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17期

晚年乾隆之盛世的崩塌(中)

作者:张宏杰



  精彩回放
  
  乾隆四十七年,当全国的大臣都在大兴文字狱时,皇帝却不动声色地转向了,他向天下人郑重重申,文字狱不可扩大。这是因为,文字狱运动已经圆满地达到了目的,乾隆直世构想已全面完成。不料,就在乾隆心情大好之时,内阁学士尹壮图的一道要求废止自前实行的“议罪银制度”的折子,揭示出了盛世下的贪污腐败、财政亏空,贫民遍地、治安恶化,吏治废弛、政风懈怠等重大问题。面对如此指控,乾隆怒火中烧,无法忍受,他不相信千辛万苦打拼来的大清盛世,竟然是假象!然而,事实的确如此。
  
  一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初,66岁的皇帝第四次东巡山东。对于这个“孔孟之乡”,皇帝似乎有着特殊的兴趣,一生11次光临,其中6次是南巡经过,5次是专门来爬泰山、谒孔庙。
  与前几次东巡明显不同,这一次沿途前来接驾的王公大臣特别多。以前只是河北、山东的地方大员全数到来,而这一次附近的蒙古王公、几处盐政织造,甚至远在湖广、四川、广东的封疆大吏也唐集于此。一路之上黼黻相接,仪仗塞路,把小小的山东闹得翻天覆地。
  大员们争先恐后来到山东,并不是皇帝在途中要开什么“扩大会议”,也不是山东省政府举行什么重大活动邀请大家参加,而只是为了满足老皇帝愈演愈烈的一个喜好:收受贡品。于是,此次山东之行也成了各地大臣们的赛宝大会,每位大员的车队都是珠光隐隐、宝气四射。
  史载,乾隆皇帝在这次短途旅行过程中,收到了各式各样的礼物:
  二月十六日,在黄新庄驻跸时,蒙古阿尔善亲王罗卜藏多尔吉进了“金六十锭”,净重592两,说是预备皇帝一路上赏赐他人之用。
  6天后,还是在黄新庄,河南巡抚徐绩给皇帝进了数车衣料:“贡缎袍五十端、贡缎套五十端、宁紬袍五十端、宁紬褂五十端、杭绫一百端、汴绫一百端、貂皮一百张、乌云豹一千张、银鼠一千张。”贡缎、宁紬价值几何不得而知,不过“乌云豹一千张,银鼠一千张”的分量应该可以想象。“乌云豹”,《清稗类钞》云“狐项下细毛深温黑白成文者”,指生于沙漠地带的野生沙狐颌下的那一小块皮,“银鼠”即白貂,毛色银白而富于光泽,历来价值极昂。
  5天后,皇帝行至宝家营,湖北巡抚陈辉祖等候在此,进了一批小玩意儿:“洋磁小刀三十六把、海龙帽沿五十付、象牙火镰包三十六个。”
  总之,由北京到山东,一路之上,几乎每个驿站都有大量的贡品在等着皇上。档案里的贡品单实在太多、太长,贡品的花色、种类令人眼花缭乱,其中各式鼻烟壶、曹扇、象牙朝珠,蜜蜡斋戒牌,各式带钩、扳指儿,黄羽纱马褂、大红呢雨褂、程乡茧等等都是数十件、上百件不等。内务府派出大量的接收人员,源源不断地将这些贡品装车运回大内,数量之巨,十分惊人!
  
  二
  
  皇帝这一趟出行,可谓是满载而归。想必回京路上,御辇之内,皇帝细细把玩品鉴这些精巧玩意儿时,心情一定非常愉快。
  “进贡”是专制时代的一项定制。《尚书·禹贡》中云:“任土作贡。”也就是说,各地官员以及各藩属国以土特产贡献给天子,既满足了天子之需,“致邦国之用”,又沟通了上下感情,所以皇帝和各地官员都乐此不疲。
  从一定程度上说,清代皇帝的生活质量与贡品直接相关。
  和我们想象的不同,皇帝虽然富有四海,却并不能任意支配国库来满足个人消费。原来,清代皇帝的私人财政和国库是截然分开的。国库由户部掌管,而皇帝的私人财政由内务府掌管。皇帝的个人财富主要来源于以下几部分:一是内务府管理的皇家庄园的收入;二是内务府通过经商、放贷等方式为皇帝创一点额外收入;另外,则就靠各地给皇帝的进贡了。
  因此,大清帝国财政的蒸蒸日上并不能直接保证皇帝日常消费水平的水涨船高。一般来说,由于皇家庄园的规模有定制,内务府经营水平也有限,不管国家税收如何迅速增长,皇帝个人的收入却是基本固定的。皇帝要满足其日益高涨的物质欲望,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就是收受贡品。奢侈品的消费更是如此:一是皇帝没有钱大量购买;二是体制所限,皇帝直接派人到市场上与商人讨价还价购买奢侈品,在封建时代是不可想象的。更何况,喜爱奢侈品一直是帝王守则中的头一条禁忌,不可为民众所厨知。所以官员们进贡与否、进贡多少、贡品质量如何。大内以外的人不得而知。
  实际上,乾隆即位之初,是以拒绝接受进贡而闻名的。他曾下达诏书,说自己身在丧中,无心享乐,要求各地大臣在3年之内停止进献各种贡品。
  如果说守孝期间不接受贡品,史有先例的话,那么3年之后守孝期满,皇帝仍然不收贡品就可以看出皇帝对物质享受的峻拒态度。乾隆皇帝还下了一道谕旨,说明他不收贡品的理由:地方大臣们给我进贡,不过是想借此与我联络感情,建立情感上的沟通,“殊不知君臣之间,惟在诚意相孚,不以虚文相尚。如为督抚者,果能以国计民生为务,公尔忘私,国尔忘家,则一德一心,朕必加以奖赏,若不知务此而徒以贡献方物为联上下之情,则早已见轻于朕矣”(《乾隆起居注》)。励精图治之态卓然可见。
  那么,何以到了晚年,皇帝会一反初衷呢?
  攻守之势异也。早年乾隆处于进取阶段,而晚年乾隆对世界采取的是守势。他之所以在晚年大开纵欲之门,原因不外有二:
  一是晚境顺遂,高枕无忧。
  刺激政治家励精图治的无外乎两个因素:一是对手的存在,二是雄心的催逼。经过一生经营,到了晚年,乾隆已经消灭了所有威胁和对手,皇位之安,稳如磐石。举目四邻,世界上没有任何可以与大清抗衡的敌人,万国来朝,众星捧月,四海升平;放眼字内,也是一片安定和平。经过四十多年的恩威兼施,皇帝在全国臣民中的威信已经巍如泰山,坚不可摧:官僚机器被他调教得得心应手,贪腐基本肃清,纪律高度严明;没有权臣敢于篡位,没有儿子敢于觊觎他的权柄,太监和外戚都老老实实,底层百姓也衣食无忧,不会大规模起来造反。
  在晚境来临之际,他的所有统治目标都已经顺利甚至超额地完成:全国人,口达到近三亿,比即位之初整整翻了一番;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物阜人丰,人民安居乐业,国库存银不断增加;他一生五次普免钱粮、六下江南、完成“十全武功”。乾隆的治绩,把汉武帝、唐太宗、宋高宗、明太祖这些伟大君主远远甩到了后面,说他是千古一帝毫不为过。
  站在成功之巅,“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成功者的自豪、自得与成功后的茫然、失落一并油然而生。他可以做的事,似乎只剩下栏杆拍遍,悠然自赏了。更何况人生已经接近尾声,“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在这个时刻抓紧时间犒赏一下自己,报偿一下数十年来的辛苦艰劳,似乎也不为过。
  二是乾隆本身从来不是禁欲主义者。他从来都对物质享受情有独钟,天潢贵胄的生活使他从小被培养起了超级精细的欣赏口味。作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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