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4年第1期

植根东土幸福采西域

作者:余光中 李元洛



  缘起:二OO三年九月,福建省举行“二OO三年海峡诗会”,以“余光中诗歌研讨会”为主旨,我应邀忝列。 《都市美丈》主编古耜兄嘱我就散文创作的有关问题,与余光中先生对话并请教,我从四个方面拟就提纲借电传先行飞越海峡。余光中祖籍福建永春,初次到福州并返乡祭祖,盛况空前,无法从各种讲学、座谈、聚会、参观、游览、采访所筑成的重围中突围而出。九月十六日上午,他婉辞了原定之游览活动,于武夷山中的青竹宾馆和我对谈,谈非悠闲的个日而系匆促的半天,原拟的话题只好打个对折,仅就“中国当代散文与古典散文的关系”、 “中国当代散文与西方散文的关系”两个问题展开。时日匆忙,光阴金贵,长情短语,双方均言不尽意。我不懂“录音”等现代科技,全靠笔记与心记,事后整理成文, 当时有窗外旁听的山神为证。
  李:在中国当代文坛,你自称以右手写诗,以左手写散文,而人道是双管齐挥,诗文双绝。香港学者兼作家黄维梁,更形象地说你手握璀璨的五色之笔,用蓝色笔翻译,用红色笔编辑文学作品,用黑色笔写评论,用金色笔写散文,用紫色笔写诗。你的散文之名不亚于诗名,有些偏爱的读者与论者,甚至认为你的散文成就更超手于诗之上。不过,伯仲之间,双飞比翼,概称“诗文双绝”也堪称允当。一条澎湃的江河,必然有它最早的源头,一株参天的大树,当然有它深广的根系,你的散文创作取得如斯成就,我以为和你深厚的古典文学根基,包括古典诗词歌赋与古典散文的修养分不开。当代的散文作家,如果没有这种“段位”的修养,没有年少时修炼而成的“童子功”,要取得远非一般的成就,那是不可想像的。不知你以为如何?可否请你蓦然回首,略说当年?
  余:我相信一个人的中文根柢,必须深固于中学时代,如果等到读大学再来补救,亡羊补牢,未免为时太晚。抗战时期,从十一岁时起我的中学六年在四川重庆嘉陵江畔的乡间度过。稚小的我刁;但得以亲近蜀中山水,更有缘亲炙中国古典文学。这与我的家庭背景有关,我一进初中,父亲(余英超)、母亲(孙秀君)便开始教我诵习古典散文,如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骆宾王的《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王勃的《滕王阁序》、李白的《春夜宴诸从弟桃李园序》、 《与韩荆州书》、李华的《吊古战场文》、刘禹锡的《陋室铭》、杜牧的《阿房宫赋》等等。父母在讲解之余,还分别用闽南调或常州腔(母亲是常州人)带我诵读,让古典的情操从乡音深处将我召唤。我习诵上述文章,呼吸历史,体认前贤,涵泳文化,少年之心惊叹于骈文的工整典丽,散文的开阎自如。后来我在诗文中表现的古典风格与艺术精神,正是以当年桐油灯下高吟低咏的夜读为其源头。
  应该提到的还有我的二舅孙有孚先生。他藏书颇丰,喜欢美文,在娓娓释义之余,也教我哦哦诵读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和《秋声赋》,以及苏东坡的前后《赤壁赋》,那是更合我少年情志与抒情心境的文章。庄骚李杜韩柳欧苏是古典之葩, 《西游》、 《水浒》、 《三国》、《红楼》则是民俗之根,我还从舅舅的藏书中读到线装的《聊斋志异》,对于上述中国古典小说名著当然也如醉如痴。
  我还十分感念中学的老师。一九四O年我进初一,在由南京迁往重庆嘉陵江边的青年会中学就读。前清的拔贡戴伯琼先生和川大毕业的陈梦家先生教语文,他们的学问和口才都十分出众。我作文时曾主动试写文言,找到对于文言的感觉。课外读孔稚珪的《北山移文》,就曾蒙戴先生耳提面命。记得戴先生教周敦颐的《爱莲说》,用川腔吟诵,一唱三叹,对于我体味古文和诗词的意境,身临其境,深领其情,最具功效,可惜即使在今日的中文系,学生也只会以国语来默读或朗诵,而不能心醉神驰地吟诵或吟哦了,真是可惜!数十年来,乃至老年的今日,我只要高吟低唱李白、苏轼之诗文,就顿觉李白、东坡就在肘边,一股豪气上通唐宋。
  李:像你们这一辈的许多老作家,或承家学,或幼时就受到良好的完整的教育,自然学殖深厚,厚积薄发。而一些青年甚至中年作家,因为时代和个人的原因(姑不论其学历,因为自学可以成才,而即使出自中文系也难免名实不副),他们许多人在古典文学方面缺乏深厚素养或准备不足,所以就难成大家气象。尤其是散文,写到一定的程度就难以提升或超升,有的人甚至包括某些所谓名家的作品,竞不免时见硬伤而贻笑大方。当然,有了较深厚的国学根基,也不一定能写出优秀的散文,否则大学的古典文学教师教授都能翰墨风流,但要成为真正的散文大家,没有坚实的中国古典诗文的根基,那就纯粹是空中楼阁,如同火箭升空,飞船遨游,需要多种强大的推动力。学者型作家,对于一般的学者他有才气,对于一般的作家他有学问。这和诗歌创作一样,涉及到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以及传统的创造性转化问题。请你谈谈对中国古典散文的看法,以及自己如何从中取法?
  余:在中国,诗(主要是抒情诗,叙事诗不太发达)与散文是最早的两种主要文体,可谓源远流长,这种情况和外国不大一样,例如希腊文学,一开始就是史诗与悲剧。
  中国早期也即先秦两汉时期,散文是广义的,为散文而散文是后来的事。当时的散文都不是散文家的散文,如《左传》、《国语》、《战国策》以及汉代司马迁的《史记》,那是史学的家的散文,而《论语》、《孟子》、《老子》、《庄子》以及汉代贾谊、晁错等人的政论性散文,则都是思想家的散文。他们井未想到要写听谓“美文” ,“美文”是散文后来发展到繁荣成熟时期的产物,也是舌人一种回顾性的看法和称谓。
   散文与诗联姻而产生了赋。汉代的辞赋以及魏晋唐宋的抒情小赋,包陆骈文,介于韵文与散文之间,内容像散文,而形式则向美文发展,重在抒情,讲究节奏,注重语言,散文中之“美文”多受赋体的影响,所以《古文观止》这部古代散文选集,对辞赋也酌情收录。
  经历了魏晋南北朝的文学自觉时代,中国古代散文到唐宋之时,也像诗词一样臻于一览众山小的绝顶,而唐宋八大家就是会当凌绝顶的杰出人物,除了他们,还有其它作家写了许多杰构佳篇。及至明清时代,公安、竟陵派的张扬主体与个性的散文,以及极一时之盛的笔记文、小品文,如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张岱的《陶庵梦忆》与《西湖梦寻》,张潮的《幽梦影》等等,都是古典散文的宝贵财富,今人绝不可以视而不见或轻率否定,那就等于藏金于室而自甘冻饿,幸好在散文的天地里,还没有像诗界一样总是有不分青红皂白的“反传统”盲音与嚣声。
  从五四时代到现在的学者散文,多受孟子、庄子以及明清笔记和小品的影响,笔记还影响了杂文(思想家的散文)。郦道元的《水经注》和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则影响了今天的抒情写景散文。今日的青年散文作者,许多未能熟读古典,他们受到的影响多是间接的,就是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影响,以及通过译本而来的西方文学的影响。至于我自己,当然深受中国古典散文的熏陶。我的偏于“知性”的散文,多承古代哲理思辨散文的余泽,而我的偏于“感性”的散文,则多得到唐宋八大家的教益。
  早在一九六二年,我就在《古董店与委托行之间》一文中说过: “传统至大至深,我国的古典传统尤其如此。对于一位作者,它简直是土壤加上气候” (见《掌上雨》一书)。一九六四年,我在诗集《莲的联想》的“后记”中也说过: “有深厚‘古典’北景的‘现代’,和受过‘现代’洗礼的‘古典’一样,往往加倍地繁富而且具有弹性。”华夏的河山、人民、文化、历史,这些都是我与生俱来的家当,怎么当也当不掉的。我以身为中国人而自豪,更以能使用中文为幸。
  李:如同河流的上游与下游,中国的古典散文,确实是中国当代散文其源有自的优秀传统。我们今日所说的“现代”与“创新”,都应该立足于这一传统之上,因为否定传统的“现代”与“创新”,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何况传统绝不是一团化石仅供观赏和考古,也不是水月镜花可以随意否定。从哲学的“过程转化”的规律而言,传统是继承物也是创造物,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系统,是一个流动的美学范畴,是一个不断现代的历史与现实的进程。保守主义与虚无主义是对待传统的两个极端。当代的诗坛,一些人守旧不化,一些人却主张全盘西化,彻底否定传统,所幸散文界似乎还没有这种无妄之灾。中国的古典散文,至少有四个方面值得今日的作者继承与发扬:时代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对国家命运和民族前途的热切关注;重主体性的天人合一情景交融的美学情趣与美学规范;力求创新的艺术精神和丰富多采的艺术技巧;自由灵活的汉语表达方式与精湛高明的语言艺术。不知你以为如何?
  余:你概括得相当全面而有自己的见地。我以前曾倡言“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要做屈原和李白的传人”, “我的血系中有一条黄河的支流”,“真正的诗人应知道什么是关心时代,什么是追随时尚”,近年也说过“烧我成灰,我的唐魂汉魄仍然萦绕着那一片厚土”,就是表示一个当代中国作家的民族感与归属感。不久前看到大陆报刊上的文章,有的人否定岳飞是民族英雄,有的人认为范仲淹的“先忧后乐”是忠君而不可取。我以为不应以千年后的道德标准与政治标准来厚责前贤,如果那样,屈原杜甫都可以否定,历史还留下了些什么呢?历史上还有些什么人可以肯定呢?何况范仲淹所说的“天下”,很大程度上是说社稷苍生,而这正是中国文人的人文精神,心香一脉。
  散文作品整体上应该表现时代与社会,以及作者相应的感悟和思考,但有些作品不见得有什么微言大义,有多少厚重的社会内容,但对生活与生命却有独特的感悟与发现,艺术上又很高明,那往往也是佳作。如苏轼的前后《赤壁赋》,由感性而理性,知性的内容,感性的比喻,个人感受,天人合一,表达的是对茫茫宇宙短短人生的哲理思考,不是通常意义上所谓的“言之有物”,同样也是千古不朽的佳作。
  李:我这里还要提一个“文学语言”的问题。文学语言,并非过去某些文艺理论所主张的只是表达的工具,内容的载体。我以为语言既是文学的载体,更是文学的本体,是文学的审美对象,是文学根本的也是最终的存在。驱遣语言的功力的高下,应该是衡量作家作品高下的一个最重要的尺度,至少是最重要的尺度之一。你的散文语言有口皆碑,许多论者从诸多方面发表了他们的研究心得和意见。老作家柯灵生前读到你的作品,曾说“得开眼界,因此锐意搜索耽读,以为暮年一乐”,这位对语言极为讲究也颇见功力的前辈,欣赏的当然包括你那“精新博丽、郁趣多姿”的语言。我个人读你的散文之后,对你的文字深为折服,所谓取法乎上,或谓曾经沧海,再来看某些作家甚至名家的散文,尽管有人吹得天花乱坠,或是撰文来与你比较与比美,虽说见仁见智,但我总以为相距不可以道里计,文字一入眼,高下就立判了。
  余:谢谢,过奖了。我们常说“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其实,语言对文学的重要,我们往往还是认识不够。我们要思考中国文字的现在和未来。有些作者与译者本来就先天既不足,后天又失调。在欧风美雨的强势文化侵袭之下,一方面是漫无边际的全球化,一方面是日趋狭隘的本土化(如台湾),众人和整个社会的中文程度越来越差,这就是作家面临的困境,在这种语境中成长起来的学者和作家,不少人中文都有问题。一九七九年,我在《从西而不化到西而化之》一文中,认为优秀作品的现代中文,应有“文言的简洁浑成,西语的井然条理,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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