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17期

玩平衡木的大师

作者:黄 波



  王朝之轮替,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旧贵族的式微和新贵族的崛起。朱元璋推翻元朝,建立朱明王朝,埋葬了一批旧贵族,同时在战乱的废墟中,又有一批新贵应运而生。而在新贵行列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明太祖的乡党——跟随朱元璋打天下的淮西籍人士。
  
  乡党:朱元璋的“基本盘”
  
  如社会学者所说,中国乡村是一个“熟人社会”,熟人意味着资源,意味着一股可供利用的力量。
  熟人的作用,体现得最为充分的,不是在闾巷这些小圈子之内,而是在一个全然陌生的环境里,不同的方言、迥异的习俗,不能不让人在一种相互戒备的氛围里产生一种迷茫,而一个熟人的到来,也许只是一句熟悉的骂人的粗话,也会给人一种安全感。
  战乱中尤其如此。兵荒马乱、民不聊生,大家伙儿都是在一种自保本能的驱使下,临时组成了一个团体。“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随”,这种脱离了熟人社会结构的聚合只是一种权宜的措施。很多人强调造反组织要制定纲领,其实很多时候,熟人比所谓的纲领更具向心力。吸引一个人进入这个组织的,往往并不是因为其纲领多么先进,其前景多么美妙,而是因为组织里有他的熟人。
  朱元璋加入到郭子兴的部队,而不是跟随同期起事的其他群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写信召他的汤和是他的淮西老乡。当朱元璋刚刚在行伍中冒头,而又不能为他人所服的时候,还是汤和帮了他的大忙。《明史·汤和传》中记载,汤和虽然长朱元璋3岁,但“独奉约束甚谨”,即在朱元璋的权威还没有根本树立的时候,唯独汤和十分注意培育和维护朱元璋的威信。朱元璋曾多次犯险,而危急时刻又是他的乡党挺身而出救他脱难,其中濠州(今安徽凤阳)老乡徐达,为从敌方手里换回朱元璋甚至不惜拿自己去作人质。
  游民、乞丐出身全无凭借,要在乱世里图自保,复于群雄中脱颖而出,又逐鹿中原,朱元璋唯一可以仰仗的,就是他的淮西籍老乡。乡党就是其“家底”,堪称他不折不扣的“基本盘”。反过来,这些出身农家,乡土、宗族观念很重的淮西老乡也特别愿意为朱元璋卖命。可以看到,在朱元璋取天下的过程中,能够被其信任,确有效死之心,可以独当一面、攻城掠地的心腹,绝大多数都是淮西人。后来,朱元璋苦心经营的“生意”越做越大,“参股”者越来越多,但核心力量仍然是淮西籍将臣。
  元末诗人贝琼有一首诗记述淮西将臣的气焰,诗曰:“两河兵合尽红巾,岂有桃源可辟秦?马上短衣多楚客,城中高髻半淮人。”淮河流域在春秋时是楚国的一部分,所谓“楚客”、“淮人”指的都是朱元璋队伍中的淮西人。从这首讥讽味十足的诗中,我们完全想象得出,当年朱元璋带着他的老乡们攻破一个又一个城池后,淮西人那种趾高气扬的胜利者姿态。
  淮西乡党功勋卓著,一举成功登上王位的朱元璋不能不投桃报李。这是情当如此,更是理当如此。于是,粗话连篇的马上“楚客”摇身一变,成为了新朝最炙手可热的新贵。赏赐良田、厚予珍宝,淮西将臣成了富人;论功行赏、封公拜相,淮西将臣更成了新的特权阶层。
  洪武三年(1370年)十一月,明太祖大封功臣,依功劳大小赐其爵位。爵位原有五等,公、侯、伯、子、男,最高者为“公”,在封公者行列中,李善长、徐达、常遇春之子常茂(常遇春早死)、李文忠、冯胜、邓愈六人,均为淮西籍人士。此后,朱元璋又陆续分封了一批公、侯、伯,终洪武一朝,据统计,封公者11人,除上述李善长等6位,另有信国公汤和、凉国公蓝玉、梁国公胡显、开国公常升,也都是淮西旧人,只有颍国公傅友德(砀山人)是封公中的唯一一位非淮西籍人士。
  但对朱元璋的这些乡党来说,丰厚的封赏实为一把双刃剑。物质上的回报固然可喜,另一方面,也意味着过去靠乡土和宗族观念维系,在生死与共中结成的所谓兄弟情义至此已一去不返,现在摆在他们面前的是“礼”的鸿沟和“法”的森严。礼,就是不可逾越、不容轻忽的君臣名分;法,就是代表朱元璋家族利益的一整套强制性规范。而这样一个规范,对除朱元璋以外的任何一个人都是适用的,包括帮他打天下的淮西老乡。
  朱元璋和乡党的关系,也必然面临着一个重新调适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很可能是尴尬、艰难甚至是血腥的。
  
  分而治之,惟“君”独大
  
  于情于理,登基后的朱元璋必须对帮他取天下的淮西老乡大加封赏,在新王朝的政治架构中给予他们重要安排,情理之外更多的恐怕还是一种现实的考量。新皇帝不能不用人,在考虑用谁的问题上,与其说他用乡党是因为信任他们;毋宁说,除了乡党,其余人等都让他感到不可信任。
  就这样,淮西籍将臣在刚刚建立的朱明王朝中占据了最为显赫的位置。
  新王朝的利益分配中,淮西人分得了分量最重的一杯羹。但淮西人对这一杯羹犹不满足,恨不得吃独食。虽然淮西人在战场上冲锋陷阵是很不错,但大都缺乏文化修养,粗鲁少文,在“治天下”的转型过程中明显力有不逮,尤其是在以刘基为代表的浙东儒生集团面前更是相形见绌。
  客观形势如此,而淮西人偏偏硬要吃独食,怎么办呢?只剩下了一个办法,这就是依靠宗族和乡土观念结成一个团体,让淮西人占据要津,使玩政治成为淮西人的禁脔,外人不得染指,最多也只能敲敲边鼓。
  在洪武朝初期,淮西集团和非淮西集团的利益争斗非常明显。
  淮人官僚集团的中心人物最初是李善长。他是朱元璋起兵后的重要幕僚,朱元璋称王时,他是右相国。朱元璋称帝后,拜他为左丞相,朝臣中位列第一,而且还是明太祖的儿女亲家。继李善长为相的胡惟庸也是淮人,与李善长是亲戚,二人渊源深厚。从李善长到胡惟庸,二人掌权长达17年,他们的执政贯穿着一条主线,就是竭力排斥、攻击非淮西籍人士,表现得最突出的是对山西人杨宪的倾陷和对浙江人刘基的挤压。
  按《明史》上的说法,杨宪原是一个儒生,但从其行事看,更是一个吏才。他办事很精干,口才也很好,对仕途很热衷,权力欲极强。当受到朱元璋的器重,当上右丞相后,他决心对淮党发动攻势,可惜未能正确估计局面,在李善长还未失宠的情况下就匆忙向朱元璋进言。最后,淮人在李善长和胡惟庸的精心部署下联合反戈一击,杨宪打虎不成反被虎咬,枉送了卿卿性命。
  刘基是浙东儒生集团的头面人物,其人在野史中有许多奇异的传说,刨掉荒诞无稽的成分,刘基在朱元璋取天下中发挥的重要的智囊作用无可置疑,在许多关键性战役中立有殊功,至少不在李善长之下。但在大封功臣时,李善长被封公,是爵位中的第一等;刘基却只封了一个诚意伯,属于爵位中的第三等。
  由于刘基是个足智多谋的人物,加上他在非淮籍人士中有较高的声望,甚至一度传出可能拜相,自然成为淮西集团极力排斥的首选对象。刘基在朱明王朝肇建时,年岁并不大,却出人意外地很早就退出了权力中心。这当然是李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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