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第6期

穿越时空的夏商之旅

作者:刘义峰


夏代始建于公元前二十一世纪,距今已有四千多年。商代始建于公元前十六世纪,距今也有三千多年。夏商统治时间累计,长达千年。这一时间约相当于中华文明史的五分之一,是宋元明清四朝历史长度的总和。毋庸置疑,夏商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然而,由于年代久远,文献缺乏,长期以来人们对于夏商的了解非常有限。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已经慨叹:“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孔子之时距离不过几百年之遥,已有如此困境,更何论秦汉魏晋之人呢?直到十九世纪以前,我们古人夏商知识主要来源仍然是《尚书》《诗经》《史记》等有限的典籍。尽管如此,人们对于夏商的存在还是坚信不移的。上个世纪初,以钱玄同、顾颉刚为代表的一些学者,由考辨伪书而怀疑古史。顾颉刚先是对大禹质疑,进而推出层累造成的古史说,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一时间,响应者云集,人们传统的古史观念被动摇。
  历史的发展总是充满着戏剧性,在《古史辨》陆续出版前后,以整理出土文献为重点的罗王之学兴起。1899年,殷墟甲骨文首先被王懿荣鉴定。继而,刘鹗、孙诒让、罗振玉等学者相继投入到甲骨文的收集、著录和研究中。王国维则在1917年以甲骨文和《史记》对照研究,撰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两篇著名论文,对商王世系进行考订,证实了《史记·殷本纪》的可信。大规模的殷墟发掘也于1928至1937先后年进行了十五次。大量地下材料的出土和二重证据法的科学运用,极大拓宽了史学研究的视野,使得后人得以有条件超越前人,重建古史。
  新中国建立之后,古文字整理和考古发掘都取得了很大进展。与之相映,尽管出现了一些夏商史方面的著作和论文,但均不太理想,全面、系统、深入的夏商史研究著作却姗姗来迟。这里既有材料收集方面的困难,也有学术训练上的原因。改革开放以来,《甲骨文合集》和《殷周金文集成》等大型工具书先后出版,夏代和商代考古也有一系列重大发现。在这种情况下,宋镇豪先生的《夏商社会生活史》应运而生。该书1994年出版后,立即获得学术界一致好评。1995年再版,不久即已告罄。值得庆幸的是,该书的增订版于2005年10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发行。新版补充了夏商考古和研究方面的一系列新成果,并扩充调整了原书的章节,对所有章节几乎都进行了增订改写,使得图文并茂。诚如宋先生所言:“这部增订本也可以说是与初版本不同的一部新作。”这部百万字的巨著包罗万象,对夏商社会的十个方面进行了专深的研究,反映了当前夏商社会生活史的研究水平,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
  这部史学著作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四点:
  第一、以古文字、考古学、古文献为核心进行多学科交叉研究
  今天进行上古史的研究,单纯一种学术训练是远远不够的。古文字、考古学、古文献犹如上古史研究的三辆马车,缺一不可。纵观以往古史研究,能将三者有机结合的著作不多。但我们惊喜地发现,这三者在《夏商社会生活史》一书中达到了完美的统一。在全书的十章中,宋先生总是尽最大可能地搜集相关材料。这一巨大努力,是该书得以超越同时代诸多论著,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下面我们来看书中具体是怎么做的。
  本书第一章为环境、居宅、邑聚,该章共分为四节。其中,仅在第一节中,宋先生就引用古籍二十多种,涉及的文献有《孟子》《战国策》《史记》《史记正义》《逸周书》《左传》《竹书纪年》《尚书》《帝王世纪》《通鉴外纪》《诗经》《文选》《墨子》《荀子》《管子》《淮南子》《周礼》《周易》《汉书》《尔雅》等。相关出土文献,金文涉及到《豳公盈铭》《大盂鼎铭》《宗周钟铭》《亚牧鬲铭》等,甲骨文涉及到《甲骨文合集》《小屯南地甲骨》《花园庄东地甲骨》《英国所藏甲骨集》《殷墟文字甲编》《殷墟文字丙编》《殷墟文字缀合》《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殷契遗珠》等,战国文字引用了上博简《容成氏》。相关的考古遗址山西有襄汾陶寺、夏县东下冯,河南有登封王城岗、新密新砦、辉县孟庄、洛阳皂角树、偃师二里头、淮阳平粮台、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安阳殷墟、安阳洹北商城等,山东有章丘城子崖、五莲丹土、阳谷景阳冈等,湖北有大冶铜绿山、阳新港下,江西有清江吴城、新干大洋洲、瑞昌铜岭,此外还有陕西蓝田怀珍坊、辽宁林西大井等遗址。本书取材之富由此可见一斑。
  本书在广泛收集材料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对材料的综合分析。如在第四章第四节讲到夏商的骑乘情况时,宋先生引用《诗·大雅·绵》“古公直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一则材料,辅以《易传》的相关记载,在综合顾炎武和高亨注的基础上,认为“至周代,骑马出行已广泛见诸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随后,宋先生用甲骨文与《仪礼》《说文》《韩诗外传》所记两马挽引的例子,引出商代的骑兵之马“两”。继而,又引用殷墟发掘成果对商代单骑和骑兵之马的存在加以证实。最后,对高级权贵和一般贵族乘马车和骑马现象做了精彩地分析。综观全书,先生立论无不如此,总是尽最大可能地占有材料,而后加以综合、对比和分析。
  由于本书为社会生活史,蕴含丰富,因此,在广泛利用文献、古文字、考古材料的基础上,宋先生还大量借鉴社会学、文化人类学、人口学、民族学、经济学等学科的成果。如在第三章中通过对文化人类学和我国西南地区婚姻习俗的借鉴研究,对夏商的婚俗及文献的解读多有创见。宋先生利用《战国策》《吕氏春秋》《淮南子》《礼含文嘉》《吴越春秋》等文献中有关禹的记载,对夏代建立过程中,由母权制进入父权制过渡阶段末叶,婚制婚俗前后不同时期的变化色彩进行了详尽分析。例《吴越春秋》中所记“禹因娶涂山,谓之女娇,娶辛壬癸甲”一句,注引《吕氏春秋》云:“禹娶涂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复往治水。”“不以私害公”代表了对禹“娶辛壬癸甲”的传统认识,宋先生则将摩尔根的理论引入到该句的理解,“禹每隔六日即往女方氏族与涂山女共同生活辛壬癸甲四连日……”说明走访婚转为对偶婚。这种方法无疑对今后的文献研究有很大的启迪意义。
  第二,对许多重大学术问题进行了专深而又前沿的研究
  《夏商社会生活史》是一部非常厚重的学术专著,对许多问题的研究都有重大突破。我们可以截取几个视角来看一下。
  记得上大学时老师讲到,中国最早的人口统计是《国语》所记“宣王既丧南国之师,乃料民于太原”。而实际上,根据文献和甲骨文记载,早至夏商已经进行人口统计。宋先生在第二章对夏商人口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和估测,使得这一人口史和夏商史研究上的难题得以攻破。宋先生所采用的方法科学而严谨,他先是通过文献与甲骨文记载对夏商时期得人口统计之举进行了梳理。而后最具特色的是先生对于夏商人口总数的估测,他的立足点是《尉缭子》“建城称地,以城称人”。他列表对78座分属于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屈家岭文化、龙山文化时期或夏商之际的古城遗址的人口数量加以推算,使得大量庞杂而又凌乱的考古遗址“焕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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