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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河川为生命奔流

作者:宋锦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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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国东北部的湄公河与梦河交界处的帕克梦(Pak Mun)水坝,由泰国电力局在世界银行二千四百万美元的资助下建造,于一九九四年完工。帕克梦是两河汇流之处,两种河水颜色分明,有四五十种独特的鱼类品种繁衍生息,此处也是旅游景点之一。但是,自从水坝落成,河水的颜色再没有明显区分了,那些鱼类品种也不再在帕克梦河段活动和繁殖,这是因为水坝阻碍了鱼群在两河之间游动和产卵。虽然“世行”的渔业专家筑起了造价一百万美元的“鱼梯”,帮助河鱼克服水坝的阻挡,但事实已经证明无效。
  沿岸超过两万的村民及渔民的生计因此受到冲击。虽然泰国电力局声称,水坝会改善当地居民的生活,但他们发现事实并非如此。部分村民因水坝工程而被迫迁徙,政府允诺的赔偿金却迟迟不能兑现。水位上升淹没了农田,让环境恶化,迫使村民迁移,这一切导致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所以,在大坝落成以来,当地沿岸村民便持续地发起抗议与诉求活动。村民、贫苦人协会、非政府组织不断向政府和泰国电力局施压,向泰国社会各界和全世界提出帕克梦水坝破坏环境及影响村民生计的种种证据,要求拆去水坝。贫苦人阵线(以下简称“阵线”)于一九九九年三月在吴帮·拉奇他尼府帕克梦水坝工地举行示威,五千多名村民在河坝上建立起临时村子。他们组织起多个委员会,负责公共卫生、信息与接待、安全、娱乐与表演、文化、工作培训与开发、谈判、运动、注册、协调官方、特殊事件、资料与文件、新闻分析与出版协作、联络协调以及与国际协调自愿者组织沟通。
  帕克梦水坝工地上的示威活动要求解决三个问题,即水坝问题、土地问题和政府工程问题。水坝最大的问题是,它阻碍了鱼群从湄公河到梦河的游动。打鱼是梦河沿岸居民的惟一生活来源,不能捕鱼,他们就失去了生计。另外,疟疾污染了河水,居民的生命受到威胁。受到大坝影响的有三千多户家庭,“阵线”及其拥护者要求拨给每个家庭十五莱(约合三十六亩)土地以补偿渔业的损失。更进一步地,他们希望杜绝此类事情在今后的再次发生。
  政府指控反对党支持“阵线”,声称“阵线”的最终目的是推翻政府;地方政府则说,他们没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泰国发电总局负责管理大坝,作为管理方,他们要求逮捕进入大坝的示威者。面对这样的形势,帕克梦的村民选择了让公众意识知晓的做法。除了政治手段以外,他们还利用传统的习俗让外界听到他们的声音。三千多名村民聚集在帕克梦水坝上,表演捕鱼的传统舞蹈,以展示他们的梦想:他们想让梦河重新自由流淌。他们的标语上写着,“我们想让我们的河流恢复自由”,“河流是我们的生命,不是我们的死亡”,呼吁当局停止利用水坝。二○○○年四月二十日至二十一日,受水库影响的村民在抗议了一年的临时村子里举办“贫苦人和对泰国社会的答案”研讨会来扩大影响。在村民和水库的官员经过一系列冲突以后,“阵线”所组织的诉求者于二○○一年八月奔赴国会,要求当时的民主党政府解决有关水坝、森林和土地使用的要求。
  经过当地居民、环保组织与有关专家七年的抗争、游说和谈判,他信内阁原则上接受了政府的协调者与穷人代表做出的方案。这些方案包括:从二○○二年起,每年五月至九月之间,开启帕克梦水库的全部八个蓄水闸门,让河水和鱼儿自由流动,做生态影响的评估;色萨凯府的华楠水坝建造暂停;设立联合委员会接受有关其他水坝的申诉。
  虽然帕克梦水库诉求并没有得到完全妥善的解决,但由此引起了泰国一系列水坝补偿的诉求,包括斯林宏水坝、兰甘楚水坝、淮派水坝、庞昆派水坝、兰东崖水坝、淮拉哈水坝等,有关的诉求活动至今方兴未艾。在各种社会力量的支持下,“阵线”还引导公众对国家发展政策进行反思。如二○○二年八月中旬,五位部长、二百名愤怒的村民、二十名电视台人员、一千名观察者在政法大学礼堂举办“大坝、土地和森林”的公共论坛,向世界发出他们的呼声。
  帕克梦受影响的村民旷日持久的诉求活动,是在很小的当地事件上触及了全球性的大问题,因此,这一事件已经变成了一个引发国际性讨论的焦点事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经将之作为基层为可持续发展而斗争的一个范例,认为它是公民社会目标的很好表达,第一次显示了泰国底层对于国家发展公共政策的参与和诉求,同时,也暴露了政府政策的制定存在着结构性问题。
  帕克梦水坝诉求,提出了一个由政府统治到国家治理范式的问题,即由政府单方面决定国家发展项目,到包括政府、企业和公民三方共同参与政策制定的治理范式。在此案例以及相关案例中,贫困群体表达出要求知情、参与决策、利益诉求、成为决策委员会成员的强烈愿望。许多政府的决策过程往往是一种“设计—宣布—辩护”综合症,这容易导致很多社会冲突。新的决策过程应该是“宣布—讨论—设计”模式,是一种新的公众参与政策过程的模式。
  水坝之争,表面上看起来是要经济发展还是要环保的问题,但本质上却是政府在进行公共决策时应该根据什么标准的问题。从公共决策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政府公共决策和私人决策的最大区别在于,私人决策的后果最终是私人自己来承担,但公共决策的后果最终却要由公众来承担。公众又是由不同的利益群体组成的,这些群体的利益并不一致,在有些情况下甚至相互冲突。
  政府的某一项政策出台,所有的群体都因此而受惠,或者虽然只有一部分群体受惠,但其他群体的利益也没有因此而受到损害,这在经济学上称作“帕累托最优”。但可惜这样的时候很少,更多的时候,公共决策的后果都是有利于某些群体而不利于另外一些群体,最终导致利益格局的调整。既然不同的利益群体有不同的偏向,那么就有了一个用什么样的标准将不同的偏向排出一个顺序,以确定优先满足谁的偏向的问题,就要有一个公共决策的标准。
  从力主建大坝的人士提出的理由来看,他们所依据的还是功利主义标准。即建了大坝可以发电,可以调水等。但大规模的被迫迁徙,这违反了正义标准;如果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因此而下降,这又违反了平等标准;大坝可能引发的生态灾难以及在自然文化遗产方面可能造成的无法挽回的损失,又违反了人和自然的和谐及可持续发展标准。
  水库工程传统的规划方法为,先定一个电力或水量的需求量,然后求出最低成本方案。在最低成本的基础上,再设法减小对环境和社会的负面效应。这里的成本,是包括了在一定期限内资本、运行和维护的投入。求最低成本的方法是列出各方案的投入和营收的现金流,以金融市场的年利率做参照,即“贴现率”,求出对应于不同现金流的“现值”,其中最小者,即为中标方案。现值可以比较成本或比较投资效益。这种方法只从经济效益出发,基本不考虑对环境和社会的影响;若有,也只是点缀而已。
  然而,不考虑环境和社会效应,就会招致公众反对,从而引发政治动荡,甚至导致工程中途停顿,或投资方中途撤资。如印度和尼泊尔最近的灌溉和水电工程就遇到了这类问题。不考虑环境和社会效应,还往往使工程延期,或频频修改,投资一再追加,成本不再是最低。
  因此,工程的目标不应当仅仅是经济上的低成本,而且也是环境和社会效应的低成本。而环境和社会效应的评估,如果没有有关公众的参与,是不可能全面和正确的。
  在过去的六十多年来,水库一直是人类控制大自然、进步及国家尊严的有力象征。根据世界大坝委员会(World Commission on Dams,简称WCD)的资料显示,现今全球约有百分之六十的河流已经由于水库、越域引水和灌溉抽水而变得分崩离析。水坝的兴建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到达高峰,目前虽然下降了一半多,但仍有数百座正在兴建或是策划中。世界银行和日本国际合作银行等机构,依然在推动或是赞助水坝的兴建,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这会对民众与河流造成严重的影响。
  有人认为,少数人必须为多数人的利益而牺牲。但是,事实是,数百万人因为不必要的兴建或规划不良的水坝,被迫放弃家园、面临食物不足与生活艰难的困境。对他们来说,新住所往往没有清洁的水源与足够的食物,同时,赖以维生的技能、土地与自然资源都遭受剥夺,人际关系被迫发生改变,随之而来的是酗酒、沮丧、疾病与家庭暴力的增加。面对这些巨大的问题,那些承诺的补偿措施其实无法真正兑现。金钱补偿能买到的地,往往不能弥补损失;以地偿地的所得,通常是小而贫瘠,无法耕种。农民最后只能到处打工或沦入贫民窟,反抗者往往遭受暴力与恐吓。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危地马拉,这是由世界银行赞助的奇克索依(Chixoy)水坝,四百四十多名玛雅人(大部分是妇女与小孩),因为拒绝迁离世居的土地而遭到杀害,受害家属到目前都还未得到赔偿。
  在水坝的受损群体中,少数民族和妇女受害更多。根据印度政府的估计,因为水坝兴建而被迫迁居的民众中,有百分之四十属于少数民族。在菲律宾,目前正在兴建与策划的水坝中,大部分都位于该国五百万原住民的传统土地中。水坝对原住民造成的影响特别严重,乃因为他们的土地遭受开发、被迫迁移的历史,已有数百年之久。迁移使伤害加深,因为这使得他们与土地精神上的联系被切断,文化破碎,并且摧毁他们赖以维生的自然资源。女性受到的伤害比男性严重,除了赔偿往往只付给一家之主的男性外,还因为她们更依赖公有财产,例如牧地和森林。公有财产通常很少得到赔偿,而在迁居的处所也很少得到提供。
  迁居民众只是大型水坝最容易察觉的受害者,还有数以万计的人因为水坝的相关设施,例如运河、道路等,而失去家园。在非洲,兴建水坝对传统的农渔牧影响甚巨,例如,尼日利亚因为坎吉(Kainji)大坝兴建,五万民众需要迁移,但是实际还有数十万人也因为农产与鱼获减少而受到影响。而在巴西,由于土库里(Tucurui)水库排放的污水,使得大约四万名亚马逊盆地的居民皮肤起红疹或是健康受损。
  大型水坝对环境的冲击是深远而且无法弥补的。世界上百分之六十的大型河流因为水坝和改道工程而被截断,而超过一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大约是全球地表土地的百分之一)被淹盖在水库之下。这个粗略估计的数字之下代表着更大的损失,因为河岸的土地是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高,同时也是最肥沃的地区。
  就生活在河岸与河流中的生物而言,洪水对它们的生活周期是非常重要的。水流模式、水温与其中的化学物质,都会因为水坝而改变。全球一些主要的河流,例如印度河、尼罗河和科罗拉多河,都因为水坝和引流设施而与海洋隔绝。在二十世纪早期,科罗拉多河三角洲是许多白鹭、美洲豹和其他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但是大量的接引河水,使得只有洪水偶尔泛滥时,河水才能抵达三角洲,因此野生动物大量减少,三角洲的原住民也就越来越无法以渔猎为生。
  由于水坝会使栖息地淹没、河道变化、隔离动物的族群与阻碍迁移路线,生物多样性也随之降低。水坝和引流设施是使得世界上三分之一的淡水鱼类绝种、濒临绝种或是受到危害的主要原因,有些水坝多的国家情况更严重,例如美国将近百分之四十,而德国有百分之七十五的淡水鱼类受害。而贝类、两栖类、植物和鸟类的情况虽然没有具体统计,但是受害也非常严重,因为这些动物都居住在淡水性的栖息地。
  由于越来越多的居民及工业设施迁移至平原,加上洪水警报系统的不足,被视为具有防洪作用的水库,反而成为洪患的最大凶手。一旦崩坝,更对生命财产造成毁灭性破坏。水坝在建成之后,会因不同坝体而以不同的速度及方式老化。目前全球有超过四万多个水库已面临老化,必须花费大量的金钱来维修。
  水库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同样巨大。目前,全球气候暖化的问题日益严重,水库被视为解决方案之一,支持水坝的人士宣称水力发电为绿色能源,而且不会释放温室气体。然而,事实却是水库内腐败的植物会释放出大量的二氧化碳及更具破坏性的气体——甲烷,这是来自巴西亚马逊河流域的土库里水库的实证。
  水坝的支持者认为,以上所列的所有这些冲击,都可以通过科技手段予以减轻。不过以往的经验证明,这类努力都失败了。这些措施通常都太昂贵、太困难,或者根本无法重新建立河流特性及其生态系统。从一九九六年起,美国政府每年花费四点三亿美元在哥伦比亚河流域上,以补偿水坝对渔业造成的冲击。虽然花费很大,但是,在这个区域的鲑鱼就算没有消失,也濒临绝迹了。
  事实证明,虽然水坝能够提供很大的便利,但通常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二○○四年六月在德国波恩召开的国际可再生能源会议,提出了“排除大型水电工程于可再生能源之外的十二个理由”:一、大型水电并不是分布式可再生能源,不能带来脱贫效果;二、只会排斥新型可再生能源的资金;三、大型水电开发商往往低估成本,夸大效益;四、会增加气候变化的风险;五、不属于高新能源开发技术;六、带来社会和环保影响;七、减少大型水电带来影响的措施往往失败;八、大型水电支持者反对防止破坏性河流工程的措施;九、大型水库可发出大量温室气体;十、大型水电缓慢、笨重、欠缺弹性和越来越昂贵;十一、很多国家已过度依赖水力发电;十二、大型水库由于泥沙淤积,变成不可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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