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早文学 -> 2006年第1期

儒学之根基 六经之阶梯

作者:彭 林



  南宋光宗绍熙四年1190,正在漳州任上的朱熹刊行了他编注的《四子书》,也就是后人所说的《四书章句集注》,包括《大学章句》一卷、《中庸章句》一卷、《论语集注》十卷、《孟子集注》七卷。大概连朱熹本人也始料未及的是,这部文字浅近、篇帙并不浩繁的著作面世之后,势头甚至盖过了《诗》、《书》、《礼》、《易》、《春秋》等《五经》,成为此后七百多年中最具影响力的文献。
  
  一、三教并立格局下的儒学隐忧
  
  春秋末期,孔子首创私学,以《诗》、《书》、《礼》、《乐》、《易》、《春秋》教授弟子,从此,经书就成了儒家的经典。秦火之后,《乐》经失传,《六经》变成了《五经》。汉兴,《五经》被列入学官,每一经都有专门的教授,负责指导博士弟子。经学变成官学之后,借助于行政的力量,流传更为广泛,这似乎是一件令人欣喜的好事。但是,进入官府之后的经学,性质和作用也在悄然发生变化。
  孔子将济世救民的理念渗透在《六经》中,希冀以此教化学生,推动社会进步,实现他的政治理想。可是,作为官学的经学并非完全如此。教师出于教学的需要,关心的是如何从文字、训诂的角度来说解这批古奥难懂的先秦文献。不少学者皓首穷经,用毕生的精力来注解经文,从学术层面来说,这固然是推进经学研究所不可或缺的工作。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这些原本充满人文精神的经书,已经慢慢地淡出读书人的精神境界,变成了纯粹的学术问题,甚至成为读书人谋求功名利禄的工具。这不能不说是儒学的悲哀。
  正当儒学成为学者高头讲章之时,佛教和道教悄然走进了中国人的凡俗世界。东汉以后,佛教开始传入中国,不久道教也开始兴起。唐、宋政府都将佛教、道教与儒学并立,作为基本国教。佛教和道教有玄妙而生动的心性理论,无论地位高下、文化深浅,都可以轻松进入它的堂奥。它们有彼岸世界,可以许诺实现信徒的种种愿望,解脱他们现世的诸多烦恼,走向极乐世界,所以很快风靡于世,从帝王将相到寻常百姓,趋之若鹜。
  相形见绌的是儒家,它除了没有佛道的上述优势之外,还有文献本身的诸多问题,处境最为窘迫。孔子整理的《六经》,都是用先秦的语汇体系撰写的,中古时代的学者读起来已经感到处处隔膜,不易亲近,一般学者初读,不容易触摸到明晰的脉络。《论语》和《孟子》是先秦两位圣贤的言论汇编,由于是语录体,章节之间缺乏明快的衔接,也给人以吉光片羽,不成体系之感。这些正是它不能像佛道经典那样在世俗社会广泛传播、生存空间日益缩小的重要原因。
  
  二、韩愈、李翱、二程对《大学》《中庸》的提倡
  
  如何应对佛道两家的挑战,找出某些能够明快地彰显儒家思想体系的文献,是唐宋儒者最为迫切的任务。唐代学者韩愈和李翱最早注意到,《大学》和《中庸》是足以与佛道心性理论相抗衡,并且能够梳理出儒家理论体系的最佳文献。
  《大学》、《中庸》原本是《礼记》中的两篇。《礼记》是孔门七十子论礼的文集,共有四十九篇,作者多数不甚清楚。相传《大学》是曾子所作,《中庸》是子思所作。东汉经学大师郑玄为《论语》作注时,并没有对《大学》、《中庸》作特别的提示。《中庸》主要讲天道与人道关系,阐述天命与性的关系,《汉书•艺文志》有《中庸说》二篇,《隋书•经籍志》有戴颙《中庸传》二卷、梁武帝《中庸讲疏》一卷,似乎有个别人做过单独的研究;《大学》在唐以前无单行本传世。凡此都表明它们没有引起人们特别的关注。
  韩愈一方面写下了著名的《论佛骨表》,痛斥佛教的妄佞;另一方面,写下了著名的《原道》,提出了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传到孔孟的“道统”,以抗衡佛家的“法统”。指出佛道两家虽然也讲道德,但那是缺乏灵魂的空洞名词,这灵魂正是儒家道德学说中反复提倡的仁义。
  李翱是唐代第一位比较集中地提出儒家心性理论的学者。李翱依据《中庸》作《复性书》三篇,指出《中庸》就是论性命之道之书,可叹“学者莫能明是”,所以都“入于庄列老释”求之。李翱说,性为“天之命”,情为“性之动”,性原本寂然不动,感物而起,流为喜怒哀惧爱恶欲之情。人之所以不同于万物,是因为人有道德之性,人应该努力修德,恢复本善性,进于圣人之域。
  在韩愈、李翱的影响下,构建儒家的心性学说和修身理论,成为宋儒孜孜以求的目标。宋儒表彰《中庸》者很多,从张载的《正蒙》、司马光的《大学广义》、王安石的《礼乐论》、程颢的《定性书》、程颐的《与吕大临论中书》等,都紧扣《中庸》来讨论性命之道。张载早年就留意《中庸》,其学“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宋史•张载传》,他的代表作《正蒙》,将人性区分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提出了人的本性、心知、道德修养等性理学中的一系列问题。二程将《大学》作为“初学入德之门”;将《中庸》看作“孔门传授心法”之书,最为玄妙,认为“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未复合为一理”,“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中庸章句》注引语。“首明道之本原出于天而不可易,其实体备于己而不可离,次言存养省察之要,终言圣神功化之极”《中庸章句》注。但是,他们所做的工作都比较粗浅,远远没有达到可以迅速在天下推行的程度。真正达到这一目标的是南宋的朱熹。
  
  三、朱熹的《四书集注》
  
  朱熹,字元晦、仲晦,号晦庵、晦翁,晚号遁翁,别号考亭、紫阳,又号云谷老人、沧州病叟。祖籍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高宗建炎四年1130,生于福建南剑今福建南平尤溪。
  朱熹出入经史,学术赅博,是南宋最著名的学者。可是朱熹的仕途相当坎坷,终其一生,历经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仕于外者仅九考,立于朝者四十日”黄干《行状》,仅仅在同安、南康、漳州等地做过九年的地方官;宁宗时虽然成为帝王之师,却只有短短的四十天。庆元元年1195,韩侂胄党人攻击道学为“伪学”、指责朱熹是“伪学罪首”,朱熹因此而落职罢祠。这对于胸怀经天纬地之材、匡时救世之志的朱熹而言,实在是一种可悲而又无奈的现实。庆元六年,朱熹溘然长逝。
  朱熹平生主要是一位学者,他的主要精力是在教学和学术研究上。他与吕祖谦、陆九龄、陆九渊等的鹅湖之辩,是传颂千古的美谈;他兴复白鹿洞书院、讲道武夷精舍、修复岳麓书院等等,也是文化史上的佳话。不过,最为学者所称道的,还是他的《四书章句集注》。
  朱熹编注《四书章句集注》,是把它作为一项重大的文化工程,在漫长的岁月中,千锤百炼而成就的。
  朱熹从30岁时就措手于《论语》、《孟子》,到孝宗乾道八年1172他43岁时,才完成了《论孟精义》此书后名《论孟要义》,又改名《论孟集议》,可谓浸透了心血。此书将二程说解《论语》、《孟子》的文字“蒐辑条疏,以附本章之次”,又兼采张载、范氏、二吕氏、谢氏、游氏、杨氏、侯氏、尹氏等九家之说,以佐证二程之说。之后,朱熹以《论孟集议》为基础,“约其精粹、妙得本旨者”,提炼出《论语集注》和《孟子集注》,在每条之下先注音,次释字义,次释大旨,次引诸家论说,次列己见。朱熹对《论语》、《孟子》的注解,旨在融会诸家之说,所以称为“集注”。淳熙四年1177,朱熹将他取舍的原则,以及与学生的问答编成《论语或问》、《孟子或问》。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朱熹日后的主要精力放在了《论孟集注》的修改上,《论语或问》、《孟子或问》已无暇顾及,其中的问题也不复厘正,所以《论语或问》与《孟子或问》二书始终没有付梓刊行,仅仅在学者中私下流传。
  《大学》、《中庸》都是朱熹幼年时代诵读、成年之后深思的经典,他在《中庸章句序》中说,《中庸》一书,自己“蚤岁即尝受读”,其后有过多年的“沉潜反复”,“然后乃敢会众说而折其衷”,可见他的慎重。淳熙十六年1189,朱熹60岁,感到所作《大学章句》和《中庸章句》已经比较成熟,“稳洽于心”,方才为之作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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