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4年第1期

韦锦随笔

作者:韦 锦



  放不下的聂鲁达
  聂鲁达在上个世自己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中国曾经享受过理当让许多外语诗人艳羡的殊荣。他的作品,不管长诗、短诗、散文、诗论大多都被翻译、刊发或出版。凡是从那个时期写诗过来的人,如果有谁没有读过或不知道聂鲁达,简直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可是进入九十年代后(可能还不到九十年代),他身上的光彩却逐步消散,他的名字不仅日趋黯淡,甚至受到相当一部分中国诗人的蔑视。表面看来,这与时代、政治等诸多非诗的因素有关。曾有人说这无疑标志着中国诗人的成熟。但我却一直认为这种说法不无可疑。后来读博尔赫斯的文章,从他对聂鲁达的评价,才知道人们态度转变的根源。博尔赫斯看不起聂鲁达,聂鲁达的激情不够精致,聂鲁达的思想不够深邃。尽管我对博尔赫斯智力的标高无限佩服,但这并不能消解我对聂鲁达的敬重。睿智、渊博、想像力、独特的哲思、设置或破解迷宫的技艺,这些与智商有关的东西,对于诗人当然不能说不重要,但更重要的应该是诗人的惰商。聂鲁达对人类命运的关注,对女性、对美好事物的热情和梦想,对侵略者和所有恃强凌弱者的愤十艮,对弱小民族和被奴役阶层的认同,不管由此陷入或导致过怎样的虚妄,都未必是博尔赫斯一句或几句不屑的话所能抹掉。关于这一点,只要读一下聂鲁达在位居外交官的要职时(换上我们,一旦得到这样的高位,不知还会不会再说人话),在战火纷纷的西班牙,满含热泪写下的《我做些解释》就能明了。这首未必针对任何人的诗,恰好体现了他的诗歌主张或说抱负,他以直面当下的勇气和敏锐,对他同代的世人以及后来的我们大声呼唤, “你们来看街上的鲜血吧。/你们来看/街上的鲜血。/来看鲜血/在街上流淌”。这泣诉如火的声音,与他的如下话语正相印证, “不论是正确或错误,即使把诗人义务扩大到最终,那么即使是努力在表浅的意义上做些有助于我们的生活,及人生态度的工作,也是我的决心。我是目睹了光荣的时代,孤独的胜利,光辉的败北以后,才有这种决心的”。博尔赫斯不会下定这样的决心,一是他不肯,不屑,二是他不具备这种超出于智力范畴以外的力量。不知道聂鲁达是否也对博尔赫斯有所非议。我觉得,如果没有博尔赫斯这样的大师,我们看到的只会是天空模糊的轮廓和缺少层次的表象;而没有聂鲁达这样的诗人,我们看到的天空将会失去云彩。相对于博尔赫斯,聂鲁达是一个有亮度、有温度的诗人。对这样的诗人弃若敝履,除了标志着当下人心的灰冷,只能说明我们对那些避光的眼睛的盲从,这恰恰是在文本阅读上不成熟的表现。
  出生在智利一个火车司机家庭的巴勃罗 聂鲁达,自幼即显示出令人惊异的诗才,而在颠沛流离、起伏跌宕的一生中,饱经了民族、人类以及个体的种种忧患之后,他思虑深广,情怀充实,著作颇丰。他的主要作品《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葡萄园和风》、 《西班牙在我心中》、《地球上的居所》、《元素之歌》、《孤独的玫瑰》、《漫歌集》等,有着硝石的炽热和金属的质地。一九七一年,”因为他的诗作具有自然力般的作用,复活了一个大陆的命运和梦想”,诗人获诺贝尔文学奖。
   美国诗人罗伯特·勃莱曾经这样谈起聂鲁达:
  “我到了奥斯陆,在那儿的图书馆里看到了聂鲁达诗作的译本。我永远不会忘记我所读到的第一行聂鲁达诗。它是这样的一行:
   女孩子们把手扪在心上,梦想着海盗。
  这是一行多么美丽的诗,美在诗人愿意喜欢女孩子,又不怕把这愿意写进‘内在的诗’。把海盗拉进来,更造成一个奇妙的世界。 当你进入聂鲁达和巴列霍的作品时,你发现它们对于精力本身有一种热诚,对妇女、对跳跃着的生活也有热诚。而这种热诚,是在庞德和艾略特的作品里找不到拘。”
   必须补充一句,在博尔赫斯的作品中同样找不到。、
   我想,一个对女性、对美好事物始终不渝地葆有尊重和挚爱的诗人,总会赢得他受之无愧的、适度的挚爱不口尊重。此中的意义其实主要还不是对于诗人本身,而是对于我们。
  
  
  拿破仑和一条小狗
  
  
  捷克、波兰、前苏联等,这些曾经和我们有过相同或说相近社会形态的国家,直到今天只要一提名字就感到亲切。这里有许多表层和潜在的原因,有些甚至很难说清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我们曾经相对了解和熟悉这些国家的文学,从中找到过较多的易于认同的文学观念、价值尺度和精神旨趣。然而,近一时期来(实际是十多年了),每当细数这些国度的作家和作品,心中便不自觉地涌起好多感慨。这感慨正渐渐削弱和消解那不无多情的亲切。原来我们和人家有那么多的不同。我们在人格的高度、思想的深度、良知的强度、作品的力度,以及批判能力和行为能力等方面存在的差距,不仅显而易见,值得夜夜汗颜,而且有时候还让人强烈地感到追赶的无望,甚至无端生出一些对先天的抱怨。别说那些当年站在体制对立面的作家,如哈韦尔、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等,单说那些置身体制之中,与当时的权力机构和权力话语并未直接对垒的作家,像肖洛霍夫、塞弗尔特、艾特玛托夫、阿斯塔菲耶夫等,那些可以一直说下去,可以说出来一大片的作家,其灵魂和创作所达到的境界我们迟至今天也难以望其项背。究其原因,也许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的文学传统一直缺乏那种“对于个体生命的关注,尤其是对于历史波涛中人类个体生命及其激情、痛苦、失败的关怀”。
  上面的引语是崔卫平先生在译介捷克诗人米洛斯拉夫·赫鲁伯的《拿破仑》时所说的话。这句话和抄录于后的《拿破仑》一诗,曾经让我很是思绪起伏。
  孩子们,波拿巴,拿破仑
  是什么时候
  出生的?教师问道。
  一千年以前,孩子们说。
  一百年以前,孩子们说。
  没有人知道。
  孩子们,波拿巴·拿破仑
  这一生
  做了些什么?教师问道。
  他赢得了一场战争,孩子们说。
  他输了一场战争,孩子们说。
  没有人知道。
  我们的卖肉人曾经有一只狗,
  弗兰克说,他的名字叫拿破仑,
  卖肉人经常打它,
  那只狗
  一年前
  死于饥饿。
  此刻所有的孩子都感到悲哀
  为拿破仑。
  一九二三年生于捷克小城皮尔森的米洛斯拉夫,赫鲁伯,曾在布拉格查理大学学习医学并获得捷克科学院免疫学博士学位,一生从事免疫学研究,出版了几部论文集。同时坚持写诗,为当代最重要的捷克诗人之一。出版的诗集有: 《阿基米德和那只乌龟》 (1962)、《被称之为心灵》 (1963)、 《具体》 (1970)、 《恰恰相反》 (1982)等。他游历广泛,创作题材广泛。作品被翻译成多国文字。 “作为一个科学家,赫鲁伯始终表现出对于个体生命的关注,尤其是对于历史波涛中人类个体生命及其激情、痛苦、失败的关JI吓。”他把欧洲历史上声名赫赫的军事家、政治家、一度登上皇帝宝座的拿破仑,和一只名叫拿破仑的卖肉人的狗放在一起,让一群孩子的感情为这只狗的饥饿、被打和死亡所牵动,去口对作为大人物的拿破仑极尽冷落。在他们心中,拿破仑生在一千年前还是一百年前,赢过还是输过一场战争,全都成了无所谓的事情。我好羡慕有这样一群孩子的匡家和民族。而在我们这里,不论对什厶朝代的君王、妃子和公王,不管他们犯下过什么样的暴行或干出过多么恶心的事情,大人小孩却一律地津津乐道。而对近在咫尺的苦难,乃至深陷泥淖无法自拔的境地,作家、诗人和不时以历史工人自居的老百姓们却几乎一样的漠然。这种足足持续了两干多年的心态与历朝历代的权势口吻近乎天意地暗合。不知道这种心态因这暗合还要持续多久,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自慰于对亲身苦难的无能为力,袖手于对他人苦难的置若罔闻,有这种心态的民族至少在近期内不会有什么出路。
  正是基于这种忧虑,应该感谢崔卫平先生译介《拿破仑》这样的诗歌,并且热切地期待她能不惮劳苦为我们翻译得更多。或许当代中国的写作者们从中学不到先进的手法不口现代化的技巧,可女口果有谁静下心来,他学到的将是比手法和技巧远为重要的东西。由此或可稍稍改变一下我们悠久的文学传统,在官宦文学和隐士文学这两大主流之外再增加点什厶。这也是尽量缩短我们和前述国度的作家们创作差距的可能之一。
  
  
  
  我普希金
  
  
  今年夏天,牛汉先生在谷川俊太郎中译作品首发式上发言时谈到古今中外的诗人,说他不喜欢普希金,因为他太高贵了。这在某种程度上出乎我的意料。牛汉先生是我素所敬仰的老诗人,他的作品、人品二十多年来一直令我心仪,我相信,他的话虽是脱口而出,但一定有很深的道理。说普希金高贵,大概与他的出身有关,他们家曾是“莫斯科最重要的‘书香门第’之一” (亨利·特罗亚著《普希金传》),是当年俄国诗人经常聚会的地方,他的父亲原是沙皇的近卫军军官,是普氏家族勇猛高贵一派的最后代表人物;他的母亲,是彼得大帝的宠臣——位有名的黑人王子汉尼拔的孙女。在他身上,有俄罗斯艺术巨匠的血液,也有非洲史诗人物的精气。他受的是皇家教育,出入于宫廷和豪门望族之间,结交的是大臣、将军、外交官和上流社会的名士淑女,情趣爱好、言谈举止自然无法与时尚绝缘。这些无疑都使他的作品不可避免地带有贵族气息,使他不能像涅克拉索夫那样去切身感受并关注底层群体的生存。从这一角度看,牛汉先生的话自有其耐人寻味的深意。
  然而,即便如此,我依然不能像牛汉先生那样说我不喜欢普希金。对于我们这一代人,喜欢普希金曾像铁板钉钉一样不容置疑,他对我的影响烙印之深已到了无以抵消的地步。直到听了牛汉先生的话,我才开始认真地想为什么喜欢普希金,究竟喜欢普希金的什么。除了接受教科书的熏染,普希金的传奇生涯、绚烂文采、浪漫气质、不羁个性都是吸引年轻人的必然要素。但仅有这些似乎已不能支持今天的我对他的好恶。最重要的或许基于我对下述问题的苦思冥想。
  普希金出身名门,家世显赫,无须努力便得享上流社会的荣华富贵,这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穷尽毕生精力尚且求之不得的。他竟然不知珍惜,不在乎失去,偏偏要和给他带来这一切的社会制度,以及代表这种制度的沙皇作对,一意孤行写什么《自由颂》、 《致大海》、《致察达尔耶夫》等势必让当权者感到忤午逆不尊的悖谬之作,宣扬什么自由、平等这种只有法国的卢梭、伏尔泰之流才热衷的异端邪说,压根不害怕从别人几世几代恐怕爬不上去的台阶——靠近顶端的台阶上被一脚踢下,摔成齑粉,身败而且名裂。自由,给谁自由;平等,与谁平等,把好东西给了那些下贱的农奴、委琐的商人、头脑简单的士兵、啸聚深山的叛匪、酒鬼、无赖和流浪汉,我们还剩什厶,按照今天的逻辑,作为既得利益阶层中的一员,理应站在适当的位置口昌赞歌,当卫士,自觉地维持、维护这来之不易的格局,此乃责无旁贷应该坚守不易的正途。像普希金这样有知识、有身份、有前途、有靠山的人竟去选择与此相悖的道路,生活上放荡不羁,思想上不肯就范,创作上无所顾忌,不听招呼且不说,时不时地还要反戈一击,全然不顾圣上的尊严和强大, “狂热地设法制造灾难”,这样的逆子贰臣,不啻是傻帽中的傻帽,弱智中的弱智,害虫中的害虫,瘟疫中的瘟疫。流放、幽禁以及在决斗中让他结束生命,都已够客气,够宽容,够高看他了。但普希金最可贵的地方也正在这里。
  现在有好多人经常谈到平民意识,不知道它确切的内涵是什么,但它肯定不等于市民意识。平民身上最少平民意识。弱者最不同情弱者。等级观念,向上爬的欲望,对权势的渴盼,对人性的漠视,对当权者的顺从,在既定的生存秩序中积久成习的惯性和惰性,在可怜的境地要厶只等待别人的可怜,要厶挖空心思攀龙附凤,削尖了脑袋熬成个官儿,混成个腕儿,弄成个款儿,那种火烧猴儿似的急迫劲儿让人看了心疼。像卢梭那样,像普希金那样,像十二月党人那样,呼唤人类平等,正视并珍视人性本身,蔑视种种权势和权贵,以蚍蜉撼树的勇毅反对专制和暴政,反对一切物化或隐形的约束与枷锁,不惜牺牲自身的种种好处,甚至甘愿献出生命,这样的人却往往不是出身贵族,就是已跻身贵族之列。夜深人静,走笔至此,我这个平民出身且仍为平民的小知识分子,心里涌起一股难以言说的滋味。
  带着这样的眼光重新审视《自由颂》、 《致大海》、《致察达尔耶夫》等当年读得烂熟的诗篇,我所感受到并被激发起的便不再仅仅是当年那种高昂狂热的革命豪情,以及要推翻皇帝做皇帝、当家作主的强烈欲望,而是对普希金同情十二月党人,将写出一系列反对农奴制文章的察达尔耶夫这样的人引为知己,以同道之仪赠诗勉励有了更深一层的体味。读着“同志啊,请相信:迷人的幸福的星辰/就要上升,射出光芒”,眼前会不停地闪现一二十年前看过的一部苏联电影《俄罗斯之星》的镜头,会一个劲儿地想着那些被杀或被流放的十二月党人与他们的妻子。只可惜在我们今天的电视和电影院里再也看不到这样的片子。而在西伯利亚的居民中据说至今保留着一个特别的风俗,每到夜间,家家窗台上放一些食物和清凉饮料。这一风俗的起因,是当年十二月党人逃出流放地夜间赶路时,饥饿难耐而又不忍打扰睡梦中的人们,常有人倒毙在雪地里,因此老百姓为他们把食物和饮料放在窗台上。彼此之间那种细致入微、体贴到位的关怀真是感人。我不能不叹服,在一个寒冷异常的国度,天空竟有那厶迷人的星光,大地上有那么持久的温馨。拥有这一切的民族,什么时候都有理由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