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第6期

作为根基的学术研究

作者:徐雁平



  自二十世纪初期以来,随着大学和新型学术研究机构的建立,传统的文史研究已渐渐变成一种集体的事业,一些重要的研究课题,须凭藉众人之合力才能开拓新天地。然集体的事业,并不排斥每一位学者独具特色的研究,合作正是个人沉潜式的研究在学理层面上的关联。每一重要课题的展开与推进,首先要面对的是基本文献的全面梳理,以及相关研究状况的整体把握,这类工作是基础中之基础,诸如作资料长编,编辑专题目录,撰写人物年谱等等,皆是必做的前期工作;但它们常被人忽略,而多将精力投注于发表新论争占制高点方面,学术研究很可能因此沾染浮躁之气。
  四年前启动的“国家《清史》纂修工程”,预计有九十二卷三千二百余万字的规模,它在较好的学术研究背景下展开,“四库”系列丛书的辑印和一批高水准学术著作的出版,使得《清史》之编撰有一高起点。譬如,近几年先后有几种优秀的工具书面世,如李灵年、杨忠主编的三卷本《清人别集总目》(2000年)、上海图书馆编《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提要》(2000年)、柯愈春著《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2002)、张寅彭著《新订清人诗学书目》(2003)、尚小明编著《清代士人游幕表》(2005),以及近期出版的《清代人物生卒年表》(江庆柏编著,2005年12月);又听说山东大学杜泽逊正在编辑《清人著述总目》,还有杨宪在编清代士人履历总集。这些著作正营造一种求实的学风。学术研究,尤其是传统的文史研究,毕竟是少数人的事;而在这一小群体中,始终有知名或未知名的学人在做此“为人之学”,可以断言,他们的工作将为《清史》文化工程打下坚实的根基;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工作将促使整个的清史研究稳健地发展。
  人物生卒年,是人物传记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古代称之为“疑年录”,如清代钱大昕编有《疑年录》四卷,收录汉郑玄至清邵晋涵共三百六十三人,考录其生卒年份,著录其岁数;梁廷灿《历代人物生卒年表》亦是同类著作。江庆柏的《清代人物生卒年表》则为断代性质,共一百万字,收清代重要人物二万五千人左右,所谓重要,书中是指曾任重要职官者,考中进士者,有传世著作或虽无传世著作但为清代重要作家者,有突出事迹、重要影响者。二万五千人,当然不能将清代重要人物网罗无遗,但凭此利器,应能解决清人物生卒年查考方面的大部分问题。当特别指出的是,这一利器是经过千锤百炼锻造而成。江庆柏是一位朴实勤苦的学者,十几年以前他已经在这一冷僻的园地耕耘,先后参与多卷本《江苏艺文志》和《清人别集·总目》的编撰;而两种专著《明清苏南望族研究》(1999年)《近代江苏藏书研究》(2000年)也是以广征博引、考论结合见长。《清代人物生卒年表》是其人物生卒年专题研究的硕果。每一人物生卒年的断定,在字号、籍贯之外,皆标明所依据的文献,做到言必有据;因为标出所依据的文献,可为其他研究者提供传记文献的线索,也可为不同意见者留下商榷的余地。统计书后所附引用文献,传记类232种,其中合传45种,专传32种,郡邑46种,家谱60种;齿录、年表49种,杂史杂记类7种,书目类17种,丛书总集类59种,文集类1198种,引用文献总共已过1500种。这只是引用文献的数目,而实际上检阅的文献要远远超出此数。一百万字、二万五千人,平均每人四十字,字数寥寥,然皆为心力与汗水之凝聚。在浩繁的文献中考定人物的生卒年,有一箭双雕的快乐,但更多是沙里淘金的艰辛。而当一人物之生年有不同记载的同时,下断语则要小心谨慎,故而《清代人物生卒年表》书页多有脚注,备存众说、辨析疑难,以下摘抄二例:
  
  杨度生日,《杨度传》作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八日,公历为1875年1月15日;杨云慧著《从保皇派到秘密党员——回忆我的父亲杨度》(1987年上海文化出版社)作十二月初三日。又其卒年也有不同说法。《杨度传》称卒于民国二十一年冬,而杨云慧称卒子“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七日,阴历为壬申年八月十七日”,“年方五十八岁”。然壬申实为民国二十一年,公历1932年。[第24l页。按:江庆柏定杨度生卒年为1875N193Z;而1999年版《辞海》则定为1875”1931]
  袁枚卒于嘉庆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公历为1798年1月3日。袁枚生年,多作康熙五十五年,独杨鸿烈《袁枚评传》中之《袁枚年谱》,订正其生年为康熙五十四年(1715),而以方溶师所编之谱为不足据(参见来新夏《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考骆绮兰《听秋轩诗集》卷首乾隆六十年(1795)袁枚序,自署八十叟,序中亦云“余今年八十矣”,以之计算生年,亦正为康熙五十五年(1795)。故本书仍从方谱。[第604页。按:江庆柏考袁枚生卒年表为1716N1798;而钱仲联主编中华书局1996年版《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清代卷》则定为1716N1797]
  
  之所以选择以上二例,全是从袁枚、杨度为人熟知的角度考虑,可以说略有随机抽样之意;但顺手与两种权威的工具书作一比较,即发现结论的差异。差异尽管细小,但它们牵涉到一些基本知识。由袁枚、杨度去推想范围更大的人物生卒年的断定,是否也存在类似问题呢?如果我们在着手大题目时,而最基本的知识却多有闪烁不定的问题,研究得出的结论可信度如何呢?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做学术史研究的学人有“回到乾嘉”之倡导,此一倡导主要肯定“为学术而学术”的精神,同时也十分强调从文献出·发、重视考证的治学路径。乾嘉考据学为有清一代学术之所胜,故而在进行清代学术研究时,倒不妨以考据之学返而治之,如此似更易打通脉络。具体到《清代人物生卒年表》,该书承考据学大家钱大昕的《疑年录》体系,故尤当充分运用考据之法;翻检全书,可证示江庆柏已将传统的“疑年录”一学发扬光大;而他的专题研究并未以此书作了结,对清代进士的全面考订正在进行之中。在广泛考订的基础上,江庆柏还对人物生卒年考订的意义和出现歧误的原因,作出归纳总结,试图提出若干“条例”,为读书治学提供指导,这正是学术研究中的能人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
  一种高水准的工具书,无疑能为研究带来诸多便利,或有助于发现问题,据笔者自身经验以及耳闻目睹,《清人别集总目》和《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提要》已极大地拓宽了清代学术研究者的视野,一些重要图书馆的古籍文献利用率也迅速提高。《清代人物生卒表》对正在进行的《清史》纂修工程,特别是对其中的“典志”、“传记”、“史表”的撰写,将有不少推助作用;而其重要性也会在长期使用中显现出来。学术研究或文化的传承要有长远的计划,也就是说著作当求五十年、一百年后还有其参考价值,这类著作是厚实的基石,其中关键性的工具书尤不可缺少。据笔者所知见,台湾地区学者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要胜过大陆学者,譬如《乾嘉学术研究论著目录(1900-1993)》《经学研究论著目录(正续编)》《词学研究论著目录》《魏晋玄学研究论著目录(1884—2004)》(台北汉学研究中心丛刊·目录类第17种),还有包括《近代中国妇女史资料目录》在内的妇女研究文献目录四种,皆是相关专题研究的重要工具书,此种境况的形成,或许于近现代学术传统的延续有关,或许是现行的学术成果的评判标准所致。此外,传统观念中的重“著述”轻“纂辑”(章学诚《文史通义·博约中》)、重“学问”轻“功力”(章学诚《又与正甫论文》),也值得反思。我们处在一个充满偶像的时代,鲍曼(ZygmuntBauman)说偶像们遵守的是“最大限度的影响和迅速过时”的模式。(见《共同体》中译本,第84页)这种模式在文化生产、学术研究领域亦可见。昙花一现,旋生旋灭,各种偶像自有其生存的理由,不必排斥;但是作为一个正在转型的社会,作为一个拥有深厚历史底蕴的民族,如果全被速生文化笼罩,将会很快地迷失自我,成为无根的民族。在中国文化复兴的过程中,切实需要像《清代人物生卒年表》这类厚实的基石,它们不是批量生产,但能经得起时间的汰洗;它们不单是查检之工具,而且还能示后来者以治学之轨则。
  (《清代人物生卒年表》,江庆柏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2月版,150.00元)