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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创伤”华人认同华人跨国主义

作者:范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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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研究海外华人成为国际学术界的一个新的热点。这种情况的出现无疑与全球化、跨国主义等冷战以后急剧升温的现象有关。多数人认为海外华人经历了一个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的过程,与所居国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越来越融为一体,他们也因此在国家认同上出现了变化。中华认同实际上成为与他们的国家生活脱节的文化认同,或者某种历史性的族群或种族认同。基于这一认识,一个力图在学术话语中调解海外华人这种认同窘境的概念──“华族(ethnic Chinese group)”,遂被运用在写作中。厦门大学出版社去年推出庄国土的著作《二战以后东南亚华族社会地位的变化》就代表了这种努力。
  用什么样的术语来称谓海外华人反映了华人在旅居国、继而定居国的社会境遇的改变。然而,我们很难单就这些术语看出海外华人所处国家的主流社会如何看待他们。毫无疑问,大部分接受华人移民的国家的政府在移民政策和认可移民的公民地位上,一直有所变化。美国在历史上一度对中国移民有严格的限制,但这些不公平的政策在战后逐渐废弛。我们虽看不到美国的政策变化是否对东南亚国家政府对待华人的态度产生影响,但华人地位的变化的确可以以“二战”为分水岭予以大致划分,这大抵是没有什么争议的。中国作为“二战”的战胜国无疑提升了自身的国际地位,居住在国外的中国人为此而加强自信和自豪感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同时,中国在国际社会得到尊重也必然影响到所在国政府──无论是独立的主权国家或者是殖民地当局──对中国侨民的态度。
  华人在国家认同上的变化,新中国的成立是一个转折点。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一九五四年万隆会议的召开,中国政府不仅明确表明了不接受双重国籍的态度,而且还对华侨归化所居国加以鼓励。这一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华人、华侨的心态从落叶归根转变到落地生根。因为中国政府的表态多少影响了一些海外华人的所居国政府放松了对华人的戒心,也使当地主流社会对他们较为容忍。对移民社会而言,所在国主流社会对外来移民的社会文化容忍程度直接影响到移民同化的进程。正是因为来自主流社会的态度有所改善,才使许多华人渐将所居国视为家园,落地生根。
  尽管如此,由于流亡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一直以“正统”自居,也接受双重国籍身份,事实上仍然有许多海外华人一直没有放弃他们的“中国国家认同”。这一点,凡有海外生活经历的人都知道。近些年,就有不少身居海外的华人因为陈水扁之流的“台独”鼓噪,愤而撕毁了他们的“中国”护照。在这些人当中,有不少人的家庭已在美国或其他国家生活了好几代。由此足见,许多海外华人“根”的意识还是很强的。他们实际上已在当地生根,但却没有忘记祖先和从祖先那里接续下来的文化。对这些人来说,“国家”就是祖国,祖国就是国家。他们把对祖先文化的认同与对一个具体政权的效忠视如不可分的整体,因为这个政权曾经呵护着他们的祖国的名号,而这个名号对他们而言,又不啻是他们所沐所续文化的象征。因此,当陈水扁试图使这个国家分裂时,他们感到深深地受到了伤害。
  有意思的是,至少在美国,如此呵护中华传统文化的华人多为聚居在“唐人街”即“中国城”一带,经营餐饮、洗衣、杂货等小本生意的小业主。美国历史上那些在白人清教徒──亨廷顿所谓的“定居者”──之后从东欧、南欧和亚洲各地移民来美的人中,多有从事这类小生意者。虽然他们的后代也有通过自身的努力,进入主流社会从事其他被认为更为体面的职业而成为专业人士,但是,今天他们中的许多人仍在服务业中经营小本生意。由于来自这些国家的移民在美国的种族分类上不属于主流群体,即所谓的WASPs(White Anglo Saxon Protestants),是为少数民族;他们从事的多为流通领域中的服务业,因此美国学术界有以“中间人少数民族(middleman minorities)”称之者。他们的种族身份和职业特点使他们长期以来一直处于美国社会底层。
  族群理论告诉我们,一般说来,外在的敌意和排斥感是族群认同得以彰显和固着的基本动力,因为认同本身就是通过对他者的排除而体现出来的。以美国为例,来自主流社会的偏见和歧视,使得许多移民社区实际成为他们的祖居地的“流散点(diasporas)”,带有某种如杜维明所说的背井离乡“无家可归”的感伤。按亨廷顿所论,“流散点”乃是“跨国的种族或文化社区,其成员认同他们的祖居地。而他们的祖居地可以是没有国家政权的”(S.Huntington,Who Are We: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New York:Simon & Schuster,2004)。生活在这样社区里的个人,自然与主流社会相对隔离,如果不经过努力,很难真正融入主流社会。今天,由于美国的天主教大体已经“美利坚化”,接受了大量的清教的价值,原先的爱尔兰人、意大利人、波兰人的社区,已渐为主流社会所认可,可以说不再带有“流散点”的色彩。而典型的流散者──犹太人的情况则较复杂,正统犹太教徒的聚居区无疑仍具有流散点的性质。亚洲和一些来自其他大陆的移民由于肤色和宗教上的差异,在许多美国人的眼里依然是非我族类,所以他们聚居的社区仍与主流社会疏离──那是个不需要英语也能生活自如的地方。
  显然,生活在北美“流散点”社区中的华人自然较可能产生那种强烈的对祖国的认同感。他们虽已落地生根但仍然视自己为“中国人”;他们生活在美国社会却仍不时用“外国人”来指美国人。对他们来说,“外国人”实际上是“非中国人”。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们的认同带有一种苍凉,更多的是一种难以言状的社会“创伤”的积淀,如果我们可以把“创伤”理解为一种难以用语言表达的心灵创痛的话。在我看来,这些生活在“唐人街”、被新移民称为“老侨”的华人那种多少带有“种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色彩的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礼赞与呵护,与犹太人的民族、族群认同一样,包含了对过去的苦难经历的铭记。这一点,与大多数已跻身当地精英阶层的华人全然不同。
  其实,对于生活在其他地区的许多华人又何尝不是如此。但是,用族群理论来理解东南亚各地的华人认同时,我们可能得换另外一种方式。因为族群理论所强调的对立与冲突,有时显得对那个地区的华人族群运动解释乏力,尽管对立与冲突明白无误地存在着。换言之,当地华人社会巨大的社会分层和贫富分化可能必须被考虑在内。一个富可敌国的华商和一个经营小买卖的华人小业主对祖居地和中华文化的认同无论在程度上或意义上都不会是一样的。前者有时需要这个认同,因为它不仅可以帮助他获得更多的钱财,而且还会使他感到有所依靠。对后者来说,这个认同对他就很重要,因为他直接感受到生活在异国他乡的疏离感和来自当地主流社会民众的异样的眼光。庄国土先生的著作令人信服地论述了这一点,但我们仍期待对当地华人认同的剖析能更多地看到华人社会内部的多样性;以及这种多样性又是如何导致认同的歧义性。显然,在很多的场合,许多华商巨贾对与中华的一切有关的认同,用挪威人类学家埃里克森(Thomas H.Eriksen)讨论拉普人和毛里求斯华人的族群认同时的话来说,是“避而不谈”的。因此,当他们在其他的一些场合表白他们的华人认同时,往往使人觉得很功利。他们的财富和社会地位使他们采取了这种态度。但是,又有谁能在这种“语焉不详”的背后,感受到他们内心承负的悲怆?在我看来,对“社会创伤”的内在感受,同样是这部分华人近年来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各种形式的华人跨国主义活动的内在动力之一。这也使当今我们所见的华人跨国主义运动具有与近一二十年来广泛出现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主义商业运动不同的特质。
  从这个角度理解,今天的华人跨国主义社区(transnational Chinese Networks)的出现,也是对共同历史的一种追忆形式。但是,我们不应简单地在理解民族主义的框架里来解释这种现象。事实上,这类社团或活动的出现并不一定能反映参与者对中国文化或传统的认同程度,更谈不上对中国的国家认同。作为全球化的副产品,跨国主义更多地与资本的全球性流动有关。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跨国主义的敌人恰恰是民族主义,因为时至今日,资本已经全面地打通了民族国家的边界,致使大部分国家都出现了如吉登斯和亨廷顿所言的程度不等的主权缺失现象。美国的许多公司就雇用了大量国外的产品推销员,印度人不出国门同美国的顾客通话,提供售后服务指南、解释产品性能。根据对二十三位西方跨国企业和所谓非盈利国际组织老总的调查,至少在美国,经济全球化已经使商界精英自视为“世界公民”。
  两百多年前,亚当·斯密就说过大致如下的话:一个拥有地产的人可以是某个国家的公民,因为他的财产附在某个特定国家的土地上;当一个人的财产是股票时,他就可能是世界公民,因为他的财产并不一定需要依附于某个国家。在东南亚的许多国家,华人实际上主宰了所在国的经济命脉,也出现了跨国资本,经济全球化与他们的利益是一致的。然而,在全球化市场的争夺中,他们需要同来自西方国家的强大商业势力竞争,于是,跨国主义的华人认同遂应运而生。在异国他乡相似的历史遭遇使他们形成了跨国社区、社团,中华认同──无论它是历史的、国家的、文化的,遂成为一种象征和社会资本,在社区的整合中发挥了它的凝聚力。借用李明欢的话,这些华人需要“两个世界”:资本的世界和认同的世界。这两个世界的共存关系是对所经受的“社会创伤”的铭感和对历史际遇的集体记忆。这点,与西方跨国公司老板们的“世界公民”心态迥然不同。
  庄先生对东南亚华人社会地位的分析还引发了我对其他一些问题的思考。华人、华商在所居国社会和经济地位的提高,并不表明华人资本在全球市场上地位的提高。我相信,如果华人资本主宰世界市场的话,就不会有华人的跨国主义运动,至少这种运动,如果有的话,不会有商业方面的诉求。我们看到,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大量参加福建、广东两省的海外宗亲、乡亲恳谈、联谊活动的海外华人、华商,有许多都是来寻求开发商机的。血浓于水的亲情固然是个动力,但开发市场应是这些人士的初衷。资本是不认亲情和乡情的,否则,江苏和上海不可能比福建吸纳更多的台资。当然,这里只是个例子,我认同王赓武教授的观点,港、澳、台三地的华人不应被认为是海外华人。
  从庄国土的新著说开去,我以为,对现时全球华人社会出现的某种跨国华人认同及其运动有深入剖析的必要。人文视野上极为保守的亨廷顿教授在“九一一”袭击之后认为,国家层面上的民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y)建立和稳固的基础是来自国外的威胁。这点上,他是对的。他暗自庆幸冷战以后日渐低调的美利坚民族认同在“九一一”之后重新张扬。华人跨国主义运动是否也具有同样的逻辑?如果是,那什么是它们的共同“敌人”?由此看来,我们不得不承认,华人资本总体上仍在世界资本市场上处于一种边缘地位。正是这种边缘地位而不是其他(这么说可能有些武断),使华人移民在开拓的艰辛过程中所感受到的“社会创伤”,成为某种内在的、甚至下意识的机制,推动着华人的跨国主义运动。我想,也正是有感于这一点,即便认可东南亚华人社会地位的提高,庄先生对他们在所在国的“政治地位的前景只能持谨慎的乐观”(第3页)。这并不是说华人对他们的辛酸史的记忆会使他们日益疏离他们的所在国,而是因为,给他们带来痛苦经验的社会环境并没有完全消失。这也是华人跨国社团建构运动方兴未艾的重要因素。推而广之,在全球化过程中再度崛起的“亚洲”是不是也有相同的逻辑?这点,我们似可以在中国运动员刘翔夺得一百一十米栏奥运冠军后,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许多国家的媒体的赞誉中有所体会。他的胜利不仅被认为是中国的胜利,而且是“亚洲的胜利”。据说,欧洲国家的运动员在乒乓球比赛中胜了中国队员后,欧洲的媒体间或也有类似的赞词,因为中国在这个项目上实在是太强了。当然,欧洲人不会因为我们在这个项目上的绝对优势而耿耿于怀,毕竟那只是一个在竞技体育中毫无影响的运动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