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17期

疯狂的假面舞会

作者:谌旭彬



  精彩回放
  
  几乎所有的历史教科书都认定:从公车上书开始,直到戊戌政变,康党一直都在宣传维新变法。但真相却恰恰相反:康门弟子何树龄写给康有为的书信、梁启超在湖南执教时务学堂时的讲义,都印证着康有为曾一度是当时中国最激进的革命党党魁;许多“革命同志”的不解和责难,康有为一边屡屡上书呼吁维新,另一边却积极准备科举考试,无不说明康有为根本就是脚踏两条船,在戊戌年由革命倒向,维新,上演了一出首鼠两端的大戏。
  本期谌旭彬先生将继续为您精彩讲述。
  
  五、从变法到政变(上)
  
  1.烈马选错了骑手
  虽然失落,但康有为仍然决定继续留在京城。既然皇帝欣赏自己,折服于自己的维新思想,还愁没有用武之地吗?
  康有为决定自己给自己创造机会。
  变法开始后的第10天,即康有为面圣后的第3天,御史杨深秀、宋伯鲁上了一道弹劾礼部尚书、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许应骥阻挠改革的折子。
  折子是康有为写的,他建议皇上罢免许应骙的一切官职,然后选择支持改革的人来接替他的职务。虽然没有明目张胆地推荐自己,但康有为说:“总理衙门是朝廷对外交涉的重要机构,在当前这个强敌环伺的时候……非深通洋务、洞悉敌情之人,岂能胜任!”
  此外,康有为还列举了许应骙两条罪状:
  一、见识短浅、妄自尊大,皇上为了培养新型人才,特意在科举考试中开设了“经济特科”,而许应骙竟公然在礼部朝堂上大放厥词,说“经济特科”毫无意义,而且他还曾“腹诽朝旨”。
  二、皇上下达的改革新政,许应骙统统反对。康有为在折子中愤愤地说:“皇上日夜苦于经世之才不够用,许应骙却日夜思量着遏制对这些人才的培养,真不知道是何居心!”
  康有为之前进呈《彼得变政记》的主要意图是希望皇帝学习彼得大帝,通过对守旧官僚实施铁血政策来推动变法。光绪被康有为说动,自改革伊始,就一直想抓几个“反改革典型”。对许应骙的弹劾,正对上了皇帝的这种心思。
  皇帝决定立即将许应骙罢职。军机大臣刚毅出面为之求情,光绪盛怒不许。刚毅又请求让总理衙门彻查,光绪也不同意。最后,刚毅提出给当事人许应骙一个上折子解释的机会。许应骥毕竟是朝廷重臣,面对这样的合理要求,光绪也只好同意。
  结果,许应骙的自我辩护让皇帝哑口无言。
  许应骥在折子里说:第一,当日开设“经济特科”是我和李鸿章等人一起商议通过,并请求皇上批准的,如果有意见,当时我就可以反对,何必在事后散播流言?第二,说我“腹诽朝旨”,他们又不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就算我真的诽谤朝廷政策,他们又怎么可能知道?这不是肆意捏造是什么?第三,说我阻挠所有的新政举措,问题是,除了“经济特科”,其他的新政措施都不在我的权限范围之内,我如何阻挠?
  最致命的是,许应骙在折子里直截了当地把藏在此次弹劾背后的康有为抓了出来,并披露了他和康有为之间的宿怨:“宋伯鲁、杨深秀说臣仇视通达时务之士,似乎指的是工部主事康有为。康有为与臣是同乡,他初次进京,就终日打着西学的幌子,到处奔走于权贵之门。其中曾经到臣这里求见过三次,臣鄙视他的为人,三次都拒绝相见。后来康有为又在广东会馆私行立会,聚众达两百多人(这已经违反了清朝的禁令),臣恐其滋事,又将其取缔。从此,康有为就与臣结下了私怨。”
  考之史料,这段康、许结怨的过程,许应骥并没有说谎。
  最后,许应骙历数了自己几十年来讲求西学的履历,声明自己对改革的意见只是提倡务求实际,反对虚华而已,如果这样也算反对改革,那么就请皇上罢免自己的职务。
  看到许应骙有理有据的自我辩护,此前还盛怒不已的皇帝蒙了。他本来想抓一个反改革典型,杀鸡儆猴,但现在看来,这个典型无疑是抓错了。
  于是,皇帝又下了一道圣旨,让许应骙不必辞职,只是警告他说,今后要更加勤勉,尽职尽责。
  表面上看来,康有为的算计是失败了,但实际上他已经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以莫须有的罪名弹劾大臣,最后收到警告的却不是弹劾者,而是无罪的被弹劾者,皇帝的偏袒一目了然。
  通过这次无中生有的弹劾案,’朝廷上下无疑都看出了光绪皇帝存有让康有为主持维新新政的意图。此外,标榜民权的康有为以“腹诽朝旨”这样荒唐的专制社会特有的标志性罪名来弹劾他的政敌(私敌),也可见他从来就没有实现自己思想上的近代化。他维新思想的实质,非常值得怀疑。
  改革的烈马选择了这样一名蹩脚的骑手,要想到达目的地,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把马累死,要么把骑手摔死。而戊戌年那场荒唐的赛马会,累死的是马,破产的是在这匹马上孤注一掷的赌徒光绪,而骑手康有为却溜了。
  
  2.总督和皇帝的区别
  就在鼓动宋伯鲁、杨深秀弹劾许应骙的同一天,康有为也在为自己接替许应骙的位子而作准备。
  他在擦屁股。
  这一天,康有为向光绪皇帝进呈了自己最得意的著作——《孔子改制考》。
  康有为是以商定教案法律(用儒教对抗基督教)、厘正科举文体(改革科举)、请求在全国各乡镇设立文庙、尊师保教等名义进呈此书的。在奏折里,康有为对皇帝说:“外国在中国到处建有教堂,动不动就以教案为借口挑起冲突,然后挟持国力,以兵相迫。结局则是皇上忧劳,大臣奔走,土地削割,举国震骇。愚臣我久思补救之策,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变法。而变法之道,则在于开教会,制订教会法律。”
  康有为建议让孔子的嫡系后裔衍圣公做教主(可是这个新孔教的“教义”却是他康有为阐发出来的,所谓“教主”显然只是虚衔),开设孔教会,让所有的王公士庶都入会,各省府、县一律创办分会。然后让孔教会和西方各国的基督教会交涉,共同订立“两教和约”,制订“两教法律”,以后再发生教案,就依照这些规章法律去办,这样就不会再有被逼割地赔款的危害了。
  说实话,康有为的办法可真够异想天开的。当然,救国建议的不切实际并不妨碍一个人的爱国情怀,可惜的是,尽管康有为向皇帝罗列了一大堆进呈《孔子改制考》的冠冕堂皇的理由,但仍然无法使人相信他的爱国情怀,无法使人相信他的这些自我解释。
  只要把《孔子改制考》的公开刊行本和康有为的进呈本作一个简略的对比就会发现:在康有为的笔下,实际上出现了两个孔子、两种孔教。虽然是一本牵强附会、粗制滥造的伪学术作品,但公开刊行本中的孔子在很大程度上毕竟是大同、民权的化身,进呈本中的孔子却已降格成了君权纲常的维护者。
  例如:刊行本中有一篇一千多字的序言,集中论述民权社会的高级形式“大同”。在进呈本中,康有为却将这篇序言删掉,另写了一篇主旨在于“尊圣扶教”的序言。在新序言里,康有为居然肉麻地感叹道:“(孔子道统丢失的后果)则我君臣父子之道将坠将湮,岂不畏哉!”公然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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