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第十章（ｐ．１９５）提到，通俗科幻小说常常用机械论语言描绘人类行为，尽管它们总是一成不变地利用人类行为的目的面来增强戏剧性效果。这种依赖行为主义条件作用或信息处理理论（控制论）的倾向，在持续畅销的自学书中也很突出。然而，尽管这种情况属实，明显的事实是，这类书的内容中被证明最有用的东西却是强调人类行为的目的面。结果，自学书中所显示的人类形象与普通心理学教科书中所显示的人类形象之间有很大差异。虽然这些通俗心理学的书每年都卖上数十万本——无论按什么人的标准，这都是一个相当有代表性的（虽然可能是中产阶级的）题材样本，但现代心理学家却极少把这些书的内容视为研究这类不惜破费、不遗余力地买书读书的人的证据。在本章我们却正要这样做。 共同的主题 在这些自学书里，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共同的主题。当然，这些书总是从内省角度写的，因为这样做是为读者指出一条有益的行为之路。书中通常用的是第一人称，有浓重的口语味（包括俚语，偶尔还有粗俗语），有时还恰到好处地插上一些幽默。另一种主要手法是用榜样来激励人。读者不时会在书中读到文字简洁、生动形象的名人轶事，从前的学者从事研究的介绍，或者作者曾经治疗过的心理疗法病人的病历。如果采用像戴尔.卡内基课程或埃斯特那样的集体参与方法，通常还会给参加的人有机会作见证，形式很像宗教集会或全美戒酒协会集会上的办法。这些见证对参与者（和读者）是一种安慰，表明他们与别的病人并没有什么大区别，所以他们也可以指望提高信心，找到更令人满意的生活方式；别人已经取得的成就他们也同样能够得到。 如果要描述各种自助方法的通用哲学，我们或许可以用以下几个字来概括：现时性-现实性与真诚。重点则放在现时行为的实用性上。这并不意味着把读者与未来分开，因为整本书的要点是要改善读者未来的行为表现。但是，一旦取得这种新的生活方式，要点就是现在的生活过得更充实一些。毕竟，一件实用工具总是要“马上”用来产生效益，就像我们用它来解决现时面临的问题一样。这也要求一个人对自己作出估计时具有一定程度的诚实性，即在评价自己的能力和缺点时要实事求是。人们倾向于逃避自己行为的责任，他们不愿接受面前的现实，因而现时出现的事件往往在以后的生活中反复出现。这就是他们常常无法过上最充实的生活的原因。那些通俗书鼓励人们对事物作诚实的估计，承认自己在发生的事件中的作用，然后力求改变这些事件使之对己有利。 与此有关的另一点是，这些书通常很强调真诚和自发，但并不总是这样，因为有些书的重点是想尽力操纵别人的行为。可是总的来说，通俗书所传递的信息是，当我们能按它们推崇的方式自发地行动时，我们就最幸福，最容易收效。这些书通常还提倡内在道德，而不是把道德当作工具（见第五章，ｐ．９４）。当一个人对死守规章、推卸责任、梦想将来无风险的生活这些事最少关心时，他就活得最有生气！ 在交待了这种哲学背景和直接为读者而写的方法后，这些书接着以或多或少直截了当的词语列出了很多个“如何做”和“如何不做”的行为模式。那些“如何做”被认为是读者所要追求的，但读者也会被那些“如何不做”迷住，因为他们现时的行为常常被那些“如何不做”所困惑。那些正面的“如何做”往往被列成“增强信心的６种途径”之类的形式。那些“如何不做”就不是那么直截了当了——它们往往以个人见证、临床病历或一系列导致不良人际关系的坏习惯（小动作、幼稚的举动等等）之类的形式列出。 直至如今，还没有什么人对这些书的读者的经验作过透彻的研究，所以我们还很难说出什么东西对读者的帮助更大——是读者读到其他“像我”这样的病人时所得到的情绪安抚，还是把书本提倡的条条付诸实施而使人得益这种以解决问题为中心的方法。由于这些书推荐“如何做”的条条款款是重复出现的，以致读者读了三四本以后几乎就可以预见到另一本将说些什么，所以，读者所得是书的内容比宣传的实际效益要多。读这种书时，肯定有读祈祷书那种感觉：只要情绪稳定，书的内容冗长累赘也就无所谓了。 现在我们就要检阅一下一些通俗自学书，以便更确切地看清楚它们的基本理论主张是什么。我们的取样并不是包罗一切的。我们的目的不在于评述这些书的内容本身，而是要找出特定的一本书所描写的人的基本形象，并看看这种形象在多大程度上和我们的下述主张相吻合：所有这些书所依赖和推崇的是这样一个有机体——他的行为方式是响应，而不单是反应或中介。 如何赢得朋友影响他人 “如何做”这类书的典范无疑是戴尔.卡内基《如何赢得朋友影响他人》一书。此书最初出版于１９３６年，是他在自己开设的成人教育课程中提倡的自信哲学的总结。在这些课程中，他指导各行各业的人如何在公共场合说话、如何推销商品，以及生活的艺术。卡内基毕业于一所州立师范学院，在学时以能言善辩著称。虽然卡内基在此书中曾一度用过“人类工程学”这个词语，但是他采用的方法却并没有具体的理论倾向。此书给人的印象是，他说的是平凡的扬基式常识。他一开始就强调人是感情人而不是逻辑人；每个人都想获得个人的“重要感”。为了弄清楚什么东西使一个人觉得重要，我们必须从他的“角度”看待事物。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影响他人的唯一方法是谈论他想要的东西并告诉他如何得到它。” 一旦我们知道别人想要什么并假定我们可以把这件东西送给他以后，剩下的问题就是要成为别人喜欢与之打交道那样的人。卡内基推荐了好几种使别人喜欢我们的方法，如对他们表示兴趣，总是脸带微笑，记住他们的名字，善于倾听，等等。在你摆摊卖货时，基本的东西是使对方相信“你们俩人所追求的目标都相同，唯一的不同只是方法而不是目的”。在此，我们又可以遵循如下规则来争取朋友，即：避免争论，尊重对方的意见，承认自己的错误，在谈话的早期就使对方说“行”，多让对方说话等。尽管这样的规则似乎是操纵人的手段，卡内基还是坚持认为，如果一个人在人际交往中不诚挚，他还是不能真正成功有效。在书中好几个地方他都提醒读者，要使他人觉得重要就需要我们真正相信自己的所说所为。他概括说：“……本书所教的原则只有出自内心时才行得通。我不是在推销一大堆花招，我是在谈论一种新的生活方法。” 接着，当卡内基对这种乐观主义哲学作进一步阐述时，他提及两点并使之成为他重复“如何做”中的主要内容。这两点实际上是一个共同主题的翻版。第一点讲的是通过有意识的努力使自己成为自己所希望做的人。皮尔会把这种情况称为积极思维（见下文）。 比如，卡内基鼓励读者学会如何面带笑容，学会通过吹口哨或哼曲子“摆出快乐的样子，你就会变得快乐”，使自己进入适当的心绪状态，以此作为销售成功的准备工作。第二点讲的是自我实现的预言。卡内基指出，人们喜欢实现我们给他们贴上的称号，所以我们事实上可以用给他们赋予适当形象的方法来影响他们：“给一个人标上好名声让他去实现。”如果我们在谈话时承认一个人诚实，有良好的辨别力，然后假定我们预先有件好产品要卖给他，这时，这个人在感情上是会决心站到我们一边来的，因为他必须实现我们的评价一开始就赋予他的良好辨别力。 这是一本经典著作。两代多时间来，全世界已有数百万人读过它。从此书中我们得出什么结论？可以肯定，此书的目的性应该是清楚无疑的。卡内基是在要求我们帮助每一个人取得自己的目标，无论这一帮助能否给我们带来金钱上的利益。他没有讨论需要调整的机器或是需要操纵的反应。卡内基谈的正是响应性！当然，我们必须老老实实地承认，并不是每一个选修卡内基课程和阅读卡内基著作的人都可以说为这种兄弟般情谊的内在道德所感动。卡内基的学生中肯定还有大量的工具主义者。但是他的方法赖以为基础的人的形象并不是这种类型，而且，目的论者必须坚持认为，在评论它的原则是否有效时应该认识到这一点。 积极思维的威力 在“如何做”运动的历史上第二本最有影响的书肯定是皮尔（Ｐｅａｌｅ）的《积极思维的威力》。作为新教的牧师，皮尔自然以人的目的倾向作为他的方法的基础。但他也朝着他先使用的、后来又为人们仿效的更为机械论的解释方式迈出了一步。他在引言部分告诉我们他的书可以教人们“如何不‘意欲’什么”。皮尔是在说我们能够自由地处理那些我们可能为之发出行为的断言，然后有意坚持地把它们贯彻下去。 心灵充满自疑和自卑感的人真是太多了。如果他们努力用坚强的信仰来取代这些东西，他们就能抵制可以称之为消极思维力的东西，而用以抵制的则是这种消极思维力的辩证对立面，即对上帝德性的积极信仰。 他谈到有一位推销员（想想卡内基！）用这种方法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每天当他处理推销业务时，他就从一叠卡片中选出一条他随意从圣经上抄下来的语录并把它钉在自己汽车的仪表板上。让我们假定这条语录是“上帝若帮助我们，谁能敌挡我们呢？”（罗马书８∶３１）当他出去巡回推销那一天的商品时，他就记下了这段语录。由于所有圣经语录调子都是积极的，所以他就行之有效地积累了很多积极观念。这些观念则在他的人生观进而在他的销售记录上反映出来了。皮尔就用这种策略作为他整个方法的基础，把它扩大到既包含宗教思想（祈祷语）又包含别的积极思想之形式中。祈祷语当然会涉及到一些消极的东西，但皮尔劝读者不要做这种消极的祈祷。 皮尔借用了他的一个朋友的词语作为他的“祈祷力”的总方法，建议我们（１）祈祷化（ｐｒａｙｅｒｉｚｅ），即每天创造性地祈祷，不要老是想到要东西，而只是想到上帝；（２）图象化（ｐｉｃｔｕｒｉｚｅ），即以愿望的形式把我们在上帝影响下想要过的那种生活、我们希望达到的目标想象出来；以及（３）现实化（ａｃｔｕａｌｉｚｅ），即不做任何具体的事情而感觉到我们已经图象化的目标开始实现了。正是在有关祈祷力的详尽阐述中皮尔开始架起了通向机械论解释的桥梁。他认为我们能够把祈祷语送向别人，甚至送向我们的敌人，并能取得良好效果。他本人在每次演讲之前就曾探查过一群听众，从中选出一位脸孔不善的人并在上台前为他祈祷。在他演讲完以后，那位不友好的人告诉他他的态度变了，从初时的不喜欢变为喜欢皮尔的观点。虽然卡内基可能会把这种态度的变化归因于皮尔的雄辩技巧，但皮尔却有不同的看法： ［给那位听众］带来这种效果的不是我的演讲，而是祈祷力的发放。在我们的脑里大约有２０亿个小蓄电池。脑可以通过观念和祈祷语送出电力。人体的磁力实际上已经被测到了。我们有数以千计的小发送站。当这些小发送站被祈祷激发时，一股巨大的电力就会流遍人的全身并能在人与人之间传递。我们可以通过祈祷送出电力。祈祷既是发送站，又是接收站。 暂且不谈这种观念转移是否具有效力（仍处在争议中，至今未经科学证实），皮尔在此采用的方法把三个截然不同的问题混淆了。第一个问题是：影响人的究竟是送出的观念的内容还是电流本身？前一种情形我们可以用目的论来解释，因为观念最好被描述成心灵“为之”（目的因）而发出有意义行为的形式因；后一种情形我们可以简单解释为质料因与动力因参与的一些信号触发另一些信号的过程。第二个问题是：祈祷语难道不是观念吗？如果是，那么把祈祷语与任何其他形式的“积极”观念区别开来又有什么必要？最后一个问题是：如果在观念转移的过程中有任何积极观念在起作用的话，那么究竟是什么东西不许我们得出下面的结论：促成观念转移的不是宗教，而仅仅是积极观念（宗教或非宗教）内容的映射？正如我们将在下面看到的，在信奉皮尔的通俗心理学著作中，对积极面的强调依然保持着，而那些宗教语汇要么被删掉，要么就处于非常次要的地位。 在他列举如何通过积极思想树立自信心的例子时，皮尔引述了很多宗教以外的可能性，如构想出一个人自己成功地完成某项想完成的任务的图象，最大限度地减少自己遇到的困难，不为别人所吓倒等等。他的中心点是：我们是自己命运的主人：“谁决定你幸福还是不幸福？答案——你自己！”关于这一点，皮尔有一些强有力的科学证据。心理学家在要求受试人学习语言材料（词语、故事等等）和图象材料（辨认脸型、图画等等）时发现，受试人如何判断这个任务或他自己，对他将扩大或延伸何种类型的意义具有重大影响。例如，如果他喜欢这个任务或者喜欢作为一个人的他自己（即有“自信心”），他学会那些他个人喜欢的东西的可能性比学那些他不喜欢的东西的可能性要大。反过来说，一个不喜欢这一任务或他自己的受试人更容易以消极的而不是积极的方式取得个人意义。 这一现象的实际例子可以是：一个人去参加一次晚会，但预期自己玩得不好；由于有这一断言，他实际上将过上一个令人不满的（不喜欢的）夜晚的可能性要大得多。一个十分喜爱垒球但坚决不喜欢冰球的球迷很少会注意到或细想对他的业余爱好持批评态度的新闻报导。但是，如果有一道贬毁冰球的消息传开了，人们多少星期以来就第一次看到他阅读和评论他这一最不喜欢的运动的题材。当然，当这种沿着消极路线延伸意义的倾向加深，因而这个人在生活中找不到任何带给他满意感比不满意感更多的东西时，我们就会看到神经症症状在他的行为方式中出现。由于最终对生活作出评价的是这个人，所以，我们可以认为他的确能决定他的生活是否幸福。同时，我们也绝不能忘记潜意识意向所起的作用。 所以，皮尔关于人创造了他自己的感情境遇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人还创造了他的自我形象。如果这个人允许别人的观点给他个人形成的评价添上太多的色彩，或者允许这些观点“作怪”过度，那么通过停下来更现实地考虑自己所处的环境这样简单的办法，或通过［辩证地］检讨他所面临的抉择，一个更令人满意的自我形象或许能够形成。有了关于自己和自己生活境遇的不同断言以后，新的响应过程就［通过辩证变化］发生了。为了促进这一新定向，皮尔建议把一个人的优点和弱点开列在一张纸上。这张清单通常会使我们懂得，我们生活中的积极因素比我们在注意自己的消极因素时体会到的更多。为了在用上帝赋予的积极观念更新我们的理智之前把消极观念清除出去，皮尔还主张我们每天对自己的头脑作短时间的清理。他有很多验方可以帮助读者重新排列一种满意的生活方式因之得以实现的前提。在他的心理学中，目的论气味是很明显的。但是，他的半科学处理方法，却在“如何做”这类书的传统中帮助打开了用新的方法来叙述老一套事情的途径。 搞小动作与交易分析 卡内基与皮尔的这一类书是从科学领域本身以外的角度写的。但是，用通俗方法描写本书在第八章里谈到的人格经典理论的人，在历史上也不乏见。弗洛伊德（１９０１年）出版的第一批书中有一本叫《日常精神病理学》。他试图在书中证明我们每天经历到的笨拙行为，如忘记名字和笔误，都是由精神决定，因而是有意向的。阿德勒也写过像《生活对你应意味着什么》这样的书，都是直接面向通俗市场。而且，还有很多别的精神病学者和心理学家也像他一样干。在最近几十年中，人们对所谓的交易分析（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缩写为ＴＡ）有相当大的兴趣。这一方法的创始人是伯尔尼。他的书（心理疗法中的交易分析，和《人们玩的游戏》为这种方法建立了理论框架。后来，哈里斯的书《我好——你好》又对此有所发展。作为神经症学者，伯尔尼（已故）和哈里斯两者都可以被认为是通俗市场上这些科学学科更为“正统”的代表。 伯尔尼设法把弗洛伊德的理论与信息处理语汇结合起来，因而得到了人的实证形象。虽然弗洛伊德讨厌辩证法，但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他总是在描述人的行为时捕捉到那种矛盾对立的两物指一物的气息（见第三、七章）。伯尔尼声称，从心理角度考虑，我们每个人都由三个性质截然不同的行为“系统”组成，用口语说就是孩子态、父母态、成人态。这些自我状态分别代表孩子般的行为模式、我们的父母或类似的权威人物的态度和措词，以及当每个人成熟以后都可以习得的、更加重现实的自主行为。由于两个人能在同一层面或从一种自我状态层面向另一自我状态层面发出相互影响，社会关系或交易就变得复杂起来。每当丈夫对妻子明显的财务管理不善提出质疑时，妻子回答的“你不爱我，否则你不会那样对我说话”就像一个孩子态对现实地形成的成人态抱怨作出的回答一样。 在他的第一本书（１９６１年出版）中，伯尔尼用心理能说对这三种自我状态中的这一种或那一种如何在任一时间点上统帅外显人格这个问题作了解释：“……以某种方法受到精神倾注的自我状态将具有执行权。”但是，当他那本有关小动作的更广为流传的书出版（１９６４）时，他却主要强调了控制论语言。三种自我状态在书中被说成是几组连贯的行为模式，本质上是在编制人际间不断进行的交易程序过程中的中介因素。这种交易本身就是洛克式积木的一种形式，是一个含有所谓的人际“安抚”交换或安抚失败这样的社会交往单位。安抚类似于正强化物，是一种比喻，就像母亲爱抚着躺在她充满爱的怀里的婴儿一样。 按照伯尔尼的说法，我们在生活中都渴望得到这样的安抚刺激。这种渴望到头来变成了渴望承认，即我们寻求别人眼里的赏识和有地位的表示。我们也有构筑自己生活的动机。我们渴望构筑，还需要避免平凡乏味。我们的时间就这样被我们的文化（如在社交礼节方面）、现实需要（如做饭需要时间），以及我们个人对人际关系顺序的处理，以团团转的方式为我们规划好了。这就是游戏出现的地方，因为它是一组反复出现的、有个人时间结构的交易。所有三种自我状态都可以加入游戏或任何交易中去。伯尔尼用控制论的口吻说：“交易通常以系列的形式进行。这些系列不是随机的，而是有规划的。规划方法来源于这三者中的一个——父母态、成人态，或孩子态；或者一般来说，来自社会、物质或癖性（即具有个人特色的游戏）。” 游戏基本上是不诚实的交易。在这样的交易中，某个“运动员”要么寻求安抚，要么受骗上当而相信他将会受到安抚，但到头来却得不到！例如，在“滚吧，小鬼”的游戏中，一位妖娆的妇人在鸡尾酒会上与一位男人眉来眼去，恣意挑逗。当他把她带回家中，完成了这个游戏中明显的“最后一步”时，她就要他滚蛋。这个游戏的要点是：那位妇人又一次证明所有的男人都是“畜牲”。她并不是在卖弄风情；她的所作所为只是像她平时“总是”在鸡尾酒会上作的一样——而且，总是有个“畜牲”对她作出过分的举动。性求爱之所以莫明其妙正是因为人是自发的，在人际关系中是不受限制的。坦胸露背的服装“够风度”，这就是她穿这种服装的原因……等等。从医学诊断的角度说，那位妇女没有意识到她的游戏计划，但她的行为却是勾引性的。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游戏。然而伯尔尼却也勾画过好些甚至相当简单的交易。在这样的交易中，一个人可以使另一个人丧失警惕，或如俗语所说，把人“打倒”。 有趣的是，我们注意到伯尔尼描述的第一个游戏基本上是以辩证交流为基础的。这个游戏叫“你为什么不——是的，但”游戏。它可以按如下方式进行。一个人对听者抱怨自己的工作，听者就以明确的观点回答：工作总是可以变换的。然后前者对此提出反驳：“对，但我在目前的工作中已资深位高，我不想失去它。”这个游戏的下一轮是：“那么，你就得设法更爱你的现工作了。”“是的，但如何设法呢？”第三轮：“唔，由于你如此讨厌早起，或许你可以转上午班。”“好的，但那样当我的孩子们放学回来时我在傍晚就不在家了。我会牵挂着他们。”……等等。这种游戏是没完没了的，因为说“是的，但”的那个运动员并不愿让对方得到已经解决了问题这种安抚。辩证论者会指出，在这样的交流中，这个游戏不单单是一个人“发出”、另一个人“接收”信息的问题。实际发生的事是：在一个运动员提出一个建设性意见时，另一个运动员则照例把道理推向其反面，直接摆出根据拒绝在对话的另一边表达出来的意义。从这种意义上说，那位“提供帮助”的人总是在造就自己的否定。 正如上面所指出的，伯尔尼认为也可能发生没有游戏的交易。在这样的交易中，人们会更公开更容易地互相安抚。这就是哈里斯书中“我好——你好”一语所指的那些交易，即所有交易参与者之间的互相承认和共同价值感。从哈里斯更强调控制论术语这种情况看，在６０年代，交易分析已明显地偏离了心理分析。伯尔尼和哈里斯都从彭菲尔德的著作中寻找他们的理论根据。伯尔尼说：“人类的大脑是精神生活的器官或组织者，它的产品则以自我状态的形式被组织和存储起来。彭菲尔德及其同事的发现中已有这方面的证据了。”哈里斯把人脑比作计算机的磁带，把它看作一部高保真录音机。而且，他还引用彭菲尔德的话来证明人的脑子就等于人的心灵（自我状态）。为了使事物保持历史的原貌，我们不应忘记彭菲尔德那时还未写出《心灵的奥秘》一书。在此书中，他特别否定了心理活动可以与大脑官能划等号的说法（见第十章）。 但是更重要的一点是，就如皮尔的著作所反映的，５０年代的通俗心理学运动明显地具有目的论倾向，而到了６０年代，我们就看到越来越大的趋向把人说成机器了。哈里斯说：“成人态（自我状态）是一台数据处理计算机，在处理了三种来源的信息后他才作出决定。这三种来源是：父母态、孩子态，以及成人态已经收集和正在收集的资料。”他谈到孩子态资料使病人的计算机超负荷。这不仅是用在出版物中的半科学行话，而且适用于实践的说法被他的一个病人如下的话否定了：“可我的计算机最终还是启动了。它使我意识到我还有别的选择——我的成人态能评价当时的情景并为我的孩子态说情。”请注意反映在上述措词中被动的、洛克式的人性形象。我们可以把交易分析的治疗目标概括如下：给人们编制新的程序；使他们处于平等的关系中；相互承认各人都是成人；偶然使用孩子般行为作为自发的源泉，但基本上避免依靠父母的态度。正如伯尔尼令人开心地表达的：“这整个准备过程（即交易分析中重新编制治疗程序的过程）实质上是使一个人能友好地脱离父母［和父母态的其他影响］，以便间或惬意地去探访他们，但他们不再处于支配地位了。” 虽然这种与父母分离的建议或许是明智的，但是，事实上伯尔尼和哈里斯是如此地混淆了目的和非目的术语，以致他们的方法能够在临床医疗上行得通的原因变得含糊不清了。阿德勒就曾谈到过人际关系［交易］中的小动作，但他还认识到，这些原因是具有内在目的的有机体所采用的、然后以响应的形式显现出来的前提（见第八章，ｐ．１５５）。按照阿德勒的心理学，那位病人的计算机并没有“启动”，但肯定和辩证变化无疑是出现了。哈里斯的书特别充满了目的论词句，而且他一度引用特鲁布勒德的话，大意是认为人的心灵是以目的因为依据而工作，所以不存在的东西也能影响存在的东西。哈里斯还支持杜兰特如下的提法：当我们知道为什么在做着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时，我们是自由的。哈里斯似乎不如彭菲尔德那样认识到计算机或无论是自我状态或别的什么都绝不可能知道为什么自己在做着自己正在做的事情。这就是彭菲尔德把心灵双重化并提及程序编制者的原因。知道存储的信息与认识到一个人的思想是以它为之而着手工作的“那个”为根据，并不是同属一个种类的“先验认识”（见第十章）。 从交易分析中得到裨益的人们并不单单在输入更多的资料，或给旧电路更新程序。正如上述那位病人所说的，他们已开始认识到在生活事实的模式方面具有一个以上的视角可供选择。这种马赫式见解（参阅第五章，ｐ．８６）并不限于科学描述；它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要理解任何与所有人心灵中所意欲的意义，我们就必须总是考虑到他们的倾向、他们的康德式观点、他们的卡内基“角度”（参阅上文）。彭菲尔德绝不能用电刺激得到这种观点、这种对立面。所以，他得出了恰当的结论：心灵和大脑并不是同一种东西。记忆库肯定有，但这种机制总得由编制程序者来解释和分析。尽管伯尔尼对彭菲尔德的发现有自己的见解，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程序编制者具有孩子态、父母态或成人态的特性。的确，可以肯定地说，孩子般或父母般行为的内容一定是在记忆库里，而不在程序编制者这个角色里。 这样，剩下来的就只有一个极大的可能性：人们正从一种研究社会关系的方法中得到相当大的好处，但这种方法却利用他们的自由意志以非目的行为解释的错误类比来解释它。弗洛伊德总是意识到用里比多理论解释人类行为似乎是多余的（见第三章，ｐ．４７）。我们只能怀疑现代交易分析的推崇者究竟如何严肃看待充斥自己的方法之中的伪控制论术语；或者，他们究竟是否体会到在解释病人体验到的好处时，心理疗法医生运用的这个或那个理论解释所暗含的因果区别。 心理控制论 国际著名的整形外科医生麦克斯韦莫尔茨创立了称为心理控制论的自我管理方法。他把宗教主题和机械论结合起来并告诉他的读者：“……在创造人的时候，我们的造物主赋予人一种伺服机制。这种机制比人至今创造的任何电脑或导引系统更为奇妙，但都根据相同的基本原理进行工作。”动物不选择生活目标，但人却要去选择。我们人类所选择的目标种类，以及我们对取得这些目标所具有的信心，则随我们从记忆库里选择的、将被伺服机制采用的过去记忆而定。成功的诀窍是编制正确的程序，因为正如读者被告知的：“在你的大脑内有一台非常小的电子计算机、一部磁带录音机，即一种自动伺服机制。这是一种你对它像电子计算机那样操作的成功机制，是将帮助你迈向目标、夺取目标的机制。”的确，上帝要人取得生活上的成功。 心理控制论的意义在于适当地运用我们脑子的成功机制，操纵我们的心灵向生产性有用的目标前进。在此，我们要特别提到成功，因为在大脑中还有一个失败机制在工作。事实上，生活的核心战斗问题就是哪一种机制取得最高地位的问题——是我们的成功机制还是失败机制。这一战斗的焦点事实上就是自我形象。一个人是根据他对过去行为的回忆和他如何处理目前行为来描绘自己的形象的。这一形象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依我们如何把它编制成程序而定。成功的窍门在于提高我们的自我形象，用保证我们的积极伺服机制指导事物的方法，使我们从个人的挫折失败走向成功和胜利。 有很多东西共同图谋削弱一个人的自我形象，以消极的方式描绘它。内疚感就是我们的成功机制与失败机制斗争的结果。莫尔茨告诫读者：“不要让你的良心统治你；你要统治你的良心。”心理控制论的一个基本概念是习惯，其基本定义是被编成程序的经常行为。恰当的心理调节意味着养成适当的习惯。精神神经症是坏习惯的结果。学会如何成功地生活需要实践，以使好的习惯能建立起来。莫尔茨就是在这里给读者提了一个又一个建议，告诉他们如何提高自我形象，建立成功的行为习惯。他对意志力十分强调，告诉我们要“渴望改进”，开发隐藏的资源，随着机会的每日出现而把握住它们。他还强调人们所熟悉的放松，强调要清除心灵中那些自拆台脚的思想，重新拥有能激发灵感的小花饰和容易记住的、却切合实际的方法。 读者必定会同意我们的看法：在心思控制论里，我们看到机械论与目的论对位出现，但没有真正分清哪一个是所取得疗效的基本源泉。彭菲尔德脑研究的证据在此随处可见，但得出来的结论却不为他所接受。成功和失败之间很容易用辩证法解释的动态冲突被加上了实证性的黑白分明的解释。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如下主张的有效性：成功和失败很容易区分；它们代表着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机制，而不是对同一机制的不同结果的评价。成功和失败表示的是按照一定的而不是别的根据对行为的评判。使人觉得脑的记忆库开有两个口子，一个标志着成功另一个标志着失败这种做法，肯定歪曲了彭菲尔德的研究建立起来的、已经成为事实的关于人类经验具有双重性的观点。 等级与权力游戏 现在我们转向一个稍有不同的问题，即人的行为等级以及这一等级结构里地位和权力的考虑。劳伦斯.Ｊ.彼得（初时与雷蒙德.赫尔）创立了广为引用的彼得原理。这一原理认为，每一个人都在一个地位逐渐重要的等级中前进，直至达到他的不能胜任水平。这样，在私有企业和政府的公共官僚机构内，职位终将被那些无力执行所需职责的个体所占据，而这种情况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得小心，别把彼得原理看得太认真了，因为至少在他论及这个问题的第一本书里，他对书中表达的观点带有挖苦的口吻。这些观点的流行似乎促使他写了《彼得处方》一书。从此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强调了更传统的“如何做”。 虽然篇幅不允许我们对这个题目作全面的讨论，但彼得逗人开心的幽默写法却允许我们指出，我们认为有趣的东西往往有赖于词语表达或事件进程的辩证扭曲。当彼得说到“没什么东西失败得像成功”时，他就因为那个出人意料的正反两词同用而使我们觉得好笑极了，就像当一个权力大而“体面”的人上讲台时绊了一交，然后红着脸盯着我们，使我们都知道他毕竟跟我们一样时我们抿嘴轻笑一样。通过把成功辩证地变为失败，彼得道出了有关人类本性的一个真理；而这一点是莫尔茨的心理控制论所永远做不到的（参阅上文）。 可是，我们得遗憾地说，当彼得开始对人类行为作基本描述时，像很多心理学家一样，他（他取得的是教育学博士）似乎陷入了本能和强化的语言之中。这一点在他开始推出处方之前并不很明显。但甚至在他最初的著作中他就已谈及了等级本能。他声称：“……人类生性本质上是分等级的。他必须而且会有等级，无论这些等级是家长式的、封建式的、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那些写等级的人很容易就会把这种据称为本能的倾向追溯到达尔文的某个概念，如生存之争、动物所具有的领土要求，以及弱肉强食的等级，等等。但是，等级也是目的评价的产物，是人们追求、获取事物并把这些事物用来扩大个人权力的反映。经济能力使人具有多种生活方式的抉择，就如整个社会经济层次中有所谓下层阶级、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这种行为范围所证明的一样。但是，这样的阶级成分是以本能（由于人的生物特性里的质料因和动力因而产生的形式因）为基础的，还是这样的等级中仍有意向和欲望的一面（引入目的因）？ 彼得认为皮尔可能过高估计了“推”力，即自我推动以取得成功的欲望。他杜撰了一种［霍雷肖］阿尔杰情结，荒谬地认为早上班晚下班的雇员得到的常常只不过是同事们的敌意。那些人对不称职和平庸并不介意，因为他们期望论资排辈或随便受“提携”而得到晋升。彼得的目的是使人们离开这一向上的等级提携。要过上令人满意的生活，一个人就得找到他的能力层次并停留在那里，因为晋升是不称职的原因。他推荐人们使用创造性无能来取得这一目标，即刚好使自己在现任工作中无能到不致被降级或开除，但又确保不会被提升。 彼得处方是使人过上好生活又不陷入“向上，向上，哎呀！”这种沿等级梯子上升的圈套。那些沿着晋升的阶梯爬到不能胜任水平的人被称为队列行进中的木偶，而彼得分派了“人杰”（Ｈｕｍａｎｉｔｅ）这一角色作为这种盲目地按照等级的表示而不是按个人意愿工作的人的对立面。人杰是一个人，他实现了自己的潜力，并由于在自己的自然等级水平上具有创造性、信心和胜任感而得到满足。正是在这样开始详细阐述人杰这个角色时，他的论述才开始更像传统的“如何做”一类的著作。他劝诫人们恢复身体的生机，松弛下来，使自己成为自己的主人，给自己肯定新的信念，等等。他还从这里开始倒向强化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了他在详述攀爬地位等级阶梯的“有失检点行为”中所取得的神奇笔法。他说：“当一种行为造成痛苦和不舒服感时，这一行为以后将倾向于减少。”可这是真的吗？当竞争和批评开始对生活产生不利影响时，有多少个队列行进中的木偶失去了向上的推力？ 彼得十分强调有导行为和增强积极的自我观念。他鼓励我们把力量集中在我们能力所及的范围内，争取预见到我们在什么时候将达到不能胜任的水平。一个人杰总是能分清自己的生活目标，而不仅仅选出一个方向但又不知道这个方向通向何处。 这肯定意味着对生活目标的现实估计。尽管如此，当我们真正着手认真分析人是如何取得这些目标时，就可以看到彼得背离了他自己的教条式心理学说教，倒向那些虽然正在没落但在心理学中仍占优势的洛克式学习理论。在一个引人注目的段落里，他把人的一生概括如下： 在成长中得到的满足感或强化始于食物，并通过身体接触、言语、社会认可、物质占有，与环境、金钱和其他代币系统的交互影响能力，对成果的认识，以及自我评价等而取得进展。上述每个阶段都含有更早的强化物，所以，这些成长阶段代表着对强化物反应能力整体的扩大。 这实在是条件作用论的传统观点。它使我们觉得，彼得把自己开具处方的角色看得如此认真未免太失幽默感了——如果不是失去人性意识的话。我们又一次得到了这样的人的形象：人的成长被动多于主动，尽管其成长所依赖的原则具有明显的目的因素，如目标的取向、前途的规划、知道何时已得到了预定的目标等。 所以，当我们转向迈克尔柯尔达名为《权力！如何取得，如何运用》一书时，我们有某种轻松感。柯尔达是作者兼记者，所以，他的职业使他不必把他自己在等级中看到的权力模式和教条式的心理学研究理论联系起来加以论证。他这本书是我们在前面讨论过的有关小动作主题的书的翻版，但他特别具体地集中讨论了人们在攀爬权力等级梯子——通常是一个商业机构——的竞争中使用的策略。这些策略不一定是潜意识的。柯尔达同意彼得的见解，认为晋升并不以功劳为依据，而是以一个人因忠实于自己的上司或工作本身（即资历）而得到的赏格为基础。柯尔达不是以本能理论来解释这些东西。他对等级的起源采取了常识般的目的观。他指出：“……如果不是希望晋升，很少人会在生存所必需的工作以外再去作什么。” 权力是指一个人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能够取得它。权力的目的不单是取得金钱的酬劳，还要在生活中得到自主权、独立性和满足感。柯尔达讨论了不同类型的人“玩弄”权术的方式。他指出了其中一些人的姓名，另一些则是匿名的。正是在分析这些人如何玩弄权术时他的书表现了明显的“如何做”特性。吓唬人的技术就是这样一种权力游戏。弄权者往往走进对手的办公室肆无忌惮地使用他的电话，有可能的话还占坐他的椅子。开会时他又故意点出对手的名字，对他进行蛮横的突然袭击。弄权者跟来访者谈话时把桌子放在自己与来访者之间，而不是让他们坐在桌子的旁边。弄权者在办公室聚会方面也有一定的行为方式，柯尔达对此曾有一番娱人的描写：那些有地位的人总是先坐在办公室的角落里，那里有一大群志同道合的追随者围着他们，然后他们才走到靠近酒柜附近的中心区；有权力的办公室通常也位于一座大楼的角落区；会议上的座席安排也象征着权力等级，通常都是从出席的最有权力的人起顺时针排列。 很明显，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以社会关系模式为基础的意义，即形式因方面的概念。人是能够延伸意义的有机体。他向往那些有利于生活、能改进生活的东西，并根据具有这些潜在报酬的迹象作出响应。如果没有这些有一定模式的迹象，我们在生活利益的海洋上就会在心理上随波逐流。虽然行为主义心理学家们使人觉得在生活中取得报酬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但事实是，那些不止于简单的食物与饮水类“强化物”的报酬并不是那么清楚地向人的心理认识自行表现出来。那种人们经常提及的、被假定为像斯金纳堂而皇之的强化机器那样统治着我们的“制度”，并不像如此多批评家所暗示那样是单向地从上往下产生影响。我们文化中的报酬体系是经过谈判达成的，并以如下事实为基础：那些支付报酬和收受报酬的人们都需要一个有一定模式的大纲（形式因），值得他们为之而生存（目的因）的报酬就可以以此大纲为根据而确定。 在一个先进的文化中，生存的基本需要即食物、水、住房等等是很容易得到的。对于普通人来说，这样的报酬很难说是“促动”因素。一个人沿“报酬权力”的等级阶梯爬得越高，这些基本需要就越是不重要。柯尔达向我们显示了在工业等级阶梯“巅峰”上的人们是如何追求他们办公室的地毯的厚度、私人电梯，以及占有一个带桑拿室的私人浴室的。当它本来可以如彼得所述把自己限制在较低一些的地位等级上取得完全令人满意的报酬时，它却让地毯和这些私人占有物把自己拖累到早早就得了心脏病，这是什么种类的动物？狗或老鼠或猴子都肯定不会干这种傻事。我们被迫得出这样的结论：只有预先被目的支配的、能把报酬的模式定得高于并超越大自然提供的使人满意的基本物质的动物，才能作出如此具有讽刺意味的行为。人类能超越大自然的“自然”报酬，因为他具有超越生物极限、从全然不自然的生活中发现生活意义的智力。 埃斯特 我们将要评论的另一种“如何做”方法并不完全是评论一本书，尽管我们仍将以评论阿德莱德布莱名为《埃斯特：６０小时改变你的生活》一书为基础。布莱是一位心理疗法医生。她参与埃斯特体验，后来又支持这一计划并写下这本书。她写此书的目的不是取代正式课程，而是要把这一方法告诉公众。埃斯特的创始人维尔纳.埃尔哈德赞助此书，所以，我们觉得有理由把此书作为我们分析的基础。埃尔哈德的正规教育终止于高中，但在成人教育领域中工作过几年。据布莱说，他通过研究在“禅宗、佛教、道教、物理学、印度的佛旦塔、瑜伽、伊斯兰教的泛神论神秘主义、哲学、基督教、控制论、科学学、心理学、存在主义、语义学和商业”等方面取得一定的专长。埃斯特体验在两个周末进行，每个周末的星期六和星期日各有一节［大约］１５小时的体验（即四节共６０小时）。在体验中，有一个主教师、几个助手，参与者约２５０人都坐在一个礼堂中。中间的休息并不多。其中最常听说的事之一是一位参与者尿脏了裤子却说不再要紧（即他认了此事！）。埃尔哈德曾经这样概括他这一脑力劳动的产物：“埃斯特是一次６０小时的体验。它将给你的觉知开拓一个新的生活领域。这项培训是设计用来改变你体验生活的水平，使生活变成扩大满足感的过程。” 但是，从另一角度看，要想讲述埃斯特（ｅｓｔ，通常都用小写）“是”什么，那是错误的，因为这一方法的整个要点是使禅宗的“大彻大悟”成为一个人人生观的大前提（见第九章，ｐ．１８０）。只有在我们不再提出问题、寻求得到定义以后，生活中那种难以表达的体验才开始对我们的灵魂产生效果。布莱的书中充斥着我们可以从埃斯特“得到”什么或“得不到”什么的话语。从埃斯特课程一开始时起，授课人就告诫参与者说，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得到。这一点使人联想到佛教禅宗的圣人，以不答来回答提问，摇一摇棍子，或提一个公案让徒弟思考（见第九章）。即使如此，布莱还是以她的学生的话来作证。她的一个学生说：“我从埃斯特中得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是自己消极时对自己的认可。”布莱对下述事实印象颇深：责任成了埃斯特课程如此重要的主题，以致一个人总是被认为是他自己生活境遇的原因。这似乎是布莱自身的主要“收获”，因为她告诉读者：“我认识到我对自己的人生——整个人生、悲与欢——负有完全的责任。这过去是，将来依然是一项难以置信的启示。” 这种现实地接受人生中的现实的禅宗处方构成了埃斯特一词的两个含义之一。埃斯特是拉丁语“它是”的意思。这三个字母也是埃尔哈德小组研究讨论培训班（Ｅｒｈａｒｄ Ｓｅｍｉｎａｒｓ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的首字母缩略词。把它当拉丁语来解就正好道出了接受人生现实，不要总是为了人生去寻求解释、理由、借口、责任、愿望实现等等的观点。所有这一切都是阻?人们直接体验人生的心灵骚动。正如布莱的教师为她那个小组所作的总结一样：“我将把现有的一切告诉你们以便使你们认识人生……存在即实在，不存在即虚无。”他鼓励学生们不要追问自己已经作出的行为的理由。理由是我们在作出行为以后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辩解时才被想出来的。唯一重要的东西是承担我们对已做出来的事情的责任。 对于人们的信念，情形也是一样。如果我们为了给人生赋予意义而追求一种信念，我们就不能从人生中得到满意感。信念很容易使我们“卡住”——这是存在主义者（参阅第八章，ｐ．１６９）用来表示客观存在不再向前发展的术语。埃尔哈德似乎相信，取得个人满意感的唯一途径是抛弃我们所用的、体现着人工象征（确切地说是符号）的常规语言术语，以便使我们能敞开心灵，更直接地体验人生。埃尔哈德说，这是十分必要的，因为“无论我们的认识系统还是我们的语言，都不具经验的性质。它们只是我们经验的象征”。用词语描述事物必须让位于直接体验事物。埃尔哈德说，那些有所追求的人是不会得到的。“当你希望获得你想要的东西时，人生就成了一种欺骗。当你选择已经获得的东西时，人生才行得通。事实上，你得到的东西就是你原来选择的东西，尽管你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要生活下去，就要选择你已经得到的东西。” 这种哲学所具有的禅宗特征，就如们我们从此看到了另一个实用目的论范例那样明显。埃尔哈德承认，他对禅宗的研究对他的思想影响最大，虽然他同样满有理由地强调禅宗的实践跟埃斯特的培训全然不同。此外，对他的思想具有更明显影响的是控制论。但奇怪的是，控制论似乎与他的埃斯特培训格格不入。与禅宗的精神截然相反，就如“晴天霹雳”一样，他告诉研究班的参与者们他们是机器！ 这种辩证主题（禅宗）和实证（控制论）主题并存的情况使埃斯特的理论具有自相矛盾的特性。例如，布莱告诉她的读者，埃斯特的参与者在话语模式中很快就学会了使用“和”，而不用“或”或者“但是”这样的割裂意义而不是联合意义的连词。她对这一点印象十分深刻。她评论说：“我最终认识到，这意味着多种抉择的存在。它与非此即彼的思想相对立，而后者一直支配着我们的语言和我们的行为，但又通过词语和态度限制了你。”我们对她的评论所体现的一与多元观点印象颇深。再者，就语言的确限制人的理解这一点看，这是目的因决定的一种反映。语言的词汇规定了我们在“投入”生活时能根据自己在意义上肯定的东西认识些什么。我们认为，在取得看到多种抉择的这种洞察的过程中，布莱表现了辩证的而不是实证的变化形式（见第九章，ｐ．１７２）。 然而，当她告诉我们埃斯特如何产生作用时，布莱却转而用了一种计算机实证性比喻：“当我与你交流时，无论是言语交流还是非言语交流，你都作出反应……就像你的计算机按键被压下一样，无论你的反应如何，它都是预先编定的。虽然计算机可以有一系列反应，但我们只能从计算机里得到我们已经编入程序里的那些反应。”她觉得我们过去早就编好的程序在培训中不知怎样被释放出来了。而且，幸亏在那两个周末里造就了一个人的创造性经验，他才获得了新的程序编制方法，而不是让早期生活中输入的信念继续对这个人的人生反复施加影响。 就他个人来说，埃尔哈德是不必解释埃斯特“如何”起作用的，因为他的方法的整个要点是：这些理智化的解说会使他希望他的学生得到的体验变得可望而不可及。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满有理由地认为，实证主题在埃斯特的理论基础中占了上风。例如，心理活动被看作感官输入的线性序列。这一点似乎是把人称为机器这一比喻的基础，因为人也像机器那样处理信息。而且，当培训者和某些参与者之间产生交流的时候，培训者的行为具有半控制论的性质，而不是具有真正的人本主义或辩证论的性质。在那１５小时一节的课程中，听众偶尔也可以对培训者说话，即有时培训者要平息人们对培训程序或培训程序给参与者带来的预感的抱怨。在抱怨被平息后，培训者并不像禅宗大师那样否定抱怨的内容，也不会评论这种批评所包含的范围更广的意义。他只是说“谢谢，我知道了。”或“谢谢，我承认听到了你说的话。”这时，抱怨的人就要把麦克风交给另一位参与者，后者可能会谈出自己个人的参悟或感想。 培训者有时偶尔也给正在作自我展示的参与者作某种解释。例如，一位妇女起立抱怨说虽然她在与男人的关系上是忠诚的，但男人们似乎总是辜负她的信任。这时，培训者就会从伯尔尼的交易分析中引经据典地发表自己的见解：“小姐，你的行为正派，可你是个职业的受害者。”小组中的其他活动包括我们在别的方法中看到的放松与冥思，中间插入积极的身体锻炼以使人们在长时间的静坐之后加速血液的流通。否则，在这样长时间的静坐中，人们不打瞌睡才怪呢。 关于埃斯特就谈这么多。在此我们再一次看到了有关人的浓厚的辩证目的观，尽管这种观点披上了一层机械论的外衣。把人们称为计算机并相信一个人在经过６０个小时所“发生”的东西以后给这些计算机编制了新的程序，这是歪曲他正在加以利用的现象。在埃斯特的培训过程中，人们对自己人生的新断言（新的肯定）承担了责任，但这一过程的响应性被全然忽视了。一个人绝不会把责任当作程序编入计算机里的，因为责任是这样一种东西：它有赖于人对程序为之而编制的根据的认识。如果人的确是计算机，那么，埃尔哈德有关摒弃语言符号的所有谈话就只能是用一盘这样的中介电子录音磁带代替了另一盘。机器是不能像埃尔哈德希望他的学生那样进行自由体验的。对他的方法作一番毫无偏见的研究，人们肯定会认为埃斯特把禅宗的顿悟西化了，以便从参与者们所胸怀的期望中得到相当大的好处。他们都期望着从这个马拉松式课程的新的实证性程序编制中将“获得”并“已经获得”某些东西。尽管埃尔哈德加以否认，然而在埃斯特中，对扬基式机械论的信念归根结底还是彻底战胜了对禅宗顿悟的信念。 误区 心理学家韦恩.戴尔在他关于自拆台脚行为一书《你的误区》中一开始就告诉读者：“选择和抓住现时刻的生活将在本书的几乎每一页中都得到强调。”这当然符合“如何做”运动的最优良传统。但是戴尔确实也有个新花样：他用逻辑三段论推理法作为的的方法的基础。他要求读者思考——大前提：“我能控制我的思想。”小前提：“我的情感来自我的思想。”结论：“我能控制我的情感。”戴尔为大前提找到了理由。他暗示甚至当有些东西不知趣地突然蹦进我们的头脑中时，我们是有能力把它们赶跑的。我们或许可以用梦中思想或出现在患有严重精神障碍的个体心中的幻觉来对这种逻辑提出质疑。可是，对于大多数正常的心理反应来说，这种观点似乎是可以成立的。 他的小前提或许更难令人接受。他声称，研究表明，情感是脑中一个“思维中心”的产物；没有大脑我们就不会有情感。这里的问题在于要把神经的电冲动与思想本身区别开来。正如彭菲尔德的研究表明的，这两种过程很难说是同一的。彭菲尔德既能用电刺激引发思想，又能引发情感，但他的病人却依然能够认识到什么时候这种脑力活动过程是他们［自我本体的］思想的产物，什么时候不过是人为刺激的结果（见第十章）。无论事实如何，有趣的是我们看到了一位现代心理学家鼓吹一种如何控制情感的观点，而这种观点是弗洛伊德登上历史舞台之前的１９世纪公认的观点。这是一种意志力心理学。当我们看清楚戴尔推出的具体建议时，这一点就更明显了。 概括地说，他推荐出来的东西足以改变我们在人际关系上出现问题时所作出的前提。在这方面，焦点总是落在个体生活中自我决定的问题上。戴尔鼓励读者按如下方式重新构筑自己的前提：我们不应接受错误前提“你伤了我的感情”，而应对自己说“由于我对自己说了有关你对我的反应的话，我伤了自己的感情”。我们不要错误地认为“他使我恶心”，而应承认“我使自己恶心”。还有，我们不应用“她（他）使我激动”来欺骗自己，而应承认“每当我在她（他）附近时我就使自己激动”。在识别出这些容易使我们平静下来即防止我们实施自己的确想做的行为的大前提后，我们就重新解释这些前提，然后（用我们的话说，从心理上或从目的因上）决心实施截然相反的行为。 戴尔鼓励读者在选择时把幸福置于不幸之上。如果我们在交通阻塞时易于“大发雷霆”，那么这是因为我们允许这样的自拆台脚事件恣意发展。我们最好是哼一曲小调，口述几封信，跟旅行式录音机说几句话，而不要发这样无谓的脾气。我们必须停止寻求别人的认可。一个相信别人、认为“没有你我就活不了”的人必须学会说：“我可以不再爱你，但我现时还不想这样做。”我们还必须与过去决裂，清除如下的说话倾向：“我现在”如何如何。例如，“我不擅长跳舞”或“我的阅读能力不佳”。我们最好说：“我过去从来跳不好舞。”或者“我过去认为自己阅读能力不佳。”戴尔长篇大段地谈了一个人应该摆脱那些不再有意义的过去行为模式（如在一定的时刻而不是在真感疲倦时上床睡觉）。这整个论述的要点是要检查一个人赖以作出行为的根据，然后（用我们的话说就是通过预先检查辩证变化）调整这些根据，使它们更有利于自我负责的生活方式。 戴尔在他的书中以逻辑推理为起点，使人印象深刻。但是，当他着手从心理上解释人们的错误或正确行为时，他就无法坚持这种目的论解释了。我们应该明白，逻辑其实是一种目的分析法，它研究的主要是各种根据、断言、前提，以及从这些先行项推断出暗含意义或意向所采取的步骤。逻辑绝不是机械的，尽管有些机器也可以制造出来进行实证逻辑推理（见第十章）。然而戴尔却觉得有必要按照心理学中典型的强化理论来解释行为，用洛克的习惯概念来解释他极力试图分解的那些模式。例如，他告诉读者：“为了这种〔错误的〕思维你已进行了数千小时的强化。你需要以数千小时的新思维，即为你自己的情感承担责任的新思维，来使天平取得平衡……经过有生以来的强化，你学会了你现在所具有的习惯。” 假如戴尔确实相信人们可以作出选择，那么他有关习惯和强化的观点就可能与传统的学习理论不同了。可是，他并没有使这些差别清楚地显现在读者面前。读过他这本书的机械论心理学家很可能会从他对习惯的强调中看到一个典型的中介模型，即人是以“强化物”为基础被动地作出某种方式的反应，而不是主动地作出响应的。所以，尽管戴尔的实用心理学以某些表达目的的建议为依据，但他的正式理论立场却使我们怀疑他所揭示的人性形象究竟包含一些什么。 爱与意志 我们要探讨的最后一个领域是爱。虽然我们将要讨论的书不是典型的“如何做”之类的书，可是，这些书却真正以基本上通俗的方式论述了这一重要的人类经验。我们将谈及两本书：１９５６年出版的埃里克.弗罗姆的《爱的艺术》和１９６９年出版的罗洛.梅的《爱与意志》。尽管这两本书都是在７０年代引人注目的性革命前写成，然而在处理构成这一人类关系中最重要的关系的复杂问题方面，没有别的书比它们更好了。而且，相当有趣的是，这两本书的作者都把爱的讨论与自主意志和个人责任的问题交织在一起。 弗罗姆说，爱是我们对那些我们喜欢并愿与之融合在一起的人的生活和成长的主动关切。男性和女性具有辩证的属性，一方的行为方式是对另一方行为方式的规定。爱的最高理想超越单单一个特定的爱的对象，而推及到“整个世界”并体现在博爱这一概念里。为了实现成熟的爱，情爱或性爱必须把肉体吸引与博爱这一更为宽广的情感结合起来。这里包含自爱，但它与自恋却不是一回事。 弗罗姆说，爱一个人并不仅仅是一种强烈的性欲情感，因为“爱本质上是一种意志的行动，是用自己的生活对另一个人的生活作出全面承诺的决定”。爱是一项信义行为：一个人把自己完全奉献出来，希望以此导致被爱人的爱。自动机器是不可能爱的，因为它们缺少一个自我本体，因而不能用个人的任何东西进行冒险。弗罗姆介绍了爱的实践的一些守则，包括严于律己、专一、耐心，以及对掌握这一艺术的无上关切。但他的分析的要点是：爱是一项目的性活动。 罗洛.梅同意这种观点，并认为现代男人和妇女的一个最迫切的问题是他们在实践性爱时缺乏爱欲。性是一种需要，爱欲则是欲望。性紧张在射精中得到释放，可是，使男人和女人进行交媾结合的首先是爱的渴望。用我们的术语说，性最好用质料因和动力因果关系来描述，但爱欲却是形式因和目的因的结合。罗洛.梅觉得在现代性自由中我们用性技巧代替了性爱激情。性变成了某种在技术上必须正确的东西，似乎性是一项竞技运动，参与者在竞相达到最大的射精释放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有关性交“如何做”的书却在使这一经验的丰富含义大为减色。事实上，罗洛.梅认为，性无能的事例不断上升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今无节制的性自由的缘故。 罗洛.梅也同意弗罗姆如下观点：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他也认为爱与意志从心理上看是两项相关的活动，这是因为“爱与意志部表现了个人向对方的延伸、拓展和趋进，表现了个人希望影响他或她或它，而与此同时又敞开自己，以期被对方所影响”。意志可以阻止爱，反之亦然。但是，人生最高的高原是出现在这两种人类表现在性交中取得和谐统一的时候。把爱与意志结合起来是人类生活的任务。 在谈及如何完成这一任务时，罗洛.梅讨论了自由和他的意向性理论。他因袭英国的经验主义来建立意志这一概念的理论。这反映在他给自由所下的定义上：“我给自由下的定义是，它是一个人在各种刺激面前暂停一下然后对这种而不是那种反应进行选择的能力。”这一洛克式理论（见第五章，ｐ．８１）我们在詹姆斯的“持续注意力”观念中（参见第七章，ｐ．１３６）已经论述过了。它具有一个致命的难点，即：必须首先解释这种暂停为什么会发生，以及这种进行选择是怎样“自由地”完成的。 虽然弗罗姆并没有以我们的方式分析问题，但是在他所称的悖论逻辑（ｐａｒａｄｏｘｉｃａｌ ｌｏｇｉｃ）的理论中却具有辩证性。他把这一逻辑与亚里士多德的（即实证性的）逻辑相对照，并指出它如何在东方宗教和各种类型的神秘哲学中占统治地位。他正确地指出：“对立并非现实的要素，而是人心的本性之一。”这样，弗罗姆的理论就具备了我们认为是对自由意志的正确描述的全部实质，包括他确认人类由于具有反省的智力而能够超越自然这一点。我们暂且不谈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更偏向于哪一位理论家。明摆着的事实是：弗罗姆和罗洛.梅都是目的论者。他们都会认为，要正确地掌握爱（不是色欲）、意志、欲望、意向、义务等人类行为，就需要用目的因的词语来解释。 结论 通过对通俗心理学的评述，我们已经认识到，那种买这些书，把它们应用于实践或从中吸取激励人心的养分的动物并不单是一种中介机构。这些书都用上了目的劝诫作为标准的精神食粮。它们对现实中的他或她加以认可，然后列出了通向明确规定的目标的一系列审慎步骤，指向更为幸福的明天。它们提倡个人责任、决定，以及对自己、对自己所爱的人的承诺献身感。最重要的是，虽然它们用控制论的机器作了一种错误的对比，但它们还是告诉读者，作为人［或自我编制程序者］，我们是可以自由地指导自己未来的航程的。把第十一章的内容与第六、七、八、九、十章的证据结合起来，我们就可以满有科学信心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人类本性是能够通过响应来行使意志的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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