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第6期

乐观的新实用主义

作者:孙传钊



  一、公司化的始祖与通识教育的危机
  
  在“教育产业化”这个词儿被我们深恶痛绝的今天,教育产业化、商品化的发源地的美国,仍然稳居世界第一教育大国的交椅。在大学教育方面,全球最具有学术竞争力和权威性的大学数量美国依然是独占鳌头,不见颓势。从十九世纪末开始,美国的高等教育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日益产业化、商品化,教育服务的对象从基督徒、绅士到消费者,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尽管这一个世纪中,美国的有识之士确实也不断地批判这种趋势。比如,制度经济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凡伯伦,早在1918年出版的《美国的高级学术》(Thorstein Veblen,The HiSher Learn·ing in America)一书里,就详尽地描绘、嘲笑了形形色色的大学经营中的商业现象,把大学称为“教育公司”;又如,霍夫斯坦特的《美国的反知主义》(RichardHofstadter,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1963)也批判反知性主义的美国文化传统对教育和知识分子的腐蚀;再如,我国读者也熟悉的文化保守主义者艾伦·布鲁姆的那本反对相对主义、捍卫终极真理、企图在大学重新繁荣通识教育(1iberal education,也有译为博雅教育)和人文教育(allgemeine bildung)的《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一部非通俗读物的学术著作,竟也成为那个年度的最畅销书。2001年,斯坦利·阿鲁诺维茨等学者还在呼吁:要拆除“公司化大学”,要强化“历史、文学、哲学和科学”——通识教育四大支柱。尽管有一部分知识分子顽强抵抗,守卫传统,但产业化、商品化狂飙带来的大学的“异化”还在继续从形式到内容、从头到脚地日益完善,即使在今天的美国,仍然不见有收敛的迹象。所以,不仅拥护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学者赞成高等教育这种现状,即使一边批判这种历史和现状,一边抱有改革愿望的教育家,对此也还是抱有乐观情绪,最近被翻译成中译本《公司文化中的大学》(Eric Gould,The University in A CorporateCulture,2003)的作者埃里克·古尔德就是其中一位。
  古尔德承认八十多年前凡伯伦所称的公司式的大学还有很强的生命力,并没有走向消亡的迹象,依然实行高度的官僚制(科层制)的管理,市场变化还是左右大学学科的主要依据,旧时代的通识教育几乎都转向职业知识的贩卖,“大学使命处于一种杂乱无章、向企业机会主义妥协的状态”,然而,“崇尚消费主义的公众似乎都希望这样”,趋势是不能逆转的了。当代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断言:“未来并不属于‘博学者’,而是属于专业人士”,今天技术也成了知识,因为“知识社会里没有‘知识女王’,所有的知识都是平等的”。但是,另一方面,凡伯伦早就说过,自古希腊起,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之间对抗是一直存在的,对抗内涵本身也在变化。比如希腊、罗马不也追求实用的政治、修辞教育吗?所以,古尔德劝说人们要从新的角度重新审视和阐释适应时代的通识教育。如果通识教育是通过文本、文化经验来培养良知、想象力和逻辑推理能力,培养负责任、懂得自我反省的公民的话,那么为什么不能适应今天的多元文化主义呢?即使有的商业和政治领袖今天还支持古典课程,只不过想用“罗马帝国的辉煌来提醒晚期资本主义的美国”,而教育市场只能维持公众认为必要的和有价值的东西,因为顾客是上帝。所以,今天的通识教育内容是关注真正问题的、包括实用知识在内的“综合知识”。
  
  二、新实用主义下乐观的展望
  
  古尔德虽听从了德鲁克的大学课程内容要理论联系实践的忠告,却还是认为,真要彻底走德鲁克的以市场为本的道路,最终会葬送通识教育和传统文化的延续。他转向新实用主义寻求新通识教育改革的武器——实用人文主义。尽管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由于苏联的人造卫星先上太空,使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受到了激烈地批判和冲击。然而,在有反知性主义的传统美国,人们对实用主义理论情有独钟,杜威的实用主义在二十世纪末东山再起,再现其生命力。古尔德强调只有杜威的实用主义才能在形而上学与经验主义之间搭起桥梁。实用主义教育中的实践参与不仅将自主学习与发现联系起来,也学习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协调这个民主主义社会的问题。他认为理查德·罗蒂的新实用主义的补充更加明确了真理与道德是处于偶然中进步的开放的状态,那才是新通识教育的哲学基础。我们如果读过罗蒂的《实用主义的后果》(Richard Rorty,Consequences of Pragma-tism,1982年)的话,会更加明白这个古尔德似乎一笔带过的论述。罗蒂在《实用主义的后果》文集里提出的三个命题都能成为重新寻找新通识教育,对新概念下定义的最好的哲学基础。即:1、反本质论。任何事物都可以重新描述,可以使它更好或更坏;2、反传统的知识论。反对在使用目的和个人兴趣外寻找真理和追求知识的绝对方法。任何道德与科学都是相对的,真理和道德都不是超验的,要用实践智慧(phronesis)替代理论;3、赞成历史主义的观点,任何科学研究都有偶然性。真理是创造出来的,不是被发现的。古尔德的结论逻辑推理简单地归结起来是这样的:这种新通识教育本身强调个体自由成长和对群体民主主义的追求,与美国国家追求的民主主义社会目标一致,所以一定能在探索之中不断实践。美国高等教育的使命是“使学生投入教育产业,在创造民主价值的过程中,如何获得这些民主价值。”我与好几位国内高等教育研究专业(这个专业设立也很奇怪)的中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围绕该书展开讨论的时候,他们中竟然没有一个人能读懂古尔德在最后两章中叙述的关于新实用主义的旨意。几位教育学科专业人士,竟然对大名鼎鼎的新实用主义者罗蒂及其著述一无所知。虽然近几年也有不少国内学者介绍罗蒂的著述,他本人还访问过中国。
  
  三、美国高等教育公司化的经验
  
  如果把1918年出版的凡伯伦《美国的高级学术》一书里详尽地描绘、嘲笑的形形色色被他称之为“堕落”的大学经营中的商业现象和《公司文化中的大学》前几章叙述的美国大学通识教育危机的现状相比,中国读者会发现经历了八十多年(期间还包括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两次高等教育大众化、民主化高潮)的美国高等教育,其产业化、公司化带来的弊端并没有快速地恶化,至少要比我们想象的要轻得多、慢得多。不管怎么说,美国高等教育今天依然是世界第一。若真要仔细分析原因,这个题目大得可以著书立说了。粗粗想来,从教育对个人与社会两方面的功能来看,我们就至少可以知道以下两点:一、所谓产业化、公司化、商品化、市场化,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相互竞争的基础上的。如果是存在真正的竞争的话,哪怕有点小花招、打点法制上的擦边球,甚至个别舞弊现象,也都是有限的。终究还由顾客从个人收益来做出判断和选择——筛选和淘汰,而“教育公司”的种种经营手法无非是要吸引顾客,以至为了吸引好的学生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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