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6期

中国古代史官的气节与厄难

作者:梅桑榆



  甲国历史上有籍可考的最早一起屠杀史官的事件,发生在齐庄公六年(前548年)。齐国重臣崔杼的老婆棠姜,容貌美丽,被国君庄公姜光看上,两人眉来眼去,勾搭成奸。姜光常常趁崔杼外出时跑到他家与棠姜私会,并把崔杼的帽子赏给别人。崔杼发现后,愤怒异常,遂设计杀死了姜光。
  姜光虽然因与大臣的老婆通奸而被杀,但他毕竟是一国之君,于是齐国的太史对这一大案做了记录日:“崔抒弑其君。”崔杼一怒之下,把太史也杀了。太史的弟弟接着照写,崔杼照杀不误。结果太史的二弟仍然接着照写。远在外地的南史氏听说崔杼连杀两位史官,也毫不畏惧地拿着简册赶往都城,准备照写。崔杼见如此杀下去,不但不能掩盖自己弑君的事实,反而罪过更大,只得罢休。
  齐太史不畏强权、不怕牺牲、前仆后继、直笔写史的精神,成为后世史官的典范。文天祥《正气歌》列述正气12例,开篇第一例便是“在齐太史简”。但崔杼为隐恶而乱杀史官,却给后世史家造成精神上的威胁。可以想象,崔杼如果将手中的屠刀一直挥将下去,写史的人再多,终有被斩尽杀绝的时候,而历史的真相,也将被彻底掩盖。于是春秋时期的一些史家便开始采取口传史实的办法,或是多用“曲笔”以避祸。
  司马迁评论《春秋》、《左传》说:“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由此可见,即便是头号圣人孔丘先生在编纂《春秋》时,对于权贵的所作所为,也只能用口头传授的方式传递史实。这种史实往往传出几种说法,结果给后世的史家、学者带来很大麻烦。
  崔杼只是一朝的大臣,就可以滥杀史官;作为一国之尊的皇帝,杀起史官来就更不在话下。继崔杼之后,两眼盯着史官,动辄审查、篡改史书的皇帝不乏其人。
  东晋中叶,大司马桓温专权。桓温自恃威势,素有篡位称帝之心,曾抚枕慨叹:“男儿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海西公太和四年(369年),桓温率步骑兵五万北伐前燕,在枋头(今河南省淇县东南)遭燕军突袭,晋军大败,死伤三万余人。参军孙盛写了一部晋代史书,取名《晋阳秋》,书中如实记录了桓温在枋头吃败仗的经过。桓温这时权势正盛,废皇帝司马奕为海西公,立司马昱为帝(简文帝),紧锣密鼓地为篡位作准备。他看罢此书,大为恼怒,因孙盛已告老还乡,他便威胁孙盛的儿子孙潜说:“枋头一战固然失利,但决不像你父亲所写的那样。如果这部史书得以流传,将关系到你孙氏一门的存亡。”
  孙潜连忙叩头谢罪,说一定请父亲删改。哪知孙盛生性耿直,不畏权贵,不但不接受儿子的请求,还把他狠狠教训了一顿。诸子见老爹态度如此强硬,都跪在他面前叩头哭泣,求他为一家百余口人的性命着想,删改《晋阳秋》。没想到孙盛更怒,又大发了一顿脾气。儿子们见劝说无效,便瞒着老爹,把书中犯忌之处偷偷作了删改。
  孙家一场灭门大祸终于得免,而桓温也如愿以偿地掩盖了那段不光彩的历史。哪知孙盛早有预见,事先将《晋阳秋》的定本抄写了两部,寄往前燕收藏。后来东晋孝武帝司马曜广求异闻,从辽东得到了这部书稿的原本,桓温篡改历史的企图终于未能得逞。
  前秦皇帝苻坚,其父苻雄早亡,其母苟太后年轻寡居,与将军李威私通,且闹得众所周知,致使苻坚的出身不明。史官也记下了苟太后的风流韵事,并称李威有“辟阳之宠”。苻坚身为一国之主,身世居然有问题,当然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他生怕史官照录其母与李威的关系,给他留下不可抹去的“污点”,便不顾制度的规定,调阅起居注和史官编修的有关著作,发现其中果然有关于其母和李威私通的记录。他既羞惭又恼怒,下令将这些记录和史稿全部焚毁,并且要拿史官治罪。因负责编修史稿的赵泉、车敬等人已死,才未造成一场屠杀。由于原始资料已经烧掉,后来史官只好重新搜集资料,补写这段历史,但有关史实已十不得一,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无法解开的谜团。
  曾经做过史官的韩愈,深知修史之难、做史官之险,他在《答刘有才论史书》一文中,列举孔子、司马迁、班固、崔浩等修史者所遭厄难,大发感慨说:“夫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岂可不畏惧而轻为之哉!”天刑当然是一种迷信的说法,而人祸却是历朝难免。
  由于帝王与权臣为掩饰罪恶而乱挥屠刀,不知有多少人因直笔写史而人头落地。然而,中国古代史官所遭受的重重厄难,并没有吓倒后来者,齐太史不畏艰险、冒死直笔写史的精神气节,代代相传。在漫漫历史长河中,总有那么一些史官将身家性命置之度外,以史家应有的不屈不挠的铮铮铁骨,以对历史、对后人负责的可贵精神,秉笔直书史实,才使许多历史的真相传诸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