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第1期

赤子真情

作者:胡德培



  巴金著名的《随想录》,在新时期开始的那些年月,曾经风靡海内外,影响甚为深远。
  这部著作,是一个时代的标志,一种思想的高峰,一代作家的精神指南,也是那个时期志士仁人的智慧结晶。因此,在文坛及社会上普遍认为,这是巴金继上个世纪前半期创作《家》、《春》、《秋》的第二个高峰。
  在《随想录》的写作、发表和出版过程中,我曾不止一次拜访过巴金,直接接触到有关情况。今天回想起来,我感觉依然是颇有意义,并且具有着相当的研究价值。
  
  一
  
  一九八六年,巴金回忆说:“‘文革’发动到现在整整二十年了。这是我后半生中一件大事,忘记不了……好像刑场陪绑,浑身战栗,人人自危,只求活命,为了保全自己,不惜出卖别人,出卖一切美好的事物。那种日子!那种生活!那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真是一片黑暗,就像在地狱里服刑。我奇怪当时我喝了什么样的迷魂汤,会举起双手,高呼打倒自己,甘心认罪,让人夺去做人的权利。”
  正是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巴金的朋友、曾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作家,如叶以群、老舍、傅雷……一个个被逼致死。巴金在《二十年前》一文中抑制不住愤慨的情感写道:“在‘文革’中冤死的知识分子何止千万!”所以,“文革”十年成了他刻骨铭心、终生难忘,一重提就“叫人心痛肠断的往事”。为了我们国家将来不再发生类似“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事情,巴金以刚正的人格、高尚的情操及一位作家敏锐的思想和睿智,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的时候,即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一日,便开始了有计划的《随想录》的写作。后来,巴金在《后记》中说:“只要‘文革’不再来,我什么都不怕!”“我写因为我有话要说,我发表因为我欠债要还。十年浩劫教会一些人习惯于沉默,但十年的血债又压得平时沉默的人发出连声的呼喊。我有一肚皮的话,也有一肚皮的火,还有在油锅里反复煎了十年的一身骨头。火不熄灭,话被烧成灰,在心头越积越多,我不把它们倾吐出来,清除干净,就无法不做噩梦,就不能平静地度过我晚年的最后日子,甚至可以说我永远闭不了眼睛。”同时,巴金在《随想录》第二集《探索集·后记》中也曾十分坦诚地说过:“是大多数人的痛苦和我自己的痛苦使我拿起笔不停地写下去。我爱我的祖国,爱我的人民,离开了她,离开了他们,我就无法生存,更无法写作。我写作是为了战斗,为了揭露,为了控诉,为了对国家、对人民有所贡献,但绝不是为了美化自己……我要掏出自己燃烧的心,要讲心里的话。”
  
  二
  
  巴金曾经反复说过:为了给自己十年的苦难做一个总结,为了使十年的悲剧不再发生,为了早日偿还这一笔心灵上的欠债……他在一次又一次历史反思和精神自责中奋笔写作,把心交给读者,像春蚕吐丝一般,至死也要给人间添一点温暖——以这样的精神和心态,在一九七七年,巴金连续写作了《一封信》、《第二次解放》等散文,先后于上海《文汇报》发表,引起了早在一九四五年就认识并与他合作过的潘际坰先生的关注。
  不久,潘先生离开了下放劳动的北京市自来水公司,重新回到香港《大公报》主编副刊《大公园》。很快,他就给巴金写信约稿。
  此时,巴金也亟欲吐出胸中的块垒,说出自己心中所想、日夜所思的真心话。于是,他便拿起笔来,就当时社会上有很大反响和分歧意见的日本影片《望乡》,理直气壮地抒发自己的感想和见解,在一个月内,写出了《谈<望乡>》、《再谈<望乡>》两篇文章,寄给潘先生在香港发表出来。
  巴金当时还在努力完成自己的一个夙愿:翻译俄国作家赫尔岑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巴金多年来深爱这部作品。此时,他从赫尔岑这部作品题目上受到启发,又看到《大公报》副刊《大公园》上设有专栏,他也想以《随想录》作为专栏连续写作发表。巴金给潘际坰写信说:“《随想录》我还想写下去,你们愿意发表它,我以后写出新的东西就寄给你们。我在《随想录》(一)里说明我写作时间不会太多;因此在可能的范围内想多写点东西……” 潘际坰得信后非常高兴,立刻表示同意。于是,两位老朋友再一次亲密合作,巴金的《随想录》专栏文章在香港《大公报》副刊上一篇篇刊载问世。
  当巴金的《随想录》写作并发表已超过三十篇,第一集已在香港出版的第二个月,即一九七九年九月,我奉命赴宁沪一带组稿。出发前,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作为巴金老朋友的严文井同志特意嘱咐我,到上海时一定要去看看巴老,转达他的问候,并向他组稿,总编辑韦君宜也表示过同样的意思。在文井、君宜同志的心目中,除了希望出版巴金的散文集和准备新写的长篇小说以外,他们早已十分关注和重视巴老的《随想录》。我是九月二十四日从苏州抵达上海的,住在上海市出版局招待所。次日,联系上海文艺出版社和复旦大学有关事宜。二十六日,我到距鹿路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在同楼的《收获》编辑部见到巴老的女儿李小林,我向她表示想去看望巴老。她联系好,我即去到了武康路巴老的家里。
  “文革”前,我多次见过巴金。年前,巴金来北京出席中国文联理事扩大会,我在宾馆里访问过他。巴金待人温和、沉稳,性格坚定、刚强,给了我深刻的印象。这次家庭拜访,他也没有什么客套话。听了我说明约稿的意图后,他就和我恳切地谈到自己的计划和想法:一、我们约他写出国访问的散文,他准备写好后,在十月底到北京出席第四次全国文代会时带去。二、他还准备写两部小说。第一部已开始写,争取一九八○年写完。他颇为激动地说:“我要写出来,即使现在不能出版,等我死了以后再出,但我要讲真话。”我反复说道;“文井、君宜同志都特别嘱咐过,小说写好请一定给我们出版。他轻轻点着头说,等写完再说。三、他着重谈到《随想录》的写作计划:准备写五本,三十篇一本,大约一年一本,写到八十岁。他答应每年编出一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香港三联书店同时印行。
  巴金写作《随想录》的坚定决心和充沛感情,他的博大胸怀和深沉的爱,在这次亲切的谈话中都给了我终生难忘的印象。
  我们社里很快拿到了巴金《随想录》第一集,并于一九八○年六月正式出版。
  
  三
  
  一石击起千层浪。
  巴金几十篇《随想录》的连续发表和香港与北京的相继出版,立刻引起了海内外各界的强烈反响:有热烈肯定和赞誉之声,也有不少批评和议论之语。
  巴金身边工作人员陆正伟著文说:“在《大公报》上连载才十多篇时,就有各类叽叽喳喳声传入了他的耳中,有人说巴老在香港发表文章犯了错误;有朋友从北京来信告诉:有人要对他进行批评;还有人在某种场合宣传说他坚持‘不同政见’……”(见《<随想录>的发表与潘际坰》)
  巴金在《随想录》第三集《真话集·后记》中写道:“近两年来我写了几篇提倡讲真话的文章,也曾引起不同的议论。有人怀疑‘讲真话’是不是可能。有人认为我所谓‘真话’不一定就是真话。又有人说,跟着上级讲,跟着大家讲,就是讲真话。还有人虽不明说,却有这样的看法:他在发牢骚。”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一九八一年上半年,巴金率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日本,下半年又到瑞典斯德哥尔摩出席第六十五届国际世界语大会,他都有许多重要的活动和讲话。回国不久,到了十二月中旬,他本来患有帕金森等疾病,又加上感冒,身体多有不适。但是,为了出席全国作家协会理事会,在女儿李小林陪同下,他又赶到了北京。
  那是十二月十七日上午,北京正下着茫茫大雪,我和社里当时的副总编屠岸及《随想录》的责任编辑季涤尘一道,带着刚刚出版的《随想录》第二集压膜本新书去看他,他当时住在东城区北新桥三条华侨饭店一三一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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