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本书的写作花费了很长的时间。我对古典自由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一些一般问题的兴趣始于70年代中期，那时我刚开始研究弗雷德里奇·海耶克的社会哲学和经济哲学。虽然他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当代最负盛名的传统自由主义者，但我很快认识到，他也是那些在社会民主和半集体主义的政治经济舆论流行时期高扬自由主义大旗的许多作者之一。这样，对构成自由传统的各种不同的哲学见解作－整体说明在当时看来是重要的，在今天尤其如此。

   我也注意到，尽管一些著名的古典自由主义者在政策提议方面有许多相似性，但他们形成这些政策的一些基本理论前提却大相径庭。在古典自由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之间也存在着差异。这样，尽管像海耶克、路德维格·冯·米斯、米尔顿·弗里德曼、艾恩·兰德、罗伯特·诺齐克和墨利·罗斯巴德这样的一些作者常常被放到一起来加以谈论，好像他们构成了智力磐石，但这种描述会产生误导。此外，在他们著作中很容易找到的一些差异反映了政治思想中的一些最古老和最深刻的问题。

   我最初想用文献来说明并分析自由主义不同的哲学基础，这一努力形成了一篇文章，发表在1983年的《英国政治学杂志》上。本书的许多工作是这篇文章一些观点的详尽阐述。

   不过，杂志那篇文章的许多材料取自当代。我想，如果缺乏这一问题的历史层面的阐述，那么本书就是很不完整的。因此，就有了18世纪古典自由主义一章。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是一本历史著作。它可被较多地看作是一系列集中于某一主题的论文集。坚持休谟和斯密的重要性，在于他们确定了当代大多数有关古典自由主义的争论的议程。在我看来，他们两位在这方面超过了洛克。我试图探讨的是一些同个人主义思想有关的分析性问题和概念性问题。我在“无政府－资本主义”一章中专门对此作了论述，这是因为个人主义思想具有它内在的吸引力，而且也因为它以特别鲜明的方式展现了自由主义智力体系的一些一般问题。此外还有这一情况：一些人们熟悉的政治思想史著作差不多完全忽略了个人至上的无政府主义，至少在与社会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相比时是如此。

   本书的一个空缺一定会使读者大感惊讶，这就是少了专门论述海耶克的一章。这有两个原因。首先，我在其他地方曾对海耶克作过大量论述。必须承认，对这位伟大而深邃的思想家再作评论，我已有厌倦之感。更何况在过去两年里出现了一些重要的研究和论述海耶克的著作。但是，尽管如此，在本书“奥地利学派”对自由思想的贡献一章以及其他的章节里，仍然有一些有关海耶克的论述。其次，我认为注重对个人主义的一些较为激进的看法更重要。多年来，人们只是偶然关注一下这些激进的看法，而现在对这些看法作一分析，此其时矣。

   还必须指出，我对政治思想的关心甚于对经济政策的关心。研究古典自由主义者和自由至上者的人士对两者的大多数政策提议是了如指掌的，但两者的哲学基础不同。这样，本书虽然不可避免地在一些地方要谈到政策，但读者会发现，对金融理论和政策、贸易周期、福利问题和减少政府赤字的复杂性，本书未作细致的分析。此外，我对采用的论证方式还要说一两句话。我是从一种内在的观点来看待古典自由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的一些哲学问题的，因而对个人主义的整体批评不怎么感兴趣（在集体主义者那里可以找到许多这类的批评）。但是，我热衷于探讨一些学说的内在问题，以及每一个自由主义的思想家是怎样对待这些问题的。本书可被看作是一种对自由主义者之间正在进行的一场辩论的说明。

   多年来，在对有关个人主义的思想进行探讨时，与许多朋友和同事的交谈使我获益匪浅。他们是约翰·格雷、约翰·伯顿、马丁·利可特、艾伦·皮科克、吉里米·夏墨、斯坦芬·利特切德、汉尼斯·吉索森、迈克·詹姆斯和克里斯·特姆。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读过本书的手稿，因而也不用对本书的谬误、遗漏和误解负责，但我仍从他们对这一急速扩张的学术领域所作的贡献——一些发表的和未发表的著作中受益良多。

   我在白金汉大学完成了这部手稿。我对我的秘书桑达·吉尔伯特深表谢意，感谢她在打印这部字迹难以辨认的手稿中所表现出来的全心投入、勤奋和准确性。此外，本书的写作当我还在伯明翰工业大学以及其他一些地方时已经开始，因此，我也对芭芭拉·爱伯特表示感谢，感谢她以她惯有的效率打印了本书的前三章。

诺尔曼·巴利

于白金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