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地斗争，不顾一切地斗争，一直斗争到死为止，这是一个革命者的天职。
——A．布朗基
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Louis－Auguste Blanqui）于1805年2月1日生于距尼斯约五十公里的小县城普格德尼（阿尔卑斯山——滨海省）。他的父亲，多米尼格·布朗基（Dominique Blan－qui）曾是国民公会议员和吉伦特党成员。他由于赞同波拿巴政变，于1800年被任命为普格德尼的县长。路县·奥古斯特的母亲索菲·伯利翁费勒（Sophie Brionville），生于皮卡尔迪，姿容秀丽，品德高尚。布朗基从他身上继承了果敢坚毅的性格。她一直到死，都对她儿子表现了伟大的母爱。她六十岁时，还为她儿子和她儿子的朋友积极策划从圣米歇耳山监狱越狱；在她七十五岁那一年，她到了贝尔岛再一次帮助她儿子和他的同志卡扎旺（Cazavan）策划越狱的事。奥古斯特的哥哥、著名的经济学家阿道夫·布朗基（Adolphe Blanqui），在年轻时代和奥古斯特有深厚的手足情谊；他当时赞同过奥古斯特的政治观点，可是不久之后就和他分道扬镳了。
相反，布朗基一直和他的姐妹保持很好的关系，昂土瓦恩夫人和巴雷利爱夫人（Mmes Antoine et Barrellier）在他一生中给了他很大的帮助。她们同情他的革命活动；他受苦的时候，她们关怀他；他关在监狱里的时候，她们照顾他，从精神上和物质上帮助他；他住在巴黎的时候，她们掩护他。
布朗基十三岁的时候到巴黎去找他哥哥阿道夫，当时他哥哥在玛珊学校①担任教师。在1818—1824年六年之间，年轻的布朗基先后在玛珊学校和查理曼中学学习。他以极大的热情和非凡的努力对待他的学业，他的才能使他周围的人感到惊讶。他哥哥阿道夫在给他父亲的信中说：“这个孩子将会震撼世界！”
①遵照拿破仑一世制订的中学教学制度，玛珊学校的高班生在查理曼中学上课。
十九岁的时候，布朗基以优异的成绩结束了中学的学业。最初他在孔庞（Compans）将军家做了两年家庭教师，后来又在玛珊学校当辅导教员。1824年，他加入了烧炭党②人的秘密组织。1827年，他参加了所有的学生运动，曾经三次受伤，两次被刺刀刺伤，一次是11月19日在乌尔街的街垒上被子弹打伤。
②Garbonari，十九世纪初期在意大利组成的秘密团体，因最初在森林里烧炭场所集合，故名烧炭党。复辟王朝时代这一组织扩展到法国。它的主要目的是发扬自由主义思想和争取意大利的统一。——译者
在1828—1829年间，他游历了法国南方、意大利和西班牙，1829年8月回到巴黎。随后，他在《地球报》做了几个月速记员。在这段时间里，他接触了圣西门和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
1830年7月，反对查理十世法令的浪潮刚刚掀起时，布朗基就离开了《地球报》编辑部，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立即“拿起了枪杆，戴起了三色帽徽”。在革命的日子里，他站在巴黎人民一边，反对查理十世的军队。渴望斗争的布朗基深信人民必将取得胜利，专制制度和套在人民身上的枷锁这一次会被彻底粉碎。革命的结果使他失望：专制制度在新的形式下复活了；“资产阶级国王”路易·菲力浦代替查理十世登上了宝座。
革命后不久，布朗基加入了由歌德弗尔乐·卡芬雅克（Gode－froy Gavaignac）领导的、竭力宣传共和思想的“人民之友社”，布朗基经常在“人民之友社”的集会上发言。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亨利·海涅（Herri Heine）听了他在1832年2月2日的讲演，认为是一篇“充满生命力、义正词严、对资产阶级充满愤怒”的演说。这篇演说是对着一千五百个听众发表的，演说的气氛会使人回想起1793年的情况。
在七月王朝的头两年，布朗基积极参加了几次学生示威游行，1831年初，他被警察逮捕，关进了福尔斯监狱，三个星期以后才被释放。福尔斯监狱是布朗基所坐过的许多监狱中的第一个，他在这些监狱里度过了半生。
1832年，路易·菲力浦政府的内务部长加西米尔·彼里埃（Gasimir Périer）企图解散“人民之友社”和逮捕该社领导人，并以违反出版法令和阴谋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审判“人民之友社”。1832年1月，布朗基、拉斯拜尔（Raspail）、托雷（Thouret），于贝（Huber）和其他领导人一起被捕。这就是1月10日到12日在塞纳省刑事法庭上公审的著名的“十五人案件”。刑事法庭宣告了其他被告无罪，而布朗基进行的辩护，却招致检察官对他以危害社会治安罪，提起公诉。他被判处一年徒刑和二百法郎罚款。最初他被关在凡尔赛监狱，后来转到巴黎圣彼拉奇监狱。
然而，这些考验只能使布朗基变得更加坚强。出狱之后，他更加集中精力来宣传革命思想。同时，无论是在社会问题方面或者是在政治方面，他都扩大了知识，加深了认识。在这期间，布朗基受到巴贝夫（Babeuf）的朋友邦纳罗蒂（Buonarroti）传播的“平等思想”光荣传统的影响。他也受到了学者和革命家拉斯拜尔一定的影响。在七月王朝最初的几年里，革命运动风起云涌。1831年9月巴黎人民的骚动，1831年11月里昂工人的起义，1832年6月巴黎共和人士的起义，1834年4月里昂工人的第二次起义和它对法国其他城市的影响（4月13日和14日的巴黎起义和它的悲惨结局，特朗斯诺南街的大屠杀），这一系列历史事件只能更加增强布朗基的革命信念。
1832年，布朗基和苏珊恩·阿美利·塞尔（Suzanne－Amélie Serre）结了婚。但是幸福的家庭生活并没有妨碍他的社会活动。1835年，在他的积极参加下成立了秘密团体“家族社”，它的纲领中不仅提出了政治目标，而且还提出了社会目标。
“家族社”成员在路尔西那大街一百十三号制造炸药准备起义。1836年3月由于有人告密，警察当局发现了这个组织，逮捕了它的二十四个成员，其中包括布朗基。由于他参加了所谓“炸药事件”的密谋，1836年10月23日，被判处两年监禁，二千法郎罚款。他被送进了丰特夫罗尔中央监狱（曼恩—卢瓦尔省）。
1837年5月8日，奥尔良公爵结婚，颁布了大赦令，布朗基被释放了，但是把他送到逢土瓦兹地区受警察管制。他和他的全家定居在风景如画的瓦兹河边的让西村。在让西的这一时期是布朗基一生中最平静的时期。就是在这里，他仍然不断考虑国内大事和怎样建立人民政权。他认为成功的重要条件是建立一个团结一致、纪律严格的密谋者的核心。1837年，他创立了一个新的组织——“四季社”来代替“家族社”，这个组织的领导人有布朗基、巴尔贝斯（Barbès）①和马丁－贝纳尔（Martin－Bernard）。
①阿尔芒·巴尔贝斯（1809—1870年）法国小资产阶级革命家。他曾同布朗基一起成立秘密革命社团，“家族社”和“四季社”，领导过1839年5月12日的起义。在1848年革命初期，担任“革命俱乐部”主席，被选入国民议会。在这个时期，巴尔贝斯站在临时政府方面，他的政治立场向右转，开始接近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布朗基和巴尔贝斯由于原则性的立场不同而发生冲突，使得巴尔贝斯越来越嫉忌布朗基的威信。——译者
1839年，布朗基认为发动起义的大好时机已到。这一年，经济危机进入了激化阶段，广大人民更趋贫困，失业现象日益增加。政治危机进一步加深了经济危机；下议院已经解散；内阁总理摩莱（Molé）辞职。路易·菲力浦未能组成新内阁。巴黎的人民激愤起来。
1839年初，布朗基回到巴黎。当时，密谋者们认为发动武装起义，推翻君主政府，建立革命政府的时机已经来临。可是缺乏武器，他们决定发动起义时，夺取军械局的武器。起义的日期定于5月12日，因为那天举行的赛马可能会转移市区警察和部分资产阶级的注意，市政厅的防卫工作将会放松。到了预定日期，五百多武装革命者聚集在圣德尼街和圣马丁街，在布朗基发出信号后，进占了市政厅。但他们很快就被国王的军队包围起来。一场力量悬殊的战斗持续两天多，起义终于被镇压下去了。巴尔贝斯受伤被捕；布朗基侥倖脱逃。但在10月14日，当他准备乘马车去瑞士时不幸被捕。在1840年1月受审时，他拒不招认，被判死刑后同巴尔贝斯一样减为无期徒刑。他被送到圣米歇耳山监狱，这监狱是法国最黑暗的监狱之一，它是矗立在岩石上的一座庞大的石头建筑物，和岩石混成一体。这座古老的修道院，从十七世纪末才成为监狱。
七个月以前，巴尔贝斯、马丁－贝纳尔、德耳萨德（Delsade）和其他一些人曾被关进圣米歇耳山监狱。这个监狱的管理制度是可怕的：铁镣、拷打、苦刑、狱吏的辱骂、肮脏、虱子，这一切痛苦和折磨使一些人自杀，使另一些人发疯。布朗基立刻准备越狱逃跑。
在动身去圣米歇耳山监狱之前，布朗基已经约定他的妻子迁往离监狱不远的地方居住，但她由于病魔缠身，一直不能实现这个计划。在整整一年的时间里，布朗基等待着她的病愈。苏珊恩·阿美利却不幸于1841年1月31日去世，当时她不过二十六岁。这个噩耗给布朗基带来了严重的打击。他自己也承认，在好几年中，他每天都念念不忘他的妻子。布朗基的儿子在外婆家接受了宗教教育，这种教育使他后来反对自己的父亲。
越狱工作在布朗基母亲的参与下，经过长时间的准备之后，布朗基、巴尔贝斯、马丁－贝纳尔、于贝准备逃走。但这个计划最后遭到了失败，监狱的看管比过去更严了。
监狱恶劣的生活条件威胁着本来就很虚弱的布朗基的健康。1844年，布朗基被监禁在圣米歇耳山监狱四年以后，被转移到图尔监狱，不久送进了医院，在那里仍然受到严密的监视。而其他起义者则被转移到别的监狱。当医生诊断布朗基的病已不可救药时，路易·菲力浦在1844年12月6日对他宣布特赦。但是布朗基坚决拒绝接受国王的恩赐。在他12月26日致图尔市长的一封措词激烈的信中，他曾公开地作了这样的表示。他留在医院里，卧床二十个月。直到1845年10月，才能起床，并逐渐恢复健康。在图尔医院期间，许多工人和政治活动家纷纷前来探望。他又和革命人士重新取得了联系。1846年，由于经济危机，图尔市发生了多次暴动，当时有人告发，说当地的共产主义社团是在布朗基的唆使下发起暴动的。因此，布朗基再度入狱。1847年4月26日到29日在布卢瓦进行审判时，由于缺乏证据，布朗基又被放回，重新回到图尔医院。
1848年的二月革命，才解放了他。
2月25日他到达巴黎。许多秘密社团的成员，他的新老拥护者和年轻的革命者，都开始团聚在他的周围，因为在他们心目中，布朗基的名字就是为共和政体而斗争的象征。
就在2月25日，布朗基得知临时政府无视人民群众的要求，竟然拒绝在市政大厅上空悬挂红旗。秘密社团的成员知道这个消息后，感到极大的愤慨，他们都聚集到普腊杜大厅，商讨措施，准备向政府施加压力。当时，成千上万手拿武器的秘密社团的成员和革命青年，准备前去推翻临时政府。而布朗基却以有力而冷静的演说，劝告当时在场的人不要这样做。他主张先看一看临时政府今后的行动，不要鲁莽从事，以免政权落入反革命分子的手里。
同一天晚上，布朗基和德萨米（Dézamy）在普腊杜大厅成立了一个取名为“中央共和社”的俱乐部。从此，布朗基主要就在这里从事他的活动。他成了这个社的主席和思想领导人。每天，布朗基都在“中央共和社”所在的贝热尔街音乐学院礼堂内讲演，向“中央共和社”的成员们讲解当时发生的事件，提出未来的计划，并号召他们行动起来。
在革命的初期，布朗基对工作从来没有放松过。不管是在工人住宅区，还是在俱乐部内部，他都注意发展社员，团结那些忠于革命的人。他不久就对临时政府的政策感到失望。从3月2日起，他一直要求临时政府采取坚决的行动。
布朗基看到人民进行立宪会议的选举在思想上没有作好充分的准备，如果立即进行选举，结果必然会使政权落入反动分子的手里。因此，在3月7日和14日，他在“中央共和社”发表演说，要求推迟原定在4月9日举行的选举；3月17日，他又组织了一次和平的，但给人深刻印象的示威游行，在游行时参加者高呼口号，要求延期举行选举。
法国的阶级斗争日益尖锐。资产阶级完全了解布朗基是他们最危险的一个敌人。反革命当局不遗余力地想消除布朗基对工人群众的影响。他们对他发动了一次诽谤运动，其中最丑恶的攻击是警察当局编造了一本所谓《塔色罗文件》的诽谤性小册子。简单地说，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塔色罗（Taschereau）是一个毫无原则的新闻记者，他毫无区别地效忠于各个不同的政府，在现政府的唆使下，1848年3月31日，他在自己发行的《回顾杂志》第一期上发表了一个文件，题为“×××就1839年5月12日事件向内务部长的招供”。根据这文件，供词是1839年10月22、23、24日招认的，那正是布朗基由于5月12日事件被捕的时期。供词的内容和观点企图使人相信，这一“供词”是布朗基招供的，仿佛是布朗基在同内务部长三次会面中泄漏了“家族社”和“四季社”的秘密，出卖了这两个组织的主要领导人，最后还供出了5月12日示威前的一些情况。这个文件没有人签名，看得出是根据打入秘密组织的特务伪造出来的。发表这个文件的目的显然是要用造谣诬蔑的手段来毁坏布朗基的威信，减少他对革命的影响。4月14日，布朗基发表了《公民奥古斯特·布朗基的公开回答》，上面有他的五十个朋友的联合签名。在这篇文章里布朗基痛斥了《塔色罗》文件编造者的无耻行径，指出这些造谣诬蔑是荒唐无稽的。
我这个衣衫褴褛、遍体鳞伤、衰弱不堪的人，竟被栽上了叛徒的罪名！而路易·菲力浦的走狗反而摇身一变，成了拥护共和国的漂亮蝴蝶，在市政厅的地毯上翩翩起舞…… 市政厅的反动分子们，你们是下流的东西！
四百多个前政治犯联名抗议对布朗基的诬告。这抗议书发表在4月14日《论坛报》和4月15日的《国民报》上。捍卫布朗基的声誉的人中间有德萨米。而布朗基的一位老战友，阿尔芒·巴尔贝斯却站在诽谤者一边。
这一打击是沉重的，然而布朗基并没有因此而停止一天的革命工作。
4月16日，他来到马尔斯广场，工人们正聚集在那里选举国民自卫军的参谋。他们将从那里出发到市政厅去向政府递交请愿书，要求“组织劳动就业，取消人剥削人的制度”。但是，工人们遇到借口“挫败共产主义者阴谋”而动员起来的国民自卫军的阻挡。
4月23日立宪会议选举的结果证明了布朗基要求推迟立宪会议的选举是英明和有政治远见的。选举那天，许多城市都发生了街垒战。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冲突，4月27和28日在鲁昂表现得最为激烈，工人们真正地遭到了屠杀；这是一次新的“圣巴托罗缪之夜”。布朗基为这一事发表了声明，指出政府要对这一次屠杀负责，他问道：“这是对人民的背叛还是怯懦的行为？人民流的鲜血，不应该也不能白流。”
立宪会议于5月4日召开了第一次会议。议会正式承认在法国成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是合法的。在新政府里，没有工人代表的席位。巴黎的人民群众大失所望。5月15日的示威表现了他们对政府新措施的不满情绪。工人们为了对临时政府施加压力，冲进了正在进行立宪会议的会场。他们要求政府立刻援助波兰的起义者。布朗基在立宪会议上发表了演说；但他并不是这次示威运动的倡导者；相反，他认为这次示威可能失败，曾试图阻止他的俱乐部成员参加。在立宪会议上，布朗基要求立即支援波兰人民，追查鲁昂事件，惩办凶手，更重要的是要求实行社会改革：使全体失业工人就业，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
示威群众宣布解散立宪会议后，冲向市政厅，在那里成立了由巴尔贝斯、拉斯拜、阿尔伯（Albert）、赖德律—洛兰（Ledru－Rol－lin）、路易·勃朗（Louis Blanc）等人组成的新政府。布朗基当时没有到市政厅。但是，市政厅很快就被军队占领了。军队驱散了群众，逮捕了巴尔贝斯和阿尔伯。布朗基躲藏了十一天，到5月26日被捕，并被送入了文森堡监狱。
布朗基听到巴黎无产阶级的六月起义被资产阶级淹没在血泊中以及白色恐怖十分猖獗的消息时，对于自己在狱中无能为力而感到痛苦。一直等列1849年3月7日，在布朗基入狱九个月以后，高等法院才在布尔日审讯5月15日示威参加者的案件。
审判在布尔日举行。这时布朗基已经四十四岁。他脸色苍白，形容憔悴，头发全白，看起来象一个老人。但是，尽管监狱生活还是艰难困苦，都没有动摇过他的意志。象在1832年“十五人案件”时一样，布朗基是自己的辩护人。
站在维护人民事业的前哨，我所受到的打击从来不是直接针对我的。时间已经完全证明：不论用谁的手向我发射的箭都是通过我的身体打击革命。这就是我的辩解，也是我的荣誉。
在最后一次法庭审判中发生了巴尔贝斯和布朗基冲突的痛心场面，因为巴尔贝斯又提出了“塔色罗”文件来攻击布朗基。在答复巴尔贝斯的攻击时，布朗基说：
古希腊把英雄时代的一切丰功伟绩都归功于赫克勒斯（Hercule）；反动派则把一切罪恶和暴行①都归罪于我。
①国家高等法院在布尔日审理的《1848年5月15日事件被告人案》，1849年波尔多工人联合印刷所。
布朗基在回答诬蔑他和他的朋友们曾经在5月15日企图用暴力解散立宪会议的指控时，带着讥讽的口吻回答说：他们是有组织起义和秘谋经验的，所以绝对不会做出象5月15日那种示威的行动。于是他就在法庭上热烈地陈说了解散立宪会议可能采取的计划。
1849年4月2日，布朗基被判处了十年徒刑。他和巴尔贝斯被送进了小县城杜朗（松姆省）的一所监狱。
布朗基在杜朗监狱里呆了十九个月。在这所监狱里，他按照平日的习惯，读了许多书，写了许多文章。1850年10月20日，他和其他一些政治犯被移送到大西洋中的贝尔岛监狱。在转移到贝尔岛的途中，布朗基在巴黎的马扎斯监狱中呆了一个短时期。
在贝尔岛的监狱中，布朗基一直呆到1857年12月。当时在贝尔岛监狱里，将近有二百五十名政治犯。这个监狱的制度并不十分严格。犯人们每天在一定的时间能够见面、谈话、在一起吃饭，等等。在这种时候，他们常常对政治和哲学的问题展开热烈的争论。他们很快就形成了两个对立的派别：布朗基派和巴尔贝斯派。起初，布朗基分子占少数。巴尔贝斯恰恰相反，他的周围聚集了那些反对布朗基和迫害布朗基的人。有一个时期布朗基甚至担心有生命的危险。他曾经建议同巴尔贝斯进行公开的辩论，但遭到了后者的拒绝，慢慢地，布朗基团结了大部分犯人，主要是工人囚犯。他们中间有许多人都来听布朗基讲解政治经济学。
1851年2月，在二月革命三周年的时候，布朗基写了一篇给在伦敦的法国流亡者的著名“献词”，题目为：“人民要警惕”，他谴责了路易·勃朗、赖德律—洛兰和其他1848年“社会主义者”的叛变行为。当时马克思住在伦敦，他把这篇“献词”译给了德国共产主义者看。马克思认为，这篇“献词”是对不久以前的阶级斗争的总结。
在贝尔岛，布朗基读了许多书，研究了哲学、政治经济学、自然科学和地理学，而他最喜欢的是地理学。他的母亲和姐妹给他寄了许多书籍和地图。布朗基常写一些文章、新书评论，并且和他的朋友们通信。他熟悉监狱外面发生的事情。1851年11月，他写给曾在贝尔岛监狱中囚禁过的鲁日埃（Rouget）的一封信中，就预言法国发生政变近在眉睫，果然，1851年12月2日政变就发生了。1853年，他就提到克里米亚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了。
在监狱里度过半生的布朗基，对监狱环境有着惊人的抵抗力。象他这样衰弱的身体竟能经得住如此多次的考验，实在使人感到惊讶。由于他有一种罕见的精神力量，使他能够摆脱日常生活中的琐事，全神贯注于自己的内心世界。他规定了一套日常饮食起居的制度，严格地加以遵守。他注意体育锻炼，严格控制饮食：——不喝酒，少吃肉，尽量多吃乳制品、蔬菜和水果。在贝尔岛监狱，他花费了许多时间和劳动来种植窗前的一小片菜园，种植了草莓和蔬菜。
1852年底，布朗基准备越狱。那时，他母亲和他十五岁的儿子来到贝尔岛。他母亲为他的越狱作了一切必要的准备。但是，内务部截获了他放在一个渔夫篓子夹层里的一封信，知道了这件事情。因此，布朗基单独被关进了地牢，看管也更加严了。
1853年，布朗基和关在他隔壁牢房的卡扎旺重新准备越狱。他们想逃到英国去。于是他们设想了一个大胆的计划，要实现这个计划需要很长的时间。布朗基和卡扎旺在他们牢房里放了两个假人，穿着他们的囚衣，象他们平常那样坐着。为了使他们的越狱不被立即发现，在一个长时期里，他们两人不再回答看守的问话和点名。看守们不久习以为常，便不再注意他们了。1853年4月5日，布朗基和卡扎旺冒着倾盆大雨越狱。他们到了一口井边，沿着绳索滑到井水的水面，在这井里一直待到巡逻兵走过，然后，他们爬出水井，翻过围墙，摸索一整夜才穿过了小鸟，最后，走得精疲力竭，才到了预定的地点一个渔夫的小屋，躲藏在阁楼上，一直等到天明。那个渔夫已经从布朗基和卡扎旺手中得到一笔巨款，答应把他们送到大陆去，但他出卖了他们，向监狱当局告发了他们的越狱逃跑。布朗基又被投入贝尔岛富凯监狱的地牢，不久，他被转到政治犯监狱，但是受到较前更为严密的监视。
1854年秋，巴尔贝斯获释，监狱中两个对立党派之间的关系有了改善。1857年，布朗基和三十一个难友一起被押送到科西加岛的科尔特，在这里，他们受到了当地人民的热烈欢迎。
布朗基被关在阴暗、潮湿的科西加监狱，直到1859年4月2日。后来，根据1858年颁布的所谓公共安全法，布朗基被送到非洲的麦斯卡拉。1859年8月16日大赦之后，布朗基才获准重返巴黎。但在返回巴黎途中，他在土伦又二次被捕，有被流放到开云去的危险。后来，在他姊姊昂土瓦恩夫人的协助下，终于获得了释放，返回巴黎。在巴黎，他见到了他的儿子。这时候，他儿子已经二十四岁。布朗基在坐牢的岁月里，仅仅和他儿子见过五、六次面。他儿子是一个鼠目寸光、精神空虚的人，和他父亲毫无相同之处。他对他父亲的了解如此不够，以致要他父亲抛弃政治斗争，和他一起过小市民的生活。在巴黎，布朗基又遇到另一件不愉快的事情：他得悉他保存在母亲那里的手稿——长年累月的劳动果实，已经按照他母亲1858年逝世时的遗嘱被烧毁了。这消息使布朗基极为伤心。
布朗基回到巴黎不久，又访问了伦敦。在这里住着许多避难的法国政治家，其中有布朗基的朋友拉康勃勒（LacamAbre）和巴特尔米（Barthélemy）。回到巴黎以后，布朗基又从事革命活动，积极重建一个社团。他巧妙地躲开警察，但警察追踪不放，最后还是逮捕了他。1861年6月，他被控告参与组织一个秘密团体，而被判处四年徒刑。这一判决引起了广大革命人士的愤慨。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布朗基有很高的评价，把他看作是“法国革命党”的代表，因此，他们在经济上帮助他的朋友德隆维耳（Denonville）出版一本揭露对布朗基进行卑鄙陷害的小册子。
布朗基又一次被关进圣彼拉奇监狱，早在1832年为十五人案件辩护和在1835年“家族社”案件后，他就在这里坐过牢。这个监狱曾经监禁过许许多多法国的政治家。在1793年就关过罗兰夫人和一些吉伦特党人；随后又有贝朗热（Béranger），保罗·路易·库里埃（Paul－Louis Courier）、马拉斯特（Marrast），歌德弗乐·卡芬雅克、陶米埃（Daumier）、拉梅耐（Lamennais）、费利克斯·皮阿特（Félix Pyat），1848年的革命者们。
布朗基沉默寡言，不爱交际，对不相识的人存有戒心，然而他象一个磁极那样吸引了牢里的犯人，他们中间有些人成了他的朋友或者忠实的信徒。他那渊博的知识，坚强的性格，长期“被监禁”的命运，对革命事业的无比忠诚，和对议会共和党所采取的尖锐批评的态度，都使他的威信不断提高。
布朗基同居斯塔夫·特里东（Gustave Tridon）和医学院学生维尔纳夫（Villeneuve）、克雷门梭（Clemenceau）等人的关系特别密切。在这里他也同阿尔杜尔·朗克（Arthur Ranc）很接近，正是这个朗克把自己的《浪漫主义密谋》一书献给了布朗基，有一个时期成了狂热的布朗基主义者。也就是在这圣彼拉奇监狱里，诞生了布朗基派。
1864年，布朗基患了病。人们把他送进耐格医院，放在一间单人病房，受着警察的监视。他的朋友们常常去探望他。就是在这里，他认识了沙利·龙格（CharlesLonguet）①。
①沙利·龙格是法国新闻记者，工人运动的参加者。六十年代中，他在巴黎出版了一些反政府的报纸，如《学派报》、《左岸报》等。这两种报纸都被查封。龙格流亡到了比利时，继续出版《左岸报》。1866年1月，龙格被选进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代表法国参加洛桑、布鲁塞尔和海牙会议。积极参加巴黎公社。在巴黎公社遭到镇压后逃到伦敦，到1880年才回国，并接近激进分子，同克雷门梭合办《正义报》。他曾把马克思的著作《法兰西内战》译成法文。他是马克思的女婿。
1865年初，布朗基参加了《诚实报》的出版工作，该报主编是布朗基的得意门生居斯塔夫·特里东。布朗基用苏珊美耳（Suzamel）（苏珊恩·阿美利是他妻子的名字）的假名在《诚实报》发表了几篇有关哲学和科学的文章。但是，该报只出版了八期，报社就被查封，领导人也被逮捕。
布朗基试图从医院里逃走。他重新在晚餐和点名时缺席，并且使得监视者对于这件事渐渐习惯。有一天，他装上淡色的假发，戴上宽边的帽子，混在他朋友卡扎旺、朗布兰（Lamblin）和勒夫劳（Levraud）兄弟中间，在看守他的警察面前走过，乘火车顺利地到达布鲁塞尔。
布朗基逃脱的第二天给巴黎报界写了一封公开信；信里说，被判处四年监禁却坐了四年零六个月的牢，“责任迫使他谢绝这一百天追加的赠礼”。他因为害怕在监禁期满后被送往开云监狱，因而不得不逃跑。
在布鲁塞尔，他住在他朋友瓦托博士（Dr．Watteau）家里。在这里他认识了许多人，又见到他的朋友沙利·龙格，龙格这时在布鲁塞尔编辑《左岸报》。1865年在列日召开的国际学生代表大会①上，布朗基遇见了特里东，认识了保罗·拉法格（Paul Lafargue）②和格朗日（Granger），格朗日后来成了布朗基最亲密的朋友。在这几年里，布朗基写了许多文章。他在六十年代末所写的一些研究政治经济学、哲学和社会主义问题的文章，在他死后编成两卷出版，书名叫做《社会批判》。
①国际学生代表大会（1865年10月29日到11月1日）在列日召开。巴黎代表们回去后就被学院理事会叫去询问，受到了各种不同的纪律处分。1865年12月底，在大学里引起了巨大的骚动。各学院的课程都暂时停止了。
②保罗·拉法格（1842—1911年），法国社会主义者、哲学家和政论家。年轻时代信仰蒲鲁东的思想，后来信仰布朗基的思想。1865年同马克思认识后，成了马克思主义者，后来终身广泛宣传马克思的思想。他同盖德一起建立了法国社会党，拉法格写了许多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杰出的文章。拉法格的理论著作中最有名的有《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语言和革命》。拉法格是马克思的女婿。——译者
在这时期，布朗基继续同他巴黎的朋友们通信。就在这个时期，在法国成立了布朗基战斗队，队员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到1870年，战斗队的人数达到二千五百人。布朗基经常秘密来到巴黎呆一个短时期。后来，当组织活动大发展时，布朗基有时还在巴黎住上几个月。
1867—1868年，布朗基写了《有关武装起义的指示》，详细阐述了革命和巴黎专政建立后应该采取的措施，说明了他的斗争计划，指出应该在哪些街道上修筑街垒，提供了告人民书和告军队书的典范，等等。布朗基的朋友催促他转入反对帝国的公开斗争，他们认为全国总形势和人民对现政府的普遍不满情绪有利于起义。但是，布朗基由于害怕再度失败而采取慎重的态度。在为被波拿巴家族的一个成员杀死了的那个年轻记者维克托·努瓦（Victor Noir）举行葬礼的那天，布朗基还试图举行起义。但是这次尝试没有成功；尽管议院和人民中的情绪慷慨激昂，但广大群众和军队之间并没有发生冲突。
1870年普法战争时期，法国军队一开始就节节失利，引起人民群众对帝国的极大愤慨。人民聚集在协和广场上公开表示愤慨不满。布朗基派认为，此刻可以轻而易举地推翻帝国，于是急忙把布朗基从布鲁塞尔叫来。布朗基在8月12日抵达巴黎。预定14日在工人区中心拉维莱特大街举行起义，他们打算占领拉维莱特大街的消防队兵营，夺取武器，然后宣布成立共和国。但这次起义又遭到失败。大部分起义的倡导者被捕，有些人被判处死刑但是没有执行。9月2日拿破仑三世在色当投降以后，帝国就垮台了。9月4日法兰西共和国宣告成立，由阿拉戈（Arago）、克莱米约（Cré－mieux）、法弗尔（Favre）、甘必大（Gambetta）、加尔涅－帕热斯（Garnier－Pagès）、洛许福（Rochefort）、儒尔·西蒙（Jules Simon）和特罗胥（Trochu）将军等人组成的国防政府在巴黎成立。
在9月4日革命后不久，布朗基建立了俱乐部，并出版了《祖国在危急中报》。在9月7日该报第一期上，布朗基号召人民群众支持政府；在共同敌人面前应该消除一切分歧。他不懂得资产阶级政府由于它的反革命本质是不可能保卫祖国的，是不会按照民族利益行事而只会按照阶级利益行事的。
布朗基办报最亲密的合作者特里东、勒夫劳兄弟、雷格那（Regnard）、格朗日和魏莱（Verlet）也同样号召人民联合起来保卫祖国。报纸从9月7日到12月9日一共出版了八十九期，每一期布朗基都发表了文章、号召或声明，指出应该如何保卫巴黎，以及为了保卫巴黎必须采取哪些措施。这些建议显示了布朗基的高度智慧，他的高瞻远瞩和丰富的军事知识。
每天晚上，布朗基在俱乐部里揭露政府的错误和罪恶，并指出应采取措施来建立一支国民军。
9月，在一次国民自卫军集会上，布朗基发表了演说，之后被选为第一百六十九营的司令。但他担任这一职务的时间并不长，因为特罗胥将军在10月19日解散了这个营。布朗基在一期《祖国在危急中报》中写道：“国防工作的第一个行动应该是撤换那些使国防瘫痪的人。”国防政府和领导巴黎武装力量的特罗胥将军在法国人民面前暴露了他们民族叛徒的真面目。10月31日，当麦茨投降的消息传到巴黎时，人民群众表示极大愤慨。麦茨的投降使巴黎受到威胁；必须不惜任何代价来保卫首都。10月31日，人民群众和国民自卫军的各营占领了市政厅，并准备在逮捕政府阁员之后，组织临时委员会来负责保障公共安全和确定市政选举。布朗基和他的拥护者领导了10月31日运动，布朗基被提名为新政府的候选人。但是，10月31日运动和以前历次运动一样遭到了失败，国防政府把持了政权，但保证不追究起义的参加者。布朗基仍旧留在巴黎。在他继续发行的报纸中，他号召全体武装公民保卫巴黎，谴责政府不采取行动：
合法的权力属于坚持抵抗的人，今天的选票就是子弹。
布朗基和他的伙伴在1871年2月22日为推翻国防政府而举行的示威游行中起了积极作用。但是巴黎无产阶级这次的示威游行也和其他示威游行一样，因为缺乏充分的准备而遭到失败。
甚至在巴黎投降和1月28日签订停战协定之后，布朗基还希望法国能得到挽救。1871年2月8日将进行国民议会的选举。在各俱乐部、委员会和报纸编辑部所提出的四十三个候选人名单中没有布朗基的名字。然而布朗基在选举中还得到了五万二千八百三十九票。选举结束之后，他决定去波尔多。2月12日布朗基离开巴黎时，发表了一篇公告，题为《最后一言》。在公告中，他概述了他在《祖国在危急中报》中所阐述的一切论点。他谈到巴黎被围时政府应该采取的行动，保卫巴黎本来应该采取的措施，谈到必须把首都一百万妇女和儿童疏散到外省，从外省调集同样数目有作战能力的青年到巴黎来，谈到巴黎的给养问题，谈到征发外省军火库中的武器供巴黎使用，等等。《最后一言》结束时控诉了政府的叛卖行径。
为了摆脱巴黎的事件，得到短时间的休息，布朗基从波尔多到了路里埃（洛特省）他侄女家。但他休息不久，就病倒了。就在这时，3月9日，他因参加10月31日的起义而受到审判。政府背弃了不追究起义倡导人的诺言。根据司法部的决定，布朗基于3月17日在路里埃被捕，尽管他病情严重，3月18日还是被送进了斐热克医院。就在这同一天，巴黎的工人阶级夺取了政权，宣告成立巴黎公社。当公社的刽子手梯也尔听到捉住布朗基的消息时高声喊道：“我们终于抓到了这个大坏蛋。”
3月20日，布朗基被转移到卡奥尔监狱，同普通刑事犯关在一起，直至后来又把他送进隔离狱室。
3月26日，巴黎两个区选举布朗基为巴黎公社委员①，同时当选的布朗基主义者有特里东、厄德斯（Eudes）、夫路朗（Flourens）、埃杜华·瓦扬（EdouardVaillant）、里果特（Rigault）等人，他们都在3月18日革命中起了积极作用。
①在第十八区和第二十区当选。
在公社的第一次会议上，布朗基被选为名誉主席。布朗基的朋友们想向梯也尔政府建议，公社以达尔布瓦（Darboy）总主教等某些人质交换布朗基。总主教的一个心腹和梯也尔进行一个多月的谈判，但毫无结果。甚至用七十四个人质作为交换，梯也尔也不愿意释放布朗基，他说：“把布朗基交给叛乱分子，就等于给他们输送一个团”。
谈判失败之后，公社拨了五万法郎以便帮助布朗基逃出卡奥尔监狱。这项任务交给了布朗基的密友格朗日，但他没有能够完成任务。
5月22日，布朗基被送往位于莫尔来海湾的托罗监狱，他晚了两天，才到达那里。那时，布朗基已经六十六岁，他的健康受到了损害，而托罗监狱的制度又十分苛刻。布朗基的牢房在地下室，寒冷、阴暗和潮湿。这里的防范也非常严密。卫队长奉命发现布朗基稍有逃跑的企图就向他开枪；布朗基散步时总有武装卫兵跟着；船只不准靠岸，等等。另外，监狱里不断发出的嘈杂声，妨碍布朗基的工作和休息，饮食也十分恶劣。在他自己只有一人时，布朗基常常陷于沉思。散步时，他观察天空、海洋，注视行星的运动。他那观察的结果在《星体永恒论》和有关黄道光成因的报告中重新出现，这个报告后来于1872年1月8日在科学院宣读，并且在1月27日《法兰西共和国报》上发表。同一年，《星体永恒论》的单行本也在巴黎出版。
1871年11月12日，布朗基突然被移送到凡尔赛监狱。被拘留了差不多一年之后，到1872年2月15日和16日，凡尔赛第四军事法庭才对他的案件进行审判。罪名是他参加10月31日事件和其他几次运动，以及对巴黎公社应负“道义”上的责任。那时布朗基六十七岁，已经是一个满头白发、脸色苍白，形容憔悴的老人。但是，任何一个监狱都不能从精神上摧毁他。他在法庭上驳斥了一切控告的论据，并在最后骄傲地宣告：
我在这里受审并不是为了10月31日事件。这事件只是我的罪过中的最小的一个。我在这里代表的是共和国，被君主政体拖到你们法庭上来受审。政府委员先生先后审判了1789年革命、1830年革命、1848年革命以及9月4日的革命。正象他所说的那样，这是用君主政体的思想，用和新的法权对立的旧的法权名义来审判我，而我身在共和国，却要被判罪。
布朗基被认定有罪，判处流放，并褫夺公民权利。最高法院撤销了这一判决，但是4月29日，第六军事法庭又将布朗基判了刑。有人打算把布朗基放逐到公社社员流放的地方新喀里多尼亚岛去，但医务委员会认为他受不住长途跋涉。这个终身罪犯就被押到克莱尔沃中心监狱（奥布省）。
克莱尔沃原来是一座古老的修道院，1789年改成了监狱。布朗基到这里时，发现已经在这里关着一百四十名政治犯，他们都是因为参加巴黎公社而被判罪的。布朗基被关在一个长二米、宽一米五、只有一条狭窄窗缝的单人牢房里；他同其他犯人隔离了，很少允许他接见亲属的探望。在克莱尔沃潮湿的牢房里，布朗基的健康彻底地受到了损害；长年累月，他病在床上不能起来。后来，给了他一间宽一点的牢房，但仍然使他处在以前一样的隔离状态中。他写信给他姊姊说，在这间牢房里他感到象被“活埋了”一样。
1878年1月，社会主义的《平等报》发动了一个要求释放布朗基的运动。人们提他为议会选举的候选人。1879年4月的第二轮选举的结果，他以六千八百零一票对五千三百三十票击败了资产阶级共和党候选人甘必大的朋友拉凡屠容（Lavertujon），当选为波尔多的议员。但下议院宣布布朗基当选无效。然而，要求释放和选举这个“狱中人”的积极活动，终于迫使政府于1879年6月特赦了布朗基。
布朗基在克莱尔沃监狱被监禁了八年零三个月。这是他一生中所坐的最后一个监狱。他一共被监禁了三十七年。他出狱的第二天，已经七十四岁了。在他七十六岁的姐姐陪同下，他回到了巴黎。布朗基于6月25日动身去向波尔多选民表示感谢和以竞选者的身份在他们面前出现。布朗基受到波尔多市民的热烈欢迎。但在竞选时，他的敌人搬出了《塔色罗》文件，虽然文件里并没有任何证据说明他有罪，他还是比他的竞选者少得了一百五十八票。
但这次挫折并没有使他灰心失望。他采取走遍全法国的办法，在许多工人集会上发表演说，受到工人群众的热烈欢迎，在波尔多、马赛、土伦、里昂、尼斯等地，人们还为他举行宴会。
1880年夏天，布朗基又被提名为里昂的候选人，但他没有得到多数票。6月，他恢复了公民权。11月初，他作为共和国委员会代表团的成员去意大利出席纪念加里波的（Garibaldi）庆祝活动。
11月底，布朗基和他的朋友格朗日、厄德斯、瓦扬与其他一些人创办了《既非上帝又非主人》日报，由布朗基担任主编。由于缺乏资金，自第二十五期起被迫由日报改为周刊。在这同时，他还写了一本小册子，题为《被奴役和受压迫的大军》（《Armée esclave et opprimée》）。11月21日，在格朗日的陪同下，他向里尔六千名群众发表了演说，受到了热烈的欢呼。
一直到逝世时为止，布朗基似乎是为了弥补他在监狱里丧失的时间，在巴黎工人集会上作了多次的演讲。1880年2月27日，他出席了在勒古尔帕街拉卡西礼堂召开的工人集会，作了拥护红旗反对三色旗的最后一次演讲。布朗基午夜一点钟回到家里，突然得了中风，跌倒在地。1881年1月1日，经过五天与病魔斗争之后，不幸与世长辞，享年七十六岁。
1月5日举行了葬礼。布朗基逝世的噩耗震动了所有的法国革命者。送葬的人数将近二十万。全法国的进步组织都派遣代表携带花圈纷纷来到巴黎。
布朗基的遗体葬在拉雪兹神父公墓。1885年8月9日，巴黎工人在布朗基墓前修建了一座纪念碑，上面有儒尔·达路（Jules Dalou）大师精心雕刻的布朗基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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