书中，他与“维也纳小组”的实证主义者们（如鲁道夫·卡尔纳普）展开了论战。那些实证主义者们把一种严格的经验分析方法用作为各种语句是否“有意义”（科学性）或者“无意义”（无科学性）的尺度。按此，“有意义”的普通语句总是从“基本语句”中归纳出来，而这些“基本语句”又是基于具体的经验内容。与此相反，波普尔证明，早在18世纪就已经由苏格兰启蒙运动哲学家大卫·休谟提出的“归纳问题”在此受到了疏忽。按照休谟的观点，归纳从来就不能产生逻辑结论，因为总是存在一个无知领域，它又可能推翻那种自以为是的“一般规律”——如果我们把表达方式更口头化一些的话。波普尔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发展了一个方法思路，它已作为“批判的理性主义”写入了史册。波普尔认为，一般性知识（表述为“规律”的知识）总是假说性的，因为它永远也不能通过归纳得到“证实”。不过，假说（也就是暂时表述的“规律”）在理论上总是通过所观察到的单一事实（基本语句）证伪。在一个严格演绎过程中，通过批判性检查进行经验上的证伪的可能性才确立了普通说法的科学“意义”。 《研究的逻辑》所引起的激烈的学术辩论不久已经被政治形势所淹没。在那时，保守的天主教势力在奥地利掌握了政权，在这样一个保守的天主教政体里，反犹太主义已经变得越来越让人不可忍受。波普尔估计希特勒德国不久将要“接收”这一国家，对于他这样一位纳粹的反对者和犹太人来说，这将意味着严重的生命危险。还赶在1938年奥地利令人可怕地“加入”德意志帝国之前，波普尔和妻子就开始流亡国外。1937年，他已经在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大学接受了一个教席。波普尔在那里远离欧洲的战事，首次系统性地从事了政治哲学问题的研究。1944年，英国专业刊物《经济学》分两期刊载了《历史主义的贫困》——该文在后来被合并出版成书。波普尔在文中从以下信仰中推导出极权主义的政治观：人们能够通过认识绝对有效的“历史规律”来控制和计划社会的发展。在这一信仰背后，蕴藏着最终站不住脚的哲学概念即“本质主义”。“本质主义”的出发点是：事情只依赖于概念根据其“本质”所作的明确定义，这些定义然后可以通过某种方式把世界构筑入逻辑的和普遍适用的关系之中。波普尔认为，这一“本质主义”在社会科学上的应用大多归结到“历史主义”，也就是对“必然的”历史发展的可知性和可预见性的信仰。无论是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它们都利用这样一种目的论的历史观。 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波普尔解释并拓展了对“历史主义”的批判。“历史主义”不仅通过传播历史的“解脱预期”用一种恰恰是救世主式的（因而总是可能助长暴力的）意识形态理由来装点革命运动，而且从方法论原因来看也是不可立足的。最后关系到的是一种形式的“整体论”，它把“全体的”集合概念（比如“社会”、“阶级”或者“国家”等概念）如此对待，似乎它们要比只是出于舒适理由而选择的对复杂的事实关系的缩略要来得多。这一行为把集合体当作一种能够有着一个自己的意志或者自己的偏好顺序的东西来处理，必然会导致人们在政治中可能选择一些似乎作为“整体社会的”、相互联系的问题解决办法而出现的方法和思路。波普尔把这样一种政治观称作为“乌托邦社会工程”，比如所有苏联式计划经济或者希特勒的纯粹种族国家思想就以这种政治观为基础。 波普尔认为，所有这些“本质主义”和“整体论”哲学危险的误区似乎在于：它们意味着一种“对知识的非分要求”（这里沿用了波普尔的好友和论争对手哈耶克后来的话），在此，波普尔有意识地联系了他的《研究的逻辑》一书中的对归纳逻辑的批判。这些哲学用一种可以简单运用的一般性知识和简单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来蛊惑人心。但是在事实上，它们不再能够与确实复杂得多的现实世界挂钩。这一现实世界是不能通过“集合概念”，而总是需要通过清晰表述的单一观察进行把握的。一种“批判性的、理性的”行事方式必须总是从一种“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出发。因此，也不可能存在成功的、并且是非极权的社会计划方案。进步总只是通过解决各单一问题得以实现的。不是“乌托邦的社会工程”指明了一个更好的未来，而是“零星社会工程”。后者已经是以理性批判的可能性为前提，从而也是以言论自由和多元主义为前提。波普尔把一个根据这些原则组织起来的自由主义社会称作为“开放社会”。与此相反，为“本质主义”和“整体论”思想所迷惑的社会不能把各单一的批判理解为系统干扰。自由和多样性在这样一个幻境中没有其位置。它是一种“封闭社会”。 与哈耶克几乎同时以其《通往奴役之路》所试图做的那样，波普尔的这部著作较少地针对极权主义的公开的追随者（他们几乎是不可救药的），而是更多地面向被误导的理想主义者，他们虽然也想拥有一个“开放的社会”，但并未由此吸纳与之相容的思想。如同哈耶克把那种国家对运作正常的市场经济的自以为无害的干预看作一种对整个自由的潜在的危险一样，波普尔对一些思想家的观点提出了警告，这些思想家享有作为“古典主义者”的声望，似乎已经没有了任何的表面危险性。如此系统性地对哲学神话进行尖锐批判，如此多的“纪念碑”从其底座上被掀起，这是罕见的。波普尔的这部著作把柏拉图的哲学国王们的严格等级制国家、黑格尔把国家作为美德思想的实现这一执拗观念，以及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观当作是我们这一世纪中所发生的暴行的思想来源而加以揭露。波普尔在此是当真的，有着自己的方法论要求。人们不应因为这些自以为“人道的”古典主义者就是古典主义者而简单地接受他们。人们必须使之接受批判性的检验，一旦接收检验，这些古典主义者还往往几乎经受不住。这应当是重要的，因为从学术角度看“毫无意义的”概念大多为人们的幸福和自由带来灾难性后果。 《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在其出版后马上成为“畅销书”（至少从哲学类图书的销售数字来衡量），不久被译成若干种语言。这也促成了波普尔在1946年，即在战后不久获得著名的伦敦经济学院的教授职位。他留在该校直至退休。在这一时期，政治哲学的地位又有所退后。通过波普尔的影响，伦敦经济学院不久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学术理论中心之一。在那里，他的学生的名单读起来如同某一行会组织的人名录，其中包括威廉·W．巴特利、约瑟夫·阿嘉西、J．W．N．沃特金斯、伊姆勒·拉卡托斯、保尔·费耶阿本特或欧内斯特·盖尔纳。波普尔的《猜测与反驳》（1963年）包含了一种知识增长理论，在这类著作中，他进一步发展了《研究的逻辑》一书中的方法和思路。在他与约翰·埃克尔斯爵士合编的《自我及其大脑》一书中，他试图把有关人脑的相面术研究与他的认识论联接在一起。他的朋友，特利尔哲学家格拉尔德·拉德尼茨基后来在为波普尔作出最终定论时的一番话几乎毫无夸张溢美之词：“波普尔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科学理论家。”由于他的学术成就，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1964年授予他爵士头衔。 尽管如此，波普尔告假离校并提出了政治主张。即使在苏联共产主义势力范围之外的“自由世界”里，他也看到了非理性主义和不自由（潜滋暗长地）在活动。由于他的“零星社会工程”概念可能被错误地诠释为一种通往带有福利国家特征的社会主义的明智和平稳的道路，而且正是这一点使得他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也为许多社会民主党人所喜爱，他已经在他1956年发表在德国《秩序》杂志上的论著《自由主义原则下的公共舆论》中对这种可能的错误诠释进行了驳斥。在该文中，波普尔对披着任何形式的外衣的国家信仰提出了警告：“国家是一种必要的痛苦。它的权力不应增多到超越其必要的程度。”早在1947年，他和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及许多志同道合者（包括德国经济学家瓦尔特·欧肯以及后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和乔治·施蒂格勒）一起建立了一个松散的、遍布全世界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联合会，即朝圣山学会。该协会应当有助于交流和传播自由思想和市场经济思想，到目前为止，该协会仍然把这一点作为其任务之一。 波普尔终于在60年代末又作为政治思想家进入到公众关注的中心。那是声势浩大的学生动乱的时代，这些动乱与其说是真正的社会弊端的指示器，毋宁说是表现了只在富裕条件下才可能的、无端意识形态化的文化和带有不负责任的生活风格的文化。对马克思主义的推翻现存制度和实行共产主义革命的呼吁声震于耳，但是最终没有结果。人们推崇赫尔伯特·马尔库塞的新马克思主义学说，他在公开场合把西方民主的自由主义的宽容解释为“令人压抑的”，因为它通过毫无目的的批判性追问可能性使得通往乌托邦社会的真实道路失去作用。在这个时候，波普尔在哲学上已升跃为新马克思主义者的对极，他与后者进行了无数次公开交锋和辩论。在这一领域，波普尔不久也拥有了大量富有影响力的学生，他们继续发展了他的“批判的理性主义”政治理论，其中有德国社会学家拉尔夫·达伦道夫和哲学家汉斯·阿尔伯特。 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属于本世纪最伟大的政治思想经典著作。 当波普尔在1994年 9月17日以92岁高龄逝世时，他留下了重要的哲学遗产。当然，《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并未宣告有关政治的终极性真理。这似乎也是耐人寻味的，因为这位思想家始终不渝地把所有知识看作为假说，并且把可通过事实推翻假说的性质变成为科学性的规定性尺度。 在本部著作中，波普尔似乎在经济学领域里极少有其见识。尽管有着所有各种赞成限制国家的权力以维持自由的辩护词，但他总是一再为它指派一些任务（如景气调控），这些任务虽然符合有步骤地进行的“零星社会工程”的尺度，但是从长远看会低估自由市场的功能。波普尔的方法和思路本质上不可以为他所希冀的限制国家作用提供明晰的尺度。许多市场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不无道理地对此提出了指责。 但是这并不会削弱波普尔这部著作的意义。他这部著作的最重要的观点最终是其极其明显的“否定性”。它是对所有那些威胁开放社会的伪科学（整体论、本质主义、实证主义、历史主义等等）的方法论处事方式的批判。在他的思想的“肯定”部分，尤其是奠定经济学基础的方面，有时还存在尚未解决的问题，对此波普尔总是供认不讳。对于他，最终证伪这些假说的“否定性”的处理方式始终是进步的惟一源泉。由此也就清楚，波普尔的哲学纲领是一种对新的和更好的解决办法的孜孜不倦的寻求。并非徒劳地，他把自己在1974年出版的自传取名为具有众多含义的《无尽的探索》。因此，如果说《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还总是显示出一些漏洞和前后矛盾之处的话，那只是意味着，波普尔由此给他的学生和追随者留下了继续研究的任务。借助由他所设想的批判的理性主义的方法论工具，波普尔也将进一步激发人们在政治哲学中发展一个改进的、建设性的方法和思路，而且从根本上使这种发展成为可能。本书的真实意义也就在于此。他将继续帮助我们反对那些把我们的世纪变成一个充满暴行的世纪的思想。 德特马·多林 1999年于科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