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史
乌尔——一个青铜时代的城市
克莱门特·W·米恩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6年07期
【原文出处】《南方文物》(南昌)1996年04期第37-41页
【作者简介】[美]克莱门特·W·米恩


    (潘美云 译)
    乌尔古城位于伊拉克巴格达城南220英里的幼发拉底河流域的冲积平原上,距波斯湾160英里,那里在古代曾有过繁盛的农业,但现在已经荒芜了。
    乌尔遗址发现于1852年,次年英国驻巴士拉领事J·E·泰勒在那里发现了刻纹圆柱形陶器,上刻有巴比伦最后一个国王拿波尼度的名字,并因此给这城市命名,接着进行了断断续续的考古发掘,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发掘是1922年在英国考古学家C·雷纳德·伍莱领导下,由不列颠博物馆和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联合进行的,历时12年之久,直到1934年。
    从乌尔和其他古城得到的大量信息与在此之前的一些遗址中资料很贫乏的例子形成了显明的对比。城市的起源显示了物质财富爆发性的增长,这种增长有几重因素。
    游牧部落居住在同一个地方的时间很短,只留下贫乏的废墟,遗物少且分散。而一个固定的群落则积累了大量的建筑、垃圾、废旧物品,对古城来说,垃圾可能是街道、院落、废弃的房子、建筑物。现代城市亦可能分层埋藏着废旧物品和垃圾(类似于许多古城)。
    定居生活还会导致物质生产的激增和精致化,而处在经常迁移中的人们肯定是集中精力于制造那些可以携带的物品,他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生产那些复杂的物体,如房子或精致的纪念品。
    在城镇和城市,一年到头居住在同一个地方的人远远超过狩猎、采集的群落,于是有了更多的人,有更多的东西被制造、使用、丢弃。一般遗址(如哥伦比亚)的发掘者能得到的可用于分析的物品不过几百或几千件,而如乌尔的发掘单类标本就会出土成百上千,整个遗址发掘的话则会出现上百万的遗物。
    最后,城市的存在比乡村需要更多的食物供应,要保障如此大量的食物,就必须在粮食的生产、收割、贮存、分配的技术和社会组织上得到相应的进步。因此,许多城市的考古遗存都以物质生产的遗迹来反映其发展水平。靠猎手和采集者们去发展一个城市是不可能的;对一个城市来说,只靠狩猎和采集的技术及其社会组织是不可想象的,所以石器时代没有城市,城市的遗迹中不存在石器时代文化。
    乌尔与其他一些原始的遗址如哥伦比亚相比,粗看起来这两者在考古研究上似乎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基本的适应能力无论是对乌尔的城市居民还是对哥伦比亚的山洞居住者都是必不可少的。考古学家可以通过这两类遗址提出同样的关于遗存的基本问题而得出不同的答案,并由此来衡量人们文化成就的发展。
    乌尔古城曾经荒没长达2000年,除了荒凉平原上一系列的土墩墓和高出其上、原是城中主要庙宇的巨形圆锥形遗迹外,没有其他任何东西可以表明它的存在。街道埋葬了,城墙倒坍了,只偶尔有人经过这里,古城再也显示不出它原先的重要性。但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约公元前5000年成为幼发拉底河河滩泥地上的一个村庄。当农业发明后不久乌尔开始作为新石器时代村庄并持续贯穿整个文化的发展直到希腊、罗马帝国时代。约公元前2000年《旧约全书》时代,乌尔人口总数约为30万,是世界主要城市之一,其时最著名的居民当为预言家亚伯拉罕。在漫长的历史中,乌尔既被不知名的史前人统治过,又受苏美尔人、阿卡得人、亚述人和波斯人统治,直到公元前400年被废弃。
    古老的城市化历史被埋藏在乌尔深深的土地中。乌尔的人们最早利用发明的文字把后阶段的城市生活铭刻于土碑上,约公元前2650年,乌尔第一王朝时代开始,记录的原始资料为确定考古遗存提供了证明。
    公元前2650年左右,乌尔是苏美尔人的首都和美索不达米亚的主要城邦。
    这里我们并不关注乌尔的全盛期,相反综观它五千年的历史,让我们来看看这一段——约前2800至前2600年,当乌尔发展为一个强大的城市,农业在富裕的冲积平原上繁盛,青铜器得到普遍使用,文字在不久前得到介绍,人口是苏美尔人的一部分,新石器时代种植业的原始村庄发展为青铜器时代城市。这个阶段是乌尔王墓时代,考古学上称为早期王朝,因为虽然没有后来王朝统治者所有的历史记载,但他们确是王室家族,王墓的重要性不仅在于精心制作的、艺术的物品的发现,还在于他们在技术、社会风俗、宗教活动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细节情况。这里,象世界很多地方一样,墓葬是最基本的实物资料,遗址的发掘常出土被古人丢弃的破碎物品,但重要人物的墓葬则包含各种完整的标本。
    达个城市早期的确切范围还不清楚,人口总数也不能准确计算。今天,我们对它的认识大多来自于一千多座墓葬及16座王墓的墓地的发掘材料。早在王墓时期,乌尔城已经耸立起来了,在河边平原上建起了城墙和庙宇,四周是平坦的农田,交叉的沟渠引来幼发拉底河水灌溉田地,周围是分散的村庄,农民去那里买卖东西,参加宗教庆典、交税、游览。
    这个群落的范围和墓的大小表明其人口应以千计,按现代标准来看很小,但比本书所述其他群落大得多,大得足以被归入为一个真正的城市。乌尔不再是一个村庄,这一事实被食物及生产活动的结果所证实:一个几千人的城市表示更多的人可以被养活在同一个地方而不需要他们从事农业生产。乌尔肯定已有了实在的农业支持,远超先民的物质繁荣、代替了以迁移的方式寻求食物的生存方式。乌尔人世代居住在同一个地方,足够的食物一季又一季被生产出来,剩余的用作集体的福利,一个人不但可以为自己和全家积累足够的粮食,还可以靠积累储存成为富裕的物质财富所有者。
    十二年的乌尔考古有许多重要发现,其中三个方面的研究最有意义,包括城市本身的遗迹、王墓的发现、文字的发展和它对早期城市化的影响。
      城市遗迹
    乌尔的发掘揭示了住地、庙宇、围墙(基础厚达77英尺)、塔庙等等。很久前被破坏了的巴比伦的塔庙曾被认为就是《圣经》中记载流传的未建成的通天塔,乌尔的塔庙稍小于巴比伦的塔庙,但却是这一类建筑物中保存得最好的一座。
    在这座城市较长的发展时代内,建筑和布局经历了许多变化,大多数特征都因最终或发展了的形式而不如早期王墓阶段知名,但有些特征似乎是始终未变的。乌尔是以泥砖建筑为典型,从贫穷阶层简单的单室墓到拱顶墓、多室墓和庙宇都是如此。庙宇中以塔庙最具意义。
    塔庙是苏美尔人城市中一个常见的特征。作为地位最显的庙宇,建筑在平台地基上,体量都是竭尽所能的高大。乌尔塔庙是分几个阶段建成的,最新增建部分是由拿波尼度于公元前550年所建,根据拿波尼度留下的记叙,塔庙是由乌尔第三王朝第一个国王(约公元前2100年)乌尔·那穆和他的儿子所建,考古发现表明乌尔·那穆很为那建筑自豪,因为大多数砖上都刻有他的名字,在乌尔·那穆建筑下面,伍莱发现了以另一种砖建造的另一座塔庙,他把它划归第二王朝时期,这一塔庙的一部分因怕在发掘中被破坏而未彻底清理,所以这座第二王朝塔庙的内部情况始终是个未知数,但最初的基础很可能在第一王朝甚至王墓时期就已经打下了。
    王墓邻近塔庙这一现象使人联想到一些主要庙宇可能也同时存在于那里,因为古代统治者的墓葬常常设在或邻近于主要宗教建筑物。乌尔与王墓同时期的神庙可能还埋葬于后期塔庙之下或被后来神庙护堤的扩建所毁,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可以通过对照幼发拉底河对岸不远一个同时期的城市——乌鲁克遗址,对神庙的形式作一个合理的想象。乌鲁克一个比王墓时代早二、三百年的神庙被仔细研究过,这种所谓乌鲁克白神庙的建筑,类似后期的塔庙,由一个高泥砖平台(40英尺高)和顶部一个泥砖神庙组成,由台阶和斜坡到达平台,神庙外表粉刷成白色,在周围数里之内的人都能看见。
    可以想象王墓的占有者建造了一个类似乌鲁克白神庙那样的神庙并去崇拜它,虽然这种庙不及后来的塔庙那样高大而且令人难忘,但在设计和建筑上也并非是无足轻重的,显然,乌尔的统治者能够指挥众多的劳力去建筑城墙、神庙和自己精致的王墓。
    乌尔的住宅与许多近东城镇(今天仍保留着古老式样的房子)在外表上有所不同,后者大多数城市中大部分建筑是为民居,沿着狭窄的街道象现代城市街区那样展开,普通人住在简单的泥砖房里,窄小得通常只有一间。
      王室墓地
    考古者发掘了一个邻近塔庙围墙的很大的墓地,该墓地约始于公元前3000年第一王朝之前,在以后的朝代继续使用,但大多数墓被不同时代的建筑物及古代盗墓寻宝者所破坏。有记录可查的墓超过1000座,其中16座为王墓,其余是平民墓,那些平民也尽可能的靠近他们的统治者安息的地方筑墓。普通人用简单的棺木装着供身后使用的祭品埋葬,通常是陶制食器、兵器和一些装饰物,这些墓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关于普通人墓葬所使用的材料、设施方面的信息,但无疑王墓更引人注目,它不但能出土精美的物品,而且还给我们描绘了一个详细的社会阶层图画。
    16座王墓各有其独特之处,他们显示了建筑上的显著差异和复杂性,墓室材料包括泥砖(烧过和未烧过的)和石头,拱廊、穹窿形圆顶和拱门的运用显示了建造者的技巧。首先挖一个大方坑,穿过一条斜坡或道路在坑里建一个石墓或砖墓,有时是单室墓,有时是三室或四室墓,遗体庄严地躺在棺材里放置在墓室中央,周围放着供品,葬礼的仪式包括杀死陪葬的奴隶和侍从以便在另一个世界继续服侍他们的主人,一两个贴身奴隶在墓室关闭前被处死,其余的死于墓外,埋葬于大坑。这些人是怎么死的不得而知,但没有暴力行为的迹象,而且按他们生前职业分类:马夫、乐师、士兵甚至四轮牛车和它们所拉的牛。有一个墓容纳了363个殉葬者,另一个王墓里有74个侍从的骷髅。
    只有王墓才有复杂的墓室结构和殉人,从平民和贵族墓的差异看来,平民和统治者之间有着极大的社会区别,后者高贵神圣,上流人的高贵体现了从较早的旧石器时代狩猎采集群落以来巨大的变化。后者可能是被当作领袖的重要人物,但没有证据说明为什么那些人被赋予神的属性。这些王墓从另一个方面使人感觉到一个贵族阶层,他作为神的属性超过作为人的属性。
      文字
    乌尔发现了早期文字记载,它们具有特殊的价值,因为文字对城市化发展过程起着深远的影响。文字的历史本身就是一项迷人而复杂的研究,这里只能做一个粗略的介绍,城市化的开始按惯例是从文字的开始而被承认的,在某种意义上说,文字的出现也是历史的开端,因为它标志着人类的语言和思想第一次被长久记录下来。在有文字之前,每代人不得不向前代人学习知识,而且知识的传播为易犯错误的人类记忆所限。有了文字后,知识可以被储存和创造,需要时可查阅,因而当文字一发明,人类知识就得到巨大的发展。
    真正的文字,是运用符号代表思想和事情而不是简单的系列图画。如果古人画一张两个人和一只象的图,关于这人和象的想象是可以传达的,但画的意思只有画图的人才知道,传达出的信息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两个人杀死了一只象”、“一只象杀死了两个人”或者甚至是“乔和我杀死一只象”,但所有这些都是画所传达的关于人和象的想法,真正的文字则能更明确地通过表现语音词汇来传达意思。
    这种真正的文字出现在乌尔的几个时期:从简单而有限的注明为王墓时期和此前不久的后乌鲁克时期(约前3500年左右)开始(文字在此时以另一种不同的符号在埃及得到使用),乌尔和其他苏美尔人城市的文字由刻写于粘土砖上的惯用符号组成,早期的文字以记载帐目(祭品数量之类)和铭刻统治者及神名字的短文形式出现。王墓时期后不久,文字发展为庞大的商业文件,包括销售凭据、合同、遗嘱和类似的记录。许多最有趣的早期文字已发表在克拉玛(历史从苏美尔开始》一书中,这本书确信古代生活画面可以在文字档案存在的地方得到详尽的了解,从文字记录中,我们可以直接了解古人的知识和思想,反之,仅从物体推断是不能直接得到某个信息的。
      适应环境
    在乌尔,生存的关键是成功的种植业,乌尔大多数居民,很可能超过90%由从事种植的家庭组成。一些野生动物如鹿等被捕获,捕鱼似乎也占有重要位置,乌尔人在沟渠灌溉的小块土地上种植谷物(主要是大麦和小麦),日常工作包括扩大农田、修理沟渠,除收割庄稼用一把小手镰外,大部分工作都是由人力去做。当然也有一些可用的家畜如驴、牛、绵牛、山羊、猪等,也有了由驴拉的小犁,这种农业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人们对环境的控制能力,经济剩余积累到可以支持统治阶层建造神庙和做许多在人类历史上以前不可能做到的事。五千年之后的今天,农民还在利用同样的农作物和同样的家畜为世界很大的地区提供基本的经济,而且农业机械化形式上的重大改进一百多年也只有一点。
    虽然乌尔的农业知识相对简单,但是早在王墓时期一些重大的技术已经得到发展,陶器制作,尤其是容器已很普遍;人们知道并使用有轮的车;除了石制工具外还用铜制工具和青铜器,贵族阶层并拥有金银器。
    工程知识也得到提高,人们能够运用一些前人未具备的方法,建造穹窿形圆顶和拱门、灌溉系统、城墙、大规模的神庙及成千计的泥砖房,更不必提城市本身。虽然乌尔人并不能控制自然,但他们用基本的现代方式对待自然,从消极的接受变成主动的养殖动物、培养植物及对水源供给方法的审慎尝试,这些活动既用祈祷和巫术咒语的方法,又用种植、饲养、经营手段,在向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已经跨出了一大步。
      适应他人——政治和社会组织
    王墓时期,美索不达米亚周围地区有几个大小和重要性跟乌尔相仿的其他城市,这些城市在社会和政治组织上都是相似的,而且在其后的王朝时期也是这样。根据王朝时期的文字记载,可以了解到乌尔王墓时期的许多方面,每一个苏美尔城市,尤其是愈往北的城市,都有一个主神,有它的庙宇和祭司。在乌尔,庇护神应是月亮神,他的主祭司——城市和土地的统治者,相当于神的副手,早期被称为“神的佃农”——意思是土地为神所有,世间的统治者仅是一个监管农业活动的“工头”,只有当祭司统治者的控制扩大到包括其他一些城市,他才可以采用一个类似于“国王”的称呼。有关这些细节的文字记录以刻文砖和石、土碑的形式作为考古标本被保存了下来。
    从政治上说,这儿有许多城邦,今天或许一个,明天又或许是另一个被统治。乌尔在早期王朝阶段是统治城邦,但控制权很快被另一个城邦掌握,在历史的大部分阶段乌尔是在其他城市统治之下的,但不管它是否受外部的政治控制,总有自己的祭司统治。
    城市的社会体系里每一个人都有其确切的位置,他的地位根据世袭、财富和为集体服务而定,几个社会阶层得到承认——最高层是王室阶层,相当于神;最低层是为他人所有的奴隶,大多数是战俘,可以买卖;在王室和奴隶之间有其他几个阶层:商人、武士、手工业者和次贵族。这种社会体系的建立是以几种考古发现为依据的,最重要的直接证据是关于社会差别的铭文及其他记录,显示阶层的符号经常出现,同样珍贵的迹象是财富、权力及丧葬待遇在不同阶层有不同的表现。
    劳动的专门化此时得到很大发展,在最早的狩猎、采集社会,每个人都过着基本同样的生活,积累食物、生产自己的工具和武器、专心于自己的需要。但随着农业的发展和群落的固定,许多东西需要全职、有专长的人来生产,例如乌尔的金饰品,显示了很高的技巧而不能由一个没有将全部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这项工作的人去完成。无疑乌尔大部分人是农民,他们生产的剩余粮食养活着建筑神庙、制作工艺品的手工业匠人和劳动力,另外,有组织的城市生活需要政府官员、抄写员、教师、祭司和士兵,所有这些人也都由农民生产的剩余粮食养活。
    集体内的政治控制已经具有较正规的形式。随着文字的发展,个人间使用正式协议成为可能,早期文字中许多即具有这种功能。公元前2000年,法律规定所有商业活动甚至最小的事情都要有书面文字并由负责人和证人签名。早在乌尔王墓时期,关于房屋租赁、抵押借款、贷款、工钱、结婚和遗嘱等文字记录就被保留在石碑上。有趣的是,商业责任都以谷物数量、家禽、劳力或其他有价的东西来计算,因为货币还没有发明。很明显,集体中的一些人控制和组织必要的劳动力去建设集体工程如灌溉水渠、城墙和大神庙,可以想象统治者对他们的臣民具有很大的专制权,而在狩猎、采集社会具有原始的民主,每个人是他自己的主人,对青铜时代的城市乌尔而言已不复如此了。
    虽然乌尔的贸易仍是小而有限的,但古城居民正在走向全世界,长途贸易远征队得到重要物资(如金和铜),尽管多数人在离家门很近的地方度过一生,但毕竟有些人已在贸易旅途上走了几百里远。然而,最早的城市中的人们不可能在组织群落间联盟上取得太大成功,即使当同盟者紧急防御外来侵略之时每个城市依然保留了它的独立性,城市间互相战斗,以石碑或石柱来纪念一个城市战胜另一个城市是有力的证明,每个城市都保留自己的军队。
      宗教
    古乌尔时代,宗教的重要性得到很大增强,人们关心他们的死亡和根据他们生前的地位在死后给予恰当的供奉,宗教支配了日常生活的很多方面,祭司阶层通过许多命名的神、复杂的仪式、用于神庙的巨大劳力来为宗教服务;一般毫无疑问更多的是旁观而不是参加这些活动(除了充当建设的劳力),但他们遵守宗教仪式,知道他们的神和半神半人的祭司。
    农业城市的宗教比旧石器时代的宗教复杂得多,但两者有一点是相似的,即他们的宗教都与生存有着很近的关系,乌尔市民和山洞居民有着同样的观念即相信超人的力量是人类繁荣昌盛的必要保证,后旧石器时代的人试图通过宗教寻求发现可被捕猎的动物;乌尔市民则祈求神明带来雨水使田地润泽牧群繁盛。欧贝德(乌尔附近)一根著名的中楣柱上刻了一幅牛奶场场景图,人们将牛奶挤进大贮存桶的情形,从人们的装束和如此仔细地在建筑物框架上雕刻艺术品来看,它不仅仅是个农场场景,而且是个宗教活动的描绘。人们对环境的控制和对动植物养殖中体现出了同样的宗教内涵。
      艺术和知识
    在乌尔,因为有文字,“较高的知识”成为可能,许多祭司阶层的人开始寻求如数学、天文学领域的知识,工艺品和奢侈品被接受,手工业匠人的工艺发展为既能表现人和动物,也能用于陶器、金属和其他材料制造的作品,即使是普通人,也有一些装饰品和奢侈品,集体的神庙外部的绘画和装饰所有人都可以欣赏。
    总之,最早发展的城镇有许多特征和今天的城市相近,也许主要的区别在于由祭司统治,没有分类的教堂和国家特有的大多数现代管理机构,城市生活的其他特征接近现代的状况;依靠农民阶层的农业生产,城市管理机构管理生活的许多方面,多样的职业和社会群体。
    (译者按:本文译自克莱门特·W·米恩所著的《考古学概论》第五章,发表时个别地方有删节,另原文中的图表也未予使用。本文承贺云翱先生帮助校译,特表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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