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十五人案件·①公民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在刑事法庭上的答辩（1832年1月12日）
①选自《十五人案件》，1832年巴黎版。审判“人民之友社”十五个领导人［拉斯拜、日韦（Gervais）、特雷拉（Trélar）、布朗基、杜雷、于贝、德洛耐（Delaunay）等人］的借口是他们在《告人民》文集中发表了一系列宣扬共和主义思想和大肆攻击路易·菲力浦政府的文章。参阅本书《布朗基传略》。
陪审员先生们：
我受到控告是因为我曾向法国三千万和我一样的无产者说，他们有生活的权利。如果这是一个罪行的话，那么，至少我认为我只应该对那些绝不是这一案件的审判官和当事者的人负责。然而先生们，请你们注意，检察机关并不是诉诸你们的理智和正义感，而是你们的感情和利益；它并不要求你们严惩一个违反道德和法律的行为；它只力图激起你们的仇恨来反对被它说成是威胁你们生命财产的事情。因此，我不是站在审判官面前，而是站在敌人面前；所以我今后进行辩护是完全无用的。我听凭你们给我宣布什么罪状，但与此同时，我强烈抗议这种以暴力代替正义的行为，而那伸张正义的事留待以后再说。可是，如果我这样一个被剥夺一切公民权的无产者，有责任否认与我不同阶级的特权者出席的法庭的审判权的话，那末我相信你们都有颗相当高尚的心，可以说使你们在人们把解除了武装的敌手交给你们宰割的情况下，恰当地来评价荣誉迫使你们扮演的角色。至于我们的角色，那是早就确定好了的；只有原告的角色才是唯一适合被压迫者的角色。
因为，不应该想象一些偶然靠欺骗和舞弊的方法暂时掌权的人能够随心所欲地对爱国者进行审判，能够用法律来迫使我们请求饶恕我们的爱国行为。不要以为我们到这里来是为了对强加在我们头上的罪名进行辩解的！远远不是这样，我们以受到控告为荣，我们就是在我们引以为荣的被告席上控诉那些摧毁和侮辱了法国的家伙，直至在这个法庭内为之设置的对立面席位恢复它们的正常作用，原告和被告各就其位时为止。
我要说明的是，为什么我们写过被国王的仆从们诬蔑为犯罪的文章，以及为什么我们今后还要继续写这类文章。
可以说检察机关给你们描绘了一幅想象中的、未来的、奴隶叛乱的前景，其目的在于以恐惧激起你们的仇恨。它说：“你们看，这是穷人反对富人的战争；全体有产者都应该关心击退穷人的进攻。我们把你们的敌人带到你们面前，趁着他们还没有变得更加可怕之前打垮他们吧。”
是的，先生们，这是富人与穷人之间的战争：富人渴望这种战争，因为他们是侵略者。但是他们认为穷人进行抵抗是可恶的；在谈到人民时，他们高兴地说：“这只野兽如此凶猛，人们打他，他居然还要自卫呢。”起诉检察官先生带讽刺的、激烈的、控告词可以全部概括在这句话里。
人们不断地谴责无产者象盗贼一样准备夺取财产；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无产者抱怨为了特权阶级的利益而受捐税的压榨。至于依靠榨取无产者的血汗过奢侈生活的特权分子，他们却认为是受到贪婪的贱民抢劫、威胁的财产合法所有者。刽子手装出受害者的姿态已不是第一次了。那么，究竟谁是应该受咒骂和惩罚的盗贼呢？那就是交付十五亿法郎给国库，交付差不多相同的数目给特权分子的三千万法国人。而整个社会应该全力保护的财产所有者，就是那二、三十万安稳地吞噬着盗贼们缴付的十几亿法郎的游手好闲之徒。在我看来，这是在新的形势下和在新的对手之间进行的封建贵族和被他们拦路抢劫的商人之间的战争。
事实上，今天政府的基础就是不公平地分配负担和收益。复辟王朝在外国人的庇护之下，于1814年确立了这个不平等的分配原则，其目的是使极少数人靠掠夺国家财富而大发横财。十万个资产阶级分子组成了所谓的民主因素，这是多么尖刻的讽刺！上帝啊，其他分子怎样呢？保尔－路易·库利埃①（Paul－LouisCou－rier）已使代议制的闷锅②遗臭万年了；这台抽压机压榨人民的血汗，榨取亿万法郎，使之不断流进游手好闲者的钱柜。这台无情的机器一个一个地压碎二千五百万农民和五百万工人，吸出他们最纯洁的鲜血，把它输送到特权分子的血管里去。这台机器的齿轮是用一种奇妙的方法装配而成的，它每天每时每刻地都压榨穷人，连他们最简朴的生活必不可少的东西都不放过，对他们的最微薄的收入和最可怜的享受，它都要吸取一半，已经有这么多钱从无产者的口袋里经过国库的无底洞流到富人的口袋里，但特权分子还嫌不够，还要通过管理工商业的法律直接从群众身上榨取更多的钱，而只有特权阶级才拥有制订这些法律的权力。
①保尔－路易·库利埃（1772—1825年）：作家。他不属于任何政党，而以尖锐无情的笔锋和贵族与僧侣反动分子进行战斗。他的杂文对准备1830年革命起了重大的作用。他最有名的著作有：《致两院请愿书》（1816年）；《沙韦尼埃尔葡萄园丁保尔·路易的平凡演说》（1821年）；《小册子中的讽刺文》（1824年）。
②指资产阶级议会。——译者
为了让地主从他们土地上取得高额的地租，对外国小麦征收进口税以致提高面包价格；但是，你们知道，公半斤面包涨落几个生丁关系到成千上万工人的生死问题。这项谷物法尤其打击了南方沿海的居民。为了使某些大制造商和森林主发财致富，政府对德国和瑞典的铁器制品征收了高额进口税，以致农民们本来能够廉价买到最好的工具，却不得不用很高的价格去购买坏工具；外国人反过来也对我们用禁止进口的办法实行报复，他们在自己的市场上排斥法国酒，加上国内征收这种商品的捐税，就使得法国最富裕的地区也变得贫困不堪了，而且扼杀了真正法国本土的葡萄种植业，而葡萄在法国对于土地和小块地的利用都是十分有利的一种自然作物。我就不必谈盐税、彩票税、烟草的专卖了，一言以蔽之，由专卖、禁止进口、关税和物品入市税这样一些苛捐杂税、织成的网围困着无产者，束缚着他们的手足，使之日渐萎缩下去。只要谈谈这些捐税总是不分摊给富人而一味强加在穷人头上，或者更确切地说，谈谈游手好闲之徒怎样对广大劳动群众进行卑劣的掠夺也就够了。的确，这种掠夺是不可少的。
为了替王室还债和慰劳王室坐享国家幸福作出崇高的牺牲，难道不应该支付一笔巨额的王室经费吗？既然有继承权的波旁后裔所主张的主要理由之一是家族人口众多，那末，国家做事就不要悭吝，不要拒绝王子的采邑、公主的嫁妆。还有这支高薪闲职人员、外交官和官僚大军，法国为了自己的幸福应该给予他们以厚禄，以便使享有特权的资产阶级过他们更奢侈的生活，因为所有这些从预算中领取薪俸的人的钱财都花在城市中，一文钱也不应该还给农民，而何况十五亿法郎中的六分之五是农民交纳的。
难道亦不需要这位新的金融巨头，这个十九世纪的吉尔·布拉（GilBlas）①，所有内阁的辩护者和吹捧者，奥利瓦勒斯伯爵（comted’Olivarès）和勒尔麦公爵（ducdeLerme）身边的红人，来出卖高官要职以换取巨额现金吗？给代议制机器的齿轮加上润滑油，使子侄、表兄弟、表姊妹都分享到利益，这是十分必要的。廷臣、交际花、阴谋家，在证券交易所把国家的荣誉和命运标价出卖的赌棍、媒婆、情妇、承办商、警界的下流作家，这些在波兰沦亡问题上进行投机取巧的人，所有这些宫廷和沙龙的寄生虫，难道不应该使他们的腰包塞满金子吗？难道不应该使这堆有效地影响舆论的粪土发酵吗？这就是被能说善辩的内阁阁员们说成是社会组织制度的杰作的政府，这就是被他们说成是开天辟地以来各种行政机构中一切最好的，完善的事物的精华的政府；这就是他们所吹嘘的，好得不能再好的，人类最完美的政府！这真是把贪污腐化的理论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现行的制度下，智慧受到奴役，这种情况有力地证明了这种制度建立起来只是为了富人剥削穷人，只是为了不体面地、粗暴地满足富人的物质利益。事实上智慧是道德的保证，如果无意中把道德带入这种制度的话，它就必然成为破坏这种制度的力量。
①勒萨奇（Lesage，1715—1736年）的小说《吉尔·布拉小史》中的主人公。书中描绘吉尔·布拉是一个多才善辩的青年，靠投机和冒险为生。——译者
先生们，我要问一问，那些善良而有识之士被卑鄙的金钱贵族抛入贱民的行列之中，他们怎能对这种无情的侮辱不深感痛恨呢？他们怎能对他们国家所蒙受的耻辱，对他们不幸的无产阶级兄弟的痛苦无动于衷呢？他们的责任，就是唤起群众摧毁贫困和耻辱的枷锁；我已经尽到了这个责任，尽管我身在监狱中。而且我们将不怕任何的敌人而把这个责任尽到底。当我们背后有着为自己的福利和自由而奋斗的伟大人民的时候，我们应该勇敢地跃入面前的壕沟，用自己的身体作为垫基石来填平它，以便给人民开辟一条道路。
政府的机关报一再自满地提到无产阶级有公开申诉的道路，法律向他们提供了为他们谋取利益的合法手段。这是一种讽刺。税收机关就在那里张着大口紧紧跟着他们；为了填满这个永远吃不饱的无底洞，无产者必须劳动，必须白天黑夜地劳动；如果能够有点残羹剩饭给他们的孩子充饥，他们就感到万幸了。人民之所以不在报纸上写文章，不向议院送递请愿书，因为这是白白浪费时间。此外，凡是能在政界引起反响的声音，沙龙里的声音、商店里的声音、咖啡馆里的声音，总之，凡是来自所有那些制造所谓舆论的声音，都是特权阶级的声音，没有一个声音是人民的；人民沉默不言，他们远远离开这些决定着他们命运的高贵地区，浑浑噩噩地生活着。当讲坛和报纸对人民的贫困偶尔流露出几句怜悯话的时候，就有人急忙用保护公共治安的名义，制止它们发表意见，禁止它们提及这些棘手的问题，或者就大喊大叫天下大乱了。如果人们坚持己见，监狱就被用来取缔这些批评政府工作的呼声，而当一切人都沉默不言的时候，他就说：“请看，法国是幸福的、歌舞升平的：到处秩序井然！……”
尽管采取了各种防范措施，但是千百万不幸人民的饥饿叫喊还是传到特权阶级的耳边，于是他们就会狂叫起来：“必须强制执行法律！一个国家只应该热爱法律！”先生们，照你们的意思，一切法律都是好的吗？难道不曾有过一些使你们感到厌恶的法律吗？你们不承认存在着任何一条可笑的、可恶的、或者不道德的法律吗？难道可以用一个抽象的名词来打掩护吗？这个名词适用于混乱不堪的四万条法律上，它既可能指好的法律说的，也可能指坏的法律说的。他们回答说：“如果有坏的法律，那么你们可以要求修改法律；但在等待修改的期间，你们要服从法律……”这是一个更加刻薄的讽刺。法律是由十万个选举人制订，由十万个陪审员运用，由十万个城市国民自卫军执行的（因为政府千方百计地设法瓦解和人民较接近的乡村国民自卫军）。然而，这些选举人，这些陪审员，这些国民自卫军，他们都是同一些人兼任不同的职务，他们同时既是议员又是法官和士兵，结果是同一个人在早上当选为议员，也就是说，在早上制订法律，中午作为陪审员运用这条法律，晚上穿上国民自卫军的制服在街上执行法律。三千万无产者在这些演习中作了一些什么呢？他们只是出钱而已。
代议制政体辩护士们的颂扬，主要是以这个制度所奉为神圣的立法、司法、行政的三权分立为依据的。他们认为这奇迹般的三权均衡，解决了长时期以来力图解决的纪律和自由，运动和安定之间的协调问题，但他们并没有足够的令人赞美的实施方案。事实恰恰是辩护士们所实施的那种代议制，把三权集中在一小撮为了共同利益而结合起来的特权阶级的手里！不正是这种三权的混乱建立了最残酷的暴政，成为他们的辩护士的自供状吗？
结果怎么样呢？无产阶级被排除在议院之外。由政权的垄断者选举出来的议院照旧无动于衷地制订税法、刑法、行政法，所有这些法律同样都是为了达到掠夺的目的。目前，如果人民高喊饥饿，要求特权阶级放弃他们的特权，要求垄断者放弃他们的垄断，要求他们都不要游手好闲，这些人会对人民嗤之以鼻。如果在1789年人们低声下气地恳求贵族放弃他们的封建权利，那么贵族会做什么呢？他们会惩罚这种胆大妄为……现在他们对此采取了不同的手法。
这些没有心肝的贵族中最狡猾的人，感到被剥夺面包的广大群众的绝望对他们是一种威胁，因而建议稍许减轻一点广大群众的贫困，老天在上！这并不是出于人道，而是为了拯救自身免于灭亡。至于政治权利，那就根本谈不上，只能扔一块骨头给无产阶级啃啃。
另外一些有善良意愿的人，认为人民对自由已经厌倦，说人民只要求能够生活下去就行了。我不知道这是对专制政体抱的什么幻想，居然促使他们称赞拿破仑的榜样，说拿破仑善于团结广大群众，用面包来换取他们的自由。的确，这个平等主义的暴君维持了一个相当的时期，特别是因为他会迎合群众要求平等的心情，枪毙了进行盗窃的供应商，这些人在今天只要做了议员就可以不受惩罚了。然而拿破仑到底还是因为扼杀了自由而完蛋。这对那些自称为他的继承者的人应该是一个教训。
不能容许在听到饥饿人民的贫困的呼声时重复罗马帝国时代这句蛮不讲礼的话：给人民面包和戏（Panemetcircenses①）就行了！要知道人民不会乞求施舍了！从筵席桌上丢下一些面包屑来欺骗人民是不解决问题的；人民不需要恩赐，他们要依靠自己来谋求自己的幸福。人民现在要求而且将来也要求制订管理自己的法律：这些法律不再是用来反对人民的，而是维护人民的利益的，因为它们是由人民自己制订的。我们不承认任何人有权可以一时高兴对人民施恩而一不高兴又收回这些恩赐。我们要求三千三百万法兰西人选择他们自己政府的形式，通过普选选出代表来制订法律。这个改革完成之后，损贫利富的捐税会立即被取消，而代之以建立在相反基础上的别的捐税。不应该再向勤劳的无产者收税来交给富人，而是应该征收游手好闲者的多余的钱来分给赤贫大众，使他们不再因为无钱而被迫无所作为。捐税应该打击不从事生产的消费者来丰富生产资源，应该逐渐促使取消公债——这个国家的浓疮；最后应该以国家银行制度来代替万恶的交易所的投机倒把。积极劳动的人将通过国家银行得到资金方面的帮助，到了那时，也只有到了那时，捐税才是一件好事。
①“Panemetcircenses”，语出古罗马讽刺诗人尤文那耳（Juvénal公元前65—128）之口，他曾讽刺罗马人民说，他们纵然征服了世界，所关心的只是施舍和免费看戏。——译者
先生们，这就是我们所了解的共和国，而不是别的，93年只是对看门人和玩多米诺骨牌的赌徒有用的稻草人。先生们，请你注意，我故意用了“普选”这个名词来表明我们蔑视某种联盟。我们清楚地知道走投无路的政府会用谎言、诬蔑、无稽之谈、背信弃义的方法来使人重新相信政府长期以来所利用的旧神话，那就是共和党人和正统党徒①之间存在联盟的神话，也就是说，世界上两类最势不两立的人之间存在联盟的神话。这个神话是他们唯一的救命稻草，使他们能重新找到某些支持的有力手段；如果政府能够用法国所憎恶的正统主义来吓唬法国，还能使法国暂时不走自救的本能促使它走共和的道路的话，那么，尽管是最愚蠢的，戏剧性的阴谋活动，最丢人的警察丑剧，在政府看来，都不算是太危险的把戏了。但是他们能使谁相信这种反自然的联盟是可能的呢？正统党徒们的手上难道没有染满我们那些死于复辟王朝断头台上的朋友的鲜血吗？我们还没有忘记我们的殉难者。波旁王朝二十五年来一直在煽动欧洲，今天仍然力图煽动欧洲起来反对的，难道不是以三色旗为代表的革命精神吗？这面旗帜不是你们这些伪装正统的卫道者的旗帜，这是共和国的旗帜。这是我们，共和党人没有你们参加，不顾你们反对在1830年重新竖起的，被你们在1815年烧毁了的那面旗帜。欧洲清楚地知道，当这面旗帜再受到国王攻击的时候，唯有共和的法兰西才会保卫它。如果说什么地方存在自然联盟的话，那就是在你们和正统党徒之间的联盟；这并不是说目前你们双方对同一个人选都认为是合适的，因为他们所需要的人选不在这里；但你们可能不计较你们的人选，从而同正统党徒们妥协，以便达到你们和他们共同追求的目标，因为你们这样做只不过是要回到你们的老路上去。
①这里所指的法国正统派，是查理十世的党徒。由于他们和西班牙正统派唐卡罗（DonCarlos）党徒有相似之处，所以布朗基称他们为正统党徒。
事实上，正统党徒一词是没有意义的，在法国只有，也只可能有保王党人和共和党人。这两个主义之间的问题日益清楚了；那些相信第三种主义所谓中庸之道的中间派的老实人慢慢地抛弃了这种中立的谬论，将根据自己的感情和利益站在这面旗帜或那面旗帜之下。而你们这些君主派的人，如同你们所说的，搞的是君主政体，人们知道你们的学说号召你们站在什么旗帜之下。你们早在十八个月之前就决定选择了这面旗帜。1830年7月28日上午10点钟①，我在一家报社办公室里自言自语地说要去拿起我的步枪和三色帽徽来，那时一个今天政府的要人气愤地喊道：“先生，三色旗可能是你们的，它永远不会是我的；白旗才是法国的旗帜。”那时和现在一样，这些先生们要在一张长沙发①上统治法国。
①“光荣的三天”的第二天，起义者占领了市政厅，把三色旗插在市政厅上。
①在复辟时期，“长沙发”一词是对空论家〔以基佐（Guizot），罗雅—科拉尔（RoyerCollard）等人为首的立宪保王党一派的成员〕的一种讽刺。人们说这个集团的人数如此之少，只要一张长沙发就容得下他们了。
的确，我们十五年来组织密谋就是要打倒白旗，当我们看到外国人曾把白旗挂在法国王宫和市政厅大厦上随风飘扬，感到切齿痛恨。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就是我们把这面旗帜扔进泥沟里去的日子，就是我们践踏这个白帽徽，践踏这个投靠敌人的娼妇的日子。只有厚颜无耻的人才敢当面谴责我们同保王党同流合污；另一方面，只有虚伪的笨蛋才会怜悯我们的所谓轻信，怜悯我们的头脑简单，说我们受了正统党徒的欺骗。我这样说一点也不是侮辱已经倒下的敌人；他们自称是强大的，他们有他们的旺代②，让他们重新开始吧！我们倒要看看！
②Vendée，指1793—1795年法国布里塔尼、波尔图和昂儒等地的保王党煽动农民反抗共和国的动乱。——译者
另外，我重复说一遍，不久就有必要在君主政体的君主国和共和政体的共和国之间进行抉择了，人们将会看到大多数人赞成哪种政体。虽然下议院是全国性的组织，即使它反对君主政体也不能团结整个国家，那是因为它虽然明白地表示了反对君主制却不敢同样明白地宣布赞成共和国；它虽然说出了它不要什么，但却没有说出它要的是什么。下议院决定不放弃共和国这一名词，而腐化堕落的当政者却竭力使全国害怕共和政体，因为它清楚地了解全国一致要求共和政体。四十年来，他们篡改了历史，取得了不可思议的成就，其目的在使人害怕共和国；但最近十八个月纠正了许多错误观点，戳穿了许多谎言，人民不再会受蒙蔽了。人民既要自由也要幸福。说人民为了一小片面包准备放弃他们的全部自由，这是一种诬蔑：应该把这种诬蔑还给作出这种诬蔑的政治无神论者。在一切紧急关头，人民不是表现了为道德的利益而准备牺牲他们的幸福和生命吗？1814年，人民不是宁愿战死，也不愿看到外国人占领巴黎吗？然而是什么物质需要推动人民作出这种献身行为呢？要知道人民在4月1日如同在3月30日一样都是有面包吃的。
相反地，人们本来以为这些特权阶级很容易被伟大的祖国和荣誉的思想所感动，他们的富有应该使他们非常敏感，他们至少应该比其他人更能估计到外国入侵的不幸后果；但不正是这些人在敌人面前戴起了白帽徽和吻了哥萨克人的皮靴吗？这些阶级过去对国家蒙受耻辱拍手称快，今天他们傲慢地宣称憎恶唯物主义，他们准备牺牲千年的自由、繁荣和荣誉，来换取用不顾廉耻的手段买来的三天安逸，这些阶级竟成为国家尊严的唯一保护者！因为腐化堕落使他们变得象牲畜一样的愚蠢，使他们认为人民也只有牲畜一般的食欲，因而他们自认有权给被他们剥削的人民以维持牲畜般生活所需要的食品！
在7月的日子里并不是饥饿促使无产阶级走上广场的。他们有着高尚的道德感情，那就是他们渴望为祖国服务来赎回他们的自由，尤其是他们对波旁王室的仇恨！因为人民从来没有承认过波旁王室。十五年来他们把仇恨藏在心里，静待复仇的时机，而当他们强有力的双手打碎了枷锁时，他们认为同时也撕毁了1815年的那些约章。这表现了人民比政府人士更有政治远见；本能使人民认识到，不洗刷一个国家过去所蒙受的奇耻大辱，这个国家是没有前途的。所以只好战争！战争不是为了重新开始都些荒谬的征讨，而是为了使丧权辱国的法国站立起来，给法国以荣誉，因为荣誉是繁荣的先决条件；战争嘛！这是为了向我们欧洲的姐妹国家证明，我们并不怀恨他们在1814年把军队开进法国，因为这件事既是我们的也是他们的重大错误；我们知道为他们也为我们复仇的方法是惩办说谎的国王并把和平和自由带给我们的邻邦！这就是热情地欢迎新世纪的三千万法国人所希望的一切；这就是七月革命所应该产生的结果！七月革命是四十年来革命的继续。在共和国统治之下，人民用牺牲温饱获得了自由；帝国给了人民一些福利，但剥夺了他们的自由。这两个政权都知道提高国家的对外地位，这是作为一个大国的首要条件。1815年，一切都完蛋了，外国的胜利延续了十五年之久。七月的战斗若不是洗刷长期战败的耻辱，若不是恢复我们民族的团结，那又是什么呢？既然一切革命都是一次进步，这次革命难道不应该保证我们享受那至今还只得到一部分的福利，难道不应该最终还给我们在复辟时期所失去的一切吗？
自由！幸福！对外地位！这就是写在1830年平民革命旗帜上的口号。而空论家们却把这些口号理解为：维持一切特权！维持1814年宪章！维持伪正统！因此他们对内给人民带来奴役和贫穷，对外丧权辱国。难道无产者只是为了改变他们很少见到的金币上的人像而战斗的吗？难道我们对新的金币如此好奇，以致去推翻王位来满足这种好奇心吗？一位阁员政论家说，我们在七月革命时坚持要求君主立宪，以路易·菲力浦来代替查理十世。根据他的说法，人民只是作为中产级阶的工具参加战斗的；换句话说，无产者只是角斗士，他们为特权阶级的娱乐和利益而互相残杀，特权阶级却在窗口拍手叫好……这当然是在战斗结束了的时候。这些代议制政府的美妙理论的小册子在11月20日出版，里昂就在21日作出了回答①。里昂工人的回答表现得如此坚决，以至于任何人都不敢再提这位政论家的小册子了。
①这里指1831年11月21日纺织工人起义，这次起义于12月3日被军队镇压。
里昂事件在人们的眼里显示了多么可怕的地狱啊！整个国家看到这支忍饥挨饿的工人组成的大军冒着枪林弹雨，宁愿一下死去不愿活着受罪，都感到怜悯。
不仅仅是里昂而是在全国各地，工人都被苛捐杂税压得喘不过气来。这些工人不久以前曾为胜利感到十分骄傲，因为这次胜利把他们走上政治舞台和自由的胜利联系在一起，这些工人曾经企图复兴整个欧洲，他们正为反对饥饿而斗争，饥饿已经使他们不再有足够的力气来对复辟王朝所带来的新旧耻辱表示愤慨了。甚至连奄奄一息的波兰呼声也不能转移他们对自己贫困的注意，他们留住了眼泪，以便为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孩子哭泣。这些痛苦竟然使得他们这样快地忘却了被杀死了的波兰人，可见这是何等的痛苦啊！
这就是七月的法国，它给那些空论家们搞到何种地步了！在那些欢腾的日子里，当我们肩上扛着枪，穿过被挖起铺路石的街道和街垒的时候，我们为自己的胜利而陶醉和欢呼，内心充满幸福的感情，一面想象着国王听到我们的马赛曲的宏亮歌声从远处传来时，脸色如何的苍白，而人民听到这歌声该是如何的欢乐；那时谁会料到，这样的欢乐和光荣竟会一下子变成了深沉的悲哀呢！谁会想到，从地窖里爬出来，吓得发抖的资产阶级，在看到这些堂堂六尺之躯的工人，竟会吻他们的破衣，声泪俱下地一再赞美他们的大公无私和英勇无比，谁会想到这些工人却会在他们所征服的石板路上潦倒而死，谁会想到他们的赞美者竟敢把他们叫做“社会的灾祸”呢！
高尚的灵魂！光荣的工人，你们临终时，我在战场上和你们握了最后一次手，道了永别，我用破布盖起了你们的脸，你们在胜利中幸福地死去，这次胜利应该为你们的后代赎回自由。但是六个月以后，我却在监狱里找到了你们的孩子，每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听见他们的呻吟，听见刽子手的咒骂，还听见迫使他们停止叫喊的鞭子声。
先生们，你们对那些已经显示过他们力量的工人大肆凌辱，使他们现在的处境比迫使他们进行战斗以前的处境更加恶劣，难道不觉得有点轻率吗？使人民痛苦地认识到在胜利中受了温情主义的欺骗，这是明智的吗？你们能够肯定不再需要无产阶级的宽恕，以致敢于表示不再害怕无产阶级的报复吗？看来你们似乎认为只要事先夸大人民杀人抢劫的情景，不必采取预防人民报复的措施，好似夸大这种情景就是防备这种情景成为现实的唯一手段。把刺刀刺进那些在胜利后交出武器的人的胸膛是多么容易啊！
但是要磨灭人们对这次胜利的记忆，却不是那么容易的。你们花了将近十八个月的时间，想一点一滴地重建在四十八小时内被推翻的一切，但是你们十八个月的反动并不能动摇我们三天的事业。任何人类的力量都不能推翻既成的事实。一个人可以说有些前因没有后果，但是有没有人能说，有的后果没有前因呢？法国已经在六千个英雄的血泊中受孕了，她的分娩时间可能很长，很痛苦，但她的腹部是健全而有力的，害人的空论家不可能使她流产。
你们没收了七月革命的枪支。是的，但子弹已经打出去了。巴黎工人的每一颗子弹都在围绕世界转动，他们不断地打击敌人，而且将继续打击敌人，直到自由和人民幸福的敌人一个不剩为止。
（二）关于七月革命以来法国国内外形势的报告（布朗基在“人民之友社”1832年2月2日会议上的演说①）
①见布朗基手稿，国家图书馆NAF9591—1号，314页以下。
企图掩盖我们国家各阶级之间存在着一场殊死的斗争，是没有必要的。一个真正全民的党，就是所有爱国者都应该加入的群众性的党，这个真理是尽人皆知的。
迄今法国存在着三种利益：所谓上层阶级的利益，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利益，以及人民的利益。我把人民的利益放在最后，因为它过去一直被放在最后的地位，我希望不久将会实现《圣经》上的格言：“有人愿意作首先的，他必作众人最后的，作众人的佣人。”
在1814年和1815年，资产阶级对拿破仑的统治感到厌倦，并不是由于拿破仑的专制（资产阶级并不太关心自由，在他们眼里，自由不如一斤香料，不如一张签了字的支票），而是因为人民的血流尽了，战争开始夺去资产阶级的儿女，尤其是因为战争威胁到资产阶级本身的安全，妨碍商业的发展，因此，资产阶级把外国士兵当作他们的解放者，把波旁王室当作上帝派来的使者。打开巴黎的大门，把滑铁卢的士兵当作强盗的，鼓励1815年流血事件的就是资产阶级。
路易十八用宪章来报答资产阶级①。宪章把上层阶级封为贵族，把下议院或者所谓的民主院交给了资产阶级。这样一来，流亡者、贵族、大地主——波旁王朝的狂热党羽——和由于本身利益而承认波旁王室的中产阶级都同样地成了政府的主人。而人民却被抛在一边。他们没有领袖，被外国的侵略弄得意志消沉，他们不再相信自由，沉默不言，忍受着压迫，以保存自己的力量。你们知道资产阶级直到1825年还是经常支持复辟王朝的。资产阶级参与了1815年和1816年①大屠杀，他们把博里（Borie）和贝通（Berton）②送上了断头合，支持了对西班牙战争，把维勒尔（Villèle）③捧上了台，修改了选举法；直到1827年为止他们不断地把很多忠于政权的人塞进下议院而使它成为多数派。
①拿破仑失败之后，路易十八不得不批准宪法或宪章（1814年6月4日）、宪章把法国变成了君主立宪国，在君主立宪国里，国王的权力受到上议院和下议院的限制，这两院都是代表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利益的。由于选举资格受到高额纳税条件的限制，以致只有十万多人享有选举权，一万五千人到一万六千人享有被选举权。
①这里指“百日”后，法国路易十八政府所实行的白色恐怖。
②博里和贝通：贝通将军和烧炭党人于1832年2月24日密谋推翻波旁王朝，结果政变遭到镇压，贝通和其他几个烧炭党人被处死。
③维勒尔：激进保王党分子，1821—1828年任内阁首相。
1825到1827年期间，查理十世看到一切都已成功，相信自己的力量强大得不再需要资产阶级的支持，于是打算把资产阶级一脚踢开，正如1815年把人民踢开一样；查理十世向旧制度方面大胆地前进了一步并向中产阶级宣战，宣布实现贵族和耶稣会僧侣的专制统治。资产阶级本质上是反对宗教的，他们憎恶教会，只相信他们的复式簿记。教士们使资产阶级感到恼火；资产阶级曾同意和上层阶级联合起来压迫人民，但当他们看到自己也受压迫时，对上层贵族又是怨恨又是嫉妒，于是又来联合中产阶级的少数派。中产阶级的这些人自1815年以来一直反对波旁王朝，但在那时以前，一直被资产阶级当做牺牲品。因而一场长期的、激烈的笔战和竞选斗争开始了。资产阶级以宪章的名义进行斗争，不为别的只是为了宪章。实际上，宪章保证了他们的势力；如果宪章得到忠实执行的话，它会使资产阶级在国家中占优势。资产阶级制定了既代表他们的利益又作为他们旗帜的宪法。法律秩序就成了宪法的敌对双方每天焚香膜拜的神灵。这场斗争从1825年延续到1830年，它变得越来越有利于资产阶级，这些迅速取得进展的下议院的主人就很快地使政府完全垮台。
人民在这场斗争中作了什么呢？什么都没有作。他们对这场争吵袖手旁观，保持缄默，他们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他们的利益是不会在他们压迫者之间展开的论战中来考虑的。毫无疑问，资产阶级是不关心人民和他们的事业的，他们在十五年前就认为人民的事业已遭到失败了。你们还记得最忠实于立宪主义的报纸重复说，人民已让位给唯一代表法国的选民。不仅政府把群众看作是和论战无关的人，中产阶级可能更加蔑视他们，中产阶级打算独吞胜利果实。这种胜利不会超出宪章的范围。查理十世、宪章、外加势力雄厚的资产阶级，这就是立宪主义者所追求的目的。是的，但人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却不同；人民嘲笑宪章，咒骂波旁王室，他们眼看主子们互相争吵，静待时机以便冲上战场并使双方同意人民的看法。
当阶级之间的关系到了这样的地步，以致政府除实行政变外，就没有其他办法，而当政变威胁着资产阶级的时候，它是多么胆战心惊啊！在以解散议会的法令来回答二百二十一位议员给国王的著名请愿书①时，谁不想起他们的懊丧和恐惧心情呢？查理十世说要坚决依靠武力，这便吓得资产阶级脸色发白。大多数人公开不赞成二百二十一位议员所采取的革命的过激行为。最大胆的资产阶级分子也只把他们的希望寄托在拒绝交纳的沉重捐税上和几乎全都乐意起特别刑事法庭作用的法院支持上面①。保王党人之所以表现得如此有信心和决心，他们的敌人之所以表现出如此恐和惧不安，这就是因为保王党人和他们的敌人都把人民看作是已经退休了的人，并且期待他们在战斗中保持中立。因此，经过五年笔战和票球战②之后，一方面是依赖贵族、僧侣和大资产者的政府，另一方面是中产阶级，他们准备诉诸武力，而人民，十五年来始终保持沉默则被认为是已经退休了的人。
①指议院内的二百二十一位反对派议员。他们为了回击1830年3月2日查理十世的演说，拟了一份请愿书，在请愿书里，他们抗议政府不重视“人民愿望”的一系列行动。
①这是采取简易程序的特别法庭，建立于1815年，专门审判政治性的犯罪行为。
②指议员投入票柜内用以计票的球。
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战斗开始了。命令公布了，警察捣毁了报纸印刷机。公民们，我不必向你们谈我们这些在枷锁下战栗并终于在长年沉睡中苏醒过来的睡狮——人民的欢乐心情。7月26日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而那些资产阶级呢！从来没有过一次政治危机使他们表现出如此恐惧和惊慌失措。他们听到第一批枪声就好似听到哨兵对准他们一个一个发射的第一枪，变得脸色苍白和狂乱了。议员们在星期一、二、三的行径在你们的脑际是记忆犹新的。资产阶级把在恐惧中所剩下的一点机智和才能，都用来阻止和停止战斗；他们被自己的怯懦所支配，不愿意看到人民的胜利，而宁可在查理十世的屠刀下战栗。但是，星期四局势发生了变化。人民成了胜利者。因此，另一种更加深沉和压倒一切的恐惧笼罩着他们。他们的宪章、合法性、君主立宪、资产阶级专政统治的美梦统统完蛋了！查理十世，这个无能的魔影消失了。资产阶级透过废墟、火焰和烟雾，看见人民高举着三色旗在君主制的尸体上象巨人一样站了起来；他们吓得目瞪口呆。啊！就在这时候，他们惋惜7月26日那天没有国民自卫军，他们责怪查理十世没有预见和缺乏理性，他自己摧毁了他的救命支柱。后悔已经太晚了。你们看到在人民当权的日子里，资产阶级是如何摇摆于两种恐惧之间，首先是怕查理十世，其次是怕工人。那些在马尔斯广场阅兵时戴着高高的帽缨的威武的军人今天该扮演多么崇高而光荣的角色呵！
公民们，群众如此突然地显示了惊人的力量，为什么结果竟落得一场空呢？难道真是命里注定由人民单独进行的、应该标志资产阶级专权制度结束的、应该标志人民利益和人民力量实现的这场革命，结果只能以建立中产阶级的专权统治，加深工人和农民的贫困，使法国在泥坑中越陷越深而告终呢？唉！人民，象那位古人①一样，善于胜利，但不善于利用胜利。但过错并不完全在人民身上。战斗如此短暂，以致在战斗中自然产生的领袖，也就是那些善于巩固胜利的人还来不及从群众中产生出来。人民不得不联合在议会斗争中反对波旁王朝的资产阶级的领袖。其次，他们对中产阶级五年来反对他们敌人的小小斗争颇为感激，你们曾看到人民在战斗后在街上遇见穿礼服的中产阶级时，对他们表示多么善意，我甚至可以说表示多么尊敬！“宪章万岁”的口号就是一个人民和这些中产阶级结盟的团结口号，但中产阶级背信弃义地滥用了这一口号。是不是人民本能地感觉到他们刚才对资产阶级做了极为不利的事，他们以胜利者宽大为怀的姿态主动地向他们未来的敌人提出和平和友谊呢？不管怎样，群众没有正式表示过任何积极的政治愿望。鼓动群众采取行动，使他们走上广场的，只是对波旁王朝的仇恨和推翻它们的决心。他们希望从街垒中产生出来的政府既有波拿巴主义，又有共和国。
①这里指的是迦太基名将汉尼拔（公元前274—183年）。
你们知道，人民信任他们所承认的领袖，把这些过去曾反对过查理十世的领袖看作和人民一样，都是波旁家族不共戴天的敌人，以及他们在战斗结束之后怎样退出了广场。那时，资产阶级走出了地窖，他们有成千上万的人蜂拥到战斗人员撤退后显得空荡荡的大街上。谁都记得巴黎街头的景象发生了不可思议的突变，就象剧场中换布景一样，穿短装的人转瞬间都改穿了礼服，仿佛仙女的魔棒使一些人消失了，同时又使另一些人出现了。这是因为子弹不再呼啸了。现在不再是怕被子弹击中，而是收拾战利品的问题了。各人有各人扮演的角色：工厂的工人撤走了，掌柜的出头露面了。
因此，这些坐享胜利果实的小人，在企图使查理十世重新登上王位，但又感到这样做有丧失生命的危险，而且又感到自己没有足够的勇气，去冒这种背叛的风险之后，就只好进行一次危险性较小的出卖行为；于是波旁王室的一员被宣布为国王；一万到一万五千名资产阶级来到新的宫廷，他们在受国王金钱收买的代理人的指挥下，一连数天，以热情的呼声向他们的主子表示敬意。至于人民，他们没有年金也没有金钱能在宫廷的窗下游荡，他们呆在自己的工厂里。但是他们不是这次无耻篡夺政权的同谋者；如果人民中有了能够领导他们进行愤怒的复仇斗争的人的话，这一阴谋本来是不会不受到惩罚的。被领导人所出卖，被各派别所抛弃的人民，就象在1815年那样默默地积聚自己的力量。我给你们举一个例子：上星期六，一个拉我的双轮马车的车夫向我叙述了他如何参加三天的战斗情景，接着又向我说：“我在到下议院去的路上遇见了一群到市政厅去的议员。我便跟着他们走，看看他们做些什么。那时，我看到拉斐德（Lafayette）和路易·菲力浦一起出现在阳台上，拉斐德说：‘法国人，这就是你们的国王’。先生，当我听到这句话时，我如同挨了一刀。我不能再往下看，立刻便走开了。”这个人就是人民。
紧接着七月革命之后，各阶层的情况就是如此。上层阶级被打垮了。在战斗期间躲藏起来，不赞成战斗的中产阶级，他们表现得极为机灵，正如他们在战斗期间表现得极为慎重一样，骗取了没有他们参加而取得的胜利果实。人民创造了一切，但仍象从前一样一贫如洗。不过已经出现了一个惊心动魄的事实。那就是人民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登上了政治舞台，虽然他们几乎立刻被赶下舞台，却做了主人翁应该做的事，然后他们引退了。从此，中产阶级和人民之间将展开一场激烈的斗争。这场斗争不再是在上层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因为资产阶级要求他们从前的敌人给予他们一臂之助，以便更好地来抵抗人民。事实上，资产阶级不久暴露出了他们对人民的仇恨……
如果我们研究一下政府的行动，就会发现它的政策的进程和发展是同代表其利益和感情的资产阶级的仇恨和暴力的进程和发展相一致的……
在初期，当街垒的石块还堆满街道的时候，执政者只大谈其市政厅①的政纲和共和的制度；他们逢人握手，发表迎合群众的宣言，到处滥用自由、独立和民族光荣这些伟大的字眼。其后，在当局能支配有组织的武装力量时，他们的野心就扩大了，他们引用并实施了复辟时代的一切法律和条例。以后，开始封闭报纸，对七月起义者进行审判，用刺刀和枪托屠杀和追捕人民，增加捐税及其征收之重是复辟王朝时代前所未闻的；所有这些暴力的使用和这种暴政的表现，都暴露出了政府的仇恨和恐惧心理。但政府也感到人民会用仇恨来回报他们的，他们知道只靠资产阶级的支持还不够强大，所以他们力图团结上层阶级分子，使他们站到政府一边从而在两种力量的基础上更有成效地抵抗无产阶级进攻的威胁。政府在十八个月来所实行的一整套措施，都是与贵族和解有关系，这就是他们政策的关键所在。而上层阶级几乎完全是由保王党分子组成。为了争取上层阶级，政府必然尽可能地与复辟王朝相似，重弹它的老调，保存它的制度。政府也就是这样办的。除了国王的名字改换了之外，其他一切依然如旧。他们否认和践踏了人民的主权，朝廷为外国皇帝披麻戴孝，处处模仿正统王朝。保王党人保持了他们的原有职位，那些在第一次革命浪潮中被迫引退的人从新找到了更有油水的职位；官员都被留用，从而使全部行政权都掌握在忠于波旁王朝的人手中。
①指共和国时代的政府。——译者
在外省，例如在南方，爱国者和保王党的人数几乎相等。每当这两派对峙时，政府由于偏心和叛卖行为，始终是反对爱国者，帮助正统党徒的。今天，他们终于不再掩盖他们对爱国者的仇恨和对正统党徒的偏爱了。贵族怎能拒绝如此柔情的献媚呢？
因此上层阶级中最腐败的一部分人，也就是首先追求黄金和享乐的那部分人，他们不惜同意维护公共秩序。但上层阶级中的另一部分人，为了避免说“可敬”一词，我称他们为腐化程度较浅的那一部分人，他们保持自尊心，信仰自己的主张，崇拜自己的旗帜和历史，厌恶地拒绝中庸之道者对他们的贿赂。在他们背后有着绝大多数南部和西部的人民；所有这些旺代和布里塔尼的农民，他们置身于文明潮流之外，对天主教有着强烈的信念，他们在崇拜中很有理由把天主教和正统王朝混淆起来，因为天主教和正统王朝是两个同生共死的东西。你们相信这些善良而虔诚信教的人容易受银行家诱惑吗？不，公民们！人民，虽然有时由于无知而受宗教狂热所煽动，有时比较清醒，而为热情洋溢的自由所鼓舞，但人民永远是伟大而豪迈的：他们从不向卑鄙的金钱利益低头，而只服从于高尚的心灵热情和高尚的道德观念。是的！布里塔尼和旺代，无论人们对它们怎样温柔和尊重，它们一听到：“上帝和国王”的号召就会立即起来行动，用它们的天主教和保王党军队来威胁政府，并且一和政府交锋就会把政府打垮。不仅如此，上层阶级中那部分同中庸之道者有联系的人，一有机会就会离开政府。他们所答应做的，只是不帮助推翻政府；至于对政府的忠诚，你们知道这些利欲薰心的人哪会有一点儿。我再进一步说，绝大部分资产阶级由于仇视他们所害怕的人民，由于想象战争会夺去他们的金钱而害怕战争，才聚集在政府的周围。他们并不太爱当前的秩序，他们感到这种秩序是没有能力保护他们的：一旦白旗举了起来，只要白旗保证他们能压迫人民和保证他们的财产安全，他们立刻会准备放弃他们原来的政治主张，因为他们非常后悔自己由于自尊心的缘故暗中破坏了波旁政权并且导致了它的垮台。他们会把他们那部分的权力放弃给贵族，心甘情愿地用奴隶地位来换取安宁。
因为路易·菲力浦政府并不能使他们放心。不管政府怎样模仿复辟王朝，怎样迫害爱国者，怎样想抹去起义的痕迹，因为在拥护公共秩序的人看来：起义玷污了政府。但是对这触目惊心的三天的回忆老是纠缠着政府，控制着政府；十八个月的反人民战争的胜利也抵不上一次人民的胜利。战场还是由人民控制着，而已成为历史的人民胜利就象达摩克利的剑①一样悬挂在当权者的头上；人人都提心吊胆地瞧着这条悬挂剑的马鬃不久是否会折断。
①达摩克利的剑，这一典故出自希腊传说。公元前四世纪时，叙拉古王迪奥尼西阿斯于饮宴时，在他的廷臣达摩克利的头顶上用一根马鬃悬挂着一把宝剑作为千钧一发，岌岌可危的象征。——译者
公民们，有两个原则把法国一分为二，一个是正统的原则，另一个是人民主权的原则。正统的原则就是过去的旧组织，社会在这些组织中存在了四百年，一部分人出于自己的安全本能地要求保存这些组织，而另一部分人则由于担心这些组织可能会迅速地被新的组织所取代，随着旧组织解体而来的便是无政府状态。人民主权的原则团结着所有争取未来的人民群众，他们受尽剥削的折磨，所以要求打倒这些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的框框。没有第三面旗帜，没有中间路线。折衷主义是一个愚蠢的东西，是一个装出一副只会令人发笑的正统姿态的非法产生的政府。因此，完全了解这种情况的保王党人利用力图拉拢他们的政府当局对他们的关心和殷勤，以便更积极地从事消灭政府。保王党人的许多报纸每天都在表示只有正统才能建立秩序，中庸之道是没有能力治理国家的，并且说离开了正统原则只会发生革命，一旦离开了第一个原则，就必然会滚入第二个原则中去。因此，将会发生什么呢？上层阶级只是等待重新举起白旗的时刻。绝大多数中产阶级分子只要柜台和保险柜，不要祖国，他们为了在一匹布上多赚两个银币或在商业回扣上多得百分之四的利润而心甘情愿做俄国人、普鲁士人和英国人，他们这样一些人必然站在白旗下面；只要听到战争和人民主权的字眼，他们就会胆战心惊。这个阶级中的少数人，是由热爱象征法国独立和自由的三色旗的知识分子和少数资产阶级分子组成的，他们是赞成人民主权的。
此外大祸很快就要来临。你们看到上议院、法官和大多数公务人员公开地嘲笑折衷主义，图谋使亨利五世复位，正统派报纸不再掩盖他们反革命的希望和计划了。保王党人在巴黎和外省聚集了力量，把旺代，他们的布里搭尼，和法国南部组织起来，并骄傲地树起了他们的旗帜。他们高声说资产阶级支持他们，他们并没有搞错。他们只等待外国的一个信号就要重新举起白旗。因为没有外国支持，他们将会被人民打垮。他们明白这一点，而我们却认为，即使他们得到外国人的支持也将被消灭。
公民们，你们可以相信，外国是不会不给他们这种支持的。这是我们和欧洲列强关系上值得注意的地方。你们可以看到，法国的对外形势是和政府的对内政策的进展而平行发展的。对外丧权辱国同国内资产阶级的暴政和广大群众的贫困成正比例地加深。
欧洲的国王们一听到我们革命的消息，便惊慌失措，而当起义火焰迅速地燃烧到比利时、波兰和意大利时，他们当真以为他们已临近末日。在那时怎能想到这次革命会不是一次革命，驱逐了波旁王室实际上又没有把波旁王室赶掉，推翻了复辟王朝而又出现一个新的复辟王朝呢？最丧失理性的人也决不会有这些想法。各国政府当局把这革命的三天看成是法兰西人民的觉醒，看成是人民向压迫者复仇的开始。各族人民的看法也和各国政府的看法一样。但是，曾几何时，我们朋友和敌人都显然看出法国落到一些无耻商人的手中去了，这些商人一心以最可能高的代价来出卖独立、光荣和自由。正当外国国王在等待我们宣战的时候，收到了法国政府恳求饶恕它的过错的信件。新的主人为它身不由己地参加了起义而请求饶恕，声明它是清白无辜和仇恨革命的；如果他的好友，国王们，能够答应保护它，在神圣同盟里给它一个小小的席位，它将成为这个同盟的一个忠实的奴仆，并答应去遏制革命，镇压革命和粉碎革命。
外国政府当局懂得人民并不是法国政府这次卖国行为的同谋者，而且人民将很快惩罚这个卖国政府。因此，外国政府拿定了主意，扑灭在欧洲各处已爆发的起义，当一切进入正常秩序之后，他们再集中全力去反对法国，并在巴黎就地扼杀革命和摧毁革命的精神。这个计划是被坚定不移地、非常巧妙地实行的。不能操之过急，因为受到不久前的胜利所鼓舞的七月人民，可能会对直接威胁有所警觉，从而对他们的政府施加压力。而且，必须给折衷主义以时间来削弱革命热情，消磨革命者的勇气，并在国内制造猜疑和不和。但也不可以行动太慢，因为群众会对国内压在他们身上的奴役和贫困感到忍无可忍而在外国采取行动之前，再一次打碎枷锁。
所有这些暗礁都被绕过了。奥地利人侵略了意大利，统治我们的资产阶级高喊“好啊！”，并向奥地利鞠躬致敬，俄国人消灭了波兰，我们的政府高呼“太好了！”并且拜倒在帝俄的脚下。在此期间，伦敦会议在讨论保证比利时独立的议定书上故弄玄虚。因为，比利时的复辟可能会擦亮法国的眼睛，那时法国会采取维护他们事业的措施。现在，国王们向前走了一大步。他们不再要比利时独立，他们主张使荷兰国王在比利时复辟。北方的三个宫廷摘下了假面具，拒绝批准花了十六个月的时间开会讨论通过的著名条约①。
①1831年伦敦条约规定由列强保证比利时的自主和中立地位。直到1839年4月19日比荷媾和条约正式签字后，欧洲各国才承认比利时王国的“永久中立不受侵犯”的地位。——译者
好吧！折衷主义者会以宣战来回击这次横蛮的侵略吗？战争！上帝啊！这个词把资产阶级吓得脸无人色。请听他们怎样说吧：战争，就是破产；战争，就是成立共和国！只能用人民的鲜血来进行战争，而资产阶级是不会参与战争的。因此，必须以祖国的自由和独立的名义，来呼吁人民为自己的利益、情感而作战！必须把国家重新交给人民，因为只有人民才能拯救国家。宁愿俄国人占领巴黎一百次，也不愿激起乱民的热情。俄国人至少是秩序的朋友，他们在华沙重新恢复了秩序②……这就是折衷主义者的打算和言论……
②布朗基在这里讽刺沙皇军队镇压1830—1831年波兰起义后，在华沙建立的所谓“秩序”。——译者
保王党人会作好准备，来年春天，俄国人一越过国境就会找到为他们准备好的直到巴黎的住处。因为你们可以相信，即使在那时刻，资产阶级也不会下决心宣战的。被他们叛卖了的人民的愤怒使他们感到恐惧，增加了他们对战争的恐怖，你们会看到商人们佩起白色帽章，把敌人当作恩人来欢迎，因为他们恐惧哥萨克人的程度还不如恐惧穿短装的贱民……
如果人民还不拿出力量来惩罚这些卖国贼，这就是在等待着我们的命运。但是，公民们，没有一种伟大的动力，人民是不会进行革命的。为了使人民站起来，必须要有一根有力的杠杆；人民只是到了危险迫在眉睫之际才会起义的。我以沉痛的心情说，没有广大群众的行动，比利时就会复辟。但是，如果外国人胆敢越过我们的国境，我坚信人民不会束手就擒的，这时我们的敌人就该倒霉了！……
法国还有十四个军团可以对付国王的欧洲，而人民的欧洲则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
（三）谁做的汤应该由谁来喝（1834年）①
这篇文章原准备在1834年《解放者》杂志三月号上发表，但该期没有出版。这篇文章现经修改发表。（布朗基注）
①参阅《社会批判》第2卷，第118—128页。
财富是智慧和劳动，人类的心灵和生命的产物。但是智慧和劳动这两种力量只有通过由两者合力利用的土地这个被动因素才能发挥作用。因此，土地这个不可缺少的工具似乎应该属于所有的人。但事实并不如此。
一些人利用欺骗或暴力霸占了公有的土地，宣布他们是土地的占有者，他们通过法律确定土地永远是他们的产业，而这种财产所有权就成为社会制度的基础，换言之，这种权利压倒一切，有时能够剥夺人类的一切权利，甚至于生活的权利，如果生活的权利不幸与少数人的特权发生冲突的话。
这种财产所有权经过逻辑的推论，从占有土地扩展到占有其他劳动工具，占有劳动产品的积累，总称为资本。因为资本本身是不会生产的，它只有在劳动力的作用下才能生产，而另一方面，资本必然是借社会力量作用的原料，大部分社会力量不占有任何资本，只好为了少数资本占有者的利益而被迫劳动。劳动工具和劳动果实都不属于劳动者，而属于游手好闲者。多余的树枝吸去树液而损害开花结果的树干的生长。黄蜂吃掉蜜蜂所生产的蜂蜜。
这就是我们以征服为基础的社会秩序，并把人民分成征服者和被征服者。这种组织的逻辑发展的结果，就是奴隶制。事情也果然如此。事实上，土地只有经过耕种才能产生价值，特权阶级从占有土地的权利得出结论，他们同样有权占有牛马般耕种土地的人。最初，他们把这些人看作是他们土地的附属物，后来，把这些人看作是一种可以离开土地的个人财产。
但是，平等原则铭刻在人们心灵的深处，几世纪以来力图摧毁各种形式的人对人的剥削，这一平等原则给了神圣的奴隶制第一次打击，打碎了雇佣奴隶制。特权应该缩小，不能再把人当作动产，而只能把人当作附属于土地，并和土地不动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来占有。
十六世纪时，一再流行的残酷压迫带来了黑人奴隶制，而今天被认为是法国土地上的居民还占有着人，如同占有衣服和马匹一样。在殖民地社会和我们社会之间的奴隶制并没有多大的差别。在特权和平等之间进行了十八个世纪的斗争之后，作为这场斗争的场所和胜利者的国家是不能容忍赤裸裸的奴隶制度的。但奴隶制名亡实存，财产私有权在巴黎虽然比在马提尼克岛更加隐蔽，但它在巴黎还是同在马提尼克岛一样根深蒂固，具有同样的压迫性。
实际上，奴隶制度不限于一个人变成另一个人的东西或变成他的农奴。一个被剥夺了劳动工具，完全受特权阶级即他的支配者摆布的人，也是不自由的。正是这种垄断，而不是这种或那种政治制度使群众变成了奴隶。土地和资本的世代相传使群众处于所有者的枷锁之下。他们除了有选择主人的自由外，不再有别的自由。
因此，“富人使穷人有了工作”这句话，无疑地使人觉得好笑。实际上，这差不多等于说庄园主给了他们的黑奴工作一样，所不同的只是富人对穷人的生命更加漠不关心。因为工人并不象奴隶一样是要加以爱惜的资本，工人的死对资本家并不是一种损失，因为总会有人竞争着来代替他们。工资虽然仅够使工人不致饿死，但还使得被剥削者能够生儿育女；工资延续了穷人的血统来为富人服务，因而使得构成我们社会因素的贫穷和富裕、享乐和痛苦这两个平行的遗产世代相传下去。当无产者受够了痛苦，并且留下了继承人，在他们死后继续受苦受难时，他们还要在医院里把尸体交出来为科学研究提供资料，以便医好他们的主人。
这就是占有生产工具的结果！群众只有无休止的劳动，每日难得赚到几文钱，明天总是没有保证，如果主人出于愤怒和恐惧，任意把劳动工具收回的话，那他们就只好挨饿！而特权阶级却有绝对权力，他们有生杀予夺之权！因为他们有钱，他们能够等待。等到特权阶级的储备耗尽被迫投降时，平民早就死得一个不剩了。
谁不记得1831年资本家由于恐惧或是为了报复而藏起来后所发生的不幸呢？这些腰缠万贯的资本家安然呆在荷兰冷眼看着为了他们的荣华而流尽血汗的工人饥饿待毙，痛苦不堪。用罢工来报复是不可能的。
里昂工人不久前举行了罢工。①但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六万工人不得不在几十个工厂主面前屈服，求饶。饥饿压服了反抗。这种坚决抵抗的意志是令人赞叹的。工人们受了多少苦难，实在忍无可忍，最后才会强硬起来反抗压迫。
①这里指1834年4月里昂丝绸工人的起义。
穷人不了解他们遭受不幸的根源。无知是受奴役的结果，无知使他们成了特权阶级的驯服工具。他们被繁重的劳动压得喘不过气来，不知道精神生活为何物，他们在这个社会里被当作牛马，他们从这些社会现象里能知道什么呢？人家给予他们的，不过是他们的血汗果实的一部分，而他们却把这些东西看作是恩赐来接受，把剥削他们的手看作是养活了他们的手。因此，他们总是准备在他们主人的指示之下去打击试图向他们指出美好前途的敢说敢为的人。
唉！人类蒙着眼睛前进，每隔很长一段时间才揭开蒙住眼睛的布带来看一看他们前进的道路。在进步的道路上，人类每向前迈进一步就要踩死一批在前面引路的人。人类的英雄开始总是成了人类的牺牲者。格拉古兄弟（LesGracques）被一群在贵族唆使下暴动的人民打死。耶稣基督是被法利赛人和祭司煽动起来的犹太人的欢呼声中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从前，平等的维护者被人民忘恩负义和愚昧无知送上了革命的断头台，人民还让他们死后的名声受到诽谤和咒骂。甚至今天，特权阶级的帮闲们每天早上还教法兰西人民向这些烈士坟墓上吐唾沫。
要使无产阶级睁开眼睛认清他们的压迫者是多么困难啊！里昂无产阶级之所以象一个人那样站了起来，那是因为双方利益之间明显的矛盾不容许无产阶级再盲目地抱有即便是最固执的幻想。这时才看清了这些商人心灵深处隐藏着多大的仇恨和残暴呵！工人们面临着被屠杀的危险：大炮、弹药、战马和士兵从四面八方潮涌而来准备消灭他们。不是屈服，就是战死，这就是起义者所面临的抉择！里昂工人的职责，就是忍饥挨饿，白天黑夜为富人的用金子、丝绸和眼泪织成衣料。
但是，这样残酷的暴政本身存在着危机：那就是会激起怨恨和起义。为了消除这种危险，富人们试图使卡恩（Cain）和亚伯（Abel）和解。他们从资本是劳动的必要工具出发，竭力说资本和劳动之间有着共同的利益，因此资本家和劳动者应该互相依赖团结一致。他们用多少漂亮的词句来编织这友谊的画布啊！他们给绵羊剪毛是为了绵羊的健康，因此绵羊应该表示感谢。我们的埃斯古拉普①知道怎样把药丸裹上糖衣。
①埃斯古拉普是希腊神话传说为太阳神阿波罗之子，被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奉为医药之神。——译者
这些传道说教至今还能找到一些受骗者，但为数已经不多了。人们每天都清楚地看到寄生者和牺牲者之间的所谓共同利益究竟是什么。事实胜于雄辩；事实证明了利润和工资之间存在着殊死的决斗。谁将失败呢？这是正义和良知的问题。让我们来观察一下。
没有劳动就没有社会！所以，没有一个游手好闲的资本家不需要劳动人民。但是，劳动人民为什么需要游手好闲的人呢？难道他们手里的资本只有在不属于劳动人民的条件下才能生产吗？假设无产阶级带着他们的家属和他们的劳动力大批逃到某个遥远的地方去。他们偶然离开了他们的主人会饿死吗？难道新社会只能在产生了地主和资本家并把全部劳动工具的所有权交给游手好闲的阶级之后才能建立吗？一定要把人分成所有者和雇佣者之后，才可能产生社会机构吗？
反过来看看被奴隶们抛弃的骄傲的主人的面孔是多么有趣啊！他们对那些空旷无人的宫殿、车间和田野怎么办呢？他们要不在这些丰富的财富中饿死，要不就轮到他们含羞地脱下衣服，拿起锄头，到一块土地上去劳动。他们这些人能耕种多少土地呢？我想这些先生们充其量只能耕种一个县的土地。
但是，三千二百万人不会再一齐回到阿旺当小山①上去了。因此，让我们作一个相反的、更加现实的假设。一天早上，游手好闲的人即新的贝亚斯①，从法国的土地上逃走了，把土地留给了劳动人民。这是多么幸福的、胜利的日子啊！千百万人摆脱了重重的压迫，这是多么值得快慰啊！广大人民可以自由地呼吸了！公民们，同声高唱解放的赞歌吧！
①古罗马城内七个小山之一，公元前493年平民反抗贵族，一部分人退至阿旺当小山上进行抵抗。——译者
①贝亚斯是公元前六世纪希腊七贤之一，他的家乡被波斯人围攻时，他只身逃走什么也没有带。——译者
圣西门有句名言说：国家少了一个劳动人民就会贫穷；而国家少了一个游手好闲的人则会富裕②；死掉一个富人是一件好事。
②参阅《圣西门选集》上卷，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272—275页。——译者③公元前二世纪时的犹太教派之一。——译者
是的！私有财产权正在日薄西山。高尚的思想家预言它的废除，并且号召废除它。埃生尼派③的平等原则十八个世纪以来，通过不断地取消构成私有权基础的奴隶制而慢慢地削弱了私有权。总有一天私有权将同它赖以生存的特权最后一起被消灭。现在和过去都保证达到这一结局。因为人类永远不会静止不动，不是前进就是后退。前进把人类引向平等；而后退就要通过各种特权，一直回到个人奴隶的处境。在人类尚未到达这一阶段之前，欧洲的文明毫无疑问将近灭亡。但是要经过什么样的大动乱才会如此呢？俄国的侵略吗？相反，正是北方本身将受到法国人征服各民族所带来的平等原则的侵略。未来是不容怀疑的。
③公元前二世纪时的犹太教派之一。——译者
让我们立刻指出：平等并不是平分土地。把土地零星分散，实际上不会改变所有制。既然财富是由占有劳动工具而不是由劳动本身所产生的，那末只要剥削思想继续存在，它就会重新积累大量的财富，从而迅速恢复社会上的不平等。
只有用协作代替个人所有制，才能建立以平等为基础的公平的统治。因此，为未来而斗争的人们要发挥越来越高的热情并使协作关系的一切因素发扬光大。也许我们也在为这个共同事业作出我们的一份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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