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4年第1期

余光中为当代华语散文贡献了什么?

作者:古 耜



   余光中的文学世界以诗歌、散文、评论和翻译为四度空间,其中被作家自己称之为“左手的缪思”的散文,同“右手”所写的诗歌一样,早已远播海内外。围绕余光中的散文创作,不少作家、学者、评论家纷纷泚笔为文,或选择某篇佳作进行审美体味,或针对某种优长展开艺术分析,或采撷特定的主题深入阐释,或抓住突出的个性纵横对比……应当承认,所有这些都从不同的层面或角度,走进或走近了余光中的散文天地,为读者在这个天地里撷英咀华,架设了路标和指南。然而,所有这些都还只是局部的、具体的和细微的艺术探照,它们仿佛忽略了一种更为宏观、更为概括,同时也更为提纲挈领的审美追询:余光中的散文创作为整个当代华语散文究竟贡献了什么?而这一点对于文坛和读者全面、准确地理解和评价余光中散文,进而以其为资源和借鉴,推动华语散文在新世纪的繁荣发展,无疑有着重要的和根本的意义。正因为如此,笔者不揣浅陋,拟就余光中对华语散文写作的独特贡献,谈几点意见。
  亦中亦西,中西兼容,以中为本,西为中用,努力建构中文散文写作的新形态和新秩序,这是余光中为当代华语散文所做的贡献之一。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迄今,几代中国散文家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无法回避的问题,这就是:如何在中西文化的撞击与交汇中,选择自己的立足点。在这方面,中国散文家固然拥有鲁迅“拿来主义”、毛泽东“洋为中用”这样高屋建瓴而又卓越不凡的观念倡导,但是就理论与实践相整合的层面而言,却分明于鲁迅之外,缺乏更多的、足够的具有典范意义的成功例证。之所以如此,或许有多种多样的原因,但其中最主要、最根本的一条,恐怕还是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试想,在西潮涌动、国门大开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散文家面对既要“砸烂孔家店”,又要重铸民族自信心既要呼唤“德先生”、 “赛先生”,又要抗议帝国主义歧视与欺凌的多重声音和畸形语境,要想做到科学辩证地评价和取舍中西文化,进而建立自己创作的正确支点,是非常困难的。相反,对中西文化双向的矫枉过正,倒显得可以理解。接下来,二十世纪三十至七十年代,几次战争的爆发和战争之后国际力量的严重对立,以及整个政治气氛的逐渐左转,导致了中国散文家大都情绪化地偏爱民族文化,同时在一定程度上盲目排拒外国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这给散文领域中西文化的撞击与交汇造成了曲折和变形,散文家的文化比较与取舍亦随之失去了前提。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降,改革开放的国策使中西文化的撞击再度成为历史的重要内容,然而,从文化断层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散文家,却一时无力真正走进中国和西方文化的殿堂,因此也就谈不上自觉的对比、扬弃与整合。而此后不久骤然升起的物质主义、技术主义和消费主义大潮,又给中国散文界注入了大面积的浮躁、浅薄和功利之气,它更是无形中影响和妨碍了当代散文家精心细致的中西文化学习和选择。
  从这样的历史和文学背景出发,来看作为散文家的余光中,其整体的文化风度可谓渊赡恢宏,高绝超逸:通过苦读精研、耳濡目染所奠定的丰邃而坚实的国学根基,和因为亲历欧风美雨所获得的精深而广博的西学修养,决定了他足以在中西两大文化系统中自由出入,广泛比较,进而产生有关文化选择的真知灼见。他在分析二十世纪中西文化交汇轨迹的基础上指出: “新文学的先锋人物旧学深邃,亦深知旧学的弊病,在文学革命初潮中,易矫枉过正,而出现偏面倾向,这是几乎每次革命所不可避免的倾向。”不过,他们都是真通中文的人,“体魄健全,内力深厚,所以西化得起”,而且“因为腹笥便便,文理通达,笔下并没有西化到哪里去。”(《论中文之西化》)他认为:中西文化各有特点,各据优势,而在西潮强劲的今天,弘扬中华文化尤为重要。“对于一个作家讲来,把握中华文化的把手,应该就是中文。无论政治怎么改变,无论形态如何差异,中文,美丽而悠久的中文,是结合所有中国人心灵的一条长河。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用中文来写作,都负有重大的一个任务,要把中文写好,不要让李杜的中文到我们手里沦落为过分西化,或者太生硬,或者太繁琐的一种语文。” (《余光中答听众问》,收入《余光中与永恒拔河》一书,湖南大学出版社二00一年版)他撰写《中文的常态与变态》、 《从西而不化到西而化之》等文章,具体分析中文和西语的差异,严肃批评中文过于西化的现象,进而总结道:比较成熟的、优秀的文学作品,应该将“文言的简洁混成,西语的井然条理,口语的亲切自然”,纳入“白话文的新秩序,形成一种富于弹性的多元文体” (《从西而不化到西而化之》)。
  余光中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对中西文化和语言的个性与差异以及相互关系,进行了理性的阐释与把握,而他的散文作品则是对自己理性认知的积极实践与努力验证。读余光中的散文,我们明显可以感受到一种中西合璧、多元共生之美一一它那缜密的思维逻辑、谨严的语词表达、自如的叙事节奏、开放的篇章结构、酣畅的情意抒发,当然还有那来自异域背景的生命体验,以及幽默的色彩、倒装的句式等等,无疑是西方文化的馈赠,但所有这些所包含、所体现的那种内在的精神、气质和情趣,却依旧深深植根于华夏文明与文化。正所谓“是民族的,但不闭塞;也是现代的,但不崇洋。” (余光中《云开见月》)譬如:余光中的一些散文作品,如《登楼赋》、 《咦呵西部》等,均传递了新鲜的异域经验,只是此种异域经验的传递,却每每凭借着对中国古典文学意象、典故乃至诗文、晤词的活用和化用,其中包括对汉语特有的双声、叠韵、对称、排比之美的承续和弘扬,从而折现了东方人眼中的西方世界。再如,余光中的散文——像《假如我有九条命》、 《从母亲到外遇》、《日不落家》等等,均不乏西文所擅长的知性,不过这知性又总是伴随着中国式的感性,即为人们喜闻乐见的巧比妙喻、灵想奇悟,其结果使西文的优长丰富了中文的形态。至于整体的风格取向,余光中散文更是与“韩潮苏海”、庄子魂魄一脉相承。目睹这一番风景,我们很容易想起作家的“夫子自道”: “传统至大至深,我国的古典传统尤其如此。对于一位作者,它简直是土壤加上气候。” (《古董店与委托行之间》)。
  理论与创作相辅相成,齐头并进,而这前进的向度又直接切入了散文的语言本体,从而产生了文体建设意义,这是余光中为当代华语散文所做的贡献之二。
  散文创作缺乏相应的理论概括与参照,这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现象。当代华语散文似乎亦不例外。就大陆的情况看,关于散文的理论探讨迄今数量有限,而有限的理论探讨也基本未能进入本体性和规律性的层次,而大抵停留在印象式和感悟式的评点上。港台海外的局面稍显乐观,但也不过是多了些以“诗”观“文”的成份。用余光中的话说则是:长期以来,散文批评是诗歌理论的穷亲戚,散文批评只是靠借贷过日子。显然是出于对以上现象的不满,大抵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余光中陆续撰写了《剪掉散文的辫子》、 《左手的缪斯》、《杖底烟霞--山水游记的艺术》、 《逍遥游·后记》、《我们需要几本书》、 《散文的知性与感性》等一系列重要文章,就散文这种文学样式,提出了自己富有创造性的理论见解。这当中包括散文的文化特征、散文的理想境界、散文的内在要素、散文的表现技巧、散文的常见病症……几乎涉及到了散文范畴论、本体论、创作论等方方面面。而在所有这些理论见解中,最值得散文界予以关注的,当是作家于《剪掉散文的辫子》一文中所提出的,关于散文文本应当具备的“弹性”、 “密度”和“质料”的三要素。
  按照余光中本人的说法, “所谓‘弹性’是指这种散文对于各种语气能够兼容并包融和无间的高度及适应能力。文体和语气愈变化多姿,散文的弹性当然愈大;弹性愈大,则发展的可能性愈大,不致于迅趋僵化。”“所谓‘密度’,是指这种散文对于美感要求的分量;分量愈重,当然密度愈大。” “所谓‘质料’……是指构成全篇散文的个别的字或词的品质。这种品质几乎在先天上就决定了一篇散文的趣味甚至境界的高低。”(《剪掉散文的辫子》)也许还不能说这样的表述已经尽善尽美,无懈可击,譬如:散文的“密度”是否—“定愈大愈好?散文的“质料”是否专指“个别的字或词的品质”?这都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斟酌,不过,如果从积极的、主导的方面理解,即可发现,如此这般的三要素毕竟把人们关注的视线一·下子引入了散文的本体,而且真正抓住了艺术传达的关键问题,唯其如此,它所富有实践和建设意义的理论品格,是不容忽视的。
  显然是为了让躺着的理论主张,变成站立的、可以感受的艺术文本,余光中在自己的散文创作中,展开了多方面的探索与实验。譬如:他很看重行文的语体形态,不仅注意句式的长短互补,节奏的驰张有致,音调的轻重相间,而且还讲究各种语言的兼容并铸,即以自然生动的白话文为基调,适当地引入文言的严整简约,西语的长而不乱,俚语的亲切鲜活,由此实现了散文叙述的多元且富有“弹性”。同样,他亦颇善于意象、情境的酿造和想像、通感的展开,前者有效地丰富着作品的内涵和韵致,后者则明显开启了读者的颖悟和体验,其结果必然是大大增强了作品的审美“密度”。还有,他一向追求语言文字本身的光彩和魅力,无论对语意、语感抑或声调、修辞,均坚持精益求精,一丝不苟,千方百计发掘其潜能,令其达到表现的极致,这无形中便提升了散文的“质料”。关于以上艺术特征,我们渎余光中的名篇佳制,如《逍遥游》、 《鬼雨》、 《听听那冷雨》、 《咦呵西部》、 《记忆像铁轨一样长》、 《天方飞毯,原来是地图》、 《山东甘旅》等等,都能有较深的领略。斯时,我们似乎真正懂得了作家那段名言: “我尝试着把中国的文字压缩,捶扁,拉长,磨利,把它拆开又拼拢,折来月。叠去…—” (《逍遥游·后记》)。
  以现代人的目光、意识和艺术手法,描写现代社会的独特景观和现代生活的深层体验,努力成就散文一体的现代风范,这是余光中为当代华语散文所做的贡献之一。
  在中华大地上,农业文明曾经相沿几千年。这种超稳态的社会定势,使得迄今为止的无数文人学士,对农业文明有着潜移默化、难以割舍的情感依恋。反映到散文创作上,便是许多散文家下笔为文,总愿意状写红花绿树,暮雨晨风,总喜欢赞美田园风光,山野景色,总习惯于回望人生,在已逝的时光长河里打捞冲淡、静谧的倒影;而对于都市景观,科技文明,刘·于前进着的社会生活以及由此所催生的人的全新的生态与心态,则通常是冷淡的、膈膜的、回避的。这样的创作取舍在作为个体的散文家那里,或许只是个题材问题,无可厚非;然而,它一旦成为许多散文家的“集体无意识”,便明显导致了散文创作的整体缺陷——现代气息与品格的过于单薄。
  相比之下,余光中的散文恰恰呈现出强烈而自觉的现代性追求。在余光中的散文吐界里,有高速公路,也有摩天大楼;有作家在高速公路上驱车If帆的奇特体验,也有他和家人一同登上摩天大楼,俯瞰异国都市的复杂心绪;当然还有更多的有关光怪陆离、林林总总的现代生活现象的撷取与审视……凡此种种,不仅说明作家是敏感的、开放的、进取的,他非常擅长捕捉和表现现代生活中的新生事物,从而同时代步伐保持着谐调关系;而且于有意无意之间构成了对当代散文创作的重要启示:都市景观、科技文明同样包含着审美的矿富,只是它需要作家更新目光和观念,从而做更深更细的开采。
  余光中的散文酣畅淋漓地描写了现代生活和现代文明,但是却没有对笔下的这些做盲目的崇拜和一味的歌颂;而是选择了一种相当睿智和清醒的态度,在肯定其必然性、合理性的同时,展开了更为深刻,也更为辩证的思考与评价。譬如, 《下游的一日》、 《山盟》等文,批评了工业化进程给台北带来的空气污染。 《嗓音二题》、 《寂寞与野蛮》等文,控诉了噪音这一现代公害。名篇《登楼赋》写活了纽约的气势,但也无情地指出了:“陌生的脸孔拼成最热闹的荒原。” “生理的距离不能再短,心理的距离不能再长”。 “你感到把一个鼎鼎的大名还原成实体的那种兴奋和震颤,同的·也感到深入膏有的凄凉”。而近作《我是余光中的秘书》,则透过诙谐幽默的讲述,揭示了异常发达的现代资讯所导致的生命异化。应当看到,正是这种反思和批判精神,使余光中的散文具备了一种内在的现代性,一种真正的精英品格。
  与题材和精神的现代性相对应,余光中散文的艺术表现同样是现代的。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无疑还是作家于“弹性、密度和质料”这三要素上所做的努力。因为在作家心日中,这三要素恰恰构成了现代散文艺术表现主要的和本质的特征。从实际的审美效果来看,也正是这三要素,使得余光中的散文天风海雨、汪洋恣肆,“在变化各殊的句法中,交响成一个大乐队。” (《逍遥游·后记》)鉴于这方面的内容前文已有简述,此处不再枝蔓。
  对于当代华语散文创作而言,余光中的贡献是多方面、多层次,立体交叉的,它有待于学术界和评论界系统的梳理和完整的阐述。限于篇幅、体例和识见,本文择其要者,略陈管见,但愿它不至于郢书燕说,低估和歪曲了余光中先生和他的散文。
  
  2003年12月16日至20日急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